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物】甘地自传 -- 时空

甘地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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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年10月2日　生于印度南部卡提亚华邦波尔班达城，即苏达玛普里地方。

　　1876年　随父迁居拉奇科特。入小学读书。同嘉斯杜白订婚。

　　1881年　就读于拉奇科特阿尔弗烈德中学。

　　1882年　与嘉斯杜白结婚。

　　1885年　父亲逝世，享年63岁。

　　1887年　中学毕业，升入巴弗纳伽城沙玛尔达斯学院。因学习困难辍学回家。

　　1888年9月　赴英就读于伦敦大学，攻法律。遗妻、子于家。

　　1891年6月　考试及格，获得律师资格，离伦敦回国。1892年　去孟买当律师，因无收入，不到半年即重返拉奇科特，依靠乃兄分给的律师业务生活。

　　1893年4月　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之聘赴南非处理债务纠纷。

　　1894年　为南非杜尔班印度侨民起草请愿书递交纳塔耳立法议会，反对规定具有50英镑不动产才有选举权的歧视印度侨民的规定。甘地在纳塔耳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

　　　5月22日　南非印度侨民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成立。甘地写了两本小册子：《向南非英国人呼吁》和《印度人选举权》，进行宣传工作。1896年夏　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名人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宣传南非印度侨民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　携妻、二子再度赴南非，一子留国内。

　　1897―1899年　在南非当律师。注意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

　　1899年10月　英国人发动的殖民战争――波耳战争爆发，甘地组织了一个300人的印度救护队赴前线为英军服务。

　　1900年2月　救护队解散。英国政府对甘地的效劳甚为赏识。

　　1901年12月　应国内友人催促携眷返印度，并赶赴加尔各答参加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1902年12月　应邀赴南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度侨民平等的待遇，但是没有结果。

　　1903年　在南非研究印度契约工人的问题。

　　1904年　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周刊，并在杜尔班附近花了1000英镑买下100英亩土地建立“凤凰村”，志愿参加该村者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维持同样简朴的生活，开设印刷厂，自行印刷《印度舆论》。

　　1905年　致力于印度侨团各教派的团结工作。

　　1906年4―6月　朱鲁人反英起义，甘地倡议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名义组织救护队为镇压“叛乱”的英军服务。但英军叫他去照料朱鲁伤员，这使甘地对被迫害的朱鲁人发生了同情。甘地从前线回来后，即与凤凰村人员讨论节育问题，并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妻子。从此甘地实行了1900年以来从未坚决实行过的绝对节育的生活。

　　　8月　德兰士瓦政府规定印度“苦力”（对一般印度人的蔑称）居留八年以上者始可定居德兰士瓦，并须办理登记手续，否则将受处罚。甘地组织侨民为取消此一规定而斗争，无结果。

　　　10月　甘地参加南非印侨代表团赴伦敦请愿，会见了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首相，终于取得他们同意停止此项政令。

　　1907年　德兰士瓦与奥朗吉殖民地合并为自由邦后，这个法令又被议会通过了，并定于1907年7月实行。后因受到抵制，政府又延期一月，仍受抵制。在这次斗争中，甘地初次运用了“非暴力抵抗”的办法，而于12月最后一周被传讯，并被判驱逐出德兰士瓦。但甘地拒绝离境。旋即入狱。后来南非政府建议如印度侨民自动进行登记，该法令即可撤销。甘地接受此项建议。

　　1908年1月31日　甘地获释。但是那个法令并没有取消，甘地即劝印侨将居民证焚毁，进行非暴力的抵抗，并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政府背信弃义。

　　　9月29日　甘地再度被捕，并判处罚款25英镑或做苦工两月。他接受后者，拒绝前者。

　　　12月初　甘地出狱。

　　1909年2月　甘地又回德兰士瓦，因无证件，又被判处徒刑三月，于5月24日获释。

　　　6月23日　甘地率代表团到伦敦请愿，但是没有结果。旅英期间同印度各界人士和英国朝野有广泛接触，“印度自治”的概念开始形成。

　　　11月13日　离英返南非。印度国内对甘地领导的斗争予以大力支持。

　　1910年5月　甘地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办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的影响。1911年　为了抗议南非歧视印度人的移民法，甘地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5月间同史沫滋将军达成了临时协议，双方暂时妥协。

　　1913年9月　甘地再度组织印度侨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嘉斯杜白也参加了，并因此被捕。

　　　10月　甘地领导2000多印度矿工进行罢工，徒步自新堡至伏尔克斯鲁斯特，要求政府取消征收三英镑人头税的法令，甘地因此被捕，监禁九个月。

　　1914年　史沫滋将军在印度侨民和舆论的压力下与甘地取得了临时协议，取消了三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的合法婚姻，同意印度人按了指模之后，即可进入南非。　7月　甘地离南非取道伦敦回国，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甘地即为英国政府组织印度救护队，他自己则因病于12月回国。

　　1915年　甘地回国后到处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并在阿赫梅达巴创立非暴力抵抗学院。

　　1916年　甘地继续旅行全国各地，在贝奈勒斯和马德拉斯大声疾呼，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主张经济自主。

　　　10月　甘地参加阿赫梅达巴印穆（斯林）政治领袖联合会议，力主印穆团结。

　　　12月　国大党在勒克瑙会议中通过了印穆合作公约。1917年　甘地赴三巴朗调查靛青工人受剥削与折磨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委员会进行调查。比哈尔省政府后来接受了委员会的建议，废除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度。

　　1918年　甘地赴阿赫梅达巴组织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甘地并以绝食迫使资方让步。阿赫梅达巴罢工结束之后，甘地又赴凯达县组织农民进行抗税运动，迫使政府同意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　1―4月　参加印度总督召开的作战会议，并应总督之请积极为大英帝国招募新兵以应欧洲前线之急需。

　　1919年　为了抗议政府通过的剥夺人民民主的劳莱特法案，甘地在孟买成立了非暴力抵抗大会，并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定于4月6日举行全国总罢市。甘地因违禁进入旁遮普被捕押解回孟买。旁遮普阿姆里察发生了英国军警屠杀集会群众的惨案，孟买和阿赫梅达巴等地群众为抗议英国当局暴行，发生暴动，捣毁警局，各地纷纷宣布戒严法。甘地认为群众行动有违非暴力原则，亲赴阿赫梅达巴宣布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为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理，在孟买创办《新生活》周刊并接编《青年印度》周刊。

　　　11月　甘地在德里主持基拉法会议，第一次提出抵制英国的“不合作”主张。

　　1920年8月1日　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其后甘地到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等省旅行，宣传基拉法问题，力主印穆团结。

　　　9月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修正案中加上自治的要求，把印度自治同印穆团结联系起来。甘地宣称，如果按他的计划行事，印度可望在一年内获得自治。

　　　11月　甘地在阿赫梅达巴创办古遮拉特国民学院，宗旨是印度统一，保存固有文化。

　　　12月　国大党在拿格埔举行年会，修改党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甘地提出一年内自治的口号，再度获得支持。

　　1921年1月　加尔各答3000大学生罢课响应一年内自治的口号。

　　　2月　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之风大盛，学生纷纷离开英国学校，抵制英国式教育。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和不合作运动，甘地同时宣传社会改革、印穆团结，特别是不可接触者问题。全国有五十万人举行罢工，局势极为紧张。印度总督李定勋爵于5月邀见甘地，但是没有结果。

　　　7月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纺织和服用土布，抵制英国布，并决定抵制威尔斯王子的访问。甘地则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

　　　9月　甘地削发，上身裸露，从此始终保持此一装束，丘吉尔讥为“半裸体的游方僧”。

　　　10月　甘地等五十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弟兄，后来由于他们被判处两年徒刑，全印国大党会议还通过决议支持甘地等人的宣言。

　　　11月17日　威尔斯王子抵达孟买，全印举行总罢市，孟买发生大规模骚动，甘地则以此种行动有违他的非暴力主张，遂进行绝食，以示“忏悔”。全国许多省份的国大党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政府并开始大规模的逮捕。

　　1922年2月1日　甘地向印度总督李定勋爵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举行全国各党派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要求释放被捕的不合作运动者，公开宣布不干涉非暴力的活动；要求开放言禁；限期于七日内加以接受，否则即将展开全国规模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6日　政府发表公报，完全加以拒绝。

　　5日 联合省乔里乔拉村农民举行示威，警察开枪，群众即纵火烧毁警局，21名警察被烧死。11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应甘地请求推延全国展开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计划，而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活动来代替。12日甘地进行五日的绝食。甘地的决定引起了党内外的普遍不满和攻击。但是英印政府并不以此为足，于3月10日将甘地逮捕，并判六年徒刑。全国反英运动进入低潮。

　　1924年2月5日　甘地因盲肠炎施行手术获释。

　　　3月22日　甘地开始同罗曼罗兰通讯，并重新主编《青年印度》和《新生活》，重新宣传印穆团结的重要性。

　　6月　国大党在阿赫梅达巴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党员每日至少须纺织半小时，每月十五小时，至少须向党组织交纳纺纱三英两；

　　2．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出缺，而由他人递补；

　　3．凡忠实履行下列五种抵制者，始得被选为党的负责工作人员：机织布，政府法庭，学校，封位和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谴责政治暗杀的行动，确定此种行动有违自治目的和非暴力的原则。上述提案遭到自治派的强烈反对，但仍以多数通过。摩迪拉尔?尼赫鲁批评甘地此举极为专制，引起国大党内部的分裂。

　　　9月　科哈特印穆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死伤155人。甘地为了促成印穆团结，进行了21天的绝食。26日在德里举行了印穆团结会议，甘地因绝食未参加。会议的第一个决议即重申印穆将致力于团结事业，要求甘地停止绝食。但会议充满分歧，特别是在护牛问题上。

　　　11月　国大党年会开会。甘地和达斯、尼赫鲁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停止不合作运动，但以后国大党员必须交纳2000码土布以代替四安那的党费。

　　　12月26日　国大党在贝尔关举行大会，甘地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925年初　甘地旅行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旅行比哈尔和联合省，大力宣传土布运动和废除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各地集会通过决议抵制洋布。

　　　9月　国大党在巴特那举行年会，在甘地倡议下成立全印纺织者协会。

　　　12月　甘地开始在《青年印度》周刊连载他的自传。1926年　甘地退居阿赫梅达巴非暴力抵抗学院，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整顿该学院并进行巩固全印纺织者协会的工作。

　　　12月　甘地赴阿萨姆省戈哈地参加国大党年会，提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决议，并把它同取消国内不可接触者制度的主张联系起来。

　　1927年　上半年甘地又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言语等问题。

　　　10月　甘地应印度总督邀请赴德里商谈英国政府即将宣布成立西蒙委员会调查政府系统工作情况的问题。

　　　11月　甘地访问锡兰。

　　　12月　赴马德拉斯参加国大党年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刚从欧洲和苏联访问归来，提出印度独立和反帝决议，甘地认为过激，未参加讨论，但同意穆斯林联盟划分选区的建议以促进印穆团结。

　　1928年2月　西蒙调查团到达孟买，全印各地纷纷举行总罢市和示威游行，发生流血事件。

　　　5月　甘地参加马德拉斯国大党全国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并决议召开全国党派会议，以抵制西蒙调查团。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人则要求完全独立，并在党内成立“印度独立同盟”。

　　　12月　国大党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甘地提出自治领议案，并限期于1930年12月31日以前接受，否则将重新发动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少壮派加以反对，要求同英国断绝关系。最后甘地的议案修改为一年内获得自治的议案。

　　1929年2月　甘地访问信德省。

　　　3月　访问缅甸。

　　　3月底　甘地返加尔各答，参加一次群众集会，会上焚毁英国布，甘地因此被拘留。政府还在全国逮捕工会领袖，构成所谓米鲁特阴谋案，全国各地罢工罢课风起云涌，暴动四起。

　　　5月　甘地赴安德拉旅行六周。

　　　5月底　甘地参加孟买国大党全国会议，决定于1930年8月以前组织750，000人迎接革命高潮。

　　　6―11月　访问联合省各地。

　　　9月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开会，甘地支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10月　印度总督艾尔文勋爵宣布英国政府准备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问题。同时，印度各党派领袖集会德里，要求给予自治领地位，并发表共同宣言，甘地也参加了。

　　　12月　艾尔文总督邀请甘地等人商谈自治领地位问题，无结果。国大党全国会议在勒克瑙召开，由于新任主席尼赫鲁的坚持，甘地同意将党章宗旨之“自治”改为“完全独立”，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1930年1月2日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于1月26日全国举行大示威，支持完全独立的决议。但是甘地并没有积极参加，因为他认为印度还没有得到自治，谈不上独立。他提出11点要求，如禁酒，减少田赋、盐税，释放政治犯，取消罪犯侦缉局等，如得到满足，即可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2月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展开文明的抵抗运动，甘地建议以争取削减盐税为主要内容。

　　　3月2日　甘地致函印度总督，提出上列要求，否则即将展开全国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总督加以拒绝。

　　　3月12日　甘地挑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78名志愿人员，亲自率领自沙尔玛第出发至丹地海边淘盐，成千上万的人随行，各省纷纷响应。甘地便到各个滨海地区向群众进行动员教育。政府则加以残酷镇压。5月4日深夜甘地在苏拉特县被捕，全国举行大罢市和罢工抗议政府暴行，抵制英国布，形成革命高潮。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禁止集会游行。

　　　7月　英国政府为缓和矛盾，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吁请各党派领袖参加。

　　1931年1月　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　1月26日　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并取消对国大党的禁令。

　　　2月17日　甘地赴德里与印度总督艾尔文会谈，提出六点要求，作为和谈条件：大赦，立刻停止迫害，发还没收的财产，恢复因政治理由被撤职的人员，准许自由制盐，调查警察暴行。会谈无结果。镇压仍继续进行。

　　　2月27日　甘地二次应邀与艾尔文会谈，仍无结果。

　　　3月1日　甘地三次应邀与艾尔文会谈。艾尔文同意减轻监视，释放政治犯，但拒绝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和处分警察暴行。艾尔文还同意在下一次圆桌会议上讨论印度政府组织法，但拒绝讨论独立问题。甘地加以接受，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勉强通过了甘地的意见。

　　　3月5日　甘地与艾尔文签订“休战协议”，革命高潮转趋低落，这个协定引起强烈反对。3月底甘地赴卡拉奇参加国大党会议时，有人在车站上组织了反对甘地的示威。大会重申要求独立的决心，并委派甘地为代表参加伦敦的圆桌会议。会后甘地赴各地解释国大党的政策，并呼吁印穆团结。

