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物】甘地自传 -- 时空

第四部 我体验真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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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爱的劳动丧失了？”

　　张伯伦先生是到南非来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对印度人的代表团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这个答复无异在代表团的成员们头上泼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这倒给我们大家开了眼界，我看我们的工作得从头做起。我把这种局面向同事们作了说明。

　　平心而论，张伯伦先生的答复并没有可以非议的。他那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当文雅的办法使我们懂得强权统治是对的、或者是刀枪的法则。

　　然而我们没有刀枪。我们甚至连承受刀砍枪刺的神经和筋肉都没有。

　　张伯伦先生花在这个次大陆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如果说从斯林纳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遥，而杜尔班到盖普城不过1，100英里，那么张伯伦先生就得以旋风的速度走完这段路程。

　　他从纳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兰士瓦。我得为当地的印度人准备好备忘录并递交给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呢？我们在那里的人无法获得让我及时到达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战争已经把德兰士瓦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东西，也弄不到穿的东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关着门的，有待于重新补充或开张。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逃难的人也不能回来，除非是铺子里已经有了食品。因此每一个德兰士瓦人都得弄一张许可证。欧洲人领许可证是没有困难的，但是印度人要领就很困难。

　　战争期间有很多军官和士兵纷纷从印度和锡兰来到南非。如果他们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那么英国当局就有责任安置他们。英国当局无论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军官，这些有经验的人来了很有用，他们当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这说明他们是很有办法的，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为黑人而设的。那么为什么没有亚洲人的部门呢？这种议论看起来似乎是很动听的。当我到达德兰士瓦的时候，这个新的部门已经开始办公了，而且逐渐扩展其触角。那些给归来难民签发许可证的官员们可以把许可证发给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新部门的过问，他们怎么会签发给亚洲人呢？而且如果经过这个新部门的推荐而发出许可证，发证官员的责任和负担也就因此减轻了。这就是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新部门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则需要金钱。如果没有事情干，这个新部门就成为不必要，因而就会解散。于是他们就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工作。

　　印度人就必须向这个部门申请。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当时因为要回德兰士瓦的人为数太多，便出现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揽人，他们和官员们勾结起来，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穷人，我听说如果没有门路，就弄不到许可证，有时即使找到了门路，还得花上一百个英镑才行。如此，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对他说：“请你介绍我去见发证官，帮我弄一张许可证。你知道我本来就住在德兰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为我弄到了一张许可证。当时距离火车开行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已经把行李准备好了。我谢过亚历山大警长，赶上火车前往比勒托里亚。

　　现在我已清楚地意识到前面会有许多困难。我一到达比勒托里亚便起草了备忘录。在杜尔班的时候，我不记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预先提供代表名单，但是这里是一个新部门，它却要一份代表名单。比勒托里亚的印度人早已听说官员们要把我赶走。

　　不过要叙述这件令人痛心的、虽然是有趣的事，却需要另写一章。

第二章　来自亚洲的专横者

　　这个新部门的负责官员对于我怎样进入德兰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盘问那些常去找他们的印度人，但是这些人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官员们只好乱猜，以为我大概没有许可证，而是依靠旧关系非法进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对我加以拘捕了！

　　当时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战结束以后，政府便被赋与许多特殊的权力。南非的情况正是这样。政府颁布了一项维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没有许可证而进入德兰士瓦，应受拘捕和监禁的处分。根据规定逮捕我的问题曾被讨论过，可是谁也鼓不起勇气来要我出示许可证。

　　那些官员当然打了电报到杜尔班去查问，当他们获悉我是持许可证而来时，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不是甘心于这种失望的人。我虽然设法进入了德兰士瓦，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张伯伦先生。

