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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家园 【文摘】十、托孤（1）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十、托孤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七月初七，汉武帝满七十岁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交待一下。如果按照现行公历来计算，从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彻出生到后元元年，一共只有68年，汉武帝怎么可能70岁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实行的农历（阴历或夏历）是一种太阴历，也就是按照月亮的运行周期制定的历法，它和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阳历或儒略历）的一年（一个太阳回归年）并不重合。我们用最简单的情况（也就是假设所有的年份都是平年，没有闰年和闰月的情况）来推算，农历的一个平年大月30天，小月29天，全年只有354天，比现行公历的一个平年（365天）整整少11天。因此从公元前156年算到公元前88年，公历的68年就比农历的68年整整多出748天，相当于农历的两年又40天。实际情况远比我们计算的要复杂得多，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农历的历法调整、设置闰月的问题。实际上用古代的历法进行回推，确实可以得出后元元年的七月初七，汉武帝刚好年满七十的结论。
自从秦始皇肇建“皇帝”称号以来，天子寿命过古稀之年的，汉武帝是第一人，可谓前无古人；在他之后，寿登古稀的天子还有六位，就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享寿85岁）、唐朝的玄宗李隆基（享寿78岁）、宋朝的高宗赵构（享寿81岁）、元朝的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享寿80岁）、明朝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享寿71岁）和清朝的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享寿89岁），可谓来者也不多。
清朝的乾隆皇帝晚年有一个很无聊的癖好，他喜欢拿自己跟古代的帝王进行比较，跟这些早已作古的君主比寿命，比子孙数目，比几代人同堂的辈数，当看到自己比那些古代的皇帝胜出一筹时，就高兴得不得了，自己给自己写些拍马屁的诗来庆贺。乾隆四十五年，他荣登古稀老人的行列，就叫属下的官员去查史书，看看历史上都有哪些皇帝享寿超过七十。他从此自称“古希（稀）天子”，治了一方“古希天子之宝”宝玺，还郑重其事地御制了一篇《古希说》。
他还写了许多首诗来歌颂自己，其中有一首为庆祝登基五十周年而作的贺诗是这么写的：“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他在这首诗里，俨然把自己看成自古以来的第一明君，连汉武帝、元世祖都不在话下。其实，在他们这七位高龄皇帝里，他充其量也只比宋高宗和梁武帝强一点，跟唐玄宗旗鼓相当（可能还稍有不如），别说汉武帝这样的大帝级别的皇帝，就连元世祖和明太祖这两位开国之君他也赶不上。他自称“汉武却非所景仰”，其实却是根本没有能力做到汉武帝那样的丰功伟业，他的“十全武功”跟汉武帝开拓西域、驱逐匈奴的事业根本没法相比。所谓“非所景仰”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然而汉武帝却没有乾隆皇帝那么好的雅兴来给自己写诗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是在惊惧不安的紧张气氛中度过的；而引起武帝如此紧张的原因，是马何罗、马通兄弟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
马何罗和马通兄弟俩之所以甘冒杀头灭门之险也要行刺造反，纯属狗急跳墙的无奈之举。而直接导致马氏兄弟谋反的导火索，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年（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夏六月的御史大夫、秺侯商丘成的自杀事件。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商丘成自杀的原因是“坐于庙中醉而歌”，就是喝醉了跑到宗庙里去撒酒疯，狂呼号歌，因犯了“大不敬”的重罪而畏罪自杀。然而此事也不无蹊跷，商丘成怎么会糊涂到跑到宗庙这样的地方去喝酒？在征和二年戾太子之变以后，朝臣人人自危的景况下，他不思自保，怎么反而自己往枪口上撞？看守宗庙的官员见了他的疯样，又为何甘冒失职之罪，不将他拦在门外，而任其闯进去胡闹？这个案子跟刘屈氂的老婆在家里搞巫祝一样，都属于疑点重重的无头案。
然而不管怎么说，商丘成的死给了马氏兄弟很大的刺激，这是很显然的，因为马氏兄弟的叛乱就发生在商丘成死的同一个月。因此可以推断说，马何罗兄弟的谋逆在商丘成事发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策划了（这一点将在下文说明），而商丘成的死则是导致他们最终下决心动手的导火索。因为在商丘成之前，江充、苏文、刘屈氂、张富昌、李寿这些或直接、或间接将戾太子迫害致死的人，一个个都被武帝铲除掉了，现在又去了一个商丘成；活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惩处的，就只剩下马氏兄弟和一个当初跟着马通打过戾太子的长安城的平民景建了。可景建只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他所应当承担的后果当然远不如马氏兄弟这般严重。这样的处境很难不叫马氏兄弟为自己的前途灰心绝望，并进而产生铤而走险，拼个鱼死网破的想法。武帝每杀一个在镇压戾太子之变中立下大功的人，就叫马氏兄弟胆战心惊一回，直到杀了商丘成，终于使他们明白命运已无可挽回，只有奋力一搏，才可能换来一线生机。
马何罗和马通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由马何罗利用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前往行宫行刺，事成后由马通发兵攻打行宫，将皇帝的扈从、卫队和随驾的大臣一网打尽，从而乱中取利。马何罗之所以如此计划，是因为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近皇帝，他做的是“侍中仆射（yè，音‘叶’）”。秦汉时代，侍中是自列侯至郎中的各级官员的“加官”，也就是在本身职务之外加的荣誉职务，犹如后世的“衔”。官员在本职前面挂上这个“侍中”的衔，就取得了侍从皇帝，出入宫廷的权利；而侍中仆射则是侍中的首长，比别的侍中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身边陪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马何罗敢于制定这么大胆而粗糙的造反计划，想必他以为自己比别人成功的机会大得太多，几乎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计划偏偏坏在一个匈奴人、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mì dī，音“密低”）手里。
金日磾本来就只叫做“日磾”，这是他的匈奴名字的音译，他入汉以后还起了一个汉人的字，叫做“翁叔”。他本来是匈奴属下的小王休屠（chǔ，音“处”）王的太子。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同年夏天，又过居延山，攻祁连山（在今甘肃祁连山脉中部），连战连胜。匈奴单于大怒，怪罪镇守西方的休屠王和浑邪王，想把他们骗来杀掉以儆效尤。二王恐惧，密谋叛匈降汉，不料休屠王临阵反悔，浑邪王就杀了他，裹胁着休屠国的兵马、部众归降了汉朝。浑邪王因为降汉有功，位居列侯；而日磾则因为父王临阵反复，不但无功，反而被视为俘虏，与母亲（休屠王的阏氏）、弟弟“伦”都被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因为日磾是匈奴人，就被量才使用，送到宫中专门为皇帝准备出行的乘舆、豢养狗马的黄门，负责给皇帝养马，这一年他才十四岁，还是个翩翩美少年。
日磾在宫中养了多少年马，史书上没有说明，班固只说是“久之”，想必也有好几年。日磾就是在皇宫的马厩里伴着那些宝马良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虽然地位卑贱，倒也不失匈奴人以马为友的本色；然而如果没有那次他与汉武帝的偶然相遇，恐怕他就要在宫中给汉武帝养一辈子马，然后默默无闻地衰老死去，埋没于宫中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奴婢之列。
有一天，爱马如命的汉武帝在游宴当中突然来了兴致，带着一大群宫人侍女前来赏马。日磾等数十名马奴牵着宝马鱼贯而行，依次展示给汉武帝观赏。经过殿前的时候，其余的马奴莫不偷偷用眼角窥视皇上和身边的美女宫人，只有日磾目不斜视，不敢偷看。
汉武帝见这个人举动跟别的人不一样，觉得挺有意思；再加上日磾是个匈奴人，相貌与汉人不大一样，明显地带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气，显得相貌堂堂；更何况他是匈奴贵族出身，即使现在身为奴仆，穿着粗布衣裳，但身上那股从小耳濡目染培养起来的贵族气质却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他身材又很高大，身高八尺二寸，换算成现代的公制约合一米九左右，站在一群养马奴隶中间显得鹤立鸡群；走过殿下的几十匹良马中，数日磾养的马最为膘肥体壮。所有这些突出的表现加在一起，汉武帝要想不注意到这个匈奴美男子，实在是太困难了。
班固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中描写金日磾为人的时候，在这里第一次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这个词很容易被读《汉书》的人忽视，然而其中却隐藏着些许深意。其他奴隶都偷看武帝和宫人，为什么独独日磾“不敢”呢？一些人据此认为在日磾身上具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或许还混杂着匈奴人在面对汉族时所特有的文化上的自卑感，因此才会没有勇气象其他奴隶那样放肆，而满足于做一个恭顺的奴婢。还有人对日磾作为一个匈奴人，居然汉化得如此彻底，特别是对其效忠人主的程度令汉族的大臣也自叹不如津津乐道，以此作为对汉朝以礼仪之邦教化蛮夷的成果意淫不已的理由，来满足自己“天朝上国”优越感的虚荣心理。
其实日磾何尝“不敢”放肆？他之所以不肯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的见识比其他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奴隶们高出何止十倍。出身贵族之家的日磾必定深知“礼节”的重要，象他那样的人，即使身为奴隶，也一定在骨子里保持着贵族的骄傲，不肯做出有失身份的行为；更何况，作为一个匈奴人，他未必就象普通的汉人那样对他们的皇上如此崇拜、景仰。对于最高层政治人物的陌生和神秘感，对一个曾经做过休屠王太子的高层政治人物来说应该是不存在的。
于是，日磾就以他惯常的姿态，不卑不亢（或许这个词才是用来形容日磾此刻神态的最恰当的词汇。如果他此时表现得慌里慌张、形态猥琐，武帝顶多会对他的丑态一笑置之，是不会对他刮目相看的）、目不斜视地从汉武帝跟前走过，就象一个匈奴的骑士在出征前高傲地牵着战马从他们的单于跟前走过，接受检阅。
武帝本来就喜爱壮士，一见之下就被他的不凡所吸引，于是召他上前问话。日磾从容应对，武帝愈发引以为奇，当时就赐他衣冠沐浴，拜为黄门令属下的马监，专门负责把他自己的养马方法教示其他的养马奴隶，让他们照此来饲养马匹。其实，就从此事来看，也能看出金日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能安守本分地把马养得如此好，最终凭此取得富贵功名，固然是依靠了匈奴人终日与马为伴、熟悉马性这样的“本钱”，可若不是他把心思用在养马上面，照样不能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这就叫做“君子求达，取之有道”。中国灿若星河的历史人物当中，不乏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能人”，象周文王姬昌、越王句践这样的人就是，金日磾也是他们这一类人。这个人的耐性、志向和颇识大体，确实表明他是一个能担当大事的人，汉武帝后来之所以放心地将太子托付给他这个外国人，也是看中了他这一优点。
汉武帝因为当年霍去病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的缘故，赐日磾姓“金”，从此日磾就有了汉姓，还按照汉人的方式起了一个字叫做“翁叔”。中国汉人的“金”姓有三个较大的来源，其中一支就源于金日磾，他是这一支金姓人的始祖（其余的两支，一支要追溯到上古时的少昊金天氏，传说他就是帝尧的兄弟“挚”；另一支则是五代十国时，江南吴越国内的刘姓人氏为了避吴越国王钱镠的名字“镠”而改“刘”姓为“金”姓。因为“镠”和“刘”同音）。
金日磾一路升迁，做到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汉武帝很喜欢他，他为人做事又谨慎，未尝有过过失，武帝就越发信任宠爱他了，动辄就赏赐千金，出行的时候喜欢让他同车陪乘，在宫里的时候也总让他在身边侍从。一个匈奴人在皇上面前这么得宠，那些汉人大臣们怎么受得了？于是就叽叽喳喳地发牢骚议论说：“陛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胡人小儿，竟把他看得如此贵重！”汉武帝听到这些议论，反而更器重日磾了。当初他对待卫青也是这个样子。卫青是骑奴出身，给平阳公主赶马车，地位跟金日磾差不到哪儿去，或者比金日磾还要低一点儿，毕竟金日磾侍候的是皇帝。汉武帝就依靠这些出身下层的壮士建立伟业，这也说明他看人的眼光没有贵庶等级的偏见，确实有独到之处。
日磾的母亲教导日磾和他的兄弟金伦很有法度，武帝知道了以后好几次嘉奖她。金老太太死了以后，武帝下令在甘泉宫张挂她的肖像，并在画面上题示“休屠王阏氏”几个字。日磾见汉武帝如此礼遇自己的亡母，心里感激不已，每次到甘泉宫办事的时候，见到母亲的画像都流泪不已，跪拜了好大半天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匈奴人或许比汉人更看重朋友之间的情谊，所谓“英雄重英雄”，汉武帝用这样的手腕来笼络日磾，这份知遇之恩的隆宠，更叫日磾对他死心塌地地效忠了。
家园 【文摘】十、托孤（2）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日磾的两个儿子都受武帝宠爱，视为嬖幸的弄儿，可以在武帝面前放肆地嬉戏而不受责怪，尤以他的长子为甚。有一次，这个大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从背后抱住了武帝的脖子。武帝并不以为意，日磾却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儿子的这一举动很容易被侍卫们误会为是想扼杀皇帝的行刺行为，在宫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把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吓得松了手，边跑边哭着说：“老爷子发怒了！”汉武帝大概很久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天伦之乐，因此对弄儿的举动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责怪日磾说：“你怎么对我的孩儿发火呢？”
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依然恃宠而骄，行为举止轻佻无礼，也算是应了那句老话叫做“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有一天，他居然胆大包天到公然在殿下调戏宫女，恰巧被老父撞见。金日磾自小在匈奴王庭出生长大，又在汉朝的官场中浮沉半生，几十年来眼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一幕幕伴君如伴虎、朝臣互相倾轧，以致引来杀身之祸的惨痛故事。他既厌恶儿子淫乱，更担心这个不肖之子给家族带来灭门的惨祸，就用了壮士断腕的办法，亲手杀了这个逆子。
这件事给汉武帝知道了，当时就龙颜大怒。金日磾却不慌不忙，一面叩头请罪，一面向汉武帝陈说杀子的缘由。汉武帝无可奈何，到底还是怜惜那个稀里糊涂丢了性命的孩子，为他伤心流泪了好一阵子，但内心里却更加敬重日磾的人品了。从此以后，日磾更见宠信，身为外国人，却取得了出入宫禁的权利，成为武帝身边的亲信。
当马何罗兄弟紧锣密鼓地策划叛逆谋刺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的举动引起了心细如发的日磾的注意和警觉。作为武帝身边的亲信，他熟悉朝中的大小事务；经过对前因后果的一番仔细推敲之后，他不会不从马何罗兄弟的诡异行状中嗅出什么异样的味道。他见马何罗每日里神志有异，就起了疑心，私下里暗暗防备着，窥视对方的动静。他每天老是跟着马何罗一起进进出出，几乎可以算是寸步不离左右，弄得马何罗老是没有机会下手。然而马何罗也觉察到了金日磾在盯着他，心里一忌惮，就更不敢稍有异动。这一耽搁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据此推测，他们兄弟俩开始策划这一阴谋，一定是在商丘成自杀之前很久的某个时间。
