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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青铜时代的蜗角战争 第五章 7 -- 潇水
八
蒙恬的弟弟蒙疑，地位比蒙恬还高，是秦始皇的“内谋”，相当于国家事务助理：出门与秦始皇同乘一车，叫做参乘（贴身副官）；进宫
就谋事论政于秦始皇御前，即便朝廷里文官之首的相和武官之首的
将，在御前议事的时候，也不敢与蒙毅争，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有能
力，一部分也是秦始皇“亲近蒙毅”，封其上卿。《史记》说：秦始
皇的外事交给蒙恬，内事交给蒙毅。
有一次，赵高曾经犯了什么“大罪”（可能是偷了宫女的内裤），蒙
毅毫不客气地把他判了个死刑。后经秦始皇宽赦而免。
这会赵高戴着机会了，立刻要法办蒙毅。赵高说：“蒙毅当年力主让
扶苏当太子。请陛下杀之。”秦二世却不肯，犹豫了一阵，大约并不
甚计较，或者是觉得蒙氏是国家的栋梁，杀了等于自断手臂。于是赵
高日夜诋毁蒙毅，寻求蒙毅的罪状，把蒙毅蒙得又黑又坏。秦二世
想，既然是这么坏的人，还跟我不一条心，那就杀了吧。
倘不是信用赵高这样变态的朋友，秦二世或许不会杀蒙氏兄弟吧。
看来，交朋友岂不需慎重乎？还是少和社会上的“变态”交朋友吧。
蒙氏家族的灭亡，是秦王朝衰亡的开始。
倘使蒙恬不死，以其北驱匈奴，攻城野战如暴风骤雨之兵锋，对于不久之后关东六国反叛者蜂起的局面，即便不能完全平靖，但引兵塞函谷关以固守，退保从前秦诸侯国割据一方的地位，蒙恬总应该是作得到。
司马迁对蒙恬之死也颇有留意。他特意向北方参加了一个旅游团，走着看了蒙恬留下的秦长城。经历千年风雨，很多秦长城的夯土立壁一直到现代，依旧坚硬如石地耸立在荒漠边缘。司马迁看到的秦长城应该更加雄浑，把山峦和谷壑都改造了，使他不由得发出惊叹：老秦正
是轻用民力啊！（轻易地征用民力）！否则怎么能造出这样令人不可
想象的monstor（怪兽）来呢？
司马迁于是又论蒙恬之死道：“蒙恬身为秦朝名将，不能强谏秦始皇
休息民力，而‘阿意兴功’（意思是，他主持修建长城，以阿谀上
意――用这个形象工程，夸始皇之功）。为了修长城，他折腾海内
（属于‘助纣为虐’啊），终于得罪遇诛，不亦宜乎。（活该
啊！）”
司马迁在此责怪蒙恬，责怪也就罢了，但他并没有责怪他修长城给人
民带来苦难，而是着重责怪他没有就此“强谏”秦始皇。这是为什么
呢？
司马迁在给王翦作传的时候，也责备王翦不能强谏秦始皇。而且他说
蒙恬和王翦都是“名将”或者“帝王之师”，有义务、有条件去进
谏。
为什么司马迁汲汲于责怪蒙恬、王翦不“强谏”呢？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好大喜功――跟秦始皇一样。他北征匈奴，搞得天下户口减
半，民不聊生，只好人吃人――“人复相食”（据《汉书》），形势
非常严峻。司马迁位卑言轻，不能去越职议论什么。他更恼怒的是，
当朝将相们，也尸位素餐，不置一词，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司马迁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牢骚，于是借古讽今，责怪秦之重臣（王
翦、蒙恬）不能“强谏”，以讽当朝重臣。
后来，看看还是没有效果，他就自己上了。
但是，他没有机会越职言事啊（他是“太史令”，只能讲讲古代的
事――汉武帝元年以前的事，不能过界）。正好，赶上汉武帝就李陵
事件问他看法。司马迁可逮着机会了，可以讲当代的事了，于是哗啦
哗啦说了好一大段，夹杂着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给自己搏了一个
“诬罔”（就是乱说）的罪名，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出来之后的司马
迁，变得半阴不阳，丢了半条命，这才算踏实了。
可见，进谏是多么的难啊。即便遇上汉武帝这样的“圣主”，不小心