　　　8月　由于政府在联合省、西北边省等地仍继续镇压政策，屡经甘地呼吁无效，甘地等国大党代表取消赴伦敦开会的决定，以示抗议。

　　　8月25日　甘地赴西姆拉会晤印度总督威灵顿。28日发表声明说，政府承认原协议有效，答应对破坏协议事件进行调查，甘地遂决定代表国大党赴伦敦参加圆桌会议。　9月　甘地赴伦敦参加圆桌会议，在会上提出自治要求和大选建议，英国政府则坚持殖民地政策，但同意建立议会制、

　　　12月5日　甘地离伦敦返印度，途次法国，会见了罗曼罗兰，并访问了罗马。

　　1932年1月　甘地回到印度，发现政府对孟加拉、联合省、西北边省的国大党及其他党派仍进行迫害，甘地向总督呼吁无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乃通过决议抵制英国布，关闭酒店，进行非暴力的抵抗。

　　　1月4日　甘地被捕，大规模的迫害又展开了。但反英运动仍继续开展，头四个月被捕者达80，000人。

　　　8月17日　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宣布印度少数民族选举法，各省议席增加一倍，孟加拉和旁遮普的少数民族和穆斯林另立选区分别选举，贱民阶级的选举权也得到承认，但须自立选区分别选举，并保留一定的席位。

　　18日甘地致电麦克唐纳，对贱民阶级的选举法提出抗议，并表示政府如不收回成命，将自9月20日起绝食至死。

　　　9月19日　全国各地集会要求英国政府撤销上述决定。　9月20日　甘地开始绝食。全国各地寺庙均为贱民开放，为甘地祈祷。

　　　9月25日　国大党领袖与贱民阶级代表就议席和选举法问题取得协议。甘地于27日停止绝食。英国政府终于同意。反英运动转为要求废除贱民阶级运动。

　　1933年2月　甘地创办贱民周刊《哈里人》。

　　　5月8日　甘地为呼吁取消贱民阶级绝食21日，印度政府立即加以释放，甘地即宣布停止文明的抵抗一月，并吁请政府释放政治犯。

　　　6月26日　甘地宣布解散沙尔玛第非暴力抵抗学院，以便学员分别参加各地的不合作运动。

　　　8月1日　甘地以煽动治安罪被捕，4日获释，但不准离开浦那，后因违禁再度被捕，判处一年徒刑，但因甘地绝食又予假释，甘地即赴各地宣传哈里人运动，并募款进行社会改革。

　　1934年3月　甘地赴比哈尔参加救济地震灾民的工作。

　　　4月　甘地决定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5月　甘地在国大党全国会议上提出国大党参加大选的议案。

　　　6月　印度政府下令解禁国大党。

　　　10月28日　甘地宣布自国大党退休，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工作。

　　　12月14日　全印农村工业协会在瓦达成立，它的宗旨是遵照甘地的指示从事农村改组和复兴工作。

　　1935年　甘地通过全印纺织者协会、全印农村工业协会、甘地哈里人之仆社和《哈里人》周刊，并亲自到全国各地宣传禁酒、基本教育、责任与义务、新旧秩序、医药卫生、节制生育、文学艺术等工作，为1937年国大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打下基础。

　　1937年2月　英属印度举行大选，国大党在11省的7个省份获得绝对多数。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研究大选形势，甘地参加了，但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其后根据甘地建议，国大党通过决议，定印地语为印度国语，以代替英语。

　　　3月　国大党通过甘地草拟的决议，要求各省英国省督保证不干预国大党政府，否则拒绝组阁。英国政府最初加以拒绝，但最后不得不同意同国大党政府合作。甘地这个时期在《哈里人》所发表的文章，被认为是国大党政府所遵循的指示。

　　　8月　国大党在瓦达召开全国委员会，各省国大党总理都参加。甘地提出禁酒决议。国大党政府组成后即释放政治犯，撤销紧急权力，恢复许多组织的合法地位，解禁许多被封的报纸。

　　1938年4月　甘地赴加尔各答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并提出决议草案，指责英印政府歧视印度商人。

　　　4月28日　甘地赴孟买与真纳会谈印穆团结问题，无结果。

　　　10月　甘地访西北边省，与“边疆甘地”加法汗讨论国内形势问题。

　　1939年1月31日　国大党第一次以竞选方式选举主席，孟加拉少壮派苏巴斯?鲍斯击败了甘地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甘地自认为是一大失败。这时印度各土邦正在加紧镇压国大党人，使甘地特别伤心的是，拉奇科特当局也采取同样的镇压措施，甘地夫人因此被捕，引起全国骚动。

　　　2月　甘地亲赴拉奇科特与政府谈判，提出政治改革和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3月3日　甘地开始绝食至死，抗议土邦的高压手段。4日，孟买、比哈尔、中央省国大党政府致电印度总督要求干涉土邦的高压政策，林里资哥总督立即致电甘地，答应派人斡旋。

　　　3月15日　甘地赴德里与印度总督会谈印穆关系问题，无结果。

　　　4月16日　甘地在拉奇科特广场上做祷告，有一群穆斯林在场外示威反对他，祷告后甘地徒步通过示威群众，遭暴徒殴打。

　　　4月29日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举行全国委员会。但是由于甘地的抵制，鲍斯未能成立新的工作委员会，而旧的工作委员会又拒绝同他合作，结果导致鲍斯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在国大党内另组前进集团，与甘地相抗衡。

　　　9月3日　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未与印度各党派会商，径自宣布对德作战，5日始邀请各党派领袖会商。　9月14日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达开会，讨论印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通过了有名的决议，谴责英国政府越权为印度人民决定和战问题，反对法西斯和纳粹，表示印度人民与德、日人民无隙，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决议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起草）。

　　　10月17日　林里资哥总督宣布承认穆斯林联盟对印度穆斯林有发言权，宣布战后可以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声明反对，并呼吁各省国大党政府辞职抗议。10月底国大党政府全体辞职，各省政府的国大党职位即为穆斯林联盟所代替。

　　1940年3月　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的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同国大党的关系益趋对立。

　　　8月8日　林里资哥总督发表声明，同意战后给予印度自治，但是有两个条件：“少数民族的利益不容忽视”，宪法问题战后另议。国大党对此加以反对，仍坚持完全独立。

　　　9月27日　甘地赴西姆拉与印度总督会谈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无结果。

　　　10月13日　甘地在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提出展开非暴力的抵抗运动的建议。

　　　10月17日　甘地授权文诺巴?巴维发表反战演说，展开个人的不服从运动。21日文诺巴被捕，政府禁令报刊透露任何有关反战活动的消息。

　　　11月10日　甘地主编的《哈里人》被迫停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继文诺巴之后，准备展开反战宣传运动，也被逮捕。11月中旬，甘地展开第二阶段的所谓“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由国大党各级负责人领导进行，这些人也都先后被捕。

　　　12月24日至1941年1月4日　甘地下令暂停非暴力的抵抗运动，作为对圣诞节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　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三阶段的非暴力的抵抗运动，规模较前更大。

　　　4月　开始第四阶段的斗争，被捕者达两万人。

　　　6月中旬　德军侵略苏联，国际形势更为紧张。

　　　7月　印度总督宣布扩大执行委员会，企图取得印度人更大的支持，国大党仍坚持抵制。

　　　10月　国大党各级领袖几已全部入狱，纷纷要求停止这种无效果的斗争，但甘地仍要坚持下去。

　　　12月3日　英国政府在战争形势更为紧迫的情况下，宣布释放贾瓦哈拉尔和国大党主席阿沙德。4日全部非暴力抵抗被捕者约二万五干人也被释放了。但是国大党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12月中旬　甘地发表有名的“建设纲领”，力主印穆团结，取消贱民阶级，禁酒，服用土布，兴办农村工业，农村卫生，基本教育，成人教育，提高妇女地位，普及国语等。

　　　12月23日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八度里开会，讨论日本扩大战争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通过决议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表示同情，但仍坚持印度独立，否则就不可能保卫自己。

　　1942年3月7日　仰光陷落。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派遣克利浦斯赴印，提出成立印度联邦，具有自治领地位，战后制定宪法，但各省和土邦有权决定是否参加印度联邦。克利浦斯同甘地等各党派领袖举行会谈。穆斯林联盟因为没有满足它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拒绝克利浦斯方案。国大党和印度教大会党多少是满意的，但是因为没有规定时限，也加以拒绝，据说坚决主张拒绝的就是甘地。因为甘地反对任何战争。

　　　4月　甘地开始宣传英国“滚出印度”的主张。

　　　8月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要求英国人交出政权。9日，甘地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也被捕，全国骚动。到1942年底，全国有250个火车站被破坏，500个邮电局受到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击。政府采取高压政策。从8月到11月，据官方统计，死伤群众900人以上，被捕者逾60，000人。

　　1943年2月10日　甘地为抗议政府的高压政策，开始绝食三周。全国骚动，纷纷要求解放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

　　1944年2月22日　甘地夫人嘉斯杜白死于狱中，全国各地举行大罢市，抗议政府的镇压措施。

　　　5月6日　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全部获释。

　　　9月8日　甘地同真纳举行最后一次会谈，试图解决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会议继续到9月27日，无结果而散。真纳仍坚持印穆分治，成立巴基斯坦，甘地则坚决反对。

　　　10月2日　甘地75岁生日，全国各地热烈庆祝。

　　1945年6月14日　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给予印度自治，成立印度人的政府，英国只保留总督和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制宪问题待对日战争结束后另议。魏菲尔还建议在西姆拉举行党派会议，协商组织部长会议问题。甘地谢绝参加会议，建议改请国大党主席阿沙德参加。

　　　6月25日　会议在西姆拉举行，甘地未参加会议，但他仍赶赴西姆拉，幕后指导国大党。关于部长会议成员和席数问题，因国大党坚持为全国性政党，有权派穆斯林党员代表穆斯林参加政府，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穆斯林代表席位应由联盟包揽，双方相持不决，会议宣告破裂。

　　　7月26日　英国工党政府成立。

　　　8月21日　印度政府宣布全印度举行大选。

　　　9月21日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在孟买举行，甘地因病未参加。大会通过决议指责魏菲尔方案不明确，说明英国仍坚持殖民地统治。

　　　11月　甘地赴孟加拉视察饥荒灾区。

　　　12月7日　甘地在加尔各答参加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该会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开除国大党内的共产党员，借口他们“违反1942年英国人滚出印度的决议”。

　　1946年1月　甘地自孟买转赴阿萨姆视察饥荒灾区。

　　　2月　甘地赴马德拉斯视察饥荒灾区。

　　　2月19日　皇家印度海军印度籍官兵在孟买提出独立要求，英国政府不但加以拒绝，而且派兵镇压，于是发生兵变。甘地发表声明谴责印兵行动，认为违反非暴力原则。

　　　5月2日　甘地抵西姆拉参予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英国政府内阁代表团关于成立制宪会议和国民政府问题的谈判。但是由于穆斯林联盟仍坚持分治，这次谈判又告失败。

　　　6月底　英国内阁代表团提出一个新建议，以教派为基础成立制宪会议，组成印度联邦，各省于10年后可以决定是否留在联邦之内，国大党接受此一建议，穆斯林联盟则加以拒绝。

　　　7月　印度总督建议组织临时政府，国大党接受，并建议同穆斯林联盟组织联合政府。穆盟不但加以拒绝，且于8月16日宣布直接行动，在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的印穆冲突。

　　　9月2日　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组成，甘地给这个政府规定了四大任务：争取独立；解决教派冲突问题；消除不可接触者阶级；服用土布。

　　　10月　尼赫鲁再度与真纳谈判组织联合政府事，真纳终于同意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败府。甘地希望这将巩固印穆团结，但对穆盟参加临时政府是为了争取成立巴基斯坦事表示遗憾。甘地赴加尔各答，企图平息穆斯林的教派火焰。但这火焰不但没有平息，反面蔓延到奥里萨和比哈尔。甘地到处宣传和平团结，但效果不大。

　　1947年1月―3月　甘地在比哈尔进行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继续宣传教派和平和团结问题。共走访47村，116英里。

　　　4月1日　甘地赴德里参加亚洲关系会议。

　　　4月15日　甘地与真纳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停止教派冲突，认为武力不能达到政治目的。

　　　6月3日　印度总督蒙巴顿、尼赫鲁、真纳相继宣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方案，甘地不加反对，他说他虽然不承认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的理论，也不向暴力屈服，但不得不向环境的努力屈服，因此他建议全印国大党会议接受此一方案。

　　　8月14日　巴基斯坦自治领宣告成立。

　　　8月15日　印度联邦宣告成立。当时甘地则在加尔各答绝食一日，从事纺纱。

　　　9月1日　由于加尔各答发生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屠杀，甘地在加尔各答开始绝食，要求国内各民族保持团结与和平。至3日印度教大会党和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领袖签发互不仇杀宣言后，甘地乃终止绝食。

　　　9月7日　甘地到德里。德里也发生了印穆冲突和流血事件。各省邦也有类似情况，大批难民涌入首都。

　　　10月2日　甘地度过78岁生日，接受各方的颂扬和祝贺。

　　　10月27日　克什米尔宣布并入印度联邦，印度空运部队入克邦抵抗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进攻，甘地加以支持。

　　　11月15日―17日　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独立以后第一次会议，大会根据甘地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印穆关系、难民、教派组织、土邦地位和粮食配给的决议，重申以平等对待穆斯林，呼吁已逃亡的穆斯林重返印度。

　　1948年1月13日―18日　甘地进行最后一次绝食。印巴分治以后，甘地集中全力于促进教派之间、特别是印穆之间的和睦相处。但是教派之间的冲突和屠杀始终不能平息。印巴两国的关系由于克什米尔的战争而趋于紧张。德里印穆冲突也日形激烈。甘地在绝望之余，再次试图运用个人威望以绝食促成教派冲突趋于平息。

　　18日德里的印、穆、锡克人三派领袖签订宣言，答应甘地的条件：和睦相处。

　　　1月20日　甘地停止绝食两日之后在祷告场上发生了炸弹爆炸案，凶手是一个西旁遮普难民，印度教徒。

　　　1月27日　甘地写了一篇题为《国大党的地位》的文章，指出国大党虽然以“非暴力”的方法为印度争得政治上的自由，但是还没有为印度取得经济、社会和道德上的自由，而这远比取得政治上的自由困难得多。他要求国大党为完成这些建设工作而斗争。

　　　1月29日　甘地为国大党草拟了一个新的党章。他认为国大党应致力于经济、社会和道德建设工作，不应与其他党派竞争政权，因此应当解散，另行成立农村五老会，并为这种组织规定了具体任务。