　　于是他们通知当地的印度侨团提交即将组成的代表团的代表名单。种族偏见在南非自然是到处都有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龌龊卑鄙的官员。南非的公众组织是为人民的好处而设立的，而且对公众舆论负责。所以负责的官员对人有一定的礼貌和谦逊，而有色人种多少也从这种部门得到一些好处。那些来自亚洲的官员，却把他们的专横也带来了，而且把那些专横者的习惯也搬来了。南非有一种责任政府或民主，而从亚洲人口的货色则是纯粹的而简单的专制；因为亚洲人没有责任政府，统治他们的是外国的政权。欧洲人在南非已经是定居下来的移民。他们已成为南非的公民，对于政府官员有监察权。然而来自亚洲的专制人物现在出场了，结果呢，印度人被夹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间了。

　　我尝到了这种专制的滋味。最初我应召去见这个部门的首长，他是一个来自锡兰的官员。我说我是“应召”去见这位首长，为了表明这个说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说清楚。他并没有送书面的命令给我。印度侨民领袖们常常去见亚洲人事务部的官员，已故铁布?哈齐汗?穆罕玛德赛就是印度侨民中的一个领袖。那位首长问他我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来。

　　“他是我们的顾问，”铁布赛说道：“他是应我们的要求到这里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不是被委派来保护你们的吗？甘地对这里的情况能懂得多少？”这位专制者问道。

　　铁布赛竭尽所能地回答他：“当然你们是在这里，但是甘地是我们的人，他懂得我们的语言，而且了解我们，你们呢，怎么说也是当官的呀。”

　　这位官老爷命令铁布赛把我带到他跟前，我由铁布赛和别的几个人陪同去见这位官老爷。没有椅子让我们坐，我们全都站在那里。

　　“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爷对着我问道。

　　“我是应我的同胞们的请求到这里来，给他们提些意见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无权到这里来吗？你所得到的许可证是人家发错了。你不能算作一个落户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这里等候张伯伦先生，亚洲人事务部特地成立起来，就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说完这话他便把我辞出来，不给我答辩的机会。

　　然而他却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劝他们把我打发走。

　　他们回来了，简直气坏了。现在我们面临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第三章　忍受侮辱

　　这个侮辱使我感到难受，但是由于过去我已忍受过很多这类的侮辱，我已习惯于这种侮辱了。我因此决定忘却这一次的侮辱，尽可能对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

　　我们接到了亚洲人事务部主任的一封信，说是由于我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从向张伯伦请愿的代表团的名单中除掉。

　　这封信是我的同事们所不能忍受的，他们建议干脆取消组织代表团的意思。我向他们指出了侨团所处的尴尬局面。我说：“如果你们不去向张伯伦先生请愿，那么人家就会以为你们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反正请愿总得用书面提出，而且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请愿书由我来念还是由别人来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张伯伦先生是不会和我们争论这件事情的。我看我们不得忍下这口气。”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铁布赛便嚷起来了：“难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对侨团的侮辱吗？我们怎么能忘记你是我们大伙儿的代表。”

　　“你讲得太对了，”我说道：“就是侨团也得忍受这样的侮辱，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管怎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口气呢？我们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还有多少权利可丧失，”铁布赛问道。

　　这倒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识到侨团的权力限度的。我平息他们，劝他们找乔治?戈夫莱先生――一个印度律师来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莱先生领着他们去请愿。张伯伦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没有参加请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是更好一些？”他说道，想极力缓和空气。

　　然而这一切不但没有了结这件事情，倒反给侨团和我们自己增加了工作。我们必得从头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侨团才出力帮助了战争，现在你看到结果了吧，”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嘲笑我。可是这种嘲笑没有什么关系。我说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参加打仗是做得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让我们忘掉过去，考虑考虑我们当前的任务吧。”这话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着又说：“老实说，你们叫我来干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做完了。不过我相信我还不应当离开德兰士瓦，郎使你们准许我回家，我还得尽可能多住一些时候。我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纳塔耳做事，而是必须搬到这里来工作。我不应当打算一年之内回印度，而是必须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对付这个部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事也不做，那么侨民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此外还得遭受大肆掠夺。侨团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张伯伦先生拒绝见我以及那个官员对我加以欺侮这些事情，同整个侨团所受到的侮辱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要我们去过象狗一样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