然而虽以金日磾心思之缜密，防范之周到，还是出了纰漏，让马何罗兄弟钻到了空子，差一点酿成惨祸。原因就在于夏六月汉武帝临幸甘泉宫附近的林光宫的时候，金日磾恰好病了，虽然病得不严重，可也没办法再象往日那样陪着马何罗一起侍候汉武帝，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躺着养病。马何罗隐忍了很久，见到这个好机会怎么肯轻易放过？当天晚上他就伙同两个弟弟重合侯马通、马安成矫制（就是假传武帝的命令）溜出宫去，一起杀了军中的使者，发兵埋伏在林光宫附近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马何罗就入林光宫，准备执行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计划——行刺汉武帝。
这个时候汉武帝还没起床。金日磾倒是起来了，正准备解手，向厕所的方向走去。《汉书》说他这个时候突然“心动”，就是下意识地心里突突地跳了一下，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直觉”吧。他有什么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呢？史书上没有点明。或许马何罗“矫制夜出”的宫室就是林光宫，因此当金日磾从守宫门的卫士口中得知平时老在皇上身边晃悠的侍中仆射昨晚竟然一反常态地匆匆出宫而去，可能下意识里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而平时着意留心马何罗一举一动的金日磾随口向守宫门的卫士打听马仆射的去向动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限于史料记载的含糊简略，我们也只能这样妄自揣测而已；真实情形如何，还是一团雾水。然而就因为金日磾的这次“心中一动”，就消弥了一场血腥政变，不可谓不神奇；后来的好事者们难免又要将这归结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天佑皇汉”之类的神异了。
金日磾预感到要出事，于是立即赶到武帝的寝宫，坐在内殿门口。不一会儿，马何罗袖子里裹着白刃从东厢房上殿，陡然见到日磾如门神般威风凛凛地坐在门下，毫无思想准备，顿时脸色大变，快步小跑，直趋天子卧室而去。
但凡心里有鬼的人，神经总是难免高度紧张；再加上马何罗陡然见到最不可能出现的对手出现在自己面前，一时方寸大乱，惊惧之下就更容易出错。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慌不择路，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墙上的宝瑟，引来乐音大作。这就叫做“越小心越出错”，马何罗当时的表情，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呆若木鸡”，而班固只用了一个字——“僵”，就把他这副表情刻划得活灵活现。他当时一定也“面如死灰”，心里千百遍地哀叹“这下子可完了！”
本来金日磾只是怀疑马何罗怀有异志，并没有抓到真凭实据，现在见到马何罗鬼鬼祟祟的慌乱模样，又听到武帝卧室内传出瑟音，立时便追了进来，一把抱住马何罗，大叫道：“马何罗造反了！”马何罗听见金日磾这么大声嚷嚷，无异于耳朵里打了个闷雷，也陡然清醒过来，挣扎着想要逃跑。无奈日磾身高力大，两个人挤作一团，扭打起来。
本来老年人睡眠就少，再加上这几年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汉武帝头疼伤心不已，想必他每天晚上也睡得不好。因此金日磾这么一叫，武帝当时就惊醒了。左右侍驾的卫士听到喊声都拔刀赶过来。他们见金马两人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想要插手又实在找不到准头，就准备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个人都剁成肉酱，反正里边有一个是反贼，准错不了。倒是汉武帝心思细密，吩咐卫士们退到一旁观战，唯恐他们刀剑没眼，误伤了金日磾。
两个人斗了一会儿，日磾的匈奴人强悍的体格逐渐显出了优势。他一把揪住马何罗的头颈，将他摔到地下，卫士们一拥而上，将马何罗捆得严严实实。马何罗吃不住武帝手下那帮如狼似虎的酷吏的严刑，不一会儿就将全部计划和盘托出。于是武帝顺藤摸瓜，令侍中附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发兵讨伐，将还懵懵懂懂地埋伏在行宫左近等候消息的马通、马安成一网打尽。
金日磾救了汉武帝的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汉武帝更看重他了。而金日磾也颇知韬晦，一如既往地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他在汉武帝身边几十年，从不逆着眼光看人（也就是从不低着头，翻着眼珠，从下往上打量人。那样看人被认为是对别人不尊重的表现）；武帝赏赐宫女给他，他也从不接近她们。武帝又想纳他的女儿入宫，如果放在别人那儿，那肯定是欢天喜地、老泪纵横地山呼“谢主隆恩”了，可金日磾却偏偏不肯答应，怕的就是将来女儿入了宫，发展成外戚的力量，给自家招来祸害（在这一点上，他比老想着把女儿送进宫当皇后的霍光强多了）。汉武帝见他比那些汉人大臣们为人还要谨慎十倍，心里更感到既惊奇又敬佩，就下了决心，把小儿子弗陵托付给他和霍光辅佐。
汉武帝经过马何罗行刺未遂事件的惊吓，身心更是摇摇欲坠，如风前残烛，随时都可能倒下。因此摆在他面前的两道难题就愈发显得紧迫，需要他当机立断，尽快做出决定。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由谁来继承皇位？”；另一个是“由谁来辅佐新的皇帝”。而后一个问题跟前一个问题紧密相关，选择不同的继承人，就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配备、整合不同的辅政大臣班子。
武帝的六个儿子，在上一年本来还剩四个，可就在后元元年的正月里，昌邑王刘髆也病死了。武帝这会儿只剩下三个儿子还健在，就是燕刺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兄弟和钩弋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弗陵。然而武帝不喜欢燕王、广陵王兄弟俩，所以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立弗陵做太子。然而弗陵这一年只有八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娃娃，该把他托付给哪些臣子，又把这些人各自安排在什么位置上，才能让他们既做到人尽其才，又能相互制衡，不至于威胁到皇权和年幼的皇帝，产生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尴尬局面？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在首席辅命大臣的人选上，他选择了霍光。
霍光，字子孟，河东郡平阳人，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兄弟。霍光的父亲霍中孺（《汉书•霍去病传》里写作“霍仲孺”）年轻时曾以县吏的身份在平阳侯曹时（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家里当差，与平阳侯家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霍去病。这个卫少儿，就是卫子夫和卫青姐弟俩的姐姐。
说起来平阳侯曹时家的家风似乎很成问题，他家里的小吏和侍婢通奸似乎很成风气（可能在其他的王侯府第，这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象这种风流韵事在《汉书》里屡见不鲜，不但奴仆们习以为常，就连主子中间也有不少和身份比他们低的家奴私通的。象汉武帝就曾取笑她的姑姑窦太主，戏称她的男宠董偃为“主人翁”）。象霍去病的舅舅卫青，也是一个叫郑季的人以县吏身份在平阳侯家里当差的时候，和平阳侯家的女僮卫媪私通生下的。卫媪生了三女四男，就是卫君孺、卫少儿、卫子夫三姐妹和卫长君、卫青、卫步、卫广四兄弟。卫家的孩子们父亲各自不同，他们全都随着母亲姓卫。
霍去病出世的时候，卫家还没有得势，因此霍中孺跟卫少儿一夕风流之后，也没有将两人的这个骨肉放在心上。就象当年郑季扔了卫媪一样，他在平阳侯府的差事结束以后，也回家娶妻生子，跟卫少儿再没有什么往来。霍中孺生的这个儿子就是霍光；而卫少儿在卫子夫立为皇后以后，很可能是经武帝或卫皇后做的媒，也带着儿子霍去病嫁到了詹事陈掌（开国功臣陈平的后裔）的家里。
霍去病此前对自己的身世一直不知情，只到成年以后才知晓生身之父的姓名，无奈他戎马倥偬，一直没有机会向母亲问明详情。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的时候，他以骠骑将军的身份领军从代郡、右北平出击匈奴，路过河东，在平阳县驻留的时候，才派人去把霍中孺找到下榻的驿舍来，父子相认。虽然老父无情，霍去病却孝顺到底，给父亲置办了丰厚的田产、宅园、奴婢，出力甚巨。直到诸事具办完毕部队才开拔，归来的时候又特地经由平阳返回长安。霍去病将平生仅有一次谋面的异母弟弟霍光带到长安去发达，这时霍光才十几岁，年纪跟刚入宫时的金日磾差不多。
霍光随着陌生的兄长来到陌生的长安城，从此就在这座国际性的大都市里一直住到去世。霍去病保举他担任郎官（这是一种泛泛的说法。光禄勋属下的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等都统称为“郎”。郎官的职责是作为皇帝的亲信侍从，皇帝外出巡幸时卫护侍驾，入则备赞顾问或差遣），不久又升迁为诸曹的侍中。所谓诸曹，就是左右曹，负责内廷的机要秘书工作。霍去病去世以后，霍光又先后迁为奉车都尉（光禄勋的属官，掌皇帝乘舆）及光禄大夫（光禄勋的属官，掌议论）。武帝出行时霍光执掌车马，在宫内则随侍左右，很见亲信。霍光出入宫禁二十余年，始终小心谨慎，未尝有过差错。
从霍光的履历表来看，他前后所担任的都是在皇帝身边赞襄机要的秘书一类的官职。为了让大家对武帝托孤时朝廷的政治格局和霍光辅政集团的政治背景有一个更加清晰和透彻的认识，这里有必要对“侍中”一类的职官，也就是所谓“中朝”或“内廷”的来历做一点必要的介绍。只有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对汉武帝为顾命大臣班子所作的人事安排有一个更加透彻的认识。
“中朝”（又称“内廷”）的产生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平衡、相互斗争的结果。所谓“中朝”或者“内廷”，是汉武帝设置的由身边的机要秘书班子组成的一个幕僚小集团，它是相对于外朝的“大朝廷”而独立存在的一个“小朝廷”。皇帝通过咨询身边的这些机要秘书们来对军国大事作出决策和发号施令，保证皇帝对国家政策的独裁。汉武帝通过设置中朝的办法，架空了以三公九卿为主体架构的外朝官僚集团的权力。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上，相权和君权始终是一对矛盾，汉代也不例外。汉初丞相的权力极大，日常政务、中枢决策、人事任免，大小事务皆决于丞相，皇帝只能坐在一旁“垂拱而治”。惠帝、吕后时的丞相尚有左、右之分，到了文帝朝将左、右丞相合二为一，设置独相，丞相的权力更是大到无以复加。在汉高祖去世以后的十几年间，朝廷以吕后所居的长乐宫（因为在长安城的东南，又称东宫）为实际的政治中枢，还存在着以吕后代替汉惠帝理政的所谓“东朝政治”，皇帝想有所作为就更困难了。所以曹参就劝汉惠帝学习上古时的唐尧，行黄老治国之术，“束手垂拱而治”。
君小相大的矛盾，在文景强调“无为”的时代尚能相安无事，但到了武帝一朝，权力集中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手中的事实，与武帝奋发有为的进取心态越来越难以调和。为了实现政由己出，并进而保证政令的上通下达，达到将皇帝的意志全面无误地贯彻到全国的目的，武帝遂决心抛开外朝，另起炉灶。
家园 【文摘】十、托孤（3）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关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这种矛盾，《汉书•田蚡传》所载的一件事即可作为形象的注脚。田蚡是汉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也就是汉武帝的舅舅。他担任丞相的时候，汉武帝年纪尚轻。有一天田蚡入宫奏事，在武帝跟前滔滔不绝地谈了老大半天，推荐了一大堆自己的私人担任朝廷的大小职务，其中甚至还有从平民直接担任二千石（郡守一级）级别的官职的。武帝就问他：“丞相任命官吏任命完了吗？我也想任命官吏呢！”意思是叫田蚡给他留几个位子，不要把所有的职位都安排满了人。武帝的话明显是调侃讽刺田蚡，借机发泄对掌握大小官吏任免权的丞相权柄之重的不满。
汉武帝建立中朝所采用的办法，是网罗一批中下层的精英人才集聚在自己周围，通过给他们在职外加衔的方式，用这批小官吏组成一个参与筹谋、策划军政要务的小集团，形成供武帝自己决策时备赞顾问的秘书班子。
集聚在武帝身边的这批近侍之臣，大都不是从外朝的官僚集团中按照资历功勋升迁而来，而是通过征召贤良对策等方式直接从民间选取，或者直接从中下层的吏员、甚至宫廷的奴隶（象金日磾那样的）中提拔而来，也就是说这批人都是汉武帝的“私人”，汉武帝通过对他们进行打破常规的提拔擢升，使他们迅速取得富贵名禄的方式在他们中间树立恩信，可以确保这批人对他的忠心。这些人以庶僚的职务（庶僚就是职位很低的中下层官吏），通过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而成为武帝身边的近侍之臣。这些人名为侍臣，实际上参预机要，赞襄谋划，其作用相当于幕府之于将军，是一个参谋机构。中朝的官员虽然职位不高，但能出入宫禁，常在皇帝左右，与皇帝的关系显然要比三公九卿这些外朝的官员密切得多。皇帝的旨意，大多通过中朝的侍臣层层传达到下面去执行。外朝的官员们虽有很高的职位，却无实权，反而只能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一般性日常政务。
中朝成立以后，一些重要的政事不再象汉初时那样，由皇帝召集三公九卿，在朝堂上进行廷议，公开辩论然后形成集体意见，再拟成旨意颁布实行，而是皇帝自己关起门来，在宫廷内部听取中朝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然后自己乾纲独断，形成既定的旨意颁布执行。这样一来，国家政治的决策就避开了外朝，不再需要得到丞相的许可，从而将其权力架空。中朝和外朝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中朝的官员只是一个幕僚顾问机构，没有象丞相那样的干涉皇帝决断的权力；而外朝廷议时，如果丞相反对，皇帝的意见说了也是白说，是没有办法付诸实施的。
汉武帝通过用中朝的小官来管外朝的大官的办法，达到了用内廷来抗衡外朝的目的。作为君权的代表的内廷，其官员职务都不高，便于皇帝控制；但是他们掌握着实权，在朝廷中的实际政治地位又在外朝那批高官之上。这样一来职低而衔高的内廷就能和职高而衔低的外朝互为犄角，相互擎肘，避免出现某一方势力过大而危机皇权的情况出现，实现了君权和相权的平衡。从汉武帝创立中朝的巧妙构思来看，他的确是精通权术的个中高手。
有汉一代，丞相以惠帝一朝的曹参活得最滋润，既有实权又可以不做实事，只是“萧规曹随”地整日喝酒胡闹；而以武帝一朝的丞相最为郁闷和凄惨，善始而又能善终的不多。然而汉武帝仍意犹未尽，他任命刘屈氂做丞相的时候，还想把丞相一职一分为二，恢复汉初的左、右二丞相制度，进一步削弱相权。
从汉高祖到武帝前期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丞相最风光鼎盛的时代。到了武帝绞尽脑汁搞出了中朝这样一套与外朝并行不悖的行政系统，丞相多少就有点委屈了。跟着丞相一起倒霉的还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作为实际上的副相，拥有和丞相差不多的决策权力，就是所谓“政令出于两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虽然它的本职仍是负责监察、弹劾官员的贪赃不法行为。中朝政治出台以后，御史大夫作为陪绑的牺牲品，也被中朝的那批小官们夺走了实权。至于太尉一职，在汉朝屡有废置，并不常设。武帝曾在继位的次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复置，以田蚡为太尉，次年又废去，以后不再设置。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设置“大司马”的头衔作为将军的冠号，同时授予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让他们相互制衡，这样连太尉的兵权也被大司马夺走，被赶到架子上晾了起来。
随着中朝政治的崛起，一个原来在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小机构的地位就变得日益重要，逐渐脱颖而出，成为朝廷的重要机枢，它就是“尚书”。
尚书作为官署机构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当时又称为“掌书”。“尚”就是“执掌”的意思，因此“尚书”和“掌书”其实是一个意思。尚书在秦代是少府的属官，秦朝时在殿中置四名小吏，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皇室的图籍档案，故而称为“尚书”。西汉沿袭秦制未改，尚书仍然属于少府。尚书的职位在汉初很低，它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地位并不比其它几“尚”更高。就从六尚的名称中我们也能看出这时的尚书是个什么性质的职务，它属于宫中的礼仪性机构。
尚书在武帝朝崛起，可以说是上应“天时”，下凭“地利”，绝不是偶然的。所谓“天时”当然就是指的武帝改革政制，设立中朝；而“地利”则是由于尚书藉掌收启文书、省阅奏章之便，熟悉政事，因此具有内廷其他机构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能够在皇帝左右应对策画，行赞襄计议之事，后来又得到了传达皇帝诏命的权力，地位更加显赫。
最初时，武帝在后庭游宴，百官公卿不得入内。为了便于出入宫禁，武帝多以宦官来担任尚书事务，称为“中尚书令”，简称“中书令”（所谓“中”是指“中官”，也就是宦官。由士人担任尚书职务时称为“尚书令”）；由于又兼任传达诏令的谒者之职，所以又称为“中书谒者令”，成帝时改称“中谒者令”。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到郡邸狱去杀犯人的郭穰担任的职务“内谒者令”。