　　　1月30日下午　甘地在赴祷告场途中被一个印度教徒所枪杀。

　　（根据德?格?丹达尔卡著八大卷英文版甘地传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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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五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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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次体验

　　我还没有回到国内，从凤凰村起程的那一帮人已经先到了。照预定的计划，我应该在他们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为我在英国忙于有关战争的工作，原来的打算全部推翻了。当我发现我将无限期地阻于英国以后，我面临的问题是要找个地方安顿凤凰村这一帮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叫他们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过他们在凤凰村的生活。我不晓得有什么书院值得介绍他们去住，因此电告他们去找安德禄先生，并按他的意见办事。

　　于是他们先在康格立的古鲁库尔安顿下来，已故史华密?史罗昙纳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来他们又搬到圣提尼克坦书院①，在那里诗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样的爱对待他们。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对他们和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①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尔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诗人即指泰戈尔。那里的书院后来被泰戈尔发展成为有名的国际大学――译注。

　　我常常对安德禄说，诗人、史罗昙纳吉和苏希尔?鲁德罗院长，就是三位一体。在南非的时候，安德禄常常谈起他们，娓娓不倦。我在南非许多甜美的回忆中，安德禄先生关于这伟大的三位一体日以继夜的谈论，可算是最甜蜜最生动的。安德禄先生当然就把凤凰村来的这一帮人也介绍给苏希尔?鲁德罗了。鲁德罗院长并没有书院，但是他有一个家，他把这个家完全交给凤凰村的人去使用。他们到后不到一天，他的人便使他们完全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觉得离开了凤凰村而有所失。

　　我只是在孟买上岸以后，才知道凤凰村的人已到了圣提尼克坦。所以我会见了戈克利以后，便赶忙去看他们。

　　我在孟买所受到的欢迎，给了我一次提供称得上是小小的非暴力抵抗的机会。

　　那次的欢迎会是在杰罕济?贝迪特先生的地方举行的，我在会上不敢用古递拉特语讲话。我是一个在契约工人中生活惯了的人，一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式的地方，更感到自己是一个十足的乡下老。我穿着一件卡提亚华外衣，戴着头巾，扎着“拖地”，看起来多少比今天的样子还要文明一些①，但是贝迪特先生的大厅那种豪华壮观，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幸而费罗泽夏爵士在那里庇护着我，我才勉强应付过去。

　　①甘地后来习惯于赤裸上身，穿着“拖地”，踩着木屐；天冷的时候，则在上身披一件大围巾――译注。

　　后来又有一次古递拉特人的欢迎会，是由已故乌昙拉尔?特立维第组织的，因为不搞一次欢迎会，古递拉特人轻易不放我走。我先了解了欢迎会的节目。真纳先生①也参加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古递拉特人，不过我已记不清他是那次欢迎会的主席还是主要讲话的人。他用英文发表了一个简短而美妙的演说。就我所记得的，其他的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发言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用古递拉特话表示我的谢意，说明我对古递拉特话和印度斯坦语的偏爱，并且谦虚地提出不该在一个古递拉特人的集会上用英语讲话。我这样做，并不是毫无考虑的，因为我也担心象我这么一个久离祖国的没有经验的人居然对已成定例的做法提出抗辩，会被认为是失礼的。然而似乎没有人误会我坚持用古递拉特话致答词。事实上，我很高兴，大家似乎都同情我的抗辩。

　　①真纳（Jinnah，1876―1948年）原是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党参加全印度穆斯林联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张成立巴基斯坦，脱离印度另建国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为巴基斯坦总督，被称为巴基斯坦国父――译注。

　　这次集会就这么促使我认为我在同胞们跟前提出一些新奇的主意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我在孟买住的时间很短，但却充满了这一类的基本体验，后来我便应召到浦那去见戈克利了。

第二章　在浦那会见戈克利

　　我一到孟买，戈克利便通知我说，省督想见一见我，并说照规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见拜会了省督阁下。寒暄以后，他说道：

　　“我请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关的步骤时，都到这里来见见我。”

　　我回答说：“我很容易答应你，因为我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对方的意见，并设法尽可能同他取得协议。我在南非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这个规矩行事的，在这里我也要这么做。”

　　威灵顿勋爵向我道谢，并说道：“你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你会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错事的。”

　　我回答说：“正是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见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内所有值得回忆的事情都记述下来。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们热情横溢地欢迎我。我记得他把他们全都召集起来欢迎我，我同他们坦率地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戈克利很希望我参加这个团体，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社员们却觉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们的大不相同，让我入社或有不便之处。戈克利却相信，尽管我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他们的意见的。

　　“但是，”他说道：“他们还不了解你是抱着准备妥协的态度的，而他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却是固执的，毫不动摇的。我希望他们会接受你，但是如果他们不接受，请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爱你的。他们不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恐怕这会妨碍对你的尊敬。但是无论你是否正式入社，我总是把你当作社员看待。”

　　我把我的意图告诉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员，我想办一个学院，把凤凰村的那些人安顿下来，地点最好在古递拉特，因为作为一个古递拉特人，我以为古递拉特服务也就是间接为国家服务。戈克利赞成我这个想法，他说：“你当然可以这样做。无论你和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学院的经费请你务必让我筹划。我把这学院当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乐：我既不必承担筹措经费的责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独自开创这件工作，而只须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可靠的指导和帮助就行了。这使我心理上的负担大为减轻。

　　于是他把德夫医师（现已故）请了来，吩咐他在该社的账目内给我开一个户头，把我为学院的用处所需的款项和其他的公共开支随时给我。

　　现在我准备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发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个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参加的茶会，亲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会离他的房间虽然只有几步远，他却没有力气走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他竟坚持要来。虽然他来了，却因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时候，还吩咐我们茶会照常进行下去。

　　这个茶会事实上是一次座谈会，是在该社招待所对面的空地上举行的。朋友们在会上一面吃着花生、枣子和当时的水果，一面谈心。

　　然而戈克利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

第三章　这是威胁吗？

　　我离开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亲戚。

　　我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时候，为了和契约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变了我的服饰，就是在英国，不出门的时候，我还是穿得很简单的。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亚华服装：一件衬衫，一条“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条白围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为我要从孟买坐三等火车出去旅行，我认为围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带这两样东西，却花了八、九个安那买了一顶克什米尔帽子。穿起这样的服装，人们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汉。

　　当时因为黑热病正在流行，我不记得是在维朗坎还是八德弯，便有人上来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我有点发烧，检查员叫我等车到拉奇科特时，亲自向医务所去报告，并记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弯说我要经过那里，因为当地有一个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尔裁缝，到站上来接我。他告诉我维朗坎的风俗习惯和火车乘客因此必须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为发烧，不大想讲话，想用一句简单的问话结束这次谈话：

　　“你打算坐牢吗？”

　　我把莫迪拉尔当作一个轻率的青年，以为他讲话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尔并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坚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领导我们，我们当然愿意坐牢。我们是卡提亚华人，我们对你有特别的权利。当然了，我们现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应回来的时候，在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会高兴的，你可以相信我们，只要你一声号召，我们就会立刻响应。”

　　莫迪拉尔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奖他说：

　　“我们的朋友不过是一个裁缝。然而他精通他的业务；他每月只需要15卢比，他一天只做一个钟头工便可以得到这笔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时间放在公众工作上。他领导我们大家，使我们原来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惭愧。”

　　后来我同莫迪拉尔有密切的往来，我才晓得人们夸奖他一点也不过分。他决定每个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学院来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们学裁缝，同时他自己也为学院做一些裁缝工作。他天天同我谈维朗坎的情况和火车乘客的困难。说他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他因为害了一场急病便在壮年时死去了，八德弯的公众生活因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医务所去报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认识我。医生觉得难为情，他生那个检查员的气。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那个检查员那样做是他的责任。他不认得我，就算认识，他也不能做别的。那个医生不让我再去看他，坚持要让检查员来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第四章　圣提尼克坦

　　我从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热烈地欢迎我。欢迎会是朴素、艺术和爱的美丽的结合。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巴洛达邦举办一所叫做“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了给他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到“安纳”（意即兄弟）的称呼，别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名称。阿难达南（史华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且一个一个地成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卡卡萨希布到各个院校去吸取经验，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满?萨斯特立原是同他们一起的，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帮助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别分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是他们的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叫人严守凤凰村学院所有的规矩。我看到由于他兼有爱、知识和忍耐，使他在圣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贾格丹南德巴布，尼巴尔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我向教员们提出来：如果他们和学生都不雇用厨子而自己做饭，他们便可以根据学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厨房，并且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自力更生的实物教育。有一两个教员摇头表示不以为然，也有极力赞成我的意见的。也许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学生都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实验。我请诗人发表意见，他说只要教员们赞成，他没有意见。他对学生说：“这个试验包含着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为了使这次试验成功，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他组织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等等。纳庚巴布和别的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看到他们拿着锄头去工作，我心里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和老师如鱼得水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那就未免太奢望了。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有些人早就露出倦意，但是皮尔逊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常见他笑容满面地在厨房内外忙碌着。他自愿担任洗涤较大的餐具。有一批学生在这批洗涤餐具的学生面前弹着“希达”①，以使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件事，圣提尼克坦便象蜂群聚居的地方那样显得忙碌起来。

　　①希达（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译注。

　　象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总是继续发展的。不但凤凰村的人自己做饭，而且他们的饭菜极为简单。作料是不吃的。饭，豆汤，青菜甚至面粉同时放在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为了改革孟加拉的厨房，也着手进行类似的试验。有一两个教员和几个学生负责进行这个改革工作。

　　然而这次试验进行不久便中断了。我认为这个著名的学术机构进行这一次试验，时间虽短，却没有什么损失，其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对于教员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我本想在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时候，但是事与愿违。我到那里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浦那来的一个电报宣布戈克利逝世了。圣提尼克坦陷入悲痛之中。所有的人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集会来哀悼国家的损失。那是一个庄严的集会。我即日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赶赴浦那，其余的人照旧留在圣提尼克坦。

　　安德禄送我们到八德弯。他问我：“你以为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抵抗吗？如果可以，你看是在什么时候？”

　　“这很难说，”我答道：“我在一年之内，不打算做什么。因为戈克利叫我答应过他，要我旅行全印度以广见闻、吸取经验，在这个观察时期内，不准我就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过了一年，我也不急于说话或表示什么意见。因此我想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不至于有什么非暴力抵抗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笑我一些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并且说：“等你在印度住上一年以后，你的看法就会得到纠正的。”

第五章　三等乘客的疾苦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到了一个三等车乘客连买一张车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难的情况。“三等车票没有那么早卖，”卖票的对我们这么说道。我去找站长，这也是一件难事。有人好心告诉我站长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难处。他也是作了同样的答复。后来卖票的窗子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权利，上前去买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个个上来不断地把我挤出来。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考验。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你推我，我推你。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碰上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车守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没空听我的话。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车守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

　　“给我们找个位子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高兴到那里去。”

　　“你别跟我多话，”车守说道：“我不能给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补票，不然就下车。”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车抵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坐位，我便搬过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陈述改正，得到这样的回答：“照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如果全部写下来，就很容易地写一本书。因此我只能就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的做法，这是我终生的大憾事。

　　三等车乘客的疾苦无疑是由于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辞其责。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不雅、肮脏或自私。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供让我们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走过来。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种不相称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第六章　追　　求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经是这么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庇护之下也觉得安稳。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奋斗，而我也觉得应当请求入社。我想这样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灵。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而且坚决地提出请求。

　　当时大多数的社员都在浦那，我向他们游说，设法消除他们对我的疑惧。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赞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却竭力反对。我明白这两派人对我的友爱不相上下，但他们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无论如何，这种忠心并不亚于爱我的心意。因此我们所有的讨论都只限于原则问题，而不作意气上的争论。反对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说，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的见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远。他们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来的宗旨便要大受影响。这当然不是他们所能忍受的。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决定。

　　我回家的时候，内心颇为激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赞成我入社，我是不是应当加入呢？这个行动是不是符合我对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见，社员们对于我入社的问题，意见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销入社的申请，免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

　　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

　　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第七章　坎巴庙会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还在加尔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搜罗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主人家里的妇女通宵不睡为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尽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对于这种亲切的款待是极为感动的，但是一想到他们竟以全家的人忙于招待两三个客人，实在令人过意不去。然而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种令人为难的款待。

　　我是作为统舱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使我们感到难为情，那么，同我们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连一个统舱的乘客最起码的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受，厕所更是污浊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坐在哪里便在哪里吐痰，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随便乱丢，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嘈杂的声音永无休止，而且每一个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把这一切事实告诉他。由于写了这封信和梅赫达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回来虽然还是坐统舱，却不是那么难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庙会①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①坎巴庙会（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庙会的节日，在印度北方省的哈德瓦地方举行――译注。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酷日，脚下是烫人的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上，喉头虽然枯渴不堪，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肯喝。应当指出，正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或者是由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徒药剂师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那么犹豫，左问右问了。

　　我们住在圣提尼克坦时就已经懂得，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现在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为厕所。他是雇用清道夫来打扫这些厕所的。这就是凤凰村来的人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意见的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以大部分的时间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这样我竟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这些“朝拜”者也尾随着我，甚至我在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至此我才了解我在南非所进行的微小的服务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地位。我仿佛是陷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受着国内千百万人同受的疾苦，如乘坐三等车之类。但是我一到了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为“朝拜”狂的牺牲。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怜呢，我常常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爱往往使我生气，甚至令人痛心，但是旅行虽然劳顿，我的情绪却很好，很少生气。

　　当时我的身体还很强壮，可以到处走动，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多，到街上去还不会有那么大的麻烦。我在这些闲逛中，看到了香客的心不在焉、虚伪和无聊，比他们的虔诚表现得更加明显。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就象是生来专门享受人生中的好东西似的。

　　这里我看见有一头五脚母牛！我感到惊讶，但是知道的人很快便把内幕告诉我了。这头不幸的五脚母牛是一个坏人的贪婪的牺牲品。我听说第五支脚原来是从一只活生生的小牛身上砍下来的而栽到母牛的肩上的！这种双重残暴的结果是为了骗取无知者的钱。除了印度教徒以外，谁也不会被这头五脚母牛所吸引，而且也只有印度教徒才愿意为这么一头奇异的母牛布施。

　　庙会的日子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纪念日子。我并不是怀着香客的心情到哈德瓦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以朝圣为进德之助。然而据说有一百七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庙会，他们未必都是伪善者，或者仅仅是为了游玩。他们当中，无疑地有无数的人是为着功德和自洁而到那里去的。这样的信仰对于人们的灵魂究竟能有多大提高，是不可能，或不容易断定的。