　　我于是趁热打铁，和比勒托里亚以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许多事情，最后决定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我能不能在德兰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记为律师，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协会并未反对我的申请，而法院也接受它了。当时要在适中的地点为一个印度人找几间办公室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和当地一个商人李琪先生有相当密切的往来，他通过一个熟悉的房屋经纪人的介绍，在城里司法地区内给我找到了几间适当的房子作为我的事务所，于是我就开始我的职业工作了。

第四章　令人振作的牺牲精神

　　在我叙述为争取德兰士瓦印度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如何对付亚洲人事务部以前，我必须转过来谈一谈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愿望。自我牺牲的精神被那种为未来打算的愿望冲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买去开设事务所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保险经纪人到孟买来；他是一个容貌惹人喜欢而语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样地和我讨论起我的未来的幸福，“在美国，象你这样有地位的人，没有不保人寿险的。难道你也不为你自己的未来保险吗？生命是说不定的。我们住在美国的人把保险当作一种宗教义务。我可以奉劝你买一张小小的保险单吗？”

　　直到这时候我对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见的一切经纪人还是冷淡相待的，因为当时我以为人寿保险意味着惧怕和对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现在我却屈服于这个美国经纪人的诱惑了。当他发表他的议论时，我心眼里便展开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图画。我暗自对自己说道：“你这个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饰差不多卖光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供养妻子和儿女的担子便会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经义不容辞地把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你忍心这么做吗？”由于这种类似的理由，我终于说服自己保了一万卢比的人寿险。

　　然而当我在南非改变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观点也变了。我在这个经受考验的时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并且是为上帝效劳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决定带着妻子儿女并赚钱养活他们。这个计划使我感到人寿保险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险经纪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对自己说，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处在我父亲的地位，他必然不会认为抚养一个守寡的媳妇是一种过分的负担。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别人先死呢？归根到底，真正的保护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寿险，就剥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们照应自己呢？世界上无数的贫苦人家又怎么办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这种思想反复通过我的心里，但是我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我记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险费。

　　外在的环境也支持了这一连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间，基督教徒的影响使我内心保持了生动的宗教感情，现在增强这种感情的则是通神学者的影响。李琪先生是一个通神学者，他使我和约翰内斯堡的通神学者团体有所接触。我没有加入过这个团体，因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个通神学者几乎都有密切的往来。我和他们每天都进行宗教讨论。他们常常诵读通神学的书，有时我还在他们的集会上讲话。通神学主要的精神是启发和促进兄弟之谊的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争论，而且我还批评了那些在我看来其行为并不符合其理想的会员。这种批评对我并不是毫无有利影响的；

