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转）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 包子1971

─《毛泽东思想论稿》台湾版序言

杨伟中

毛泽东，这个在过去高压时代完全属于禁忌的名字，在台湾社会有着奇特的影响力。在昨天，他还是万恶的匪酋，是「杀朱拔毛」的对象，在今天，却是传记、野史、谋略等各种书籍讨论的主题。毛泽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左翼运动的范围，不管左派、右派都谈论他的事功，演绎他的言论，感染他的魅力，和毛有关的各种物品也往往成了贩卖的商品。不过毛的思想与功业真正发生深远影响力的还是在台湾的左翼圈子。

台湾的左翼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后历经日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清洗，左翼思想连扎根都难，遑论进行真正深刻的路线与理论的辩论，进行运动方向的澄清，同时获致一定的发展。尤其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有心人往往只能从匪党批判之类的书籍摸索左翼思想，或者透过极有限的管道取得外来思潮，其中邻近的中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反对国民党的人当然有可能向成功击败国民党的人取经，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当然要向号称已消灭资本主义的中共学习，怀抱中国统一富强希望的人当然有可能崇敬那个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就这样浸润了台湾左翼人士的头脑。值得深究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了台湾左翼运动，产生了哪些正面、负面的作用？

中共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台湾左翼运动

台湾的许多左翼人士是从中共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官方诠释的马列主义、它的革命道路和路线争论都影响着台湾的左翼运动。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日本和中国强大的影响，台湾共产党更是在日共和中共的哺育下成长的，但是直到1930年代初被日本统治者镇压时，「毛泽东思想」还未正式成型，还谈不到对台湾左翼运动的影响感染。1945年以后就大大不同了，二次大战后复兴的左翼运动直接受到中共影响，而当时毛已经确立了对中共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权，随着国民党专制腐败的加深、中国第三次革命（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的进展，许多理想青年被中共和毛思想所吸引。

在白色恐怖时代，毛和中共的影响仍是不绝如缕。著名作家陈映真便说「在一九六八年，我怀着这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到了1970年代，保钓运动可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引入了新思潮，打开了青年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视野，这个运动据陈映真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陈映真更将运动的思想渊源至少部分联系到大陆的文革：「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是政治转型、社运蜂起的时刻，左翼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的书籍在较大的范围内流传以至公开贩售，斯诺描写毛传奇的《西行漫记》被翻印了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等在私底下影印流传、大陆援引马恩列斯毛语录的理论、历史作品遭盗版出售，只是语录往往被删节或是名字被「毛润之」甚或「M」代替，流亡海外、旅居海外的左翼人士不是回台就是扩大与台湾内部的接触，笔者也是在此时接触到了毛的著作与思想。在运动圈，毛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成为读书会的文本，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信仰，虽然他们或有不同的诠释，毛的策略成了学习对象，毛本身为许多人所崇拜。

那么，台湾左翼运动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儿继承了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是个复杂的东西，诚如本书作者所说，毛是经验先行，没有一贯理论战略为指导的革命家，所以其思想的混杂、矛盾与多变是可以想见的。有人理解的毛思想是「新民主主义」、「两阶段革命」那套，有人欣赏的毛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那套，大家都可以是毛派，但是对现实路线却会有不同选择，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不同看法，「昨天的毛泽东」和「今天的毛泽东」也会彼此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左翼运动（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的贫瘠，各种公开讨论左翼路线与思想的文献很少，我们只能做极初步的分析。

一党专政的官僚思想对左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影响深远的是毛泽东从斯大林主义学来、并且发扬光大的一党专政、党国一体，工人阶级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而共产党则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整套政治体制和领袖崇拜的作风。在台湾，不管保守、进步，几乎人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一党专政、党国不分。无产阶级专政被等同于少数党国精英的专政，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通过最广泛的民主而实行的专政。所谓民主集中制也被认为是权力极端集中、由领袖或少数党高干独裁的政党体制。许多左派也接受了这样一种可称作是「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于是自然??弃了马克思主义原本那种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贯彻平等及民主精神，要由下而上的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人把个人自由、基本人权、多党制、普选、司法独立等看成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加以彻底的排斥，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割裂了开来。也因此，很难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总结苏联、中国等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也很难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建立真正的民主。由于许多左派抱持这样一套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当然难以吸引有批判思想和反叛精神的人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

一定会有人反驳说，你错了，那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可是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走「群众路线」、要「为人民服务」。的确，毛有许多提醒党要看重群众、干部要谦虚、党员要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看似发扬民主的言论，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究竟是否是官僚社会主义，也实非本文所能深论，这里只想指出，不管他如何强调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可未忘了要求人民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要成为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毛如何强调群众路线，都未忘了坚持党的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不管宣称要如何健全党内民主，都别忘了党员只有学习上级文件、体会领导旨意的份，真正的由下而上、公开广泛的路线辩论与民主讨论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文革时，毛的口径有了相当变化，并不一般地说要服从党，不说要当驯服工具，不要求一般地服从上级，而是说造反有理、要大批判、打倒当权派、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主席、捍卫革命司令部等。但无论在人民中还是在党内，毛都不容许有公开反对他自己的声音；在文革这场假民主运动中，个人专制尤其发挥到极致。

「党外无党」还有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认为一个阶级只能由一个党来代表，这意味着共产党要把一切其它工人阶级流派（包括托派）一律视为阶级敌人，除之而后快。但是工人运动需要自由讨论和自由结社，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消灭这些自由，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而且，在消灭了其它党派之后，不等于消灭了这些党派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的各种成分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在共产党内部重新出现，造成各种党内派别的基础。这时，如果承认党内有派别的自由，就也要承认，如果分歧太严重他们就有另立新党的自由。这样就等于否定斯大林主义的一党制。反之，如果仍然坚持一党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永远具体体现在某个组织或党领袖身上，那么，早晚就要连党内民主也要消灭，全部权力集中在党的领袖手上。既然世上并没有所谓永不犯错的领袖，领袖专权就等于消灭了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党一错再错，最后错到葬送「社会主义阵营」为止。

文革并未使劳动群众真正获得解放

除了一党专政外，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右派惧怕群众运动和革命，所以往往因此认为文革是天大的罪恶，许多左派则被文革的打倒官僚走资派、医疗卫生和教育革命、大民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度等号召所感动，因而走上左翼之路，台湾也不例外，许多左派朋友把文革的口号当作是社会主义的美好图像来追求，至少也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践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这本文无法全面讨论文革功过，不过这里摘录被认为是亲毛派的美国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文革的论断，提供读者参考：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响亮地宣布群众民主的原则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相信了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隶属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和官僚压迫的斗争，但运动不久就处于中国军队的支配之下，而军队是国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等级最森严的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的影响，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和围绕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而表演的种种原始仪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苏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场动乱最终仅仅是使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破坏了人民共和国既存的脆弱的社会主义基础。（四川人民出版社，390-391页）

迈斯纳认为文革前后工厂里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没有两样，「工人和干部的等级制度依然保持不变」，「对工厂的控制权最终掌握在党委和厂长手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没有产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会使劳动群众获得生产资料的控制，并最终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使劳动群众自身获得社会经济上的解放，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如果我们仅仅从炫丽的革命词藻，从官方删改公布后的文献来认识毛，如果不结合毛的「言」和中共及毛本人的「行」来全面考察，我们是无法充分认识与全面评价毛思想的，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共的成与败！

许多台湾左翼朋友是从毛泽东打垮国民党政权的雄韬伟略中认识毛、信服毛的，毛的战略策略自然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对象。王凡西先生在本书中认为毛泽东是灵活的、高超的策略家，却不是坚定而有一贯思想的战略家，他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中偏重实践、在原则和权术中强调权术，由此获得了许多成功，却也导致许多错误与失败，甚至影响群众觉悟的提高。毛思想的这种特质其实也深刻的感染台湾的左翼运动。轻理论重实际、轻原则重策略其实正是台湾左翼的特点，甚至走了比毛泽东还远的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我们往往??弃了马克思主义的ABC。阶级运动还没搞几年，也没认真检讨原因，就急急忙忙宣告工人阶级不治，「策略地」转进其它领域。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还没建立、没建设好，就急急忙忙策略地打入民进党、拼凑第三势力、或是一头热的搞搞政客学阀工棍的统战工作。基本理论其实还没娴熟，还没能用来掌握现实，就急急忙忙宣称理论没大用，是知识分子的头脑体操，还是埋头苦干比较实际。结果是，实际工作搞了很多年，策略用了许许多多，群众的觉悟还是不高，组织还是没大发展，不是只好搬出更多的策略，埋头作更多的实际工作，就是昭告天下此路不通，彻底转向了。台湾左翼运动不振的病因很多，毛思想在这里起的作用还值得深入挖掘、深入讨论。

以深刻自我反省促使左翼运动再生

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的面向，如他的文艺观和文艺政策，又如它对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看法，也影响许多左翼对台湾社会与台湾革命的见解。毛虽然自许国际主义者，号召世界革命，不过诚如王凡西先生所论断，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仍应归入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列，毛泽东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如何影响台湾左翼也值得探讨。我们再版王凡西先生的这本旧着，就是鉴于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希望能让中共官方（以前和现在）以外的观点，尤其是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的评论为读者所参考，促进对社会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更深入、更严肃的讨论。我们当然不认为本书已经提供了完整无误而全面的解答，但一定是值得重视的见解。

台湾左翼运动先是遭遇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长期反共教育，等到八十年代末政治开放，左翼思潮有机会重新公开传播时，却面临了苏联东欧的瓦解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以及市场至上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盛极一时。十几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省资本主义，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和其它思潮，希望找到人类社会的出路。在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澄清，对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掌握以及社会变革路线的拟定是相当迫切的任务。而贫弱的台湾左翼运动要在种种困境中成长，也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再出发，本书的在台出版，便是为了这样的任务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本书作者王凡西先生和郑超麟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长年流亡海外，一位长期被中共监禁，但都长期坚持理想、坚持写作。笔者是在涉猎中国现代史时偶然得知了两位前辈的事迹，拜读了两位的回忆录，不但补充、订正了自己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不足与错误，更深深被两位的坚持与奋斗所感动，他们其它着译的作品也是我摸索马克思主义时的重要参考。几年前，从深圳飞往上海准备拜访郑超麟先生，却在飞机上看到报纸刊登郑前辈过世的噩耗，今年初也是在准备前往英国探望王凡西前辈时，得知了他过世的消息，这真是两件大憾事。在台湾协助出版王凡西先生的著作，同时坚持社会变革的志业，努力传播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也是作为晚辈的我们所唯一能用来纪念两位前辈的！

序言

本书取名「论稿」。顾名思义，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种章节分明、体裁划一、组织谨严、前后密切呼应、从任何角度说来都已经是完备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当本书有关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的四章以「三原」笔名先行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整部作品只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这样说既非自谦，亦非自负。它确是一种郑重与虚心的研究，但确实还只能说是企图吧了。所以然者，第一因为作者体力关系，疾病时常打断工作，一搁往往历数月或半年之久。因此，这本中等长度的书，自从1961年1月动手，直到1964年8月方才写完，前后耗时共三年有七个月。如此写法，要想作品在体制上如何统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倒叙述上绝无重出，那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因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难，参考书不易充分获得，以致有些问题或某些事实，不得不因此而撇开不谈，或暂不讨论。有此限制，当然会影响作品的全面性与完备性。

由于自己对作品的上述不满，稿子虽然写成将近十年，始终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出版可能。

去年秋，经友人怂恿，并得信达出版社协助，终于先将有关中苏冲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份稿子，以此总算和比较广大的读者结了缘。其结果，经出版者与销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预料之坏。这本小书似乎还能获得某些读者的欢迎。有些人看了该书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数章未曾付印，他们竟向出版人或经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尽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热心朋友，竟付款预定，俾助印刷所需。

这样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它让我体会到了一件事：一个作品，只要是郑重其事的，本着科学良心的，不怀有别种用心的，真想说些同时只想说些自己确认为真理的东西的，那末，纵然它在体裁上松些，结构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会有真心的读者欢喜，甚至还真会有人赏识。这个体会驱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独感，它让我知道了世间尚有同道在――决心将余稿全部付印了。

不过，这部稿子写成迄今，毕竟已经八年多了。是否应该根据八年多来新发生的史实，将全稿重新校订或补充一下呢？怀着这样的目的，我最近将全稿重读一遍，却发现这样做既无可能，亦非必要。无可能，因为一发动全身，牵涉太广，改不胜改；非必要，因为本书写作的最初计划就是学术性的，就是从问题的根本着眼的，八年来新的史实只能证实我们的基本论断，毋须乎用新的史实来修改我们对根本问题的看法。

因此，本书便完全照八年前写完时候的原样出版了。

从本书完稿到目前付印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有关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采表现之一。按理，「论稿」中应该为此添一专论，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关此事的评论。可是一因本书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已另有专文；文字太长，不便用作本书附录；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长注释，将使「论稿」更加庞杂，令人无法卒读，所以我都不曾这样做。(编者按?s鉴于文革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再版这部书的时候，已特别补充一个附录，即作者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

其实，我们虽然不特别讨论「文化大革命」，本书中所曾讨论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方面，尤其关于毛泽东在文艺、经济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经颇足以帮助读者们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说，只当人们弄清楚像我们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诸般特征之后，才能正确了解这个「大革命」，才能了解它发生的原因，它所采取的形式，它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它的趋向与它的全盘意义。

在这里，我们自然不能具体说明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过抽象地，我们却立即可以指出来：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时而相辅相成，时而此长彼消，它们交互错综着，迭为雄长地，像幽灵一般飘荡在整个运动之上，或者像灵魂一般作用于全部运动之中。试想想，如果不是想实行「一国共产主义」，如何能在国内造成如此深刻与众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经济的浪漫主义」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长达三年的「特大灾害」？如果没有造成这些灾害性的错误，党领导又怎能落入「走资派」之手？失权之后，如果没有敢作敢为、乾坤一掷的气概，谁又能做出如此规模的「革命大彩排」？等到「彩排」变成正戏，「钦定造反」有转变为真正革命之势的时候，始则用枪杆子「平乱」，继而以党的名义制军，如此经营，如果不是策略圣手，权术大师，又怎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同时，如果不是斥原则为教条，以理论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这样忽左忽右，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当然，我们绝不以为「文化大革命」乃「毛泽东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为「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便可解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们决不会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唯心主义的，是「英雄史观」；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共通之点。个人，无论多么重要与伟大的个人，其作用绝是有限的。对于一般的中国革命，或对于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无疑都起过作用，都发生了影响，都留下了记印。但很显然，这些作用、影响和印记，纵然十分巨大深刻，却决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更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归根结蒂，客观的条件总决定着主观的意图。历史和社会的「形势」总强于任何伟大人物的计谋。因此，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谁要想拿毛泽东的性格和思想来说明其中的许多问题，无论解释其有利于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为害于革命的方面，都必须牢牢保住着一个限度，必须时时记住「存在决定思想」那个命题，必须时时懂得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特殊情形和关系，去观看毛泽东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见解的正确和谬误。只有站稳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反过来，正确地将某一或某些毛泽东思想去解释中国革命，特别是去解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与性质。

在全部「论稿」中，作者自信还能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立场，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帮助读者们拿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去了解过去，而且能凭以解释今日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事变。

稿子写成，曾经请不少朋友阅读过，他们大多给我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错误，或者纠正事实上的出入，亦在在看法上表示异见提出来与作者商酌的。凡此种种，都会有助于本书的写成，我谨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表示谢意。

1972年12月7日双山(王凡西)序

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史上发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他们正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发生着巨大影响?r将来，那个影响还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思想，值得人们之精详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提出来。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更掀起在全党全民之中。对于这样的任务和运动，我们该作怎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详研究，那末对于中共的这个研究运动是否赞同与拥护呢？

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大张旗鼓提倡着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运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应该是科学性的，而后者则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怀着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错误」的权威为目的，因而材料经过选择，甚至经过改窜，研究被纳入一定轨辙，讨论必须在「领导」之下，这样的研究学习，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们主张前一种研究，反对后一种研究。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确定历史的真相，能使人从事变的发展中得出规律，从而得出教训，并且能使这样的规律和教训，应用于其它国家中，特别是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使那些国家中的工农大众，也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盖在狭隘派别利益的宣传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复，使三十余年来有关中国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别是史大林与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获得公平的证验，并且据我们看来，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历史地位，反而会因此有所提高，不曾因之而降低。因为「始终正确」的「神」没有生命，而有错有对，特别是错得比人少对得比人多的「人」，却是有伟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实是毛泽东自己）所发动的那种思想研究，其目的显然不是要确立毛泽东这个人的整个内容及其成长过程，而是要把这个人变成神，要把一个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变成为无生命无血肉的神和神话。

中共不讳言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运动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他们没有把这个政治任务的真实内容说出来。他们不敢说这是要确立和巩固广大群众对于毛泽东的一尊的崇拜。这样一个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反动的。

我们反对以「造神」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却要做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不过着手做这样研究之时，我们却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处的环境却难于接触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数能够获致的材料，又都是经过化妆手术的，难于知道其中保存着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却碉有精选过的四册，而这些选出来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著者曾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见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说明），「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的补充和修改」（见一九五三年版「选集」的出版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技术性」的？「补充」了什么？作了怎样的「修改」？选集中完全不给标准，也根本不曾注明。因此，当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时候，我们就无法知道究竟那一些是事先预见，那一些是「过后方知」。不能确切知道这一些，就大大妨碍了我们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的」这些个守则，因此在我们书中的某些判断，有时祗能采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碉出选集而不出全集？据出版委员会的声明，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申革命文献的散失」，以致「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无疑是一个理由，但决不是主要理由。毛泽东不学列宁以及苏联其它领袖的样。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选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为是：实践重于理论、策略重于原则的毛泽东，前后文章中有的是矛盾和不一贯的地方，今日之我常与昨日之我为敌，同时过去当作手段而采取的许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卑恭词令、态度和立场，在今日胜利后看起来是太碍眼了，特别在年轻一辈革命者的眼中，这些文字会大大损害他们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为要建立「一贯正确」与「永远正确」的神话起见，这样的选择便被认作必要的了。

不用说，这种动机和办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为了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教育年轻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正确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确的事例（只要如实地指出其改变经过），却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呢。人不能从神的奇迹中获取经验，却能从人的事迹中学习教训。可惜一切中了个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为个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总是不明白这个最浅近的道理。

一个作家，当他将自己的作品汇编出版时，是否可以选择？是否可以补充和修改？这，首先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作家，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如果是文学或科学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与人与事无关，也不带有争论性质，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选择、修订与补充的自由。甚至还应该这样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图以最完美，最正确的形式和内容跟读者们相见。可是，政治家的政论文章，有关乎历史事变，具有了历史的文献意义，更或牵涉到与别人的论争，已构成了关于是非曲直的相当定案的，那就不应该作任何事后修正。即使是技术性的修改，也应该以批注方式出之，或修改后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们这样做，并非为了什么道德教条之故，而是对历史的忠实，对思想的负责。这个态度，每一个认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学思想家）都必须具备的。否则便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良心」，谈不上光明磊落的责任心。史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犯了无数罪恶，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伪造历史，伪造文献，窜改和虚构他本人和他论敌们的文字。我们在这里绝无意说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犯了与史大林同样大的罪恶，我们只是指出道种「选」却「改」的办法不是承袭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仿效史大林的。毛泽东在这条岔路上走得还不很远，是否尚有可能「回过头来」呢?（其实他尽可不学史大林，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无论实践与理论上都确有成就，有贡献，不像史大林必须靠十足的伪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这方面古有两个典型例子应该举出来，让我们──正确些说，让毛泽东──学习：

１．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大家知道，这个宣言写成于一八四七年，二十五年以后，即在一八七二年，马、恩二人给德文新版合写了一篇序文，说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经过时了，「但因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无权加以更改。」（这一声明，后来恩格斯又写入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２．恩格斯对于「反杜林论」的态度。「反杜林」一书的写成，直接动机虽然为了反驳杜林，但主要却是发挥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见解，这样的书，作者当再版时原本有修改补充的完全权利与自由。但当第二版付印时，恩格斯在其序文上还是道样说：「现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样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虽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来做彻底的修订。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许我对本文作任何变动。这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以为论敌既然已不能修改什么，那我对论敌也负有责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泽东的著作，除了极少数像诗词之类以外，今天当然都已经是政治性的历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带有论战性质。然则，他对原文是否有「权」修改？他的「良心」与「责任」应该要他如何处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观乎上述的两个例子，答案是自明的。

我觉得建国以来的历史实在远较我们所知的更为复杂。这篇文章要做一个全面的批判，所掌握的史料太有限，所做的很多结论也太武断，随意。

论个人崇拜

（王凡西着《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二章）

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天定胜人呢，还是人定胜天？这两个说法不同而意义实等的命题，一直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聚讼，却不曾得到过十分完满的、因而可说是正确的解答。自来有些思想家倾向于那两问题的前半截，有些则比较着重于问题的后半截。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强调客观，强调气运，强调天命；而着重后半截的当然要看重主观，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种说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观的与唯物的成份；后一说法是积极而能动的，但大多陷于纯粹的主观与唯心。

由上述两种历史观所得出来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本质上正确的伦理学的命题，那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谓「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种态度虽不曾根本解决了「时势与英雄」，「天和人」的关系，但至少已经道出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与相互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能澈底解决这个问题毫不足怪。中国的社会长期停顿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那个所谓「时势」与「天定」究竟是什么东西，??们如何发生作用，如何造成与决定「英雄」和「人」，都无法获得清楚正确的认识。人类历史碉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造成的较为简单与赤裸的阶级关系，栗算有了足够条件，让思想家们清楚地发见并确定那隐藏在历史发展后面的「时势」、「气运」与「天」。

碉有发见了历史唯物论法则的马克思派，栗终于对时势与英雄的关系问题给了满意答复。祗有马克思的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唯物论，栗能在重客观与重物质原因的历史中，排斥了消极的宿命论，给人的主观努力找到了适当地位。碉有这样，栗算最后解决了历史发展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英雄与群众之间的迷人关系。

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做过极高明的应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他一方面反对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观」，另方面排斥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唯史观」。在该书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解了。这样，蒲鲁东就陷于我们那班所谓客观的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反之，我们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形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在「政变记」的正文里，恰恰就是从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所创造的、特殊的社会条件与形势，说明了拿破仑第三这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变成了英雄，同时，他又指出了：正是因为这个渺小而非伟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当时反动情势的需要，以致能相得益彰，做成许多肮脏的反动勾当。马克思这儿是以「时势」为主，「英雄」为辅，指出了二者的关系，因而正确地解释了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将马克思的此一见解用更简单明了的字句规定下来的，据我所知，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要算普列哈诺夫了。在他所写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个人的特性给了伟大的历史事变以个别的特征，而是因为他赋有那种特性使他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至于这些需求之所以发生，乃是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的结果。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称伟人为开始者。这是一个很适当的称呼。一个伟人恰好是一个开始者，因为他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已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但他不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够停止成改变事物的自然过程；他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动乃是那不可避免的与无意识的过程之自觉的与自由的表现。这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是他的整个力量之所在。但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哈诺夫这儿给伟人或英雄所下的定义，同样也解释了像拿破仑第三那样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渺小的历史人物。因为，真伟人与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觉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们自觉地满足旧的社会要求，他们努力替某一时代中成为反动的社会要求服务，碉由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将这样人物暂时捧到了社会之巅，捧成为英雄伟人，－－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哈诺夫的定义，当然是既非英雄，亦不伟大。

历史上是充满了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会同时具有正反两种性质。祗当我们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上述看法，栗不致「认贼作父」或「诬良为奸」；栗能还英雄以英雄本色，让民贼们无所遁形，因而给「问题人物」以正确的评价。

