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十、托孤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七月初七，汉武帝满七十岁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交待一下。如果按照现行公历来计算，从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彻出生到后元元年，一共只有68年，汉武帝怎么可能70岁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实行的农历（阴历或夏历）是一种太阴历，也就是按照月亮的运行周期制定的历法，它和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阳历或儒略历）的一年（一个太阳回归年）并不重合。我们用最简单的情况（也就是假设所有的年份都是平年，没有闰年和闰月的情况）来推算，农历的一个平年大月30天，小月29天，全年只有354天，比现行公历的一个平年（365天）整整少11天。因此从公元前156年算到公元前88年，公历的68年就比农历的68年整整多出748天，相当于农历的两年又40天。实际情况远比我们计算的要复杂得多，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农历的历法调整、设置闰月的问题。实际上用古代的历法进行回推，确实可以得出后元元年的七月初七，汉武帝刚好年满七十的结论。

　　自从秦始皇肇建“皇帝”称号以来，天子寿命过古稀之年的，汉武帝是第一人，可谓前无古人；在他之后，寿登古稀的天子还有六位，就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享寿85岁）、唐朝的玄宗李隆基（享寿78岁）、宋朝的高宗赵构（享寿81岁）、元朝的世祖孛尔只斤•忽必烈（享寿80岁）、明朝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享寿71岁）和清朝的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享寿89岁），可谓来者也不多。

　　清朝的乾隆皇帝晚年有一个很无聊的癖好，他喜欢拿自己跟古代的帝王进行比较，跟这些早已作古的君主比寿命，比子孙数目，比几代人同堂的辈数，当看到自己比那些古代的皇帝胜出一筹时，就高兴得不得了，自己给自己写些拍马屁的诗来庆贺。乾隆四十五年，他荣登古稀老人的行列，就叫属下的官员去查史书，看看历史上都有哪些皇帝享寿超过七十。他从此自称“古希（稀）天子”，治了一方“古希天子之宝”宝玺，还郑重其事地御制了一篇《古希说》。

　　他还写了许多首诗来歌颂自己，其中有一首为庆祝登基五十周年而作的贺诗是这么写的：“七旬登寿凡六帝，五十纪年惟一人。汉武却非所景仰，宋宗高孝更非伦。”他在这首诗里，俨然把自己看成自古以来的第一明君，连汉武帝、元世祖都不在话下。其实，在他们这七位高龄皇帝里，他充其量也只比宋高宗和梁武帝强一点，跟唐玄宗旗鼓相当（可能还稍有不如），别说汉武帝这样的大帝级别的皇帝，就连元世祖和明太祖这两位开国之君他也赶不上。他自称“汉武却非所景仰”，其实却是根本没有能力做到汉武帝那样的丰功伟业，他的“十全武功”跟汉武帝开拓西域、驱逐匈奴的事业根本没法相比。所谓“非所景仰”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然而汉武帝却没有乾隆皇帝那么好的雅兴来给自己写诗庆祝。他的七十大寿是在惊惧不安的紧张气氛中度过的；而引起武帝如此紧张的原因，是马何罗、马通兄弟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

　　马何罗和马通兄弟俩之所以甘冒杀头灭门之险也要行刺造反，纯属狗急跳墙的无奈之举。而直接导致马氏兄弟谋反的导火索，很可能就是发生在这年（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夏六月的御史大夫、秺侯商丘成的自杀事件。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商丘成自杀的原因是“坐于庙中醉而歌”，就是喝醉了跑到宗庙里去撒酒疯，狂呼号歌，因犯了“大不敬”的重罪而畏罪自杀。然而此事也不无蹊跷，商丘成怎么会糊涂到跑到宗庙这样的地方去喝酒？在征和二年戾太子之变以后，朝臣人人自危的景况下，他不思自保，怎么反而自己往枪口上撞？看守宗庙的官员见了他的疯样，又为何甘冒失职之罪，不将他拦在门外，而任其闯进去胡闹？这个案子跟刘屈氂的老婆在家里搞巫祝一样，都属于疑点重重的无头案。

