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青铜时代的蜗角战争 第五章 7 -- 潇水

监督的萌芽起源于非万能的国王

要是西方的国王也向中国的皇帝一样至高无上 那西方民主也就完蛋了

而且 中国与西方一开始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西方人从雅典 斯巴达 罗马开始 就是民主制 选举执政官 权力制衡

一夫一妻 法庭审判 权力与义务的划分

和中国截然不同

夏启 汤誓里面的国君就已经是 生杀予夺 作威作福的无上君王了

后来的秦始皇虽然号称是中国第一个皇帝 但是在他之前的商纣王 夏桀 何尝不是皇帝一般的权力 所差别的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不知到底有哪些不同 是中国与西方从文明之初就走上了两条路

是不是可以先说中央集权为中国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千多年的领先?

再纵向比一比,欧洲各国,比如俄罗斯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强大哪个不是从统一开始的?统一前俄罗斯境内小国林立,那时候的俄罗斯地位如何?有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可能?

集权国家确实能在早期取得绝对的优势，人多力量大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有上千年的领先。如果能以此优势统一全球的话，自然最终是中国文化胜利。实际上，中国当初已经是在已知世界内无对手了，全被中国文化征服，再远中国就觉得没有文明了。当时的物质条件使中国无力统一更大的范围。以后的对手是从中国从来不想知道的地方来的。就象有人先天就个大，可以欺负别人，可是如果他没来得及把所有人都制服的话，后来晚熟的后起之秀、大器晚成，就可能取而代之。

可是地球偏偏足够大，地理阻隔让另一批不这么想的人存活下来。所以这种可能性被历史事实否定了。其实就算不够大，某种专制文明统一了全球，可是这样就容易故步自封了。征服外星文明的技术也不一定有动力开发出来（类似于西欧大航海），某外星文明，假设他们跟地球人同时开始，有某种制度上的活力，于是尽管他们比地球人穷，但是竞争压力也会使他们踏出球门，探索欲、冒险心理决不是稳定第一的集权制文化喜欢培育的，早早晚晚找到自大的地球侵入发财。

我就是比拟一下。中国当初想象的西方，也就跟现在的未知的外星文明差不多了。只要还有未知的世界，这种可能性时一直存在的，不管是不是已知世界已经集权了。

而事实上，不等到未知世界来骚扰，已知世界就已经是非集权制度占了上风了。

另一个问题是统一，统一不一定是集权。即使集权也不意味着注定没有活力，我不是民运，不是说占民主就是对，集权就是错，而是看实际的效果。我将另开一贴说明，这里春秋史话就不合适了。

各国都是消除了封建割据才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我说的主要针对中国在统一情况下形成的超级集权。

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又没有制度上的制约的话，国王和皇帝，自然都喜欢大权独握。但是欧洲情况没有让国王得逞，被动的产生了权力的分散和制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共和制才有可能出现。看看中国的情况，由于很早就统一了，皇帝很容易就大权独掌，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当然就不会感兴趣。从他们的脑袋里，除了怎么加强集权，就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相反的东西了。权力这东西一旦掌握了，管你国家民族如何，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的了。像曹操说的，正因为他本人掌握过这种集权，那么他用这种特权可以随心所欲的镇压、施暴，如果他失去了一切别人的噩梦都会降临自身，自然是杀头也不干了。在他们制作出的儒生、法家们心中更是产生不了任何分权思想了。可以看到，中国皇权史就是权力越来越集中，皇帝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到中国开始落后的明清，已经连权倾朝野的权臣都没有了。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产生民主思想。

而西方由于割据的传统，权力分散、制约的的思想被广泛接受，除了皇帝一人不怎么痛快之外，别人广泛受益，自然延续下来。

后来国家统一了，也是有分权、制衡、监督体系的统一，跟中国式的统一就大不一样了。消除了封建割据自然可以使资源集中，发挥更大优势，这是统一之所长，像中国古代那些宏伟古迹、丰功伟绩，割据时绝对做不出；权力有制衡，使体系运转良好、防止资源浪费和保持竞争活力这是分权的优势，没制衡时，肯定稳定第一，创新就不怎么考虑了。这种情况集中中国的第一优势，和西方原先的第二优势，当然从横向、纵向全面超越了。

