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从糜烂数里说起 -- 暴笑痴

过完元宵节，上西西河逛逛，意外地看见居然又在吵窃明，吵袁崇焕。

不意外的是，又看到有人在嘲笑“糜烂数里”，以此批判对于宁远之役的正面记载。对于这个问题，我正好做过一点功夫，认为这个“数里”其实是“数重”的传抄之讹（全文附后）：

不过我想，更重要的倒不是这个荒诞细节的来源，而是另一个更大些的问题：是否能以这些荒诞描写来证否史料的可靠性？在网上不少地方，都有人以这种理由否认一些史料的价值——比如本版就有人这么说：

我以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在古代，神话和历史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楚，无论是中国的司马迁或者是欧洲的希罗多德，他们的记载当中都存在大量明显的神话成分——希腊罗马和印度的“史诗”或者犹太人的“圣经”那种神话远远多于历史的记述就更不用提了。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假如认为凡是出现这种荒诞细节描写就说明史料的作者缺乏认真的态度或者缺乏辨别的能力或者是立场大有问题，因此整本史料都应该丢进垃圾堆的话，这样一来， 剩下能供阅读分析的史料会变得寥寥无几了——比如赫然记录有瘟神显圣和黑龙助阵的《东江塘报疏抄》之类显然也要淘汰。于是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会变成一片空白，其中点缀着少许“可靠”的记录——由于缺乏参照，这些记录是否真正可靠显然是一件难以确定的事情。这无疑是为对历史进行任意解释敞开了大门。

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而言，一部著作的部分记述不可靠，并不天然就等于其全部记述都不可靠，而只能说这些记述的存在令其可信度降低了。当然，如果多次出现明显的错误，令可信度降低到一定的程度，那么该史料的可信度会下降到很低的程度，直到被摒弃到史料的范畴之外而归于文学。但即使是文学作品，其中仍然往往保持着许多间接反映的历史可供取鉴——只是其难度往往较高了。

这些很浅显的东西，原本是用不着说的才对。然而这两年偏偏多次见到类似的说法。或许是因为争论进行起来以后，参与者的情绪常常越来越激动，使用这种简单的诡辩来嘲笑对手的资料也就成为一种顺手而且舒心的事情了？无论如何，这种粗暴地片面贬斥史料的做法，窃以为还是少点的好。

　 在我看来，翻故纸堆的乐趣，泰半在于发现一些小小的前人或者之前的自己完全意想不到的发现——尽管这些发现常常并无多少价值。

　　今天就又有这么一个发现。本来这里打算写的几则古代女性死亡故事的读后感，索性把那些再组织一下作为第二楼：P

　　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写另外一则关于某几个死者其中之一的东西，翻到了出现了他名字的某本古代小说。找到跟此人有关的段落之后顺手前后翻翻，然后看到了一段惊人的描述：

　　"袁道见他屯扎不去，竟将车子装着西洋大铳，载出西门，向奴酋寨中打发。此铳势能及三十余里远，才一声响，把他一个寨子打得踪影也没，这番连众鞑子已心里慌张，还敢虚声攻城？竟自乘夜拔寨，尽行渡河。"——一个寨子“踪影也沒”，射程“三十余里”，这宁远大炮的威力忒惊人了点。

　　显然，这不是真的，而是文人的吹嘘……这本书叫做——《辽海丹忠录》。一本吹嘘毛文龙事迹，为之鸣冤的小说。

　　由此不由得想起了前些时很多袁黑Or窃明粉嘲笑说讲袁崇焕事迹的文章当中常出现的一个描述，说炮火“糜烂数里”——引用的袁蜜似乎并没有费心想一下，这在物理上是否可能。但是从《辽海丹忠录》这种显然是袁黑毛蜜作者创作的小说里面也出现此类描写来看，以为这种说法完全是明代袁蜜以文人习气为之吹嘘的看法，是否并不那么可靠呢？抱着这种想法，我开始试图寻找这个说法的来源。

　　网上引用的这种说法多半来自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是以为袁崇焕形同汉奸的，但是同时对宁远之役则高度评价：可见古人也未见得就以为坏人要全盘漆黑，这点倒比现在网上一些争论者强了——当然，也可以以阴谋史观把这看成是他故意黑袁……

不过细看起来，这个说法也并非是他的原创，他只是引用略早的文人笔记《颂天胪笔》（作者金日升——看起来像是金日正的兄弟？）对此的描写：（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这周而不停，也就是“循环”。不是一起发射而是循环发射，能比较长时间地保持火力，是古代火器常用的战法。著名的织田家的“三段击”，不那么著名的沐家的“四段击”都属于此类，不过他们这么干，都是用的火枪。那么这个“循环”发炮的说法，有更早的来源么？

　　 在研究明末中国大炮达人孙元化的一篇论文里面我发现，明末某炮术师的墓志铭（黄XX还是孙元化的？这个我没能查到）当中有这么一段：“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數重”。只要把“杀其贵人”——据其他记载来看，这个贵人的身份多半被称为“火狐狸”，这四个字去掉，我们就得到了金日升的描述：“从城上击”是金加上的炮击位置；循环飞击——>周而不停 每发——>每炮所中 “糜烂数”三个字不变。唯一重大的变化就是：“重”到了金日升那里丢掉了上面的“千”变成了“里”。

