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关于君权与相权之间的这种矛盾，《汉书•田蚡传》所载的一件事即可作为形象的注脚。田蚡是汉武帝母亲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弟，也就是汉武帝的舅舅。他担任丞相的时候，汉武帝年纪尚轻。有一天田蚡入宫奏事，在武帝跟前滔滔不绝地谈了老大半天，推荐了一大堆自己的私人担任朝廷的大小职务，其中甚至还有从平民直接担任二千石（郡守一级）级别的官职的。武帝就问他：“丞相任命官吏任命完了吗？我也想任命官吏呢！”意思是叫田蚡给他留几个位子，不要把所有的职位都安排满了人。武帝的话明显是调侃讽刺田蚡，借机发泄对掌握大小官吏任免权的丞相权柄之重的不满。

　　汉武帝建立中朝所采用的办法，是网罗一批中下层的精英人才集聚在自己周围，通过给他们在职外加衔的方式，用这批小官吏组成一个参与筹谋、策划军政要务的小集团，形成供武帝自己决策时备赞顾问的秘书班子。

　　集聚在武帝身边的这批近侍之臣，大都不是从外朝的官僚集团中按照资历功勋升迁而来，而是通过征召贤良对策等方式直接从民间选取，或者直接从中下层的吏员、甚至宫廷的奴隶（象金日磾那样的）中提拔而来，也就是说这批人都是汉武帝的“私人”，汉武帝通过对他们进行打破常规的提拔擢升，使他们迅速取得富贵名禄的方式在他们中间树立恩信，可以确保这批人对他的忠心。这些人以庶僚的职务（庶僚就是职位很低的中下层官吏），通过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而成为武帝身边的近侍之臣。这些人名为侍臣，实际上参预机要，赞襄谋划，其作用相当于幕府之于将军，是一个参谋机构。中朝的官员虽然职位不高，但能出入宫禁，常在皇帝左右，与皇帝的关系显然要比三公九卿这些外朝的官员密切得多。皇帝的旨意，大多通过中朝的侍臣层层传达到下面去执行。外朝的官员们虽有很高的职位，却无实权，反而只能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一般性日常政务。

　　中朝成立以后，一些重要的政事不再象汉初时那样，由皇帝召集三公九卿，在朝堂上进行廷议，公开辩论然后形成集体意见，再拟成旨意颁布实行，而是皇帝自己关起门来，在宫廷内部听取中朝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然后自己乾纲独断，形成既定的旨意颁布执行。这样一来，国家政治的决策就避开了外朝，不再需要得到丞相的许可，从而将其权力架空。中朝和外朝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中朝的官员只是一个幕僚顾问机构，没有象丞相那样的干涉皇帝决断的权力；而外朝廷议时，如果丞相反对，皇帝的意见说了也是白说，是没有办法付诸实施的。

　　汉武帝通过用中朝的小官来管外朝的大官的办法，达到了用内廷来抗衡外朝的目的。作为君权的代表的内廷，其官员职务都不高，便于皇帝控制；但是他们掌握着实权，在朝廷中的实际政治地位又在外朝那批高官之上。这样一来职低而衔高的内廷就能和职高而衔低的外朝互为犄角，相互擎肘，避免出现某一方势力过大而危机皇权的情况出现，实现了君权和相权的平衡。从汉武帝创立中朝的巧妙构思来看，他的确是精通权术的个中高手。

　　有汉一代，丞相以惠帝一朝的曹参活得最滋润，既有实权又可以不做实事，只是“萧规曹随”地整日喝酒胡闹；而以武帝一朝的丞相最为郁闷和凄惨，善始而又能善终的不多。然而汉武帝仍意犹未尽，他任命刘屈氂做丞相的时候，还想把丞相一职一分为二，恢复汉初的左、右二丞相制度，进一步削弱相权。

　　从汉高祖到武帝前期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丞相最风光鼎盛的时代。到了武帝绞尽脑汁搞出了中朝这样一套与外朝并行不悖的行政系统，丞相多少就有点委屈了。跟着丞相一起倒霉的还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作为实际上的副相，拥有和丞相差不多的决策权力，就是所谓“政令出于两府”（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虽然它的本职仍是负责监察、弹劾官员的贪赃不法行为。中朝政治出台以后，御史大夫作为陪绑的牺牲品，也被中朝的那批小官们夺走了实权。至于太尉一职，在汉朝屡有废置，并不常设。武帝曾在继位的次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复置，以田蚡为太尉，次年又废去，以后不再设置。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设置“大司马”的头衔作为将军的冠号，同时授予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让他们相互制衡，这样连太尉的兵权也被大司马夺走，被赶到架子上晾了起来。