在我们论述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正确看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了对于英雄人物的不正确的态度。在共产党中发生了非常荒谬的个人崇拜。这种风气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经济的学说中，都成不出任何足以辩解的借口，因而是根本违反乎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这风气开始酝酿于二十年代之初，形成于??的末期，形成于苏共党中，以史大林为中心。最初??之出现是为了迎合党内斗争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辈代的老布尔雪维克中定出「一尊」来。这个「一尊」之需要，乃是跟着列宁之病与死而发生的。列宁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天然领袖。他之获得此一地位，并非他费尽心机谋取的结果，而是因他的出类拔萃的才智，精深渊博的学识，以及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出色的服务，极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换句我们上面引过的普列哈诺夫的话来说，那便是：因为列宁「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由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已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成了领袖。因为在事实上，在实际斗争中，而不仅在纸面上，不仅在文字中，列宁确实证明出他比当时俄国，甚至比全国际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的种种特性」，所以他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天生的，「命定的」，无可与争的。也因此，只要「时代的社会需要」这个客观情势不变，没有一个老布尔雪维克会妄想与列宁争夺这个地位。就算出来争夺，也决没有幸胜机会。

列宁本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历史上一切真正的伟大的英雄一样，他最看不起个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莱祟所称赞的克伦威尔一样，最讨厌「那些庸人俗子」，这些人「拼命夸耀自己，硬要别人承认他的天赋」少并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认他是伟人，让他出人头地。」卡莱尔说：「这样的家伙是人世间最可怜的光景之一」。「我劝你避开这种人。他不能在僻静的小径上行走；除非是万人瞩目，为人惊羡，报刊上常有文章恭维他，否则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绝不会希罕这些劳什子」，「镀金的马车，繁文褥礼，一切势派……去你们的吧，我身中已经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见卡莱尔着「英雄与英雄崇拜」第六讲）

自觉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宁，无论在外表与内心都极度朴质、极度诚实、极度谦虚。不但是那深入「灵魂」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朴质、诚宝与谦虚，而且因他具有真正伟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无法兼有那些浮夸、权谋与虚骄等渺小的性格。首先，因为这些渺小性格对他简直是毫不需要的。认真富有的人，怎会喜欢镀金的，即使是真金的心装饰呢？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富有者与物质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处。列宁的领袖地位不争自在，他毋须争，也不怕争。他充分让他的同辈们和他竞争－在才智土、学问上、能力上、工作上和他竞争。他欢迎这样的争，因为真理愈争愈明，同时争的结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属于他的方面；至于真理如果属于对手方面呢，那末他就干脆认错、改过。这真所谓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时之晦，反而愈显其明。所以列宁时代的党内争论，不管是非谁属，却从不影响争论者的领导地位，更不曾随之以组织的或行政的处分。至于因此而获罪，并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价，那简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们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党内，革命以后则在国内外，列宁虽然享有了最高权威，但苏联以及所有共产党中，都没有个人崇拜。他自己不爱这种崇拜，不许发生这种崇拜。别人也就不会、抑且不敢拿这种浅薄恶俗的行为来损污对列宁的真诚崇敬。

列宁死了，一个不可争衡的权威没有了。论才识功绩，托洛次基原该是最合理的继承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托洛次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功勋，甚至个人的文采气度，都远远地高出于其它老布尔雪维克之上，而与列宁齐肩。在某些场合，特别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宁哩。像这样的一个「得力助手」，当主帅病废或死亡后出来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列宁病中，特别当他发见了党政机关中严重的官僚化危机，并发见了史大林的专横不忠之后，便决心要将托洛次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宁下了这个决心之后栗两个月，犯了第二次中风，于是只好让史大林拉拢了加明尼夫与齐诺维也夫，以「老布尔雪维克」，「列宁忠实弟子」的名义，组成「三头领导」，以此排斥和打击托洛次基。他们敢于这样做，那是利用了托洛次基的一项「弱点」，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次基曾经与列宁作过许多次理论争执，而且组织上并不属于布尔雪维克派。但虽如此，史大林们的此一企图并非轻易能够成功，更无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次基在具备革命领袖的诸特性这一方面，实在超过史大林们太远了；而他凭这些特性在群众中所已取得的威望，也比「三头」大得无可比拟。那末，史大林怎么办呢？接受托洛坎基作列宁的承继人吗？当然不甘。（这里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如何栗能战胜这个显然占优势的政敌呢？首先当然得破坏他在群众中巨大的声望。如何破坏呢？齐诺维也夫与史大林便先后发明了「个人崇拜」这个法宝。他们的第一步是把列宁所享有的无上民望转变成宗教式的崇拜。将列宁这个人变成了神，当列宁未死而事实上已不能顾问一切之时，齐诺维也夫与史大林就发明了「列宁主义」，以此和另一个发明所谓「托洛次基主义」对立起来。等到列宁一死，史大林们就干脆将列宁变成共产主义的摩罕默德，将他放在水晶棺材里，安置在与列宁精神绝不相容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宁来反对活的列宁和托洛次基」（托氏语）。这个阴谋，得到了其它有利于此阴谋的其它条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达到了目的的。因为在列宁身上进行了全套「个人崇拜」手术以后，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错的绝对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个长期间做过他争论对手的托洛次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动地成为不知不能，永远错误的绝对荒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随列宁，从未封列宁说过一个口「不」字的史大林、齐诺维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与保罗，托洛次基则不用说是法利赛人或犹大了。

一九二○年代初期「个人崇拜」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于此。

但自一九二五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二七年托洛次基等左派反对派在组织上被完全击败以后，「个人崇拜」的内容及其实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内容是造成对列宁的崇拜来打击托洛次基，后来，一俟托洛次基被放逐以后，个人崇拜的机器便转向了史大林，竭其全力来神化史大林，藉以反对整辈老布尔雪纸克（连齐诺维也夫在内），反对无产阶级党的民主，反对俄国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大林这个卑鄙罪恶的计谋，如历史所曾昭示我们，也是成功了的。当然，其所以成功，主要是获得了有利于此阴谋的其它客观条件的配合。本来，史大林这个人，诚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中所说，「出席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有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很少听到或认识的。」其实在苏联的广大群众中，当时可说是百分之百不知有史大林这个人的存在。然则，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为空前未有的暴君与神？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条件使这一简直是不可能的手术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其中解答得最扼要与最正确的乃是此一「崇拜」手术的主要受害者－－托洛次基。他认为史大林这个阴险的庸人所以会做成上帝一般的「最伟大的天才」，归根结蒂是由于两大客观原因：1. 苏联在经济文化的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２. 二十年代中期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不断失败，以致使那唯一的工人国家长期间处于极度孤立之中，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压力。这两个历史社会性的客观条件究竟如何帮助了史大林的篡夺阴谋，如何帮助了他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官僚共产主义的思想，如何使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恰恰代表了由上述条件所促成的苏联群众的情绪与愿望：这些问题，托洛次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曾经再三再四地给过精详深刻与令人信服的分所，我这里不予重复了。这里，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被某些人认为关于「个人崇拜」之「更为根本」的理由。他们认为史大林「个人崇拜」的理由应该从人性深处去找；或者，他们说：任何暴力革命，由于其本身的规律使然，结局一定是「个人崇拜」；又有人说：史大林的个人崇拜，事实上不过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和革命职业家的见解的实施，所以不管好坏，史大林的所行所为，都该由列宁负责。因为这三种说法是更一般地、虽非真正更根本地、触及了史大林的、亦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所以我们愿意详为讨论。如果「个人崇拜」确实发生于人性深处，如果群众暴力革命的发展规律最终必然造成个人崇拜，如果列宁关于党及革命领导的见解确实是个人崇拜的思想根源，那末不但史大林在这方面的一切作为都属「合理」，是必需，因而是现实的，而且今天毛泽东所刻意制造的那种崇拜仪式，也都是如此。同时，以托洛次基为代表的反对此种崇拜的种种努力，便成为虚幻的、反历史要求的、以及不现实的了。如果史大林与毛泽东们的「个人崇拜」合乎「人性」，顺乎革命历史的规律，又导源于列宁思想，那末，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都将是违反人性，违反历史与列宁遗教的反动行为了。非此即彼，彼是即此非。因之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首先弄弄明白。

崇拜据说是人类的天性。这说法似非毫无根据。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震慑于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后又困惑于社会的诸般灾难。以个体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处处感到畏惧，时时觉得恐怖，这种畏惧和恐怖，从来驱使他去寻求一种保护，同天，向神，向帝王，向领袖，去寻找一种免于威胁的安全。他们从那些地方去寻求并获得了虚幻的或真实的保护与安全，这就发生了崇拜。这可以说是人类崇拜这个「天性」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人的崇拜主要乃起于恐惧。当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时时会看到钦佩、爱慕、敬仰等等高贵感情，构成了相互间崇拜的基础和原因。这不用说也是事实。光是令人畏惧，绝不能赢取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单凭心悦诚服的爱慕，却同样不可能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结合，固然由于诸种因素，但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却终究是「利」而非「义」。碉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础上，栗能建立起巩固与长远的感情关系。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的情谊。因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思想家方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敬爱，所崇拜，但他们自身不可能因此成为群众的领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强制力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就不同了，他们可能各各具有令人敬爱的品德，但他们却并非因此栗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崇拜，主要乃因为他们代表着群众（自然碉是一部分）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保护群众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最后一种情形乃是领袖崇拜制度最坚固与最现实的基鲢。）「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被指责为暴君口吻，但若我们从事情的本质看，这个「顺昌逆亡」的抉择，却是任何一种统治、任何一个领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当然，领袖不是悬空存在，更不是受命于天的，他首先得「顺」着群众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栗能兴起，不过兴起之后，特别是当他已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势力的象征之后，事情便表现为群众对他的「顺昌逆亡」了。由于群众的趋昌避亡，便产生了自动的或被逼的领袖崇拜。

可见领袖崇拜决不能从人的天性中寻找原因。??们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关系中。怎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便会有怎样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怎样的领袖和群众关系，便会有怎样的领袖崇拜制度。一般说，社会的阶级冲突越缓和，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提高，则领袖的地位越降低，??越不会高超于社会之上，群众对领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个人崇拜」的制度。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他说：「强大的民族对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负义」。这句话，非常扼要地道出了我们上面用许多文字来说明的那个道理，如果我们用浅显明白的话来翻译一下，那是说：人民对于其领袖的崇拜和他们的自觉和自为程度成反比例。丘吉尔于领导了英国赢取第二次大战之后，让自己的人民一脚踢下了台，于是在其回忆录中感慨系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腊人的名言。我们对英国战时首相的牢骚毋须寄以同情；因为丘吉尔的政治命运，至少在相当程度内，反映了英国人民不低的政治水平。我们对这个牢骚发生了一些兴趣，只因为??替我们很好地说明了「领袖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方面，并不在于什么人性方面。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

是否任何一个暴力革命，由于其内在规律之故，都必然要归结到个人崇拜呢？这问题，我们上面多次引述过的英国唯心史家卡莱尔，也有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议论，兹节引如下：

「我们晚近的许多英雄，其行为都像是革命者，但虽如此，我们可否说一个大人物，每一个真正的人物，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儿子，而非「无秩序」的儿子？真诚的人在革命中工作是处于悲剧性地位的。他看来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其实，一种痛苦的无政府的成分使他在每一步上受累－－因为他的整个灵魂是仇视、痛恨无政府的。他的使命是要保持秩序，每个人的使命都是如此的。他在其中的任务是要将无秩序的、混乱的事物变成有管理的、有规则的。……一个本匠找到了粗糙的树干，他加以砍伐，使成方圆，以便适合于某种目的和用处……

「人事亦然，最疯狂的法国「短裤党主义」，也必须向秩序前进。我说，每一个人，在疯狂的深处猖獗，同时却无时无刻不被逼向秩序。人的生命本身需要如此；无秩序即是瓦解，即是死亡。没有一种混乱不寻找一个中心来打转的。当人还是人的时候，某一个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乃是「短裤党主义」的必然终结。」（见上引书第六章）

在卡莱尔的这段话里，也好像在他别的议论中一样，把一些半真理揉杂在胡涂的见解之中，近代的英雄们都是革命人物，这点他看到了。「其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儿子」，「其任务是要将无秩序的混乱的事物变成为有管理的有规则的」，这点就看得胡涂了。每一个革命都要造成「混乱」，即要破坏旧的秩序，同时任何革命都不会无限期地混乱，即不能无休止地破坏，??必须造成秩序。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事理。但那由「混乱」造成出来的秩序，并非一样性质的秩序。??可能是一种新秩序的创建，亦可能是旧秩序的复辟。前一秩序与后一秩序，用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不具有同一意义；而促成此一秩序的领袖和促成彼一秩序的领袖，当然也不能等量齐观。可是卡莱尔、和所有唯心主义的历史家一样，把这两种秩序与领袖不加分别，他在克伦威尔与拿破仑之间加上了等号，这就是大错特错了。卡莱尔犯这种错误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观察历史不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抽象道德的原则，从「混乱」和「秩序」那样的表面现象，从「真」和「伪」那样空洞的概念出发。所以他虽然知道克伦威祟是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英雄，但他在两者间加以轩轾的理由是很薄弱的：碉是说前者比后者更「诚实些」，他不知道从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准看，克伦威尔诚然是个大英雄，而拿破仑则根本配不上这个名称。因为前者建立了革命的专政，而后者的独裁则不过是法国革命反动潮流的登峰造极。就性质论，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没有一个混乱不寻找一个中心来打转的」。说得很对，也说得很好。古今中外的革命，不管??是临时促发的或事先准备的，碉要??持续相当时候，发展得多少有点深度，就不得不在一个中心左右「打转」。群众革命运动本身的规律与要求，都需要、并且都一定能够寻找出一个中心，即涌现出与锻炼成一个领导核心，其中又造成核心的核心，亦即领袖或如卡莱尔等之所谓英雄。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些革命者始终不过是乌合之众，他们无法前进、坚持，更谈不到成功。因此，当卡莱尔说：「某一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乃是短裤党主义的必然结果」时，他确实是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必然现象，即看到了群众革命后必然要造成专政。可惜的是卡莱尔不能将这个现象从表面看入内心，以致他不能看出表面上看来都是个人独裁的两种政制：清教徒的一种却代表着「短裤党主义」的坚恃与部分实现，而那位科西嘉大皇帝的出头，则宣布了正牌「短裤党主义」的最后埋葬。不区别独裁英雄们所代表的历史意义与社会实质，而仅仅指出了革命必然以独裁作结这个现象，那是错误的。再若以此现象为论据，进而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当然是十足反动的了。

一切郑乎其事的革命都要趋向于国家政权的移转。一切具有较深社会意义的革命，都必然要利用这个新政权，藉以改变旧的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要完成这种改变，自非实行革命专政不可。所以革命专政与革命分不开。不企图建立革命专政的革命，那意思碉是说：这是一个虚伪浮浅的革命，或者那革命已被叛卖了。在此意义上，凡是真正的革命者，或深刻的历史家，都必须承认：「一切暴力的群众革命」都曾经、而且都将以革命专政的建立为归趋。

然而，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并不等于承认任何暴力革命的结局都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确认领袖需要不是一同事，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革命专政往往表现为革命领袖的独裁，这是事实。但独裁的领袖，碉要他是革命的，尤其他若是由平民革命或劳动人民革命涌现出来的，多数不会无意中，更不会有意地去给自己造成「个人崇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围绕于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的仪式，与该领袖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特质，以及由他所体现着的某一特定时期的革命的进退，发生密切关系。其一革命领袖的革命特质愈多，他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愈处在革命的进潮中，则他就愈不需要「个人崇拜」；反之，如果一个领袖本身具有的革命气质愈少，他所代表的愈是革命的退潮或其反动，则他就愈来愈多的需要「个人崇拜」。这个「定理」，也和上述所谓凡革命必趋于专政同样，是历史的真实。可惜一切唯心的与反动的历史家们从来都碉看见专政这个真实，却看不见革命专政不能有与不会有「个人崇拜」这个真实。

由此可知，说一切暴力的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个人崇拜，并不确实。

那末列宁可是「个人崇拜」的理论上辩护人与发明者呢？他是否该替史大林的此一丑恶制度负责？先让我们看看列宁在这方面最受人攻击的一段话吧。在「做什么？」中，列宁写道：

「……且拿德国人来讲吧。他们的组织包括有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发动起来，工人运动已经学会了自动行走，－－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定这点吧？可是，这百万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十来个」有锻炼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到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碉是口头上空讲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出台说话的总是这一班头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伯伯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好像是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还难得调换些哩！」这是企图把「群众」和「头领」对立起来，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群众破坏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仰来夺取运动的隐固性和坚强性，－－但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国人底政治思想发展程度和政治经验已足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内，若无「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却不是成百成千地产生出来的），久经锻炼，拥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无论那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译本第二八二－－二八三页。）

上引的列宁文字，简单扼要地说明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如下几点组织思想－－1. 必须有革命职业家（「十来个」富有天才的、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2. 没有这样的领袖，无论那一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3.为使革命运动具有稳固性和坚强性，不能破坏群众对领袖的信仰；4. 在现代社会内，天才人物都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列宁这样的思想，自然会给那些自命为天才的野心家所利用，「流弊」当然在所不免。如果说文大林的官僚独裁，他的个人崇拜，曾经从这个思想里获得辩解，亦无不可。但问题的中心显然不在于流弊或利用。问题的中心在于：列宁的此种见解，是否为现代的革命斗争所绝对必需？其中所指出的一些事理，是否是客观存在的最无情的现实？列宁一生，最痛恨哗众取宠，最不喜蛊惑人心，从来不愿以违心之言去满足群众的落后性与虚荣心。在现代社会里，天才不是成千成百产生的；无产阶级想挣脱自己的枷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他们必须要从本阶级或别阶级中培养出少数革命专家来，使他们领导斗争；对这些领袖，必须予以信任，栗能使革命运动获得稳固性与坚强性。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并不深刻」；但若你能将这一个见解，与那必须团聚群众的事实与否定一切权威的革命家气概联结起来想想，那你就会知道，没有最大智慧、最精观察，特别是面对真实的最大勇气，就无法说出（甚至想都不敢想）这种老生常谈的。正因为列宁兼具了这样的大智、大慧、大勇，他栗能给历史上空前的为人类澈底解放与真正民主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定下了「贵族式」的、「英雄主义的」、集权的与「独裁的」组织原则。正是这样的原则造成了布尔雪维克党，正是这个党干出了人类史上第一次胜利的工农革命，正是这次革命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些个事实，难道还不够证明列宁的「领袖学说」为现代革命斗争所绝对需要，证明??是唯一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吗？既然如此，那末??纵能发生「流弊」步纵然可以为野心家所利用，也就决不能有损于??整体上的正确性与必需性。何况那些所谓流弊与利用，又绝非为其本质所命定，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一定要产生，而绝无防止之法的呢？

列宁的组织思想，乃是现代条件中无产阶级革命得以成功的唯一办法，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从??那里可以蜕化出新官僚主义；野心领袖利用了??可以造成「个人崇拜」；这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列宁思想的价值，正犹之乎人们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同时，我们相信，列宁也如此相信，只要社会主义的革命继续前进，不断向深处与广处发展，则上面所说的流弊不会发生，而且任何野心的领袖都不可能利用??来造成「个人崇拜」。本世纪初，列宁倾向于领袖集权的组织思想，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竟会丑化成史大林荒谬绝伦的「个人崇拜」，每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都会从世界革命相继失败、社会主义被迫局限于落后的俄国范围内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如果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不像实际所发生的，而是相反，??符合于当时革命者的最佳愿望，十力革命点燃起全世界的革命之火，而且这个革命在大多数国家中获得成功，那末，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不会经历史大林主义的丑恶时期，不会有史大林主义，甚至史大林也不会成为最高领袖，更不会是唯一领袖。这就很明白了，那个保证了布尔雪维克胜利的列宁关于「领袖集权」的组织观念，决不是史大林个人崇拜制度的必然前提。前者绝不能为后者负责。碉要客观的历史条件有利于那种崇拜制度的形成，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思想，??无论如何都可以自己发明的。何况，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整个组织观念，决不能以上引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呢。

列宁的思想永远是具体的，他的头脑里没有空洞的真理，没有浮泛的范畴。「做什么？」一书写于一九○二年，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处于严格意义的组织状态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一八九八年，栗开完会即全体被捕；第二次大会召开于一九○三年。）那时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织，不仅政治立场无一致意见，就是关于全国党的组织方针，也是众说纷纭。所以列宁在「做什么？」一书的序文中说：此时充满了「构成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整个时期特点的离散状态与动摇现象」。列宁认为：「我们若不能澈底结束这个时期，便不能前进。」（以上引文均见「两卷集」中译本上册第一七九页。）为此，他写下了「做什么？」。为了针对那种「离散状态与动摇现象」，他提出了我们引述过的那个「领袖集权」的组织思想。列宁从来不射无的之矢。我们要了解列宁，首先不能将「的」和「矢」分开来。一分开就会断章取义，而断章取义地利用列宁，恰恰是史大林叛变列宁、打击托洛次基以及其它列宁战友时所应用的主要战术。

倘若不仅从一事一时的意见，而且从整体全面约立场，来看列宁对党和国家的组织态度、看他对领袖和群众，对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那末我们应该说：列宁并非倾向于「领袖集权」的。越到后来，特别当革命已经成功，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布尔雪维克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列宁针对了新「的」所射出的新「矢」，就越发「偏向于」群众民主。这个方面的文字证据是太多了，以致不胜举，也不必举。整部「国家与革命」主要就是讲求如何打破官僚制度，如何防止其再发生，如何逐步地，但是澈底地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压迫，实现普遍的真正民主。等到国内战争结束，俄国被迫暂时在一国之内建设其新制度之时，列宁的全部精神，全部病中时间，可以说是用以反对党和国家内的官僚化的，其主要的攻击目标是史大林，因为正是他代表了官僚倾向，亦即代表了日后获得荒唐发展的「个人崇拜」制度。由此可见，不论就思想或行为说，列宁非但不是史大林个人崇拜制度的「始作俑者」，而且是??的反对者。人们将个人崇拜溯源到列宁的革命职业家理论或其它关于领导或集中的见解，徒然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或蓄意诬蔑吧了。

至此，我们总算说明了「个人崇拜」的根源并非生长在人性深处，说明了暴力革命的本身并没有这样一个规律，其结果一定要造成「个人崇拜」；说明了颇具威望的领袖，虽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但领袖的存在并不等于「领袖祟拜」，更不等于「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之出现恰恰反映了革命之被背叛，至少反映了革命经历着反动的危机；最后，我们又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列宁无论在那一方面，都不能替史大林的「个人崇拜」受过或负责。这样的说明给了我们根据，使我们能够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坚持这种革命的进行必须在一群领袖们的领导之下，坚持这种革命在必要时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但同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反对「领袖崇拜」，更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种种式式的官僚主义，更反对其中最一贯、最凶恶与最有理论掩护的史大林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都就是史大林主义，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尤其如此。就个人崇拜制度所已达到的程度来说，毛泽东与史大林之间实已相去不远。这个情形，在所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看来原极自然：他们以为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期待着个人崇拜，更不该反对个人崇拜，如要反对个人崇拜，则请自反对共产主义及其暴力革命始。这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我们在上面刚刚批判过了，这里不必重复。总之，我们是有理由坚持共产主义的革命，同样有理由反对个人崇拜这个丑恶制度的。依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关于领袖崇拜，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几个认识：1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那里的经济文化越落后，或阶级斗争越尖锐，则政治领袖的重要性越大，其地位越高，个人崇拜制度越易建立和巩固，反之亦然，2革命正当上升和发展时候，革命及其领袖直接地与密切地反映和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尊敬和威望，此时无需乎而且也不可能为领袖们（更不必说为某一个个别领袖）建立起崇拜的仪式或制度，但当革命的发展陷于停顿，受到挫折，或由于革命势力的内外原因而发生反动之时，那末与那些最革命的领袖遭受打击与摧残同时，一些较软弱、较保守、较妥协与较卑鄙的领袖或领袖们，便必须为自己建立领袖崇拜或个人崇拜的制度，以便在「革命权威」的掩护之下进行反动或反革命的实质；3一个革命领袖，或甚至一般的政治领袖，其才智能力越强，精神视野越广，对事业的忠诚越坚，为人类历史服务的抱负越大，则越不曾喜爱浅薄无聊的阿谀，越不能容忍胁肩谄笑的恭维，越不肯让人活生生地埋葬在「生祠」与纪念碑里，让虚伪和反动的力量拿去作傀儡，藉以完成越来越肮脏的勾当。这条「规律」，也适用于相反情形的。