中书令是司马迁受了宫刑之后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的书上说秦朝时的赵高也担任过中书令，但实际上《史记》里记载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而不是中书令，那个时候中书令一职还没有产生。中车府令是掌管皇帝出行乘舆一类职务的内官。近来旅日的中国学者李开元先生提出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他认为秦始皇陵出土的二号铜车马（皇帝乘坐的“安车”）上的御官俑，就是赵高担任的中车府令的形象。至于二号铜车马的御官俑是不是赵高本人的形象，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针对御官俑蓄有胡须的事实，李先生又提出赵高其实并非阉人的惊人观点，其真实性如何，有待于秦汉史学家们考证明白。
虽然尚书最初多由宦者担任，但仍有少量士人任尚书之职，如张安世在汉武帝朝、五鹿充宗在汉元帝朝都曾以士人身份担任尚书令。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先后出任中书令，“权倾内外”，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引发朝臣的严重不满，纷纷上书质疑任用宦官典尚书的制度。由于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到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终于开始专用士人担任尚书。
由于尚书在武帝朝后期已经成为朝廷的机要所在，所以开始出现掌握实权的朝廷重臣“领尚书事”的惯例。所谓“领尚书事”是指非任尚书职务的其他官署的官员兼管尚书机构的政务，汉代称兼管他官而不兼其职者为“领”。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就是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领尚书事，将军政大权都抓在手里。这是汉朝权臣领尚书事的肇始。自霍光领尚书事始，尚书机构的权力就从尚书令手中转移到了朝廷权贵手里，后来的王凤、王莽专权，走的也是霍光这条“一手抓笔杆子、一手抓枪杆子”的路子。除了领尚书事以外，西汉还有所谓“省尚书事”、“视尚书事”和“平尚事书”，也是兼管尚书事务的性质，不过不如领尚书事权重。
到了东汉，三公尸位，权力遂下移到尚书台。而这时的尚书台虽然仍是少府的下属机构，却早已不再是那个简陋的小机关，而是分六曹而理事的完备机构；尚书台的属员，也早已不再是秦朝时仅有的区区四名小吏，而是膨胀成为拥有令、仆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六人（每曹一名尚书）、侍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令史二十一人（每曹三人，后又增“剧曹”三人，一共二十一名令史）的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成为政府的中枢所在，因此又号称“中台”。所以章帝时韦彪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至于后来魏晋时尚书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尚书省，又有中书、门下两省冒出来与尚书省分庭抗礼，并进而演变成隋唐的三省六部制，那又是后话了。
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个特点就是追求权力的平衡。象中朝和外朝相互制约的政治架构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杰作。从理论上来说，中朝和外朝相互牵制，可以防止任何一方的权势畸形发展到失衡的地步，危及到政权的安危。
因此，我们现在对汉武帝留给儿子弗陵的辅政大臣的人事安排，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从而明白他的一片苦心：武帝留给儿子的五位辅政大臣，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侍中附马都尉金日磾和侍中骑都尉上官桀，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中朝官员；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居于外围，他们是外朝的首脑。
从表面上看，武帝留给昭帝的是一个内廷和外朝官员各半的混合班底，武帝似乎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然而仔细研究这个班底内部各成员的职衔和所处的地位，仍能让我们透过表象，看到隐含在其中的深意。
武帝留给儿子的这个五人班底中，霍光是最关键的人物。本来作为首辅的人选，从个人品性上来说最让武帝放心的应该是金日磾。他忠心而且谨慎，行事光明磊落，没有汉人那么多弯弯肠子，又颇懂为人处事和折冲御侮之道，把太子交给他是最让人放心的。但是金日磾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的匈奴人的出身。且不说汉武帝内心里会不会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小家子气的想法，首先在下边群臣的舆情这道关口，金日磾就闯不过去。汉武帝深知要让手下那群臣子心甘情愿地跟着一个匈奴人办事是肯定办不到的，那样会让这帮老爷们觉得有失身份和体面；更何况这些人平时在武帝跟前也没少说金日磾的坏话。除了自己，没人镇得住这些元老宿臣；而对于目前百业凋蔽、再也经不起穷折腾的大汉江山来说，上层统治集团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辅臣班子发生分裂甚至引发动乱，对于帝国的伤害将是致命的，武帝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金日磾再优秀再忠心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首辅顾命大臣了，因此退而求其次，他选择了霍光。
本来汉武帝选择霍光作为首辅托孤大臣，让金日磾作为副贰，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折衷之举。以他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出霍光心计之深而兼野心勃勃，这样的人作为他的托孤重臣是不可能让他放心的。但以目前的实际情况，也实在找不到比霍光更合适的人选了。他看中霍光的原因，可能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忠心”，而是霍光的“能干”。霍光是一个很有才干也很有手腕的人，兼之长期在武帝身边参赞机要，熟习庶务，把儿子交给他，应该说没有什么事情摆不平。霍光在朝廷的名声很好，也素有人望，虽然在品性上比金日磾差一个档次（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个人修养和胸襟真的是和金日磾差一个档次），但他是汉人，仅凭这一点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金日磾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换不来的那些汉人大臣们天然的好感。再加上霍光平时韬光养晦，待人谦和，持身又极正派，又不仗着是皇帝的宠臣而趾高气扬地欺压别人，为他在同僚眼里加了不少印象分，可谓众望所归。因此汉武帝的如意算盘，是让霍光出来领班，而金日磾则不出头，低调地以霍光副手的身份一同辅政。只要有金日磾作为掣肘存在，霍光就不敢胡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计划得如此周详，却没算到金日磾享寿不永，在他去年一年多以后就以仅仅49岁的英年命赴黄泉，让他这一番苦心悉数化为泡影。
至于另一位托孤重臣上官桀，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武帝把他拉进来，可能只是为了平衡的需要。深谙权术的汉武帝不会不知道三角形的权力关系是最平衡、最稳定的权力关系这一道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那么剩下的那一方可能就会造成权臣擅政、危及皇室的可怕局面；可如果三位辅臣互为犄角，那么其中的任何两方在争权夺势的时候都要忌惮第三方环伺在旁得渔人之利，必然不敢轻举妄动，权力的平衡也就不会轻易遭到破坏，这样的局面对于皇室来说当然是最安全的。三国末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两路大军伐蜀，又派卫瓘为监军，居中调处二将的关系，就是这个道理。《汉书》的作者班固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为汉武帝的三位托孤大臣立传的时候，将霍光和金日磾合为一传，却把上官桀的传记抽出，单独放进《外戚传》，虽则霍光也同样是外戚。
家园 【文摘】十、托孤（4）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上官桀的发迹史也很有意思，他和金日磾一样，也是因养马而为汉武帝所识。所不同的是，金日磾是因为养马养得好而被汉武帝赏识，而上官桀却是因为把马养坏了才有幸结识天子。
上官桀是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少年时在羽林卫（汉代的皇家卫队）中作期门郎，这是一个掌管皇帝出行时卫兵出入警戒的小官。有一次他跟着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到大风，车马难行，于是随行的侍从解下笨重的车盖交给上官桀保管，以减轻车舆前进时的阻力。上官桀很有能耐，他扛着又大又重的车盖居然还能健步如飞，顶着狂风也能跟得上车队前进的节奏；遇到下雨的时候，便十分乖巧地将车盖装上，给皇帝遮挡风雨。武帝见这个人很有些本事，做事也乖巧伶俐，就把他提拔作太仆下面的未央厩令，让他掌管未央宫的马厩。
可能是上官桀对于这一番卖力的表演未能为自己在皇上面前讨得更好的差使有些愤愤不平，养起马来便远不如日磾那么敬业，每天只是混混日子而已。皇上来看马的时候，他或许表现得很勤奋；一旦皇上没空来不了，他就趁机懈怠偷懒。恰好有一次汉武帝生了病，耽搁了好多天没到马厩来。等到病好了来看马的时候，见到宫厩中的马匹大多瘦弱不堪，气得火冒三丈，指着上官桀的鼻子骂道：“你这个未央厩令大概以为我不能再来看马了是吧？！”当即准备以渎职的罪名把他下狱论处。
上官桀见皇上动了真怒，忙不迭地叩头认错，这个时候他的急中生智救了自己的性命。他一边叩头如捣蒜，一边分辩说：“臣听说皇上圣体不安康，日夜忧郁恐惧，心思确实不在养马上面。”他也的确很有表演才能，话还没说完，早已经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了。班固说武帝见这个臣子为了自己的小疾而伤心落泪，也很为他的忠心所感动，产生了亲近之感，把他调到身边做侍中，不久以后干脆提拔他做太仆，让他全权打理皇帝的乘舆车马。然而上官桀这番推脱之辞是不是真的感动了老奸巨滑、阅历无数的汉武帝实在很难说，也许武帝更欣赏的是他的乖巧和急智，而不是他那一番肉麻表白的“忠心”。
上官桀做了侍中，与同为侍中的霍光和金日磾成为同事，三个人常有机会见面。他趁机结交霍光，让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长女，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昭帝朝的时候，每回轮到霍光休假，上官桀常常代替霍光行使裁决政事的职责。
除了仿照内外朝的架构组织顾命大臣班子，在核心层次上玩权力平衡的把戏以外，汉武帝架构顾命班子的外围同样不马虎，就是在对田千秋和桑弘羊两个人的人事安排上，也同样有玄机可寻。田千秋位忝丞相，表面上位高尊崇，但无论其资历、才干还是在朝廷中的人脉，都在桑弘羊之下，加上田千秋秉性谦和无为，遇事从不出头，是一个善于和稀泥的老好人，因此桑弘羊才是实际上的外朝首领。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有为之君，既然要大有作为，身边自然就少不了一群跟他们的主子一个鼻孔出气的大有为之臣，这一批人为数还不算少。这群人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太好，人们给他们贴的标签是“深酷用法之吏”，其实重用儒生之外的奉行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市井逐利之徒和酷吏，正是武帝一朝的特色。他们向武帝兜售的治国之术，一是积极向外用兵扩张；二是与民争利，由国家向老百姓征派重赋以扩充财政，满足武帝用兵及其它各项私欲的需要；对内则主张对老百姓采用严刑峻法。这些全都是扰民乃至害民的政策，因此向来遭到儒生们的激烈反对。桑弘羊就是这一批人的代表。作为汉武帝的对外扩张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执行者，两朝元老桑弘羊和他背后的官僚集团的势力在朝廷上下具有不小的能量（后来上官桀作乱的时候拉桑弘羊作为外援，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因此汉武帝让田千秋位居桑弘羊之上，也隐有牵制桑弘羊的目的。不过桑弘羊是汉武帝的私人，对于桑弘羊提出的财税奏议，汉武帝几乎是言听计从，有时甚至是到了即使其他所有人都反对，也要力排众议地独挺桑弘羊的地步，可见他对桑弘羊宠信之深。作为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汉武帝自然不希望外朝的力量过于强大，成为妨碍自己达到既定目标的掣肘，因此他才会千方百计地削弱外朝的实力；然而对于年幼的少主而言，外朝的力量却不可以过于弱小，免得内朝的权力膨胀到难以驾驭的地步，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因此他把桑弘羊调到外朝来担任御史大夫（副相），也有充实外朝实力的目的，可以让内朝的权力三人组有所忌惮。
所有这一切都精心架构好之后，汉武帝才心满意足地开始实施他的托孤计划。
汉武帝想让霍光担当起托孤的重任，但又不便明说，于是就让宫里的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图》赐给霍光。这幅图描绘的是周武王驾崩以后，周公旦身负托孤之重，每当到了朝会的日子，周公就背着年幼的成王到正殿里来接受诸侯的朝贺。汉武帝把这幅画赐给霍光，近侍的群臣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有霍光还似懂非懂。霍光到底明不明白汉武帝的用意？很难说。一方面，从常理来推断，在皇帝身边担任机要的侍臣多少都会了解一些历代掌故，如果霍光对于大名鼎鼎的周公的事迹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就很让人费解；而另一方面，从他执政后的行政处事风格来看，他又的确属于那种几乎没有从史书中汲取多少经验教训的人，尤其是没有汲取多少为人臣子的谋身自保之术，这可能就源于他对前代历史生疏的缘故，因此他不知晓周公的典故也属正常。霍光不知道周公的典故可能是真的，但倘若说他一点儿也没有领会汉武帝的用意，就有点儿牵强。其实就是赐画这件事本身就非同寻常，以霍光之精明强干，不应该揣摩不到内里的文章。他可能心中隐隐猜到了武帝赐他图画的原因，只是不便于说出来而已。
解决了托孤大臣的问题，汉武帝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外戚权力的问题。太子继位以后，其生母钩弋夫人赵婕妤势必被尊为太后。西汉一代，外戚势力强盛，每每成为帝权的掣肘。远的如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大肆诛除刘氏，大汉江山险些变色的先例姑且不说；近的如建元年间窦太后对武帝的更化革新诸多干预，迫使武帝蛰伏于祖母的威权之下，数年之间无所作为，其后又有王太后企图干预朝政的旧事，都是武帝亲身经历过的，给他的刺激很深。而武帝之所以在戾太子死后久久不肯复立所宠爱的弗陵为太子，就是因为“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专)恣乱国家，犹与(豫)久之”（《汉书•外戚传》）。等到临死之前，非要走出这一步不可的时候，钩弋夫人的死就再也无法避免了。
钩弋夫人是不是死有余辜？从她入宫时的怪异情状来看，这个女子和她背后的势力并不是那么简单。先是武帝身边的方士望气说河间某地（钩弋夫人的家乡）有美女；然后汉武帝派人去找，似乎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钩弋；而这个女子也颇不寻常，貌美如花却双手有残疾；最妙的是别人都掰不开钩弋的拳头，而汉武帝没费多少力气就将她的粉拳轻轻掰开了，还发现了她掌中的玉钩。这一系列异兆难道都是巧合吗？《汉书•外戚传》有一句话很是关键：“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原来钩弋有一个在宫中当宦官的父亲！明白了她手中掌握着亡父遗留给她的宝贵的宫中人脉这一关键因素，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何这个普通的民女能有如此大的能量，居然有本事勾结武帝身边的方士和近侍制造出种种异端，来投一向喜好神仙符瑞的汉武帝之好，以达到她入宫为妃的目的。至于她存有入宫取富贵的想法，倒并不稀奇。当年汉武帝的母亲王娡也是在家人的极力怂恿下休了丈夫，入宫参加选秀的，更何况在她之前已有卫子夫和李夫人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先例。然而似乎并没有史料表明她象电视剧《汉武大帝》里所说的那样卷入了废黜卫皇后母子的阴谋，虽然她和她的儿子是这一连串事变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二十四岁的女子死得实在有点冤枉和无辜。
关于钩弋夫人的死，《汉书•外戚传》语焉不详，仅仅用“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十九个字一笔带过，既未记钩弋所犯何过，也未记武帝如何谴斥；相反倒是元、成间的博士（一说宣帝时博士）、史学家褚少孙为司马迁《史记》所作的增补材料说得绘声绘色，有如亲见，于是褚说就成为后世关于钩弋故事的祖本。