　　因此，我终夜不寐，反复深思。这一班虔诚的人生活在一些伪善者之中，出污泥而不染，在造物主的面前，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到哈德瓦来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便应当公开抗议这件事，并在开会那一天离开哈德瓦。如果到哈德瓦来参加庙会并不是什么过错，我便应当有一种自动的克己苦行，为那里流行着的罪恶进行忏悔以自洁。这在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的生活是以遵守纪律为基础的。我想起我在加尔各答和仰光所受到的优厚的款待，实在是给主人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我因此法定节制我的饮食，并在日落以前进晚餐。我深信，如果我不这样限制自己，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造成很多不便，这样，我便不是为人服务，而是让人为我服务了。所以我法定在印度的时候，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食物不过五样，天黑以后绝不进食。我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愿意使它有什么破绽。我对自己说，假如我生了病，把药物当作五样食品中之一，而不要求特别食品情形又怎样呢？我最后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有例外。

　　我严格遵守这个誓言已经有十三年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我可以证明它也是我的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办法使我的寿命增加了几年，并使我避免了很多疾病。

第八章　拉克斯曼?朱拉

　　到了古鲁库尔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释去重负。我立刻感觉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

　　摩哈德玛以充溢的友爱对待我。实行“节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这里初次会见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对于在古鲁库尔添设工业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了很久。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见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接近。凤凰村的人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晓得我对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也没有穿衬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饰嘉”①，脖子上又没有圣环，心里很难过。他说：

　　“你是一个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圣环②，我看见了实在难过。这是印度教的两种外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有的。”

　　我不戴这两样东西是有一段历史的。我在十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亚华的吠舍③家族还没有戴圣环的习惯。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①饰嘉（Shikha），一般印度教徒男子在脑后所蓄留的一绺头发，有吉祥和却邪去病之意――译注。

　　②圣环（Sacred　thread）是印度教徒前两等种姓的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在一种仪式上套在身上的一根细绳或线的环子，上起左肩下至右胁，以区别于其他种姓的人。因为第三等种姓一般不戴，第四等种姓按规矩不能佩戴――译注。

　　③吠舍（vaishya）是印度教社会中的第三种姓，多务农、牧和织造，一般不受吠陀教育，身上也不戴圣环――译注。

　　我长大以后，在印度和南非都有人一再善意地劝我重新戴上圣环。但是没有结果。我的理由是，如果首陀罗阶级①的人不能戴圣环，别的阶级的人有什么权利戴它呢？而且我也看不出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遵守我认为并不必要的风俗。我并不反对戴一条丝环，只是戴的理由不充足罢了。

　　①首陀罗（shudras）是印度教社会的第四种姓，多从事卑贱的工作，故亦称为奴隶阶级。他们无权受教育，也不能佩戴圣环，因为他们是不受神眷爱的――译注。

　　我是一个毗湿奴派信徒，我的脖子上当然要戴小项圈，而“饰嘉”是长辈们认为必须有的。可是我在动身赴英国前夕，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怕我光着头会被人取笑，而且我当时以为，这会在英国人眼中被当作是野蛮人。老实说，这种怯弱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竟使我在南非的时候，叫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他由于宗教信仰而留下的“饰嘉”剃掉。我怕他留着“饰嘉”有碍他的公众工作，所以不顾他是否难过，一定要他剃掉。

　　我把这一段经过向那位史华密全盘托出，并说：

　　“我不戴圣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无数的印度教徒不戴圣环，还不是照样是印度教徒。况且圣环本来是精神上再生的一种象征，戴上圣环的人应当先立志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现在印度教中和印度全国戴圣环的人，是否都能维护佩带具有那种意义的标记的权利，实在是一个疑问。除非印度教本身把‘不可接触’的规矩废除，把一切尊卑贵贱的界限取消，并把其他许多在教内蔓延着的罪恶和虚伪全都摆脱了，不然，印度教徒就没有戴圣环的权利。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戴圣环。不过你劝我留‘饰嘉’倒是值得考虑的。我本来是留过的，后来因为错误地怕人家笑话才剃掉的。所以我觉得还应当留起来。这件事我得和我的同志们讨论一下。”

　　这位史华密并不欣赏我关于戴圣环的意见。我认为不应当戴圣环的理由，在他看来，正足以说明是应当戴的。时至今日，我的态度还是和在赫里克斯时一样。我认为只要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外表的象征。但是如果把象征当作圣物来崇拜，或者把它当作比别的宗教更加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把它放弃。今天在我看来，圣环并不是提高印度教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至于“饰嘉”，我是因为怯弱而剃掉的，所以我和朋友们商量以后，又把它留起来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到拉克斯曼?朱拉来了。我对赫里克斯周围和拉克斯曼?朱拉本身的天然景色是非常赞美的，对于我们的祖先具有这种自然美景的感觉，并具有赋予这种自然美景以宗教方面的意义，不能不肃然起敬。

　　然而人们使用这些美丽地方的方式却使我极为不安。在赫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人们把路上和恒河美丽的两岸都弄得龌龊不堪。他们甚至不惜玷污恒河的圣水。他们本来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隐蔽起来大小便，可是偏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河边自行其是，看见这种情形，不由得心里难过起来。

　　我所看见的拉克斯曼?朱拉不过是恒河上面的一座铁吊桥而已。我听说这里本来是一座很好的绳索桥，可是有一个马尔瓦蒂慈善家出了一个主意，把它拆掉，以重资架上一座铁桥，然后把钥匙交给政府！绳索桥我没有见过，因此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架上一座铁桥实在杀风景。我当时对于政府虽然是忠心耿耿，对于把朝圣的桥梁的钥匙也交给政府的做法，也觉得太过分了。

　　过了桥便到了福舍，这个地方糟得很，除了波形铁板斑驳不堪的架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种福舍，据说是为善男信女们盖的。当时可以说没有人住在那里。住在大屋里的那些人却给人一种不良的印象。

　　然而哈德瓦的经验对我来说，却证明是有无上价值的。这些经验大大有助于我决定住在哪里和要做些什么事。

第九章　创立学院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昙

　　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别的人又极力劝我选取拉奇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住下，他们自告奋勇为学院筹款，还要给我们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癖好。我是一个古递拉特人，我认为我应该通过古递拉特语言对国家提供最大的服务。而且阿赫梅达巴是古代手工纺织业的中心，如果要恢复乡村手工纺织业，这似乎是一个最适宜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古递拉特的首都，因此在这里要获得有钱人的资助比别的地方更加容易。

　　不可接触者的问题自然是我和阿赫梅达巴的朋友们讨论的题目之一。我向他们明言，我应当首先利用机会为学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学生，只要他具备了其他的条件。

　　“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个毗湿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说道。

　　最后我决定在阿赫梅达巴建立学院。

　　至于住处的问题，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律师吉望拉尔?德赛先生是我的主要帮手。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租下来了。

　　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学院的名称。我和朋友们商量。有人建议采用“西伐士兰”（服务之家），还有人提议用“塔普凡”（俭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欢“西伐士兰”这个名称，只是觉得没有强调说出服务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名称，因为俭朴虽为我们所需，我们却不能自命为俭朴之人。我们的信条是忠于真理，我们的任务是追求和坚持真理。我在南非试验过的办法，我想拿到印度运用一下，而且我希望在印度试一试这个办法究竟能运用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同伴和我选定了“非暴力抵抗”这个名称，因为它同时表达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服务方法。

　　为了使学院在言行上有所遵循，需要制订一个校训。因此有人提出一个草案，朋友们都被邀请发表他们的意见。当时所收到的许多条意见当中，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的意见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赞成我们的校训，但是建议加上“谦恭”一条，因为他认为青年一代特别缺乏谦恭。我虽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这个缺点，我却担心一旦把谦恭订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校训，谦恭就不再成为谦恭了。谦恭的真正含义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若不然，就得采取别的办法以求其实现。如果一个奉行自救的人，或者一个奴仆缺乏谦恭或大公无私的行为，对于自救或服务就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没有谦恭的服务，不过是自私自利罢了。

　　这时我们这一帮人大约有十三个泰米尔人，其中有五个青年是从南非随我们来的，其余的则来自全国各地。我们一些大约有二十五个男女。

　　这个学院就是这样成立的。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吃饭，并尽力象一家人一样地生活。

第十章　在讨论中

　　学院成立不过几个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简直没有料到的考验。我收到安立特拉尔?塔卡尔的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谦逊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们的学院，你们能接受吗？”

　　我心中有点为难。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一个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过别人，而是由塔卡尔巴巴这么一个大人物介绍的。我把这封信给同伴们看，他们都表示欢迎。

　　我写了一封信给安立特拉尔?塔卡尔，表示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家人，只要他们都愿意遵守学院的校规。

　　这个家庭的成员有杜达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们的女儿拉克斯密，还有一个刚会摇摇晃晃走路的孩子。杜达白在孟买当过教员。他们全都同意遵守校规，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这件事却引起了那些帮助过学院的朋友们的很大意见。头一个难题就是用水井的事；这个水井的管理权有一部分是属于房东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对我们的吊桶里滴出来的水会玷污他，于是他便辱骂我们，并且还侮辱杜达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会他的辱骂，并且不顾一切，照旧去吊水。当他看见我们并没有反骂他，他便自觉惭愧，也就不再麻烦我们了。

　　然而所有的资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经问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够遵守校规的朋友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随着金钱援助的断绝，还有一种谣传，说有人要发起社会的封锁来对付我们。这一切我们都有了准备。我告诉我的同伴说，如果我们受到封锁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们决不要离开阿赫梅达巴。我们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用我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尔?甘地通知我说：

　　“我们的基金快光了，下个月就无法维持了。”

　　我淡淡地回答说：“那么我们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区里去。”

　　象这一类的考验我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了。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上帝总是在最后一刻帮了我的忙。在摩干拉尔?甘地警告我经济困难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走过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客人在外面的车子上等着要见我。我于是出去见他。他问道：“我要给这个学院一点帮助，你愿意接受吗？”

　　“当然，”我说道：“我承认我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他说道：“你在这里吗？”

　　“在的，”我说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约定的时间，那辆车子又开到我们的地方，而且喇叭响起来了。孩子们进来报信。那位客人没有进来，我出去见他。他把13，000庐比的钞票放到我手里，然后开车走了。

　　我从来没有指望得到这笔捐款，而且帮助的方式是这么奇特！这位绅士以前并没有到过学院。据我记忆所及，我只会过他一面。没有正式见过，没有谈过，而他竟是给了帮助便走了！这对我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验。这一笔钱暂时把我们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区去的打算搁置起来了。现在我们觉得，一年之内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风波一样，学院内部也发生了风波。虽然在南非的时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来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别的妇女却似乎不大喜欢在学院里收容他们。我的耳目很快便觉察出来，她们对待丹尼朋虽不是憎恶，至少也是冷淡。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使我发愁，但是这一次的内部风波却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个普通妇女。杜达白是一个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见地的人。我喜欢他的耐性。有时他也发脾气，但是总的说来，我对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请他忍受细小的屈辱。他不但答应了，而且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

　　我们接受这一家人，给学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我们一开头便向世界宣布：我们不能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帮助学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备，因而在学院这方面的工作就简单得多了。捐助和担负学院日益增多的开支的人大多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这件事实也许可以清楚地说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点自然还有其他的许多证据，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帮助一个让不可接触者与别人同吃的学院，这个事实本身便是不小的证据。

　　我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关于我们怎样处理因主要问题而发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们怎样克服一些没有料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与体验真理有关的许多事情，不得不从略。下一章也有这个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细节省略，因为这出戏中的大部分脚色还健在，在叙述和他们有关的事情而必须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不取得他们的同意是不妥当的。而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随时请他们修改和他们有关的章节，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况且这种手续超出了这本自传的范围之外。因此我担心其他的故事，虽然在我看来对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却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这本书写到进行不合作运动的时日为止。

第四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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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爱的劳动丧失了？”

　　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

　　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二章　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根据规定逮捕我的问题曾被讨论过，可是谁也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当然打了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他们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而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不是甘心于这种失望的人。我虽然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自然是到处都有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的官员对人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得到一些好处。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把他们的专横也带来了，而且把那些专横者的习惯也搬来了。南非有一种责任政府或民主，而从亚洲人口的货色则是纯粹的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人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的政权。欧洲人在南非已经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成为南非的公民，对于政府官员有监察权。然而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现在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间了。

　　我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首长，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这位首长，为了表明这个说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并没有送书面的命令给我。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那位首长问他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委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能懂得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第三章　忍受侮辱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在城里司法地区内给我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我的职业工作了。

第四章　令人振作的牺牲精神

　　在我叙述为争取德兰士瓦印度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对付亚洲人事务部以前，我必须转过来谈一谈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被那种为未来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买去开设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到孟买来；他是一个容貌惹人喜欢而语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讨论起我的未来的幸福，“在美国，象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保人寿险的。难道你也不为你自己的未来保险吗？生命是说不定的。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我可以奉劝你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直到这时候我对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是冷淡相待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和对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却屈服于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诱惑了。当他发表他的议论时，我心眼里便展开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图画。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饰差不多卖光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把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你忍心这么做吗？”由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自己保了一万卢比的人寿险。

　　然而当我在南非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观点也变了。我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是为上帝效劳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并赚钱养活他们。这个计划使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对自己说，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处在我父亲的地位，他必然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媳妇是一种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别人先死呢？归根到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照应自己呢？世界上无数的贫苦人家又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这种思想反复通过我的心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我记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险费。

　　外在的环境也支持了这一连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间，基督教徒的影响使我内心保持了生动的宗教感情，现在增强这种感情的则是通神学者的影响。李琪先生是一个通神学者，他使我和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有所接触。我没有加入过这个团体，因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个通神学者几乎都有密切的往来。我和他们每天都进行宗教讨论。他们常常诵读通神学的书，有时我还在他们的集会上讲话。通神学主要的精神是启发和促进兄弟之谊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争论，而且我还批评了那些在我看来其行为并不符合其理想的会员。这种批评对我并不是毫无有利影响的；

　　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第五章　反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象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焚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象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消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第六章　为素食所进行的一次牺牲

　　正当牺牲和简朴的理想越来越得到实现，而宗教的意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活跃的时候，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着增长起来了。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用亲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的方法。

　　约翰内斯堡有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经营的。我自己去过这家素食馆，并且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不过我知道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老是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我尽可能用我认为适当的办法赞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钱，可是它终于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这时有一个属于那个团体的有事业心的夫人出来开设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爱好艺术、夸夸其谈而不会算账的人。她交游甚广。开始的时候，这家索食馆规模很小，但后来她却决定租用大房间冒险加以扩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料想她的预算一定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钱存到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义借了大约一千英镑，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十分慷慨而真诚的人。他当初到南非来，还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喜欢，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认识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坐过牢。我以为经他同意就够了，于是把这笔钱借出来。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我本来可以用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笔钱一直没有清还，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这笔损失呢？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我得弥补。