　　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第五章　反省的结果

　　1893年当我和基督教友们有了密切来往的时候，我对于宗教还是一个门外汉。他们竭力帮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稣的福音，而我却是一个没有成见的谦逊而怀着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时我自然是竭尽所能研究印度教，对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进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况多少有些改变。通神学的友人们一心要把我拉进他们的团体，但是目的是想从我这样一个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东西。通神学的文学充满了印度教的影响，所以这些朋友便指望我来帮助他们。我解释说我的梵文水平是谈不上的，我也没有读过印度教经典的原文，就是翻译的东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们是“沙姆斯迦罗”（前生注定的）和“普纳建摩”（转世）的信奉者，他们以为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我觉得自己象是鸡群之鹤了。我开始同几个朋友诵读辨喜所著的《瑜伽经》，还同其他的朋友读着姆?恩?德维卫迪作的《瑜伽论》。我还得和一个朋友读钵颠??利的《瑜伽修多罗》，还和许多人读着《薄伽梵歌》。我们成立了一个类似“求正教徒俱乐部”，经常诵读经书。我对于《梵歌》已经有了信仰，它对我有一种吸引力。现在我承认有对它加以更深钻研的必要。我手头有一两种译本，我就依靠它来理解梵文原意。我还决定每天背诵一两首。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时间。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刷牙，二十分钟洗身。我已习惯于采取西方的办法――站着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墙上按上一片纸条，写上几首《焚歌》，随时帮助我背诵。这段时间作为每天诵读新的和复习旧的诗篇是足够了。我记得我就是用这个办法背诵了十三章。但是诵读《梵歌》的时间后来被别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创立和发展则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诵读《梵歌》对于我那些朋友们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梵歌》已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的指南。它成为我日常生活参考的字典。正象翻阅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认得的字义一样，我是依靠这部行为的字典来解决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难和考验。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萨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样发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同等地应付屈辱、蛮横和腐败的官员，老是闹无原则纠纷的旧同事以及待人接物无可厚非的人？一个人怎样剥夺自己的所有财产呢？难道占有肉体本身还不够吗？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财产吗？难道我应该把橱柜里的书籍全都消毁吗？难道我应该放弃一切而以“他”为模楷吗？答复是直截了当的：除非我舍弃一切，我便不能归依于“他”。我对于英国法律的研究帮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尔有关平衡法的讨论，《梵歌》的训诂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这个字的含义。我对于法律学的敬意增长了。我从中发现了宗教。我懂得《梵歌》关于不占有的训诂意思是说：凡是要解脱的人应该学受托人的榜样――他虽然控制着大量的财物，但是没有一样被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这就象白天一样的清楚：一个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须先改变心肠和态度。我于是写信给列瓦商卡巴伊，请他容许我撤销人寿保险，随便收回一点钱，或者把我已经交的保险费算是损失，因为我已经相信，上帝既然创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会照顾他们。我还写信给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个父亲。我向他说明我已把当时全部的积蓄都给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继续汇钱回去，如果我有积蓄，也要用到侨团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谅解这一点，确非易事。他以严峻的语言向我说明对他应负的责任。他说我不应当自以为比父亲更聪明。我必须象他一样地照顾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过“家庭”的含义稍有扩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骤究竟有什么智慧，将来是会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实上终止了所有的信件往来。我深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弃我所认定的责任，就会使我更加不安，两者之间，我选择了较轻者。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敬爱，这种敬爱一直是纯洁而伟大的。他对我的厚爱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钱，他把这种作法当作是我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幸而到了晚年，他终于谅解了我的看法。他在临终的时候，认识到我所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给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说一个父亲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话。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我，叫我按我认为正当的办法抚育他们，并表示他渴望和我会面。他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想到南非来看我，我回电赞成。然而事与愿违。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没有实现。他在动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个儿子依然是在旧的气氛中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不了。我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能怪他们。“谁能预先说定自己的命运呢？”谁能消除他与生俱来的印象？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须经历和自己同样的演变过程，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担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责任啊。

第六章　为素食所进行的一次牺牲

　　正当牺牲和简朴的理想越来越得到实现，而宗教的意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活跃的时候，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也随着增长起来了。我只懂得一种传教的方法，那就是用亲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识的人进行讨论的方法。

　　约翰内斯堡有一家素食馆，是由一个信奉库赫尼水疗法的德国人经营的。我自己去过这家素食馆，并且帮它招揽了许多英国朋友。不过我知道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它老是处于经济困难之中。我尽可能用我认为适当的办法赞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钱，可是它终于倒闭了。

　　大多数的通神学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这时有一个属于那个团体的有事业心的夫人出来开设了一家规模宏大的素食馆。她是一个爱好艺术、夸夸其谈而不会算账的人。她交游甚广。开始的时候，这家索食馆规模很小，但后来她却决定租用大房间冒险加以扩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济情况，但是我料想她的预算一定是相当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我的当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钱存到我这里，征得其中一个当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义借了大约一千英镑，这个当事人是一个十分慷慨而真诚的人。他当初到南非来，还是一个契约工人。他说：“如果你喜欢，就把钱拿走吧。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认识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来积极参加了非暴力抵抗运动，而且也坐过牢。我以为经他同意就够了，于是把这笔钱借出来。

　　两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笔钱收不回来了。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损失。这笔钱我本来可以用在别的许多事情上，这笔钱一直没有清还，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这笔损失呢？他只认得我；这笔损失我得弥补。

