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安牢狱中走出的天子：汉宣帝刘询登基始末 -- 青色水

作者后加的段落，应该在原来的一二章之间

二、山雨欲来

　　如果仅仅依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很可能得出“征和年间的动乱不过是一场夺嫡政变”的结论，然而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或者说“夺嫡”的说法仅仅不过是道出了硬币正反两面中的其中一面而已，而导致这场惨祸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武帝由于与戾太子之间长期积蓄的矛盾而逐渐产生的易储之心。

　　当时朝廷上反对卫皇后和戾太子而希望他们倒台的势力，主要是下述几拨人，他们反对卫皇后母子的动机不尽相同：

　　第一拨人当然就是被当今天子誉为“尧母”的钩弋夫人和她背后的势力。自从钩弋夫人处心积虑炮制出“当代尧母”的神话，其夺嫡的野心就已昭然若揭，在朝廷内外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此铲除占据储位和后位的戾太子刘据和卫皇后，就是她实现自己及其家族的政治野心的当然目标。

　　然而觊觎太子之位的并不止是钩弋和她的团队，另外两路人马也在蠢蠢欲动，或者是在耐心等待太子出错，或者是在制造机会引诱太子犯错，以便伺机取而代之。宫帏内外，到处是暗藏着刀光剑影的陷阱。这两路人马中，以李姬所生的皇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这一对亲兄弟所组成的藩王势力，因为兄弟俩都就藩在外，对于京城里的宫廷斗争实在是有些鞭长莫及，再加上他们的母亲地位不高，在朝中也没有什么显赫的亲戚势力作为奥援，因此他们在这场角逐中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只能静观其变；相比之下，以贰师将军李广利和丞相刘屈氂组成、以扶持昌邑王刘髆上台为目标的豪华班底虽然属于后起的势力，但在其活动能量上，就显得比前面两批人大得多了。

　　有人认为挑起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就是刘屈氂和李广利，《汉武帝评传》的作者庄春波先生就认为“显然，这场惨剧的性质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宫廷政变，目的是由刘髆取代卫太子刘据，夺取皇位”（《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汉武帝评传》397页）；何新先生在其所著《汉武帝新传》中更是直接将策划巫蛊之祸的祸首指为刘屈氂。然而通过仔细考察就能发现，所谓刘屈氂和李广利策划的“有预谋、有计划的宫廷政变”的说法，完全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首先，就算巫蛊之祸真的是刘屈氂和李广利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他们在策划这一阴谋时，也仅仅只是针对戾太子本人，而不是针对他身后的整个卫氏外戚集团，因为刘李二人不具备相互勾结在一起的机会。征和元年冬天以前，刘屈氂尚是涿郡太守任上一个区区二千石的地方官，他是在征和二年的春天才以此职务被直接提拔到朝廷，接替因公孙敬声巫蛊案而被处死的公孙贺担任丞相，在此之前他如何有机会去与李广利勾结计谋陷害公孙贺父子？公孙贺的妻子正是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他本人则是卫氏集团的重要成员，早年就一直跟随在卫青左右，算是卫氏家族的亲信。刘屈氂以一个小小的二千石官员，竟然会处心积虑地想去扳倒当朝丞相，这实在有些不自量力，因而自然也就显得很不合常理；更何况涿郡与长安相距遥远，刘屈氂要和李广利计议周详，只能通过信使往来传递消息；而使者频繁地在京师和涿郡之间往来，时间长了难免不会被人发觉，因此很难想象刘、李二人会甘冒这种风险。而陷害公孙贺父子，正是铲除整个卫氏集团的阴谋的第一步，在刘屈氂调任中央以前，这一阴谋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因此很难说他具有策划这一阴谋的机会。李广利倒是具有这样的机会，但以他那平庸的才能，似乎也不具备策划的能力。

　　其次，刘屈氂和李广利得以勾结在一起的时间，只可能在刘屈氂就任丞相以后。两人得以相互勾结的原因，则是因为两个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刘屈氂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拥立昌邑王刘髆的李夫人系外戚集团的重要成员。何新先生在《汉武帝新传》里说刘屈氂之所以能被由郡守任命为丞相，是赖李广利举荐之功，那么按照何先生的看法，刘李二人在此之前应当早就相识。但因史料阙如，不知此说法有何依据？真实的情况可能反而是刘屈氂入相在前，李广利结交在后。实际上，两个人倾心相交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汉书•刘屈氂传》说刘屈氂调到朝廷来是“不知其始所以进”，那么他在朝廷应当属于没有什么根基的新贵，以至于朝廷的官员们大多不认识他。武帝把他从地方上调来担任丞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用他这个孤家寡人来取代公孙贺和卫家数十年来在朝廷苦心经营而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应该更能让武帝放心。

