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物】甘地自传 -- 时空

第十一章　卫生改革和饥荒救济

　　要我甘心做一个不起作用的政治团体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一向厌恶隐瞒或漠视侨团的缺点，也不愿意不消除它的瑕疵而要求各种权利。所以我在纳塔耳定居下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清除人们对于侨团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指责往往是说印度人的习惯很邋遢，屋里屋外总是不干净。因此侨团里的主要人物已开始把他们的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但是挨家挨户的检查却是在杜尔班即将发生鼠疫的报告公布以后才进行的。这是和城里的神甫们商量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以后进行的，他们本来也希望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顺利，同时也减轻了我们的困难。因为城里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当局者照例总是沉不住气，采取过分的措施，以高压手段招致人们不快。侨团因为自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这种压力。

　　然而我却得到了一些痛苦的经验。我明白，我不能象我指望侨团本身争取权利那样，轻易地指望它完成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受到了侮辱，在别的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轻蔑。要人们保持环境卫生，这对他们太麻烦了。要指望他们出钱做这件事，更是不可能。这些经验更好地教导了我：没有无限的耐性，要人们做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所能给与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反对、厌恶、甚至残酷的迫害好不了多少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不能把改革者象珍视生命一样所珍视的东西看成是一种退步现象呢？

　　不过这次鼓动的结果却是：印度侨团多少懂得了保持他们的屋里屋外清洁的必要性了。我受到了当局的敬重。他们明白，我虽然好为他们打抱不平，竭力为他们争取权利，我还是积极对待并坚持自我纯净的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唤醒印度侨民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度侨民到南非来寻找财富，当他们的同胞处境困苦的时候，他应该贡献一部分收入给他们。这一点在1897年和1899年的可怕的饥荒年头里，他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救济饥荒，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默，他们很好地响应了。就连印度契约工人也捐了钱，而这两次饥荒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一直继续下来，我们知道，一到印度遇有民族灾难的时候，南非的印度侨民总有一大笔捐款。

　　南非的印度侨民所提供的服务，就这样在每一个阶段对我显示了真理的新含义。真理象一棵大树，你越是培植，他所结的果子就越多。在真理的矿藏之中，越是追寻得深，发掘的宝藏就越富，这就显示了为人服务所开辟的越来越多的多种多样的形式。

第十二章　返回印度

　　我的战时责任一解除，我就感到我要做的工作不再是在南非，而是在印度了。这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而是我担心我的主要事业可能只是为了赚钱。

　　国内的朋友也催我回去，而我也感觉我应该回印度去多做一些工作。至于南非的工作，当然有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承担。于是我便要求我的同事们解除我的工作。经过极大的困难以后，我的要求算是有条件地被接受了，条件是：如果一年之内，侨团需要我的话，我就得准备再回到南非来。我想这是一个困难的条件，但是我对于侨团的热爱使我接受了它。

　　真主以爱的纱线

　　系在我的身上，

　　我是他的奴隶。

　　密罗白唱道。而对我来说，把我和印度侨团连结在一起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不易破裂。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而这里朋友们的呼声是太真实了，无法拒绝。我接受了这个条件，并得到他们的准许离开。

　　这时候我和纳塔耳有密切的联系。纳塔耳的印度侨民以爱的美酒浸浴着我，到处为我安排送别会，并且送我许多珍贵的礼品。

　　1899年我回印度时，他们已经送了不少礼品，但是这一次的送别是非常隆重的。礼品中自然包括金银做的东西，而且还有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这一切礼品呢？接受了这些礼品，我又怎样说明自己为侨团服务是不计酬劳的呢？所有这些礼品，除了少数几件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以外，完全是为了酬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我也无法区分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因为当事人也帮助了我进行公众工作。

　　有一样礼品是一条金项链，价值五十个金基尼，是送给我的妻子的。然而就是这件礼品也是为我的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不能和其余的礼品分开。