　　然而不管怎么说，商丘成的死给了马氏兄弟很大的刺激，这是很显然的，因为马氏兄弟的叛乱就发生在商丘成死的同一个月。因此可以推断说，马何罗兄弟的谋逆在商丘成事发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策划了（这一点将在下文说明），而商丘成的死则是导致他们最终下决心动手的导火索。因为在商丘成之前，江充、苏文、刘屈氂、张富昌、李寿这些或直接、或间接将戾太子迫害致死的人，一个个都被武帝铲除掉了，现在又去了一个商丘成；活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惩处的，就只剩下马氏兄弟和一个当初跟着马通打过戾太子的长安城的平民景建了。可景建只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他所应当承担的后果当然远不如马氏兄弟这般严重。这样的处境很难不叫马氏兄弟为自己的前途灰心绝望，并进而产生铤而走险，拼个鱼死网破的想法。武帝每杀一个在镇压戾太子之变中立下大功的人，就叫马氏兄弟胆战心惊一回，直到杀了商丘成，终于使他们明白命运已无可挽回，只有奋力一搏，才可能换来一线生机。

　　马何罗和马通的计划很简单，就是由马何罗利用常在皇帝身边的机会前往行宫行刺，事成后由马通发兵攻打行宫，将皇帝的扈从、卫队和随驾的大臣一网打尽，从而乱中取利。马何罗之所以如此计划，是因为他有充分的机会接近皇帝，他做的是“侍中仆射（yè，音‘叶’）”。秦汉时代，侍中是自列侯至郎中的各级官员的“加官”，也就是在本身职务之外加的荣誉职务，犹如后世的“衔”。官员在本职前面挂上这个“侍中”的衔，就取得了侍从皇帝，出入宫廷的权利；而侍中仆射则是侍中的首长，比别的侍中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身边陪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马何罗敢于制定这么大胆而粗糙的造反计划，想必他以为自己比别人成功的机会大得太多，几乎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计划偏偏坏在一个匈奴人、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mì dī，音“密低”）手里。

　　金日磾本来就只叫做“日磾”，这是他的匈奴名字的音译，他入汉以后还起了一个汉人的字，叫做“翁叔”。他本来是匈奴属下的小王休屠（chǔ，音“处”）王的太子。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同年夏天，又过居延山，攻祁连山（在今甘肃祁连山脉中部），连战连胜。匈奴单于大怒，怪罪镇守西方的休屠王和浑邪王，想把他们骗来杀掉以儆效尤。二王恐惧，密谋叛匈降汉，不料休屠王临阵反悔，浑邪王就杀了他，裹胁着休屠国的兵马、部众归降了汉朝。浑邪王因为降汉有功，位居列侯；而日磾则因为父王临阵反复，不但无功，反而被视为俘虏，与母亲（休屠王的阏氏）、弟弟“伦”都被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因为日磾是匈奴人，就被量才使用，送到宫中专门为皇帝准备出行的乘舆、豢养狗马的黄门，负责给皇帝养马，这一年他才十四岁，还是个翩翩美少年。

　　日磾在宫中养了多少年马，史书上没有说明，班固只说是“久之”，想必也有好几年。日磾就是在皇宫的马厩里伴着那些宝马良驹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虽然地位卑贱，倒也不失匈奴人以马为友的本色；然而如果没有那次他与汉武帝的偶然相遇，恐怕他就要在宫中给汉武帝养一辈子马，然后默默无闻地衰老死去，埋没于宫中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奴婢之列。

　　有一天，爱马如命的汉武帝在游宴当中突然来了兴致，带着一大群宫人侍女前来赏马。日磾等数十名马奴牵着宝马鱼贯而行，依次展示给汉武帝观赏。经过殿前的时候，其余的马奴莫不偷偷用眼角窥视皇上和身边的美女宫人，只有日磾目不斜视，不敢偷看。

　　汉武帝见这个人举动跟别的人不一样，觉得挺有意思；再加上日磾是个匈奴人，相貌与汉人不大一样，明显地带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气，显得相貌堂堂；更何况他是匈奴贵族出身，即使现在身为奴仆，穿着粗布衣裳，但身上那股从小耳濡目染培养起来的贵族气质却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他身材又很高大，身高八尺二寸，换算成现代的公制约合一米九左右，站在一群养马奴隶中间显得鹤立鸡群；走过殿下的几十匹良马中，数日磾养的马最为膘肥体壮。所有这些突出的表现加在一起，汉武帝要想不注意到这个匈奴美男子，实在是太困难了。