　　正因为刘屈氂势孤力单，所以在朝廷上寻找奥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自保之举；自李夫人死后，武帝在后宫中宠爱新的美人，李广利早已不再象过去那么受宠，单凭他个人之力，很难在为刘髆争储的争斗中有所作为，更何况他的才智平庸无奇，两个兄弟中，李延年只是宫廷的乐师，李季在史书中更是未见其职，想来也是宫中俳优一类，都是位卑言轻之人，根本做不了帮手。因此李广利的情形倒是跟刘屈氂同病相怜，两个人以儿女裙带关系结交在一起，互相引为倚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刘屈氂位居丞相，李广利也在朝廷诸将领中位居前列，两个人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合力就空前强大，而且一文一武，可以说是一对理想的组合。以他们两人的身份地位和所追求的政治利益来解释他们的结合，可以说是合情合理；而且这也从侧面证明，“李广利在刘屈氂入相之后才来结交他”的结论显然要比两人早就相识的可能性大得多；否则以李广利将军之尊，却去巴结一个满朝公卿谁也不识其人的地方官员，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这两个之前素昧平生的人勾结在一起策划整个巫蛊事件的阴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次，在戾太子之变中，刘屈氂率军“平叛”是得到了武帝赐予的诏书和玺印的，也就是说他是得到了武帝的支持和授权的，因此他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带有合法的政府行为的性质，而不是非法的政变。而且仅从武帝赐给刘屈氂玺书这件事来看，整个军事行动的主导者实际上正是汉武帝本人，刘屈氂只不过是作为皇帝本人旨意的执行者而已，并不掌握指挥战事的主动权。

　　最后，从刘屈氂在整个戾太子事变过程中的态度的变化，也很难得出他策划了整个阴谋事件的结论。当太子发兵搜捕江充、攻打丞相府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挺身逃，亡其印绶”，慌乱狼狈之状溢于言表。如果说他早就在策划着扳倒太子的阴谋，那么在听到太子发兵的消息后，他绝不会慌乱到连作为行使丞相权力的大印都丢弃不顾的地步。既然太子作乱是他早就想要的结果，他应该感到兴奋异常，又怎么会糊涂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放过天赐的良机，放弃调兵“平乱”的权力？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太子起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是太子起兵的事态超过了他事先估计的可控制范围之外，那么他事后补救的行为至少应该跟苏文一样。苏文被太子的人追杀，他立即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告变，可刘屈氂在做什么呢？正在忙着调动军队严阵以待，静观时局变化，同时严密封锁消息，直到一切布置妥当之后才派长史向汉武帝报告。刘屈氂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既摸不清事态的真相，也吃不准武帝将如何处置太子的真实态度，因此不愿事态扩大，采取了息事宁人的低调处理，跟那些搞政变的人搅乱时局、推波助澜以便乱中取利的通常做法可谓背道而驰。这也足以证明他事先对太子起兵一事确实并不知情。如果说他早就视太子为政敌，那么一定会派人严密监视太子的动向，又怎么会事先一点察觉都没有，以至于狼狈到如此程度？

　　认为刘屈氂是巫蛊之祸幕后黑手的说法所依据的重要证据，除了征和三年东窗事发的刘屈氂与李广利图谋立昌邑王为嗣的案件以外，就是刘屈氂在平定戾太子之变中的表现。事实上，促使刘屈氂对待事变的态度出现重大转变的原因，正是汉武帝对事变性质的定性，因此也可谓是事出有因。从他获得武帝颁赐玺书的那一刻起，他才明白了武帝已经与太子真正决裂、并且下定决心要惩处这个“逆子”的最终态度，这才从谨慎迟疑一下子变为勇毅果敢，对太子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必欲除之而后快。应该说，刘屈氂虽然只是因缘际会，并没有参与策划针对太子的阴谋，但他想趁机乱中取利则是肯定的，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行为为何前后反差这么大。他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想借着汉武帝赐给他的“平叛”的权力将太子置于死地，以便为他和李广利扶持昌邑王登上储位铺平道路。那些想置卫太子于死地的人固然是想借着刘屈氂的手达到他们的目的，刘屈氂又何尝不是想借着汉武帝的手铲除卫太子呢？这些人相互利用，沆瀣一气，卫太子的命运只能是死路一条。