　　我收到这一大堆东西的那一晚，竟夜不能入睡。我在房里走来走去，深为激动，但是想不出办法。叫我拒绝价值昂贵的礼品是有困难的，叫我保存这些礼品更加困难。

　　就算我能够收下，我的孩子们又怎么办呢？还有我的妻子呢？他们正在受着训练去过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生活并理解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我家里并没有值钱的首饰。我们很快就简化了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和钻石戒指呢？当时我还在劝导人们不要迷恋珠宝，现在珠宝跑到这儿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我决定不承受这些东西。我起草一封信，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侨团，并为之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别的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和孩子们商量，终于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累。

　　我知道要说服我的妻子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从他们入手。

　　孩子们马上就同意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贵重的礼品，我们必须转送侨团，而且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随便买到，”他们说道。

　　我听了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不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他们说道：“那是我们的事情。她用不着佩戴首饰。她一定是为留给我们用的，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丢开这些东西？”

　　然而说说倒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东西，”我的妻子说道：“你的孩子也可以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从了。我可以谅解你不准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媳妇怎么办？她们是一定要用的。况且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这么好情好意送的礼品，我可舍不得丢掉。”

　　争辩就这样汹涌澎湃地展开了，最后竟以眼泪助威。但是孩子们是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说道：“孩子们还没有结婚，我们不愿意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而且我们决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一些喜爱首饰的媳妇。况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购置首饰，有我在，到时候你向我要好了。”

　　“向你要？这一回我算是认识你了。你剥夺了我的首饰，我有了首饰，你就弄得我不得安宁。还指望你给媳妇们买首饰！你从今天起，就想叫我们儿子们当沙陀①！不，这些首饰不能退回去。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项链？”

　　　　①沙陀（sadhus），泛指刻苦修行的人――译者注。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为了答谢你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的服务而送的？”

　　“我同意。但是你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的服务，我日日夜夜为你操劳，难道不算是服务吗？你使唤大家来逼我，使我痛哭流涕，而我却为他们当牛马！”

　　这倒是一语道破，有些话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决定退还这些首饰。我总算取得了她勉强的同意。自1898年至1901年所得到的礼品全部退还。我们准备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首饰便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的意愿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服务使用。

　　当我为公众目的需要基金，并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的时候，我常常设法另行募集，尽量不去动用这笔钱。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里，需要的时候也用过，但是经常是有所积累的。

　　我采取这个步骤，从来没有懊悔过，而且过了若干年以后，我的妻子也看到了这样做是有见地的。为使我们免除了很多诱惑。

　　我断然认定，一个公众工作者不应当接受贵重的礼品。

第十三章　重归印度

　　于是我搭船回国。途经毛里求斯时，因为船停泊较久，我上岸观光，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作为这个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的客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回到印度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看看。当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开会，由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主持。我当然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集会。

　　我离开孟买时和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乘着同一列火车，因为我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他。我知道他的高贵生活方式。他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我奉命到他的包厢里坐一站和他谈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我谢谢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被接到他的住处。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工作。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们多少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差不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厨房、餐室、洗衣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梵尔纳羯摩”①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接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①“梵纳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会四大基本种姓的职责。

　　不卫生的情况坏到了极点。水沟到处都有。厕所只有几个。我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还有作呕之感。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他们干脆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干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个人奇异地望着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扫厕所，但是只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挤，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打扫，然而我一个人却干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别人呢，似乎根本不觉得脏臭。

　　然而这还不算。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却没有一个人打扫一下，而且我凝视即使我动手去扫，也没有人愿意分担这种光荣。以后的情况虽然已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自行其是从而损毁了国民大会党开会场所的那种不用脑子的代表，也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义务工作人员也还不是愿意老钉着他们打扫的。

　　我看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情况对于发生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第十四章　文书和听差