　　有一次我把这宗交易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对我的愚蠢委婉地责怪道：

　　“老兄，”――幸而我还没有成为“圣雄”，甚至还没有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往往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依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叫巴德立难过，你会掏自己的腰包还给他，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这里的钱来帮助你的改革计划，这些可怜的人全都毁了，而你不久也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可是你是受我们委托的人，应该懂得：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所有的公众工作就都完了。”

　　我对这位朋友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他现在还活着。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纯洁的人，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发现他对人们的怀疑没有根据的时候，便向他们认错以表白自己。

　　我明白他对我所提的警告是对的。因为我虽然补偿了巴德立的损失，我实在经受不起同样的任何损失，也经受不起长年负债――这是我生平没有做过，而且是终生所厌恶的。我认识到：即使一个人有进行改革的热心，也不应当超过本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也明白，我这样动用人家寄存的钱，实在违背了《梵歌》的主要教训：但事耕耘不问收获，才算是为人的美德，这次的错误成了我终生的一个警号。

　　这种供献于素食祭坛上的牺牲，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预料得到的。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第七章　土疗和水疗的体验

　　由于我的生活日趋简朴，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吃药了。我在杜尔班执业的时候，害过一阵衰弱和风湿性感染病。皮?捷?梅赫达医师来看我，给我进行了治疗，我就好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我回印度的时候，我不记得害过什么说得上的疾病。

　　不过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却常常闹着便秘和头痛的毛病。我有时吃一点泻药，饮食也加以节制，倒没有什么。但是我说不上自己是健康的，而且常常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泻药的负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从报上获悉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该会倡导人的理论是说英国人吃东西的次数过密而且太多，说他们的医药费太重了，因为半夜里他们不要吃东西，还说他们至少应该不吃早餐，如果他们想改善这种情况的话。虽然这些事情不是对我而发的，我却觉得对我来说，倒也有一部分道理。我每天三餐，下午还要吃茶点。我吃东西从来不知节制，我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时，只要有好吃的总是尽量多吃。每天早晨我很少在六、七点钟以前起床，因此我也认为，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许就不至于头痛了。于是我便试验起来了。头几天的确相当难过，可是头痛完全没有了，这使我得出结论：我过去吃了远远超过自己所需要的分量。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使我脱离便秘的痛苦。我试验了一下库赫尼的坐浴疗法，多少有点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开素食馆的德国人，或者是旁的什么朋友――我不记得是谁了，给我一本贾斯特的著作《重归自然》。我在这本书里读到有关土疗的方法。作者还提倡鲜果和干果，作为人类的天然食物。我没有立刻就单吃水果，却马上开始试验土疗，而且得到了惊人的效果。办法是：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敷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便取掉。这个办法很快就有成效。以后我用这办法自疗，并向朋友们推荐，从未令人感到遗憾。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信心试验过这个办法。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以便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对于土疗和水疗的信仰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直到今天，遇有必要的时候，我还以一定程度的土疗法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们推荐。

　　我这一生虽然害过两次大病，我还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药物的。在1，000起病症中，有999起是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的。那些因为一小点病就跑去找医生――不管是印度教的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土医，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药和矿物药，不但是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经成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他便失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再成为人了。

　　这些意见虽然是在病床上写的，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看轻它们。我知道我为什么害病。我充分意识到我害这些病，应该由我自己负责，也正因为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我才没有失掉耐性。事实上，我应该为这些病感谢上帝，因为我从中取得了教训，有效地抗拒了服用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知道我的固执常常使医生们厌倦，但是他们都客气地忍受了，并不放弃我。

　　不过，话又扯远了。在我作更多的说明以前，我想给读者一个警告。凡是读了这一章而去购买贾斯特那本书的人，千万不要把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福音书中的真理。写文章的人往往只谈到事物的一面，而每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观察，而且可能全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在同时和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况且很多书都是为了争取买者和名利而写的。所以，凡是读过这一类书的人对于这些事情应该有所辨别，在根据书中的意见进行任何实验以前，最好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要不然在按照书中所述采取行动以前就该耐心地玩味和消化书中所说的一切。

第八章　一个警告

　　我恐怕这一章还得继续谈一谈题外的话。我在进行土疗法的试验时，同时也在进行饮食的试验，在这里谈一下这个问题或许还不是不适当的，虽然以后也还有机会再谈。

　　不过现在和以后，关于饮食问题，我都不打算细谈，因为几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印度舆论》上用古遮拉特文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英文叫做《健康指南》。在我所写的几本小册子当中，这是一本在东方和西方同样最受欢迎的书，这是一件直到今天我都不甚了解的事情。这本书是为了《印度舆论》的读者写的。然而我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东方跟在西方一样，对很多人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人却从来没有看过《印度舆论》。因为他们是在通讯中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就这本小册子谈一谈，虽然我并不识为书里的观点需要修改，但是我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某些重大改变，这是那本书的读者所不知道的，而这些，我想又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象我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样，这本小册子的写成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目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目的经常鼓舞着我的每一个行动；因此，当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我今天却办不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确信一个人除了小时候吃妈妈的奶以外，根本不需要再喝奶。他的食物除了风吹日晒的果子和干果之外，不应当再有别的东西。他从葡萄和杏仁这一类果子就可以得到神经和身体组织所需要的足够营养。一个人如果能以这种食物为生，性欲和其他情感的节制就容易了。印度有一句谚语说“吃什么，象什么”，我的同事和我都有亲身的体会，觉得很有道理。

　　这些观点在那本书里都详细地谈到了。

　　然而不幸，我在印度却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不得不否定自己的一些理论。我在凯达从事募兵运动的时候，因为吃错了一点东西，搞坏了身体，几乎丧命。我竭力试图不喝牛奶来把一个坏了的机体重行建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求助于我所知道的医生，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学家，请他们推荐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建议喝豆汤，有人建议喝“茅赫罗”油，又有人建议喝杏仁露。我拚着命进行了这些食物的实验，但是没有一样能叫我离开病榻。印度教大夫给我引述了查罗克①的许多诗文，说明宗教上关于饮食的顾虑，在治疗学上是没有位置的。所以他们无法帮助我维持生命，除非我喝牛奶。而那些毫不犹豫地介绍我喝牛肉茶和白兰地酒的人又怎能帮助我坚持吃没有牛奶的食物呢？

　　　　①查罗克（Charaka）是印度吠陀时代的一个医学家，在夜柔吠陀中自成一派，为印度教医学之宗――译注。

　　因为我发过誓，我不能喝黄牛奶或水牛奶。自然，我发的誓是指不喝所有的奶，但是因为我在发誓时心目中指的是黄牛奶和水牛的奶，而且因为我还想活下去，我只好瞒着自己，从字面上强调我的誓言，决定喝牛奶，我在开始喝羊奶的时候，心里十分明白：我的誓言的精神遭到破坏了。

　　然而领导一次运动以反对劳莱特法案的想法占领着我，这就增加了我活下去的欲望。结果呢，我生平最重大的试验之一就此完结了。

　　我知道有人争论过灵魂和一个人的饮食无关的问题，因为灵魂本身既不吃，也不喝；说是问题不在于你从外面放进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你从内心所流露的是什么东西。这当中无疑地是有一些力量的。然而我不想检查此中原委，我只要宣布一下我的坚定信念就心满意足了：对于那些愿意生活于敬畏上帝的境界中、愿意面对面地看到上帝的人，节制饮食的数量和质量，是和节制思想与言论一样的重要。

　　然而在我的理论宣告失败的那些问题上，我不但要提出说明，而且还要发出严重警告要大家不要再加以运用。因此我向那些根据我的理论而不喝奶的人呼吁，请他们不必坚持这种实验，除非他们发觉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有好处，或者是出于有经验的医生的劝告，就我的经验来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凡是消化不良和困于病榻的人，再没有什么清淡和富有营养的东西可以同奶类比美的了。

　　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读到这一章以后，愿意凭他的体验而不是凭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可以代替奶类、具有和奶类同样的营养而容易消化的蔬菜，那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第九章　同当权的人斗争

　　现在转回来谈一谈亚洲人事务部吧。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了。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而且是在压榨他们。每天都有人来向我作这样的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不能消除这种坏事，那我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

　　于是我便开始搜集证据，一到我掌握相当多的材料，我便去找警察局长。看来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不但没有以冷遇待我，还很耐心地听我诉说，并且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给他看。他亲自找见证人谈话，而且感到满意，不过他和我一样的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一个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有困难的。“然而”，他说道：“无论如何我们要试一试。因为怕陪审员为他们开脱就让这些罪犯逍遥法外，是不应该的。我得把他们抓起来。我向你保证我会想尽办法对付他们。”

　　我不需要这种保证。我怀疑一大批官员，不过因为我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拘捕令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人之有罪，我是丝毫不怀疑的。

　　我的行动从来不能保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我几乎天天跑去找警察局长。那两个要受到拘捕的官员手下有几个多少还有点办法的暗探，他们常常在我的事务所放哨，把我的行动报告给那两个官员。然而我应当承认，这两个官员太坏了，他们不可能有许多的暗探。要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帮助我，他们根本就不会被捕。

　　有一个人逃跑了。警察局长发了一张引渡的传票，又把他抓回德兰士瓦来。他们被审判了，虽然有充足的材料，而且陪审员也掌握了其中有一人逃跑的事实，但两个人却被宣判无罪开释。

　　我的确十分失望。警察局长也很难过。这使我对于干律师工作发生了厌恶的心情。在我看来，一个极为英明的人竟然变成一个令人憎恶的人，因为他为了掩盖罪恶竟可以舍弃本身的清白。

　　然而这两个官员的罪恶是这么明显，以致他们尽管被开释了，政府却无法收容他们。他们两人都被革职，而亚洲人事务部也就比较干净了，印度侨团多少有了一点保障。

　　这个事件抬高了我的声誉，我的业务也就更多了。侨团每个月花掉的几百英镑的冤枉钱，虽然不是全部，因此省下来了。完全不花这种钱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贪污的人还在伺机干他们那套勾当。然而现在正直的人已经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这些官员虽然这样坏，我要说句良心话，我对他们并无私怨。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而当他们有困难前来找我的时候，我也帮助他们。他们有机会受雇于约翰内斯堡市政厅，只要我不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们的一个朋友为这件事跑来找我，我答应不加阻挠，他们因此受雇了。

　　我所持的这种态度使同我所往来的那些官员心安理得，而我虽然常常同他们的衙门打交道并应用一些强烈的言词，他们还是同我保持颇为友好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品行是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这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而且是“非暴力”的一种属性。

　　人和行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为是应该引起赞许的，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而做出此种行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总是因为他的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恶其罪而非恶其人”虽然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观念，却很少有人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怨恨的毒汁遍布世界的原因。

　　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我日益懂得，除非是以“非暴力”为基础，这种追求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抗拒和攻击一种制度是十分正当的，但是要抗拒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创立人，那就等于抗拒和攻击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都是同一个造物主的儿女，惟其如此，我们心中的神灵之力都是无穷无尽的。藐视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藐视那种神灵的力量，可见伤害的就不只那个人，同他一起被伤害的还有整个世界。

第十章　一次神圣的回忆和忏悔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我同他们往来的经验说明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我可以说我的心不会作这种区别。我不敢说这是我天性中的一种特殊美德，而并不是我作过某种努力的结果；至于象“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摩恰立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断争取其实现的。

　　我在杜尔班执行律师业务时，事务所的职员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来说，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尔人。我不记得我除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以外，还怎样待过他们。我把他们当自己家人一样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碍我这样做，我就会同她吵架。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属于潘查摩种姓①。

　　　　①潘查摩（Panchama）在印度教社会中是从事铁工劳动的，被认为是极不干净的人――译注。

　　我们住的屋子是按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没有倒脏水的设备。因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夜壶。这些夜壶不是由佣人或扫地的人倒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经同我们住熟了的职员当然会自己清洗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基督教徒是一个生客，我们有责任去整理他的寝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别人用的那些便壶，但是要她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便壶，似乎就超越了她的限度了，于是我们就闹开了。她不但不容许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她责骂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发红，当她拿着夜壶走下楼梯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的景象。然而我是一个残忍的仁慈丈夫，我自以为是她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

　　我看她光是倒夜壶心里还不满意，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纵声说道：“在我屋里我受不了这种无聊的样子！”

　　这话象箭一样的伤害了她。

　　她顶回来说：“你自己管家吧，让我走。”

　　我火了，怜悯之情烟消云散了。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无助的女人拖到梯子对面的大门口，想去开门好把她推出去。眼泪象潮水一样在她的脸上奔流，她嚷开了：“你不害臊吗？你忘了你自己了吗？我上哪儿去？我没有父母亲戚可以投靠。作为你的妻子，你以为我就应该叫你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爷分上，你自己检点一些，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见了不象话！”

　　我还是装作不买账的样子，但是确实感到惭愧，就把大门关上了。要说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少不了她。我们不晓得打过多少次架了，但是结果总是相安无事。作妻子的，因为具有无比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我多少可以用超然之情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属于我曾经幸福地经历过的那个时期的事情。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迷恋的丈夫了，不再是妻子的教师了。如果她愿意，嘉斯杜白今天还可以对我不客气，正如我从前常常对待她那样。我们都是经过考验的朋友，谁也不再把对方看作是发泄情欲的对象。当我害病的时候，她一直是个忠心的看护，她侍候我，没有任何求报答的念头。

　　我所说的这件事发生于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节欲”的思想。那时我还以为妻子是丈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是生来听命于丈夫的，还不懂得她是一个助手、同志和分担丈夫的欢乐与悲愁的人。

　　这种思想一直到1900年才发生剧烈的变化，到1906年才有了具体的形态，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再谈，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渐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便变得越来越平静、甜美和幸福了。

　　听我这样说的人，可不要以为我们是一对理想的夫妻，或者以为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嘉斯杜白自己也许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思想。时至今日我有许多做法大概还是她所不赞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我看这种讨论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既未受过父母的教育，在我应当帮助她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赋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她总认为遵循我的步伐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加以阻挠。所以我们之间在文化程度上虽然有很大差别，我还是一直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

第三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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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暴风雨的响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妻儿航行。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常常觉得，由于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喜欢童婚，做丈夫的往往是识字的，而妻子实际上还是文盲。这在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鸿沟，做丈夫的必须做妻子的教师。于是我就得筹划这类琐事，如妻子和孩子该穿什么衣服，他们该吃什么东西，他们该采取什么仪态才能适合新的环境等等。当时有一些情况，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趣味盎然。