所以，不是说割据就好，而是在还没有民主习惯的情况下，只有割据能实现第二优势；统一也不是不好，统一有第一优势。但如果能同时有两种优势，当然可以尽善尽美啦。

现代西方的民主，是伴随资产阶级革命诞生的。而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看到过一种说法，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不是满清入关打断，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壮大，中国也很有可能自主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对于这种说法，我也无从判断）。

“中国2000年前早就不是封建制度了”，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晋武帝恢复了封建制度，结果导致了八王之乱，接下来就是五胡之乱。一乱接一乱，“‘两晋五胡十六国与南北朝’这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纷扰混乱的一段时代，也是政治社会最黯淡的一段时代”（陈治平《中华通史》）。如果加上三国时期，那就是乱了四百年。而唐朝的藩镇之乱，实际上也是封建割据。如果从安史之乱算到五代十国结束，也有两百年的历史吧。

纵观中国历史，分分合合，有皇权高度集中的时期，有大权旁落的时期，也有封建割据、群雄并起的时期，并非总是皇帝一人集权。议会是用来制约王权的，而中国的皇帝同样也要受到大臣们的制约。比如王安石变法，虽有神宗鼎立支持，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新旧两党之争，而旧党的势力很强大。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国家政策都是大臣们讨论，而皇帝最后采纳其中一方的意见。议员如果是普选的，当然好；可是如果是世袭的，那就远不如科举考试出来的。

要证明您的观点，需要证明：

第一，中国由于长期的中央集权，必不能产生民主制度；

第二，在证明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还需要证明，如果中国长期处于春秋战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就可以产生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

您问我“清朝后来维新，没有外来压力可能么？”。那么，我也想知道，日本（并非中央集权）的明治维新，没有外来压力可能么？

总的来讲，我觉得东西方的差异太大，并不是只有这一点（集权、封建）不同。所以结论可能不那么好下。

你说的两点证明，

第一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就是越来越集权的历史，宋之后就没有能篡位的权臣，明之后大臣彻底成了奴才，离分权越来越远了。

第二点，无法证明，也无需证明，我说的是民主来自割据分权，却没说割据定能产生民主制度。历史是确定的，未来是不定的，你是你孩子的父亲是确定的，你却不知道你将要有儿子还是女儿。

日本的例子很好，要知道日本维新成功了，就是因为他割据；中国是搞了维新，却失败了，就是因为集权。在有压力的情况下那种制度能够更灵活应对，一目了然。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谢谢提醒。你可以再看看日本的维新怎么胜利的。如果只是天皇或将军独裁的国家，可不可能实现维新？

你说的中国的分分合合，都没有一个分权制度的割据势力，每个皇帝还是自己说了算，所以也没有任何可以产生议会制的基础。而且都是在有了统一的习惯后的，大的割据要统一，小的要以攻为守，很少能维持和平的。在有统一习惯之前，割据势力之间还能和平，互相的竞争也很文明，产生的文化遗产至今。就算日本的割据在很多时间也还是和平的。像你说的大分裂时期，早期是未开化民族，对文明的蹂躏，后来如果不是各国都想统一或者防着被别人统一，也没有这么惨。唐藩镇你可以再看看，北方那些势力都很想统一，所以斗很厉害，百姓就倒霉了。相反南方偏安的那些，都在民生方面很努力，百姓受益不少。这就是后来四川、江南富起来的基础。事实说明如果割据老老实实的偏安，对当时的百姓是很有益的，统一对老百姓的好处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对后世我中华文明就不好了，我泱泱大国就不存在了。我们实际上是受着祖先受苦赚来的利益。

所谓“封建专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的说法，都是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才这么说的，现在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大被接受了。

能不能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维新（您问我的问题），和在外来压力下实现维新是两回事。明治维新的成功，顶多能说明封建状态下的日本，比集权状态下的中国容易接受维新思想。

至于

1）如果日本只是天皇或将军独裁的国家，可不可能实现维新？

2）如果中国处于春秋战国的封建状态下，没有外来压力可能进行维新么？

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封建割据的中国会比大一统的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到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确实只有中学生的水平，让您见笑了。