　　离国民大会党开会还有两天。我下定决心要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服务，以便取得一些经验。我到加尔各答以后，做完了日常的斋戒沐浴，便赶到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当时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作毛遂自荐。他望了我一眼，说道：“我这里没有事，不过戈沙尔巴布①说不定会给你一点儿事情做做，请你去找他吧。”

　　　　①巴布（babu），是先生的意思――译注。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只能给你文书工作，你干吗？”

　　“当然，”我说道：“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干，只要我干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说道。他对着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又加上一句说：“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好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坐到那张椅子上去干吧。你明白吗，成千成万的人来看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见他们好呢，还是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来信好呢？我没有可以把这件工作交给他去办的人。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还得请你看一遍。凡是应当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

　　对于这种信任，我感到高兴。

　　戈沙尔先生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问起我的来历。

　　我觉得这件工作――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做起来很容易。我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我的历史的时候，他对于分配给我干文书工作感到相当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说：“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干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使我感激不已。我正想给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老实告诉你吧，”戈沙尔先生说道：“这正是一种正当的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却不了解它，当然，从大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况。事实上我可以说，大会的成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①之外，我也有一份功劳。”

　　　　①休膜（Mr．A．O．Hume），英国在印度的一个退休官员，他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倡议于1885年成立国民大会党――译注。

　　就这样我们便成为好朋友了。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饭。

　　戈沙尔先生穿衣服常常叫佣人给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佣人的职务，而且我喜爱这工作，因为我对于长辈一直是很敬重的。当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小点个人的效劳，也就不介意了。其实他倒是高兴的。他叫我给他扣衣服的时候，总是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会的秘书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戈沙尔先生的天真使我好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做那种事情而发生厌恶的心情。我因为做了这件工作所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

　　不到几天功夫，我便知道了大会的工作。我见到了大部分的领导人。我观察了象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些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大量的时间的浪费。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所占的突出位置，当时就觉得不舒服。节省精力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一个人做得了的事情，却有好多人在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没有人做。

　　看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实在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有足够的仁慈，所以我总以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难以做得好，这就免得我低估了任何工作。

第十五章　在国民大会上

　　我终于参加了大会。宽大的天幕和穿得庄严大方的义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都令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上，我真不知道何以自处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就象一本书。要从头到尾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以后，便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会议。

　　费罗泽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纳我的提案，但是我不知道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因为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之士加以支持。在那些老手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一种微弱的笛声，随着夜色的来临，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就我记忆所及，凡是最后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大家都急于要走。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没有勇气起来讲后。我已会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我便凑近他的位子低声向他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你看他们是如何草率地通过各种决议的。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复?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了。”戈克利叫道。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我颤抖地宣读了我的提案。

　　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有五分钟讲话的时间，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这个程序远远不能使我满意。谁都不耐烦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为戈克利已经看过这个提案了，就以为别的人无需乎去看或者了解了！

　　那一天早上我就为我的发言担心。我在五分钟里应该讲些什么？我自己已经作了相当好的准备，可是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原已决定不念讲稿，打算即席讲话，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讲话才能这时似乎不翼而飞了。

　　一轮到我提出议案的时候，华恰先生便叫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我的头发晕。我好歹把提案念完了。有人刊印并在代表中间散发了他所写的一首歌颂向外国移民的诗。我把这首诗念出来了，并且谈到了南非移民者的疾苦。正在这个时候，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断定我还没有讲够五分钟。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警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别人讲半个钟头或三刻钟的话，却没有人对他们按铃。我感觉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坐下来。但是我当时稚气地认为，那首诗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①。决议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起手来，所有的议案也就一致通过了。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失掉了一切重要性。不过就大会通过这个提案这一事实来说，已够使我高兴的了。大会的认可，就等于是全国的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觉高兴。

　　　　①见第十三章第三段。

第十六章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这一次不是住旅馆，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间。俱乐部的会员有几个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们接触接触，使他们注意南非的工作。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个时候，便邀请我去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两天之后，便亲自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得在国内呆下去，这样客气是不成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给国民大会党工作。”