　　外戚集团之间争夺储位的斗争是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常态，戾太子之变自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引发戾太子之变的所有外在因素中，还有一股势力格外值得注意，那就是我们要说的反对戾太子上台的第四拨人：朝廷里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而他们与戾太子的矛盾，主要不是针对太子本人的品性和才能，而是双方在政治方针上的分歧，这其实也是汉武帝本人与太子的根本分歧所在。而引起武帝和大臣反感的，又不是太子本人，而是他身后的博望苑宾客幕僚集团。

戾太子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汉武帝时年二十九岁，接近而立之年，这在盛行早婚的古代来说算是得子嗣较晚的年龄。武帝喜不自胜，为刘据举行了求子的禖礼，并命东方朔、枚皋（著名文学家枚乘的庶子）等著名文人亲撰禖祝之辞。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据七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等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武帝就让他学习《春秋》“三传”（就是《左传》、《公羊》和《谷梁》）之一的《公羊传》，后来又跟从瑕丘的江公（鲁国大儒申公的弟子）学习《谷梁传》，可见武帝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此让他跟从当世的名儒受学，接受最好的教育。等到刘据二十岁行过冠礼以后，汉武帝就为他在长安城南的覆盎门（杜门）外开设博望苑，让他招揽文学宾客充斥其间，以为怡养性情、增广识见之用。然而让武帝大失所望的是，由于自己对太子的过分溺爱迁就，“从（纵）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武五子传》），在这批“异端”的影响之下，太子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和行为处事的作风与武帝渐行渐远，父子俩之间的隔阂和代沟也越来越大。

　　自宋代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武帝父子之所以决裂，实系出于太子养士，接近“异端邪说”之故。如宋人许月卿说：“武帝之年才二十九得子，谓晚喜，而命赋立博望苑，从其所好，多进异端，焉得不败！”（《百官箴》卷二）；戴溪《西汉论•武帝二》也说：“卫太子开博望苑，以通宾客，淮南王安好文学，喜立名誉，招致宾客，皆以此取败。”更是把卫太子和淮南王刘安败亡的原因归结为养士；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说：“汉武开博望苑，而太子弄兵”（《读通鉴论》卷七）。他们都认为太子之所以落得兵败身死的凄惨下场，与博望苑的“异端”具有很大的关系，这话可谓说到了点子上。

　　那么《汉书》里指斥为围绕在太子身边的这些“异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其实所谓“异端”，就是与当时朝廷的主流政治理念相背悖的异端分子，也就是游离于主流士大夫群体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这些人中间有不少是未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仕途的对朝廷不满者，还包括许多儒生。他们聚集在刘据周围批评时政，言辞中对当朝政治的得失多有非短讥刺者，对刘据对于朝廷大政方针的判断影响很大。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了维持其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历来都是不允许出现反对的杂音的，因此汉武帝之对太子不满，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已经在朝廷上取得了正统地位，却为何还有这么多儒生对朝廷不满，在背后说汉武帝的坏话呢？其实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越来越多的秦汉史家指出，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改“绌”为“黜”），却并没有“独”尊儒术（庄春波先生在《汉武帝评传》中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其类似的说法并不见于《史记》和《汉书》，是为《资治通鉴》所独撰），而仅仅是“黜百家，尊儒术”，将儒家拔高为朝廷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已。对于其他诸子，汉武帝倒也并不排斥；至于治国经世之术，也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因此在汉武帝的朝廷里混杂着形形色色、各种出身的人；群英济济之中就算真有不少是以儒学出身的人，也多是如公孙弘、主父偃之流驳杂不纯的“杂儒”而已，并非纯正的孔门弟子。汉武帝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从师受业的博士弟子也不过区区50人而已，根本不能跟史称“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朝博士弟子1000人的规模相比；比之汉成帝末年的3000人、东汉时3万名太学生麇集在洛阳闾巷，形成所谓“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盛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武帝朝时，被后世尊为“儒宗”的儒学大师董仲舒仅仅做到国相的官职，终生未能显达，也可以作为汉武帝朝儒学并未如后人所认为的那般兴盛和受人尊崇的证明。至于卫太子身边的儒生中间，是否如庄春波先生所说还混有当时不受官方承认的所谓经“古文学派”的学者，以至于这些“异端”所发表的言论中还涉及到儒学正统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贯穿两汉、后来被称之为“经今古文之争”的著名学案），笔者限于学识有限，倒是很难考证明白。不过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卫太子和他身边的宾客儒生所非议的朝廷主流，究竟是以什么样的一些人为代表呢？《资治通鉴》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以无复外家为据，兢欲构太子”（《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二年》）。

