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答fride—简评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一文 -- 烤面包的胖大叔

这篇文章不长，大概七千字左右。在文章的引论部分，作者概括了新生活运动的多重意义和目标：

作者做此文的意图是考察其最后一重目标。这与该文所被收录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的宗旨相一致。

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分析了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作者认为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是“明耻教战”，而新生活运动思想体系的内核是“礼义廉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新生活运动并未囿于“复古论”的习见，而是更多的阐述了蒋介石对于西方的学习。总体来看，作者是将“新生活运动”描述为某种“中体西用”的形态。在文中作者特别指出，“对蒋而言，虽然西方的生活方式值得效法，但其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体系并未进入蒋的视野范围内。”

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新生活运动自产生至消亡的大致历程。我读了一下，总体感觉，过于简略。

文章的第三部分，作者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评价，从文章切入的角度来看，作者总体认为“新运”是流于形式，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况来说，未能达到原来的目的。在引述运动的发起人蒋介石的言论也说明“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在进一步分析中，作者认为社会运动虽然不能望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社会生活的变化也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但是面对当时的形势，期望用社会运动的方式催化社会思想，民族精神的变化也有其逻辑上的合理性。

在该文中，作者认为新生活运动的失败在于国民党的动员能力和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都没有给运动提供最起码的基础。而蒋介石本人在应对国民党政治组织里的欠缺和政治过度介入对运动社会性的侵害上显得自相矛盾，导致“新运”徘徊于政治与社会之间，实际两头都无法落实。作者最后引述主管新运十余年的黄仁霖的言论做为结尾，在回忆录中，黄仁霖承认自己始终未能搞清楚，究竟着一个运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团组织。作者感慨延续十几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竟然无法清晰自己的定位，说起来有些荒唐，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正是国民党在现代中国处境的一个缩影吗？

草草读完，我对该文有几处疑问，首先，该文是被收录在《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无论从何种角度研究“新运”，解读其和抗战的关系，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该文就“新运”在抗战中的表现，不过寥寥数百字，作者对抗战中“新运”的基本定位是：“新生活运动已经无法彰显其革新社会的意义，作为一个战时的服务性机构，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和一般战争服务组织也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不免让读者产生疑惑，既然如此，作者为何选取“新生活运动”来切入战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去呢？再考虑到作者本人是该书的编者之一，这个……

其次，是作者评价部分提到国民党政治组织的欠缺在前文并未交代，忽然提出，显得很突兀。同时对“新生活运动”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及运作描述的过于简略，就我个人看来，无法形成对论点的有力支撑。

第三，文章切入角度是社会思想方面，但是在思想环节只是保持述而不作的写作态度，并未进行剖析，没有深入分析“新生活运动”思想体系内在的矛盾。我在阅读此文之前，找出黄的另外两篇文章“蒋介石与朱、王二学”及“力行哲学的思想脉络”，对比阅读之下，我发现黄在讲述思想上，态度很谨慎，总体上是述而不做，个别评议如认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缺乏深厚的精神基础和广博的视野，在理论上无法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判断有失片面，开出的药方也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忽视真理求知活动，鼓吹盲动盲行的作法从长远看，对其统治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害无益。”但基本上都是点到即止。就我个人以为，就文章写作而言，或许和作者在这方面学养准备不足有一定关系。这与黄的新著“张力与限界”一书由社会学入史的挥洒自如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

行文至此，再说些题外话，近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进展对中国的历史写作影响颇深，今年我读的两本书黄的“张力与限界”与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正好是西方最具影响的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理论，在中国现代史的写作实践。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两书都做出了精彩的演绎。然而这样的二分理论模式正在遭遇反思，史学理论正在呼唤范式变迁的革命。理论争论非常激烈，如卡夫雷拉所谓“人们始终是通过某种话语性的社会想象的积极中介过程，来体验其社会世界，或与该世界结成蕴涵意义的关系的。这种社会想象赋予社会实在以意义。将历史性的存在授予利益与认同，并引发蕴涵意义的行动，引导它，赋予它人们心中的感受”。这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西方史学理论学者试图沟通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理论努力。我个人很希望能看到具体的历史写作实践。然而我更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能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开出中国对于历史的想象与理解的崭新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