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答fride—简评黄“新生活运动的一个侧面”一文 -- 烤面包的胖大叔

但是论及思想史或者文化史就不够了。至于新生活运动就其指导思想是如何论证其自身，至少我从老兄的文章中没有看出来。其实如果涉及思想史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某种思想或者意识形态进行解剖式手术，将其所包含的思想源流分析出来，并审查这样一些源流是否得到了有效整合，这种整合是否包含了一些明确的矛盾和悖谬之处。看来黄似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其实这是讨论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前提。至少得搞清楚“思想”是什么，才能谈思想如何影响社会，进而社会又如何反过来作用思想。

关于老兄所提几点疑问，其实考虑到当下学术生产的基本方式及其利益取向是不难理解的。学者们拿到了一些项目资助，如果是有关一个比较宏大的课题背景，那么切入问题的角度很可能会受到成果驱动的影响，使得很多作者在缺乏把握相应题材能力并进而没有选好合适切入问题角度的情况下，勉强把握一些题材，至少使得这个研究项目获得体系上的完整性。所以大致就黄的立场而言，作为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在谈及文化史的同时如果不涉及“新生活运动”这个比较显眼的内容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其本人可能尚未做好把握这个题材的准备，所以草草写就，至少算是做个交代。

关于最后一部分讨论一些史学或者甚至可以说整个人文科学的范式转换问题。这方面我自认还是有一些发言权，至少就分析哲学传统以及现象学—解释学传统，我都还有一定的阅读经验。我的结论其实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更多是新造名词的忽悠，本质上表现了西方思想利用对语言的研究来回避困难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一种表现。不过借着对语言研究似乎可以规避形而上学的讨论实际就是自欺欺人。所谓引领了语言学转向的维特根斯坦在Tractatus中的开头的两句话。

1.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1.1Die Welt ist die Gesamtheit der Tatsachen, nicht der Dinge.

1 The world is all that is the case.

1.1 The world is the totality of facts, not of things.

这个开头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立场的宣言，本质上和西方传统中把世界看作所有beings的整体并无差别。何以成语言学转向的呢？那是因为在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分析了一种同构关系，以这种同构关系为前提，研究语言才变成了研究世界。正是因为如此研究哲学变成了研究语言才成了金科玉律，但是分析哲学家们早忘了他们搞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本质上早就被人家奠定了。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或者《形而上学》中，对范畴的分析本质上和维氏的方法没有根本差别。后来如W.D. Ross这样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学牛人也推动了分析哲学的某些发展，搞分析哲学的不少人还都从亚里士多德这里吸取遗产，然后20世纪60年代在伦理学领域结成了一朵奇葩，安斯康母写了一篇文章为后来的德性论伦理学的复兴作了奠基，而麦金太尔则是这一学派的当代明星。

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中所谓语言学转向的例子也有的是。例如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或者“诗意地说”、“诗意地思”也被视作语言学转向的，但是本质上比维氏早期要放肆许多。至少维氏说“不可说的神秘”不可说，但是海则非要“说不可说之神秘”方可。就是跳大神的干活。

所以建议老兄对这类“转向”和“范式转换”保持200%的警惕。如果回到社会史或者政治史经济史方法论的层次，我认为其元科学按照西方的传统仍然应该是政治哲学或者法哲学。至于现象学解释学传统的影响，其实根自经过胡塞尔对时间意识和发生现象学的阐发与本来已有的圣经解释学传统的融合产生了一种有关历史的“新”看法。胡塞尔本人认为意向活动必然是一种时间意识，其本质结构在于自我极是各种意识功能的综合，而对象极则是在时间意识中被主题化或者被注意力凸现的内容及其作为其背景未被主题化的内容整体所构成的视域。而通过习惯（Habitus）这样一种功能，使得过去的某个当下行为可以被当下化，成为知识或者一种行为模式不断重复。胡塞尔认为那个当下的原本意识是一切知识的最终来源。这点实际上伽达默尔是不同意的。不过胡塞尔所开创出来的就是对意识的分析把意识把握为视域的不断“前驱”，这个倒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当中得到明确继承的。

说了这么一通废话现象学烦琐哲学，其实如果粗略一点就是通过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分析，西方人重新阐释和发现了过去—现代—未来的一种模式。

当然史学家往往不怎么读现象学的，所以用“转向”、“范式转换”更多只是口号忽悠和学术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