　　很显然，卫太子和他身边的人所激烈反对的，正是以桑弘羊、杜周等为代表的朝廷骨干力量，也就是所谓“兴利害民”、“深刻用法”的文法吏。这些人正是靠着武帝的宠信和支持而起家的朝廷权贵，是政治上的暴发户和既得利益集团。太子是未来的储君，因此当太子代替巡幸的天子处理庶务，试图纠正用法大臣们的烈政对小民的荼毒遗害时，就是在政治上表明对他们的行政理念的否定，也是发出对这批人在武帝之后的政治生命予以终结的信号，威胁到这批老臣的政治前途，焉能不引起他们的不安和怨恨？因此他们对刘据上台的前景抱着既痛恨又恐惧的心态，时常在武帝面前诋毁太子，正是其最正常不过的反应。

　　然而太子“得百姓心”的结果未尝不是一把双刃剑。朝廷里宽厚的大臣以太子仁孝的缘故多愿归附太子以为号令，而深酷用法者则亦结党构陷太子，这正是朝廷官僚集团陷于分裂的征兆，不可能不引起武帝的警觉。自古以来君权和储权也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酿成父子相残，兄弟相攻杀的惨剧。储君作为国本，号称“储贰”，就是国家的预备君主、第二号君主。皇帝本人一方面希望着力栽培储君以使自己百年之后事业后继有人，另一方面，当储君的势力和人望增大到对君主构成威胁的时候，君主又会猜忌储君是否会利用舆情的支持，动用自己的力量弑君篡位；而储君则担心受到猜忌，亦惴惴不安。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则在这样的压力下适时地显现出来。为了巩固皇权，维护自身的安全，唐玄宗可以一日之内连杀三子，康熙皇帝也在废黜太子的时候露骨地表白自己日夜提防太子下毒……，人性的卑劣，都于此时表露无疑。

　　朝臣们为了太子而分裂成势成水火的两派；太子周围集聚起一个对朝廷发出不同声音的小集团；武帝晚年的暴政遭到了天下百姓的激烈反抗，太子的仁义却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这对于武帝本人和朝廷的威信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害。这些都使权势欲极强的汉武帝隐隐感到了来自太子的咄咄逼人的威胁，这种现实的政治危机感压制了武帝内心深处的亲情，也动摇了他继续支持太子的信心。他晚年多次对侍从表示弗陵“类我”，就是在明确地释放他要更易太子的信号。

　　太子得到民心的结果反而促成了他的败亡，这显然是由于他涉世未深，不知韬晦隐忍，行事太过锋芒的缘故。相比之下，卫皇后为人处事就成熟圆滑多了。如果太子听从卫皇后的劝告“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暂事隐忍，恐怕事情就不会走到最后绝望的那一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太子的孙子宣帝在即位的最初几年一直在隐忍霍光的专权；唐朝的宣宗在即位以前沉默寡言，大智而若愚，结果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勇毅果敢的行政风格令朝臣刮目相看；太子自己的父亲武帝早年也在窦太后的阴影下蜇伏了好几年。

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结尾处写到，将军苏建（苏武的父亲）曾告诉他说：“我曾经责备大将军（卫青），说他虽然至为尊贵，天下的贤士大夫们却少有称颂他的。希望大将军能效法古代的名将，选择贤良之人充作宾客，以努力树立（孟尝君、信陵君那样结交天下贤士的）好名声。大将军却谢绝说：‘自从往日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广招门客，天子常常恨得咬牙切齿。亲近安抚士大夫，招纳其中的贤才、黜退不肖者，这是人主的权柄。为人臣子只须尊奉国家法令，安守职位本分而已，何必招揽门客呢？’”司马迁又说骠骑将军霍去病也效仿舅舅，两个人的为将之道都是如此。