根据上述「规律」，我们可以解释列宁－－托洛次基时代的没有领袖崇拜，也可以解释史大林个人崇拜的兴起。但是，??们彷佛不足以解释毛泽东崇拜的建立。因为首先人们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反驳：你们尽可以不同意中共所实行的许多政策，但你们总不能不承认中共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在推进着中国革命，其次，人们曾提醒我们，毛泽东这个革命领袖，虽然在种种方面都不曾达到列宁、托洛次基那样的规模，但至少和史大林比起来，无论才智能力、或胸襟抱负，都高出多多，最后，人们还曾指出这个事实：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直接组织者，而史大林则是俄国革命政权的继承者（事实上是??的篡夺者与叛卖者）。因此，照我们的假想的辩难者的意思，如果照我们上面的说法，毛泽东是不应该喜爱领袖崇拜的，也不需要建立个人崇拜。因此，依他们之见，这情形或者证明了我们关于领袖崇拜的解释错了，也就是说，证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看法对了；或者，??证明我们对毛泽东的批评错了，即他根本不曾建立什么领袖崇拜。

要证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思想不难。中国今日早已建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拼命在巩固着这个制度，这都是无须证明的事实。但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说话或文字中方找出大量叫人谦虚，力戒骄傲的段落。他们还可以找到同样多的证据，证明毛泽东看重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这些段落，这些告诫，无疑也是事实，我们不会去抹煞的，非但不加抹煞，而且我们愿意承认，毛泽东的此种言论和态度，都出于真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没有领袖崇拜思想，而且是极为强烈的领袖崇拜思想。力劝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一回事，如何设法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则属另一回事。??们不是互相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认真想成事的领袖都懂：「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干部栗是好干部，有了这样的好干部栗能保证自己事业的成功。因此，力戒部下骄恣的领袖，其本人不一定是毫不骄满的伟大领袖；那些渺小的、自私的、极不谦虚的领袖，碉要他认真希望自己的事业有些成就，祗要他不被多少成功冲昏头脑，碉要他始终对事理能保持若干清醒，那末，他决不肯让自己的部下骄横跋扈。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骄横起来，而且，有时正为的要使属下谦慎，正为的要使他们不敢骄横，于是特意建立一个非常骄横的领袖崇拜制度。如此，他一方面希望维持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力，另方面藉以确定一尊，使任何干部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非份之想。所以任何领袖，任何独裁者都同时作着「谦虚」的说教。甚至越专横的君主，此种说教作的越多。基督教最讲究「谦卑」，但是古往今来最不谦卑的统治者中，罗马教皇是要算上一个的。史大林这个人，今天连他最直接的弟子们都不能不称他为个人崇拜的独裁者了，然而最会叫人谦虚的正是他。列宁死后步他曾经借了这个死去的领袖的名义，号召人们要「缣逊」、「不骄矜」、并且要「确信群众」。（见史氏「论列宁」的演说）自此以后，直到他死去，总不断重复这个说教，反对干部们的骄躁自满。然而所有这些说教，从积极方面说，其作用碉想做个人独裁制度下必然形成的官僚制度的解毒剂（事实上解不了毒）──从消极方面说，则想做那同一丑恶制度的掩饰物。因此，毛泽东的满口谦虚，决不能凭以断定毛泽东没有领袖崇拜思想，更不足以否定中共业已建立毛泽东崇拜制度这个事实。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据说说过如下一段话：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坚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注1）

这段话的意思当然非常好。所以当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之后，中共为要证明??从来反对个人崇拜，从来没有这个制度起见，上面这段话会被到处征引。不过事情很显然，这段漂亮的言词始终只是言词，事实上从未被遵守过，因此，中共想拿??证明中国并无个人崇拜，却是落了空的。不错，中国迄今还不曾出现过用党领袖名字来命名的城??、街道和企业，但祝寿风气却曾盛行于延安时代。记得当年朱德和徐特立等，都曾铺张扬厉地做过生日。今天虽然不做了，但这完全不能表示中共已放弃了个人崇拜，因为祝寿也罢，将城、街、企业取上自己名字也罢，虽然其本身也具有甚大的象征意义，人们可凭以看出官僚制度所到达的程度，但毕竟属于表面现象。官僚制度（个人崇拜即是此一制度的一端）的建立和巩固，可以有那些现象，也可以没有那些现象；而对党国大领袖的无上崇拜，更不一定要出之于祝寿和「私有城??与产业」。今天，中共没有给毛主席大做生日，中国也还不曾出现什么毛泽东「格勒」；但谁能否认，对于毛泽东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共已做得比当年苏联的史大林祟拜不相上下了呢？有些地方，甚至前者还超越了后者的。一九三七年前，当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之时，俄国那位有名的小说家阿莱克舍．托尔斯泰写过如下一首传诵一时的诗：

「你，各民族光明的太阳，

我们这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你比太阳更伟大，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另外还有一位较不出名的请人，写过一首更妙的诗如下：

「我们从史大林那里获得太阳，

我们从史大林那里获得繁荣的生活：

纵然是风雪遍地的北极苔原上的好生活，

我们也是跟他，

跟智者史大林，──一起创造的。」

这些「诗」，曾经被托洛次基称之为「猪猡叫」的，不是也充塞于中共的报章刊物上吗？那首最出名的，托名为「陕北民歌」的「东方红」，难道不碉是「猪猡叫」中调换一个名字吗？同样是「太阳」，同样是「智者」，同样是「繁荣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或赐予者，同样是那些毫无分寸、不加思索、因而是肉麻难堪的最高级形容词。如果这个样子还不算是「歌功颂德」，那真不知要怎样栗算是「歌德派」作品哩！

我们说，在有些地方，毛泽东崇拜还超过了史大林崇拜。是那些地方呢？在史大林，即使当他最狂妄的时候，也还不得不自居于列宁之下。「列宁之子」，「列宁的学生」，「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或「十月革命之共同领导者」而已。史大林不能，或不曾超列宁而上之。但在毛泽东，却没有这种权威上的委屈感，没有这种历史继承上的负担，他可以集最初及最高于一身，事实上他已做到了。所以毛泽东比之于史大林，彷佛具有更加理直气壮的自大，更加心安理得的自信。这一点，我们从中共第七次全代会通过的党纲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总纲的第二节一开头就说：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样的条文，在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运动史土是空前的。凭我们寡陋的见闻来说，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将某一在生当权的领袖的思想规定在政纲中，宣布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即使在史大林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苏共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次大会上，都不曾通过党纲，规定「史大林思想」为一切党工作的指针与基础。在这里，毛泽东确乎是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个事实所表示出的领袖崇拜程度，比那些「歌德派」的所谓「民谣」，那些生日，那些地名路名要严重得多的。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但这样说是极其空洞的。??唯一的具体解释是：毛泽东的一切思想都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再具体一点，那意思碉是说：毛泽东这个人，其所言所行，都代表了这个「统一」；凡违反了毛泽东的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表示若干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之处，便是犯了「偏向」。这个标准不但用以概述过去，而且用以拘索未来。如此，这规定实际上是授与毛泽东个人以「永不错误」的特权，给了他以「绝对真理」的荣光，以此树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无上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为什么要造成这种个人崇拜？-如何造成了??？这些问题，等我们到适当的地方详谈。这里我们先行提及??，碉为的证明毛泽东在领袖崇拜制度的建立上，其热忱与史大林不相上下，有时抑且过之这个事实吧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我们上面引述过的文字被修改如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栗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里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此事是否表示毛泽东本人突然谦虚起来，或党内民主因革命胜利而抬头，所以那个充分代表个人崇拜的、史无前例的规定竟致删掉了？当然不是。唯一重大的原因，只是在此半年以前，苏共党举行了第二十次大会，会议上反对了史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以这是在一种压力之下的让步，是国际史大林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一个微妙的标志。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思想毫无关系。（毛氏在反史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我们也将在合适的地方详谈。）

在这里，我们想进一步研究的士乃是下面两个问题：1毛泽东领袖思想的主观因素；2形成中共个人崇拜制度的客观原因。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曾经用如下简短的话，叙述了他的学习经过：「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旧了，但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见选集第八二○页）接在「子曰诗云」这个阶段之后，便是他在长沙的学习时期。在此时期中，毛泽东建立了他学问和思想的基础。这个建立过程是从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方面，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影响之下，研读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另一方面，他肆意阅读了十八、九世纪英法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这样，毛泽东同时兼修着中国的旧学和当时的所谓「新学」。不过很显然，给毛泽东的学问思想乃至他为人处世之道打下基础的，主要是旧学而非新学，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正统的一派（宋明理学直至王船山谭嗣同）──而非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并不改变毛泽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学这些东西」，增加了知识，改变了思想，但??们显然没有走进血液，更不曾深入「灵魂」。所谓精神，所谓血液，所谓灵魂，我们知道不能单靠读几本书来造成，也不能凭此而改变的。知识固然可以对??们发生影响，但??们主要的促成者与影响者，却总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吾人（特别在幼年）所处社会的物质环境，是当吾人意识思想形成时期所接触的人和事，是吾人在趣味上和知识上所遇合的最初恋人。从这些方面说来，长沙这个「半封建的」官僚政治的中心，这个中南诸省，甚至包括西南整个地区的地主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的重要枢纽，这个媾通南北的要道，这个顽固与维新均趋极端的思想战场，这个宋明以来即成为理学堡垒之一的古城，乃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土壤；而那个渗入了西方唯心哲学的「板仓先生」的新理学，特别是他那种正诚修齐，躬行实践的态度；以及司马光的通鉴、韩愈的文章，施耐庵、罗贯中的小说，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诗词，形成了毛泽东精神的血液和灵魂。这些东西潜进到这个农家青年的意识深处，建立了思想或精神的基础之基础，使他终生受用不尽。此后，毛泽东无论在思想或学问上当然继续增加，最初是英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以后便是马克思主义派的。但后两者比起前面的基础来，显然是浮浅的，不过是架在上面的一层建筑吧了，是「停留在灵魂尖端的东西」。??们可能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代替了他基础的一部分（事实上是代替了的），但决不能根本影响，更谈不到澈底改造他的精神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实质，大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因此这个实质并非毛泽东思想的弱点，倒是他的强处（其实，弱点和强处常常相互转化的）。不过我们不想在此地详谈这个问题，且待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个实质来，碉为的要说明：毛泽东具有浓重的领袖思想，欢喜个人崇拜，和他「灵魂」深处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分不开。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怀有非共产主义的领袖思想，原来一部分是「圣德王功」，「替天行道」的老口号在作怪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共个人崇拜制度的客观原因。

经济不发达，政治上承受着亚洲专制源远流长的重压，广大劳苦群被摈于任何文化圈子之外：这当然是成长于此一环境中的政党（任何政党，连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亦非例外），会形成官僚主义，特别是形成个人崇拜制度的第一个客观原因，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此外一些原因，都是从这个基因派生出来的。因为经济发展落后，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之时，中国现代式产业工人还碉有极少数人；他们和全国庞大的总人口相比便更显得可怜。所以曾经不断有人怀疑，中国到底能否组成名符其实的共产党。这怀疑当然不对，事实上与理论上都被驳倒了，这里我们不必再为??浪费笔墨。不过由于现代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比重极小，使那个以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自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上不得不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成分上要靠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作基础－－这个事实，我们却必须明白而且承认，乃是中共官僚主义硬化的一大原因。中共官僚制度，特别是??的个人崇拜制度所以形成的另一种原因，乃是??二十余年来的特殊斗争方式。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建立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合法的革命运动甚难进行，改良性的工人斗争也遭到无情镇压。此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由于错误的估计（「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和错误的对策（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局势所逼，逐渐走上了在农村中组织革命的地方政权，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方式的本身意义为何，??在共产主义的革命战术中应占何种地位，我们将在后面详谈。这里我们要先行指出的，碉是：这种斗争方式由于其本身性质使然，不能不形成领袖崇拜与个人崇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见选集卷一第二一三页。）

文章中这段话虽然是为战略退却而发，但其意义却可扩大到并适用于整个战争。战争，即使是最革命的战争，都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指挥的。战争，尤其是革命战争，其基本的取胜之道虽在于政治性质而非军事安排，但战场上技术性的胜负却总取决于指挥部中极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决定，取决于这些人或这个人的才智和威望。毛泽东这段话完全是经验之谈。??很好地，很具体地为我们说明了：中共既然长期从事于军事斗争，就必然要产生个人权威，因此产生了个人崇拜制度。

体现在毛泽东身上的、中共的个人崇拜制度，其主要成因，已略备于上述种种。这些成因，和史大林崇拜的成因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但最基本的一点还是相同的，那就是：两者都导源于国家的发展落后，导源于民主传统缺乏，以及民众一般文化程度的低落。所以这两种崇拜，基本上都是客观决定的，都是落后的表现，是国家的落后性在革命中的反映和对于革命的「报复」。从革命的利益说，无论史氏或毛氏的个人崇拜，都是有害的，我们革命家都应予以坚决反对。不过在另一方面，至少我们如果站在历史家立场上看问题，那我们还应分别并说明史毛两种崇拜的不同意义。首先，史大林崇拜代表了对十月革命民主精神的直接叛变，故其意义是澈头澈尾反动的；而毛泽东崇拜则碉是间接地反映了这个反动（即指其为史大林主义的国外延长而言），直接地，而且在较大意义内，??倒是一种被国家落后性所弯曲了的革命专政的体现，其意义可以说曾经是革命性较多于反动性的。史大林个人集权乃是消灭整个老布尔雪维克的手段和结果，藉此完成其「特米多」的反动。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乃是他击败史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陈绍禹系）的结果，而就其较为广泛的意义说，??却大半由于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真实需要，小半栗由于毛氏的野心（利用此需要来达成其个人崇拜）使然。我们指出这个不同，当然不想说：史大林崇拜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革命与革命者，而毛泽东崇拜的矛头却主要指向着反革命与反革命派。这样区分，那是将事情太简单化，而且也不正确地美化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无论是谁的个人崇拜，对于革命，特别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虽然在特殊情形中，例如需要立刻决定与应付的某些军事危机之类，此时倘有一个绝对的无上权威出来作正确干预，能获得迅速的胜利。但这种极有条件性的一时便利，绝不能以之证明：让全党全民崇拜一个人，将绝对正确的标准与生杀予夺的权力赋给了一个人，能使革命顺利进行，达到最后胜利。事情恰好相反，一个党或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救世主」，倒是该党与该国走向失败或毁灭的最可靠保证。因为个人崇拜能最有效地摧毁群众的创意力，能最迅速地巩固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同时也能最可靠地在精神或肉体上毁灭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们，包括那个被崇拜的个人在内。因此，纵使毛泽东崇拜在中国革命中曾经起过若干正面作用，但其反面作用早已超过了??，且将愈来愈多地超过??，以致仅见其害而不见其利。因此，我们应该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史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样有害于革命。

革命领袖因自己的忠勇才智而赢得的巨大威望是一回事，由此威望而转化的个人崇拜，或并无威望而全凭「人工」制造的个人崇拜，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自然的、必需的、符合于革命利益的；后一回事则是虚矫的、不为革命所需的、因而是违反革命利益的。我们必须分别这两回事。有了这个分别，我们不但能对革命中的真正权威知所爱护，对个人崇拜知所反对；而且能让我们在同一个革命领袖身上，看出那些是革命威望，那些是个人崇拜，在同一个革命领袖身上，看出他在那一时期起着革命作用，从那一时起逐渐堕落为反动的工具。

毛泽东在过去的革命中所以有所贡献，原因之一是史大林式的个人崇拜还不曾完全代替他多少应得的威望；今后，随着那由巨大威望的绝对化与神化这个过程，即随着毛泽东崇拜制度的日益加强，日益荒谬，毛泽东对革命的作用亦将日益消极，日趋反动。

譬如在人民公社的悲惨试验中，就已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个人崇拜之如何为害于革命。因此，我们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为了毛泽东的利益哩。我们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主要是要把业已半神化的毛泽东还原为人的毛泽东；要把精心选择并事后修改过的神话化的毛泽东思想，恢复为反映斗争的、既有正确亦有谬误的真实的毛泽东思想。正如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远胜于虚妄的神怪一样，那个在革命斗争中被证验出价值、有时亦被证验为错误的真实的思想纪录，是远胜于事后改作、藉以证明「绝对正确」的思想神话的。神怪与神话，在文学中自有地位；但以之应用于实际政治中则全无价值。有之，碉能为反动服务而已。

我们的这一工作，就是希望在此一方面能尽若干力量。

注1：很难相信这段话便是毛泽东当时演说的原文。我们自然无法找到真正的演说稿来和「选集」中的文字核对。但依情理推测，在当时（史大林活着）的条件中，要毛氏说出这种显然指向史大林崇拜的言语，是十分不可能的。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党第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中有这样的话：「祗耍提出这一点便够了，那就是许多城??、工厂、工业计划、集体农场、国营农场、国立学院以及教育机关都被我们加上了一项像私人财产的称号－－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这些或那些仍然活着，并且还很健康的党的或政府领袖的名字加上去。」请看，这段话和上引毛泽东的演说多么相似。究竟是一九五六年的赫鲁晓夫重复了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说过的话呢，还是一九六○年毛泽东将一九四九年的演说加以选印时，针对着赫鲁?i夫的话作了事后修改呢（以此表示毛泽东从来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不能用证据来确定。不过我相信后一可能要大的多。

三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

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首先得研究他思想形成的历史。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比较具有系统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在最后定形之前，都或长或短地要经过一连串的变迁。这变迁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思想既定以后，这个过程在一种意义上说是停止了，过去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却既未停止又未过去的。因为，定了形的思想继续在进步，故未停止；而在累积了的成果中，却永远包含着过去变迁中似被否定而实已消受的评多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在思想生活初恋期中所吸收的――经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著作用，在「定形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筑成??最隐蔽、最内层的因而也是最坚固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那个思想形成的变迁过程是永不会过去的，永远留在灵魂底层的。

为此，要想认识以及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我们就得从他思想生活的成长史研究开始。

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是相当长的。他八岁启蒙，二十七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说，从他识字求学开始，直到他思想的初步确定，中间经过了十九个年头。这如果和十九世纪末期俄国那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时期相比，显然是长得多的。譬如，托洛茨基确定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年仅十七岁，在二十六岁那年他已经当上一九○五年革命中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了。斯大林也是在二十岁以前便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年长托、史二人九岁，但他之脱离民粹主义影响而确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这过程也完成于二十岁左右。

毛泽东之所以会较迟与较晚地走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客观的原因当然不少，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则在于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从提倡君主立宪的保皇党起，中间经过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派，直至号召工农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时间上一共栗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可是类似的过程，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多则经历了数百年（如英、法），少亦延长了将近百年或数十年（如俄国）。在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的国家中，当马克思主义出现之时，不但开明贵族的君主维新思想不再能对年青人发生任何影响，便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也不能让青年革命者一顾了。因为形形式式的「进步思想」，早已在事变中证明为业已反动，并且已有充分的时间让那些跟上时代的思想家逐一揭露和批判其本质了。因此，当客观上已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思想领域内又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之时，那些坚强而彻底的革命者（例如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几位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几乎在自己思想生活的一开始就摆脱了各种新旧思想的束缚，一起步就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后半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情形却不同。停滞了约莫二千年的中国社会，突然间，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之下，被迫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与非常迅速的变化。正因为是被迫与激剧的，所以这个变化带上了所谓「配合发展」的性质。那意思是说，当旧的未能被廓清之前，新的已经闯进来了，新的还还不曾确保其胜利与取得存在之时，更新的却早已使新的变为旧的了。结果是：旧与新往往在某一程度内混和，最新的有时竟和最旧的同时存在。二者配合着变化，互相拉牵，使整个社会时而飞跃向前，时而反拨后跳，忽左忽右，旅进旅退，形成一种极其复杂混沌的局面。

这情形反映到思想界来，一方面便是发展过程的缩短，另方面则为新品种内含有大量的旧渣滓。

过程缩短，这是就整个思想界而言的；若就个别人物的思想发展说，这过程却反而显得长了。因为刚巧生在这一时期中的人（值得我们注意的几个年岁数字是：毛泽东出身于一八九三年，距康有为出世三十六年，少谭嗣同二十八岁，后孙中山二十二年，晚于陈独秀十四年），其思想的发展成长，大体上要跟随或重复着当前思想界的发展。从康有为到陈独秀（就二人出生的年份说），中间相差二十二年，这在整个社会思想发展史来说是太短了；可是在毛泽东个人身上，由「康有为主义者」（一九○六――○九年间）发展至「陈独秀主义者」（一九二○年），一共需要大约十二三年，这就非常之长了。

一个现代革命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迟或早，与革命家本人的品质当然关系不大，但??与革命家的革命思想的品质，却有较大关系。谁的成长过程越长，谁在成熟时候的年龄越大，则其人的思想史越是复杂，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底可能会越不单纯，他在整个成长时期中所吸收的学问思想越会影响到他最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形成时间的长短，和思想本身性质之间的此种关系，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段时间，亦即将「毛泽东思想的史前时期」，加以具体研究，那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毛泽东思想的「史前时期」，那整整的十九个年头，按照他在各个期间求知活动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段落：

一九○一――○六年（八岁至十三岁），这是毛氏就读本乡小学的时期。在这个期内，他「读了经书，可是不欢喜经书。」他说，「我最喜欢读那些中国的传奇小说；对于造反的故事，尤其欢喜。我读过精忠传、水浒、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见斯诺：「西行漫记」）

一九○六――○九年（十三岁至十六岁），这是半耕半读时期。一方面助父耕种，一方面继续自学。「凡乡间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尽了。」（见李锐着；「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他所读的书籍中，计有十一本「新民丛报」，以及广东人郑观应等「一些旧式改良派学者」所写的「盛世危言」。据毛泽东自己后来在回忆中对斯诺说，他「非常欢喜这本书」。

一九○九――一一年（十六岁至十八岁），在湘乡读高等小学的时间。他是在十六岁那年离家到湘乡的，进东山高小读书。在这个学校里他大约逗留了不足二年。这期间他开始读到一点自然科学及西方学问的新知识，同时从他的表兄那里得到了关于康梁维新运动的书，非常崇拜康梁。

一九一一年――一二年（十八岁至十九岁），这是毛氏生活上极度动荡并在思想上开始摸索的二年。他在一九一一年初春到达长沙，进长沙的湘乡中学读书，半年后便发生了辛亥革命，他「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当兵半年，退出军队；胡乱地报考一些职业中学，均未读成，终于进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这个学校他也不欢喜，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唯一可记的事是他从国文教员那里借到了一部「御批资治通鉴」，他读得津津有味，而且终身受用。接着他索性离开了学校，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博览群书，特别是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学」。他还读了鲁索的著作，斯宾诺莎的「论理学」和孟德斯鸠的「法意」。把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胡乱地混在一起了。（均见「西行漫记」）

一九一三――一八年（二十岁至二十五岁），这是毛氏就读于长沙师范的时期，也是他思想的奠基时期。毛泽东的自修活动结束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因为要和父亲妥协，取得经济援助，他考进了湖南第四师范，半年后该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毛便在一师里读了五年。据毛泽东自己说：「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了基础的，一师是一个好学校。」（见李锐着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十八页。）

在这个好学校里有一位最好的先生，同时对青年毛泽东的生活和思想发生最深远影响的，便是那位教修身等课的老师、后来且成为毛氏岳丈的杨昌济。关于他、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见同上引书十九页）

据李锐的叙述上杨昌济的思想是这样的：

「杨昌济先生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欢程朱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共九年……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