说实在的，一切的变革都来自于外来压力,人都是懒惰的，没有压力都是维持现状保持最优利益为上，谁知道改了以后怎么样。说日本是这样，其实民主制度的发源地欧洲又何尝不是在压力下才有的种种变革呢。

欧洲中世纪在穆斯林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寻找新的航路、新的资源，正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各行其是的风格，这些行动才成为现实。想想那些伟大的航海家很多都不是在自己祖国支持下实现的自己的梦想。如果欧洲真的铁板一块的话，就没有这样的灵活性了。明朝开始大费钱财搞了几次航海，没什么赚头，后来碰了几次壁又全面禁海，总是走极端。这就是集权制带来的一元文化的必然结果。割据的多元文化在这里必然会有更高的灵活性。同是欧洲国家，比较集权的俄国就比较落后，大航海这样的伟业偏偏是意大利、荷兰那些小小的商业城市国家首先实现的。

欧洲这样成功的、日本也是。

日本各个具有自己的力量，不是死板一块，在将军那里不接受威信，地方势力总有支持的，一旦有了起色作为样板，其他势力也就无师自通了。如果日本集权，中央政府考虑的首先肯定是稳定。而且，这中央肯定是当前旧政策的受益者，很难大胆改革了。这一慢就意味着只能从皮毛开始改，而制度上的先进往往只能从根本上改，治标不治本的话，改革的好处就难于体现了。这样一旦碰壁，这个中央一定会更对改革反感。由于全国都受制于中央，也就难有起色了。如果有地方竞争的，为了更早、更快超过他人，改革者就不会顾及这么多既得利益了。

反观中国、中西亚，领导人习惯大权独握，外来压力小时尚可，一旦欧洲列强来了，往往不知所措，一会左、一会右，总是处理不得当。归其根本，就是集权制不容易随机应变，全部指令都来自一个中心，全部责任也只能有这个中心负。象中国，一切大权都在慈禧，他代表一大批旧势力。这些人一改革利益就受损，他们怎么能干？从中作祟，就象王安石改革，其结果反倒让人觉得是改革的错。光绪皇帝倒是想改，可是根本没权，谭嗣同只有一个袁世凯可找，可是他一个老袁当时能管什么用，能对抗的了中央？要是当时有地方割据势力，就不是死板一块，皇帝肯定能找到个支持的地方下召改革，怎么也可以把维新干下去了，以后靠死慈禧，他毕竟是元首，还不是他有号召力么。

一个猜测，大禹治水，这样的大工程，肯定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协调。比如大禹说我要从这里挖一条沟，可是那里有个钉子户说，“俺们在这里已经住了300代了，不行！“然后其它部落说这样不行，这样下去怎么能治得好水呢，要给大禹一定的权力，让他把这些钉子户干掉。这样。。。

是写脂批水壶无斋主人么？怎么能开这样玩笑呢？让我大摔眼镜。ID被盗了？我哭啊，心中的偶像又倒了一个。

此话怎讲？

“阿意”不是指阿谀（这个意思应该用“谀”表达），而是一味顺从上头，不能有所匡正的意思，所谓“俗吏阿意面从”嘛。所以司马迁这话里并没有包含你说的他认为蒙恬修长城是拍秦始皇马屁的意思，也不存在臆测的问题。

你认为秦朝的形象是汉朝人拿他来劝谏自己的皇帝时被刻意丑化的，恐怕这个议论太过草率。为什么汉朝人如董仲舒喜欢拿秦朝说事呢，恐怕正是因为秦朝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吧，就象唐太宗君臣喜欢拿隋炀帝说事一样。

假设现在谈论文革的时候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拿了出来，几百年后人读了，是不是也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故事是适应我们谈论文革的需要编造出来的呢。

（最后的一个小小意见，最好还是不要说司马迁是儒者，班固对他有个重大批评，就说这个人谈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缪于圣人”）

秦酒池，在长安故城中，《庙记》曰：“长乐宫中有鱼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树，秦始皇造。汉武帝行舟于池中，酒池北起台，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又曰：“武帝作，以夸羌胡，饮以铁杯，重不能举，皆抵牛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