据褚少孙补《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钩弋见谴就在武帝赐图霍光的几天之后。他故意抓住些许鸡毛蒜皮般的小事厉声谴斥钩弋夫人。武帝晚年陷入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上心既已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二年》），多疑、健忘而兼脾气愈发焦躁易怒，几近于精神错乱，宫人妃嫔因小过而遭灭顶之灾者不在少数，因此钩弋夫人见皇上突然暴怒，吓得魂飞天外，连忙除下发簪、耳环，披头散发作奴婢臣伏状，连连叩头求饶不止。武帝铁了心要杀她，求饶又有什么用？武帝招呼卫士说：“把她带走，送到掖庭的监狱去问罪！”见她被卫士拖走时还不停地回头哀求哭泣，武帝更不耐烦，只顾催促说：“快走！快走！你活不成了！”
不久以后，钩弋夫人就在云阳宫暴毙，或者是如《汉书》所言“忧死”，或者是被武帝派人做了手脚。而后一种可能性始终不能排除，即使武帝不开口，也自有手下那帮乖巧的酷吏帮他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据说钩弋夫人死的时候，天降暴风，扬尘以忿其冤；百姓感伤，怜其命舛。她的尸体当夜即被奉旨偷运出宫，秘密草葬，仅在坟头做了个简单的标记，连墓碑都没有。又传使者为她装殓尸身的时候，尸身发出异香，香气萦徊一日乃散。隋末唐初的学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的时候说，相传钩弋葬在甘泉宫以南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女陵”。
昭帝即位以后，即追尊钩弋为皇太后，发士卒二万人起云陵，拨给三千户看守园邑，云阳县从此遂改称“云陵”。云陵落成，迁葬钩弋遗体的时候，离当年下葬不过几年的时间，在原来入殓的棺材里竟然找不到衣物和尸骨，仅仅找到一只丝织的鞋子。据（褚少孙）传，宫中又有记载云：武帝杀了钩弋之后心中又甚为想念，于是在甘泉宫起了一座通灵台，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停驻台上，直到宣帝即位时，才不复返顾。很显然，这则传说中的青鸟就是钩弋所化，她化为青鸟停留在甘泉宫，一是衔冤含恨，二来也是为了陪伴爱子。等到昭帝驾崩，青鸟即追随爱子而去。
从以上种种在民间流传的神异来看，钩弋的一生似乎都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其面目让人真假难辨。她以神异而得以进身侍君，又以神异诞下皇子弗陵，最后死去了仍有许多的奇闻异事萦绕在她的魂魄周围，这真是一个谜一样的女子。从她死后开始流传的这些传说，反映的是民间百姓对她本人的喜爱和对她的遭遇的普遍同情。
汉昭帝即位以后，追尊外祖父（钩弋的父亲）为顺成侯，给他在右扶风置办园邑，令民户二百家看守，陵园以长丞负责守卫。顺成侯有个姐姐叫赵君姁还活着，昭帝赐她钱二百万，给了大量的奴婢充实庄园府第。赵氏家族除了长辈君姁，还有钩弋夫人的众多表兄弟，也依照关系的亲疏一一给予赏赐。不过赵家除了昭帝过世的外祖父受追封为侯以外，其余男丁无一人在朝廷担任公卿百官，亦无封爵名号。这或许是汉武帝遗诏中作出的安排，但更有可能是出自霍光本人的意志。如果昭帝身后有一个强有力的外戚舅家作为倚靠，对于霍光把持昭帝、控制朝局是相当不利的。
汉武帝突然处死钩弋，消息传出宫外，上至公卿权贵，下至黎民庶众，震惊之余议论纷纷，都觉得武帝此举实在出人意表。一日，武帝于闲谈中问起左右：“外面人对这件事有什么议论？”左右侍臣都说：“大家都说将要立儿子，为什么非要除去其母呢？”汉武帝不无得意地说：“是啊，这不是你们这些愚人所能理解得了的。自古以来国家之所以祸乱，就是因为主少而母壮。女主年轻寡居，没有拘束，日子久了就会骄恣淫乱，不能禁止。你们能道没听说过吕后的故事吗？”立子而杀母，又洋洋自得地自以为智，难怪后人读到这一段史料的时候总会大骂刘彻毫无人性；只是他临到老来，玩弄权术的手段越发炉火纯青了。
紧接着这段记载之后，褚少孙发了一通感慨说：“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简直对武帝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后人以此材料，以为“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确有其事，其实这不过是夸大之词而已。
家园 【文摘】十、托孤（5）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后元二年二月，武帝驾幸盩厔县的五柞宫。二月二十二日乙丑，病势急转直下，武帝预感大限将至，急召霍光等于病榻前交代托孤之事。霍光伏在床前泣问：“（陛下）如有不讳，谁来继承皇位呢？”武帝回答得很干脆：“你还不明白先前赐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你做周公。”
霍光立即叩首推辞说：“臣的才能不如金日磾。”金日磾则赶紧表示：“臣是外国人，也比不上霍光贤明。”武帝不许霍光再推辞，拜他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依据汉家制度，朝廷的军职以大将军、骠骑将军为最高，各加大司马衔；以下依次为车骑将军和左将军，因此武帝让三位文臣依次担任典掌军权的前三把手，是让他们合法地把军权抓在手里，以利于顺利地实现政权的交接，便于今后辅政的需要。搜粟都尉桑弘羊迁为御史大夫也是在这一天，四个人一齐在武帝榻前受诏辅佐幼主，弗陵的太子地位就在这一天以这种形式确定下来。
隔了一天之后，二月二十四日丁卯，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宫前殿，三月甲申日葬于茂陵，享年七十一岁。一颗伟大的心脏，在它的主人带给后世中国人持续达两千年之久的深远影响之前，停止了跳动。
家园 【文摘】十二、不学无术（1）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注，原作者在原第一、第二章之间插入一章，章节号顺延，这个本来应该是原来的第十一章）
十二、不学无术
1977年8月，酒泉钢铁公司钢研所职工王锦钊在甘肃玉门花海公社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挖掘出一批木简和丝麻制品、铁甲片、木制工具、中药和食盐等文物，后经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派出的专业考古人员清理发掘，认为发现的简牍均为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遗址现场采集到有字木简91枚，无字素简12枚，另采到一件七面棱形觚，在觚上发现了一份被认为是汉武帝后元二年所下遗诏的抄本残件。
所谓“觚”是一种多面体的简牍，为了容纳更多的书写字数而将一根木棒削成多面体的棱柱形状，常见的有横截面为三面棱形、四面棱形，也有五面棱形的，一般用于书写不太重要的文字。玉门发现的此件以红柳枝干为材料制成的七面棱形觚长约37厘米，每面都写满了墨书汉隶，共计212字。文字分成两部分，后半部分79字为书信，内容与前半部分无关；前半部分共计133字，为笔录一份诏书的残件。诏书不是原件，而是北部都尉隶下的文吏所转抄，因此限于其文化水平及行文之草率，抄件中的错别字和通假字特别多（应使用的原字在下述引文中用括号标出），而且从内容上看也未抄全，而是存有脱漏的残件，不知是出于腾出牍面以书写后半部分书信的需要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诏书原文如下：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久（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此诏大意是说：皇太子，我的身体不安和，将与你永绝了！我将与大地合为一体，终究不会再起（身）了。望你今后谨慎地保有上天赐给你的皇位，比我在位的时候更加善待百姓，赋敛合理有度，亲近贤明之人，集聚才能之士，为天下做出表率，恭敬地奉祀祖宗在天之灵，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达到天子应有的道德和才能。胡亥自绝于天地，不但自己身死，也葬送了祖宗的基业。望你仔细体会察查我的告诫，终身不要忘记。苍苍之天不可能永远仰视，堂堂之地也不可能永远踏在脚下，我的道路从此将永绝于人世了！你要告诫后世子孙，如果疏忽大意（“忽”：粗心，疏忽）、奢侈而滥行赏赐（“锡”：赏赐。滥行赏赐是不节俭，奢侈的表现），恐怕就要被赶回老家去了（意谓丢失江山社稷）。不要辜负天地的眷顾保佑，我在和我不在的时候要一个样。（死去就象）到房舍草庐，去访问闾阎里巷一样（平常，没什么可稀奇的）。人本来就是要死去的，千万不可巧言讳饰（即不要象秦始皇那样忌讳谈“死”）……
与此诏同址出土的木简中，有一件写有“元平元年十月享字□实卒”字样的木简，其中“字”字下面缺脱一字。“元平”是汉昭帝的年号，元平元年为公元前74年，上距武帝驾崩的后元二年仅13年，昭帝就在该年的夏四月癸未日驾崩。因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诏确应系武帝后元二年所下遗诏之一。况且此诏文意苍凉雄浑，充满对于死生之期的豁达气度，与汉武帝的《秋风辞》意境相近，此诏确为武帝所作的可能性极大。
武帝驾崩的当日，太子弗陵于柩前即位，就是汉昭帝。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领尚书事，受遗诏秉政辅佐少主，车骑将军金日磾和左将军上官桀为副。昭帝和大臣们商量，给大行皇帝上谥号为“武”，按照自惠帝以来历代先皇谥前都加“孝”字，以表明汉朝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追尊先帝刘彻为“孝武皇帝”。唐人张守节撰《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上说：“‘刚强直理’日‘武’；‘威强敌德’日‘武’；‘克定祸乱’日‘武’；‘刑民克服’日‘武’；‘夸志多穷’日‘武’”，汉武帝全都当得上上述这些评语，而以谥“武”来作为他一生赫赫武功的盖棺之论，也可谓恰如其分。
霍光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更是为武帝风光大葬，茂陵陪葬物品之丰富，难以想象。王莽篡汉之后，赤眉军攻入长安，西汉诸帝陵多不能免，其中赤眉军发掘茂陵，所获尤多。《晋书•索琳传》载，至西晋时，犹有人从茂陵中盗得珍宝无数。晋愍帝闻之大奇，问于索琳，索琳回答说：“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为武帝治丧事毕，霍光等三位辅政大臣正式开始辅佐年幼的昭帝。昭帝即位的年龄，依《汉书》所说年当八岁，依褚少孙补《史记•外戚世家》所言，则是五岁（褚补《史记•外戚世家》：“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矣。”）。但依褚说，则昭帝当生于征和元年前后，武帝能从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而产生废黜卫太子刘据的想法，实在有些不合常理。因此反而是《汉书》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实际。
曾经有史家说，紧接着伟人时代的常常是“侏儒的时代”，因此相对于之前英雄辈出的武帝时代和之后煊赫中兴的宣帝时代，昭帝在位的十几年间显得略为平淡。然而昭帝时代的政治斗争，比起武帝时代来却显得更为激烈。武帝晚年，各派政治势力慑于武帝的强势，还始终只是在暗地里进行角逐；等到汉武帝驾崩以后，汉朝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因为失去压制力量的约束，就象烧开的水一样，剧烈地沸腾起来。这个时候，全国地方上的形势因为《轮台诏》颁布之后的恤农新政而逐渐缓和，而中央政府内部却依然是刀光剑影，一派乱世的景象。霍光等人纵横捭阖的手段，比诸权术大师汉武帝也是不遑多让。
汉武帝前脚刚刚驾崩仙去，霍光后脚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弄权，企图改变三位顾命大臣联合辅政的格局，实现其独自掌持权柄的政治野心。《汉书•霍光传》说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所谓“天下想闻其风采”，实际上就是说霍光在朝廷里炙手可热，因而引来许多政治投机分子争先恐后地走他的门路，希翼得到他的提携眷顾。而霍光在身边麇集爪牙，在朝廷各部门安插私人，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关于霍光的相貌、为人，《汉书•霍光传》上的一段文字历来为人们所注意：“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才）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就是说霍光为人沉稳平和，处事细致周到，身高七尺三寸（约合现在的公制1.81米），虽然比不上金日磾相近1.90米的大个子，却也相当魁梧了。他又肤白疏眉，蓄着一副美髯，十足是个美男子。
其实这一大段描述中，真正值得我们玩味的倒是关于霍光“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这一句话。所谓“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不过是说霍光每次出入殿门的时候，止步、前进都有固定的落脚之处，时间久了，不免引起在殿中值班的郎官、仆射的注意，大家商量着在霍光日常的止进之处暗中做下标记，到了霍光入殿的时候留心观察，果然丝毫不差。于是大家都说霍光的本性“端正”到了如此地步。
对于这件事，班固给出的评语是 “（霍光）其资性端正如此”。然而，在每次出入殿门该如何行止这样的小事上面都要斤斤计较的霍光，却很难给人以“资性端正”的印象，反而让人看到了霍光性格中工于心计、为人做作的另一面。他连在殿内迈几步步子、在何处停脚都事先计算好了，这样的做法已经不能用“谨小慎微”这样的字眼来评价，而只能称之为“工于心计”；更何况如果他的进退有尺度真的是出于本性上谨小慎微的无心之举，他又如何能够经年累月地保持这份耐性而不懈怠，不出任何差错？对于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来说，如果要象霍光那样坚持十天半月也许并不困难，难的是坚持几十年而不出错。而霍光却偏偏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这个人的心计真是深沉得可怕！因此他的行为只能解释为是有意为之，绝不是出于某种自然的习惯。而他又每天坚持如此，这摆明了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的行为不是做作又是什么呢？
是什么因素促使霍光在政治上如此早熟，从一个来自平阳县的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少年变得如此深沉大智、工于心计？除开他本人的秉性天赋以外，或许充满着权谋暗战的宫廷生活对他个性的发展影响很大。一个人浸淫在那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幕幕伴随着谎言和杀戮的惨剧，不促使自己的性格发生改变，是很难自保生存下来的。霍光和金日磾入宫的时候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正处在心智逐渐成长的宝贵年华，环境在两个人性格中打下的烙印，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汉武帝在世的时候，霍光在同僚眼里的形象是一个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可他一旦拿到了权柄，其本性中压抑的咄咄逼人的另一面便立即显现了出来。
汉武帝死的时候，据说留下了一份遗诏，遗诏中有以金日磾、霍光、上官桀讨灭马何罗谋反的功劳，封金日磾为秺侯、霍光为博陆侯、上官桀为安阳侯的内容。可是诏书下来以后，有人有意见，而这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卫尉王莽（不是后来篡汉的那个王莽）的儿子王忽。
王莽，字稚叔，甘肃天水人，武帝驾崩的时候他正做着卫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他的儿子王忽跟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一样在汉武帝身边做“侍中”，颇知道些内幕。所以这个遗诏下来以后，他就到处扬言说：“先帝驾崩的时候，王忽就在身边，哪有什么遗诏封这三个小子为侯的事情呢？这不过是一群小儿自己趁机取富贵罢了。”霍光听到王忽的话以后十分不爽，挺严厉地责问王莽。王莽只是一个小小的卫尉，哪有什么胆量跟大将军叫板？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用一杯毒酒让儿子永远闭上了嘴巴。
这个时候，金日磾再一次表现出与霍光不同的秉性。他以皇帝年幼为由，上书表示拒绝接受武帝遗诏中给他的秺侯的爵位。金日磾这一举动固然有洁身自好和避嫌的因素在内，却也未尝不是在暗示对霍光的不满。这也显示出这个三人核心权力小组从一开始就不团结的局面。
霍光秉政之初可谓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不仅在朝廷内部有一大批反对他的人，就是宗室诸王侯中间，也有不少人不服气，准备趁着先皇新丧的时机制造事端，肆行废立之事。首先发难的，就是那个充满非分之想的燕王刘旦和他的族兄弟，中山哀王刘昌（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前丞相刘屈氂的兄弟）的儿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的孙子刘泽。
家园 【文摘】十二、不学无术（2）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十二、不学无术（二）
燕王刘旦为人博学多能，精明善辩，他又广学诸子经书杂说，喜好星象、历法、数术、倡优、射猎诸事，又好结交游侠门客，在王宫中招纳了一批幕僚死士，跟当初谋反身死的淮南王刘安简直是一个派头。