　　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朝觐的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①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①khansamas，即招待员。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为的是保存我们的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玛’，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了，但是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请我去参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觉得难过的是，看见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磊子，此外，腰带上还吊着金柄的宝剑。

　　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象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

　　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第十七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

　　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

　　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

　　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第十八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常常出门。

　　我曾经告诉过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认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备极钦仰。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非议。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

　　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拖地”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服饰，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却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本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从此得到解脱，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没有结果。我谢谢他的好意，他没有满足我，但是这次会见对我却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尔各答街上走来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我需要他们赞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我正急于去看个究竟，特别是在我读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到庙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甚至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施舍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就坐下和他谈起来了。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宣传人们去反对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人们就象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走去。这不干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纠缠下去，便向神庙走去。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既恶感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会，我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他说：“羊倒不感觉到什么。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对这个任务是无能为力的。

　　我今日还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见解。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护。在我能够希望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今天我认为我应当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炽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这个神庙净洁起来。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屠杀呢？

第十九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谈到和听到过关于梵教团①的许多事情。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知道一些。我参加过几次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兴味盎然地读过那本著作，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不准许他会客，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此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了。

　　　　①孟如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至1886年戴文德罗纳斯担任团长，其影响乃大为扩大。他和克沙夫二人共同为梵教团设立了一个神学院，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主要从事印度教的宣传教育工作――译注。

　　看够了梵教团以后，要不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可能满足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爱玛斯那么一个隐居的地方。但是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家里，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时，觉得失望而怅然。

　　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们谈话之中，也没有共同之处。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所以我便成为她们两人的翻译。尽管我对她没有任何苟同之处，我不能不重视并欣赏她对于印度教的厚爱。我后来又读了她的书。

　　我通常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看看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有一次我在穆立克博士所主持的会上，作过有关波耳战争中印度救护队的工作的报告。我和《英吉利人报》有过交情，这对于这一次的报告也很有帮助。当时宋达斯先生正卧病，但是他还是象1896年那样给我很大的帮助。戈克利喜欢我这一次的讲话，他听到罗伊医师也很赏识，非常高兴。

　　这样，我住在戈克利家里使我在加尔各答的工作非常顺利，使我和最有名望的孟加拉人的家族有了往来，并且也是我和孟加拉密切接触的开端。

　　在这个令人怀念的一月中，有很多事情我必须从略了。这里我只简单提一下我到缅甸的走马观花以及那里的和尚。我看到他们那种昏昏沉沉的样子，心里很难过。我到过大金塔，我不喜欢神庙里点着那么许多小蜡烛，而殿内老鼠成群窜行，使我想起了史华密?达衍纳德在摩尔维的经验。缅甸妇女的自由和活力使我感到可爱，而其男人的懒散使我痛心。在我短暂的逗留期间，我也看出来仰光并非缅甸，就象孟买并非印度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在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商人的经纪人一样，我们在缅甸竟和英国商人结合起来把缅甸人变成我们的经纪人。

　　我从缅甸回来以后便向戈克利告辞。这次别离是很难过的，但是我在孟加拉、或者说在加尔各答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再住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

　　我在定居下来之前，很想乘坐三等火车游遍印度，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苦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克利。起初他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可笑，但是当我向他说明我的意图以后，他却高兴地赞成了。我打算先到贝纳勒斯去拜望贝桑特夫人，当时她正在病中。

　　要坐三等车旅行，就需要给自己重新装备一下。戈克利本人送给我一个金属的点心盒子，装满了甜点心和油饼。我花了十二个安那买了一只帆布袋，还买了一件恰亚①羊毛长外衣。帆布袋里就装着这件外衣、一条“拖地”、一条毛巾和一件衬衫。我有一条刚够自己盖的毯子和一个水罐。这样准备停当以后，我便动身去旅行了。戈克利和罗伊医师到站上来送行，我本来请他们别麻烦，可是他们一定要送。“如果你坐头等车走，我就不来送行了，但是现在我必得送一送，”戈克利说道。