　　一个印度教妻子总是把对丈夫的百依百顺当作是最高的宗教信仰。一个印度教丈夫则把自己当作是妻子的太上皇和主人，妻子对他必须经常笑颜趋奉。

　　就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相信，为了给人以文明的观感，我们的服饰和仪表应该尽可能接近欧洲人的标准。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影响；没有影响，要为侨团做事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就为自己的妻儿决定了服装的式样。我怎么能愿意别人知道她们是卡提亚华的班尼亚呢？那时候，波希人往往被认为是印度人当中最文明的，所以纯粹的欧洲式样看起来既然不合式，我们就选定了波希式样。这么一来，我的妻子就穿上了波希“纱丽”，而孩子们就穿上了波希上衣和裤子。当然，谁也不能够不穿鞋袜的。这使我的妻儿费了好长的时间才习惯起来①。鞋子夹得他们的脚难受，袜子发出了臭汗味。脚趾常常觉得疼。对于他们反对这种办法的理由，我总有一套现成的词答复他们。但是我有一种印象，与其说是我的答复有理，不如说是我的权威有效。他们同意改变服装，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他们以同样的精神和更加勉强的心情，在饭桌上使用刀叉②。等到我对于这些文明的象征的迷恋消逝以后，他们立即放弃了刀叉。经过长时间习惯于新方式以后，又要回到旧方式上来，这对于他们，恐怕也是同样麻烦的。但是今天我可明白了，抛弃了这种“文明”的虚饰，我们却感到更加自由和轻松。

　　　　①一般印度教徒，在通常情安下，不论男女，终年赤足；尤其是在室内，如果穿上鞋袜，便被认为是大不敬。男的通常不穿裤子，只围一长条白布，叫做“拖地”。女的通常也不穿裤子，只围上一条长布当裙子，有一端还可以披罩上身，叫做“纱丽”（Sari）。“纱丽”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色彩和质料――译注。

　　②一般印度人，不论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都是用手抓饭吃的；刀叉筷子甚至于调羹都是泊来品，习惯上是不用的――译注。

　　和我们搭同一条船的，还有一些亲戚和熟人。我常常看到这些人和统舱的乘客，因为这条船属于委托我办案的一个当事人的朋友所有，所以我可以随意走动。

　　这条船既然是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就只用十八天。然而我们在距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仿佛是对我们即将到来的陆地上的真正风暴的一种警告。在南半球，12月是夏天雨季的月份，所以在这个季节的南海上，大大小小的暴风骤雨是很平常的。我们所碰到的那次风暴是那么猛烈而漫长，以致乘客们全都惶惶不安起来。那是一个森严的场面。面临着共同的危险，大家都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他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只想到一个唯一的上帝。有的人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誓言，船长也和乘客们一起祷告。他向他们保证，这次风暴虽然不是没有危险的，他却有过几次比这更厉害的经验。还向他们说明，一条建造得好的轮船，可以说是顶得住任何气候的。可是这些话都安慰不了他们。每一分钟都听得见象是爆裂和漏水的响声。这条船颠簸摇摆的非常厉害，仿佛随时都可能沉没。甲板上当然没有人了。“上帝保佑啊”是每个人嘴里唯一的叫喊。就我记忆所及，这一场灾难大概延续了二十四小时。最后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船长宣布暴风雨已经过去了。人们脸上泛出了快乐的光辉，随着危险的消逝，上帝的名字也从他们嘴上消逝了。吃、喝、唱、玩又成为日常的生活。死亡的惧怕消除了，一刻也不停的热诚的祷告已让位给“玛亚”①。通常的“纳玛滋”②和祷告自然还是有的，但已失却了患难中的那种庄严神圣。

　　　　①玛亚（maya）是印度哲学中有名的一个字，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但在英文里，常常被译为“空想”、“幻想”。

　　②纳玛滋（namaz）是《可兰经》中的祷告词。

　　然而这次的风暴却使我和乘客们溶合为一。我对这次的风暴并不怎么害怕，因为我已有过类似的经验。我是一个好航员，不晕船。所以我能够在乘客之中无所恐惧地走动，照料他们，安慰他们，把船长所发出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报告告诉他们。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因此所得到的友谊对我很有帮助。

　　12月18日或19日，船在杜尔班港口下了锚。“纳德利”也在同一天到达。

　　然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呢。

第二章　风　　暴

　　我们已经讲过，这两条船是在12月18日左右在杜尔班港口下锚的。乘客经过一次彻底的卫生检验之后，才可以在南非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如果船上有任何乘客害着传染病，它就得被隔离一个时期。我们起程的时候，孟买正有鼠疫，因此我们恐怕得遭受一个短时间的隔离。在进行检验以前，每一条船都得升上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为健康以后，才能下旗。等到这面黄旗下来了，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

　　当医生上来检验我们的时候，船上照例悬挂着黄旗。他下令把我们的船隔离五天，因为照他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二十三天。所以我们的船奉令隔离，直至我们离开孟买已满二十三天为止。然而这一道隔离的命令，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却还有其他的考虑。

　　杜尔班的白种人听说我们又回来了，正在那里感动，这道命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这种骚动。达达?阿布杜拉公司把每天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通知我们。白种人每天都举行大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有时甚至利诱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他们准备赔偿公司的损失，如果把这两条船打回印度去。然而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不是害怕恐吓的人。阿布杜尔?卡利姆?哈齐?阿丹赛是当时这家商行的股东经理，他决心以任何代价使这两条船靠码头，让所有的乘客登岸。他天天写信把详情告诉我。幸而已故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当时正在杜尔班，他是特意到那里来接我的。他是一个能干而无所恐惧的人，他指导着印度侨团。他们的律师劳顿先生也同样是一个无畏的人。他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行为，不但象一个受聘请的律师，而且象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地帮助侨团。

　　这么一来，杜尔班便成了一场不平等的决斗的场所了。一边是少数贫穷的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英国朋友，另一边却是无数的白种人，这些人在武装上、数量上、教育上和财富上，都比印度人强得多。他们还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纳塔耳政府公开地帮助他们。内阁最有势力的阁员哈里?艾斯坎比先生公开地参加了他们的集会。

　　所以这次隔离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因为这时也开始向我们提出威胁了：“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我不断在同船乘客之中走动，给他们打气。我还给“纳德利”船上的乘客送出慰问函。

　　他们全都保持镇定和勇气。

　　我们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使乘客得到娱乐。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头等舱的乘客，我的家眷和我也都是主要宾客。我在宴后的讲话中谈到西方的文明。我知道这并不是发表一通严肃演说的场合，可是除此而外，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也和他们一齐欢乐，但是我的心却是沉沦在杜尔班的战斗中，因为我是真正的目标。反对我的有两个理由：

　　一、说我在印度的时候，肆意谴责了纳塔耳的白种人；

　　二、说是为了挤满纳塔耳，我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来定居。

　　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知道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我，正冒着严重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把家眷带来，也使他们陷入危境。

　　然而我绝对受了冤枉。我没有劝诱过任何人到纳塔耳去。乘客们上船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们。除了有一对夫妇是亲戚之外，船上几百个乘客的名字和住址，我连一个也不晓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关于纳塔耳的白种人，我也没有说过一句我在纳塔耳不曾说过的话。而且我所说过的话，都有无数的事实为证。

　　因此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对于这种文明的想法，一直就在我的心头，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小的宴会上，把它谈出来。船长和别的朋友都耐心地听我发言，并且接受了我的发言的基本精神。我不晓得这一席话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我和船长以及其他的官负曾经长谈过西方的文明。我在发言中把西方文明描写成为主要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文明，这和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提问题的人使我更坚定自己的信念，其中有一个人――我记得是船长，却对我说：

　　“如果那些白种人当真把他们的威胁变成事实，你的非暴力的原则怎么顶得住？”

　　我回答说：“我希望上帝会给我勇气和理性来宽恕他们，并且不以法律对付他们。我对他们不生气，他们那么无知和狭隘，只有使我感到可惜。我知道他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今天的作为是正确而恰当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和他们呕气。”

　　提问题的人微笑了，可能是不以为然。

　　日子就这样疲劳地拖下去。什么时候隔离期满呢，谁也不知道。执行隔离的官员说，这件事已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他说只要政府下令，他便准许我们上岸。

　　最后通谍终于发给乘客和我了。他们说如果我们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乘客们和我在答复中，都认为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并暗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的决心。

　　二十三天期满那一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也下来了。

第三章　考　　验

　　于是这两条船便开进了码头，而乘客们也就纷纷上岸了。然而艾斯坎比先生却通知船长说，因为白种人对我还是非常气忿，我的生命还有危险，我的家眷和我最好是等黄昏的时候再上岸，那时港务警官达图姆先生将护送我们到家里。船长把这个通知传达给我，我同意照办。但是不到半个钟头，劳顿先生来找船长，他说：“我想带甘地先生一齐上岸，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是这家代理行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看你不一定非照艾斯坎比的意见办不可。”然后他来看我，大致对我这样说：“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的意见甘地夫人和孩子们可以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里去，你和我则徒步跟着他们走。我根本不赞成你在夜里象个小偷似地进城，我认为不用担心会有人来伤害你。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白种人全都散开了。总之，我认为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地进城。”我马上就同意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安地坐车到罗斯敦济先生那里去，征得船长的许可以后，我便和劳顿先生上岸。罗斯敦济先生的家离码头有两英里路。

　　我们刚一上岸，便有几个青年认出我，而且喊着“甘地，甘地”。跟着便有五六个人赶过来，参加他们一齐喊。劳顿先生怕人越来越多不好办，便叫了一辆人力车。我从来就不喜欢坐人力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经历。然而这些青年不让我上车，还恐吓车夫说要他的命，车夫赶忙走开。我们只好往前走，人却越来越多，终于无法前进了。他们首先抓住劳顿先生，把他拉开，然后拿石头、砖头和臭蛋向我投掷，还有人抢走了我的头巾，别的人则打我的耳光、踢我。我昏倒在地上，抓住一栋房子的栏杆，站在那里想喘一口气，可是不行。他们赶过来，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个警官的妻子认识我，她正巧走过这里。这位勇敢的夫人过来，当时虽然没有太阳，她却打开伞，站在群众和我中间。这么一来，这群暴徒的狂野便被阻挡住了，因为他们再要打我而不伤害亚历山大夫人就有困难了。

　　同时，有一个印度青年看见了这个情景，连忙跑到警察所去报告。警官亚历山大先生派了一队警察，叫他们把我圈起来，安全地护送我到目的地。他们及时赶来了。警察所就在我们路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这个警官叫我暂时在所里躲避一下，但是我却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他们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定会平息下来的。我相信他们是讲道理的。”我在警察的护送下，到了罗斯敦济的地方，再也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已遍体鳞伤，但是除了有一个地方以外，并没有破皮流血。船上的医生达迪巴若医师当时也在场，他给了我最大的帮助。

　　房里倒很安静，但是外面的白种人却把屋子包围起来。天色已经晚了，外面不安的群众还在高声叫喊：“我们非要甘地不行。”那位眼明手快的警官已经赶到现场，不是用威胁、而且讲一些幽默的话，力图控制那些群众，虽然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他传话这样告诉我：“如果你要保全你的朋友的房屋和财产，还有你的家属，你得照我的意见化装逃出这栋屋子。”

　　就这样我在同一天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局面。当生命的危险不过是一种假设的时候，劳顿先生劝我公开地对付它；我接受了这种劝告。而当危险成为一种现实的时候，另一个朋友给我相反的劝告，我也接受了。谁能肯定我这样做究竟是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我不愿使朋友的生命财产和我的妻儿的生命遭到危险呢？我第一次勇敢地面对着群众，现在却要化装潜逃，谁能断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呢？

　　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对了还是错了，来加以论断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理解它们，如果可能的话，从中取得教训以为借镜，倒是有益的。要断定一个具体的人，在一种具体环境里会采取什么行动，是很困难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一个人的表面行动来作判断，无异是一种可疑的推测，因为它所根据的材料不充足。

　　不管怎样，逃亡的准备使我忘了身上的伤痛。我照那位警官的意见，穿上了一套警察制服，头上戴着马德拉斯人的头巾，缠成一顶盔帽的样子。有两个侦探跟着我，其中有一个打扮成印度商人，脸上抹的象个印度人的模样。另一个人化装成什么样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们从一条小巷走到邻近的一家铺子里，越过库房堆积的麻袋，从那家铺子的大门逃出来，穿过群众走到街头为我们准备的一辆马车。我们坐上那辆车子，赶到先前亚历山大先生劝我暂时躲避的那个警察所里，我向他和那两位侦探致谢。

　　当我正在这样逃脱的时候，亚历山大先生却唱起这么一个调子来取笑群众：

　　吊起老甘地

　　在那棵酸苹果树上。

　　他一得到通知说我已安全到达警察所，便把这消息向群众宣布：“好啦，你们的猎物已经从邻近的一家铺子逃走了。现在你们还是走吧。”有的人听了很生气，有的却笑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相信确有其事。

　　“那么好吧，”警官说道：“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可以派一两个代表跟着我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找到了甘地，我愿意交给你们处理；要是我不到，你们就得走。我相信你们不会毁坏罗斯敦济先生的房子，或者伤害甘地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吧。”

　　这群人果然派了代表搜查房子，不久他们便带着失望的消息出来，大家终于散开了，大部分人赞扬这位警官应付这场事故的技巧，也有少数人焦躁不快。

　　已故张伯伦先生，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打电报要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闹事的人。艾斯坎比先生把我找去，对于我受人殴打负伤事表示歉意，并说道：“相信我，我对你个人所受的那怕是丝毫的损伤，都不会感到高兴。你有权利接受劳顿先生的劝告而面临恶劣的处境，但是如果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相信这个不幸的事件不致于发生。现在只要你认得出殴打你的人，我一定加以逮捕法办。张伯伦先生也希望我这样处理。”

　　对于这些话，我的答复如下：

　　“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来，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了别人的话，以为我在印度散布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言论，毁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了。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而且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还有你自己。你本来可以恰当地指导人民，但是你也听信了路透社，以为我确实夸张其词了。我不愿意控告任何人，我相信一旦真象大白，他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写成书面的东西？”艾斯坎比先生说道：“因为我得把你的意见打电报报告张伯伦先生。我不打算叫你匆匆忙忙作什么声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和劳顿先生以及别的朋友商量商量，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可以承认，如果你放弃了对闹事人的起诉的权利，你就会大大地帮助我恢复平静，而且还提高了你自己的声誉。”