依照惯例，昭帝即位以后要赐给各诸侯王玺书报丧，并晓以新君即位事宜。玺书按制度要在封口上加盖皇帝的玺印（称为“玺封”，以玺封之）。刘旦接到玺书以后，竟以玺书上所盖玺印的大小不合制度为由，拒绝为亡父哭丧，反而说：“玺书封小，京师恐怕有变故。”这实际上就是表示拒绝承认武帝驾崩、昭帝即位的既成事实，而怀疑其中有诈。
他派遣身边的近臣寿西长（姓寿西，名长）、孙纵之、王孺等人，以“问礼”（询问为武帝举哀的礼仪）为名，到长安打探消息。王孺到了长安，不去见朝廷管理礼仪的官员，反而去找负责京城卫戍的执金吾广意，打听武帝因何病而崩？继立的皇子是谁？今年几岁？王孺等人明知继位的皇子是昭帝，却仍要再三追问，那是摆明了不承认昭帝继统的合法性了。
而执金吾广意的回答也颇为暧昧，他说当时自己正待诏五柞宫，“宫中喧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汉书•武五子传》）。广意这番话的中心意思，一是宫中“喧言”（也就是纷纷传言）武帝驾崩，暗示武帝驾崩时并没有多少人在场，因此托孤的真实情形大家谁也不知道；二是新皇帝系诸将军（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共立”，而不是奉先帝遗诏即位，暗示昭帝有篡位自立之嫌；三是昭帝在武帝出葬茂陵时没有出宫主持送葬，暗示昭帝得位不正，因而日夜担心自己的安全，竟不主持先帝丧礼。广意的话，既可以理解为谨慎应对，也可以理解为对昭帝即位正当性的怀疑和不满。
寿西长等燕国藩臣在长安活动期间，可能还曾前往求见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长公主，不过由于盖主已入宫傅育昭帝而未能见到。
王孺等人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便立即返国回报燕王，在长安“问礼仪”不过是走过场地匆匆敷衍而已。刘旦得到回报，就对臣下说：“皇上抛弃群臣（晏驾大行），驾崩之前又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盖主又见不到人，这真是太奇怪了。”心中愈发起疑。他听说霍光甚用儒生，颇有对武帝生前所行政策改弦更张之意，就又派遣本国的中大夫到京师上书，请求给武帝在郡国设立庙享，以试探中央的态度。刘旦在所上表章中说：
“（臣旦）窃见孝武皇帝遵循圣王之道，孝奉宗庙，慈爱骨肉，和合百姓，圣德匹配天地，贤明光并日月。威武广被，远方臣服之国执献宝物，万里来朝；拓地倍于前朝，修封泰山，禅祀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稀之物陈列于太庙。孝武皇帝之德，既美且盛，臣请求为孝武皇帝在郡国立庙（以便时时奉祀）。”
霍光接到刘旦的上书，对立庙一事既不表态赞成，也不用昭帝的名义下旨申斥，只是厚赐刘旦钱三千万，加封给他一万三千户的食邑。应该说霍光代表中央政府如此暧昧的表态是一个失误，这样示弱的表现有使朝廷在诸王中间丧失威信的危险。果然，刘旦接到赏赐，不喜反怒说：“我本来应该做皇帝的，哪里用得着他来赏赐！”他更加认为朝廷的态度既是心虚更是软弱的表现，因此便明目张胆地与中山哀王刘昌的儿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的孙子刘泽勾结起来，整军队，修武事，以备非常之谋。由于汉朝自七国之乱后，对诸侯王控制很严，明令诸侯王不得治理民事、任免官吏，因此刘旦等人为了消除外界舆论的怀疑，便对外诈称曾于武帝生前受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但从武帝生前曾削夺燕国三个县的做法来看，燕王不象是武帝值得信赖托付的宗室中人。
燕王的态度反映了自七国之乱平定以来，汉朝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尴尬。
寿西长于是为刘旦写了一份“令”，向燕国群臣宣布说：“我仰仗先帝的美德，获任命奉守北边藩蓠，亲手接受先帝的诏书，职掌吏事，统领府库兵士，整饬武备，任重而责大，每日每夜里都兢兢业业，各位大夫将如何来辅佐我呢？况且燕国虽小，却早在成周时即已建国（周公平定东方的“三监之乱”后，奉成王之命在伊水、洛水之间筑新都，作为周朝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新都取名“雒邑”，即“洛邑”，又因筑于成王在位之时，故名“成周”。同时成王封周公于鲁，召公于燕，召公的长子姬克代父就国，建都于今北京南郊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是为燕国之始。一般的看法，认为“成周”是雒邑的别名，以与称为“宗周”的镐京相区别。但也有考古学家认为“成周”实为雒邑东边的一座简陋小城，用以安置在三监之乱后被周公武装迁押至此城严加看管的殷商“顽民”），上自召公，下至昭王、襄王，到现在也有一千年了，难道能说没有出现过贤人吗？我束带听朝已经三十余年了，还没有听说有哪位臣属贤明的。难道是上天不赐给我贤臣吗？还是诸位大夫的思虑有不周到的地方（以至于埋没了隐藏在民间的人才）？你们的职责在哪里呢？现在我准备匡正奸邪，防范非份之人，表彰弘扬和平安定，抚慰百姓，移风易俗，该遵从什么道路？诸位大夫都要悉心应对，我将要仔细察查。”
《汉书•武五子传》所引刘旦的这段令文中，关于“燕襄王”的一句有误。燕国无襄王，仅春秋时有襄公。刘旦言“燕襄王”大概是采自《韩非子•有度》中“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的说法。其实考证韩非的说法，这位“燕襄王”就是战国时代燕国的中兴之主燕昭王。《战国策•燕策》载，燕昭王年轻时遭遇“子之之乱”，其兄燕王哙充信相国子之，听信子之的馋言，竟学上古时尧舜禅让，让位给子之，结果引发三年内乱，又被齐国趁机侵略，燕王哙和子之都死于内乱，燕国也几乎灭亡。燕人众志成城，赶走齐军后，推举昭王即位。
昭王想招揽四方人才报齐国灭燕之仇，就“卑身厚币”去向燕国的贤人郭槐求教。昭王问郭槐：“我该先去拜访谁（哪位贤人）好呢？”郭槐就给燕昭王讲了一个“千金市马骨”的故事：“从前有位国君想用千金求取千里马，结果过了三年仍然不可得。他宫里的一个涓人（就是近侍）便自告奋勇为国君去求马。过了三个月，涓人回来向国君报告说：‘我找到了千里马，可惜它已经死了，所以我花了五百金买了马的脑袋来向大王复命。’国君大怒说；‘我要的是活马，你怎么为了一匹死马而白白舍弃了五百金呢？’涓人回答说：‘大王连死马都肯用五百金来购买，更何况活马呢？天下人一定会以为大王您肯出价钱买好马，千里马很快就会有了’。国君听了涓人的话，恍然大悟。果然不到一年，国中就来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如果确实想招揽四方之士，请先从郭槐开始；象我郭槐（这样没有本事的人）大王都能重用，更何况那些比我贤明的人呢？难道他们还怕千里的路途遥远吗？”
于是燕昭王为郭槐建筑精美的宫室，以对待师傅的礼节礼遇他。传说他还在易水边筑高台，在台上置黄金，各国人才有路过此台的，都可以对台上的黄金予取予求，并不强求拿了金子的人一定要留在燕国为昭王服务，这就是有名的“黄金台”。各国人才听说燕昭王招贤的名声，纷纷从四方赶到燕国，乐毅从魏国来，邹衍从齐国来，剧辛从赵国来，燕国一时人才济济。昭王生聚教化，二十八年间与百姓同甘共苦，终于使燕国由濒临灭亡而中兴富庶。于是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三晋（韩、赵、魏）诸国兵马一起伐齐，除莒和即墨二城以外，齐地尽数落于联军之手，燕国终于一雪国耻。然而昭王于两城未克之际薨亡，继位的惠王不信任乐毅，临阵换将，致使田单以火牛阵反攻得手，联军遂土崩亡解，齐国得以复国。
刘旦这篇“令”中提到要“桥（矫）邪防非”，则他所指谁是“邪”谁又是“非”，就不言自明了。
燕国诸臣听到刘旦这篇措辞严厉的令之后，都免冠谢罪，郎中成轸更是趁机邀功怂恿说：“大王本来该当先帝的嗣君，现在却不能即位。现今唯一的办法，只能起兵索夺，不能坐等（皇位落到大王身上）。只要大王一起事，国中百姓即使是女子也都愿意振臂追随大王。”刘旦就接着成轸的话头说：“从前高后时，伪立小孩子刘弘（史称后少帝）为皇帝，群臣拱手事奉他长达八年之久。吕太后驾崩以后，大臣诛除诸吕，迎立孝文皇帝，天下人才知道他不是孝惠皇帝的儿子。我是孝武皇帝的（现存）最年长的亲儿子，反而不得立为天子，我上书请为先帝立庙，朝廷又不奏准。当今皇帝恐怕不是刘氏的骨肉。”
刘旦提及文帝即位之时发生的旧事以表示对昭帝身世的怀疑，作为他起兵造反的理由。关于刘弘与汉惠帝刘盈的关系，现在史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惠帝的6个所谓的“养子”全都是他的亲生儿子，只不过是后宫中没有名分的宫女所生而已。惠帝除了吕太后为他选的皇后张氏（惠帝的姐姐鲁元长公主和张敖所生的女儿，也就是惠帝的外甥女）以外并没有册封别的嫔妃，而他并不喜欢张皇后，因此张皇后并未生子，惠帝只是没有嫡生的皇子而已。且不说刘旦用后少帝刘弘来作比是否恰当，单是昭帝是否真为武帝的骨肉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
如果说昭帝当真不是武帝之子，那么应当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昭帝之父不是武帝，而母为钩弋是实，那么这种说法就是认为昭帝是钩弋与宫中或宫外人淫乱所生的孽种；另一种可能性更加极端，干脆就认为昭帝连钩弋的亲生儿子都不是，而是钩弋抱养的宫人或民间妇人所生的儿子。
家园 【文摘】十二、不学无术（3）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十二、不学无术（三）
先来分析第二种说法。对于中国历代王朝来说，子嗣都是关系到江山社稷能否沿续的头号政治。当年卫子夫之所以能够取代陈皇后，从歌女一跃而成为皇后，正是由于为武帝长下第一个儿子刘据的缘故。宫廷制度严密，妃嫔被皇帝临幸时一般都要作记录，以备日后妃嫔怀孕生子时查验，更何况钩弋要在漫长的十个月内假装怀孕作弊而不被精明过人的武帝识破，实在是困难重重；而且面对众多环伺在侧、图谋争宠的宫人，她出此险招，简直是把自己置于危如累卵的绝境，不知她是否有这个胆量和魄力。历史上后妃抱他人之子而养为己出者不是没有，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都是知情且默认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宋真宗之刘妃抱养宫人李氏之子赵桢，此子后来即位，是为仁宗。这就是后来被小说话本所大肆渲染的“狸猫换太子”的原型）。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昭帝不是钩弋亲生儿子的可能性极小。
虽然钩弋要假冒怀孕的可能性很小，但要假冒孕期长达十四个月却容易得多。大凡妇女怀孕初期征兆不显，知情者除了孕妇本人外只有随侍的宫女和为妃嫔作保养诊脉的御医而已，鉴于当时人们对于怀孕的机理所积累的知识还不是特别发达，钩弋将自己感孕的日期向前推三、四个月是很容易的事情，不会引起别人怀疑，反而以她之得宠，如果在这三、四个月内武帝没有宠幸她，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假冒孕期虽然一样是欺君的大罪，但以钩弋在宫中的势力，想要做到让贴身宫女和御医缄口不言其事，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如果说昭帝极有可能确为钩弋之子，那么他可不可能不是武帝之子呢？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小。其根据首先仍要归结为汉朝严厉的宫廷制度，而此一制度在武帝朝更是以繁苛出名。坐后宫淫乱而身死的，除了前面所讲的金日磾的长子以外，韩王信的曾孙韩嫣、李延年的弟弟李季也是坐与宫人（宫女）淫乱之罪而遭诛。武帝连士人出入宫禁尚不能容忍，而设以中书令之职，更何况与妃嫔淫乱呢？没有人有那个胆子敢给汉武帝戴绿帽。
再者，有人认为武帝以63岁的高龄生下昭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而觉得不可信，其实这倒没有那么稀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娶颜家的小女儿颜徵在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九个女儿的老头子，颜徵在却只有十五岁，两人也是老夫少妻。更有甚者，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公开鼓吹老夫少妻的婚姻模式，认为这样的组合生下来的孩子最聪明。从孔子和汉昭帝的情况来看，亚里士多德说老夫少妻的结合诞下聪颖儿的结论未尝没有几分道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去年以82岁高龄与28岁的翁帆女士结婚，两人的年龄差距比汉武帝和钩弋还大，那么他们能不能生子，将可以作为证明昭帝是否武帝亲子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燕王刘旦说昭帝并非武帝亲子，明显是有所指的，而他矛头所指的昭帝的“父亲”，应该就是霍光。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以霍光深谋远虑、小心谨慎的性格来看，他不可能作出这种危及自身政治前途的冒险之举。《汉书•外戚传》还记载了他严格控制昭帝的后宫，命令宫女都穿紧身严实的衣裤以达到使昭帝专宠上官皇后（上官桀之孙女，霍光的外孙女）的目的。如果昭帝真是霍光之子，他是用不着通过为外孙女邀宠来达到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的。
刘旦指霍光为昭帝之父大概是受了秦始皇疑为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的启发。这则轶闻被司马迁所知而记载在《史记》里，刘旦与司马迁是同时代人，应当也听说过相同的传闻。他以吕不韦来比霍光，应该也是很自然的。
家园 【文摘】十二、不学无术（4）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十二、不学无术（四）
刘旦与刘泽等人阴谋作檄书称，昭帝不是武帝的儿子，而是大臣共同扶立的外姓人家的子弟，因此天下刘姓宗室应当共同讨伐。他们派人将檄书散发到各个郡国，以惑乱百姓，摇动人心。刘泽又计划返国后从临淄发兵响应，与燕王刘旦同时起事。刘旦于是招纳郡国内的奸恶之徒，聚敛铜铁制作甲杖兵器，屡屡校阅麾下车骑、材官（即步兵）士卒。又建旌旗鼓车，擅用天子才能使用的旄头先驱（以头盔上镶饰皮毛，称为“旄头骑”的骑士作为出行仪仗的前导，这是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仪仗），其属下郎中、侍从所戴之冠都饰以貂尾作为冠羽，冠前附以金蝉，僭号皆为“侍中”。貂羽、附蝉都是天子近臣“侍中”的冠饰，刘旦如此做法，自然是以皇帝自居了。
刘旦又令国中自国相、中尉以下官员勒束车骑，征发国中平民大猎于文安县，借围猎为名讲习士卒车马，以为战备，等待起事时机。郎中韩义等忠贞之士苦谏刘旦无果，自韩义以下十五人全部被杀。后来魏相以文学的身份被征召到朝廷，向大将军霍光进言说：“往日燕王（刘旦）无道，韩义挺身强谏，被燕王杀害。韩义与燕王的关系没有比干和纣王那样亲近，却遵循比干那样的忠节，应该以让他的儿子显贵作为奖赏，向天下人申明为人臣子的大义。”于是霍光提拔韩义的儿子韩延寿为谏大夫，迁淮阳太守。其后延寿在颍川、东郡太守任上推崇礼义，所到之处令行禁止，颇有治绩。延寿最后做到京畿三辅地区的左冯翊，被萧望之以“僭越不道”的罪名弹劾，弃市而死。
正当刘旦在文安县大阅兵马，焦急等待刘泽举事的时候，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八月却传来了刘泽在临淄出事的消息，致使整个计划功败垂成。刘泽在临淄的叛乱计划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素以精明强干而闻名的青州刺史隽不疑（就是劝暴胜之“恩威并用”的那个隽不疑）。刘泽准备在起事之前抢先动手除掉隽不疑，不料事泄，为菑川靖王刘建的儿子缾侯刘成所出卖，其阴谋反为隽不疑所知。大概是刘泽等人聚在一起商量大计时人多嘴杂，计划难免外泄。刘成知道了刘泽等人的阴谋以后，就出首向隽不疑告发，隽不疑一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捕、肃清刘泽及其同党，一边将案情上报朝廷。昭帝派楚元王刘交的曾孙、被武帝誉为“千里驹”的宗正丞刘德（《汉书•武五子传》记刘德治此狱时任大鸿胪丞，《汉书•楚元王传•刘德》载刘德时为宗正丞，至父为宗正时始徙为大鸿胪丞。今从《刘德传》）为诏狱的使者，主审刘泽谋逆一案。审讯中牵连出与刘泽同谋的燕王刘旦。因为燕王是昭帝的异母哥哥，昭帝一来不愿意背上残杀兄长的恶名，二来刚刚即位不久，根基未稳，考虑到维持国内形势安定的需要，也不能就此大开杀戒，因此下诏命令不得穷治燕王之罪，刘旦因此侥幸逃过一劫。刘泽虽然也是宗室，但终究是汉高祖刘邦的庶子齐悼惠王刘肥一脉，与昭帝的关系要疏远许多，因此他和他的那些同党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诛杀，以儆效尤。缾侯刘成则因为告发有功而得到加封。昭帝（实际上是其背后的霍光）对燕王和刘泽一杀一放，用的也是做给各诸侯王看的“恩威并用”的两面手法。
至于扑灭刘泽暴乱的首席英雄隽不疑，则因功擢升为京兆尹，同时赐钱百万。天子脚下京官难做，也的确是需要象隽不疑这样果敢勇于任事的能吏。《汉书•隽不疑传》文字寥寥，所记隽不疑判案，具体只有两件，此即其一，然从隽不疑对两起案件的处理来看，他确是行事练达圆熟之人。《汉书》说京师吏民无不敬仰其威严，又说他是至孝之人，对母亲十分依顺。每次他到辖下各县去巡视狱囚、复核案件，回到家里，母亲总要问：“有纠正平反冤狱的吗？救了多少无辜的人哪？”每当隽不疑告以平反的冤案数量很多，释放了许多无辜受冤枉的百姓，隽母就喜笑颜开，给儿子做的饭菜、对儿子说话的态度也比平时好得多（或许隽母平素就是一个对儿子要求很严厉的人）；可一旦听儿子说此次下乡没有放什么人出狱，则怒形于色，不肯给儿子提供饭菜。隽母虽然疾恶如仇，但她硬给儿子摊派救人指标的做法，却多少有些令人莞尔失笑。不过有这样一位严母在背后督责，隽不疑自然要每天“朝乾夕惕”，不敢怠慢吏事。因此时人评价，隽不疑为京兆尹，虽然严厉，但并不残暴。