　　有一次我把这宗交易告诉一个打官司的朋友，他对我的愚蠢委婉地责怪道：

　　“老兄，”――幸而我还没有成为“圣雄”，甚至还没有人叫我“巴布”（父亲），朋友们往往亲密地称我为“老兄”――“这不是你应该干的事。我们有很多事情依靠你。这笔钱你是要不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叫巴德立难过，你会掏自己的腰包还给他，但是如果老是这样动用当事人寄存在你这里的钱来帮助你的改革计划，这些可怜的人全都毁了，而你不久也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可是你是受我们委托的人，应该懂得：如果你沦为乞丐，我们所有的公众工作就都完了。”

　　我对这位朋友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他现在还活着。我还没有遇见过比他更纯洁的人，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发现他对人们的怀疑没有根据的时候，便向他们认错以表白自己。

　　我明白他对我所提的警告是对的。因为我虽然补偿了巴德立的损失，我实在经受不起同样的任何损失，也经受不起长年负债――这是我生平没有做过，而且是终生所厌恶的。我认识到：即使一个人有进行改革的热心，也不应当超过本人能力所及的范围。我也明白，我这样动用人家寄存的钱，实在违背了《梵歌》的主要教训：但事耕耘不问收获，才算是为人的美德，这次的错误成了我终生的一个警号。

　　这种供献于素食祭坛上的牺牲，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预料得到的。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第七章　土疗和水疗的体验

　　由于我的生活日趋简朴，我也越来越不喜欢吃药了。我在杜尔班执业的时候，害过一阵衰弱和风湿性感染病。皮?捷?梅赫达医师来看我，给我进行了治疗，我就好了。从此以后一直到我回印度的时候，我不记得害过什么说得上的疾病。

　　不过我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却常常闹着便秘和头痛的毛病。我有时吃一点泻药，饮食也加以节制，倒没有什么。但是我说不上自己是健康的，而且常常纳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种泻药的负担。

　　正在这个时候，我从报上获悉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不吃早餐协会”。该会倡导人的理论是说英国人吃东西的次数过密而且太多，说他们的医药费太重了，因为半夜里他们不要吃东西，还说他们至少应该不吃早餐，如果他们想改善这种情况的话。虽然这些事情不是对我而发的，我却觉得对我来说，倒也有一部分道理。我每天三餐，下午还要吃茶点。我吃东西从来不知节制，我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时，只要有好吃的总是尽量多吃。每天早晨我很少在六、七点钟以前起床，因此我也认为，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许就不至于头痛了。于是我便试验起来了。头几天的确相当难过，可是头痛完全没有了，这使我得出结论：我过去吃了远远超过自己所需要的分量。

　　然而这种改变并没有使我脱离便秘的痛苦。我试验了一下库赫尼的坐浴疗法，多少有点效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治好。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开素食馆的德国人，或者是旁的什么朋友――我不记得是谁了，给我一本贾斯特的著作《重归自然》。我在这本书里读到有关土疗的方法。作者还提倡鲜果和干果，作为人类的天然食物。我没有立刻就单吃水果，却马上开始试验土疗，而且得到了惊人的效果。办法是：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敷上，夜里或者早上醒来的时候便取掉。这个办法很快就有成效。以后我用这办法自疗，并向朋友们推荐，从未令人感到遗憾。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没有能够以同样的信心试验过这个办法。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没有时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安顿下来以便进行这种实验。然而我对于土疗和水疗的信仰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直到今天，遇有必要的时候，我还以一定程度的土疗法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们推荐。

　　我这一生虽然害过两次大病，我还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药物的。在1，000起病症中，有999起是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的。那些因为一小点病就跑去找医生――不管是印度教的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土医，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药和矿物药，不但是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经成为肉体的奴隶，而不是它的主人，他便失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再成为人了。