　　班固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中描写金日磾为人的时候，在这里第一次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这个词很容易被读《汉书》的人忽视，然而其中却隐藏着些许深意。其他奴隶都偷看武帝和宫人，为什么独独日磾“不敢”呢？一些人据此认为在日磾身上具有某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或许还混杂着匈奴人在面对汉族时所特有的文化上的自卑感，因此才会没有勇气象其他奴隶那样放肆，而满足于做一个恭顺的奴婢。还有人对日磾作为一个匈奴人，居然汉化得如此彻底，特别是对其效忠人主的程度令汉族的大臣也自叹不如津津乐道，以此作为对汉朝以礼仪之邦教化蛮夷的成果意淫不已的理由，来满足自己“天朝上国”优越感的虚荣心理。

　　其实日磾何尝“不敢”放肆？他之所以不肯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的见识比其他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奴隶们高出何止十倍。出身贵族之家的日磾必定深知“礼节”的重要，象他那样的人，即使身为奴隶，也一定在骨子里保持着贵族的骄傲，不肯做出有失身份的行为；更何况，作为一个匈奴人，他未必就象普通的汉人那样对他们的皇上如此崇拜、景仰。对于最高层政治人物的陌生和神秘感，对一个曾经做过休屠王太子的高层政治人物来说应该是不存在的。

　　于是，日磾就以他惯常的姿态，不卑不亢（或许这个词才是用来形容日磾此刻神态的最恰当的词汇。如果他此时表现得慌里慌张、形态猥琐，武帝顶多会对他的丑态一笑置之，是不会对他刮目相看的）、目不斜视地从汉武帝跟前走过，就象一个匈奴的骑士在出征前高傲地牵着战马从他们的单于跟前走过，接受检阅。

　　武帝本来就喜爱壮士，一见之下就被他的不凡所吸引，于是召他上前问话。日磾从容应对，武帝愈发引以为奇，当时就赐他衣冠沐浴，拜为黄门令属下的马监，专门负责把他自己的养马方法教示其他的养马奴隶，让他们照此来饲养马匹。其实，就从此事来看，也能看出金日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能安守本分地把马养得如此好，最终凭此取得富贵功名，固然是依靠了匈奴人终日与马为伴、熟悉马性这样的“本钱”，可若不是他把心思用在养马上面，照样不能从众人当中脱颖而出。这就叫做“君子求达，取之有道”。中国灿若星河的历史人物当中，不乏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能人”，象周文王姬昌、越王句践这样的人就是，金日磾也是他们这一类人。这个人的耐性、志向和颇识大体，确实表明他是一个能担当大事的人，汉武帝后来之所以放心地将太子托付给他这个外国人，也是看中了他这一优点。

　　汉武帝因为当年霍去病获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的缘故，赐日磾姓“金”，从此日磾就有了汉姓，还按照汉人的方式起了一个字叫做“翁叔”。中国汉人的“金”姓有三个较大的来源，其中一支就源于金日磾，他是这一支金姓人的始祖（其余的两支，一支要追溯到上古时的少昊金天氏，传说他就是帝尧的兄弟“挚”；另一支则是五代十国时，江南吴越国内的刘姓人氏为了避吴越国王钱镠的名字“镠”而改“刘”姓为“金”姓。因为“镠”和“刘”同音）。

　　金日磾一路升迁，做到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汉武帝很喜欢他，他为人做事又谨慎，未尝有过过失，武帝就越发信任宠爱他了，动辄就赏赐千金，出行的时候喜欢让他同车陪乘，在宫里的时候也总让他在身边侍从。一个匈奴人在皇上面前这么得宠，那些汉人大臣们怎么受得了？于是就叽叽喳喳地发牢骚议论说：“陛下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胡人小儿，竟把他看得如此贵重！”汉武帝听到这些议论，反而更器重日磾了。当初他对待卫青也是这个样子。卫青是骑奴出身，给平阳公主赶马车，地位跟金日磾差不到哪儿去，或者比金日磾还要低一点儿，毕竟金日磾侍候的是皇帝。汉武帝就依靠这些出身下层的壮士建立伟业，这也说明他看人的眼光没有贵庶等级的偏见，确实有独到之处。

　　日磾的母亲教导日磾和他的兄弟金伦很有法度，武帝知道了以后好几次嘉奖她。金老太太死了以后，武帝下令在甘泉宫张挂她的肖像，并在画面上题示“休屠王阏氏”几个字。日磾见汉武帝如此礼遇自己的亡母，心里感激不已，每次到甘泉宫办事的时候，见到母亲的画像都流泪不已，跪拜了好大半天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匈奴人或许比汉人更看重朋友之间的情谊，所谓“英雄重英雄”，汉武帝用这样的手腕来笼络日磾，这份知遇之恩的隆宠，更叫日磾对他死心塌地地效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