　　“谢谢你，”我说道：“我不用和谁商量。我来见你以前，就已经作了决定。我确信，我不应当控告打我的人，现在我也打算把这个决定写成书面的东西。”

　　说完这话，我便把他所需要的声明写给他。

第四章　风暴以后的平静

　　艾斯坎比先生派人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警察所，虽然我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天了。他们派了两名警察保护我，虽则当时并不需要这么谨慎。

　　就在船上的黄旗降下来、我们上岸的那一天，《纳塔耳广告报》有一个记者跑来访问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我在答复中对于反对我的各种说法，逐一作了批驳。由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的建议，我在印度所作的报告都有讲稿，而且和我其他的文章的副本一起都带在身边。我把这些文件全部交给这位记者，并且向他指明：我在印度所说的，全都是我在南非说过的，而且还不及在南非说过的话强烈。我还向他指明，“戈兰”和“纳德利”的乘客到南非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人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是准备到德兰士瓦去。当时对于那些前来寻求财富的人，德兰士瓦提供了比纳塔耳远为良好的前景，所以大部分的印度人都愿意到那里去。

　　这次谈话和我拒绝控告闹事的人，产生了这么深远的印象，以致杜尔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于自己的行为。报纸上宣布我是无辜的，并谴责那些暴徒。这次的迫害就这样终于成为对我、也就是对于我们的事业的赞许。它提高了南非印度侨民的声誉，并使我的工作更加便利。

　　过了三、四天，我便回到家里，不久我又安顿下来了。这次事件增加了我的律师业务。

　　然而，如果说这次事件提高了侨团的声誉，它也把反对侨团的偏见之火煽动起来了。一旦事实证明印度人也可以从事英勇的斗争，印度人便被认为是一种危险。有人在纳塔耳立法议会中提出了两个法案，一个对于印度商人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个则对印度人的入境加以严厉的限制。幸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终于产生了一个决定：即不得通过反对印度人的法案；也就是说，法律不得对肤色或人种加以区别对待。上述两个法案的条文虽然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它们的目的无疑地是要对纳塔耳的印度居民加上更进一步的限制。

　　这两个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众工作，而且使侨团空前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说明，使侨团完全懂得它们的巧妙的含意。我们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拒绝干预，因而这两个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现在公众工作开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这时已经到杜尔班来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以全部时间从事公众工作，多少减轻了我的负担。

　　阿丹济?米耶汗赛在我回国期间，很有功绩地代行了我的职务，他发展了很多会员，还给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金库增加了大约1，000英镑的基金。我利用两个法案所激起的觉悟和人们反对那两条船的乘客的示威游行，作为吸收会员和募集基金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会员加多了，基金也有了5，000英镑了。我的愿望是为大会募集一笔永久基金，这样它就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进行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经营公众机构。我把这个意见向同事们提出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大会所购置的产业租出去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够它日常的开支。这项产业委托给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这个机构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不过这个机构已成为争吵不休的根源，结果现在只好把租金存放在法院里了。

　　这种不幸的情况是在我离开南非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种分歧发生从前，我想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早已起了变化。至今我已经有了经营许多公众团体的相当多的经验，我的坚定信念是：以永久基金来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并不好。永久基金本身就包含了导致团体道德上没落的种子。一个公众团体是依靠公众的赞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依靠永久基金的维持而存在的团体，常常忽视公众的意见，而且往往要为和公众意见相反的行为负责。在我们国内，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这种体会。有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托管会根本不公布账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为业主，对谁也不负责。我不怀疑这种想法是要使一个团体生存下去，象大自然一样，一天也不停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团体当然没有存在的权利。一个团体每年所收到的会费就是它是否受人欢迎以及它的管理是否廉洁的一种考验，我认为一个团体都应当经受这种考验。然而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我有所误解。我的意见并不适用于那些由于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没有永久性房子就无法经营的团体。

　　我的意思是，日常的开支应该年年得自志愿捐献的会费。

　　这种看法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一次规模宏伟的运动持续了六年之久，虽然没有永久基金，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费用。我还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捐款，就不晓得第二天该怎么办。然而我用不着预述未来的事情。读者从以后的叙述中，会发现上述意见是十分有道理的。

第五章　儿童教育

　　我于1897年1月间在杜尔班登陆时，随身携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十岁见子，我自己的九岁和五岁的儿子。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受教育呢？

　　我本来可以送他们到欧洲人的学校里去，但是只有特别优待和破格才能进去，别的印度孩子都进不了。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一些学校，可是我不打算送他们进这种学校，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学校所进行的教育。教会学校是只用英文讲授的：也许还有不准确的泰米尔或印地文，而且也很难于安排。对于这许多不利的东西，简直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设法教他们，但是极不经常，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员。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我登广告征聘英文教员，他必须在我的指导下进行教学。有一些经常功课由这位教员讲授，其他的功课就只有靠我不正常的一点讲授了。于是我聘请了一位家庭英文女教师，月薪七英镑。这个办法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是并没有使我满意。孩子们通过和我交谈学到了一些古遮拉特文，却是纯粹的土话。我舍不得把他们送回印度，因为当时我还认为少年儿童不应当和父母分开。孩子们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地受到的熏陶，在宿舍中是得不到的。我因此把孩子们留在我身边。我在印度的时候，也曾把我的外甥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住了几个月，但是不久我便把他们接回来了。后来，我的大儿子长大了，才和我分开，回到印度去进阿赫梅达巴的中学。我记得我的外甥对于我所能给予的教育，还算满意。不幸的是，他在害过一场暴病之后，便夭折了。我另外的三个儿子从来没有进过公共学校，虽然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的儿女所办的临时学校，也算上过正规的功课。

　　这些试验都不令人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给予的时间全都花在孩子们身上。我不能够给予足够的照料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原因，使我不能给他们我所希望的文字教育，致使我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全都对我有意见。一旦他们需要应考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于大学入学考试时，他们就要感到缺乏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然而我仍然认为，倘若我一定要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得到那种只有在富有经验的学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经常在一起才能得到的训练。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分数而操心，而且以我的体验来说，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不会教导他们象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而他们那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成为我的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虽然不能给予他们文字教育，使得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过去时，我并不认为我没有尽力承担我的责任。我没有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也不感觉遗憾。我总感到今天在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我把当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这很象我的长子在那些给人印象最深的岁月里的表现，他自然不承认这些年正和我放纵不羁和毫无经验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反而相信当时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时刻，而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幻想，误以为开明。他怎么想只有随他便了。为什么他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觉醒的一个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表急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我给孩子们一种学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剪断他们的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涯？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我和无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自己或者通过别人，总是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认为很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东西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

　　然而我的体验的最终结果却还孕育在未来。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区别，能有一个衡量，同时对于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以有所估计。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在体验真理的时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出那位严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满足于我能给予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我就会剥夺他们因牺牲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和自尊的学习课题。而当需要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一千倍呢？

　　1920年我曾劝导过那些我从奴隶的城池――中学和大学――中呼唤出来的青年：与其套在奴隶的锁链中去寻求文字教育，还不如目不识丁、为自由而冲出囹圄。如今他们该可以找到我这个劝导的渊源了吧。

第六章　服务精神

　　我的业务大有进展，但是远不能使我满意。每当一个麻疯病人来到我的门前的时候，进一步简化我的生活和替同胞多做点具体的服务工作等问题就一直使我感觉激动不安。我不忍心给他吃一顿饭就打发他走。所以我收容他住下来，为他的伤痛敷药，并且开始照料他。我不能这样无尽无休地做下去，我担负不了，我缺少永久收留他的意志。于是我把他送到政府的医院里去当契约工人。

　　然而我总是感觉不安。我盼望做一些永久性的慈善工作。布斯医师是圣爱丹教会的会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免费为人治病。由于巴希?罗斯敦济的捐献，我们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医院，由布斯医师负责。我非常希望到这个医院里当一名护士。配药的工作每天需要一两个钟头，我决心每天从事务所里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担任医院药房药剂师的工作。我的业务大部分是事务所的工作，出证书和公断。自然，在县法院里，我也常常有一些案子，但是大部分都不是争执性的，和我一齐到南非来的可汗先生当时和我住在一起，我不在的时候工作便由他处理。因此我有时间去为这个小医院服务：每天早上两个钟头，包括来往走路的时间。这个工作多少使我心安。它包括问清病人的意见，向医生说明事实，配发药方。这使我和印度病人有了密切的接触，大部分是契约工人，也有泰米尔人、德鲁古人、北印度人。

　　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用处，在波耳战争期间，我因而能担当看护伤病员的工作。

　　抚养孩子的问题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有两个儿子是在南非生的，我在医院的服务工作对于解决养育他们的问题，是很有用的。我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一种经得起考验的不竭的泉源。我的妻子和我商定在她生产的时候，应当给她最好的医药帮助，但是如果医生和护士在紧要关头使我们陷入危境，我又怎么办呢？所以护士一定要一个印度人，可是在南非要找一个有训练的印度护士，其困难情况实不亚于印度。于是我便研究有关安全分娩的必要知识。我阅读特立普望达斯医师的著作《母亲须知》，而且照书中的指点照料我的两个孩子，把我从别的地方所得到的经验，全都用上了。我找了一个护士――每次不过两个月――主要的是帮助我的妻子，而不是照料婴孩；照料婴孩的工作是我亲自干的。

　　最后一个孩子的诞生对我进行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阵痛突然而来，一时找不到医生，找接生婆也花了不少时候，就算她在场，她也不能帮助接生。我得从头到尾照料孩子的安全诞生。我对特立普望达斯的著作的细心研读，给了我一种无法估量的帮助。我并不紧张。

　　我确信为了适当养育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具有照料和看护婴儿的一般知识。我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详细研究，使我步步都得到了好处。如果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利用这种知识，我的孩子们就不会享有他们今天所有的一般健康。我们抱着一种迷信，认为孩子在五岁以前没有什么可学的。相反的，事实上孩子在五岁以前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却是他五岁以后学不到的。儿童教育开始于怀胎的时候。父母怀孩子的时候，体力上和精神上的状态都反应在孩子身上。所以妊娠期间，胎儿总是不断受母亲的情绪、欲望和脾气的影响，自然也受她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下来以后，孩子便摹仿父母，而且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的成长完全依赖于父母。

　　夫妇双方认识了这些事情，就永不会为了满足性欲而性交，只有当他们想要有子女的时候，才可以为之。有人相信性行为是一种独立的功能，就象睡眠和饮食一样必不可少，我认为这种想法之无知达到了顶点。人世是依靠传代的行为而存在，而由于人间是上帝的游戏场和他的光荣的反映，传代的行为必须为了人世之有秩序的成长而加以节制。凡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他的性欲，用子孙体力上、精神上的福利所必需的知识武装自己，并且使这种知识加惠于他的后代。

第七章　禁欲（上）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到了我开始认真考虑奉行“禁欲”誓言的时候了。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生活，我认为忠于妻子是我热爱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到了南非以后，我认识到实行“禁欲”的重要性，甚至对我妻子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不敢肯定，我的思想所以朝那个方向发展，是由于什么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受了那一本书的启发，不过我还记得主导的因素是受了赖昌德巴伊的影响，关于这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还记得我和他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我在他面前大为赞扬葛莱斯顿夫人对她丈夫的忠诚。我看过一本书谈到葛莱斯顿夫人甚至在葛莱斯顿先生①出席下院的时候，还坚持弄茶给他喝，而这便成为这一对光辉的夫妇生活中的一种规律，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调和。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位诗人，顺便赞扬了这种夫妻间的恩爱。“你最赞赏的究竟是什么，”赖昌德巴伊问道：“是葛莱斯顿夫人作为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呢，还是她那种真诚的侍候――如果撇开她和葛莱斯顿先生的关系不谈？假如她是他的姐妹，或者是忠心的仆人，而以同样的关怀待他，你又觉得怎样？难道我们没有见过象这样忠心的姐妹或仆人吗？假如你发现有一个男仆人也有同样的诚爱，你是不是也会象喜欢葛莱斯顿夫人那样赞美他呢？请你想一想我的这番话吧。”

　　　　①葛莱斯顿（Gladstone　1809―1898）系英国政治家――译注。

　　赖昌德巴伊也是有妇之夫。我记得他的话在当时听来有些刺耳，但是无可抗拒地抓住了我，我觉得一个仆人的忠诚要比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一千倍地更值得颂扬，妻子对于丈夫的忠诚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这种忠诚是极为自然的。但是主仆之间，却需要特殊的努力才能够达到同等的忠诚。这位诗人的观点开始逐潮在我心里成长。

　　那么，我反问自己：我和妻子的关系究竟算什么呢？我的忠实是不是在于使我的妻子变成我发泄性欲的工具呢？只要我还是性欲的奴隶，我的忠实就一文不值。说句公道话，我的妻子对我从来不加引诱，所以只要我愿意，我发誓禁欲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唯一的障碍是我的脆弱的意志或性欲的吸引。

　　纵然在这件事上我下了决心以后，也还有过两次失败了。我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种努力的动机还不是最高尚的：我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有更多的小孩。我在英国的时候，读过一点关于避孕的书。我在有关素食那一章，已经谈过艾林生医师关于节制生育的宣传。如果说它对我有过一时的影响，那么希尔斯先生反对那种办法――反对利用外力而主强运用内心的努力，即自制的办法，却有更大的影响，后来我就遵循了这种办法。所以，因为我不愿意有更多的孩子，我便开始致力于自制。这个任务有无数的困难。我们开始分床睡觉。我只有在当天的工作已使自己完全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上床睡觉。所有这一切努力似乎没有收到多大效果，但是当我回顾过去时，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办法正是那些不成功的尝试的结果。

　　最后的解决办法迟至1906年才想出来。那时，非暴力抵抗运动还没有开始；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它的来临。波耳战争以后不久，纳塔耳发生了朱鲁人的“叛乱”，当时我还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我感到在那种情况下我应当为纳塔耳政府服务。我的献议被接受了，这一点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然而这个工作却使我强烈地朝自制方向考虑，而且按照我的习惯我把我的思想拿出来和同事们商量。生育和随之而来的对于孩子的照料是和为公众服务矛盾的，这已成为我的信念。在“叛乱”期间，我为了服役不得不撤销我在约翰内斯堡的门户。我服役之后不到一个月，便不得不放弃我曾特别细心布置过的房子。我带着妻儿到凤凰村，领着分配给纳塔耳部队的印度救护队。在当时的艰苦的行军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要用这种办法献身为印度侨团服务，我必须抛弃养育孩子、要求财富的欲望，过着“瓦纳普罗斯达”（vanaprastha）――摆脱家事的生活。