　　这些意见虽然是在病床上写的，但是希望人们不要因此就看轻它们。我知道我为什么害病。我充分意识到我害这些病，应该由我自己负责，也正因为有这么一点自知之明，我才没有失掉耐性。事实上，我应该为这些病感谢上帝，因为我从中取得了教训，有效地抗拒了服用许多药物的诱惑。我知道我的固执常常使医生们厌倦，但是他们都客气地忍受了，并不放弃我。

　　不过，话又扯远了。在我作更多的说明以前，我想给读者一个警告。凡是读了这一章而去购买贾斯特那本书的人，千万不要把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是福音书中的真理。写文章的人往往只谈到事物的一面，而每一件事情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来观察，而且可能全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在同时和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况且很多书都是为了争取买者和名利而写的。所以，凡是读过这一类书的人对于这些事情应该有所辨别，在根据书中的意见进行任何实验以前，最好请教一些有经验的人，要不然在按照书中所述采取行动以前就该耐心地玩味和消化书中所说的一切。

第八章　一个警告

　　我恐怕这一章还得继续谈一谈题外的话。我在进行土疗法的试验时，同时也在进行饮食的试验，在这里谈一下这个问题或许还不是不适当的，虽然以后也还有机会再谈。

　　不过现在和以后，关于饮食问题，我都不打算细谈，因为几年以前我就已经在《印度舆论》上用古遮拉特文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谈论这个问题，后来还出版了单行本，英文叫做《健康指南》。在我所写的几本小册子当中，这是一本在东方和西方同样最受欢迎的书，这是一件直到今天我都不甚了解的事情。这本书是为了《印度舆论》的读者写的。然而我知道这本小册子在东方跟在西方一样，对很多人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而这些人却从来没有看过《印度舆论》。因为他们是在通讯中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因此似乎有必要在这里就这本小册子谈一谈，虽然我并不识为书里的观点需要修改，但是我在实践中已经有了某些重大改变，这是那本书的读者所不知道的，而这些，我想又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象我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样，这本小册子的写成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目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目的经常鼓舞着我的每一个行动；因此，当书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我今天却办不到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确信一个人除了小时候吃妈妈的奶以外，根本不需要再喝奶。他的食物除了风吹日晒的果子和干果之外，不应当再有别的东西。他从葡萄和杏仁这一类果子就可以得到神经和身体组织所需要的足够营养。一个人如果能以这种食物为生，性欲和其他情感的节制就容易了。印度有一句谚语说“吃什么，象什么”，我的同事和我都有亲身的体会，觉得很有道理。

　　这些观点在那本书里都详细地谈到了。

　　然而不幸，我在印度却发现自己在实践中不得不否定自己的一些理论。我在凯达从事募兵运动的时候，因为吃错了一点东西，搞坏了身体，几乎丧命。我竭力试图不喝牛奶来把一个坏了的机体重行建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求助于我所知道的医生，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学家，请他们推荐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建议喝豆汤，有人建议喝“茅赫罗”油，又有人建议喝杏仁露。我拚着命进行了这些食物的实验，但是没有一样能叫我离开病榻。印度教大夫给我引述了查罗克①的许多诗文，说明宗教上关于饮食的顾虑，在治疗学上是没有位置的。所以他们无法帮助我维持生命，除非我喝牛奶。而那些毫不犹豫地介绍我喝牛肉茶和白兰地酒的人又怎能帮助我坚持吃没有牛奶的食物呢？

　　　　①查罗克（Charaka）是印度吠陀时代的一个医学家，在夜柔吠陀中自成一派，为印度教医学之宗――译注。

　　因为我发过誓，我不能喝黄牛奶或水牛奶。自然，我发的誓是指不喝所有的奶，但是因为我在发誓时心目中指的是黄牛奶和水牛的奶，而且因为我还想活下去，我只好瞒着自己，从字面上强调我的誓言，决定喝牛奶，我在开始喝羊奶的时候，心里十分明白：我的誓言的精神遭到破坏了。