「杨昌济先生对于中国的旧文化很有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又吸取了王船山、谭嗣同、康德一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风气，加以抉择、批判、融会、因此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哲学思想上，他虽然是一位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者，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的伦理学见解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也很重，但是他的某些观点和主张，特别是他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于当时受教的青年确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自然而然地都团结在杨昌济先生的周围。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下课后，毛泽东同志等更常到『板仓杨寓』去聆教，或听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谈论天下大事。杨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相爱的情形下，杨昌济先生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虔诚地在许多方面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据说在如下几方面，受了这位现代理学家最深刻的影响：１研究王船山和谭嗣同；２将孔子的伦理学说现代化。把儒家思想与西欧民主派唯心哲学「贯通」起来，３介绍以初期「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想；４言行谨慎：「静坐（暂），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生活刻苦锻炼；做事勤恳，崇尚劳动……冷水沐浴，长途步行等。（见「初期活动」第二十四页）

一九一八――二○年（二十五至二十七岁）。这是毛氏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为唯物主义者的时期。他在一九一八年师范毕业后，就决心北上，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去。在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任职，接触到一大批新人物，并且首次和陈独秀见面。此时他拼命吸收新知识，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见到的新书。其中有一个时期，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来往很密，同意了不少无政府意见。但据他自己说，陈独秀给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别人所给他的更大。一九一九年春天离京赴沪，复由沪回湘，从事「新民学会」活动。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后，立即波及到湖南，毛泽东成了长沙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成立学联会，办「湘江评论」，并积极发动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不久「湘江评论」被封，学联被解散，毛又经过一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和组织活动后，因为湖南军阀的高压日甚一日，于是第二次离湘赴京。这次在北京碉住了不多日子（大约自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年夏天），但??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却很重要，据他自己说：「当我第二次游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事情的书，拼命访求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共产主义的文献。有三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而且造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从未动摇过。那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考次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见「西行漫记」），接着，毛泽东说：「大约在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多少也在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候起，我便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了。」「在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工作中，我开始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了。」（均见「西行漫记」）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或学习进程史）排成如下表：

第一时期（八年），由八岁至十六岁。完全依旧的方式诵读中国儒家经书。补充读物为：中国的几部长篇小说（初期），以及极少数偶然获得的旧式维新派的书报（后期）。

第二时期（三年），自十七岁至二十岁。此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科学与英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初步见到国民党的理论（民立报）。但此时期中对他发生最大影响的一部书，却是一中时代所读的「御批通鉴」。

第三时期（五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此时在新理学家杨昌济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在思想与实践上，有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是研究??激进的、现代化的、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化的一翼。（以王船山、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派，直至初期「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思想。）

第四时期（两年），自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这是他寻找出路并找到出路的时期。最初，他「思想依然混沌……在一九二○年冬天……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

在这个简单的罗列中，甚至几个数字都有很大意义。一共是十八年（如果按虚数算是十九年），其中八年是旧孔子学说的统治时代，三年可以说是出旧到新的摸索时代，后五年为新孔子学说的学习和实践时代，最后两年则为由激进儒生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转变时代。这意思是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前史时期中，新旧孔子主义支配了这个青年人几达十六年，而离开（其实并未根本决裂）这个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则仅占年余两年。我们指出这个事实，用意当然不想藉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新旧孔子主义占十八分之十六，马克思主义占十八分之二。这样的「数学」不用说是荒谬绝伦的。但上述的年数比例，却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去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来源，更好地了解??的实质。

列宁有一篇出名的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他在文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造成的那些优秀成果，即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寻找出??的几个「来源与组成部分」。从我们上面所做的叙述中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源，不过要确定??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容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非常清楚，三者对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差不多做了不分高低的贡献；这三者经过马克思天才的思维作用而化成一物后，其所占地位和重要性也可说是不相上下的。毛泽东思想的情形可不同，几个来源虽然相当清楚，但??们如何组成这个思想，组成这个思想时对??们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取舍或批判，组成以后各自在此统一物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以及各个因素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统一物中究竟是有机的组成呢？还是简单的拼合呢？要解答这些问题，却比列宁讨论马克思主义时来得困难些。不过，我们必须研究这些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我们早已看得很清楚了，??们是：１新旧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说，朱熹的孔子主义与杨昌济的孔子主义（后者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经船山，迄于康谭的孔学），２传统的游侠思想，特别是由水浒传集中表现出来的劫富济贫主义；３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这三个来源，当??们会合在毛泽东身上时采取着怎样的面目，是很难确定的。??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当年马克思吸收他的思想来源时，他将每一个来源都精详地批判过了，取舍过了，而且经此批判与取舍之后，每一个来源――不论哲学、社会主义或经济学――都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前所未有的正确性与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和其来源之间有何不同，人们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对??的三个来源否定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发展了甚么，也表明得一清二楚。可是毛泽东思想和??来源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其间没有很清晰的界限，让人不易看出哪里是旧的终点，哪里是新的起点。所以有这个不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在于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根本不能与马克思的相比；甚至我们应该说，毛泽东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的实践家。他并非完成了自己整套的革命理论（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以及革命对象之分析及革命战略的规划）而后从事革命活动，相反，他是先接受了一个革命目标，然后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调查研究」，斗争学习，因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这样的思想自有其优点和价值，但欠缺系统，不能一贯，权宜高于原则，战术指挥战略，却是??不可避免的特性。这个特性我们现在初次遇见于寻觅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时，将来，当我们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毛泽东思想时，还将随处遇见。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新旧「孔子主义」，这是事实，不容争辩。但我们说这个「孔子主义」迄今仍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成分，却一定要引起人们的责难。唯心的、「封建的」、阶级严明的孔子学说，如何能成为毛泽东共产主义思想的组成因素呢？人家一定会说我们胡言乱语，或甚至是「血口喷人」。但若我们把上面的意见换一个方式说出来，即若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那我们这些愤怒的反驳者可能会点首同意了。可是，试问，中国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是什么？不正是孔家思想吗？然则为甚么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分是「孔子主义」呢？人和他的思想，都是环境产物，是传统产物。伟大的杰出人物虽然要改变环境，要创造历史。但首先他得是这个环境和历史的一部分，否则他便无法了解??们，更谈不上改变和创造??们。完全脱离自己的环境，根本斩断自己的历史，这个人好像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非但起不了任何作用，抑且毫无生机。

孔家思想之于中国人的社会，正好似回教思想之于阿拉伯人及其它一些民族的社会，基督教思想之于欧美人的社会一样，数千年来，深入了人们的意识「灵魂」，浸透了一切风尚制度。因此，生息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不管有无知识，不管你愿不愿意，甚至不管你赞成或反对这些思想，可是??们总像大气里的湿度那样影响着你。影响的程度虽有差别，但受影响这个事实却是相同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首先自应革各自民族中反动思想的命。因为这些反动思想，纵使??在民族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给某一进步阶级服过务，但时至今日，站在民族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说，那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为统治阶级信奉的思想，却都是反动的，应予澈底批判，澈底打倒。没有做过这份批判打倒工作的人，有如西欧所习见的什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之类，那是绝对不会有革命气味，更不会有社会主义气味。他们仅仅是反动思想的假面具，反动政治最可恶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孔教共产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其反动性正与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相同，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这自然与毛泽东思想全不相干。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中留得有，或者结合得有「孔子主义」的成分，其义应如下述：童年与青年的毛泽东既从孔家书中获得了最初的知识与思想，他自不能不受「孔子主义」的深厚影响，在二十五岁以前，他基本上始终是一位「孔门弟子」，其间思想的进展，不过从孔子学派的正统（程、朱），逐渐趋向于??的「左翼」（黄梨洲、王船山、康有为、谭嗣同）罢了。五四之后，毛泽东当然受到清算孔子的影响，他的崇拜对象从康、梁变成为陈、胡。但因中国迟发的「启蒙运动」，由于国际和国内关系的特殊形势，无法构成一个长期独立的时期，故其对于中国旧思想，特别对孔子主义的批判工作，无论在深广两方面都做得极其有限。随着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新文化运动」本身起了分化，一部份投降了「孔家店」（这个孔老板自然是全身洋装的），另一部份则不再继续文化思想的深研，而一经浮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纲，便倾全力于实际的革命行动了。胡适之是前一部分人的代表，而陈独秀则是后一部分人的领袖。毛泽东跟在陈独秀后面，走了后一道路。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陈独秀一样，是建筑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结合得有孔子主义的成分。至于这成分是否至今还留得有，如果有，??们是什么，??们在整个思想中占多大地位，那且待后面详说。

一般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都是先干革命，后读马克思主义（最大多数则始终不曾有机会读马克思主义），因此，人们虽然加入了共产党，虽然以全生命闹共产革命，但除了根本的斗争目标，以及一些时事意见和行动方针由党决定之外，其它关于人生和社会（更不必谈宇宙等）的种种根本思想，却是各想各的，而大致则是属于儒家。知识程度越高，入党之前的思想越成系统，则其头脑中积存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越多、越深。毛泽东在一九二○年因「三本书」的影响决定了他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自然读过三十或三百本书，但这些书显然无法完全代替他以前十八年中所读的三百或三千本的孔盂书。这里数字的意义是很小的，而且是假设的；重大而真实的乃是人类思想发展上的「先入为主」，即人当其知识奠基时期和思想形成时期所受教育，往往终身起着有意无意的决定作用这个事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然要「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但这种自我否定工作，任何人不能做得澈底净尽的。越有根底，越不能做得澈底。「昨日」思想的结论可以抛弃，甚至可以全部否定，但其方法则多半无法摆脱。这情形和人的学习语言颇有相似之处：年龄越大，学习越难；乡音的根底越深，则对新方言的迁就越不易；成年人学习新方言，词汇最易，句法其次，音调最难，甚至是终于无法改变的。毛泽东从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乡，开始「否定」他的湘潭土语，学讲普通话；可是直到如今，虽然就词汇句法言他早已学成功，而基调都还是浓重的乡音。这现象，我们若能紧守模拟的范围，确实可以和他的思想发展及其不同因素间的关系相比拟。那就是说：普通话如果代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湘潭语音便有点等于他的孔孟思想。

带土音的普通话，就其表达意思的效用而言，不一定输于字正腔圆的京片子。问题的中心在于二者（音与语）之间的结合如何。如果结合得好，运用得流利自然，那末对不懂京音的最大多数中国人发言，也许比道地的「国语」还实惠，毛泽东的湘潭普通话，特别对湖南省的工农大众说话，那是绝对优于「标准国语」的。因此，以「土思想」打底的马克思主义，非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世界各地时无法避免的产物，而且，祗要??结合得好，还会比「百分之百」的原庄马克思主义为实际而有效。因此，单单说毛泽东思想中含有孔子主义的成分，意思绝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含有反动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是否含有反动思想，并不决定于含有某一成分这个事实，而决定于这个成分的性质，以及此性质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情形。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基本上都是孔门弟子，都从西方找来了一些「真理」。他们都把孔子主义与西方真理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内又都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在这方面，毛泽东和他三位前辈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就中西思想的结合情形说，却有很大不同。洪秀全的基督教义，康有为那味乌托邦理想和立宪主义的杂拌，孙中山的杰??逊主义加亨利乔治的思想的拚凑，当然都不能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相提并举。无论作为一般的哲学，或特殊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上述洪、康、孙三人所知道与所采纳的各种思想，自不能同年而语，惟此理太显，不必申论。我们这里要谈的是各人对于各该「西方真理」的认识深浅，以及各个被吸收成分和原有孔子思想结合的好坏。各人对各该「西方真理」的认识程度，毛泽东比他约三位前辈是高明得多的。因为时代关系，在洪、康当年，西洋学识根本不曾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不通洋文的中国旧知识分子，碉有经过传教土之流，一麟半爪，道听途说地获得一点新知。洪秀全不必说了，他凭了自己粗疏的认识，将基督教弄成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康有为博学，且较晚出，却也会将达尔文当成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把傅利叶当作英国人。孙中山虽然出身英文书院，足迹遍天下，但他根本不看重（因之不屑学）西方的文哲思想，他所注意的仅仅是欧美民主政治的规章制度。所以他对「西学」的认识也极不全面，甚至非常浅薄。（在这方面他还不如严复，而且不及谭嗣同。）毛泽东虽然不懂外国文，虽然也不很看得起西方的文哲思想，但因他思想的成长期正赶上了中国知识界的「竞趋欧化」时代，他所寻到的「西学」，即由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在中国的广大群众中于倾刻间蔚成了研习风气，所以他虽然不曾（始终不曾）成为一个渊博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总已全面地、仔细地、有系统地认识了??、研究了??、应用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自限于他实行家的性格，并固封于斯大林主义的体系；但即使如此，与洪、康、孙三人的「西学」比较起来，不容说已有天壤之别了。其次讲到中西学结合的情形，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和陈独秀一样，而且和洪、康、孙三人一样，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但这碉就他们思想中所含的成分而言。若就二者的结合情形看问题，则对毛泽东说，体用二字便不能呆板地解释为主辅之别了。在洪、康、孙三人的思想中，「中学」（即孔子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中若干带民主气息与大同理想的方面）无疑是主体，而各自从西方拾取的一些断烂锦绣，则是「零用」，外表的装饰。在上述三人中，特别是前二人，他们所干的革命与所主张的改革，与其说是维新，毋宁说是复古。西哲的理想，不过借用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的仁政而已。孙中山自然比他们进步，他要造成的新中国是现代英美式的民主国家，甚至是更为美好的「民生主义的国家」。但什么是民生主义呢？孙中山却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所以他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孙中山思想究以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此就很明白了。可是毛泽东决不会在中国革命与复古之间加上等号的。他明白孔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的对立，唯心与唯物的对立，他知道儒家思想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各自代表着什么阶级利益；他懂得要「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必须「破」孔子主义的反革命观；总之，他清楚：要想在孔子主义本干上接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种是不对的，也不可能。所以他在意识和思想上，曾经努力摆脱他以前获得的孔子思想，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的中西二学的关系不再是主辅之差，其结合也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某种程度的化合了。在这上面，毛泽东不仅和洪秀全、康有为不同，就是和孙中山都大不相同。

但是一种化合品是否根本取消了??的组成成分呢？当然不。因之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学成分即使和后来的西学起了化学性的结合，我们却仍不能否认??是组成成分之一。

值得研究的是迄今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究竟是那些儒家思想？所谓儒家思想，我们知道，含义非常宽广，难以下一简单明确的定义。两千年来，孔子主义独霸了中国人的思想，范围了中国人的头脑；可是反过来，中国人的思想，透过许多优秀的头脑，却又各自将反映其时代特点与阶级特点的解释赋予了儒家思想。因之，在儒家思想这个共同名义之下，你可以发见很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见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些不同流派，其对各自的环境和时代言，曾经起了不同性质的、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我们这里自然不想谈儒家思想发展史，也不想研究各派儒家的异同学说――这种研究在此地并不需要，亦非本书作者所能胜任――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只是列举几项在中国人思想中最起作用的儒家思想。然后让我们看看究竟这些思想是否可以在毛泽东的言行中发现出来。孔子将「六艺」传授弟子，可是以思想论，影响于后代中国人既深且远者，却莫如「春秋」、「礼」、「易」。孔子自己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确是有自知之明的。「春秋」的褒贬笔削，实质上乃是「礼」在政治史与政治学上的应用。至于所谓「礼」，则碉是封建等级制度，乃至一切等级制度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规约。所以二「经」的基本精神只有一个，那便是：分上下，定尊卑。孔子的「礼」不是绝对与片面的约束，??毋宁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等级间的「契约」：父慈则子孝，君仁则臣忠，这里的上下尊卑之间，有一种关连性的责任与义务存在。因此，秦始皇的绝对专制就不欢喜儒家，而后来的某些儒家，又可以从孔子学说中发挥出某些民主的进步见解。但虽如此，不论就孔家「礼」教的本身说，或就其发生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结果说，其反动性总是远远超过进步性的。孔子所以能成为「圣之时者」，二千年来他之所以能不断获得专制统治者的无上崇敬，主要就因为他老人家那点子「春秋大义」，那个严尊卑上下之序的「礼」教。儒家思想中第二个重大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不小影响，特别对汉民族的思想发生极大作用的，乃是由「易」传所代表的那种辩证思想。「孔子晚而喜易」，有「假我数年」的愿望。其实，孔子的辩证思想是原来有的，他的读易与传易，不过是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哲学加以系统化吧了。司马迁作「孔子世家」，给孔学做了一个简短提要，其中就提到了他的「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太史公的高明处。因为这个「四毋」不但是孔子思想方法的基础，而且正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根本态度。不要臆度、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主观；这里面一方面包含了科学精神与辩证思想，另方面却意味着中庸、妥协、圆滑的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时甚至发展至赤裸裸的犬儒主义。中国历来的儒家，继承前一进步方面的固然不是没有，但属少数，继承和发挥后一反动方面的则比比皆是，占绝大多数。

如果「春秋大义」与「四毋」哲学是孔子主义的两大要素，那末毛泽东思想中保留着何种孔家思想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毛泽东是革命家。依春秋之义，乃属于「乱臣贼子」之列。因此人们会自然地以为毛氏决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拥护孔子尊王之说，即不会赞成盲目尊君的学说与实践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春秋尊王，并非尊一固定之王，而是凡王必尊。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做成了王。一旦成了王，则圣人的春秋大义便全部呈送给你，你便成了「纲」。祗有那些失败了的「乱臣贼子」栗始终是乱臣贼子，栗受不到「士」（即儒家）的尊崇。原来「春秋大义」是跟「成王败寇」这个现实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犯上」胜利了的新君王，或甚至外族入主中国的侵略者，碉要「所业已就」，都无妨于此一「大义」之接纳，并发见其为帮助统治之最好思想武器。毛泽东早年习孔子之「礼」；后来当然在思想上抛弃了??。但当他初则在党内，继而在国内，最初对同志，后来对全民建立了唯一的无上权威之后，是否会发现「春秋大义」又有了利用的新价值呢？或者，更正确地可以这样问：这个分上下、别尊卑的儒家礼教观念，虽在表面思想上早被毛泽东所放弃，但在较深的意识中，是否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心中脑际，因而促成了他的党、政制度的等级悬殊的官僚主义；促成了他衷心接纳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促成了他疯狂发展的个人崇群作风（实质上乃是变相的帝王思想）？对于这些问题，特别对于后一方式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与孔子的礼教有血缘之亲（暂）。

孔子主义的第二个特点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子更显而易见。无论敌友，谁都承认毛泽东是杰出的权术家，更确切些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不管就军事、政治或人事方面说，毛氏那种聪敏、灵活、圆通、狡黠的应付，实在高明之至。这种本事，一半固然由于天赋，另一半显然是从孔老夫子那里，首先是从他那个「四毋」中学来的。孔子可说是古往今来最不受「教条」束缚的人了。他的任何主张没有一成不变的说法，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亦因人而异。这在教育方法上是「因材施教」，在思想方法上便是所谓「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他在某个时候可以「从众」，在另一个时候可以「违众」，一切看情形而定。弟子们同样问「仁」，而孔子对颜渊、仲弓和司马牛的回答各不相同。纣王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于谏而死」，三人三种态度，而孔子却同样称之为「仁」。这是他能在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并且对人对事，都能从适当的视角来观察。孔子说过：「亲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公山弗扰以费畔」，「佛泌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都想前去；说什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有人嘲笑他「栖栖皇皇」，近于「佞」了，而孔子则辩曰：「吾疾固也」。他反对一成不变，讨厌顽固不化。他「无可无不可」。孔子与蒲人盟，不去卫国；但一出东门，他即负盟适卫，理由是：「要盟也，神不听」。那意思就是说，在强力要挟之下可以与人缔盟，但这样的盟誓完全可以违背，因为鬼神是不听的。孔夫子那种随机应变，实事求是，有经有权，不执一见的态度，在毛泽东的言行中，不是随处可以发现的吗？三十余年来，毛泽东奋斗于中国共产党内外，终于能有今日那样的地位，是靠他应付了一连串敌手的。第一号内部对手是已故的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派遣人王明。毛泽东在这一战斗中显然处于劣势，而且是败局早成的，如果当时他没有玄德种菜、勾践尝胆的精神，没有韬光养晦，隐忍待时的修养，便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翻身；再如果当他翻身之后，对王明派不能做到小胜不骄，适可而止，主从有别，恩威兼施；对斯大林不能实行敬而远之，阳奉阴违，以及时奉时违的「柔道」政策，则无法保持并确立他在党内的胜利，更不能扩大之为全国性的胜利。对付党外的大敌蒋介石，毛泽东更是充分发挥了「毋固，毋必」的儒家精神。西安捉放，国共重圆，这出悲喜剧的导演固然是斯大林，但其精??演出却无疑要归功于毛泽东。他并非死板地扮演了剧中人，而是将自己的性格注入于角色中的。十年内战，能于一旦间被宣称为「兄弟阋樯」；反动的三民主义，一经「正名」，冠以「新」字，就不怕信奉。改编易帜，答应无妨，只要易而不改，强加之约，可以签订，反正「神不听」也。对于国民党旁敲侧击，应之以「有理，有利，有节」，随机应变，法无常法。与民主人士游，则「恂恂如也，怔阖如也，鞠躬如也」，礼不嫌其繁琐，只要能争取同情好感。凡此种种，别说硬桥硬马的马克思办不到，就是更为实际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因「教条」所限，绝对不肯做与做不来；甚至那个专讲策略的斯大林，虽然愿意做能够做，但因先后天都没有那种圆通周到的应付本领，也一定做不到这样的。只有深得乎「夫子之道」的毛泽东栗能演得如此出色。由此可见，策略意义上地位甚高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有重要一部分并非继承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从孔子思想中得来的。

策略家的毛泽东，或毛泽东的高明的策略，在不小程度内的确曾促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事实是否表示出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马列主义不及孔子主义实用呢？或者方又可以这样设问：非马克思主义的、但运用得很巧妙的一些策略，足以促成革命胜利的吗？这些问题值得研究，我们也一定要研究??们。但不在此地，我们将在本书以后适当的地方谈到??们（暂）（注 ）。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毛泽东思想中确仍含有孔子主义的成分，而这目的总算已经达到了。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固有的游侠思想。这说法大概较易得人首肯。毛氏自己说：他小时读经书而不欢喜经书。（其实――让我们顺便在此一提――没有一个小孩子会欢喜那些晦涩艰深的圣贤书的，但不欢喜决不意味着不受影响。）他欢喜读水浒、西游等等小说。这些通俗历史小说对近百年来中国青年人的影响，无疑是大大超过了经书的。尤其是识字不多的下层社会等级，他们的思想和部分知识，可以说都是从那些小说得来，或间接由取材于此种小说的戏剧中得来。所以爱那些小说甚于爱「圣贤书」，并不止以毛泽东为然，几乎最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如此的。毛泽东比众不同的，我觉得碉在于他把从某些小说中得来的思想，能郑重予以实行而已。中国旧小说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整个混沌体。此一混合物以孔氏学说为基础，加添了浓重的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入世与出世的想法纠缠在一起。在此纠缠中，二者较高明的（不必等于前进或正确）成分互相抵消，而最腐败的成分则相得益彰。比如入世部分的积极面，即儒家的所谓「行其义也」的负责精神，消失了，留剩下来的只是学优则仕，求取利禄的庸俗见解；出世部分也只有一些最浅薄的东西留下来，犹如于佛家为因果报应的小乘教义，于道家则为炼丹修仙的荒唐理想。中国旧小说的这些思想，凭借故事之力，广泛传播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中，真是流毒无穷。不过有一种思想，特别见于像水浒那样的杰出小说中的，却在上述那个思想混沌体上放射异彩。这个思想，我以为应名之为游侠思想。一些古典小说能够特别吸引少年读者，能在儒释道三者的酸腐气中透出强烈的清新气息，因而使某些小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思想上亦具有较高价值者，我觉得，主要得归功于这个思想。如果没有这个「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游侠主义」，那末老是在陈腐、庸俗、怪诞的儒释道圈子里打滚的中国旧小说，其实将一无足观了。

毛泽东热爱道些小说，他主要显然是欢喜这个思想，他吸收了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行为中，将假戏真做起来。