刘旦、刘泽等人之所以敢于相聚谋奸，也与怀疑中央政府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有关，当初刘旦就是因为朝廷颁赐的玺书封印不合规定而起疑，进而生出武力夺权的野心。因而如何取得代表朝廷的合法性，尤其是拿到象征朝廷权威的皇帝的玺印，就是急于夺权的霍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汉书•霍光传》有一小段文字颇为蹊跷：“……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日：‘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义）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存放玺印的符节台夜里有古怪，众臣都惊恐不安。霍光召来掌玺的尚符玺郎，借口殿中混乱，以保护玺印的安全为由，要求尚符玺郎授以玺印。不料这个尚符玺郎忠于职守，严辞拒绝。霍光伸手欲强行夺玺，尚符玺郎便厉声顶撞霍光说：“我的头你可以拿去，要我交出玺印，恕我办不到！”霍光惊诧之余，也为这个郎官的硬气和忠义所折服，就在第二天以昭帝的名义下诏给他加了两级俸禄。这样一来，百官公卿对于霍光的贤明和大度更是交口称赞了。
汉朝的制度，天子佩七玺。除了取自秦王子婴所献、相传是秦始皇命人用和氏壁琢成的秦朝传国玺作为拥有江山社稷的合法象征而秘不示人，日常从不使用以外，皇帝真正使用的玺印只有六方，分作两组，一组叫做“天子某玺”，用于外（用于对外国君主致书之类外交途径的玺印）；一组叫做“皇帝某玺”，用于内（用于对国内郡国、诸侯、百官公卿下达诏令之用），每组各三枚，分别叫做“之玺”、“行玺”和“信玺”（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以白玉琢制，上雕螭虎之形作为穿绶的提纽），文日‘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
六枚玺印各有不同的用途。据《隋书•礼仪志》载，“皇帝行玺”用于封印一般的诏书、敕令，也用于册封、任命诸侯及三公；“皇帝之玺”用于封印赐给诸侯及三公的诏书；“皇帝信玺”与竹制的“使符”（使者所持之符节）并用可任命、替换、征召各州刺史，若与铜制的“兽符”（即虎符，《隋书》修于唐初，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改称“虎符”为“兽符”）并用，则可征召天下诸州兵马；“天子行玺”用于册封外国人；“天子之玺”用于封印颁赐给外国君主的诏书；“天子信玺”用于发兵外国、征发外国兵马或祭祀天地鬼神。其余各代玺印的用法亦大同而小异。
关于玺印在宫中保管存放的地点，三国时魏人孟康为《汉书•霍光传》作注说：“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符节台的长官是符节令，下设尚符玺郎四人（《北堂书钞•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则据此可以推断，汉代的天子六玺中，天子自佩的不仅有“天子之玺”，还有“皇帝之玺”，其余四玺则存放于符节台，以四名尚符玺郎各掌一玺。
存放于符节台的两枚行玺、两枚信玺中，相对重要的是两枚可以用来调兵的信玺，尤其是那枚与虎符并用可征调全国兵马、与竹使符并用可以任免全国官吏的“皇帝信玺”。看来霍光急切想要夺取的，就是这枚象征着调兵权和地方官员人事任免权的“皇帝信玺”。
霍光虽位居大司马大将军，典掌军权，却并没有随意调兵的权力。按照汉朝的制度，发兵必须是玺书（或诏书）、虎符（或符节）齐全无误，且有当地主要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征郡之兵，郡守、都尉须同时在场；征县之兵，令长、丞尉须同时在场；征诸侯国之兵，诸侯王、国相、内史、中尉须同时在场），发兵才算合法。以玺书发兵所用之玺，就是这枚“皇帝信玺”。例如要征调某郡的守军，就须在该郡的主要官员（郡守和都尉）在场的情况下，手持皇帝赐予的玺书或诏书，当场勘验虎符或符节无误，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方能调发本郡的兵马。由于汉朝朝廷赐给使者符节时，必须在符节上刻写要交付受符节者所办之事，而虎符因系铜制，刻写文字困难，因此以虎符调兵者，必须同时手持书写有交代受虎符者应办之事的玺书，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发兵时，玺书是作为校验征调部队的合法性的凭证来使用的，具有比符节更高的权威性。军队见到玺书必发兵助战，见到符节则没有必须发兵的强制性。所以汉武帝发兵平定戾太子之变，必先赐给丞相刘屈氂以玺书；丞相以玺书调兵，三辅各县的甲士即如潮水般涌向长安；驻扎在长水及宣曲的胡骑，一听马通说太子的使者如侯所持符节有诈，马上便将如侯诛杀；北军的护军使者任安受了太子的符节，却可以安然作壁上观，完全不惧太子的权威；汉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擅发西域诸国兵马击匈奴郅支单于，光有符节还不够，仍需“矫制”（伪造或假传皇帝制书。“制书”就是玺书）。以上述种种情形观之，则玺书与符节的威信孰高孰低，立时判若云泥。而那位当面与霍光顶撞的尚符玺郎手中掌管的，应该就是这枚象征极大权力的“皇帝信玺”。
从霍光强行夺玺的拳拳猴急之状来看，符节台夜里闹的“鬼怪”恐怕多少跟他有些关系。但凡鬼怪，大多系有人装神弄鬼。则这些人受谁指使，装神弄鬼地“作怪”又想达到什么目的，简直是昭然若揭。霍光对待尚符玺郎当面顶撞的示好手法不可谓不高明：既可以消除对方（尚符玺郎）的敌意，为自己在朝中化敌为友，又在朝野舆论面前赢得了爱贤和宽宏大度的好评，况且还可以借着拔高尚符玺郎俸禄的机会把他从这一重要职位上调离，从而换上自己的私人，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霍光最后一个目的不知是否达到，不过从史书记载来看，他此后施政时所遇到的阻力，显然要小了很多。
刘泽叛乱被扑灭的次月，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九月丙子，车骑将军金日磾意外病逝，武帝苦心构筑的辅政大臣班子的权力平衡遭到破坏。按理说金日磾正当壮年，又是在塞北苦寒之地出生成长的匈奴人，体格应该比汉人更加强壮，不应该在这个年纪病故。他只辅政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得了重病，可以说病得十分突然；他死亡的时间也很微妙，因此可以说他的死十分蹊跷。不过在他之前，霍光的哥哥骠骑将军霍去病年仅24岁就死了，而他去世时的年龄大概不到五十岁，但也不算年轻，可以说是达到了那个年代平均寿命的终点。
金日磾临终的时候，霍光以昭帝的名义强行让他接受秺侯的封号，卧在病榻上接受印绶。封侯之后只过了一天，金日磾就病故了。昭帝赐给他丧葬的用具和墓地，出丧的时候，以轻车甲士列阵扶送棺椁到茂陵下葬，昭帝给金日磾追赠的谥号是“敬”，所以金日磾就被尊称为“秺敬侯”。
金日磾留下两个儿子金赏、金建，和昭帝年纪差不多大，都是八、九岁的样子。金赏做着奉车都尉，金建则官居驸马都尉，两人都在昭帝身边做侍中，与昭帝同卧同起，很见宠幸。金日磾去世以后，金赏嗣父爵为侯，佩带两绶。昭帝就对霍光说：“金氏两兄弟不能都佩两绶吗？”意思是叫霍光想办法把金建也封做侯。霍光回答说：“金赏已经嗣父为侯了。”昭帝见霍光装糊涂，就笑着说：“封不封侯不就在我和将军一念之间吗？”霍光则一本正经地用“先帝有约定，有功才能封侯”这样冠冕堂皇的套话来回绝。其实霍光拒绝为金家兄弟封侯，固然是出于对制度和原则的维护，实际上也有抑制金家在朝廷的势力的目的。
其实金赏还是霍光的女婿。宣帝即位的时候，金赏官至太仆，他见到霍氏专横跋扈，离覆灭之期不远，就抢先上书，请求宣帝允许自己休掉妻子霍氏，以示与霍家划清界限。他这一手跟父亲金日磾当年亲手诛杀与宫人淫乱的弄儿一样，都是断腕之举，看来他在这件事上倒是颇有乃父遗风。宣帝怜悯他的举动，在霍家败亡的时候唯独赦他不坐其罪。元帝时金赏死在光禄勋的任上，没有子嗣，封国因此而除。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才重新册封金赏之弟金建的孙子金当为秺侯，过继给金日磾为后。
金日磾的弟弟金伦早亡，他的后裔到了孙子这一辈家道就中落了，而金伦的子孙却开始兴盛。金伦的儿子金安上、金安上的儿子金常、金敞、金岑、金明、金敞的儿子金涉、金参、金饶、金涉的儿子金汤、金融、族侄金钦、金迁，大多在朝廷里做侍中、诸曹一类的近侍官，从金日磾算下来已经是第五代了。
家园 【文摘】十二、不学无术（5）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班固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的赞语中盛赞金日磾“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其实自金日磾传至金汤、金融，也只五世而以。班固此处虽有笔误，却也和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君子的美德给家族带来的恩惠，要传承五代才会断绝。谓其恩泽绵长）”的意思相合。或许班固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一饱含赞美、褒奖的意思。
相比之下，班固对于在儿子辈就惨遭灭门之祸的霍光的评价，就打了不少折扣。他虽然称赞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即废昌邑王刘贺，立宣帝刘询之时），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并盛称“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即伊尹，阿衡是伊尹的小字），何以加此！（即使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但也批评“然光不学亡（无）术，闇（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淫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他还调侃说，当年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将六弟姬处（依其封地，习称为“霍叔处”）分封在晋地为侯（实际上是封在河东的霍国。霍叔曾参与管叔鲜、蔡叔度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的“三监之乱”，但因系年幼而被胁从，故只被周公废为庶人，没有象管叔被诛、蔡叔遭流放那样受到严厉处置。周成王亲政后，念及霍叔有德，又是自己的长辈，于是恢复了霍叔的封地，只将爵位由侯降为伯。后来传至霍哀公姬求，为晋献公所灭，霍国遂并入晋国），晋地就是河东，霍光哪里是霍叔的苗裔呢？意思是讽刺霍光“不学无术”，不配做“有德长者”霍叔的后人。
班固在给霍光下评语时用的四个字“不学亡术”，就是成语“不学无术”的出处。它本意是指霍光读书不多，因而学识欠缺，因此所行多不合于正道至理（就读书不多、学识欠缺这一点来看，霍光跟刀笔吏出身的宋初名相、自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很象）。霍光要废昌邑王刘贺，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就暗地里召来自己的亲信、时任大司农的田延年询问：“古代有（废君）这样的先例吗？”田延年就援引商朝时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的例子来比拟，霍光心里才有了底。后来解释成语“不学无术”本意的人，常常引用《汉书•霍光传》里的这个例子来说明霍光的确是学识欠缺，尤其是对于古代的典故所知甚少。看来霍光是属于赵普那种从基层实干起家的技术型官僚，他的才能是来自于日常工作中磨练出来的经验，跟那些饱读诗书、说话每每要引经据典的儒生完全不一样。
然而班固对霍光所下“不学无术”的评语，其含义并不只是批评霍光粗通文墨、文化水平不高这么简单。其深层的含义，当是批评霍光为人跋扈专横，贪恋权势，又放纵家人仗势为恶，全然不识进退保身的为人臣子之道，终于种下灭门的祸根。这样评价，多少有些说霍家之败是咎由自取的味道。
班固说霍光是“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居于庙堂之上，扶持幼弱的君主，挫败燕王，使上官桀臣服，是依靠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达成其对汉室的效忠。这里的“因权”两个字，“因”是“依、顺应”的意思，“权”则是“变通、不循常规”，因此“因权”就是“依靠变通、采取不同策略”的意思，但这个“变通”也未必不能理解为是耍弄权术。“权臣”正是霍光执政的特征。《汉书•霍光传》说上官桀与霍光结怨的原因时有一句话是“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繇（由）是与光争权”，“专制”一词可谓霍光权臣形象最恰当的注脚。则霍光因权而兴，霍家又因权势过盛，不思检点而亡，亦是绝佳的讽刺。
其实说到权臣，中国人受演义小说（特别是清代毛宗岗修订过的罗贯中原著《三国演义》）的影响，潜意识里总是把权臣和奸臣、恶人划等号，这种认识十分偏颇。并不是所有的权臣都是奸臣（当然更不是恶人），只不过是其打击政敌的手段太过酷烈，引起对手强烈的反弹，而刻意将其丑化为大奸大恶之徒。有些人之所以成为权臣，除了主观上有强烈的权力欲外，也受客观环境的压迫，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得不采取极端的高压手段以求生存，霍光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逐步变成权臣，就是源于此种情形。汉武帝希望他做汉朝的周公，但以他的强势作为，不象周公，只象伊尹，更象后来的曹操。虽然霍光的儿子霍禹后来确实想谋反称帝，但霍光到底与曹操不同，没有着意为儿子经营自家的势力以谋取刘家的天下，也就是说，他始终怀着对汉朝的忠心。霍光后来为什么没有成为曹操或者王莽？这恐怕主要还是由于他谨慎的性格所致。当时的天下形势，还没有象东汉建安年间那样崩坏到“人心不思汉”的地步，客观上不会允许存在霍家篡位的条件，这一点霍光自然掂量得出来。因此他虽然“不学无术”，却颇有自知之明，比贪慕天子虚名的王莽强多了。
后世的权臣中跟霍光最象的，是明朝的张居正。两个人都是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于社稷都有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的再造延纪之功，却都在身后遭到清算。只不过张居正的下场更惨，如果不是万历皇帝念及师恩手下留情，他恐怕难逃开棺戮尸的厄运。
《宋史•寇准传》载：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张咏曾两度出知益州，把向来号称难治的蜀中治理得井井有条。张咏从成都离任返京，路过陕州的时候，恰逢寇准出知陕州。寇准在任所设帐，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张咏。临别的时候，寇准送张咏到郊外，问张咏：“张公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张咏徐徐答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知所云，大惑不解，回家取来《汉书》翻阅，读到传尾赞语“不学无术”一句，恍然大悟，笑道：“这是张公在说我呀！”寇准为人不拘小节，最后也吃亏在这上面，被丁谓、王钦若等人在真宗面前进谗，贬出京城。因此他对号入座，以为是张咏批评他为人孟浪，没有从古人身上汲取为人处事方面的教训，所以也应该算作是“不学无术”。其实只是当初张咏在成都时，听说寇准拜相，就对左右僚属说：“寇公是当今的奇材，只可惜学术不足而已。”
霍光一个人开创了两项纪录。汉朝中央政权的权力分配和运作的模式，从前期的“母后政治”转移到后期的“权臣政治”和“外戚政治”，都是从霍光开始的。他也是两汉出现外戚权臣干政局面的始作俑者。
家园 【文摘】十二、不学无术（6）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金日磾死的时候，霍光和上官桀原先尚称融洽的个人关系业已恶化，失去金日磾的掣肘和调停，两个人的争权夺利开始趋于表面化，在朝廷内外各自公开地寻找可以利用的支持力量。霍光结交丞相田千秋，上官桀则与鄂邑盖长公主、燕王刘旦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结为盟友。
本来霍光和上官桀的私人关系很好，霍光逢休沐回家（汉朝的制度，官员平时宿于衙署，轮流以每五日一休，放假回家洗澡，犹如今日每周的公休日，称为“休沐”。《汉宫仪》云：“五日以假洗沐，亦日‘休沐’”；宋代太平御览引《汉书》云：“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王先谦《汉书补注》云：“《（资治）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之所以定为五日一休，所依据的当是十三经中的《仪礼》。《仪礼•聘礼》记述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礼仪，其中有“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说法，“沐”指洗发，“浴”指洗身。政府放吏员回家洗沐，不仅是使其有时间整理个人卫生，而且使官吏以洁净的身体从事公务，也是对上天虔敬的表现。然《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胡三省又注：“自三署郎以上入值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则霍光的休沐周期也可能是十日一次）的时候，上官桀还代他处理政事。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还娶了霍光的女儿，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亲近之外又加上了亲戚的关系。
上官安和霍光之女生了一个女儿，比昭帝小两岁（比皇曾孙刘病已小三岁。《汉书•昭帝纪》载上官皇后立于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日，昭帝时年12岁，上官皇后刚满6岁。昭帝21岁去世的时候，皇曾孙18岁，因是知上官皇后的年龄比宣帝小三岁）。上官安这个女儿六岁那年，他去向老丈人霍光恳求，希望霍光能想办法把霍家的这个外孙女送进宫去当皇后。霍光觉得她年纪太小，不肯答应。
