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任用赵过大举改进农事之外，汉武帝又积极兴修水利，听从大夫白公的建议开凿了白渠。

　　关中自古就有兴修水利的传统。早在战国末年，秦国采纳客卿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步蚕食关东六国。距秦国最近的韩国不堪秦军的连年进攻，朝廷当中不知道是哪个蠢人想出了一个“疲秦”的馊主意，韩王依计而行，派遣一个叫郑国的水工入秦，说服秦王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开凿一条水渠，引泾水入洛水，既可以灌溉关中的大片土地，又可解除泾河长期以来的水患，秦王政欣然同意。韩国的本意是想让秦人在大规模的修渠劳作中不堪重负，从此无力东进，韩国就可以换得几年的和平喘息之机。不料水渠修到一半，郑国的阴谋败露，秦王政勃然大怒，一边要杀掉郑国这个敌国奸细，一边下令“逐客”，驱逐国内一切客卿。一个从楚国的上蔡来到秦国的客卿李斯在被逐途中给秦王政上了一份表章，痛陈逐客之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政看了李斯的上书，头脑冷静下来，撤回了逐客令；郑国也在王廷上据理力争，他辩解说虽然韩国最初的动机确实是想消耗秦国的国力，但水渠一旦修成，得到好处的却是秦国而不是韩国。虽然在修渠的若干年中秦国对韩国的攻势会暂时减弱，但也只不过是让韩国延缓几年寿命而已，而这条水渠带给秦国的，将是千秋万代享用不尽的功利。郑国的话说得秦王怦然心动，于是秦王政又对郑国信任如初，让他继续主持水渠的修筑工作。

　　水渠修成后果然如郑国所说的那样使秦国既得到了灌溉的水利，又断绝了旱涝不均的水患，使关中地区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府之国”；再加上秦国早在秦昭襄王时代为了从蜀中浮江而下攻伐楚国，派李冰在岷江上修建的都江堰造就了另一个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秦国因此更加富强。因此站在韩国的立场来说，这一条“疲秦之计”可谓偷鸡不成反蚀米的自摆乌龙之举，徒以成为后人笑柄而已。因为郑国修成的水渠给关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因此人们就把这条水渠叫做“郑国渠”来纪念他的贡献。

　　汉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农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在西汉两百年间，兴修的较大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成国渠、六门陂等，还有其他中小型的水利工程不计其数。在这六项大工程中，除了六门陂是在汉元帝时期由南阳太守召信臣兴建于关东的南阳以外，其他五渠都是修建于关中的水利设施，而且都是汉武帝时期修建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又要属白渠。

　　虽然汉武帝在讨伐匈奴的数十年间主持加固修缮了黄河大堤，使黄河在八十年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灾害，但他兴修这项大工程的出发点却是为了保证在倾举国之财力大举进军漠北的时候，国内能没有后顾之忧。漕渠虽然也使渠下的农民获得了灌溉之利，但其主要目的却是为了缩短从黄河沿岸到长安的漕运距离，克服渭水通行条件的不足，便于将关东来的漕粟输送到长安；六辅渠则是作为郑国渠的辅助设施而修建的，目的是为了灌溉郑国渠旁边的高地；龙首渠的修筑原本是为了改造今天陕西的北洛河下游的商颜山（今天的铁镰山）下的咸卤土地，然而由于商颜山的土质疏松易塌不适合施工，建设了十年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白渠的作用以及所取得的成效也就更显得突出。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赵国的中大夫白公奏请汉武帝开凿水渠。白公的名字已经失考，连记述历史的史官也只知道他姓白，所以就叫他“白公”。白公建议开凿的水渠起自谷口（在今陕西省云阳县治谷），在郑国渠的南面引泾水向东南流，经高陵、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至渭南以北的下邽注入渭水，全长二百里，可以灌溉沿渠的田园四千五百多顷。关中百姓为了纪念白公，就称此渠为“白渠”。

　　《汉书•沟洫志》记载关中百姓称颂白渠的歌谣说：“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意思就是说：“耕田哪里好？池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和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在后边。举臿（耕作用的农具）连成云，开渠象下雨。一石泾河水，几斗是泥淤。既能溉良田，又能积成肥。禾黍长田里，结实硕累累。京师衣食足，人口千千万。”在班固辑载的这首民谣里，白渠被和郑国渠相提并论，可见它建成以后对于改善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谣里提到泾河“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这说明泾河水量很大，因此开渠放水灌田的时候才会象下雨一样；而且泾河的含沙量也很大，一石重量的泾河水，沉淀下来居然能得到数斗的淤泥，可以用作肥田的肥料。可见白公建议修筑白渠的目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引水灌溉农田，也是为了给泾河清淤，即在每年的行洪季节，利用洪水的较大流量来冲刷淤积在泾河河床底部的大量淤泥，将带有淤泥的河水引到渠里，或沉淀下来以后再加以利用，或直接用于灌田。这样既可以得到泾河里富含无机肥的大量淤泥作为肥料，又解除了泾河河床不断淤积而造成溃堤漫洪的隐患，可谓一举两得。

　　汉武帝虽然下了轮台诏，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却不肯停止对巫蛊案件的追究。丞相田千秋见武帝因为巫蛊事件大开杀戒，又连年对戾太子的案子穷追不舍，官员们牵连进去被杀被关的很多，人人恐惧自危，就想找个办法让武帝高兴高兴，也许就能放松对戾太子案件的追查，让群臣稍稍安心。于是他就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年末或者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征和四年的下一年）年初这一段时间之内，借着汉武帝七十大寿临近的机会，约会御史大夫和京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集体给汉武帝上寿，称颂武帝的美德，劝他施行恩惠，缓施刑罚，平时多听听音乐，怡养情操，安定精神，为了天下人的福祉而享受娱乐，保重身体。这份奏章里面除了劝汉武帝不要过于操劳国事，要适当地注意娱乐休息，保养身体以外，也含有委婉地批评劝谏的意思。