秦汉之际，儒侠并称，韩非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也。究竟儒（亦即士）代表什么阶级？侠代表什么阶级呢？以当时的孔子而论，应该说是新兴的中小地主的代表。他的学说代表了为数不小的，非封建贵族出身的，属于中小地主或兼营商业的地主们的政治理想，特别代表了出身于此等「贫贱」阶级的官僚利益与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改良的、妥协的、摇摆的，其实质颇近乎现代社会中的中上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等到后来，一自汉武将儒家奉为「国教」以后，「孔子主义」自然纸为统治阶级服务，替专制君王作「仁政」的粉饰，以致尽失其改良的或妥协的性质。至于游侠，司马迁虽然区分为「显贵之侠」与「布衣」、「乡曲」、或「闾巷之侠」，但其实是专指后者而不及前者的。「布衣」、「乡曲」、「闾巷」，就字面看已很清楚了，这是些下等的普通人。他们的特点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因觊，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游侠者的美德，或他们同类标榜的道德标准，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日本的武士道，颇多相同之处。不过中国游侠的阶级成分，却比欧洲的骑士与日本武士，似乎要低，骑士本身是贵族，武士则是贵族的帮闲和打手。而中国历史上的侠，则大多是??井小人；其中间或有农民、有小地主、有下级官吏，而最大多数则为大小城??里的工匠、贩夫走卒与无业游民。一般说，他们代表了比儒家所代表者为低的社会等级。故为儒墨所「排摈」。侠的品类很杂，良莠不齐。暴戾恣肆，侵凌孤弱而自称为侠的流氓剧盗当然很多，但真正具有上述美德的豪士也一定不少。这些人，特别当政治极度黑暗，或战乱频仍，小百姓受尽欺压，颠沛流离，痛苦无告的时代，确实能起一些反沆作用。他们将「公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以此替无告者出口?w气，让「豪暴」者得点惩戒。这种精神，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可说都起了积极作用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没有这种「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那末在儒家精神的绝对统治之下，中国人（尤其是所谓「士」）一定会像司马迁所指出，祗剩两种类型了：一种是「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自私的清流，另一种便是「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的无耻的俗子。事实上，一两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恰恰碉有过这两种人。非清流即俗子，非俗子即清流。而更坏的，这两种人往往文互为用，随时可以易位，弄成清流亦俗子，俗子即清流的情形，真是非常可悲可叹的。欧阳修为冯道作传，发过如下的感慨：「子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固无其人哉？」欧阳修在这里的见识还不及司马迁。他不知道：若不多少具有「朱家、郭解」精神的正统孔子之徒，其不成为「长乐老人」者几希。冯道处处以仲尼自况，当时人亦称誉之为孔子复生，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倒并非绝顶荒谬的。

自来比较杰出的儒家，都知道「以武药文」的重要性。近世的谭嗣同更看重游侠精神。孙中山则拼命从会党中求豪士。良以「秀才造反」，虽三十、三百年亦不能成功；更何况一成「秀才」，便根本连造反的念头都不敢存呢？毛泽东从水浒传中学到了上梁山的重要，把这点游侠精神吸收到思想中去，与外来的西学再结合一下，成为他以武装对武装的全套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不须多所辞费了。

马克思主义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第三个成分，情形自比上述二事更加清楚，以致毋须证明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出来讨论的，乃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究竟是怎样的马列主义；以及此一成分在其整个思想中所占比重如何。毛泽东亲口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二○年顷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书籍方面是受了「共产党宣言」，考次基着「阶级斗争」及刻儿．枯朴着「社会主义史」的影响。此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阅读及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形，他自己不曾说过，别人亦少记载。但我们不难推想得之。毛泽东是不懂外国文的，而马克思主义书籍被大量译成中文，是在革命失败以后，即开始于一九三○年前后。可见从一九二○年到三○年这段期间，毛氏是不会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不但因为这方面中译本太少，而更因为那时期的革命运动开展得意外迅速，毛氏和所有的年青共产党员一样，不得不以全部时间，全副精力去应付忙迫的实际斗争。接着又因革命失败，毛泽东从事于武装斗争的组织和领导，这就使他更没有任何闲暇来做理论上的深化与进修。因此，不仅在一九三○年以前，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当中共的军政权力在延安相当稳定以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大概不会比他于一九二○年从三本书中所获得者增添许多。这当然不仅毛泽东如此，参加或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全体共产主义者，可说全都如此。最大多数人是读了郑超麟翻译的布哈林与泼雷奥勃拉欣斯基合着的「共产主义ABC」；较少人读了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后一种人在当时已算是高级理论家了。

毛泽东「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据陈伯达告诉我们，「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按即一九三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见陈着：「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第十六页）陈伯达的这点证言极其重要。他告诉了我们毛泽东何时栗「宽泛地阅读和深思熟虑」斯大林的著作。同时他又间接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所研读的究竟是那一种马克思主义。

原来毛泽东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栗郑乎其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而他所研究的却碉是斯大林的著作，所以是斯大林主义者（暂）。

一九三七年顷毛氏所以能研读斯大林著作，因为抗日之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多少放松了，毛氏可以抽点工夫出来进修理论。而他之所以要进修理论，则最直接为的要应付王明一系的进攻。他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当时虽已获胜，但未结束，为了与王明们上争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的支持，下争全党的信仰，他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尤须学习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理论。

毛泽东和斯大林（及其直接代理人王明）之间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关系，我们将以专章详谈。这里应该注意并引起我们最大兴趣的乃是下面两件事实：１当毛泽东做了十七年共产党员，领导了十七年共产党革命之后，亦即当毛泽东到了四十四岁那年，栗比较广泛深刻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２他此时（甚至以后）所研读的马克思主义，又仅仅以斯大林所解释与所代表者为限。为要估量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分所占比重，为要认识毛泽东所接纳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上述二事，无疑具有极大价值。

光是凭了这两个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儒、侠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之深入地下的基础，而斯大林主义则是毛泽东思想之人所共见的上层建筑。在潜意识的、较抽象的精神方面，土生的儒、侠思想显占上风，在有意识的，较具体的思想方面，那个主要来自斯大林的洋成分似占优势。――随着岁月的增长，它越来越占优势。

下面，我们准备从各个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去认识和评估毛泽东思想，并从而证验我们在本章中对毛泽东三个主要来源所作的剖析。

高明的战术家

毛泽东有句名言：「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话，不同的了解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意义正确，有的意义谬误。简单地将??了解成对付敌人时候的胆大心细，当然绝对正确。若了解为大处不妨轻敌，小处必须重敌，那就糟了。依毛泽东的本意，这句话首先是说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统治，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上是已经过了时的，注定要死亡，其本身充满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所以外强中干，是纸老虎，我们不必怕??们；不过虽然如此，反动制度是不会自行死亡的，在临死挣扎中而且要加倍凶恶的，因此和??们斗争时，仍必须郑乎其事，战战兢兢，一丝儿都松懈或疏忽不得。这个了解，当然对的。但用「战略」和「战术」来表示上述两种态度，却并不恰当。资本主义之注定要死亡，其本身矛盾无法解决，至少，从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 写「资本论」以来就已经如此了。可是马克思的全部革命理论，特别是由列宁发挥出来的布尔雪维克主义，主要的，亦即他们所「重视的」，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思想，而非实现这些战略的战术手段。说「战略上轻视敌人」，意思当然不是说克敌的战略可以轻视，??祗是说：在我们的战略部署上，敌人的力量不必重视。但这样的说法也还是有毛病的，因为第一，任何意义的轻敌都会招致失败；第二，今天的帝国主义毕竟还不是死大虫，因而不必讲求捕捉的战略，而碉须考虑宰割的方法得了。

毛泽东所以会说出这样一句口号来，我觉得，是由如下两种情形促成的：一、毛泽东本质上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聪敏灵活的战术家与政略家；却不能算是同样杰出的、高瞻远瞩的、受着一贯原则性指导的战略家；二、在长时期斗争中，毛泽东高明的战术时常能补救与改正他不甚高明的战略；且因许多有利的客观因素之助，常能来得及完成这些补救与改正工作，因此，使他相信彷佛碉要有了好的战术，便可以获取革命胜利了。

从「战略上轻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名言的一个特定意义着想，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战术家这个事实，而且还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其争取到胜利的途中，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曾经具有了如何弯曲的形态。

这里先让我们研究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过首先，我们还得解释一下战略和战术之间，战略家与战术家之间的区别，尤其是要解释我们是怎样了解这个分别的。关于这个区别，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说明：「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家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个定义并不错，但非我们在本文中所了解的意义。我们是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即不仅在军事意义、而且在政治意义上来观察和区别这两者的。广义的战略和战术，即不仅指军事意义的，而更加指政治意义的战略和战术，其区别当不限于「全局性」与「局部性」之分。二者的区别，我们认为主要得看：凡事先求原则性的贯通，全面性的融会，然后从原则立场来观察与解决各个具体问题，这是战略家的态度；反之，凡事碉对个别的具体问题调查研究，不能作全面性的概括，不能作原则性的综合，同时以个别问题的答案，不断影响或经常改变原则立场，这种人，属于战术家。

就狭义说，即单就军事意义说，毛泽东不但是高明的战术家，抑且是杰出的战略家。但就广义说，即就军政两义，更特别就政治的意义说，那末作为一个战略家的高度，便还不如他战术家的高度了。

我们如今在此谈论他的战术家地位，当然是取其广义。

「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乃是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将力量投向农村，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也正是战术家毛泽东的身型长得最高的地方。不过我们这样说，一定有人会出来反驳：如此重要的一条革命路线，为什么祗能算是战术上的大成就，却不能算作战略上的大贡献呢？单凭这一点，为什么还不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却祗能称为伟大的战术家呢？列宁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战略家，主要因为他为俄国革命提出了一条战略路线：无产阶级联络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而斗争，藉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则毛泽东的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的路线，为什么不能与列宁的路线齐肩，同被看作为革命战略呢？

我们认为二者不能等量齐观。理由第一是，毛泽东所最先坚持的领导农民武装革命的路线，实质上属于斗争方法，并非革命原则。斗争方法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自有极大影响；但革命方法和手段的本身，对革命性质，甚至对革命诸动力之间的结合关系，却不会有决定作用。毛泽东的武装革命道路，是在史大林给规定的战略路线之下采取并进行的。当毛泽东走上这条路线时，一再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井冈山的斗争」）。「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仅仅是如何实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次大会所规定的战略路线的一种战术路线，??本身决不是战略路线。第二，毛泽东这个「以武装对武装」的思想，自始不曾从我们这大时代的特性，从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法西斯式的军事化特性出发，加以分析而提出的；??是从中国政局的不定，统一难成，等等条件出发，因而断定了红军以及红色政权之有存在可能，并发明出、从战斗中归纳出许多武装斗争的战术。因此，??不是一个原则性的、瞻顾全局的如何完成革命与完成何种革命的战略，而碉是革命失败后多被逼自卫、先行后知、逐渐自觉的一种战术。诚然，还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就说过：「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见「井冈山的斗争」）同时在稍后两月的另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说??「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但他并未在战略意义上提出这个批评，即毛泽东不曾与当时的中央主张根本对立，他不曾明白坚决地提出放弃城??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于各个根基地的建立，然后由乡村的根基地出发，以武力解放城??和全国。相反，在同一篇通信中，毛泽东引征他的一封旧信上的立场如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斗争是错误的……」这里说得很明白，依据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当时及以后的所有中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一样，农民的武装队伍及其地方政权，对整个的革命斗争说，碉能起「帮助」与「促进」的作用吧了。由此可见，尔后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即完全离开了城??（一九三三年以后），完全依靠农民的武装及其地方政权，终于在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显然不是按照了一个预见的战略路线，而是违反了中共的、乃至毛泽东本人的战略路线的。因此，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农民，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在理论的价值上简直堪与列宁那个著名的战略公式齐肩，是不确实的。

但虽如此，毛泽东的此一方面的理论，即使属于战术性质，却仍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值得全世界的革命家研究，尤其应为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所认真学习，并加以接受和实行的。

前面我们提过，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如何组织，如何促进与如何实行革命，有一套传统的与正统的办法－－战术。那套办法是：发行报纸，将革命干部组成政党，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无产阶级以外的劳动群众，不断进行鼓动宣传，不断领导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以此扩大政治影响，增加组织力量，直至全国性的革命危机成熟（主观上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客观上统治阶级陷于政治与经济的崩溃），乃由工人阶级发动一次或数次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议会内的或议会外的），首先在中心城??夺取政权，组织新的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在内），然后将革命（经过内战或不经过内战）推广至于全国。

这样一条进行革命的这路，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导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两阶级的主要对立，并导源于由此发生的城??领导乡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非无产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巴黎公社以后的三十年中，西欧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在发展中形成了以议会运动为主要目标、以组织广大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斗争道路，这条道路到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显出了严重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堕落，于是在政治与经济均较落后的俄罗斯，当那个改良的议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最突出地暴露了自己的不合适之后，就发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雪维克派的战略战术路线。这条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俄国固有的民粹派革命斗争的一些传统，另方面采取了西欧工人运动的某些方法；??接纳了二者的优秀之点，否定了二者的错误与堕落之处。??从前者继承了战斗先锋队的组织特点：严密、集中、战斗性与「阴谋性」；却否定了??的农民观点，否定了??的少数单干主义，官僚命令主义等等。从后者，??采取了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路线，却否定了??的祗改良不革命的想法，否定了??的选票之外无斗争的那种观念。如此完成起来的列宁的这种革命方法，配合了他正确的基本战略思想，完成了俄国革命，因而便推广到了全世界。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存在的第一天起，便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实行上述的革命方法或革命战术的。以「党报」作为「组织者」，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为基地，以争取工人、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为主要工作，将同样的党组织与群众组织扩大到全国，首先扩大到国内各大城??。党活动的最大目的在于散布自己的政治影向，增大自己的组织力量，然后在合适的、未可预知的条件中，实行革命。这样的革命方法，不但当北伐战争以前及其进行期间如此，便是革命失败以后，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之时亦是如此。不但史大林主义的中共中央系统如此，由中共分裂出来的中国托洛次基主义派也是如此，不但王明们是如此想与如此做，就是毛泽东也是如此想的，虽然他不曾一贯地如此做。毛泽东在思想上接受了传统的革命方法，事实上却不曾始终这样做。这因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实行家，是一个将行动看得重于理论的革命家。又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由中国的传统知识构成的，外来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他知道得少（特别在二十年代），受束缚的程度没有「洋教条主义者」那么厉害。所以在客观事变与斗争逻辑的压迫之下，他被迫改变了他自己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奉行的革命战术。他以落后僻远的乡村代替滨海的现代化的大城市，以武装农民的暴动来代替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少数共产党人对部分农民军队的统率和控制，代替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乡村农民的影响和领导；以武装割据．持久战争、枪杆子打天下的路子，代替了宣传鼓动、长期组织、由总罢工走向革命的方针。当毛泽东实行如上种种「代替」之时，并非放弃（至少不曾公然放弃）了共产党革命的正式策略，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他继续承认大城??工作居于首要地位。当他发现「知」与「行」之间有所冲突之时，他便让前者去适应后者，但此适应决不越过一个限度，即决不公然违反马列主义关于：革命遂行的方法，尤其不放弃那些更加根本的立场。譬如关于「工人阶级领导」问题，毛泽东决不会说（也从不曾说），农民根本不需要这个领导，而碉是说，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的少量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为了指引或保证武装农民进行反国民党的斗争，已经足够了。又如关于武力割据的前途问题，毛泽东亦非自始就具有绝对信心，更不敢赋与??以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他老是宣称：「割据」斗争是系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是否进展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之，毛泽东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的与正式的共产党革命的战术，最初是实逼处此，事与愿违，然后是知随行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不过一直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即当他实行了十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独特的看法栗首次有了一次全面的与理论性的说明。那是他当时对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于「选集」中的。为了??的意义重大之故，特长段摘录于后：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它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方忽略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毛泽东比较原则性与战略性地提出了并说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后，接着又拿国共两党的战争史来做了例证，他说：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满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

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他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见「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至五三四页）

我们如此冗长地抄录了毛泽东的文字，因为??太重要了。作者在这里不但想把武装斗争从战术提高到战略地位，而且还想把它当作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不但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谈到了近代中国诸政党和军队的关系，而且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态度的历史的变迁。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拿自己的革命战术（或战略）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相对立，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明白而确定地说出了自己对城??与乡村，阶级与党，军队与党等等的关系。因此，在此地，毛泽东确实地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不少有关乎革命战略的原则性的问题。如果要说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话，那末我认为，毛氏在这段话中所说种种，最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了。

毛泽东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开始去拿起枪杆子，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他一直是把这当作一种战术去做的。换句话说，他始终站在由莫斯科规定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略圈子内去从事武装斗争的。再换一句话说，即当他在湘赣乡间从事枪杆子运动之时，并不否认城市工人运动仍居首要地位；并不否认城市在全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并不否认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并不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离开无产阶级环境与工人斗争便无法建立与巩固，并不否认若非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及时重起，「红军」与红色政权便无发展可能，便不能无限期存在，并不否认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农民武装，对整个革命前途说，碉能起辅助作用。总之，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从来不曾宣布，至少不曾在文字或演说中公开宣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所有那些，不适合中国，中国要走「相反的道路」。以前，毛泽东的「枪杆子」办法只是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走的相同的道路上，因为城市革命遭受挫败，一时无法照样做，故而暂时采取的一个战术。一直到了那时，毛泽东才公然宣布以武装的农民军队来代替城市民众进行革命，并不是共产党传统的战略路线受到挫折后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种辅助性的活动，而恰恰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所要求的，因而根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各共产党所曾实行过的战略路线相反的一条战略路线。

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原来战略家的毛泽东是由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逐渐地（十年之久）积累而成的。这个事实原本不足为毛泽东病。因为一般的说，实践总先于理论，许多战略家都是从战术经验的累积而形成的。即使是「天生的」大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亦必须经过实际战役的考验，必须在战术的执行中加以不断审核，才能完成。所以要评估一位战略家的高度，可以较少注意于他如何形成的这个过程，较多注意于战略思想的本身。那末就思想的本身言多战略家的毛泽东的地位如何呢？据我们的看法，却远不及战术家毛泽东的高明与杰出。

不信，请让我们分所一下上面的引文。

说「革命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就未免把一个（正确些说是几个）正确的原则说得过于片面、过于简单、过于机械，因而会变得不正确，甚至变得谬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这是列宁的名言。「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权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那是恩格斯给下的定义。至于说夺取政权归根结蒂是要靠力量，甚至要靠暴力，说以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的革命多半会发展成内战，或发展成反对外国反动派干涉的革命战争，那是马思以下所有革命导师时常这样说的。所以问题碉在于，这几个正确的原则立场，像毛泽东以上述形式的一句话表达出来，是否依然正确？据我们看是不正确的。依照毛泽东那句话的意思，革命者的唯一与全部能事，就是去研究和组织革命战争，凭此以夺取政权。毛泽东称这个想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宣布??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未免太武断了。我觉得，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中，不可能得出「战争解决问题乃革命中心任务」这个原则，同时，以革命战争解决革命任务这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却不能凭以确定一个规律，彷佛中外古今的革命一概都是由战争决定的。革命，特别是深刻的革命，大抵要变成内战，要变成革命战争，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规律」，谁若害怕这个事实，谁不认识这个规律，谁就根本不配谈革命，更不能领导革命至于胜利。但在另一方面，鉴于革命和战争的密切关系，因而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祗要战争有办法，革命就有办法，战争能胜利，革命的任务便解决，那是非常错误的。

在毛泽东的那个断语里，据我看，便含有并且能发生下述的一些错误。第一，把战争解决革命问题这种情形定为「中国外国一概对的」通用原则，第二，将革命与战争，特别是将革命与革命战争混为一谈；第三，将群众性的非军事性的一切革命运动（宣传与组织），统统看作革命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第四，很自然地会相信战争万能，暴力万能或「枪杆子万能」。现在让我们来逐一加以说明：

跟在那个「普遍原则」之后，毛泽东接着指出：「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接着他说明了这个不一致，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这两段说明中，包含着一连串的错误。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不能简单解释成「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执行」时候的不同「表现」。当毛泽东企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条件」时，充分暴露了他「只懂中国，不懂希腊」的弱点。他完全不晓得（至少他不曾说出来）西欧资本主义百余年来「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适应于此变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行原则」时的「表现」的变迁。大致说来，一八四八年前后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全体一致地内无封建制度，外无民族压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更不曾普遍存在。因此那一时期的西欧各国的革命党，其任务基本地亦非「在于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等等。那时候的西欧革命也是不起则已，一起便是暴动、巷战。这时期一直延长到七十年代之初，以巴黎公社的产生为其顶点。适应那个时期的「条件」，不但有勃浪基主义的暴动战术，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暴动艺术。一句话，那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也要流血的，也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七十年代之后，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另方面因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西欧诸先进国家中的民主制度普遍地加强了，巩固了，这个时候，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栗像毛泽东所说的，变成了「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人们称这个时期为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或「自由的」时期。因为??尚未进入垄断的财政资本的阶段，亦即处于帝国主义前期的、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约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这和新的革命战略与战术的产生是几乎同时的。那种战略战术发生在欧洲国家中生产最落后但资本组织最集中的俄罗斯，「表现」为列宁所主要设计的布尔雪维克主义。这个主义在许多特征上是复回到一八七一年之前了，即回复到「阴谋」，回复到「暴力」，回复到「以战争解决革命问题」。在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眼中方列宁主义不多不少地就是勃浪基主义的复活。自从一九○五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随着帝国主义制度之日趋法西斯化与军事化，越来越被迫转向于不合法与不和平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非如毛泽东所指出，始终是合法的议会斗争。??曾经是「流血的」，中间曾有过和平与不流血时期，可是很久以来就又让人嗅到血腥气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道：这一切与毛泽东所说的完全没有冲突，因为毛泽东的文章恰恰说明了即使是那种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实质上仍不过是「武装夺取政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不同条件中的一种不同表现罢了。既然正当西欧和平革命的典型时期，历史也不曾告诉过我们一次工人阶级用非武装手段夺得了政权，不经战争解决过问题，那末毛泽东宣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原则为普遍真理，不是做得完全对吗？这断言不正是打击了第二国际英雄们那种社会主义，那种和平革命的迷梦吗？

我们觉得：重视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将革命的一切归于暴力则属另一回事。我们觉得：说阶级斗争的澈底发展，特别是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诉之于暴力，必须依靠力量（包括武装与非武装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是一回事；说一切革命问题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普遍地正确的，对后一回事却不能如此说。

是否主张革命的和平发展便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是否马克思与列宁不论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都从来绝对否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呢？当然不。马恩且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被考次基称为「兵士革命论者」的列宁，对此问题曾经有过怎样的态度。十月革命当然是暴力的革命，由此开展出来的数年内战，更是流血和恐怖的。但是，在此革命起义爆发之前四个月，列宁却肯定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并曾竭力为此可能而斗争。在「论口号」那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这个时期中，俄国「整个革命有按照和平道路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在这和平发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骤，即可以直接实现的步骤的口号。」当然，列宁当时所以会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并非因为反动派能自愿放弃政权，也不是叫群众放弃一切暴力性的革命行动与准备，而是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国家政权处于一个特殊状态中，即：「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根据自愿协议分掌着政权。……武器在人民手中，……这就展开了并保证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列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不会相信任何方式关于政权的「禅让」故事，也不会迷信以选票代替枪炮这颗万应灵丹，但是他相信当阶级斗争发展到某个有利时机，特别当统治阶级分崩离析，权力（甚至武器）事实上落在民众手中，只因群众的思想与觉悟还赶不上事变发展因而未能夺取政权时，那时，革命在贤明的革命党的指导之下，循和平发展的道路获致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值得争取的。在这上面，列宁的「和平革命论」恰恰等于我们中国孙武子的「不战论」。「百战百胜，非战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辩护者自然又会反驳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战之一种；不战之战，却是最善之战，并非真正不战。故惟最善战者，栗能不战。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和平发展也是战争的一种，也是最善之战，祗因「武器在人民手中」，战可胜，不战亦胜，故能和平夺取政权。所以他们说，列宁的和平发展说非但不违反毛泽东的「以战争解决问题论」，恰恰是证实了??。祗有站定了一切由武力解决的立场，碉有拼命让人民拿起武器，然后可以谈和平发展。否则便是可怜的幻想，或反动的欺骗。