　　随着中朝政治的崛起，一个原来在皇帝身边掌管文书的小机构的地位就变得日益重要，逐渐脱颖而出，成为朝廷的重要机枢，它就是“尚书”。

　　尚书作为官署机构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当时又称为“掌书”。“尚”就是“执掌”的意思，因此“尚书”和“掌书”其实是一个意思。尚书在秦代是少府的属官，秦朝时在殿中置四名小吏，主管收发或启发文书，并保管皇室的图籍档案，故而称为“尚书”。西汉沿袭秦制未改，尚书仍然属于少府。尚书的职位在汉初很低，它与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合称“六尚”，地位并不比其它几“尚”更高。就从六尚的名称中我们也能看出这时的尚书是个什么性质的职务，它属于宫中的礼仪性机构。

　　尚书在武帝朝崛起，可以说是上应“天时”，下凭“地利”，绝不是偶然的。所谓“天时”当然就是指的武帝改革政制，设立中朝；而“地利”则是由于尚书藉掌收启文书、省阅奏章之便，熟悉政事，因此具有内廷其他机构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能够在皇帝左右应对策画，行赞襄计议之事，后来又得到了传达皇帝诏命的权力，地位更加显赫。

　　最初时，武帝在后庭游宴，百官公卿不得入内。为了便于出入宫禁，武帝多以宦官来担任尚书事务，称为“中尚书令”，简称“中书令”（所谓“中”是指“中官”，也就是宦官。由士人担任尚书职务时称为“尚书令”）；由于又兼任传达诏令的谒者之职，所以又称为“中书谒者令”，成帝时改称“中谒者令”。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到郡邸狱去杀犯人的郭穰担任的职务“内谒者令”。

　　中书令是司马迁受了宫刑之后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的书上说秦朝时的赵高也担任过中书令，但实际上《史记》里记载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而不是中书令，那个时候中书令一职还没有产生。中车府令是掌管皇帝出行乘舆一类职务的内官。近来旅日的中国学者李开元先生提出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他认为秦始皇陵出土的二号铜车马（皇帝乘坐的“安车”）上的御官俑，就是赵高担任的中车府令的形象。至于二号铜车马的御官俑是不是赵高本人的形象，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针对御官俑蓄有胡须的事实，李先生又提出赵高其实并非阉人的惊人观点，其真实性如何，有待于秦汉史学家们考证明白。

　　虽然尚书最初多由宦者担任，但仍有少量士人任尚书之职，如张安世在汉武帝朝、五鹿充宗在汉元帝朝都曾以士人身份担任尚书令。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先后出任中书令，“权倾内外”，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引发朝臣的严重不满，纷纷上书质疑任用宦官典尚书的制度。由于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到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终于开始专用士人担任尚书。

　　由于尚书在武帝朝后期已经成为朝廷的机要所在，所以开始出现掌握实权的朝廷重臣“领尚书事”的惯例。所谓“领尚书事”是指非任尚书职务的其他官署的官员兼管尚书机构的政务，汉代称兼管他官而不兼其职者为“领”。汉武帝的托孤大臣霍光就是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领尚书事，将军政大权都抓在手里。这是汉朝权臣领尚书事的肇始。自霍光领尚书事始，尚书机构的权力就从尚书令手中转移到了朝廷权贵手里，后来的王凤、王莽专权，走的也是霍光这条“一手抓笔杆子、一手抓枪杆子”的路子。除了领尚书事以外，西汉还有所谓“省尚书事”、“视尚书事”和“平尚事书”，也是兼管尚书事务的性质，不过不如领尚书事权重。

　　到了东汉，三公尸位，权力遂下移到尚书台。而这时的尚书台虽然仍是少府的下属机构，却早已不再是那个简陋的小机关，而是分六曹而理事的完备机构；尚书台的属员，也早已不再是秦朝时仅有的区区四名小吏，而是膨胀成为拥有令、仆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六人（每曹一名尚书）、侍郎三十六人（每曹六人）、令史二十一人（每曹三人，后又增“剧曹”三人，一共二十一名令史）的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成为政府的中枢所在，因此又号称“中台”。所以章帝时韦彪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枢要，在于尚书”。至于后来魏晋时尚书台脱离少府而成为尚书省，又有中书、门下两省冒出来与尚书省分庭抗礼，并进而演变成隋唐的三省六部制，那又是后话了。