触错了他哪一根“圣筋”，进谏者一样也被投豺喂虎了。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往往不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写历史的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去观察和记录历史，往往他自家的表情，会投射
到历史的现实中并且改变历史的容貌。
司马迁为了表达对当朝皇帝汉武帝大兴事功的不满，于是在给蒙恬作
传的时候，只字不提长城“祸在一时，功在百世”的客观价值，而是
全力进行贬斥，大力挖苦老秦修长城是“固轻民力也”。
也就是说，他对当朝皇帝不满，但不敢说一个字，只好朝古人（秦始
皇）放箭。
接着，他又朝蒙恬放去一箭。因为司马迁嫉恨汉朝重臣们不敢就“汉
武帝大兴事功、轻用民力”的事提出异议，不敢进谏，遂在《史记。
蒙恬列传》的末尾“太史公曰”中，大力挖苦蒙恬“不以此时强谏”
而“阿意兴功”（阿谀皇上、大搞工程）。
事实上，一百五十多年后的司马迁，是没有证据说明蒙恬修长城的动
机是阿谀上意（“阿意兴功”），而且又焉知蒙恬没有进谏过。司马
迁对蒙恬的批评多少有点强词夺理，好在他的用意不在于古，而在于
“今”。司马迁对汉王朝忧国忧民的心思可以理解。
但无论如何，朝古人身上射箭，以讽当代之政事，是汉朝人常用的办法。
董仲舒在《汉书。食货志》中曾发言说：秦朝的劳役，是“三十倍于
古”，田租“二十倍于古”。我在前文中曾引用了他的这组数据，读
罢感觉老秦对人民的骚扰侵夺，令人不寒而栗，实在是太不象话了！
但是，董仲舒的这组数据，以及他得出该数据的算法和依据，其实大
有问题。
按《汉书。食货志》原文：“当时汉武帝与外边的四夷过招，代价极
大，内部又大兴功业，役费并兴，而去民本（意思是老百姓跟着他瞎
忙，种地的根本事业反都顾不上了）。于是，董仲舒上书劝告汉武
帝。。。。。。。”并在上书中，董仲舒说出了秦的那组可怕的数
字。
有学者论，这组数字，其实并不是秦的数字，而刚好正是汉武帝时代的数字。秦固然劳役、田租也高，但还没有达到这个天文数字水平
（秦的劳役，据学者论，最多是古代的九倍，而达不到三十倍）。
董仲舒之所以强称其为秦制度，是其规谏汉武帝的一种手段。让汉武
帝知道，秦按照这种制度去搞，终于把自己国家搞亡了。你快改悔改
悔吧！
这就像墨子伪造古史，杜撰禅让制，是为了兜售墨子的“尚贤”理
论，董仲舒伪造秦人“三十倍于古”的劳役制度，以至于终于亡国，
也是为了兜售他宽政薄敛的教义的。
这虽然可以使得理论被兜售出去，或者劝谏了其主子，但往往却不顾
治史的严谨。
但这个习惯被一再模仿。
终于，在中国后代大臣的口中和笔下，秦王朝和秦始皇，就都成为罪
恶的靶子，一有机会，随手就是一箭！
怎么射箭呢？这么射：把后代君王犯的错误（比如汉武帝厚敛的汉政
策），往往按在秦始皇头上去――“老秦曾经这么作啊，你快快改悔
吧，不然你就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了。”
为了起到教育当代君王作用和说理有力的效果，秦始皇必须被打
扮成暴君。
于是，秦始皇就应角色需要，慢慢成了暴君。脸逐渐黑起来了。
商纣王也是一样。先秦时代的人，为了说服当时的君主，也不停地往
商纣王脸上乱射箭。――“你看，商纣王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结果
亡国了。你还敢再犯这样的错误吗？”
于是，商纣王的脸也黑起来了，也成了文章里的大明星，大反派。
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
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
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
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
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
给他的，是假的。夏桀的酒池肉林，就更没谱了。
鄙人在这里罗嗦了这许多，最终想说明的就是一句话：秦始皇和秦帝国被后人说得很坏，写在了各种史书上。但你要打了折扣去看、去
听、去信。商纣王也是如此。