这样说当然没有问题，但若仅仅肯定「以战争解决政权问题」这一个原则，绝对排除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个原则有采取和平发展的「表现形式」的可能，却是很不对的。倘由此而产生了「一切由枪杆子决定」，或「枪杆子可造成一切」的简单想法，那就非但不对，而且有害的了。这个想法与马克思主义无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里，十分精详地批判了那种「暴力万能」的谬说），却和勃浪基主义接近，甚至是马嘉维利主义。毛泽东在这问题上的整个看法，当然没有处处都像他在这个通俗说法中的那么简单，他还不至于时时简单到以为除掉枪杆子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如果这样，他不会有什么成就，更不会有今天那样的成功）；可是这种简单想法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成分。在很多情形中，??都曾以毛泽东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出来了的。

革命与战争不是同一件事，这是易明的，??甚至和革命战争都不是同一回事，这对许多人说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国兵学家克劳瑞维次的说法，「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革命战争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继续。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继续」，那末很显然，本物及其继续之间，就该有形式的与实质的不同。革命战争是从革命中发生出来的，??却具有了自己特别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响于质的差异点。一个革命发展成了革命战争，并不失去其革命性，但??主要将依照战争规律而非革命规律去进行。这不是两种相同的规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趋向过分民主的，群众意志占取上风的，破坏权威的，除精神的风气外不受任何强制力束缚的；而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则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必须树立权威的，必须普遍行使强制力的。由于如此不同的规律，所以革命与革命战争即使为同一群人所进行，为着同一事业，趋向于同一目标，而其所得结果，却可能很为不同。生活决定意识，而到达目的的手段与目的的性质又有很大关系。当然，革命可以不经战争而成功，或必须通过惨酷的战争栗能胜利，并不视革命者的愿望而定。革命战争永远是被迫进行的－－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不得不限武装的反革命作战。所以赞成革命而反对革命战争，不是傻子，便是骗子。不过这不是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看不到革命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差别，看不见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也是不对的。至若以为没有群众的革命，单靠少数革命者的「起义」便能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这个革命战争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因为不区别革命与革命战争，因为断定在中国除革命战争外不能有任何其它形式的革命，所以他认为一切非军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仅仅是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由此再进一步，毛泽东便得出他那个著名的结论：枪杆子决定一切，枪杆子造成一切。「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从我们上面粗疏的分析中，读者们当已能够看出，毛泽东企图将他的革命实践，他的武装斗争提高到战略水平时，显得多么地不高明，多么地偏颇，多么地庸俗。应该解答的根本问题，例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党与阶级的作用和二者的关系，应用暴力的必要、限度及其后果之类，都没有解答，或解释得不够，或解释得完全错误。拿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特点来作对比研究时，他既不能弄清他们的历史，也没有明了他们的现状。将中国革命者武装斗争的特点加以总结时，则十分颇偏与粗俗地着重了暴力的作用，竟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归结到「枪杆子」问题。

以革命的战略家论，毛泽东实在是弱的。

然则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呢？胜利事实的本身，不是最雄辩地说明了??领导者的高明吗？高明的战术，配合在贫弱的战略之下，难道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吗？

我们不想在这里讨论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原因。在后面，当我们研究毛泽东对革命的贡献时会比较详细地来讨论??。这里我们要先行指出的一点是：决不能，也决不该将革命胜利的全部功劳归于共产党或毛泽东个人。毛泽东个人的贡献无疑是非常大的，但这事实并不能改变他战略家的地位。不高明的战略家，应用其非常高明的战术是能够取得胜利的；正好似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配合了不高明的战术也能招致失败一样。在胜利中，一似在失败中，人们依旧能分别出战略或战术所起过的作用。在胜利中，一似在失败中，同样能让人看出领导者的高明在于战略方面或在于战术方面。成败论英雄是势利的庸俗之见。胜负论战略也不是公平的衡量。取得胜负的过程，获致胜负的代价，应付胜负的态度，在在都可看出那个最高领导者的战略才能来的。从上面的三者出发，我们有时还得承认负方主帅比胜方主帅倒是更高明的战略家呢。所以仅仅拿胜利来证明毛泽东是怎样高超的战略家是不够的，你至少还须考虑到那个胜利是如何得来，付出怎样的代价以及人们如何保持与推广这个胜利。不过这些留在下一章里谈，这里且让我们继续谈战术家的毛泽东。

在战争中毛泽东应用战术（在纯军事观点上其中许多是应该称做战略的）的高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人们的印象从来都是：毛泽东长于政治，朱德主管军事。可是你若仔细研究了中共文献，特别是研究了毛泽东的著作，那你就会惊奇地发觉到，原来军事家的毛泽东还高出于政治家的毛泽东。毛泽东的军事学不是从欧美日本军官学校的教本中学来，甚至也不是学自俄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傲慢与明智说道：「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又说：「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要为中国人的特殊的足，定造一双合尺寸的布鞋，他的原料主要是从中国土产中选取的。他的战史课本是左传，是资治通鉴，甚至是三国，是水浒。他研究过的著名战役不是奥斯脱立希，不是滑铁卢，不是色唐，甚至不是苏联内战中的察利津，彼得格勒与斯维雅希斯克；而是春秋时代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甚至是水浒传中「林冲与洪教头之战」。他在战略和战术的理论方面，私淑的不是克劳瑞维次，不是拿破仑，不是毛奇，也不是苏伏洛夫等等，而是中国的孙武子。毛泽东自己不曾叙述过他对这位被他称为「古代大军事学家」的孙子的关系，别人也没有（就我个人所阅读的而言）讲到过毛泽东如何研究「十三篇」。不过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当然指纯军事的）思想，与二千年前中国这位兵学巨人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却是一望而知的。中共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曾被毛泽东归纳成为一套所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据毛泽东说：虽然是「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但在一九三一年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中，却大大丰富起来，并最后形成了的「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基本上「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吧了。」由此可见，这个「十六字诀」，简直是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最简明的概括。那末??是从那里来的呢？请读下面这几段孙子兵法吧：

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见「谋攻篇」）２「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见「计篇」）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见「军争篇」）

所谓「敌进我退」，不正是孙子的「强而避之」，「避其锐气」，「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些意思吗？所谓「敌驻我扰」，不正是「佚而劳之」吗？所谓「敌疲我打」，不就是「以佚待劳」，「乱而取之」等意思吗？至于「敌退我追」之完全等于「击其惰归」，那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发展后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丰富多??的，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最基本的原则仍旧是那个「十六字诀」，也就是说，仍旧是孙子兵法。十年内战史就是一部红军反「围剿」史。这个定义下得很精简。全部战争是被围与突围的循环反复，红军在战略上属于内线作战，战术上属于外线作战。战略上是尽量不让敌人消灭或削弱自己力量，战术上则尽量去歼灭敌人力量。战略上尽量不被人围，战术上则尽量地围人。想要不被人围，便得处处抢主动，时时求灵活；要能主动地决定进退，灵活地实行闪避与袭击。要想围人，那就得集中力量于一点，以数倍甚至十倍于敌的力量，出其不意，捷如脱兔地去打击??、消灭??。这套战法使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反第五次「围剿」时据说正因为王明等摈弃了??，改用了「正规战法」，以致大败亏输，被迫放弃赣南基地，「远征」西北。长征中红军又采取了上述战术，结果成功地到达了??北；接着来的抗日战争，以及抗日胜利后的所谓「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共应用的基本战法却仍旧是那一套，不过更明确、更丰富吧了，其内容曾被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那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归纳为十点，即现在普遍地被中共作家所引述的所谓「军事十大原则」。

「十大原则」既然是「十六字诀」的发展；而「十六字诀」与孙子学说的关系既然已如上述，则「十大原则」与「十三篇」之间保持着师承相续关系，原是不待言的。所谓师承关系，意思当然不是说毛泽东的每一战略战术思想都恰恰导源于孙子的某一句话；更不是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是像旧式儒生对四书的态度一样，仅仅子曰诗云地背诵古书，或简单将「圣人之言」付之实行。这样想，将是最大的傻子。诚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二千四百余年前的孙武子，对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与生产力情况中所进行战争提出来的战争指导规律，决无可能一式一样地应用于目前的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首先自然是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半殖民地中国的工农（特别是农民）大众，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出来的。??绝不可能相等于春秋时代产生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一点是必须明白的，但同时我们又应该知道：战争规律的发展和改变，和其它一切社会现象的规律的发展和改变一样，有其变动不居的，有发展和改变的一面，又有其永久的、亦可说「不发展和不改变」的一面。全盘否定不成其为发展，所谓「奥伏赫本」是有取有舍的。因此，在毛泽东的「十大原则」中保存着或包含着「十三篇」里的思想，并不稀奇，倒是完全符合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性格的，即符合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性格。

现在且让我们从「十大原则」和「十三篇的字面」上来看看毛泽东和孙武子的关系：

「军事原则第一条」：「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十三篇」：「避实而击虚」。「军有所不击」。「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

「第二原则」：「先取小城??，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避实而击虚」。

「第三原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十三篇」：无。

「第四原则」：「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十三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我之所与战者，约矣。」

「第五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十三篇」：「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故兵贵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也。」

「原则第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十三篇」：「兵之情贵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

「原则第七」：「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十三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原则第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城??，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

「十三篇」：「城有所不攻。」「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原则第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三篇」：「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原则第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三篇」：「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兵不顿。」「兵之情主速。」

上面的十项对照，当然不是全部相等的，特别是其中第三项、第七项和第八项，因为古今战争条件的大不相同，古时运动战、歼灭战和攻坚战等等的观念尚未充分划清，故「十三篇」中所说的与「十大原则」所提出的思想之间，其关系祗能说是萌芽之于果实，蓝图之于建筑罢了。我们做这样的对照，自然也不是企图证明毛泽东的某一军事思想，恰恰导源于孙武的某一意见。这种愚蠢的想法，我们上面早已指斥过了。不过无论如何，看了我们上列的对照表，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从「土祖师」那里学来的这个看法，大概不致于否认了吧。

毛泽东如何得到了孙子的「真传」，如何在此时此地的条件中，在现代战争武器的条件中，发挥了二千四百余年前那位中国大军事学家的思想，乃是一个有趣问题，也是极专门的问题（注 ）。不过这项工作显然不是我们在此地所能做的。此地，我以毛泽东思想的叙述者与批评者资格，应该指出的只是他军事思想的渊源，以及指出他确实在实践中完成了一套适合于中国特殊性的战争理论，并符合此理论，他又确实领导了胜利的战争这个事实吧了。发挥于毛泽东著作中的军事思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具有军事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常现实的革命的实践价值。在可以想象的未来，至少在某些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像中国发生过的内战之重演是有极大现实性的。这情形今天连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的主持人都很懂得了。

中国历来名将，无一不宗孙子，尤其是文人转业的所谓懦将，更无一不熟读「十三篇」，然而打起仗来，真能善用者却不多见，大多是马谡一流人，迂腐颟顸，成为武经的「教条主义者」，可笑得很。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现代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种可笑情形就更多了。「精通兵法」的儒将们在科学的军事技术之前，虽然不是个个像叶名琛，荣禄那样地去出乖露丑，但感觉到中国老的一套战法完全无用，有如红缨枪大刀之无用一样，却是非常普遍的。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最先对「夷人」折服的是坚甲利兵，他们衷心承认自己不行的是这个方面，也仅仅是这个方面。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他们虽然顽强地排斥了西洋的一切新思想，继续相信中国的精神文明是「天下第一，盖世无双」，可是在「武备」上，他们却很快就毫无保留地「全盘洋化」了，那些讲武堂里讲的尽是些洋兵典，做的是洋操，穿的是洋制服，拿的是洋枪洋炮。

「十三篇」跟「十八般」中国的旧武器一起被放进了「博物馆」。中国新军的指挥群是日本仕官、德国陆大、更后则是美国的「西点」训练出来的。民国后各地军阀更时兴直接雇用洋参谋，让他们拿了普法战争以来的各种战略战术，将中国老百姓的血肉来做实地演习。国民党军队北伐中受苏联军事家的影响，内战时受德国将军们的指挥，抗日战争中则以西点系统代替了鲁登道夫的弟子们。总之，数十年来中国战场上中国人的自相残杀或与敌军争斗，都在西洋战法的支配之下，而且在外国军事家的指挥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干部，大多是由苏联军事家直接（苏联军事学校）或间接（黄埔）训练出来的。在某一个时期（主要是王明系统掌握党军权力时期），苏联的军事专家还曾亲自指挥过江西红军哩。可是所有这些，「俱往矣」，没有干出什么了不起的「名堂」来。在近代中国如此这般的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中，毛泽东这个自修的军事家，从中国的「土祖师」那里学到了许多诀窍，并且将??们和农民武装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却自己形成了一套军事理论，更以此获致战争的胜利。这一点，不论你在政治上反对或赞成毛泽东，都不能不加以承认、不能不给以很高评价的。

这里我们是否想强调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是否想确定中国古已有之的军事学高出于现代任何一家的军事思想呢？不是。我们诚然不能否认毛泽东有很高的军事智慧，同时在他的情形中，我们也应该看出中国的古军事学迄今仍不失为一宗宝贵的遗产，不过，由毛泽东消化活用出来的孙子兵法所以能克敌制胜，其根本原因到底不在于纯粹军事方面。蒋介石也熟知这些军事方法，而且拟定有成套的对付??们的反方法；可是并不能藉此挽救他的败亡。为什么呢？毛泽东自己对此曾提出了答案。他说：「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这个答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归根结蒂，碉有战争的群众性与革命性，栗能有效地利用高明的战争方法，栗能凭这些方法来取得胜利。而毛泽东等所领导的战争，不管人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不同意，表示反对，提出批评，但??对国民党而言代表着群众的与革命的利益，则是必须肯定的。

以上是我们对军事方面作为战略家与战术家的毛泽东的评价，下面我们要再谈谈他在政治方面的战术家地位。

政治方面的战术，通常被人了解为政略、政策或权术。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高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毛泽东从事革命的四十年中，站在领导者地位，充分发挥了他政策上的智慧者，乃是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七年的十余年。这个十余年又可分为三个时期：１国共「破镜重圆」前后；２新四军事件前后；３胜利后直至内战爆发。毛泽东在这三个时期中所应用的策略，就公布出来的文字（我们假定??们不曾做过根本的事后修改）看，参证了那些时期实际发生了的事件，我们确实无法不承认他是第一流的、杰出的战术家。

现在先谈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一九三五年冬天延续至一九三八年冬天。国共二党打了十年内战之后，忽然又要言归于好，我们前面多次说过，这个大方针，不是毛泽东个人，也不是中共中央，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决定的。这不过是「人民阵线」政策在中国的应用。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开始整个国际之内的向「左」转，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转向极「左」的所谓「第三时期」；在此时期中，共产国际不管各国共产党的主客观条件如何，一律进行「最后决战」。此一「决战」的后果，在德国打出了一个希特勒，在东方让蒋介石打败了江西红军，并使日本军阀更加猖狂起来。史大林处在东西二面的战争的真正威胁之下，不得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重新回到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路，提出了「人民阵线」。这回是叫所有国家的共产党跟「自己的」、「民主的」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战线，反对国内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这条新路线传达到中国，正当中共军队「长征」了二万五千里，到达陕甘地区之时。毛泽东是衷心接受了这条新路线的。因为由王明系在中国执行了五年之久的「第三时期」路线，所造成的结果已极其明显，毛泽东本人差一点做了此一路线的牺牲品，同时碉因在军事上及时地改换战略战术，栗挽救红军于消灭厄运的。其时红军虽已历尽艰险，到达了比较可以喘息、荫蔽、固守与回旋的西北，但若继续过去几年中的「总路线」，继续在若干割据地区内作军事困斗，不改弦易辙作全国性的政治号召，那末要想长期抵抗蒋介石的「围剿」是很难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例如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毛泽东这番说话目的在替史大林的右转弯找辩护，无形中却替托派在那一时期所提的策略做证人。自从一九二八年初，托洛次基便向中国共产主义者推荐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只因史大林派否定了??，并污蔑这口号为「取消主义」，以致陷于无口号状态（他们搁下了「苏维埃」口号，却不晓得拿起「国民会议」口号），以致「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干不出大事情来。」不过这里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留待后面再谈吧。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不管史大林为了什么理由要实行转变，也不管毛泽东为了什么缘故欢迎这个转变，总之，自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在史大林毛泽东上下合作之下，「人民阵线」政策开始实施于中国了。这个政策在理论上是否正确，也得留待后面再谈；这里我们要先行讨论的碉是毛泽东实施这个政策时候所采取的态度与所应用的战术。

从极「左」的「第三时期」，一下子跳到极右的「人民阵线」，从相斫相杀的血海深仇，一变而为「相亲相爱」的「精诚合作」，别说「头脑简单」的工农大众要惊奇惶惑，就是习惯于服从信赖的共党干部，也要怀疑，甚至反对。为了解释疑惑，平抑反对起见，毛泽东在上面提到过的瓦窑堡会议上，作了题名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中企图用阶级分析的理论来为新政策辩护，那是既肤浅而又错误的，并无多大说服力量，更少理论价值。不过有两点从战术立场为「统一战线」辩护，却是颇有分量的。文如下：

１「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２「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楞氐氖侄味愿斗锤锩?队伍。」

毛泽东这两段话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跟蒋介石国民党再度联盟是毋须害怕的，不会重蹈一九二七年覆辙的，碉要牢牢地记得两件事好了：第一要以枪杆子为主；第二要以狡猾的手段为辅。毛泽东这样说了，他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高明、很澈底。「人民阵线」政策原本是革命的陷阱，数十近百年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史上，凡革命党方面追随了这个政策的可说无一次曾经跳出过这个陷阱。中国共产党此次能够造成一个难得的例外，能终于不为这一陷阱所害，在诸多原因中，我想毛泽东上述的两大战术论点，应该是其中很占重要地位的一个。

国共第二次合作即使在「蜜月」期间也不曾停止过枪弹和手段的冷热战争。不过在不同时期，冷的或热的战争各占着不同的重要性。在上面所说第一时期中，冷战曾经代替了热战，从明争变成了暗斗。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热的成分又逐渐超过冷的成分，这过程继续发展，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年初步爆发了「新四军事件」，达到了热战的高潮。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曾经写过几篇战术意义上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九四○年三月间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写于「新四军事件」发生前不到一月的「论政策」，以及「事变」后三月余所写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在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提出了跟国民党军队热战时所遵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口号；在「论政策」中，毛泽东规定了关于「又联合又斗争」的十项具体办法，其中特别着重地指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个「策略原则」，并给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规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个政策。在第三篇文章中，毛泽东主张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主张「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他指出「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今天我们事后来读这几篇有关皖南事变的党内文件，即使??们是事后加以修改的，可是基本上我们仍旧看得出，毛泽东和蒋介石玩弄起「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人们虽然不同意「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却仍不能不承认这些手段是杰出的，是从长期革命实践中获取来的宝贵经验，值得叫所有的革命者郑重研究的。

第三时期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止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亦即从日本投降开始，直至国共全面内战的再度爆发。这个时期内毛泽东的战略或战术，也照例规定在一个对句里，那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国民党在美国人帮助之下，一方面举行谈判，一方面积极进攻；共产党也就一面参加和谈，同时努力备战，实行坚决反击。双方都是「现实主义」的，双方都极尽了「纵横捭阖」之能事。但即使搁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政治的利害不谈，仅仅从战术或手段说，毛泽东方面所应用的确实比蒋介石方面要高明得多，勇敢得多，因而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更大的政治影响与宣传效果。

综上以观，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善于「冷战」的人，是高明的权术家，无论是中共的敌和友，都乐意承认这一点的。因此，有些人便以为毛泽东不能算是大革命者与大政治家，仅仅是一个工于心计、能玩小智术的政客吧了。另方面则有人以为，政治和军事原无本质不同，二者都是「诡道」，都「不厌诈」。善于此「道」者胜，不善者不胜，能胜，那便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这里是不能以其它标准－－例如道德之类－－来衡量的。至于革命，那末重要的也是胜利，以「诡道」胜，以正道胜，都是一样，凡能致革命于胜利者，即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令革命胜利，毛泽东自是大革命家。

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是谁非？说大革命家碉重原则，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说大政治家碉谈仁义，不讲权谋一样。那是迂腐的书生之见，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为了医治这种毛病，列宁曾经写过一本精??绝伦的书，开列了许多药方，其中有一则如下：

「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长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就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间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么？这岂不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考察，未通人迹的高山时，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折转回来，放弃已选定的方向而试走各种各样的方向么？」（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大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问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显明的例子有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勃来斯脱．立刀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末，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祗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栗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无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

然则毛泽东从来应用的策略手段，特别是在上述三个时期中他所采取的机动对策，他所做过的妥协与同盟，究竟该属于哪一类呢？所有他的策略，他的权变，都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都是正确的吗？浑统的答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所以要个别地、精详地、依据特定时间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毛泽东所曾采取的每一政策，每一战术的「真实性质」，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极端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必需的资料），同时对我们目前的研究，亦非必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答复而且必须答复的，倒是如下一个问题：毛泽东应用这些权变时，其基本态度是否正确？??是否与马列等革命大师们的态度相同？我认为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当那些大师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见仝上引书）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能损害敌人，或为了??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对无产阶级（在我们，应该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藉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无产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办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土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勃莱斯脱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时机以待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大大提高了。俄国革命中的第二位领袖，亦即勃莱斯脱和约的实际「谈判」者与签署者－－托洛茨基，在应用「手段」或政策时的态度，也完全是这样的。他甚至说：「宣传的秘密在于说真话」。诡计绝不能代替阶级政策。对敌人自然可以不厌其诈，但对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必须至真至诚，一些儿都虚伪不得，半点手段都用不得。碉有斯大林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才一反列宁、托洛茨基的传统态度，将阴谋诡计完全代替了原则性的政策，并且将对付敌人的「纵横捭阖手段」同样拿来对付无产阶级，更甚至对付自己的同志。当他为了「机动」之故而与某一敌人、敌党或敌对阶级进行妥协时，他就在原则上也实行妥协，老是在那些敌对人物或敌对势力的脸上涂脂抹粉，让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大众「衷心地」相信敌人已化为朋友。史大林从来不估计、而且丝毫不顾虑到那些手段之应用，结果会对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起什么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正是列宁与托洛次基等革命大师在策略运用时所首先注意的标准，是某一手段或策略之取或舍的标准。

列宁托洛茨基在这上面和史大林之间不同，基本上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革命官僚之间的不同。

毛泽东运用权术时候的基本态度，究竟是属于列托一类还是斯大林一类呢？不幸得很，他是远前者而近后者的。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楷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说话人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楷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楷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无产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试问无产阶级大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楷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

斯大林同敌人握手时决不骂敌人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友善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数他同希特勒、松冈洋右与丘吉尔的亲善了。对希特勒，一旦与之签订协议以后，他便整个地改变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尽量美化大独裁者的丑脸。与希特勒在德苏协定后仍继续反共叫嚣的情形相反，史大林竟公然致电希特勒，说什么「德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血凝成的，我们有每一理由相信??会持久与巩固。」（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史大林对希特勒的覆电）对松冈洋右，史大林为的要和日本签订中立协议，便跟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恶的外相表演最不平常的友谊。史大林对松冈洋右大攀「亚洲人的乡谊」，谈论什么「道德共产主义者」的鬼话。临行之时，这位总书记还打破前例，亲赴车站，同那个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拥抱话别。史大林与丘吉尔的交往，更是客气得异乎寻常。一交朋友，便将战争的性质来了一个改变：成了苏联盟友的英美，其战争再不是帝国主义的了。一向是反苏头子的丘吉尔，如今得到史大林的保证，说「一切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都属于上帝。」（见丘吉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四，页四四三）总之，依照史大林的办法，如果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与敌人握手，那就得客客气气、诚诚恳恳地握，最低限度也得假戏真做，将敌人和革命大众同样欺蒙。否则，照他的意思，敌人是不肯和你握手的，这就是说：策略便会不灵了。至于无产阶级大众是否会因此种真戏或假戏而降低觉悟与斗志的水准，那末斯大林是毫不在乎的。因为他认为一切力量的来源，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他一个人）所指挥的国家机器和军队，绝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他和列宁托洛次基等恰恰相反，丝毫不需要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斗志与革命性，他根本不需要??们。