　　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个特点就是追求权力的平衡。象中朝和外朝相互制约的政治架构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杰作。从理论上来说，中朝和外朝相互牵制，可以防止任何一方的权势畸形发展到失衡的地步，危及到政权的安危。

　　因此，我们现在对汉武帝留给儿子弗陵的辅政大臣的人事安排，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从而明白他的一片苦心：武帝留给儿子的五位辅政大臣，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侍中附马都尉金日磾和侍中骑都尉上官桀，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中朝官员；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居于外围，他们是外朝的首脑。

　　从表面上看，武帝留给昭帝的是一个内廷和外朝官员各半的混合班底，武帝似乎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然而仔细研究这个班底内部各成员的职衔和所处的地位，仍能让我们透过表象，看到隐含在其中的深意。

　　武帝留给儿子的这个五人班底中，霍光是最关键的人物。本来作为首辅的人选，从个人品性上来说最让武帝放心的应该是金日磾。他忠心而且谨慎，行事光明磊落，没有汉人那么多弯弯肠子，又颇懂为人处事和折冲御侮之道，把太子交给他是最让人放心的。但是金日磾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的匈奴人的出身。且不说汉武帝内心里会不会有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小家子气的想法，首先在下边群臣的舆情这道关口，金日磾就闯不过去。汉武帝深知要让手下那群臣子心甘情愿地跟着一个匈奴人办事是肯定办不到的，那样会让这帮老爷们觉得有失身份和体面；更何况这些人平时在武帝跟前也没少说金日磾的坏话。除了自己，没人镇得住这些元老宿臣；而对于目前百业凋蔽、再也经不起穷折腾的大汉江山来说，上层统治集团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辅臣班子发生分裂甚至引发动乱，对于帝国的伤害将是致命的，武帝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金日磾再优秀再忠心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首辅顾命大臣了，因此退而求其次，他选择了霍光。

　　本来汉武帝选择霍光作为首辅托孤大臣，让金日磾作为副贰，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折衷之举。以他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出霍光心计之深而兼野心勃勃，这样的人作为他的托孤重臣是不可能让他放心的。但以目前的实际情况，也实在找不到比霍光更合适的人选了。他看中霍光的原因，可能并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忠心”，而是霍光的“能干”。霍光是一个很有才干也很有手腕的人，兼之长期在武帝身边参赞机要，熟习庶务，把儿子交给他，应该说没有什么事情摆不平。霍光在朝廷的名声很好，也素有人望，虽然在品性上比金日磾差一个档次（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个人修养和胸襟真的是和金日磾差一个档次），但他是汉人，仅凭这一点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金日磾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换不来的那些汉人大臣们天然的好感。再加上霍光平时韬光养晦，待人谦和，持身又极正派，又不仗着是皇帝的宠臣而趾高气扬地欺压别人，为他在同僚眼里加了不少印象分，可谓众望所归。因此汉武帝的如意算盘，是让霍光出来领班，而金日磾则不出头，低调地以霍光副手的身份一同辅政。只要有金日磾作为掣肘存在，霍光就不敢胡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计划得如此周详，却没算到金日磾享寿不永，在他去年一年多以后就以仅仅49岁的英年命赴黄泉，让他这一番苦心悉数化为泡影。

　　至于另一位托孤重臣上官桀，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武帝把他拉进来，可能只是为了平衡的需要。深谙权术的汉武帝不会不知道三角形的权力关系是最平衡、最稳定的权力关系这一道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那么剩下的那一方可能就会造成权臣擅政、危及皇室的可怕局面；可如果三位辅臣互为犄角，那么其中的任何两方在争权夺势的时候都要忌惮第三方环伺在旁得渔人之利，必然不敢轻举妄动，权力的平衡也就不会轻易遭到破坏，这样的局面对于皇室来说当然是最安全的。三国末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两路大军伐蜀，又派卫瓘为监军，居中调处二将的关系，就是这个道理。《汉书》的作者班固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为汉武帝的三位托孤大臣立传的时候，将霍光和金日磾合为一传，却把上官桀的传记抽出，单独放进《外戚传》，虽则霍光也同样是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