潇水曰：
有这么一个绕口令：“打南边来了个司马迁，打北边来了个蒙恬。司
马迁拿着个汉武帝，蒙恬拿着个秦始皇。司马迁非让蒙恬去进谏秦始
皇好换汉朝人进谏汉武帝，蒙恬非不肯进谏秦始皇换汉朝人进谏汉武
帝。司马迁一生气，拿乱箭射了不进谏秦始皇的蒙恬一家伙，蒙恬一
来劲，给了进谏汉武帝的司马迁一刀子（从下
边）。。。。。。。。”
好啦！我们说正经的。
到底蒙恬或者汉朝的重臣们，要不要就秦皇、汉武“大兴事功”的事
去进谏呢？乃至强谏呢！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以我的陋见，去谏是应该的，但不要指望有多大效果。秦始皇或者汉
武帝，一旦产生了“大兴事功”的想法，恐怕很难靠别人说他一两句
就能消解。
在从前的商周分封制下，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被分封的贵族、卿大
夫家族们，自有经济实力，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提出自己意见。君
主不得不严肃对待。
在从前的商周分封制下，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被分封的贵族、卿大
夫家族们，自有经济实力，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提出自己意见。君
主不得不严肃对待。
但是到了郡县制下的一元皇权专制社会，无论秦始还是汉武，都是独
家专营的皇帝，当时又没有“反对党”一说，单靠自己内部的几个
“内阁大臣”提不同意见，就欲撼动皇帝脑子中的大政方针，恐怕是
很难的。从分封制变为皇权专制以后，即便这些“内阁大臣”们也没
了封地、军队等经济基础，只能凭空进谏几下。国君听不听，全在国
君自己随意，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大约是皇权专制的坏处吧。皇权
专制下，想单靠进谏去扭转皇帝“大兴事功”这样的国家政纲，确实
是很难的。
事实也是如此，终秦始皇一生，都没有更易自己的想法。汉武帝则是
一直到闹的天下实在太坏了，才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这中间未必没
有人去谏，譬如董仲舒就去谏了，还拿出秦始皇的例子去吓唬汉武
帝，但没有用。秦朝人也是有谏的，但被当作“妖言惑众”坑掉了。
而且，你作为内阁大员，若老是对国家大政方针持不同意见，最终只
能被踢出内阁。让你连想谏都没有机会了。
除非有了制约皇帝的机制，否则单靠进谏，力度是很苍白的。
司马迁这样的儒者，想得比较简单，非要蒙恬去“强谏”，以为拼命
去谏，伏阙叩首直至淌血，就万事大吉了，就是忠臣了。其实，蒙恬
真要去谏，恐怕只能浑个“妖言惑众”坑掉的结局，或者被踢出内
阁，最多只为自己搏了一个忠臣的美名，于世有补的概率实在太小―
―取决于善于听谏的皇帝在历史上的概率是多少。但儒家份子们似乎
就喜欢这样，发一通羊角疯，像孩子似的。
关键还是机制啊。没有合适的制约机制，光靠谏，是弱势对强势，实
践证明，多数情况下，皇帝是听不进去的，或者是敷衍一下。只有民
主的社会机制，才能使得进谏者不仅仅是靠挺着脖子上去拼命，而是
有法律和渠道保证不同思想间的平等搏弈和择佳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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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臣们死谏还是从舆论上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皇帝多少能检点些。要不中国历朝史学都很发达呢，史笔如钩啊。后来崇祯朝把有点骨气的都干掉了，没人给皇帝下台阶，皇帝就完了。
还是统一后一元文化搞得，皇帝的权利没有制约了。
骊山陵墓未完成,阿房宫在始皇后期停工了,看出来秦始皇还是有些分寸的.汉武帝也有类似的感觉.
另外,秦(西汉)时少府的收入应该是肯定超过国库.修建这些建筑现在看起来很破费,但是并不违反当时制度.