　　从苏建转述卫青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对于臣子招揽门客的真实心态，对于朝臣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他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虽然博望苑是他专为太子所设，想来他也不会对儿子如此苛刻，但心中猜忌总是难免。从这一点上来看，卫青对武帝的心思琢磨得很透，这大概与他少年时多经磨难，养成处事谨小慎微的习惯有关。可惜太子并没有从舅舅卫青和表兄弟霍去病身上学到这些处事的圆滑之处，他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根本体会不到人生的艰难，更学不会这些求生自保的智慧了。

　　或许有人认为，虽然武帝和太子父子之间性格迥异，行政风格大相径庭，但即使受些奸臣宠妃的挑唆，太子柔仁宽厚、处事温和这些“子不类父”的“缺点”也不应该成为遭到武帝废黜的理由。其实不然。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帝欲更易太子的直接原因，但《汉书•元帝纪》记载的宣帝与太子刘奭（后来的元帝）的一段对话，或许可以为此事作一形象的注脚：

　　“（刘奭）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日：‘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日：‘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看来，汉武帝想更易太子的原因，也是担心所托非人，江山变色。宣帝尚且念及亡妻的结发之情，不忍心废弃太子，而以武帝寡恩薄情、雄忌忍杀的性格，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卫家在征和二年的血腥动乱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在动乱中丧命的除了卫皇后和戾太子刘据以外，尚有卫皇后的两个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戾太子的三个儿子及儿媳、一个女儿。此外，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及其夫公孙贺全家、弟弟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卫皇后另一个女儿卫长公主和开国功臣平阳侯曹参的曾孙曹襄所生的儿子代侯曹宗（《史记•曹相国世家》：“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汉书•萧何曹参传》作“子宗嗣，有罪，完为城旦”，与《史记》异）也死于这场动乱。卫皇后另一个姐姐卫少儿的丈夫、开国功臣陈平的曾孙陈掌希望接续因强占他人妻子而遭弃市除国的兄长陈何的爵位，却始终没有如愿，于是“卫氏悉灭”（《汉书•外戚传》）。

　　班固在《汉书•武五子传》的赞语中说：“巫蛊之祸，岂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竞天。后遂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成，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

　　所谓“蚩尤之旗”不过是彗尾壮大如旗的彗星而己。上古时九黎族的首领蚩尤与中原诸侯争霸，与黄帝大战于涿鹿，蚩尤兵败被杀，黄帝遂有天下。因此古人认为“蚩尤之旗”出现是主兵刑征伐的凶兆。这一次彗星出现，是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秋八月（《汉书•武帝纪》：“（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巨大的彗尾扫过整个天空。当年的五月丁亥日，太皇太后窦氏刚刚去世，武帝摆脱了祖母的羁绊，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革新更化，实施自己“大有为”的政治抱负。班固认为，“蚩尤之旗”的出现，是上天示警天下将要有事的信号。果然，就在彗星出现的当月，闽越王“郢”派兵攻伐南越，武帝即遣大行王恢、大司农韩安国将兵分出豫章、会稽两郡共击闽越，大军还未到达战场，闽越人即已杀郢请降。

　　汉武帝派遣卫青出高阙，逐楼烦王、白羊王，收复河南（河套）地，置朔方郡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春天，而戾太子刘据则生于元朔元年。而根据上述赞语的意思，则刘据出生与筑朔方城竟是同一年的事情（“其春，戾太子生”）。关于这个问题，清末的学者李慈铭专门作了一段说明。他说：武帝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开始恢复使用夏正（以夏朝的历法为正朔，称为“夏正”。武则天时曾以周朝的历法为正朔，称为“周正”。依此类推），以春孟（即建寅之月。古代历法以冬至所在的冬十一月为子月，其后的冬十二月为丑月，正月为寅月……依次类推。若以子月作为岁首，则称为“建子”，以丑月为岁首，称为“建丑”，亦依次类推。有的史书上记载说夏以正月为岁首，是为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秦自西汉太初元年之前以亥月，即冬十月为岁首，是为建亥）作为岁首，在此之前则为建亥，以冬十月为岁首。武帝建置朔方郡是在（建亥）元朔二年春二月以后的事情，戾太子大概就出生在当年的岁首（建亥元朔二年的岁首，即建寅元朔元年的冬十月）。自从太初元年采用夏正以后，以前的时令年月都用新历加以订正，因此戾太子以建寅计算为元朔元年出生。班固依据官方的实录记述史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以为戾太子出生的月份（亥月，冬十月）是在春天的寅月（正月）。其实（建亥）元朔二年的三、四月份，正是（建寅）元朔元年的十二月和元朔二年的正月。李慈铭的结论大致是正确的。