除了这个理由以外，霍光或许还有自己另外的打算。（昭帝）元平元年冬十一月，许平君被宣帝立为皇后的时候，宣帝18岁，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也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正值十四、五岁的及笄之年（男子二十而束发，女子十五而结笄，用一根发笄把挽成髻的头发束缚住，表示成年，可以婚配了）。正因为年龄相当，再加上霍光位高权重，所以大臣们张罗着为宣帝立后时，都看好成君入主中宫。因此推知昭帝八、九岁即位时，霍成君可能已经两岁或三岁，年龄与昭帝上官皇后相当。或许霍光自己是打算等女儿再大一点的时候，就亲自把她送进宫去给昭帝做皇后。虽然外孙女是自己的女儿生的，也有一半霍家的骨血，但女儿嫁出去以后就象泼出去的水，变成了不相干的外姓人，因此外孙女到底比不上亲生女儿更值得倚靠和信赖。
上官安在丈人面前触了霉头，心里自然怨恨，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再走别的门路。他听说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把周阳氏（即淮南王的舅舅赵兼的家族。赵兼因系淮南王舅而被封在周阳，号为“周阳侯”。后来因为淮南王谋反的缘故受牵连，失去侯爵，家族遂以周阳为氏。周阳故城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以东）的女儿招到府上来，准备送进宫去给昭帝做妃子，就去游说盖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姓丁，名外人）。
盖长公主是汉昭帝的大姊，因为嫁给盖侯王受（盖侯王信的后裔。王信是武帝的舅舅，即景帝王皇后的哥哥）为妻，所以称“盖长公主”（简称“盖主”），又因为食封在鄂邑，所以又称“鄂邑盖长公主”。昭帝刚即位的时候，因为年幼，所以让姐姐盖长公主住在宫里照顾起居。昭帝很对姐姐很优厚，即位的次年（始元元年）就给盖主和燕王、广陵王各加封食邑一万三千户。然而盖长公主的私生活很不检点，王受死了以后，她耐不住春闺的寂寞，就和盖侯的“客子”，（两汉时代对门客的习称）来自河间的丁外人私通。慢慢的盖主的风流韵事连昭帝和霍光都知道了，他们一来不忍心剥夺盖主的感情生活，二来也不愿意让家丑外扬，就干脆下了道诏书，叫丁外人也住到宫里来侍候长公主。
上官安平时就与丁外人过从甚密，他找到丁外人，劝他说：“依照汉家的故例，常以列侯尚公主。听说长公主接纳了一个小女孩儿，准备送进宫里去。我的女儿容貌也很端庄，如果能让她在长公主受到皇上宠眷的时候送进宫去当上皇后，那么外有我们父子俩在朝为官，内有皇后在中宫椒房作为倚重，再加上此事系由足下一手玉成，足下难道还担心不能封侯吗？”丁外人只是一个没有名份地位的小厮，只能跟盖主偷偷摸摸地暗中来往，一听上官桀说到这一可以使自己光明正大地迎娶长公主的两全其美之计，自然喜出望外地一口答应，马上去跟长公主商量。盖主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就又去鼓动昭帝下诏召上官安之女入宫，先封为婕妤，同时进上官安为骑都尉。过了月余，就在始元四年春三月的甲寅日正式册立上官氏为皇后。
丁外人出马帮助上官桀父子弄到了皇后的位子，上官桀父子也兑现诺言，来找霍光商量，希望依照国家以列侯匹配公主的故例，为丁外人求个侯爵的名分。霍光没料到上官桀另辟蹊径，终于将这个皇后的名分搞到了手，心中有气，便以丁外人没有建立功勋，按规定不能封侯为由加以拒绝；上官桀和上官安见不能封侯，便退而求其次，为丁外人求取光禄大夫的官职，想让丁外人能够时时得到皇帝的召见，走以宠幸求取封侯的曲线迂回之路。霍光仍然不肯松口。
上官桀父子知道燕王刘旦因为没有做成皇帝而怨恨霍光，就把平时暗中记录下来的有关霍光过失的材料送给燕王，怂恿他弹劾霍光，顺便为丁外人求取侯爵。燕王大喜，就向朝廷上书说：“子路（孔子的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死了姐姐，他心中悲痛，一年的丧期过了还不除下丧服，孔子认为不合礼仪，就批评了他。子路说：‘我仲由不幸从小就缺少兄弟，（现在又失去了姐姐，）因此不忍心除丧。’（颜师古注《汉书》，言此语出自《礼记》。是为《檀弓》篇）所以说‘通过观察（子路的）违礼之处可以知道他的仁义呀！’臣和陛下只有长公主这么一个姐姐，蒙陛下恩典让丁外人来侍奉她，对于丁外人应该授予爵位。”昭帝接到燕王递上来的折子，就问霍光怎么办，霍光执意不许封丁外人为侯。燕王上书告发霍光的罪过，又引起昭帝的怀疑，昭帝从此愈发亲信霍光而疏远了上官桀和上官安。
这样一来，不但上官桀、上官安父子因为在丁外人和盖长公主面前夸下海口后却又无法兑现诺言，且又为昭帝所疏远而愈发感到惭愧愤懑，就连长公主和丁外人也对霍光的不近情理大为不满。
当年武帝在世时，上官桀就已官至太仆，位居九卿，当时霍光才仅仅是个光禄大夫，现在反而位居上官桀之上，令上官桀郁闷非常。加上霍光行事专断，操纵朝事，更是让上官桀既惭且愤，由此不甘居人之下，开始与霍光争权。
御史大夫桑弘羊自武帝朝推行均输平准，实施盐铁专卖，自以为有大功于社稷，想为宗族子弟求个官做，霍光也不允许，再加上二人政见不合，于是桑弘羊也对霍光恨之入骨，遂与上官桀父子结成同党。上官桀等人又素知燕王刘旦一向怨恨霍光，便私下与里刘旦交通往来。刘旦求之不得，先后派遣孙纵之等十多批人，以金珠良马厚赂盖长公主，以固奥援之盟。上官桀与桑弘羊也暗中收集记录霍光的过失，准备作为告发霍光的黑材料。
引述上述史实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不大理解的是霍光为什么不肯卖人情以结众人之欢，而非要搞得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引起那么多人的联合反对？其实说到底这还是霍光极强的权势欲在作怪。他视权力为自己的禁脔，当然不能容忍他人染指插手。更何况，他也不会傻到为政治对手搭梯架桥作为往上爬的跳板，使自己置于危如累卵的劫境。
然而，上官桀其实也并非什么良善之辈。他妻子的父亲有一个宠幸的太医监叫做充国（人名，其姓氏失考），曾经擅入殿中，下狱讯问以外，按律当死，上官桀便求盖长公主帮忙解救。冬天快要过完的时候，盖长公主为充国献马二十匹赎罪，才得以免去死刑。于是上官桀、上官安父子俩便更加怨恨霍光而感激盖长公主。
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则更是荒唐得不成样子。自从上官安以皇后之父的身份获封桑乐侯，得食邑一千五百户，迁为车骑将军，气焰便日益骄恣淫逸。有一次他被昭帝赐宴于殿中，出来的时候对门客说：“跟我的女婿一起饮酒，真是太开心了！”如果是寻常人家，翁丈呼婿自然也没有什么，然而天子是一国之至尊，谁又敢当着别人的面直呼天子为“婿”？就此大逆不道一罪，就够上官安灭族的。上官安在宫中见识了皇家服饰的精美，便耻于自家衣着的“寒碜”，回到家里便想把所有的衣物都放火烧掉。他喝醉了酒，就在房中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裸行如常，他又与后母及父亲的小妾、侍婢公然乱伦淫秽。遍阅《汉书》，象这种子烝（以晚辈淫乱长辈，谓之“烝”）庶母、姐弟兄妹相互乱伦的现象在诸侯、公卿中间绝非罕见的孤例，因此难怪人们在掩卷之余，总要忍不住带着鄙夷的神态痛骂“脏唐臭汉”了。上官安的儿子病死的时候，他仰着头痛骂苍天，形态有如疯狂。
对于上官家和长公主、桑弘羊、燕王结成联盟的事态，霍光洞若观火，一直隐忍不发。他摸不透的是丞相田千秋的态度和倾向，因此千方百计予以试探。每当公卿朝会的时候，霍光就私下里对田千秋说：“当初我与君侯（田千秋的爵号是富民侯）一起受先帝遗诏，现在我治内，君侯治外，您应该对我有所教诲，以使我不负天下百姓的期望。”田千秋每次总是很暧昧地回答说：“只要将军留意政事的得失，那就是天下的幸事了。”始终不肯正面回应以表明态度。田千秋的回答让霍光很满意。这样试探了若干次之后，他确认田丞相不过是一个对谁都不肯得罪的老滑头、喜欢和稀泥的和事佬，压在心口的一颗大石总算落了地，也就愈发倚重田千秋。每当有吉祥嘉瑞出现的时候，总是三番五次地褒奖丞相。
始元年间，上官桀与霍光虽然已是心存芥蒂，却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客气。每当霍光逢五日一休沐的时候，上官桀依旧代他处决政务，一如往昔。自始元元年八月燕、齐谋逆事件败露以来，朝廷上下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长达四年之久。自武帝征和年间以来，朝廷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风平浪静。然而始元五年正月间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这份难得的平静，也标志着新一轮惊心动魄的权力角逐业已拉开序幕。
家园 【文摘】十三、黄旐疑案（1）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十三、黄旐疑案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春正月，昭帝刚刚下诏追赠外祖父为顺成侯，京城长安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怪事：
一男子乘黄牛犊车，建黄色旐（zhào，音“照”）旗（有说是蓼色，即红色。今从《汉书•隽不疑传》“建黄旐”之说），着黄色“襜褕”（chān yú，音“搀鱼”。直裾的禅衣，其开襟从领向下垂直。这是一种穿在正式服装外面的短衣，是当时男子常穿的便服），戴黄帽，至未央宫北门阙下，向守宫门的卫士自称是征和二年八月辛亥在湖县失踪的戾太子刘据。
公车署接报以后，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上报，于是昭帝下诏召集公卿、将军、中二千石级别官员一起前去辨认。消息传出，在长安吏民中引起轰动，蜂涌前往未央宫北门阙围观者，竟达数万人之多。整个长安城一时之间陷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狂热气氛之中，人们似乎早就在翘首期待着这一事件的发生。那个被霍光逼着毒死自己儿子的卫尉王莽这时已升迁为右将军，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他在阙下陈列军阵，以防备非常事态的发生。
《汉书》里记载戾太子最后的行踪，是在《汉书•武五子传》；关于戾太子命运的最后一句话是“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班固用的是“抱解太子”这四个字，着实令人费解。李寿“抱解”的究竟是还没有断气的太子，还是太子的尸身？这句话里并没有明确交待李寿是“趋抱解太子尸”。古人写史习用春秋笔法，言简意赅，然而有时如此用笔却又留下许多讳莫如深的无头公案，让后人读史时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戾太子确实为李寿所救而未死的话，按理说，戾太子之变就发生在八年半以前，戾太子时年38岁，就算这些年来吃尽东躲西藏、颠沛流离之苦，容貌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顶多只是加些风霜之色。然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中二千石的各位官员却谁也不敢肯定眼前突然出现的男子是不是真的就是戾太子刘据，因而都缄口不语，谁也不敢出头指认。田千秋在戾太子之变发生时仍在长陵看守汉高祖刘邦的寝庙，他对太子不熟悉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御史大夫桑弘羊自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不是武帝时期的后元二年）13岁入宫为郎，至今在朝廷已60余年（《盐铁论•贫富篇》：“大夫日：‘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整个武帝朝他都在为宫廷服务，要说连他这种跟宫中各色人等混得烂熟的人也辩别不出眼前这个“戾太子”的真伪，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而京中诸多中二千石官员，竟然也无一人认得出“戾太子”的相貌。看来此案不但事发突然，也是疑点重重。
京兆尹隽不疑后到，不由分说就令将该男子收捕。有人劝他说：“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暂且先别妄动，看看情况再说吧。”隽不疑斩钉截铁地说：“诸位担心卫太子做什么呢？春秋时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因阴谋（刺杀灵公的宠姬南子）失败而出奔在外，后来卫灵公死了以后，蒯聩的儿子辄（卫出公）嗣位，拒不接纳蒯聩回国，《春秋》对此予以肯定（当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评此事日：“辄之义可以立乎？日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意思是说：“辄从道义上说可以继位吗？可以的。但他为什么不以父亲为由，推辞祖父灵公授予的君位呢？”）。卫太子（刘据）得罪的是先帝，（即使眼前此人真的是太子，）他当年逃亡在外侥幸没死，今天自己前来自首，也是罪人。”依然下令将男子送诏狱审问。
经廷尉严辞讯问，该男子招供，自称是左冯翊夏阳县人，姓成名方遂，一直居住在湖县，以占筮卜卦为业。曾经有一个卫太子的舍人来找人占卜，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你的相貌长得真象卫太子。”成方遂听到以后，就动了假冒卫太子求取富贵的心思，一番乔装打扮之后，打着卫太子的招牌来到未央宫北阙。根据成方遂的供词，廷尉又逮召与成方遂同乡，熟识其人的张宗禄等人前来辩认。最后定罪为“诬罔不道”，即捏造事端、欺君罔上，罪至不道（“诬”、“罔”都是汉律所定罪名。“诬”即无中生有，“罔”即“罔上”，欺骗皇帝，二罪常常并用。汉武帝时方士栾大借武帝求仙心切行骗，败露后所定罪名即为“诬罔”。《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乐通侯栾大坐诬罔”），依律腰斩于东市。讯问中查实成方遂另有一名为“张延年”，似是其真实的本名。
这件轰动一时的“伪戾太子之案”由是告破，昭帝和霍光本已惊出一身冷汗，这时也已如释重负，欣喜异常，立即对当机立断、立下大功的京兆尹隽不疑予以嘉奖，称：“公卿大臣应当运用经术之学（即《春秋》等儒经），明于大义。”隽不疑因此名重一时，京中诸官内心里暗暗比较，多自以为才干确实不及隽不疑。他保住了霍光和昭帝的正统性，霍光非常感激，要把女儿嫁给他（霍光的女儿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嫁给宣帝，一个嫁给金日磾的儿子金赏，一个嫁给上官安，现在又要嫁一个女儿给隽不疑。不过他要嫁给隽不疑的这个女儿，未必没有可能就是后来嫁给宣帝的霍成君），隽不疑挺坚决地推辞，不肯高攀霍光的门第。他也从不居功，不向长官要求升迁，依然在京兆尹的位子上任劳任怨地干了很久，最后因病免官，以布衣之身殁没于家。京中百姓闻知，更加怀念他的治绩。
始元五年春天发生的这件“伪戾太子”事件，从当事人成方遂的供词来看，似乎仅仅只是一宗贪财的男子借着戾太子的名号行骗，以求取富贵的普通刑事案件，然而细细考之，仍然能从《汉书》的字里行间读出条条蛛丝马迹，暗示此案绝不象《汉书•隽不疑》传里面，这短短一百五十多字所描写的那样简单。
首先，从该男子的衣着服用来看，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准备。他穿黄衣、戴黄帽，建黄色旐旗，连拉车用的牛也是黄牛犊，这显然不是巧合。他是有意地使自己的穿着符合于朝廷的礼仪。本来按照战国以来盛行的五行相继学说，秦朝自认是以水德取代周朝的木德，因此服色尚黑；到了汉文帝的时候，鲁人公孙臣提出根据五行相克的原理，汉取代秦是“水来土掩”，因此汉朝应该是土德，服色应该尚黄，文帝对此将信将疑，没有采纳（《史记•封禅书》：“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到了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夏五月，始“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尚）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纪》，据此可知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服装师让晚年的汉武帝着红袍的设计可能是错误的，不过武帝时代的服舆制度尚没有后世那么严格。《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始知汉朝推崇火德，服色尚赤当是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年，即公元26年），修正历法，颁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服色以黄色为尊；自三公、将军、九卿、太守、王国相、郡都尉的官印皆用五字，不足五字者补以“之”字或“印”、“章”（丞相、太尉、三公、前后左右将军及御史、二千石者服用）、“印章”等后缀字（将军的属官校尉司马、九卿的属官令、长丞，以及郡以下的县之令、长的印章皆用四字）；修定官名；协正音律。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成方遂确实没有什么过硬的背景，而仅仅是一个在湖县以卜筮为生的普通平民的话，那么他作如此装束，就一定是背后有熟悉朝廷典章制度的高人指点，否则，以他一个在民间卜卦的社会底层人士，又怎么会熟知这些庙堂上的冠冕堂皇的繁缛礼仪？要知道，汉武帝虽然改了服色正朔，但章服制度并未完备，连公卿大臣都未必能全盘通晓。汉朝真正开始实行严格的舆服制度，是自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才开始的。
其次，成方遂进京，所用的礼仪也不简单。他用的是诸侯觐见天子之礼，因此建黄色玄武旐旗，又欲自北门入未央宫。后世历代，紫禁城的北门常称“玄武门”，因为玄武正是北方之神。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门，原来在明朝的时候就叫做“玄武门”，清朝时为避康熙帝玄烨之讳才改称“神武门”。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就是埋伏在皇宫的北门内，因为这是皇子入宫觐见皇帝的必经之路。因为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沿袭有因，基本上都要追溯到周朝的礼仪制度，因此玄武门之变的例子也可以作为成方遂是欲行皇子觐见天子之礼的旁证。
