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译作】中国民工速写 -- 笑不拾

居然今天才看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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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红霞，三十一岁，湖南邵阳人

肖红霞十七岁的时候在一家生产像框的工厂里做工。那时，她每次做完班，都能从脸上撕下厚厚一层呛人的粉尘“面膜”。肖红霞当时觉得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非得肺病不可。所以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她就跳槽到了一家做电子产品的厂子。车间的空气质量是好多了，不过她得每天十小时的盯着显微镜，而且通常连着几个星期没有休息。“我知道这样是干不行的，但是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慢慢的开始学习，提高自己。”她学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最后终于可以不用在生产线上干了。现在，三十一岁的肖红霞是一个主管，而且，她每星期可以休息一天了。

[译后记：]

这篇翻译习作，是为了响应西河”多发原创“的号召，而走的一条“捷径”。平时积累太少，文笔又上不得台面，说不得，只好沾《时代》杂志的光了。

当我在《时代》杂志看到这篇”风云人物介绍“的时候，最打动我的，是这些年青工人们的照片。简单的黑白照，每个都着工装，以本色面对。他（她）们有的温和，有的阳光，有的略现沉郁，有的稍露张狂。从这些照片，我真正体会到在中国近年来引以为傲的经济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青年同胞。

由此我想起，在国内的亲人，师长，同学，朋友。他们每个人，每天无不是在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做人。六十年前有位年轻的记者，曾在冰天雪地里，和同样年轻的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出生入死。他受到感动，愤笔疾书，”最可爱的人“，由此传遍祖国大地。在这个奋发图强的新时代，谁最当得起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由此我还想到，这些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最可爱的人“，当他们之中有的青年，因为环境的压力，和个人一时的迷茫，而选择从楼顶一跃而下的时候；当他们团结起来，为了每月多加区区几百块的工钱，而稍作抗争的时候；我们这些自谓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难道不是昭然若揭的麽？有些答案，并不需要旁引博政，大棋纵横；有些答案，应该是直指人心的。

“已欲达，而达人；几所不欲，勿施与人”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爱心泛滥，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唯一靠得住的，只有和你一样的普通个人的同情之心。所谓人性，仅此而已。

cadgn, 一零年，八月八日，于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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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斌（音），二十岁，四川成都人

通常在外的民工总是想着回家，曹斌倒庆幸自己走了出来。两年前他离开了家乡，四川省成都市，就一直没回过。成都是中国最写意的地方之一，但是曹斌觉得那个城市有点没劲。“那个地方太懒洋洋罗，”他说。“我想去个节奏快一下下的地方。”他找到了这个火热的地方。深圳市，自一九八零年到二零零六年，保持着百分之二十六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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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群霞（音），二十一岁，湖南省人

像中国其他上千万的年轻女子一样，彭群霞从内地的家乡到沿海的制造业中心找工作。当比她早来了十年的前辈同事们，告诉群霞她们当年折磨和奉献的苦事时，她却觉得她现在的经历舒服和有意思多了。她离开家的时候，才十七岁，是跟着姐姐来的。“我们那儿吧，好多人都出来打工。”她说。“我那时年级小，觉得出来到这儿会很好玩。”到现在，还真的是很有劲的。工作是挺辛苦的---她工作六天一星期，周日休息---但是比起前辈同事们当时的苦干要好多了。“我有时会觉得累，但是没关系，”，她说。“还有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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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英（音），三十四岁，湖南邵阳人

在十六的时候，李春英就开始在一家生产玩具的工厂作工了。她现在的工作是深圳光科的生产线主管。她平时向往的事，是在休假日和朋友们一起去逛街血拼，去家乡风味的湖南馆子撮饭。“我什么时候最快乐？这倒不好说。有很多时候我都很快乐的。”她告诉我。但是，她也是真的很想念家乡。假使她肯定她能找到工作，李春英是会和丈夫和两个女儿一起搬回故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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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晓源（音），二十六岁，广东梅州人

丘晓源七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母亲把她和她弟弟托给了一个舅舅养。“他也有自己的一大家子要养，”丘晓源说，“所以我俩过得挺苦的”。十六岁时，她就离开了老家梅州去了飞速发展中的深圳。丘晓源现在干主管的工作，但是她不想一直在制造业发展。她的丈夫，也是一位民工。她的女儿，今年三岁，在江西省由爷爷奶奶照看着。丘晓源想着挣够了钱，开个小店，这样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哪么工厂的工作呢？“这个你不能干一辈子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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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翻译一下，然后再人工调整。好像比完全自己翻译用词要准确一些，但“雅”这个字就做不到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