　　这次“叛乱”不过占去了我六个星期的时间，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却成了我生平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禁欲誓言的重要性，越发明朗地在我心里成长。我认识到一种誓言，远非禁闭真正的自由之门，而是把它打开了。我到这个时候所以还没有什么成就，就因为我的意志还薄弱，自己还缺乏信心，对上帝的恩惠也缺乏信心，因此我的心思总是漂浮在怀疑的狂暴海洋上。我认识到一个不敢起誓的人，终将沉溺于诱惑之中，而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却象摆脱了荒淫的生活而达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我相信人力，我不愿意受誓言的约束”是一种脆弱的精神状态，它反映了一种追求想要避免的事物的不可告人的欲望。要不然，为什么这样难于作最后的决定呢？我发誓要逃脱自知将要害我的蟒蛇，而不光是努力逃避而已。我知道单靠努力可能意味着某种死亡。单靠努力意味着不认识蟒蛇一定会害我的肯定的事实。所以如果我只满足于人力，这就意味着我还没有认清采取明确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我的看法将来改变了，我怎能以誓言束缚自己呢？”这种疑虑时常使我犹豫不定。可是那种疑虑也显示了对于必须抛弃一种特殊的事物这一点，还缺乏清楚的理解。这就是尼斯古兰纳所以这样唱的原因。

　　抛弃而不厌恶，是很难持久的。

　　所以一旦欲望消除了，禁欲的誓言便成为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第八章　禁欲（下）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深思熟虑之后，我于1906年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一直到发誓的时候才和妻子商量，以前从来没有把我的想法和她谈过，她没有意见，但是我在作最后努力时，却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没有必要的力量，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欲呢？消除和妻子的肉体关系，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但是我怀着对于上帝的力量的信心开始了新的体验。

　　当我回顾发誓以来这二十年的感受，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奇妙的情怀。我自1901年以来就已开始实行自制，多少有些成就。但是在1906年以前，我却从来没有体验过发誓以后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和乐观。我在发誓以前，随时有被诱惑所征服的可能。如今我的誓言已成为反抗诱惑的一种可靠的武器。“禁欲”的伟大潜力对我来说，是日益显著了，我是在凤凰村的时候发誓的。我一摆脱了救护工作，便到凤凰村，然后回到约翰内斯堡去。我回到那里一个月左右，便奠定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基础。“禁欲”誓言为我准备了这个运动，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非暴力抵抗运动不是一种预谋的计划，它是自发地产生的，出乎我的意愿之外。不过我明白我以前所有的步骤都导向那个目标。我在约翰内斯堡大大地减少了家庭开支，跑到凤凰村去发下“禁欲”的誓言。

　　尽善尽美地奉行“禁欲”誓言，就意味着“婆罗门”的实现。这一点认识并不是得之于经书，而是我从经验中慢慢体会得来的。我读有关这个问题的经书，还是后来的事情。奉行这个誓言的每一个日子都使我更加接近这个认识：“禁欲”具有保护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因为现在“禁欲”已不是艰苦忏悔的过程，而是一种安慰和欢乐，每天显示一种清新的美妙。

　　然而如果说它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欢乐，千万不要以为这对我是一件轻易的事情。今天我虽然已经是五十六岁的人了，我还懂得这是多么艰难困苦。我一天天地越发明白，这无异于在剑口上行走，我认为时时刻刻要有永恒的警惕。

　　奉行这个誓言的首要条件就是克制胃口，我发现完全克制胃口就很容易奉行誓言，所以我现在对于饮食之道的体验不仅仅是从素食者的、而且是从禁欲者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实验的结果是，我认为禁欲者的饮食必须予以限制，要简单、不加香料，而且，如果可能，最好是生吃。

　　六年的经验向我说话，禁欲者的理想食物是新鲜的水果和坚果，我在改变饮食以前，一直不知道靠这种食物为生能够摆脱情欲的烦扰。当我在南非只吃水果和坚果的时候，奉行“禁欲”誓言一点也不觉得困难，自从我开始喝牛奶以来，就变得非常吃力了。我为什么不吃水果改喝牛奶，以后还要交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丝毫不怀疑喝牛奶使得“禁欲”誓言难于奉行。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推论，所有禁欲者都不能喝牛奶，不同的饮食对于禁欲者所起的影响，只有经过多次的实验以后，才能肯定。我必须发现有什么水果可以代替牛奶，而又具有同等有助于筋肉的营养并易于消化。西医、印度教医生和穆斯林医生都没有能启导我。因此，我虽然知道牛奶多多少少是一种刺激品，却还一时不敢规劝别人不喝牛奶。

　　作为禁欲后一种外来助力，绝食是和挑选食物以及节食同样需要。情感具有这么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它受到了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时候，才能够加以控制。谁都知道，没有食粮，情感这东西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绝食对于节制情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某些人来说，绝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以为单靠机械的绝食就可以幸免于难，于是他们虽然不吃东西，却是满脑子的山珍海味，老是盘算着绝食期满以后要吃喝什么。这样的绝食既不能帮助他们控制胃口，也无助于他们节制情欲。只有在心情和饥饿的肉体合作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肉体所不应有的东西都能漠然置之的时候，绝食才有用处。心情是一切情感的根蒂。所以绝食的用处是有限的，因为绝食者仍然会被情欲所支配。不过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绝食，性欲的消失通常是不可能的，而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绝食是不行的。很多热烈拥护“禁欲”的人都失败了，因为他们想要象不禁欲的人那样运用别的情感。所以他们的努力就象在盛暑而求冬寒一样的徒劳。一个禁欲者和一个非禁欲者，他们的生活中间应该有一条分明的界线。两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两者的区别应该象白书一样地清楚，虽然他们都从肉眼观察事物，但不同的是，禁欲者用以观察上帝的光辉，别的人却用以观察身边的琐事。他们都用耳朵听，但不同的是，有的人充耳只闻天上赞歌，别的人听到的却是人间鄙语。他们都常常深夜不眠，但不同的是，有的人用以专心祷告上天，别的人却把时间消磨在粗野而无聊的欢乐之中。他们内心都供奉着神灵，但不同的是，有人对于寺庙善加修葺，别的人却是饱食终日而置神皿于不顾。所以这两种人就象两根分立的柱子，他们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远。

　　“禁欲”的意思就是控制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中的情感。每一天我总是进一步地认识到节制上述各种欲望的必要性。放弃克制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即使对于奉行“禁欲”誓言的人不限制其放弃克制。这种“禁欲”是不可能以有限的努力达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只能是一种理想。一个立志奉行“禁欲”的人应该经常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应该把缠绵于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欲追索出来，并不断加以克服。只要思想不受意志的完全控制，“禁欲”就不能完美无缺。不自觉的思想是一种心情的反应，所以克制思想就等于克制心情，而这甚而比捕风捉影还要困难。然而，只要上帝存在人们内心，即使是控制心情也是可能的。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在困难面前就无能为力。这是最崇高的目标，因而它需要最崇高的努力才能达到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我一直到回国以后，才认识到靠单纯的人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禁欲”的境界的。直到那时我还以为只要吃水果，就可以消除一切情欲，所以我还以这种信念自慰：以为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作了。

　　但是我不应该先在这一章里谈我的斗争。同时我想讲清楚，凡是希望奉行“禁欲”从而认识上帝的人，都不必失望，只要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不亚于对于自己努力的信心就行了。

　　色之于味，

　　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

　　味绝得道之士。①

　　　①见《薄伽梵歌》第2章59节。

　　所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惠便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我认识这个真理，还是回到印度以后的事。

第九章　简朴的生活

　　我曾经度过一段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但是时间很短。我虽然曾经精心装饰过我的房子，但它丝毫不能使我留恋。所以我开始过这种生活不久，便把我的费用削减了。洗衣匠的账单是沉重的，而且因为他向来不遵守时间，我虽有两三打的衬衫和领子，都还不够应付，领子是天天要换的，衬衫如果不是一天换一件，至少每隔一天就得换一次。这就意味着双倍的开销，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我便买了一件洗衣器来节省这笔开支。我买了一本有关洗衣服的书，研究了洗衣服的艺术，并且教会我的妻子，这自然增加了我的工作，但是由于它的新奇，使这个工作变成了一种乐趣。

　　我永远忘不了我亲手洗过的头一条领子。我用了过多的浆粉，熨斗也不够热，因为怕烫坏领子，我不敢使劲熨。结果呢，领子虽然相当平挺，表面的浆粉却不断掉下来。我带着这个领子到法院去，引起了同事们的嘲笑，但是当时我一点也不在意。

　　“唔，”我说道：“这是我头一次亲自浆洗自己的领子，所以浆的不好。不过我倒不在乎，却给你们提供了这么许多笑料。”

　　“可是这里并不缺少洗衣店吧？”有个朋友问道。

　　“费用太贵了，”我说道：“洗一条领子的钱几乎可以买一条新的了，而且老是要依靠洗衣匠。我宁肯自己动手洗自己的东西。”

　　然而我并没有使我的朋友们懂得自力更生的美妙之处。不久，就我洗衣服的技术而论我成为浆洗专家了，而且我所洗的东西决不亚于洗衣店。我的领子平挺和光亮的程度并不比别人差。

　　戈克利到南非的时候，带了一条披肩，是摩诃窦?戈温德?兰纳德送的礼物。他很珍爱这件纪念品，保存得极为细心，只在特别场合才使用。有一次，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侨民举行宴会欢迎他，可是他那条围巾太皱了，需要熨平。当时要送到洗衣店去熨已不可能及时取回，所以我便毛遂自荐，要显显身手。

　　“你当律师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但是我不相信你也有洗衣匠的才能，”戈克利说道：“你要熨坏了怎么办？你知道这条围巾对我的意义吗？”

　　于是他以非常高兴的心情叙述了这件礼物的故事。我还是坚持要给他熨，保证质量不差，经他许可以后，我把那条围巾熨好了，并且赢得了他的赏识。自此以后，即使全世界其余的人都不赏识，我也不在乎了。

　　当我从对洗衣匠的依赖中解放了自己的时候，我还以同样的方法抛弃了对理发师的依赖。凡是到过英国的人，至少都学会了刮胡子的本事，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自己理发。这种本事，我也得学。我在比勒托里亚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英国理发馆那里去理发。他轻蔑地拒绝为我理发。我当然觉得伤心，但是立即头了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额前的头发我总算剪得还不错，脑后的却剪糟了。法院里的朋友们看见了，简直笑坏了。

　　“你的头发怎么啦，甘地？老鼠啃了吗？”

　　“不是的，白种人理发师不屑碰我的黑发。”我说道：“因此我宁肯自己剪，不管剪得多么坏。”

　　这个回答并不使朋友们惊讶。

　　其实，那个理发师不给我理发也无可厚非。如果他替黑人理发，他就会随时失掉主顾。我们也不准许我们的理发匠给我们的不可接触者弟兄理发。我在南非得到了这种报应已经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了。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的，因此也就不生气了。

　　我追求自力更生和简单朴素的热情所表现的极端形式，将在适当的地方另行描述。这个种子早就撒下了，只要浇水就可以使它萌芽、开花和结果，而浇水的工作后来也做了。

第十章　波耳战争

　　我得把1897至1899年间许多别的经历从略，直接来谈一谈波耳战争。

　　战争宣布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同情波耳人的，不过当时我以为对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权利来执行个人的信念。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运动史》中就这个问题详尽地说明了内心的斗争，这里无需赘述。凡是好奇的人，我请他去翻一翻那几页。别的不用说，正是我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驱使我在战争中参加了英国人这一边。我觉得如果我要求具有一个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我也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当时我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所以我募集了尽可能多的同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们作为一个救护队的投效被接受。

　　一般英国人都以为印度人是胆怯的，不敢冒险的，除了眼前的私利之外，看不到更远大的东西。所以有很多英国朋友对我的计划泼冷水。但是布斯医师却加以全力的支持。他训练我们做救护队的工作。我们取得了适合于作医务工作的证件。劳顿先生和已故艾斯坎比先生都热情地支持这个计划，我们终于申请到前线去工作。政府感激地接受我们的申请，但是又说当时并不需要我们服役。

　　然而对于这个拒绝我是不甘罢休的。通过布斯医师的介绍，我拜访了纳塔耳的主教。我们队里有很多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主教很称道我的建议，答应帮助我们获准服役。

　　时机对我们也很有利。波耳人表现了比人们所预料的还要厉害、坚决而勇敢；我们的服役终于用得着了。

　　我们的救护队有1，100多人，有将近40个队长；有300左右人是自由印度人，其余的都是契约工人。布斯医师也和我们在一起。救护队表现得很好。我们的工作虽然是在火线以外，虽然还有红十字会的保护，在紧急的时候，我们也被派上火线去工作。这种保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要求，而是当局不愿意我们处于炮火射程之内。然而在斯比昂?柯柏败退以后，形势变了，布勒将军函告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冒险，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到战地去救护伤兵，政府将会感激不尽。我们毫不迟疑，所以我们在斯比昂?柯柏的活动使我们处于火线之内。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还用担架抬着伤兵。在这些伤兵当中，我们有幸救护过象伍盖特将军这样的军人。

　　救护队工作六个星期以后，便宣布解散了。自从在斯比昂?柯柏和瓦尔克朗茨被击败以后，英军总司令放弃了主力攻取列第史密斯和其他地方的企图，决定发兵渐进，以待英国和印度援军的到来。

　　我们微不足道的工作当时得到很大的赞扬，而印度人的名誉也提高了。报纸上发表了赞扬我们的诗歌，说“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

　　布勒将军在他的报告中以感激的口吻提到救护队的工作，而队长们也都荣获了作战勋章。

　　这时印度侨团已经组织得更加完善了。我和印度契约工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已经有了更高的觉悟，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和信德人都是印度人、都是同一个祖国的儿女，这种感情在他们中间已经根深蒂固了。大家都相信，印度人的疾苦现在肯定可从解脱了。当时白种人的态度似乎有了明显的转变。战争期间，和白种人的关系最好不过了。我们接触了成千成万的士兵，他们对我们很友好，对于我们到那里为他们服务是感激的。

　　我不禁要记述一下，在回忆人性经受考验时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多么甜蜜。我们正向齐弗里兵营进发，那里罗伯滋勋爵的儿子罗伯滋中尉受了重伤，亟待救护。我们的救护队有幸把他从战地上救下来，那一天天气酷热――正是我们行军的日子。大家都很渴。路上有一条小溪可以解渴，但是谁先去喝呢？我们的意见是，等士兵们喝完了，我们再去喝。可是他们不愿意抢先，一定要我们先去，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谦让持续了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