　　卫氏家族最兴盛时，支属中共有五人得以封侯，然而自卫青首封之后二十四年，五侯皆失其爵。卫氏一门因征伐匈奴而兴，又因太子弄兵而败亡，太子的一生竟与刀兵相始终。班固认为这种巧合是“天意”，并不仅仅是江充巧言行奸、构陷太子的“人力”所能为。这固然是出自谶纬发达的东汉时期的史家班固的无稽之谈，却也未必不可作为太子一生悲剧和卫氏满门兴衰的形象的注解。

戾太子刘据之死的直接起因就是“巫蛊之祸”。有人把“戾太子之变”和“巫蛊之祸”并称，说“戾太子之变”又称“巫蛊之祸”，这其实不太对。“巫蛊之祸”是武帝末年的一次政治大动乱，“戾太子之变”只是“巫蛊之祸”的一部分，这次动乱还包括其他一些涉及到巫术蛊咒的案件，特别是公孙贺、公孙敬声父子行蛊的案件，而“戾太子之变”则是整个巫蛊之祸的高潮。

　　巫蛊是怎么回事呢？巫就是巫术，这个好理解，就是画符念咒语；蛊也叫厌胜之术，是一种诅咒的巫术，就是用一个桐木雕的小木偶，在木偶背上书写某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给这个木偶施加某些法术，通常是在木偶的胸前钉上钉子或针，或者用线捆住木偶的双手，然后将这些木偶埋在被诅咒者住所或其附近的地下，每天对这些木偶施念咒语，这样被诅咒的那个人（就是名字被写在木偶背上的那个人）的心智就受施蛊人的控制；如果施蛊人诅咒他死，那他就会不明不白地死去。这种用木偶来诅咒人的法术据说是来自于胡人的萨满巫术。

　　汉朝的皇室是楚人出身，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秦的制度，在文化上则是全盘接受的楚文化。楚人自古就有尚巫好鬼的传统，这就使得汉朝的统治者更容易相信蛊术的效果。汉武帝自己就总是求仙拜神，对这一套当然更加深信不疑。因此朝廷上一直很注意防备有人用这类厌胜之术来诅咒皇上，查出来就是灭门的大罪（后来的历朝历代也无不如此）。汉武帝早年忙着打匈奴和求神仙，没功夫过问巫蛊的事情，可就在他晚年的时候，一件似真似假的案子牵出来一场大动乱。

　　原来武帝整天东征西讨，弄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他又拼命地花钱，不但把文景时期积蓄下来的钱财都花光了，他自己千方百计括来的钱也花光了好几次，闹得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起来造反，连长安城里也有不少人咒骂皇帝。慢慢地这些怨恨的话有一些传到了武帝耳朵里，他就小心提防着，疑神疑鬼地老觉得有心怀叵测的人来行刺他。他住在建章宫的时候，有一天恍惚间突然看到一个身带宝剑的男人的影子在龙华门外一闪而过。汉武帝以为有人来行刺，急忙下令在建章宫内搜了个底朝天，连半个刺客的影子都没找到，守宫门的侍卫也说根本没见到什么带剑的男子。汉武帝一气之下把守宫门的人杀了，又搜查上林苑，又下令关闭长安的城门，在城里挨家挨户地搜了十一天，闹得长安城鸡飞狗跳。《汉书•武帝纪》对这件事的记载是：“（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短短的二十七个字透出诡异的森森鬼气。

　　这一次彻底的大搜查没抓住刺客，却搜出不少巫婆、方士利用蛊术来骗取钱财，教人用木偶诅咒仇人。还查出甚至有些神通广大的巫婆把这种蛊术传到了宫里，教那些不得宠的美人、宫女们用来诅咒皇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都在闹瘟疫，死的人不少；甚至连北边的匈奴也有好几位单于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死了；汉武帝自己晚年也是多病，他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只活了二十一岁，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人们，很容易把死于不明流行病的人归结为被仇家下蛊诅咒而死，于是认为蛊术很灵验又会反过来造成蛊术的流行。这样的效果很难叫精明的汉武帝也不得不对蛊术产生确信和恐惧的想法。