毛泽东应用策略手段时候的态度正是如此。为要与蒋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骂声，而且竭尽力气来使「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蒋介石」（见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变成为「伟大的领袖」（见「论新阶段」第十八节），同时宣布共产党接受三民主义，政府和军队接受改制，一切服从国民党中央。他认为「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又说：「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因此，他再三声明：「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以上引文均见「论新阶段」）

毛泽东此种矢忠矢诚的拥蒋表示，目的当然可以说是要维持联合战线，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讲讲「现实主义」，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我们承认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变或投降），我们也承认：革命者是应该与可以对敌人用手段的；但手段玩弄到这般田地：明知某人为「贼」，却为了权术之故，号召全党全民「诚心诚意」认贼作父，并且以此定为主要任务，要大家坚决拥护其领导，决不能使此「贼」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响」。如此做法，纵使有一万个最好理由，也总无法为下述那样的坏结果作辩释，即：无产阶级大众会因此而降低其觉悟与斗志，会因此减弱（甚至消灭）其革命性。因为，我们在上面再三说过，正是这个结果，乃是列宁当年运用「机动手段」的最高标准。诚然，我们中国这位大军事学家孙武说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为了欺骗敌人，让自己加紧准备，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气，委婉的谢辞，可是这种主要适用于古代战争的计谋，毕竟不适用于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面由于政治的群众性与民主化，另一方面由于出版与广播之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术与明显的虚伪，到底碉能有损施术者本人的威信。毛泽东自己不会得见不及此，所以在选集中，这篇有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碉收入了八个部分的一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被选取的这一部分中，一些过于碍眼的字句也删去了，例如在该部分的第二节中，就删去了这样几句：「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在第六节里，删去了：「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且服从统一性。」

像这样的「卑辞，委谢」，根本不会出之于列宁托洛茨基之口，却常见于史大林的笔下，因此，史大林也和毛泽东一样，当著作汇集出版时，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选择和改作工夫。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应有作风。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胜利吗？能致革命胜利的一切策略，跟那些能使战争获胜的任何计谋一样，都是最好的、应该的、正确的。」话不错，胜利是重要的，胜利本身常常是最有力的论据。但还得看是甚么样的胜利，而胜利的性质，则要看??是如何胜利的。列宁托洛茨基念念不忘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不但因为碉有靠无产阶级此种精神和能力的提高才能使革命胜利，更因为碉有这样获得的胜利才是符合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的革命胜利。

毛泽东今天是胜利了，中国革命，由于不少原因（其中毛泽东的高明的战术乃是原因之一），也是胜利了。但正因为??的胜利很少得力于无产阶级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胜利后的中国革命及其新创造的国家，遭遇到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和危机，陷于深刻的官僚主义的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淖中。

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里谈到。

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

（新民主主义与不断革命）

说毛泽东不是高明的战略家，我们不是就军事意义而言，却是指革命政治的意义而言的。革命政治方面的战略，先指革命家或革命党对于革命的动力、革命任务、性质与前途的认识，特别是指对于革命政权（即一切革命之最重要与最直接的目标）所怀抱的态度和理解。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根据文献，证以事实，却很不高明。

为了便于问题的说明，让我们先看着革命战略这个问题最初怎样在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中提出，??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曾经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有过怎样的关系。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二位领导者──对于这些问题曾有过精简扼要的说明，兹抄录如下：

「我们在政治学上借用军事学名词：所谓「策略」乃是指领导个别的运动而言，所谓「战略」乃是指夺取政权而言。大战以前，我们一般未曾作此区别。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祗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观念里面。这也不是偶然的。社会民主党实行议会策略、工会策略、??政府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但是配合一切力量和资源──一切队伍──以战胜敌人，这个问题在第二国际时期，关于夺取政权的实际任务并未曾提出来。一九○五年革命，经过一个长时间之后，才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或战略问题。为此之故，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雪维克派，才占得了莫大的便宜。革命战略的大时代开始于一九一七年，起初在俄国，后来普遍于其余的欧洲。」（见「十月教训」的第一节）

「一九○五年革命，不仅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个实验室，其中制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设计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内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之焦点，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其未来发展道路。」（见「三种俄国革命观」）

这些派别的争论意见，大致有三，可概括如下：

「民粹派，同斯拉夫主义一般，从下一幻想出发，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普列哈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历史道路和西方历史道路原则上并无不同。但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反而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真实的而非神秘的特殊点。门雪维克派的革命观，除去其插话性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碉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是可能的，此胜利必然推送自由资产阶级走上政权。以后，民主政制就将使得无产阶级，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的西方兄弟辈。

「列宁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其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得到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古制度，将给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以美国的速度，将加强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力量，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的。他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亦将大大推动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后者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复辟危险，而且能促使俄国无产阶级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

「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碉有在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之下，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提出民主任务于议事日程，而且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于议事日程，同时亦将大大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惟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于资产阶级复辟，并保证??有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见同上引书）

「门雪维克派所主张的前途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示错误的道路。布尔雪维克派所主张的前途是不完全的，他们很正确地指示了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雪维克派所指的前途的不完全，一九○五年革命时尚未明显暴露出来，仅仅因为革命本身尚未更进一步发展。可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冲突，而改变布尔雪维克前途了。

「任何政治诊断都不能自命为算学一般精密无讹的。祗要??能正确指示发展的总方向，能帮助实际事变过程，不可避免地旁逸斜出的过程，沿这路向定去－－就足够了。在这意义上，我们不能不看出不断革命论的俄国革命观确曾完全通过了历史的考验。」（见同上引书）

事实正是如此：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中完成的，而十月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提出了并解决了民主任务，而且提出了并解决了社会主义任务。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确实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证明了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人碉能是无产阶级（经过??的党）；又证明了革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碉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支持的），而不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更不能建立什么数阶级联合的「民主政府」。俄国革命证明了这些，也就证明了最初由托洛茨基提出、然后为列宁所坚持的不断革命论的完全正确。

俄国革命依照了不断革命论的政治预见而发展而完成，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不断革命论碉适合于俄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客观根据并非是俄国独有的特殊性，而是一切落后国家所共有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正如托洛茨基当年对俄国所说，「首先显出来的是??的落后性。历史的落后并非这个国家将依样葫芦于一百年或二百年后重走先进国所已走过的路径之意。宁可说，这个国家有完全不同的「配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上与结构上的最高成就，进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特异的阶级对比。」（见「三种俄国革命观」）这种「特异的阶级对比」构成了俄国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但因这个「特异的阶级对比」并非仅仅出现于旧俄，同样也形成于其它落后国家中，故??同样构成了其它落后国家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因此，不断革命是一切落后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革命战略。顺着??走的「资产阶级革命」会获得胜利，违背??的就必然归于失败。把握不住??，或碉能在经验中偶尔摸索到??的，自然不可能是高明的战略家。

由此标准，我们就不难衡量战略家毛泽东的高度。

一般说，中国共产主义者从来轻视革命理论，更加看不起「学院式」的关于革命性质与革命前途的理论。在他们眼光中，一个共产主义的遥远目标，几条反帝反封建的具体与切近的纲领，已经完全够了，余下来的全部问题只是努力苦干、实干。一切「空谈」，「清谈」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于革命的。因之研究学习理论的倾向受到了斥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成了嘲笑的名词。这种盲目的、不用头脑的实干主义作风，使得一九二五──二七年间共产国际种种错误决议得以毫无批判的执行，因而也部分地促成了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革命失败了，革命者跌倒了，牺牲了；其中幸而未曾丧失生命，仅仅受了伤，或祗是撞痛了头脑的，那时痛定思痛，栗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将革命反映于概念上的种种大问题，思索和研究起来。正好像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首次将革命战略的原则问题提出于俄国革命者面前一样，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后，而且是在失败之后，栗初次闯进中国革命者的头脑。只是有一个不同，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自己直接考虑了问题，发生了派别的；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战略的不同意见，基本上却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在中国引起的响应。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中，亦即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中，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发生了两种对立立场。一种以史大林为首（其中包括布哈林、马丁诺夫等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采取本质上相等于俄国当年普列哈诺夫所提出的门雪维克式的战略路线，这就是说，中共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拥护资产阶级去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四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权，藉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战略的主张者口头上也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但事实上反对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为此领导权所作的一切真实斗争，他们妨碍这些斗争，勒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直至蒋介石清党也不准退出国民党，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信仰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纪律，以此企图始终保持那个「反帝反封建的联盟」。另一个立场是由托洛茨基提出的，后来又为列宁的老战友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所赞同。此立场的要点如下：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受帝国主义压迫，但因他们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另方面与封建残余保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他们既不能坚决反帝，也不能坚决反对国内落后势力。在工农革命兴起的威胁下，他们倒宁愿与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及早妥协，藉以压制工农革命的。因此，苏共反对派坚决主张中共采取独立的阶级政策，反对加入国民党，更反对共产党人不批评三民主义与服从国民党纪律的承诺。主张彻底发展阶级斗争，特别在北伐军进展中发展土地斗争，藉以争取武装农民──兵士──的拥护，主张组织苏维埃，藉以代替资产阶级的政府，建立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此解决民主任务，并由此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为史大林一系当时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中攫取了大权，他们所代表的立场便被实际执行了出来。可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经过，绝对无情地证实了此一立场的错误，反证出反对派立场的正确。结果如所周知，这个被证实了错误的当权派，为了要维持其对内对外的威望，应用了官僚行政手段，甚至应用了绝对与布尔雪维克精神相违反的特务恐怖手段，镇压了与摧毁了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反对派。错误的史大林派为何与如何摧残了托洛茨基派，因问题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无直接关系，不具论。这里我们需要谈的乃是史托二派的意见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中间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对毛泽东发生了什么影响？更确切些应该说，毛泽东对苏联共党中二派关于中国革命战略之争，采取了什么态度？他作了怎样的左右袒？

苏联共产主义者的这个争论，主要因为史大林一派当权者的严密封锁和恶意曲解，其次由于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一般理论水准的低下，所以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完全失败之前，对整个中共言，可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包括总书记陈独秀在内，都不晓得除了由国际代表传来的所谓国际指示或决议（其实是史大林派立场的指示或决议）之外，还有其它意见。少数有机会派出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的领袖，例如谭平山之流，只是在史大林派的「中国问题专家」领导之下，奉命反托如仪罢了。他们根本接触不到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甚至读不到反对派的文件（除了一些恶意改窜的，断章取义的「摘引」），因之他们（且不谈他们是怎样气质的人吧）不可能把这个有关中国革命根本理论的争论带到中国党内来。中国革命失败后，史大林便是利用中国党内对于史托二派关于中国革命争论的无知，当然更利用他所把持的苏联共产党的无上权威，将断送革命的全部罪责统统推在陈独秀身上了。可是这样一种张冠李戴的手法，居然为陷于迷惘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受。这样，中国共产主义者虽付出了一次革命失败的代价，却仍旧得不到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的战略问题的正确认识。从失败中没有获得教训，没有得到经验。

中国革命者首次得到这个认识、教训和经验，那是在一九二七──三○年间。由于大量的年青共产主义者被送去苏俄学习，在那边接触到了反对派文件。这接触使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又将此种文件偷送到留在国内的老革命者手里。如此，有关手中国革命根本战略问题的争论，在实际革命失败以后二三年，栗辗转流传到中国革命者中间，引起了他们的争论，并促成了他们的派别。代表反对史大林派意见的政派，在一九三○年正式从中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了，他们组成中国的「托派」，以陈独秀为首，包括了很大部分大革命中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人物。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和分裂（即托派被开除）采取什么态度呢？从毛泽东选集中我们找不到他当时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对中共瓦窑堡党活动分子所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前，毛氏提起革命失败原因、革命性质及前途等基本的战略战线之时，总是空洞浮泛，不着边际，仅仅背诵国际决议案上的一些字句，而对这些字句，他都不甚了了的。比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他用如下的话来说到这些问题：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在这一段小学生式的背诵中，人们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本人对革命的根本问题抱什么见解和态度。因为无论史大林派或托洛茨基派，谁都不曾否认中国革命的民主性质，因为谁都承认这个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民主的。至于说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恰恰是托洛茨基派所特别坚持之点，史大林们主张由「四个革命阶级」共同领导革命，拚命反对托派的无产阶级领导论，他们认为单独一阶级的领导就是违反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有时他们虽然也谈谈这个领导，但事实上他们却自始至终总是叫中国革命者及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一手断送了中国革命，使一次大有希望的革命，终于为反革命所代替。那末毛泽东当时文章中提出此点，是否表示他在史托之争中左袒后者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当时是并不清楚联共二派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必须拿起枪杆子」，「必须由无产阶级－－简单地了解为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只是代表革命失败后的一种普遍认识吧了。

不久以后，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的那个著名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间是以如下的文字表示他对革命性质问题的意见的：「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澈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写的信上，又触及这个问题，文如下：「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上面这两段文字，虽然没有明显地说出他对联共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二派意见何去何从，但意思是清楚的，他拥护史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中国革命失败后的那一时期中，被史大林歪曲成这个样子：他，史大林，认为中国革命仍是民主性的，即其主要任务为反帝反封建；而托洛茨基则依据史大林的转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由蒋介石完成了，故今后的革命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即其主要任务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根据了这样一个虚伪的对立，毛泽东表示他同意中国革命仍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就无异对史氏投了赞成票，对托氏投了反对票。

其实，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发生于史托二派之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比较重大的乃至原则性的问题，有如下的不同看法：

史大林：最初根本不承认革命失败（将失败说成为「革命的更高阶段」），后来（广州暴动后），承认革命是失败了，但他第一不认为这个失败是深刻的，因而将是相当长期的，所以他反对让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新局势中，用国民会议口号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第二，他否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会有任何影响。他认为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但末来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将仍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他又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虽然让资产阶级攫取了全国政权，但??丝毫不影响未来革命无论政治上成经济上的纯粹民主性质。

托洛茨基：及时指出了革命的失败，指出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胜利的局势，竭力反对在不利局势下举行盲动，力主提出全权普选国民会议这个民主政纲，藉以蓄积力量，准备新的革命。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绝不等于革命胜利，故革命的民主任务依然存在，在此意义上，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但因资产阶级在反革命胜利中掌握了全国政权，以致民主革命的矛头首先必须指向这个政权，而为要解决民主任务，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方才可能，在此意义上，则未来的革命将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

根据上面叙述，可见史托双方关于中国革命任务之仍属民主性质，并不曾有所争论。实质上发生争论了的乃是如下三个问题：１对反革命时期的认识以及以何种合适的口号去进行斗争，藉以缩短这个时期，早日迎接新革命的到来；２在未来的民主革命中，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起领导作用？即使是部分的领导作用？未来革命的胜利是否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多阶级的联合专政？中国民主任务的澈底解决是否必须经过而且祗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不可避免地、立即地、甚至同时地去提出社会主义任务；３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革命是否其本质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

毛泽东最初当然完全不清楚这种争论内容，后来栗从史大林派片面的弯曲转述中知道了一点。只因毛氏一贯的轻理论、重实干的精神，又因他和史大林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的本性，所以他看不起发生在遥远地方的「茶杯里的风波」，不想好好儿弄清楚??，因此不须等弄清之后栗采取态度，仅仅为了争取「国际」（史大林把持的「国际」）对他的声援之故，他就毫不犹预地作出了左右袒，宣布自己赞同「国际和中央的指示」，说他仍认中国革命为民主性质，以此表示他之拥护史大林与反对托洛茨基。不过毛泽东明明白白的拥史反托立场，在正式公布的文献中，则始见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他说：「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从这段文章中可以看出，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毛氏还不曾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真正主张，或者他已经知道了，却有意搬弄着史大林的诬栽来污蔑托派。「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不曾说过「中国现时阶段」（按：即一九三五年前后－－双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他们认为：第一，那时根本还不曾有革命，旧革命已经在一九二七年秋冬结束，而新革命则尚未见端绪，第二，若说客观存在的（或可称潜在的）革命任务，则其主要的属于民主性质，当无疑义。「托洛茨基分子」从来也不曾说过「中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说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了，却未完成（其本身亦决不能完成）民主性质的革命任务。至于「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意见，「反革命的」托派确实说过，但他们是在特定的意义中说这句话的，那意义是：新的革命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就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其次，新革命在开始及持续进行中，固然要为民主任务的解决而作斗争，但对城乡资产阶级利益或多或少的侵犯，亦属难于避免者－－这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次要的一方面。

毛泽东于一九三五年年底对「托洛茨基分子」作出上述控诉，可见是不尽不实的。这里暴露了毛泽东对革命理论的轻率和轻视，暴露了他对革命战略的原则性问题所采取的势利态度。同时更根本地，暴露了他不能从局部的、策略性的实际经验，自行综合和提高到战略水准。譬如拿我们上述史托二派当时争持的三争论的第一问题来看吧，是否在反革命猖狂的局势中，共产党应该积极提出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呢？托洛茨基说必须提出，史大林竭力反对，斥之为「取消派的政纲」。那末毛泽东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什么呢？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潮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这真是给国民会议口号所能作的最好的说明，是此一民主总口号必须提出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果毛泽东当时是优秀杰出的战略家，那末简单凭了他本人的这点「调查研究」，就足够到达与托洛茨基当时提出的同样结论了（注 ）即：革命局势早已为反革命局势所代替，针对着新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必须提出澈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口号，藉使「冷冷清清的」「寂寞生活」早日结束，经过「包括城??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使反革命局势「转入沸热的全国高潮的革命中去上。可是毛泽东不能从自己的观察引伸到这个逻辑的结论。他不能、或者不敢提出为史大林所反对的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以致他虽然大力肯定「现阶段」革命的民主性质，虽然深深感觉到反革命局势的严重，虽然痛感到孤军奋斗的寂莫，虽然十分明白局势转变之有赖于广大城乡民众政治的与经济的民主斗争，虽然十分明白「少数小块地方红色政权」的保持与扩大，有赖于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资产阶级为「普通民权」而斗争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他却不能，或者不敢违背史大林的主张，将那个唯一能总结全部民主斗争的、因而是唯一能适合当时斗争需要的国民会议口号提出来。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不高明，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说明的。当史大林在整个国际内由极左跳回到极右，在中国由十年内战再度谋与蒋介石联盟之时，便突然提出了一直被他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国民会议口号，撤换了多年来被奉为神圣的「苏维埃」。中共干部对于这个突变当然会感到惊奇的，特别因为他们听惯了谁提国民会议谁就是不要革命这套理论，但毛泽东却跟他过去之无条件赞成史大林的排斥国民会议一样，现在也非常积极地出来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新立场辩护。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对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所作报告中，他说：「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见选集卷一第二五四页）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过去使「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爱国分子」「冷淡了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恰恰是史大林，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而八九年来竭力要他们「抛弃」这种「冷淡」的则是被他们骂为「取消派」的托洛茨基派。毛泽东至少在那时（一九三七年）已经清楚了史托二派的争论点，所以说过这段话之后，赶紧就号召大家去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斗争。在对同一次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毛泽东更着力地说明了必须强调国民大会的理由。他说：「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见同上引书第二七三－－二七四页）这个理由，除了带国防性这一点有些莫明其妙之外，都说得很好很好，简直好得很！但人们应该问问毛泽东，这个同样理由为什么不可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就用来提出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呢？为什么国民会议口号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是反动的：到了一九三五年（注 ）便正式宣布为革命的、必须强调、而且成为「中心的东西」了呢？

我们可以因此责备毛泽东对史大林的盲目追随：这里确乎也暴露了毛泽东现实主义的势利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我以为此事证明了，测定了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的高度。

当然，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一个革命战略家之最无误的衡量标准是他对政权问题的态度，是他对以政权问题为中心的全盘革命发展的瞻瞩。因此，我们还必须回到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来谈毛泽东的战略家地位。

毛泽东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栗认真与广泛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特别是史大林的著作。经过了这次系统研究，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上史托二派的争论，便有了明确立场。如果在这以前，毛泽东的步趋史大林主要是由于「纪律」，由于「不明就里」，由于现实主义的趋附，那末在那时之后，毛氏赞同史大林的主要理由，应该说是由于思想和气质的共同，其它因素的影响倒反而居于次要了。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毛泽东和王明不同，他不是买办型的，更不是崇洋派，有足够勇气在权威面前反抗的。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成为史大林的坚决拥护者与崇拜者，碉有一小部分可以用他所擅长的策略手腕（即欲藉此利用史大林所把持的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来解释，大部分应该用他和史大林之间的思想相同，意气相投来解释。二人都是高明的策略家，都是不高明的战略家。大家同样地重实际，轻理论。大家都是经验主义者，归纳主义者，因之都看不起原则性的「冥想」，都鄙弃从思想出发的演绎。大家都喜欢谈现实主义的「常识」政治，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迂腐」教条。二人都不懂外语，对西方思想，甚至对一般的外国文化都很隔膜，以致表示某种程度的轻视或敌视，故二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其名，民族主义者其实的。最后，二人都视实力（不论枪杆子或机关）高于思想，都怀有非凡的大志，都要造成个人的领袖崇拜，都看不起群众自发的创意，因之二人在精神上都是官僚主义的，英雄主义的，甚至是帝王思想的。当然，二人除上述相同之外还尽有不同之处，譬如思想的来源不同，各自对革命与党的关系和地位不同，以及二人才智有高下（毛泽东无疑比史大林高些），性质有厚薄（史大林当比毛泽东阴险刻薄得多）。不过这些个不同在那些个相同之前显得非常无力，所以尽管在某些特定的事件或特殊问题上，毛泽东可以怨恨史大林（例如后者之拚命「栽培」王明与毛氏作对）或不同意乃至看不起史大林（史大林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指令，曾有不少由毛泽东这个执行者看来是荒谬可笑的。在这些时候，宅氏的应付方法，总是「阳奉阴违」，「先斩后奏」。倘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正确，则他照例不以之揭穿史大林指令的荒谬，却往往将功劳归之于「国际」的「正确领导」（注 ）），但在整个思想上，特别在落后国家民主革命这个战略思想上，毛泽东是由衷地追随了史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中的二大领袖，托洛茨基的文??风流虽然可能引起过毛泽东的景仰，但史大林的平庸现实总彷佛更合乎他的胃口。这该属于同气相求之类的。

毛泽东以完全成熟的史大林主义者姿态出现来谈中国革命的性质与战略问题，当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首次。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有系统地与极其明确地说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这里他提出了与旧民主革命不同，又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异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政治上的目标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

在时间上几乎是紧相衔接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中，毛泽东的此一战略思想有了更充分的说明，有更自由的（即不是袭取他人的而已为自己思索之成果的）发挥。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如下：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见「选集」卷二第六六八页──六六九页）

上面这一段由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用他自己的言语说出来的史大林主义的关于中国的革命观，读者可以拿来和本章开始时候的三种俄国革命观比对一下，这不正是当年门雪维克派的立场吗？自然表面上的区别也不是没有的，譬如门雪维克并不区别民主主义的新旧，他们又公然说革命应该在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而毛泽东所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却是「新」的，且其国家形式必须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的共同专政」。但是实质上，只要这个说法不是宣传技俩，而是共产党的原则性的战略路线，那末在严格地不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之下，这个所谓一切「反帝阶级的共同专政」，除了由资产阶级，而且是最有枪杆子的资产阶级，占有实际专政的权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形式呢？因此，毛泽东的这个立场实质上就是门雪维克派的立场。

按照门雪维克派立场，俄国无产阶级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成立民主共和国以后，便将「以比前更大得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的西方兄弟辈。」到底他们以怎样大的成效，如何赶上他们西方兄弟辈的社会主义斗争，可惜（其实是幸而）门雪维克派没有机会用事实来告诉我们。如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没有成功，如果门雪维克派的「战略」如愿实现，即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得能稳固与继续存在下来，那末，我们可以肯定，俄国由这些「社会主义者」领袖们率领的俄国工人们的社会主义斗争，一定至今还赶不上英、法、美诸国的兄弟们哩！