　　　　①恰亚（Ohhaya）波尔班达邦中的一个地方，以出产粗羊毛织品著称。

　　戈克利进入车站月台时，没有人阻挡他。他戴着丝绸头巾，穿一件甲克短外衣和“拖地”。罗伊医师穿的是孟加拉服装。他被查票员挡住了，但在戈克利说明是他的朋友以后，便被让进了月台。

　　我就这样带着他们良好的祝愿开始了我的旅行。

第二十章　在贝纳勒斯

　　这次旅行是从加尔各答到拉奇科特，我本打算途中在贝纳勒斯、阿格拉、斋埔和巴兰埔稍作逗留。除此以外，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到别的地方去了。每个城市我只停留一天，而且象普通的香客一样住在福舍①，只有在巴兰埔是例外。就我记忆所及，这一趟旅行，所费不过31卢比（包括车费）。

　　　　①福舍（dharmashalas）是香客免费的休息所――译注。

　　坐三等车旅行，我多半搭普通车，不喜欢搭邮车，因为我知道邮车总是比较拥挤，车费也比较贵。

　　事实上三等车厢的肮脏和厕所之糟糕，今天和当年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也许好一些了，但是头等和三等车厢的设备，悬殊很大，比起车票的差价来，是不成比例的。三等车厢的旅客被当作羊群看待，他们所得到的舒适也就是羊群的舒适。我在欧洲的时候也坐过三等车――只有一次是坐头等，目的在于看看究竟如何――但是我发现头等和三等车厢的悬殊并没有这么大。在南非三等车的乘客大都是黑人，可是比这里舒适得多。南非有些地方的三等车厢还有卧铺和弹簧坐位的设备，位子也是有限额的，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分拥挤，而在这里我发现正常的限额往往是超过的。

　　铁路当局对于三等车乘客的舒适是漠不关心的，再加上乘客本身肮脏和习惯不良，对于一个爱好洁净的三等车旅客来说，不啻是一种考验。这种不愉快的习惯最普通的是乱扔脏物、随时随地抽烟、嚼槟榔叶子和烟叶，把整个车厢变成一个大痰盂，吵吵嚷嚷，大笑大闹，讲一些粗野的话，丝毫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和舒适。我发现1902年我坐三等车的经验和1915至1919年我一贯都坐三等车的经验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恶劣的情况，我想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坐三等车以便改正人们的习惯，而且不让铁路当局太平无事，一有需要就提意见，切勿为了自己的舒适进行贿赂或采取任何非法的手段，不能听任任何有关的人犯规。这样做，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进。

　　1918―19年间我害了一场大病，不幸迫使我不得不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这一直是一件使我难过而惭愧的事情，特别是正当消除三等车乘客困难的宣传工作已经有所进展的时候，我不能继续那样的旅行。贫苦的铁路和轮船乘客的苦楚，因为他们的不良习惯而加深了，政府给予对外贸易的过分的便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造成一些重大的问题，值得一两个有胆识、有毅力的人当作终身的事业来进行改革。

　　不过关于三等车乘客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在贝纳勒斯的经历。我是在早晨到达那里的，我决定到一个“潘达”①的地方去歇脚，我一下车，便有无数的婆罗门围拢来，我挑选了一个比其余的人都干净而且给我的印象又较好的人。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他的院子里有一头母牛，两层楼的屋子，我就住在楼上。按照正统的规矩，在我到恒河去沐浴以前，我是不吃任何东西的。这位“潘达”便忙着为我准备起来。我预先向他言明，我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卢比四个安那的小礼，他在备办这一切的时候，应当记住这一点。