　　汉武帝回复说：“由于我的失德，自从左丞相（刘屈氂）跟贰师将军阴谋叛逆，巫蛊之祸已经殃及士大夫。我每天只吃一餐已经好几个月了，哪有心思听什么音乐呢？我常常为士大夫们感到痛心，过去的事以后就不再追究了。虽然这样，（但事情还是要说明白。）当初巫蛊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让他们督促二千石的官员负责搜捕，将嫌犯交给廷尉治狱查问，却没有听九卿和廷尉说查到了什么。早先，江充先在甘泉宫搜查，又到未央宫的椒房，都查出了巫蛊的木偶。后来公孙敬声阴谋用蛊术诅咒我，李禹之流密谋叛逃匈奴，有司都没有及时举报。我又让丞相（刘屈氂）亲自从兰台（汉代宫内存放图书秘籍、档案之处，设“兰台令史”管理相关档籍，班固就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因为兰台归御史中丞管辖，所以后世有时也称御史台为“兰台”。现在“兰台”这个名称多用作档案管理机构的代称）掘出木偶查验，事情再明白不过了。（由于丞相执行我的诏令时阳奉阴违，）致使许多巫师的余孽漏网，至今仍在外面兴风作乱。他们在各地行蛊诅咒不止，阴谋侵害我的生命和健康。我惭愧得很，还称什么寿呢？我就‘敬不举君之觞’（臣子给皇帝上寿的时候，如果皇帝允许，就要说‘敬举君之觞’；如果不允许则说‘敬不举君之觞’。汉武帝‘敬不举君之觞’就是表示拒绝群臣为他上寿）吧！丞相、二千石的各位官员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各自回去吧！《尚书》上说：‘不行偏私，不结朋党，圣王之道自然就会宽广’。你们不要再多说了。”

　　汉武帝在对群臣的答辞里，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表示前事“既往不究”；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的错误百般辩解。为此他不惜再一次玩弄把责任推给死人的把戏，彷彿天底下别人都是错的，就他一个人对，道理都让他老人家给占满了。

　　这次他找来当作代罪羔羊的是倒楣的刘屈氂。而刘屈氂所背的罪名，就是对汉武帝“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的诏令阳奉阴违，跟九卿、廷尉串通一气，对巫蛊的案情既不着力追查，又不如实上报，企图隐匿嫌犯、蒙混过关，以至于巫蛊之祸象滚雪球一样闹到不可收拾。对于自己大兴刑狱，引起朝臣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也一古脑儿地把罪过推给刘屈氂和李广利，说什么“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好象跟他自己没有一点关系似的。汉武帝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太极功夫，真是让人佩服得说不出话来。

　　汉武帝在答辞中提到的李禹，就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的堂兄弟。李陵是李广的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李禹则是李广另一个儿子李敢的儿子。李敢在河西战场上跟着骠骑将军霍去病立了战功，受封为关内侯。而他父亲李广跟着大将军卫青出征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愤而自杀。李敢因此怨恨卫青，就借着一次机会将卫青砍伤了。卫青不愿意事情闹大，就把事情隐瞒过去。

　　然而李敢的顶头上司骠骑将军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他见有人欺负到舅舅头上来，这口恶气怎么咽得下去？他就倚仗着汉武帝的宠信，利用与李敢一起侍从汉武帝在上雍打猎的机会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因为宠信霍去病，就对外宣布说李敢是被鹿用角顶死的。

　　李敢的女儿做了卫太子刘据宫里一个没有名位的宫人，很受宠爱，太子连带着也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李禹这个人贪图财利，然而也很勇敢。他曾与宫中的侍中贵人一起饮酒，言语十分无理。侍中们都怕他，又不敢跟他动手，就在武帝跟前打他的小报告。汉武帝想整死他，就召他去刺老虎，用绳索把他悬到虎圈里放下去。绳子还在半空的时候，武帝突然下诏放出老虎。李禹非常勇敢，就在半空中自己用剑砍断绳索跳下来，准备跟老虎搏斗。汉武帝见他这么勇敢，起了惜才之心，下令将他救了上来。后来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以后，有人告发李禹，说他阴谋策划准备逃到匈奴去投奔李陵，汉武帝就把李禹下了狱，结果死在牢里。

　　对于戾太子的专案，汉武帝也以胡巫余孽仍在作乱，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拒绝了田千秋等官员让他宽刑省狱的请求。

　　武帝之所以在下了轮台诏之后仍坚持对巫蛊案穷治不已，实际上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吏进行清洗，从肉体上消灭江充一类的“奸佞”以及任何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为自己身后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做好准备。武帝的这一目的，从同样发生在后元二年武帝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条狱”事件（也就是“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这件事）和赐死钩弋这两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事实上，汉武帝欲尽诛长安狱中囚犯的疯狂想法，是不能仅仅用“丧心病狂”的心理变态来解释的。

　　汉武帝积极推行重田恤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原先各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语）的民变逐渐平息下来。而他那风烛残年、已界七十高龄的疲惫身心，也由于戾太子事变的致命打击，而彻底垮掉了。因此，象他之前所有的帝王一样，汉武帝也不得不考虑他人生中必须面对的最后一项难题：他身后的大汉江山将交付给谁？

　　他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