成方遂所建之“旐旗”，一般书上给出的注释是“绘有龟蛇图案的旗帜”，这种解释并不十分确切，按照准确的解释，所谓“黄旐”，就是在黄色背景上绘黑色玄武之像；而玄武的形象，正是一龟一蛇相互咬住尾巴，合为一体（《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李善注：“龟与蛇交曰玄武。”）。单说它象龟或蛇，都不完全准确。
玄武与青龙、白虎、朱雀并称为四大神兽，号为主宰东、西、南、北四方的“四象”，玄武职司北方，同时又是阴间之神。“玄”的意思就是黑色，而“武”与“冥”的古音相通，因此“武”也常作“冥”的通假字，而“冥”则是“幽冥、阴间”的意思，因此“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即阴间之神的意思。对玄武的崇拜起始于殷商时代用龟甲占卜的习俗，因此玄武的最初形象只是龟而已，蛇的形象恐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由于商朝时认为冥间位于北方（此一说法当与认为严冬主肃杀万物有关，而北方正是苦寒之地），因此商王占卜问兆于地下祖先之灵时，“其卜必北向”，玄武遂又成北方之神。后来道教又进一步将玄武的地位拔高，并将其人格化，最终使其演变成供奉于道教名山武当山的北方主神——真武大帝。
关于旐旗，《周礼•春官宗伯•司常》载：“司常掌九族之物，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旜，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颂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旟，县鄙建旐。”明确指出周天子建有九旗，就是常、旂、旜、物、旗、旟、旐、旞、旌，并设专职官员“司常”分掌各旗。
周朝的旗由杆、縿和斿三部分组成，其中“縿”是旗帜的主体部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挂于旗杆上的直幅的旗面，在“縿”面上绘制象征性的各种图案；“斿”则是饰于“縿”侧面、与旗杆垂直的带穗状的装饰物，我们常常在古装电视剧里看到的在旗侧面迎风飘动的那一条条“飘带”就是它。按照礼法，不同等级的旗帜上所用“斿”的数目有严格的规定。
在旗的用法上，依《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为：
天子建常；
诸侯建龙旂，即绘有“苍龙”（青龙）之旂，以象征东方（苍龙）七宿中第五宿“心”宿的第三颗星“大火”（即天蝎座α星。因其是一颗红巨星，在夏夜里非常明亮显眼，故名“大火”。民谚“七月流火”所谓之“火”，即是这颗“大火”）。旂侧饰九斿，以象征尾宿的九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交龙为旂，诸侯之所建也。大火，苍龙宿之心，其属有尾，尾九星”）；
卿建旜；
大夫、士建物；
师都（京师，即镐京）建熊旗，即绘有“熊、虎”（《史记•天官书》之所谓“白虎”）之旗，以象征西方（白虎）的参宿和伐宿（伐宿是与参宿连在一起的六颗星，现在一般看作参宿的一部分）。之所以以师都建西方之旗，是因为镐京地处中原西面的缘故。旗侧饰六斿，以象征与参宿连体的伐宿六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熊虎为旗，师都之所建。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
州、里建鸟旟，即绘有“鸟、隼”之旟，以象征南方（朱雀）七宿第三宿柳宿中，由七颗星组成的“鹑火”。旟侧饰七斿，以象征柳宿的七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鸟隼为旟，州里之所建。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有七星”）；
县鄙建龟旐，即绘有“龟、蛇”（实为玄武）之旐，以象征北方（玄武）的室宿（《石氏星经》称：“室名营室”，又称“室名玄冥”，可见室宿即营室，就是玄冥，亦即玄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营室水也，玄冥水神也，故又云水方正而作”）。旐侧饰四斿，以象征室宿的四颗星（《后汉书•舆服志》引郑玄注：“龟蛇为旐，县鄙之所建。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
这样，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师都、州里、县鄙各用不同旗帜，以示尊卑等级，这就是《后汉书•舆服志》所称赞的“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到奚仲当了夏朝的车正，建立旗帜，以建立上下的尊卑，各自都有等级）。
家园 【文摘】十三、黄旐疑案（2） 作者：天涯社区 青史评论版菜鸟飞飞888 从上文所述来看，成方遂建黄色玄武之旐，不会是取象征等级为“县鄙”（县及偏远地方）之义，而是暗示自己曾是冥间已死之人。这一番安排可谓煞费苦心。
再者，单是“成方遂”之名，一看便知是化名，显得诡异非常。“成方遂”者，“成其事方可遂其心”也。再说廷尉讯问，查知成方遂另有一名云“张延年”，可能是其本名。但时人名为“延年”者并不少见，武帝末期至昭、宣之世见于《汉书》，名为“延年”者，便有严延年、杜延年（二人，一为前御史大夫杜周之子，一为谒者）、田延年、李延年（李夫人之兄）等数人。因此倘若太子当真未死，逃至湖县隐居时，冒同村张姓人家（如张宗禄等人）之姓，取假名“延年”似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此案之所以显得疑点重重，让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盖因班固对于此案叙事含混，闪烁其辞，又过于简略之处。例如记述此案的文字仅见于《昭帝纪》（（五年春正月）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腰）斩。）、《武五子传•刘旦》（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乡（向）之，正喧不可止，大将军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和《隽不疑传》，而记此事最详的《隽不疑传》中，关于成方遂的供词全系以第三人称转述，且指证的证人姓名只记张宗禄一人，与《外戚传》长篇累牍地记叙宣帝外祖母王媪（妄人）自述宣帝之母王翁须入宫经过的词状，简直是大相径庭，现将《外戚传》该部分原文引述如下：
“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乡里识知者，皆曰王妪。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迺始妇，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迺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迺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媪与迺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迺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迺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粜买未具，迺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及广望三老更始、刘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辞，皆验。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月间，赏赐以巨万计。……”
在二十四部正史中，前四史均系私修，且各有特点。以综合的史学、文学成就而言，《史记》最高；《后汉书》因系四史之中最晚出者，因此能博采众长。范晔才识俱高，他对自己所作各纪、传的论、赞部分特别得意，自以为其文文采斐然。《后汉书》的赞语曾单独结集，获得后人好评；《三国志》最名为以曹魏为正朔，其实是三国各自成史，这也正为后来隋唐时李延寿修《南史》、《北史》，元末时修《宋史》、《辽史》、《金史》提供了修史的规范和参照的先例。陈寿于史实剪裁得当，书成时即受人好评，然而陈寿限于史料有限，记事过于简略，因此宋文帝不得不令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注补充了许多陈寿没有的材料，并把一些疑难问题的各种说法一一列出。裴注的价值已经与《三国志》本身不相上下，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
相比之下，班固《汉书》的优点，在于叙事“博洽”。它不仅叙事详实近乎于繁，而且即使在直接引用《史记》文字的同时，也对司马迁写得不够明确的地方加以考订。例如《史记•项羽本纪》有一段文字“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班固在《陈胜项籍（项籍，姓项名籍，字羽，后世以字行，习称项羽）传》引用这段文字的同时，明确指出游说项羽者是“韩生”。因此相对于《史记》，《汉书》具有保留了更多史料的价值，这也是《汉书》在这方面优于《史记》的地方（当然，《汉书》的思想性比《史记》差了不少）。
我们在前文所引王媪自述的这段文字即可作为《汉书》“博洽”特色的形象注脚。这段文字，详细到记叙了事发过程中当事人的每段对话、证人直述的证词，甚至还有证人的确切数目。因此整个事件的过程交待得清清楚楚，明白无误，极有说服力。相比之下，《隽不疑传》里以第三人称引述的成方遂的这段供词变显得含混得多；证人的具体数目也不清楚；证人姓名仅列举“张宗禄”一人；结案时连人犯的姓名也不清楚，只是“一云姓张名延年”，更显疑窦丛生。
或许有人认为，以第三人称引述疑犯供词与第一人称直述，差别并不太大，其实不然。因为这涉及到修史过程中的“正朔”问题，即正统性的问题。班固之所以在《外戚传》里不厌其烦地长篇叙述王媪等人的对话，无疑是要以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告诉读这段材料的读者，王翁须入宫的经过确实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这样一来，他儿子汉宣帝刘询的身世就不存在可疑之处，他的继位自然也就是合法而且正当的了。
修正史时强调“正朔”，即政权和皇帝的正当性、合法性，是从班固修《汉书》开始的。司马迁修《史记》时尚不具有如此的正统观念，因此在他的《史记》中，失败的英雄项羽可以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视为帝王；终生不得志的伟大思想家和平民教育家孔丘、造反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也可以和楚元王刘交、留侯张良、太尉周勃（绛侯）、相国萧何（酂侯）这些王侯将相一同列入世家，当作诸侯看待，这在后世修史时是不可想象的。这与司马迁所处时代活泼开放、宽容进取的社会舆论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到了班固所处的东汉，儒学已经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和司马迁时已经大不相同。班固修《汉书》时，为了表彰汉朝取代秦朝是“天意”，具有无可伦比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不惜将汉朝置于正位，而将秦朝置于闰位，以示贬斥，这一做法首开后世修史时正闰之争的先河。置于正位的朝代具有合法性，是为“正统”；居于闰位的，不是被当今朝代取代，就是视为割据一方、谋朝篡位的“僭伪”政权，因而在舆论上是不得人心的，王朝的国祚也就不可能长久。因此历代在为被自己取代的前代修史时，都将其置于正位，以表示自己继承的是一份顺承天意的“合法”财产，因而国祚也就能永延不缀。正闰之争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有些无聊，但对于古人来说，却是关系到国家命运能否绵长久远的非常严肃的问题。
按照这样的原则，晋初陈寿修《三国志》时，必须以被晋朝司马氏取代的曹魏为正朔，将吴、（蜀）汉两国视为“僭伪”的地方割据政权，两国君主传记称“传”而不称“本纪”。然而读其《蜀书•先主传》（刘备的传记）和《吴书•吴主传》（孙权的传记），却同样是以编年体的方式采写君主一生所历大事，与《魏书•武帝纪》无甚区别，实际上就是三国各自成史，只是明里不说，刘、孙二人不称为“上”、“帝”（本纪的写法，皇帝一般称“上”或“帝”）罢了。南北朝时，北朝和南朝各自修史，南呼北为“索虏”，北呼南为“岛夷”，各说各话；到了隋唐之际，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修《南史》、《北史》，置身事外，这才一视同仁。元朝时修《宋史》、《辽史》、《金史》，因辽、金先后与宋朝并立，而三国又先后亡于元朝（蒙古）之手（1218年灭西辽，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实不知当以何为正朔，何为僭伪，因而体例迟迟未定。直到元末，才由丞相脱脱上奏元顺帝，决定“各与正统”（就是都视为正统），不相统属，这才各自开馆，匆匆修就。
“伪戾太子案”中，冒充戾太子的成方遂（张延年）的真实身份，是关系到昭帝继统的合法性和霍光辅政的正当性的非常严重的事情，其性质丝毫不亚于始元元年的燕、齐逆案，不可以等闲视之。倘若班固在写《汉书》时真的掌握有证实成方遂确系伪冒的过硬材料，尤其是录有成方遂供词和证人证词的案件卷宗等第一手材料，以他一向标榜为大汉朝张目的政治态度，是断然不会弃而不用，以至于让人对昭帝继位的正统性产生怀疑、为汉家“清白”的历史留下任人腹诽、揣测的“污点”的。班固之所以写得如此简略，如果不是整个案情令史家讳莫如深，有所顾忌的话，就是史料档案阙如，令他无有所依，只能靠引用第三方的转述来蒙混过关。而如果真的是出于缺少史料的原因，那么当初审案时留下的卷宗等第一手材料到哪里去了？我们猜测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可能是审案的廷尉事后悄悄地把它们烧掉了，也可能是霍光和昭帝指使人毁掉了，还有可能是宣帝后来为祖父尊讳而毁掉了这些涉及到他的材料，甚至有可能是毁于西汉末年的赤眉之乱，总之细细理来，仍是一团乱麻。
不论眼前出现的这个“戾太子”成方遂（张延年）是真太子也好，假太子也罢，京兆尹隽不疑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的表现，可谓厥功甚伟。他的当机立断，确保了事态没有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也保全了昭帝和霍光、以及朝廷的威信。隽不疑此举更向人们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更可贵的是事后他依然行事低调，并不伐功善已，更不以此作为要挟当权派讨官要权的资本，可以说是深得为臣之道。他后来得以善终，也当是因如此谦逊谨慎之故。难怪霍光要把女儿嫁给他，此举既是酬功，也是表示对隽不疑的欣赏。后来昭、宣之际同样在京兆尹任上以清直能干而闻名的赵广汉曾叹息说：“我禁奸止邪，政令通行于吏民；至于处理朝廷的事（的才干），就比隽不疑差远了。”
伪戾太子案的发生，尤其是案发时京城百姓如痴如癫的狂热情状，使霍光敏锐地意识到朝野上下依然存在着一股反对昭帝继位和他掌权的暗流，这股势力的能量虽然还不足以威胁到朝廷，却也不能算太小。尤其是在民间对待戾太子的态度的问题上，戾太子生前就在民间素有人望，死后又受到普遍同情，昭帝继位后并未给戾太子平反，只是走走形式地为他立了陵墓而已，这些都让那些始终对戾太子念念不忘的百姓十分失望。始元元年刘旦和刘泽谋逆期间，曾派人到各郡国散布谣言，诬蔑昭帝不是武帝之子。这些流言很容易让一些不明真相的平民产生昭帝得位不正，应该还位于戾太子后人的想法，从而加深他们对朝廷的不满。百姓的这种不满情绪又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形成反对朝廷的强大舆论力量，这些都是霍光所日夜焦虑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凭着本能的政治嗅觉，预感到隐藏于暗处的政治对手们正在为酝酿一场新的政治风波而大造舆论，眼前的“伪戾太子案”就是这场风波即将到来的前奏；而处在明里的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也可能对此事加以利用，兴风作浪，制造反对昭帝和他的强大攻势。于是他遂决定先下手为强，打击上官桀集团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经过与幕僚的缜密策划，他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上官桀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
始元五年六月，昭帝封皇后上官氏之父骠骑将军上官安为桑乐侯。同月，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下诏说：“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实为“诵”字之误）《保傅传》（汉文帝时贾谊所著）、《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以诵读《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等儒家经传遇到疑难、需求解惑为由，征召各郡贤良、文学60余人赴长安，在御前辩论经术，针砭时政。次年（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昭帝纪》）。这次“议罢盐铁榷酤”的御前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它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