　　　　①潘达（panda）是婆罗门僧侣兼圣地的向导――译注。

　　这位“潘达”当然同意了。“不管香客是有钱人还是贫苦人，”他说道：“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收受小礼的多寡却完全看香客的心意和能力而定。”我没有发现这位“潘达”对于我的接待有什么不周之处。“普佳”①在十二点钟的时候便结束了，我便到迦尸?毗湿奴神庙去参拜。我在那里所遇见的，使我极为痛心。1891年我在孟买执行律师业务时，我曾到普罗坦纳社的礼堂去听过一次关于“到迦尸去进香”的演讲。因此我思想上已有不抱奢望的准备。不料实际上的失望比我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①普佳（puja），意即拜神。

　　通到神庙去的小巷是又狭又滑，那里谈不上安静，成群的苍蝇和卖货人同香客的嘈杂声实在令人难受。

　　人们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冥想和神交的一种气氛，显然这里是缺乏这种气氛的。要找这种气氛只有从人们自己的内心去找。我的确看到虔诚的姊妹们完全沉缅于冥想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喧腾。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寺庙当事人实在不能赢得什么信任。当事人有责任创造并维持寺庙内外一种纯洁、甜美而安静的气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发现的却不是这种气氛，而是一个狡猾的小商人贩卖甜点心和入时的玩具的市场。

　　我一到达寺庙，便有人在门口献给我一捆已经雕谢的花。寺庙的地面是用精致的大理石铺的，可是却被一些不懂得美学的善男信女们打碎了，他们捐了钱，却造了一座精美的垃圾箱。

　　我走近“旃纳－伐辟”（知识之井），想寻找上帝，但是没有找到他。因此我的情绪不怎么好。“旃纳－伐辟”周围的环境也很脏。我没有心情行施小礼，所以我只给了一个铜板。有一位负责的“潘达”生气了，他把那个铜板摔掉。他对着我咒骂道：“这种侮辱会把你一直打入地狱里去。”

　　这倒没有使我不安，“王爷，”我说道：“不管我的运气怎样，你这一阶级的人不应该说出这种话来。这个铜板你要么就拿去，不然你连一个铜板也捞不到哩。”

　　“滚开，”他答道：“我不在乎你一个铜板。”跟着便是一连串的咒骂。

　　我拣起那个铜板走了，心里正得意着那个婆罗门失去了一个铜板而我却少花了一个铜板，然而这位王爷并不是甘于失去一个铜板的人。他叫我回去说：“好吧，把那个铜板留下，我宁愿不象你那么计较。如果我不收下，对你也不好。”

　　我一声不响地给了他那个铜板，叹了一口气走开了。

　　此后我又两次到过迦尸?毗湿奴，但是那是在我已经苦恼于“玛哈德玛”①的称号以后，象我上面说的那些经历，当然不会再有了。人们急于要参拜我，不让我再去参拜那座神庙了。做“玛哈德玛”的苦恼，只有“玛哈德玛”自己才知道，不然的话，那种肮脏和喧腾还不是依然如故。

　　　　①“玛哈德玛”（Mahatma）意为伟大的灵魂，或译为圣雄，是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尊称――译注。

　　如果有人怀疑上帝的大慈大悲，请他到这些圣地来看看吧。虚伪和背教都归罪于瑜伽派的神旋，这使他神圣的名字蒙受多少屈辱？他老早就宣布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羯摩”的法则是亘古不移而且无法规避的。所以实在没有什么需要上帝操心的地方。他立下了这个法则，便无所事事地退去了。

　　参拜过这座神庙以后，我便等候贝桑特夫人的接见。我知道她害过一场病刚好，我去见她，她立即出来了。因为我见她的目的只想问候问候她，我便说道：“我听说您身体欠适。我只想前来问候问候，您身体虽然不好，还是出来接见了我，这种盛情厚意，我是非常感激的。我不想耽搁您更多的时间了。”

　　讲完这话，我便向她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