　　到此我觉得，这个糜烂数里的来源算是清楚了：金日升从墓志或者其他地方看到了“糜烂數重”这个说法，不能理解——实心弹由于中地弹跳或者击中目标后的偏转或者由于目标过于密集一次伤害多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但是金日升是个沒有上过战场的江南文人，对军事细节并无了解。糟糕的是他并没有向作者或者老兵寻求解释，而是擅自以为“重”应该是“里”——很可能他还以为这个是前人在吹牛“千里”，觉得自己去掉了“千”是在去虚饰夸大之语呢。而计六奇这个江南穷书生估计是沒看到原文，不假思索地从金日升那里照抄来了错误的说法……从此流毒后世了。

　　有趣的是，在写这段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早就有人知道“每发糜烂數重“这个说法，但是偏偏没有人把这个數重和數里连起来看。其实，这种传抄转写的错误，还有个更有名的例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字真言”。这个有专人考证过，我以前也写过帖子，这里就不多说了。

　　结论：用现代网络的术语说，看人ZT的时候，原文是不是这样的，实在要自己小心啊……

逻辑是一点，能够和其他资料相互验证也是一点。

那时与人辩论，本意指出直接按古文原文理解有误，请您不要过分解读，本人不喜欢标新立异，也没兴趣为什么人翻案。

因为想留下自己的心迹，所以很多谈话辩论不打算回头修改。给您理解造成困惑，见谅。

楼主的考证很好。这里补充一个推理：

中国古代的书写习惯一般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直排的。“重”字上下拆开就是“千里”二字。如果手稿上写得稍微潦草，或者在翻刻过程中刻得不对，后来的编辑者看到这个字可能会以为是“糜烂数千里”。这自然更不可能。于是就把“千”字去掉，成了“糜烂数里”罢了。

如果是横排就没这个可能了。咔咔。我认为这么看错的人多半就是金书生自己。当然也不能排除他没看错的可能——不过那样的话就得后来所有传抄或者刻印他笔记的人都犯一样的错误，所以觉得还是他本人就看错的可能大。

其实明朝当时人看来，袁崇焕只是诸多有争议的将领“之一”而已。所以他们很合理的没有像现代人那样按照挺袁反袁泾渭分明。

到了清朝修明史，又爆出了那个“反间计”的重磅炸弹，最后在列传里来个一锤定音的“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这才让后人有了集中火力的目标。

不过，我对明史虽然颇多腹诽，却同意他这里的结论，也部分是由于明史里那之前一句：“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至少这里明史没有袁黑也没有毛黑。所以我前日才会反复说，袁崇焕是“罪证确凿 ＋ 死得冤枉”。

明朝对后金屡战屡败的原因，其实上上下下都清楚，无非就是人事上互相掣肘导致战略上的飘忽不定，袁崇焕以前历任督师都试图改变这一点，他是唯一接近成功的，因此他的结局也就格外的惨。

不是说袁崇焕是象李牧那样罕见的栋梁，明朝当时不是没有才干能和袁崇焕相比，甚至超过袁崇焕的人才，但袁的下场使得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人事问题了，边事自然也就顺着原先的道路彻底败坏下去了。

使数里（几里）（之外）的（敌人）收到伤害（糜烂）？也即是说这个大炮的射程是数里？这为何被嘲笑，火炮几里的射程很夸张吗？

其实文学作品这么形容也不为过。

类似败敌吧。

以前写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搬过来凑个数

通常一本完整的史书里，会有叙事、描写、汇录、评判等多种性质的史料共存。

叙事，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在某地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原因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这种史料的可信性比较强，如果没有相反的记载或者明显不符合科学常识之处，这样的史料应该采信。

描写，是指史官在叙事过程中加入一些文学化的手法，比如说某人对敌时“怒发冲冠，目眦欲裂”等，这样会增强史书的可读性，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描写往往带有史官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色彩，所以也容易误导、灌输读者。总的来说，这部分东西的史料价值不如简洁叙事。

汇录，就是指史书里那些志、表之类的干巴巴的资料。如果没有反证，一般应默认这些东西是真实可信的。

评判，是史官记下来别人说过的、或者自己原创的议论性文字。这些文字有些比较明显，比如各人传记后面的“史臣赞曰”，通鉴里的“臣光曰”等等，有些则不太好找，是跟叙事、描写的文字掺杂在一起的，需要仔细查辩。

举个例子，《隋书·本纪四》里描写杨广的一段文字“故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求其无形之罪，加以刎颈之诛。”——这一段里，“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算是有具体事例支持的叙述性文字，但“或恶其直道，或忿其正议，求其无形之罪”就带有很浓重的“评判”味道了，特别是这四人中的“李金才”即李浑，按照他在隋书中的本传记载，被杀的原因跟“直道正议”都不太沾边，张衡的死因也同样可疑……所以这几句“诛心之论”，很疑似是故意给杨广泼脏水

对于偶们现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史书里没有具体事例支持的纯评判性文字，只具有参考价值。它们反映的是当时那个时代、那一群文人、甚至写这段文字的史官本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和观点。由于世界观价值观在不断变迁，我们和古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所以很多史论评判我们都应该是抱着“能理解，不赞同”的态度来看。直接搬古代史官的评判性文字来当论据，没有具体事例的支持，说服力是不强的。

（话说这个楼的主帖为啥禁止俺送花呢？回帖倒是可以送，好怪。。。。）

也该加上点前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