　　然而领导一次运动以反对劳莱特法案的想法占领着我，这就增加了我活下去的欲望。结果呢，我生平最重大的试验之一就此完结了。

　　我知道有人争论过灵魂和一个人的饮食无关的问题，因为灵魂本身既不吃，也不喝；说是问题不在于你从外面放进了什么东西，而在于你从内心所流露的是什么东西。这当中无疑地是有一些力量的。然而我不想检查此中原委，我只要宣布一下我的坚定信念就心满意足了：对于那些愿意生活于敬畏上帝的境界中、愿意面对面地看到上帝的人，节制饮食的数量和质量，是和节制思想与言论一样的重要。

　　然而在我的理论宣告失败的那些问题上，我不但要提出说明，而且还要发出严重警告要大家不要再加以运用。因此我向那些根据我的理论而不喝奶的人呼吁，请他们不必坚持这种实验，除非他们发觉这样做在各方面都有好处，或者是出于有经验的医生的劝告，就我的经验来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凡是消化不良和困于病榻的人，再没有什么清淡和富有营养的东西可以同奶类比美的了。

　　如果有人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读到这一章以后，愿意凭他的体验而不是凭书本上的知识告诉我可以代替奶类、具有和奶类同样的营养而容易消化的蔬菜，那我就将感激不尽了。

第九章　同当权的人斗争

　　现在转回来谈一谈亚洲人事务部吧。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了。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而且是在压榨他们。每天都有人来向我作这样的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不能消除这种坏事，那我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

　　于是我便开始搜集证据，一到我掌握相当多的材料，我便去找警察局长。看来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不但没有以冷遇待我，还很耐心地听我诉说，并且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给他看。他亲自找见证人谈话，而且感到满意，不过他和我一样的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一个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有困难的。“然而”，他说道：“无论如何我们要试一试。因为怕陪审员为他们开脱就让这些罪犯逍遥法外，是不应该的。我得把他们抓起来。我向你保证我会想尽办法对付他们。”

　　我不需要这种保证。我怀疑一大批官员，不过因为我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拘捕令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人之有罪，我是丝毫不怀疑的。

　　我的行动从来不能保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我几乎天天跑去找警察局长。那两个要受到拘捕的官员手下有几个多少还有点办法的暗探，他们常常在我的事务所放哨，把我的行动报告给那两个官员。然而我应当承认，这两个官员太坏了，他们不可能有许多的暗探。要不是印度人和中国人帮助我，他们根本就不会被捕。

　　有一个人逃跑了。警察局长发了一张引渡的传票，又把他抓回德兰士瓦来。他们被审判了，虽然有充足的材料，而且陪审员也掌握了其中有一人逃跑的事实，但两个人却被宣判无罪开释。

　　我的确十分失望。警察局长也很难过。这使我对于干律师工作发生了厌恶的心情。在我看来，一个极为英明的人竟然变成一个令人憎恶的人，因为他为了掩盖罪恶竟可以舍弃本身的清白。

　　然而这两个官员的罪恶是这么明显，以致他们尽管被开释了，政府却无法收容他们。他们两人都被革职，而亚洲人事务部也就比较干净了，印度侨团多少有了一点保障。

　　这个事件抬高了我的声誉，我的业务也就更多了。侨团每个月花掉的几百英镑的冤枉钱，虽然不是全部，因此省下来了。完全不花这种钱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贪污的人还在伺机干他们那套勾当。然而现在正直的人已经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这些官员虽然这样坏，我要说句良心话，我对他们并无私怨。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明白，而当他们有困难前来找我的时候，我也帮助他们。他们有机会受雇于约翰内斯堡市政厅，只要我不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们的一个朋友为这件事跑来找我，我答应不加阻挠，他们因此受雇了。

　　我所持的这种态度使同我所往来的那些官员心安理得，而我虽然常常同他们的衙门打交道并应用一些强烈的言词，他们还是同我保持颇为友好的关系。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品行是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后来才知道这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必要的部分，而且是“非暴力”的一种属性。

　　人和行为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为是应该引起赞许的，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而做出此种行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总是因为他的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恶其罪而非恶其人”虽然是一个很容易被理解的观念，却很少有人做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怨恨的毒汁遍布世界的原因。

