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注，原作者在原第一、第二章之间插入一章，章节号顺延，这个本来应该是原来的第十一章）

十二、不学无术

1977年8月，酒泉钢铁公司钢研所职工王锦钊在甘肃玉门花海公社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挖掘出一批木简和丝麻制品、铁甲片、木制工具、中药和食盐等文物，后经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派出的专业考古人员清理发掘，认为发现的简牍均为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遗址现场采集到有字木简91枚，无字素简12枚，另采到一件七面棱形觚，在觚上发现了一份被认为是汉武帝后元二年所下遗诏的抄本残件。

　　所谓“觚”是一种多面体的简牍，为了容纳更多的书写字数而将一根木棒削成多面体的棱柱形状，常见的有横截面为三面棱形、四面棱形，也有五面棱形的，一般用于书写不太重要的文字。玉门发现的此件以红柳枝干为材料制成的七面棱形觚长约37厘米，每面都写满了墨书汉隶，共计212字。文字分成两部分，后半部分79字为书信，内容与前半部分无关；前半部分共计133字，为笔录一份诏书的残件。诏书不是原件，而是北部都尉隶下的文吏所转抄，因此限于其文化水平及行文之草率，抄件中的错别字和通假字特别多（应使用的原字在下述引文中用括号标出），而且从内容上看也未抄全，而是存有脱漏的残件，不知是出于腾出牍面以书写后半部分书信的需要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诏书原文如下：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久（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此诏大意是说：皇太子，我的身体不安和，将与你永绝了！我将与大地合为一体，终究不会再起（身）了。望你今后谨慎地保有上天赐给你的皇位，比我在位的时候更加善待百姓，赋敛合理有度，亲近贤明之人，集聚才能之士，为天下做出表率，恭敬地奉祀祖宗在天之灵，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达到天子应有的道德和才能。胡亥自绝于天地，不但自己身死，也葬送了祖宗的基业。望你仔细体会察查我的告诫，终身不要忘记。苍苍之天不可能永远仰视，堂堂之地也不可能永远踏在脚下，我的道路从此将永绝于人世了！你要告诫后世子孙，如果疏忽大意（“忽”：粗心，疏忽）、奢侈而滥行赏赐（“锡”：赏赐。滥行赏赐是不节俭，奢侈的表现），恐怕就要被赶回老家去了（意谓丢失江山社稷）。不要辜负天地的眷顾保佑，我在和我不在的时候要一个样。（死去就象）到房舍草庐，去访问闾阎里巷一样（平常，没什么可稀奇的）。人本来就是要死去的，千万不可巧言讳饰（即不要象秦始皇那样忌讳谈“死”）……

　　与此诏同址出土的木简中，有一件写有“元平元年十月享字□实卒”字样的木简，其中“字”字下面缺脱一字。“元平”是汉昭帝的年号，元平元年为公元前74年，上距武帝驾崩的后元二年仅13年，昭帝就在该年的夏四月癸未日驾崩。因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此诏确应系武帝后元二年所下遗诏之一。况且此诏文意苍凉雄浑，充满对于死生之期的豁达气度，与汉武帝的《秋风辞》意境相近，此诏确为武帝所作的可能性极大。

　　武帝驾崩的当日，太子弗陵于柩前即位，就是汉昭帝。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领尚书事，受遗诏秉政辅佐少主，车骑将军金日磾和左将军上官桀为副。昭帝和大臣们商量，给大行皇帝上谥号为“武”，按照自惠帝以来历代先皇谥前都加“孝”字，以表明汉朝以孝道治天下的传统，追尊先帝刘彻为“孝武皇帝”。唐人张守节撰《史记正义论例•谥法解》上说：“‘刚强直理’日‘武’；‘威强敌德’日‘武’；‘克定祸乱’日‘武’；‘刑民克服’日‘武’；‘夸志多穷’日‘武’”，汉武帝全都当得上上述这些评语，而以谥“武”来作为他一生赫赫武功的盖棺之论，也可谓恰如其分。

　　霍光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更是为武帝风光大葬，茂陵陪葬物品之丰富，难以想象。王莽篡汉之后，赤眉军攻入长安，西汉诸帝陵多不能免，其中赤眉军发掘茂陵，所获尤多。《晋书•索琳传》载，至西晋时，犹有人从茂陵中盗得珍宝无数。晋愍帝闻之大奇，问于索琳，索琳回答说：“汉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为武帝治丧事毕，霍光等三位辅政大臣正式开始辅佐年幼的昭帝。昭帝即位的年龄，依《汉书》所说年当八岁，依褚少孙补《史记•外戚世家》所言，则是五岁（褚补《史记•外戚世家》：“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矣。”）。但依褚说，则昭帝当生于征和元年前后，武帝能从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进而产生废黜卫太子刘据的想法，实在有些不合常理。因此反而是《汉书》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实际。