在从前的商周分封制下，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被分封的贵族、卿大夫家族们，自有经济实力，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提出自己意见。君主不得不严肃对待。
但是到了郡县制下的一元皇权专制社会，无论秦始还是汉武，都是独家专营的皇帝，当时又没有“反对党”一说，单靠自己内部的几个“内阁大臣”提不同意见，就欲撼动皇帝脑子中的大政方针，恐怕是很难的。从分封制变为皇权专制以后，即便这些“内阁大臣”们也没了封地、军队等经济基础，只能凭空进谏几下。国君听不听，全在国君自己随意，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大约是皇权专制的坏处吧。
再举个例子吧：《汉书。西域传》，这是正史了吧，其中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乐宫中有酒池，池上有肉炙树。汉武帝行舟于池中，天子于上观牛饮者三千人。”明明是汉朝人自己的丑事，臣子们不敢说，却转安到一千年前的纣王身上去。
看来，纣王在沙丘的宫殿也许是有的，酒池肉林却多半是汉朝人投射给他的，是假的。夏桀的酒池肉林，就更没谱了。
商周以前生产力低下，天子直辖的也不过百里之地，哪有资源这么奢侈
一搞封建就容易起战乱，春秋战国打了多少年，并没有因为权力分散大家就改说理了，还不是比谁的拳头大，老百姓更遭殃。
以皇长子身份不奉伪诏，同蒙恬率大军回师咸阳，诛赵高李斯，囚胡亥，是很容易的事。
从当时的驻地今陕西榆林地区一带，到咸阳最多几天时间。
自杀干什么呢。蒙恬挑唆了半天都没有挑动，扶苏也实在太面了。
扶苏当了二世，估计秦朝说不定就像日本天皇那样，万世一系了。
秦始皇被人骂，主要是因为他坑儒，后世儒家又掌握了2000年的话语权，所以被彻底妖魔化了。
扶苏经历过政治斗争，不应该那末容易被骗。也许使者是带兵来的。虽然扶苏，蒙恬拥三十万之众，但分散各处，直属队不应该很多。钦差大臣带亲兵到边防军司令部搞政变，这应该是可行的。只是不好解释为何不当场把蒙恬杀了。
最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民主监督制度。所以你说的可能性被其他国家的事实否定了，在权利分散的情况下，监督、竞争的压力，让统治者做事有所顾忌，百姓的发言权就大，对老百姓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各国同这者在压力下，都能奋发图强，促进进步。不像大一统国家，只求稳定，抱残守缺，停滞不前。（清朝后来维新，没有外来压力可能么？）所谓列国纷争，在大多数时候，会形成一种匀势的和平，不是总靠打仗的。除了像秦国郡县制后统一战争那样的，大多数打仗对一般百姓生活影响不大。因为国君有国内权力制衡的压力的话，不会无休止的动员，只有统一国家才需要劳民伤财的大规模战争。
百姓在君权专制下，受盘剥、压榨的苦更多，连出气的门路都没有（分裂情况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能靠改朝换代这么大动静了，比列国纷争对百姓的祸害大多了。辛辛苦苦积攒的GDP一夜全都退回去重来，中国也就原地踏步了。想想在公元前200年就能造出阿房宫、秦皇陵、兵马俑、长城的技术和实力，后代中国确实也没有多少进步了。
西欧较早的议会，就是一些小地主（西方的地主是真正的地主，有此片土地上的一切权力），跟国王开会，在征税的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地方。因为国王对他的领主的土地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封建的真正含义，中国2000年前早就不是封建制度了），所以这些必须经过议会讨论通过。国王实际就是跟盟主差不多了，征兵、征税都是下面领主的事，它只是协调，当然他也有自己的领土。他要维持自己统治必须和下面的小领主搞好关系，小领主向国王表示效忠，但国王也有保护小领主的义务。每个小领主也知道，如果破坏这种制度，早晚是自己特权的灭亡，所以这些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小领主的政治要求增加，议会制就不只讨论税收了，国策也从这里出。在后来，人权思想诞生，才有普遍的民选政府，议会议员不再世袭。慢慢的女人、黑人。。。才有机会参政议政。目前西方君主制国家其实还有世袭或受封的名誉议员，就是从以上的传统来的。
这种权力制衡、分散就是民主代议制的雏形。
可以这么说，如果都是统一集权国家的话，议会制真的就无法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