　　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我日益懂得，除非是以“非暴力”为基础，这种追求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抗拒和攻击一种制度是十分正当的，但是要抗拒和攻击这种制度的创立人，那就等于抗拒和攻击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都是同一个造物主的儿女，惟其如此，我们心中的神灵之力都是无穷无尽的。藐视一个普通的人也就是藐视那种神灵的力量，可见伤害的就不只那个人，同他一起被伤害的还有整个世界。

第十章　一次神圣的回忆和忏悔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使我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我同他们往来的经验说明我对他们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我可以说我的心不会作这种区别。我不敢说这是我天性中的一种特殊美德，而并不是我作过某种努力的结果；至于象“阿希莫杀”（非暴力）、“婆罗摩恰立亚”（节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断争取其实现的。

　　我在杜尔班执行律师业务时，事务所的职员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来说，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尔人。我不记得我除了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以外，还怎样待过他们。我把他们当自己家人一样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碍我这样做，我就会同她吵架。有一个职员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属于潘查摩种姓①。

　　　　①潘查摩（Panchama）在印度教社会中是从事铁工劳动的，被认为是极不干净的人――译注。

　　我们住的屋子是按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没有倒脏水的设备。因此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夜壶。这些夜壶不是由佣人或扫地的人倒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经同我们住熟了的职员当然会自己清洗这些东西，可是这个基督教徒是一个生客，我们有责任去整理他的寝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别人用的那些便壶，但是要她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便壶，似乎就超越了她的限度了，于是我们就闹开了。她不但不容许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她责骂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发红，当她拿着夜壶走下楼梯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下来的景象。然而我是一个残忍的仁慈丈夫，我自以为是她的教师，出于盲目的爱而折磨她。

　　我看她光是倒夜壶心里还不满意，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纵声说道：“在我屋里我受不了这种无聊的样子！”

　　这话象箭一样的伤害了她。

　　她顶回来说：“你自己管家吧，让我走。”

　　我火了，怜悯之情烟消云散了。我抓住她的手，把这个无助的女人拖到梯子对面的大门口，想去开门好把她推出去。眼泪象潮水一样在她的脸上奔流，她嚷开了：“你不害臊吗？你忘了你自己了吗？我上哪儿去？我没有父母亲戚可以投靠。作为你的妻子，你以为我就应该叫你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爷分上，你自己检点一些，把门关上吧，免得别人看见了不象话！”

　　我还是装作不买账的样子，但是确实感到惭愧，就把大门关上了。要说我的妻子离不开我，其实我也少不了她。我们不晓得打过多少次架了，但是结果总是相安无事。作妻子的，因为具有无比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我多少可以用超然之情来叙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属于我曾经幸福地经历过的那个时期的事情。我不再是一个盲目的、迷恋的丈夫了，不再是妻子的教师了。如果她愿意，嘉斯杜白今天还可以对我不客气，正如我从前常常对待她那样。我们都是经过考验的朋友，谁也不再把对方看作是发泄情欲的对象。当我害病的时候，她一直是个忠心的看护，她侍候我，没有任何求报答的念头。

　　我所说的这件事发生于1898年，当时我还没有“节欲”的思想。那时我还以为妻子是丈夫的发泄情欲的对象，是生来听命于丈夫的，还不懂得她是一个助手、同志和分担丈夫的欢乐与悲愁的人。

　　这种思想一直到1900年才发生剧烈的变化，到1906年才有了具体的形态，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再谈，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渐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便变得越来越平静、甜美和幸福了。

　　听我这样说的人，可不要以为我们是一对理想的夫妻，或者以为我们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嘉斯杜白自己也许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思想。时至今日我有许多做法大概还是她所不赞成的。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事情，我看这种讨论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既未受过父母的教育，在我应当帮助她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我的教导。然而她赋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妇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她总认为遵循我的步伐是应该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节制的生活的时候，从未加以阻挠。所以我们之间在文化程度上虽然有很大差别，我还是一直感到我们的生活是美满、幸福和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