　　汉武帝对长安城内盛行的巫蛊之术气得不得了，他怀疑自己看到的带剑男子是有人行蛊用法术来谋害他，兴许那个带剑男子就是木头人变的。他把这些牵涉到巫蛊的后宫美女和巫婆都给杀了。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来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用巫蛊咒骂皇上。武帝就把这件案子交给廷尉处理。

　　有的书（例如蔡东藩的小说《前汉演义》）上说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廷尉就是杜周，但是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说法，公孙贺案发是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冬天，定罪处死是在第二年的正月；而杜周早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就死了，而且他死的时候做的是御史大夫，不是廷尉。

　　不过杜周这个人的确是个辣手小人。他最初在南阳太守义纵底下当属吏的时候就以残酷出名，后来义纵把他推荐给廷尉张汤，张汤任命他为廷尉史，他也是专以杀人为能事，讨到了汉武帝的欢心，从廷尉史一路升为御史中丞，后来又做到廷尉。他以张汤为效法的榜样，所治之狱皆用严刑酷法。他又善于揣摩上意，凡是皇帝想排挤的大臣，他都不失时机地落井下石加以陷害；凡是皇帝想释放的人，他就先设法拖着案子不办理，等皇帝消气以后询问起来，再设法为犯案人脱罪减刑。

　　杜周为人表面上宽厚柔和，其实却“内深刺骨”，也就是内心里用法深刻刺骨。他当廷尉的时候，诏狱（皇帝交办的区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的专案，相当于今天为侦缉大案要案而专设的“专案组”）大量增加，下狱的二千石官员，新旧相因竟达到一百多人。全国各郡及大的州府的狱事都归廷尉管辖，每年举报到廷尉弹劾官员的弹章（状子）竟高达千余份。弹章里所举报的大案牵连者广达数百，小案子牵连的也有数十人；所涉及的地方远的在几千里以外，近的就在方圆数百里之内。每当会审对证的时候，廷尉的属吏就责令证人照章揭发和作证（也就是威胁、指使证人按照弹章的内容作伪证），有不服的就严刑鞭笞，拷打一阵然后定罪。于是每当廷尉的人来逮捕证人作证的时候，证人们事先听到风声，都竞相逃走躲藏起来。

　　那些在狱中关押超过十余年，经过多次赦免仍不能结案而相互告发的嫌犯，杜周大都将他们构陷为犯了大逆不道的重罪。廷尉及京中诸官署的官员被逮到诏狱拷问的达到六、七万人，其余官吏犯案的也增加到十余万人。因为杜周治狱严酷，得罪的人太多，犯了众怒，所以武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离了廷尉，改任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吾（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年轻时就曾经说过，自己的两大理想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见做个执金吾还是挺威风的），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杜周因为逐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子弟有功，汉武帝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杜周的两个儿子杜延寿、杜延考“夹河为郡守”，一个做着黄河南岸的河南郡太守，一个做着黄河北岸的河内郡太守，都跟他们的父亲杜周一样为人酷刻。倒是他的小儿子杜延年为人宽厚，跟乃父乃兄完全不同。杜延年后来成为汉宣帝朝的名臣，他的子孙繁衍昌盛，逐渐成为世居在长安南郊杜陵的豪门望族——城南杜氏（聚居在长安的杜氏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居杜曲，称为“北杜”；一支居“杜固”，称为“南杜”。城南杜氏就是“南杜”。南杜和北杜又合称“京兆杜氏”，被认为是天下杜氏之长）。西晋的名将、著名学者杜预就是这一支杜姓的后人。