　　曾经有史家说，紧接着伟人时代的常常是“侏儒的时代”，因此相对于之前英雄辈出的武帝时代和之后煊赫中兴的宣帝时代，昭帝在位的十几年间显得略为平淡。然而昭帝时代的政治斗争，比起武帝时代来却显得更为激烈。武帝晚年，各派政治势力慑于武帝的强势，还始终只是在暗地里进行角逐；等到汉武帝驾崩以后，汉朝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因为失去压制力量的约束，就象烧开的水一样，剧烈地沸腾起来。这个时候，全国地方上的形势因为《轮台诏》颁布之后的恤农新政而逐渐缓和，而中央政府内部却依然是刀光剑影，一派乱世的景象。霍光等人纵横捭阖的手段，比诸权术大师汉武帝也是不遑多让。

　　汉武帝前脚刚刚驾崩仙去，霍光后脚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弄权，企图改变三位顾命大臣联合辅政的格局，实现其独自掌持权柄的政治野心。《汉书•霍光传》说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所谓“天下想闻其风采”，实际上就是说霍光在朝廷里炙手可热，因而引来许多政治投机分子争先恐后地走他的门路，希翼得到他的提携眷顾。而霍光在身边麇集爪牙，在朝廷各部门安插私人，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关于霍光的相貌、为人，《汉书•霍光传》上的一段文字历来为人们所注意：“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才）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就是说霍光为人沉稳平和，处事细致周到，身高七尺三寸（约合现在的公制1.81米），虽然比不上金日磾相近1.90米的大个子，却也相当魁梧了。他又肤白疏眉，蓄着一副美髯，十足是个美男子。

　　其实这一大段描述中，真正值得我们玩味的倒是关于霍光“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这一句话。所谓“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不过是说霍光每次出入殿门的时候，止步、前进都有固定的落脚之处，时间久了，不免引起在殿中值班的郎官、仆射的注意，大家商量着在霍光日常的止进之处暗中做下标记，到了霍光入殿的时候留心观察，果然丝毫不差。于是大家都说霍光的本性“端正”到了如此地步。

　　对于这件事，班固给出的评语是 “（霍光）其资性端正如此”。然而，在每次出入殿门该如何行止这样的小事上面都要斤斤计较的霍光，却很难给人以“资性端正”的印象，反而让人看到了霍光性格中工于心计、为人做作的另一面。他连在殿内迈几步步子、在何处停脚都事先计算好了，这样的做法已经不能用“谨小慎微”这样的字眼来评价，而只能称之为“工于心计”；更何况如果他的进退有尺度真的是出于本性上谨小慎微的无心之举，他又如何能够经年累月地保持这份耐性而不懈怠，不出任何差错？对于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来说，如果要象霍光那样坚持十天半月也许并不困难，难的是坚持几十年而不出错。而霍光却偏偏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这个人的心计真是深沉得可怕！因此他的行为只能解释为是有意为之，绝不是出于某种自然的习惯。而他又每天坚持如此，这摆明了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的行为不是做作又是什么呢？

　　 是什么因素促使霍光在政治上如此早熟，从一个来自平阳县的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少年变得如此深沉大智、工于心计？除开他本人的秉性天赋以外，或许充满着权谋暗战的宫廷生活对他个性的发展影响很大。一个人浸淫在那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一幕幕伴随着谎言和杀戮的惨剧，不促使自己的性格发生改变，是很难自保生存下来的。霍光和金日磾入宫的时候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正处在心智逐渐成长的宝贵年华，环境在两个人性格中打下的烙印，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汉武帝在世的时候，霍光在同僚眼里的形象是一个谨言慎行的谦谦君子，可他一旦拿到了权柄，其本性中压抑的咄咄逼人的另一面便立即显现了出来。

　　汉武帝死的时候，据说留下了一份遗诏，遗诏中有以金日磾、霍光、上官桀讨灭马何罗谋反的功劳，封金日磾为秺侯、霍光为博陆侯、上官桀为安阳侯的内容。可是诏书下来以后，有人有意见，而这个有意见的人就是卫尉王莽（不是后来篡汉的那个王莽）的儿子王忽。

　　王莽，字稚叔，甘肃天水人，武帝驾崩的时候他正做着卫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他的儿子王忽跟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一样在汉武帝身边做“侍中”，颇知道些内幕。所以这个遗诏下来以后，他就到处扬言说：“先帝驾崩的时候，王忽就在身边，哪有什么遗诏封这三个小子为侯的事情呢？这不过是一群小儿自己趁机取富贵罢了。”霍光听到王忽的话以后十分不爽，挺严厉地责问王莽。王莽只是一个小小的卫尉，哪有什么胆量跟大将军叫板？没有办法，只好乖乖地用一杯毒酒让儿子永远闭上了嘴巴。

　　这个时候，金日磾再一次表现出与霍光不同的秉性。他以皇帝年幼为由，上书表示拒绝接受武帝遗诏中给他的秺侯的爵位。金日磾这一举动固然有洁身自好和避嫌的因素在内，却也未尝不是在暗示对霍光的不满。这也显示出这个三人核心权力小组从一开始就不团结的局面。

　　霍光秉政之初可谓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不仅在朝廷内部有一大批反对他的人，就是宗室诸王侯中间，也有不少人不服气，准备趁着先皇新丧的时机制造事端，肆行废立之事。首先发难的，就是那个充满非分之想的燕王刘旦和他的族兄弟，中山哀王刘昌（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前丞相刘屈氂的兄弟）的儿子刘长、齐孝王刘将闾的孙子刘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