　　唐朝的时候，因为社会上注重士族门第，唐太宗下令编修了《氏族志》，城南杜氏是关中显赫的大族。唐太宗的宰相杜正伦属于洹水杜氏，与城南杜氏的亲缘关系很远，他的家族在《氏族志》上的排名也比城南杜氏低不少。杜正伦引以为耻，就跟城南杜氏攀关系，想叙进城南杜氏的宗谱，杜氏却嫌他门第太低，不屑一顾。杜正伦一怒之下建议唐太宗凿开杜氏家族聚居的“杜固”（杜氏聚居的杜陵高地，因为世代繁衍兴盛，仕宦的人很多，因此被认为是有利于子孙发达的风水宝地，号日“杜固”），兴修水利，破坏了杜氏的风水地脉，城南杜氏这才渐渐败落。大诗人杜甫是襄阳杜氏，却也总喜欢自称是杜预的后人，攀附京兆杜氏。本来杜周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是与郅都等九人合列《酷吏列传》，到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却因为儿子杜延年子孙兴盛的缘故而得以单独列传，这也算是班固对杜氏家族的特别照顾了。

　　杜周治狱专以上意为舞文弄墨的依据，就有门客问他：“使君为天下审狱决平，不遵循案头上放着的三尺律令条文（汉代的成文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日“三尺法”），专门依照主上的意思来判案，断狱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吗？”杜周回答说：“三尺竹简上的律令怎么来的？前代君主认可的，著录下来就是‘律’；后代君主认可的，分条罗列下来就成为‘令’。法律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哪来什么古代一直传下来的法律呢？”执掌刑律的人这样解释法律，可见其将法律条文玩弄于股掌之上，会给天下人带来什么飞来横祸。

　　告发公孙贺的人是阳陵大侠朱安世。因为武帝在长安城中抓不到刺客，就转而打击民间社会的尚武任侠风气，以消除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目标就是那些佩带刀剑，任侠使气、以武犯禁的所谓“任侠势力”（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黑社会）。阳陵的“大侠”朱安世首当其冲，被武帝当作靶子下令通缉捉拿。恰巧公孙敬声因为涉嫌挪用北军的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被逮捕下狱，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向武帝恳求，情愿亲自捉拿朱安世归案，以赎儿子的罪。

　　公孙贺总算不负众望逮住了朱安世。他为了骗取了朱安世的信任，就私下里制作了一份假诏书，骗朱安世说只要自首，就可以不用杀头。在朱安世前来自首的时候，他趁朱安世毫无防备，将其捆获。

　　然而让公孙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朱安世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他听说公孙贺是要用自己的命来换儿子，就狂笑着说：“丞相就要祸及宗族了！用完终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完我的状辞；砍光斜谷的树木，也不够做桎梏我的刑具！”朱安世的意思是要跟公孙贺玉石俱焚，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还说他们指使人在长安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木偶人，诅咒皇上。就是这个朱安世搅起了一场滔天巨祸，使得皇后、太子、丞相、公主、无数无辜的老百姓，甚至还有武帝本人，都受到了极沉重的打击。

　　负责审理巫蛊案件的廷尉是个乖巧人，他也知道“尧母门”的含义，就抓住这个机会打击卫家的势力。原来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阳石公主又是卫皇后的女儿，因此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卫家一网打尽。他就把公孙贺和他儿子公孙敬声定了死罪，全家灭门。公孙贺在征和二年的正月死在狱里。

　　灭了公孙家还不算完，到了四月，卫皇后的亲生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大将军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就是前面提到的周岁封侯的那位），都被以行蛊的罪名定了死罪，汉武帝一一批准。这个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后宫的嫔妃、宫女和朝廷上的官员都牵涉在内。汉武帝一口气杀了好几百人。这就是所谓的“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几乎摧毁了卫氏外戚集团的所有力量，卫皇后和太子外围的亲近势力丧失殆尽，这就使得他们直接暴露在加害他们的人面前。

　　班固在《汉书•武帝纪》里还记载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征和元年的前一年）发生在赵国的一件怪事：“秋七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于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就是说在七月的一天，有一条蛇从赵国某城（班固没有点明城邑的名字，但很有可能就是赵国的都城邯郸）的城郭（外城的城墙）爬进城里，跟城里的蛇在汉文帝的享庙前争斗，把城中本地的蛇咬死了。同样一段话出现在《汉书•五行志•下之上》里面，不过班固又在后面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后二年秋，有卫太子事，事自赵人江充起”。从班固为这件事所加的按语中，表明他将这件怪事看作是上天昭示的江充将要陷害太子，酿成巨祸的不祥之兆。

　　发生在太始四年秋天的这一怪异事件，似乎预示着在一派风平浪静的表象下，即将到来的“征和”时代的不平静。在涌动的暗流下面，潜藏着的将是一场极为残酷而剧烈的政治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