依照实质上是门雪维克主义的毛泽东的革命观，即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其革命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啖能为「一切反帝的阶级的共同专政」而斗争，──其前途的转变又具怎样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对前途给了很明确的说明和回答。他说：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至于如何转变？如何与几时由第一步转入第二步？则他没有回答，他只是一再地，着重地说：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第一阶段有「自己的一定时间」，形成「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民主任务只能用各阶级的民主专政来解决，等到解决之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于两种革命之间的转变条件及其时间问题，倒是在此以前，当中共初向国民党提出正式再度联台之时，毛泽东比较明白地说过。那是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两篇文章中的态度。在第一篇中，毛对转变问题的答复如下：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的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在第二篇文章中，毛泽东说：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我们不厌其长地抄录了上面文字，首先因为这可说是毛泽东谈到革命性质转变问题最明白肯定的两个地方，第二，因为这里面颇有意义地将三种关于中国革命的「转变论」罗列在一起了。

第一种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当然就是「第三次左倾时期」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就是史大林本人，或其亲密助手当时对此间题所持见解），即以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

第二种是毛氏自己的意见：「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第三种是毛泽东派给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他们主张「不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这里的描写当然不正确。我们从当时托派的文献中，可以知道他们对此问题的见解大致如下：中国革命无疑将因民主民族斗争而复起，但此革命一定要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栗能前进与深入，如此，无产阶级就势必在客观上与主观上都要为自己的政权而斗争，因而走上政权；一旦这样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自不能自限于民主任务的解决。因此，根据托洛茨基派的见解，所谓革命性质的转变问题根本就提得不正确，就革命的客观任务说，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也还有一段民主时期，若就革命动力说，特别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历史必要性说，那末一开始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了。

史大林毛泽东因为根本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的专政而斗争；因为他们根本否认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任务碉有而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栗能解决；因为他们囿于门雪维克的老说法，一贯认为民主革命一定要先由民主政权（或民主革政）来解决，解决了之后，上面的政权与下面的任务才能同时进入（或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因之，他们绞尽脑汁来寻求一个转变的时机和某些转变的条件。结果，史大林与王明（当盲动与冒险时期）就硬性规定出一个标准：「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这个标准当然是荒唐而可笑的。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军队，如果??早已实行了反对富农的政策，不管??的辖区限于一个井冈山，或者广及「重要的省份」，革命都早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了，否则，即苏维埃与红军仅有其名，其政权是「各阶级共同」执政，其政策是严格地限于反封建，那末，即使其力量到达了全国，其性质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由量变质」的法则被史大林王明如此应用，真是莫明其妙。毛泽东反对这个标准是对的；但因上述的基本立场相同，他其实也不曾定出更好的标准来。所谓不到「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事实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谓「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不但空洞，而且是十足门雪维克派的陷阱。因为，如果要等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具备了成熟条件后栗谈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意思碉能说：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没有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都提高到至少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以前，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轻易谈的。这样看法，「转变」的「时间当然会相当地长」。岂但「相当」，其实是非常之长，最早也得在英法美日等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了。毛泽东的这个转变论，实质上（如果他原则地坚持起来）是比史大林、王明更右的。

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始终不曾公然改变过。在「联合政府」这本着作中，他的这个意见甚至解释得更右了，他说：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这里毛泽东是把革命转变的条件具体地列举出来了，那就是：一个由各阶级联合统治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国家，高度发展国家资本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合作社经济、高度发展文化、高度发展人民的个性、经过长时期后，等到上述种种发展达到了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后，那时革命才转变了，即各阶级的联合专政才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为民主主义的奋斗才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奋斗。毛泽东的这个立场，为了要??除某些人对??的忠实性的怀疑起见，他便着重地声明道：

「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毛泽东这一条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建立一个原则上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多阶级的共同专政，在此政权下，在长时期内，发展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发展到足够之后，才由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这条基本路线，毛泽东从未改变过。自从他在一九三五──三七年期间最后确定以后，中经抗战，内战以至共产党军政力量统治全国，毛泽东在所有大小文件中，举凡涉及这个问题，都一直是这个说法－－虽然着重点是移动了：在内战尚未爆发之前，他着重于那个专政之「联合与共同」上，内战爆发以后，特别当胜利在握时起，则越来越着重于「联合专政」之无产阶级的领导上。不过无论毛泽东将重点置于何处，他直至一九四八年三月，还是十分强调地指出：

「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当全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写了他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里，据中共的官方宣称，「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对于革命转变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见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但如我们细读该文，所谓「创造性地提出」与「详细阐述」了的关于革命政权性质及其转变问题的意见，碉有下面这几句；首先是：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人民民主专政」便是由这四个阶级共同组成的，这说法至少从一九三五年提出联合战线以来，闻之久矣，完全没有新意，更谈不上什么创造。另一段，今天特别为所有中共理论家们不断引证，不断赞扬，且称之为毛泽东主张不断革命论之依据的，则为下列文字。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这一段话，据「红旗」杂志的主要理论家施东向（按；这个笔名代表的多半是陈伯达，或竟是毛泽东）解释，乃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业已转变的正式宣告。所以施东向说：「这时候，如果认为革命还不到转变之时，那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见「红旗」一九六一年份第一期）不过我们如果看看「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原文，很显然，这个所谓「转变」立场的正式宣告，乃是中共理论家们事后追认的。所谓「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说的很清楚，是指「军队、警察和法庭」的强化而言，其目的在于「巩固和保护人民的利益」。这里，不管人们在事后作何等样的弯曲和注释，总无法使之含有这种意思，即：各阶级联合掌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必须「强化」为（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专政了。毛泽东整篇文章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而这个专政，依据毛泽东历来一贯的声明，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具有「原则上的不同」。然则，两个原则上不同的政权，如何可以仅仅因军队、警察与法庭等镇压机关的强化而发生转变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施东向刘少奇陆定一等想从这篇文章里找出毛泽东从来主张中国革命之不断论的证据，总归是徒劳吧了。

当然，「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这一段话方可以看成为「不断革命论」的，即可以被了解为无产阶级坚强地掌握了政权，凭此去完成民主任务，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此了解，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背，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观念本身冲突。因为，依据毛氏的理论，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国体与政体，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国体与政体。前者为民主共和国与人民民主专政，后者为工农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专政。二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着不同的革命阶段，代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性质。因此，既不能跳越前者，亦不能提前后者。「两篇文章」，一定要做完第一篇之后才能再做第二篇。然则，遵守着这个理论，如何可以将属于「第二篇文章」中的政体（无产阶级专政）拿来解决「第一篇」文章里的问题呢？毛泽东的逻辑不至于如此不通。他当时所说的「人民专政」，一定还是与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原则性差异的。当毛泽东写那篇文章时候，如果他确实是一个坚守原则的革命思想家，他一定还以为中国革命的民主任务将由当时的「四阶级共同专政」来完成，等到完成之后，即等到中国社会客观上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之后，民主专政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才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所谓「人民民主政权，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刘少奇语），毛泽东当时是决不可能有这个思想的。因为这个思想，不多不少，恰恰就是被毛泽东骂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的思想」。（托洛茨基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来，认为：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道路），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十月革命道路），至于什么「多阶级的联合共同专政」，则是理论上说不通，事实上不可能的。）毛泽东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各阶级联合的人民专政而努力，一贯而拚命地反对主张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托派，然则他怎能当自己的战略目标终于实现之时，突然否定了??，并宣称事实上所实现的并非他所想望的，而是他从来反对的托派的目标呢？毛泽东不会认输，他也不曾认输。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只是反映了客观事实和他主观想法之间的严重矛盾吧了。

出来在理论上企图解决这个矛盾，并且事后承认中国革命的发展确是遵照了「不断革命」路线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而是刘少奇与施东向（假定他不是毛泽东的化名）。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中共文献而论，首次正式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民主专政那个战略观念的，要算刘少奇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了。其中有下面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话：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

这一段话，除了某些说明尚有若干问题之外，根本符合于托洛茨基派的革命战略观。因此，??可以称为中共事后确认的托洛茨基主义。??澈底与干净地廓清了史大林毛泽东历来坚持的、由「新民主主义」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基本概念所构成的虚幻、错误与反动的整套革命觏。

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年头。在胜利以前，毛泽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栗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注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但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

革命性质转变问题碉能与政权问题联合来考虑栗得解决，这在毛泽东也是从来弄不清楚的。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革命性质主要表现在「国体」和「政体」上，因而革命性质的转变也表现在「国体」和「政体」的转变上。在毛泽东，革命性质，即革命任务，与国政二体的形式有绝对关系。民主任务、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三位一体，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是「第一篇文章」的三要素。社会主义任务，工农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另一个三位一体，另一个独立的范畴，是「第二篇文章」的三要素。前后三要素之间隔着一个长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内，国家的经济文化大大提高：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等到条件成熟，栗由「第一篇文章」转到「第二篇文章」。至于具体地如何变法，凭什么来实行转变？是否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之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再来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藉以改变「国体」和「政体」呢？还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体到那峙自动来一个和平的转变，使「共同执政」的其它阶级退出领导，以便「人民性」的国体变成「工农性」的国体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其实从来不曾给过回答，只因为他从来不曾郑重地考虑过??们。

如果毛泽东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的话，那末，纵使他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见解，纵使不熟悉俄国革命的思想史；但凭他根据于中国阶级斗争的实践而作的独立思索，也多半可以很早达到如下的，亦即不断革命论的结论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为民主任务而作的广泛的革命斗争，既然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栗能胜利，那末，这个革命斗争的胜利，势必要将无产阶级推上政权－－这是一。踏上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自然是通过??自己的政党）-为要防止反动复辟，确保革命胜利，并解决革命任务，势必要实行依靠城乡广大贫民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二。专政的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自限于民主任务的解决，??必然要于掌握政权、解决民主任务的同时，就开始采取若干社会主义的措置，藉使国家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与该政权之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措置，并不等于说这个国家在经济文化基??上已成熟了社曾主义的建设条件。社曾主义建设成功必须在世界规模中栗能思议，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分不开的－－这是四。以上四点，毛泽东除了第一点中的上半截，即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之外，就完全不曾想到过。今天，当毛泽东在事实的压迫之下承认自己为「不断革命论者」之后，其实还是不曾领曾的。他始终不懂得，如今或者是不肯懂得，「革命性质转变」问题的中心关键在于政权问题，即在于落后国家中胜利的民主革命势必造成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碉有无产阶级专政栗能同时解决民主任务与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这个事实。换句话说，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决定了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不断性，这也就是说，解决了那些国家中关于革命性质「转变」的全部问题。毛泽东既然跟在史大林后面，排斥了在民主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于是在「转变」问题上就永远脱不出矛盾可笑的境地。当他攻击不断革命论时候是如此，当他借他人之口来自命为「不断革命论者」的时候，也是如此。譬如在施东向的长文「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这是中共在此主要的革命战略问题上突然改变态度后，想把新旧二说法调和起来的一次最郑重的企图）中，毛泽东那个「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战略思想，被如此奇怪地规定在下面的定义中：「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人民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级联合莼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施东向于下此定义同时，特别又旧事重提地指出了王明派的错误：「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可是按照他的定义，所谓「全国范围……以前」，「全国范围……以后」，难道不也就是按照「人民政权」的控制面积的大小来判断该政权与革命的性质？难道不也是错误的？最多，不过是百步与八十步之差耳。根据施东向所持理由，在全国胜利「以后」，民主任务「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而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理由，且不问??与毛泽东的旧立场有多么明显的冲突（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当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之后，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必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与合作社经济的长期发展，栗能谈得到「国体」和「政体」的转变），其本身也是不通的，不符合事实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断语根本有问题。无论俄国革命的经验，或此次中国革命的经验都证明了革命专政的成立，既不是民主革命的结束，亦不能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因为，民主任务的解决－－特别是土地问题－－实际是革命政权成立以后栗开始的，至于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如果从政治意义上说，则自从革命党及其主要群众明确地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而斗争时，就已经开始了。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约立场。他一直坚持到胜利以后的那个老调子，所谓由于革命的民主性质，中国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绝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见解，使他在新事实面前遇到了非常尴尬的抉择：或者，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错了，承认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确实碉能像托派所说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注 ），如果真要实行像他与史大林所预言的什么建立「各阶级的联合专政」，那碉好让资产阶级来专政了；或者，口头上，坚持说一切发展都完全证实了他战略预见的正确，坚持说胜利后出政协产生的人民政府正是「各个民主阶级联合的共同专政」，并且坚持说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原则性的不同，可是在事实上，却将一切夺到的东西紧紧抓在共产党人的手里，非但不让各「民主阶级」插手插嘴，甚至不让他们自以为代表其利益的工人阶级插手插嘴。很显然，毛泽东是选取了后一抉择的；但因此他那种口是心非与言行不符的情形，却随时日的增加而愈加赤裸与愈加不堪了。而更使毛泽东与中共难于继续玩弄这套表里不一的把戏的，就是当资产阶级利用毛泽东那套民主联合理论，向新政权作政治的与经济的进攻时，竟发现自己辞穷理曲了。无情的事变逼得他们非改变方针不可。他们被迫从事「三反」、「五反」，被迫宣布私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再有长时期的发展，被迫宣布革命性质的转变，因而「政体」亦必须作相应的改变了，即人民民主专政必须改为无产阶级专政了。然则将怎样改变呢？事实上是什么改变都不需要的。全部实权操在共产党人手中。如果说逐出几个花瓶式的属于「民主党派的」「副部长」就算是「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那末情形未免过于滑稽，以致连最不怕将人民当孩子来玩耍的中共，也觉得多此一举的。然则如何可以把一贯认为有原则性不同的两种政体「转变」呢？??们在事实上叉具怎样「转变」了的呢？毛泽东对此没有说过半句话，刘少奇也不曾费力企图解释这个问题。首次，就我所见到的文献而论，出来想用理论解释这个尴尬问题的，还是那位施东向先生，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丝毫没有忘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紧紧地抓住了政权的问题，并且坚决地确立了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这段话说得很不坏，同顾的解释也可令人满意；但对中共却有一个最大缺憾，那就是：??在本质上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把毛泽东一二十年来对此问题的全部理论粉碎无余，因此澈底否定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革命战略家的地位。

不高明的战略家（下篇）

（武装革命与革命战略）

上面我们是从革命性质问题，特别是从革命政权的性质问题，研究了战略家身份的毛泽东思想。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问题，即从武装斗争这个问题，来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高明的战术家」这一章里，我们曾经研究过毛泽东这条武装革命路线，且曾给过??适当的评价。我们指出过，毛泽东的这条路线，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一直是以战术路线，即以策略路线来提出的。等到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文章中，企图以独特的、全面的革命战略路线提出之后，我们又曾详细地分析了毛氏用以支持此路线的那些思想，??们是粗俗、肤浅与错误的。凡此种种，我们自不必在此地再谈。这里我们必须谈的，乃是上一章中提出而未曾解答的问题，即：毛泽东如果自觉地、全面地、将武装斗争提高到革命战略地位，特别是如果自始就能将此一战略路线，安置在整套不断革命的战略中来提出、考虑和执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国工农，在其走向革命胜利，取得胜利和扩展胜利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与实际上已经呈现了的情形有怎样的不同？

这个问题，表面看来彷佛是完全学院式的。对于某一件业巳完成的事情，事后指手划脚，卖弄聪明，说什么原不该如此，早应该如彼之类的话，自然是无聊之极。但是严肃的历史研究却不属于这一类行径。郑重检讨经验，藉以获取教训或确定真相，和那些专说风凉话，扮演事后诸葛亮的作风，并无丝毫共同之点。像中共走上胜利这样的巨大历史事件，不但历史家有资格研究，就是实践的革命家也有充分的资格－－而且必需－－对??作详尽的、多方面的探讨。这中间，特别是属于托派的革命者有权利来这样做。因为三十余年来，简直可以说一自中共开始成立以来，史托二派差不多对所有的中国革命问题──不论战略性或策略性的──均提出过两种不同的立场。因此在今天，回顾这些年中所发生了的史实，根据二派主张的文献，作如果如此而不如彼则将如何如何的研究，绝对不是无聊，也不是学院式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决不曾因中共胜利而完结，从横的世界范围看，或从纵的继续发展看，中共的胜利都不过是一个段落－－虽然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段落－－有关于这一革命的那些基本问题，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不仅是历史的意义，而且是实践的意义。

事实自然胜于雄辩。胜利这个事实尤其如此。主要是服膺史大林路线的中共既然获得了胜利，那末，过去关于中国革命的史托之争彷佛已经最后解决了。套句陈控滥调，即历史已经给这个争论做了答复。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浅薄的、势利的，因而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古老的智慧，我们不主张「以成败论英雄」。就是西方的贤者也不许凭结局来判断计划的。古代的迦泰基人曾经处罚过一些将军，为了他们蹩脚的作战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曾徼幸地获得了胜利。今天中共是胜利了，但此一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史大林与毛泽东的战略路线，确实比托洛茨基与托派的战略高明或正确。

在上一章里我们曾就不断革命论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从武装革命的战略方面来谈同样问题。

毛泽东经常引述史大林的一句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毛泽东做这个引述的意义有二：第一，想确认史大林为中国武装革命战略路线的奠基人；第二，想说明毛泽东所倡导和执行的武装革命路线，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一方面在理论上师承史大林，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根据于他本人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

让我们先看看史大林此一论断的性质，看看??是在甚么时候，甚么条件中说的。因为在毛泽东的引述中，??永远是当作抽象的、悬空的、像康德的一条「无上命令」式的真理提出来，以致让人无法确切知道，究竟史大林下此断语时何所根据，何所指示，以及他究竟付??以何种性质。下面是史大林说这几句话的全文：

「……因为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予全中国一切革命份子，特别是给子工人的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性和极重大的意义便在于此。

「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普通是这样开始的，普通是人民起义，大部分人民是手无寸铁的、或者是武装得很不好的，人民去和旧政权的军队冲突，他们竭力把旧政权的军队瓦解，或者，至少限度是部分地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我们俄国在一九○五年也是这种情形。中国的事情就进行得不同。在中国，并不是手无寸铁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以人民的革命军队为形式，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作斗争。中国革命的特性之一和优点之一便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包含于此。」

上面这段话是史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分委员会演说的，演说的题目是「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里所指的「人民革命军队」就是指当时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他说这些话的用意，在于批评他的两个支持者，彼得洛夫与米夫所提出的中国问题提纲，其中，据说把中国革命军队问题「遗漏或低占」了。那末史大林自己究竟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意义？为什么要批评这点呢？要明白这些，那就得谈一谈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中有关此问题的争论。不用说，这争论也是一方面以史大林为首，另一方面由托洛茨基领导的。依照史大林的意见，当时蒋介石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人民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广东军的推进，就是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走狗的打击，……」如此估计了「广东军」之后，史大林按着就给共产党人提出了两个任务：一，必须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使蒋介石的「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传播者」，二，共产党人必须研究军事，以便「在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对此问题抱着相反的意见，他们首先不承认那由蒋介石控制的军队为「人民的革命军队」，因为，论成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论领导，??是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国民党手中的。为了让广东北伐军真正变成为「中国工人与农民为自己解放而进行的最重要的因素」，托洛茨基竭力主张成立兵士的和工农的苏维埃（即代表会议），主张武装工农。依照托洛茨基等人的看法，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所谓党代表制度，因为「没有独立的革命党与兵士苏维埃，早已变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一个空洞掩饰物。」至于某些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占据这个或那个领导职位」，绝对不能防止军队被反革命所利用，倒是「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这个或那个共产党人，大可被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所腐蚀呢（注 ）。

某于上述认识，史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不但坚决反对在北伐军进展时候组织工农代表会议与兵土代表会议，而且竭力反对武装工农。决议上正式规定：「为了革命利益，武装工人应该在最低限度内」进行；而事实上则共产国际的代表反对任何限度内的工人武装，以免「触怒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或「逐走汪精卫」。

史大林「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也就是发表于「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屠杀工农之前四个月零十二日。那时候，他拚命反对托洛茨基派那种用工农兵代表会议方式以图建立真正革命军队的主张，他约两个追随者，自然格外奉承，在提纲上半句都不提革命军队问题了。可是规避问题显然不就是解答问题，同时一经规避，人们是更加会倾听反对派主张的，于是史大林便自己出来，纠正这两个捧场者的错误。他出来肯定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肯定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对反对派武装工农的意见，反对反对派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意见。理由是：革命军队已经存在了，那就是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武装斗争也正在进行了，那就是广东军队和孙传芳、张作霖的战争。依照他的见解，在那个时候武装工农，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事实上是破坏业已存在的「人民革命军」，破坏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武装斗争。因此，他当时大声疾呼，要人家重视军队或武装斗争，事实上只是替蒋介石及其统率的军队说话，决不是给中国的革命定下什么战略路线。他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意思只是：蒋介石指挥的正在跟北洋军阀作战的军队，正好是中国工农自己解放的最重要因素，你们千万不可以拿什么工人武装或兵士苏维埃来破坏??。

这便是史大林说出那句著名论断来的真实意义。??根本不是毛泽东日后所了解的意义，也不是毛泽东要我们接受的意义。针对着这几句话，托洛茨基曾经有过如下的批评：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见「共产国际」第十九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史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演说－－这几何话是他在任何时候常常重复的，他说：「在中国，不是徒手人民反对旧制度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在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形容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当这些军队扑灭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布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前夜，这同一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人民」。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见一九三一○年八月写的「史大林与中国革命」）

这里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史大林这个「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公式，其全部含义碉是替蒋介石的雇佣军队挂上一个革命武装的招牌，并以此作为盾牌，藉以抵御工农武装对蒋军的分化。毛泽东在史大林说了这几何话的十一年后，竟在其中找到了他「枪杆子革命」的理论根据，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此话确曾使毛泽东的武装革命路线由策略地位提高到战略地位，那末居功的显然不应该是史大林那个公式本身，倒应该是毛泽东的误解。中外历史上不乏这种值得称道的误解，不少带有进步性质的反抗运动，曾经从统治阶级的圣经贤传中，有意无意地摘取了一些「公式」，作为运动的辩解。毛泽东在此情形中之征引史大林，也应当算入「神圣的误解」之列。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与毛泽东告诉我们的故事相反，史大林从来不曾替中国革命提出过一条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派革命战略的路线，即从来不曾说过中国工农的革命应该不像西欧各国的兄弟们那样，（在长期间做群众的组织工作，）而应该走独特的武装革命的道路。他非但不曾这样说过，而且在中国工农最有可能武装自己的时候，他还坚决加以反对了的－－其反对理由正是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发挥「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特点」，去和「武装的反革命作武装斗争」。

那末当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当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完成了一个极端转变，出机会主义跳向盲动主义，实行了自南昌以迄广州这连串暴动之后，史大林是否给中国革命规定了武装斗争的战略路线呢？我们知道并不。自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开始的（由所谓「八七会议」决定的）武装革命路线，由该一时期的所有文件证明，绝对不是根据于一条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的战略路线，而是根据于史大林等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奇怪估计。即认为：不管革命势方之一再失败，其总的形势却是继续上升，??因每一挫折而登上更高阶段。当武汉工人继上海兄弟们被屠杀于血泊中之时，共产国际却宣布中国「处于直接革命的局势中」，号召「立即组织苏维埃，组织工农暴动」。等得到了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间，史大林们先后在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的六次大会上，承认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即不好意思地、虚伪地承认了中国革命业已失败，同时也就把武装暴动口号改为「宣传的」了，即在议案上取消了这条「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路线。至于事实上，自从那时以后，中国在部分地区始终继续着这个「路线」，那也决非因为史大林等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的认识，首先，??是由大革命所引起的南方农民斗争的客观逻辑造成的。农民斗争，不发展则已，一发展就得演成武装冲突；冲突一起，如果不想失败，不想受到惨酷的镇压和报复，就得坚持下去。农民斗争由于本性使然，自来是难得坚持的。一九二七年秋冬湘赣区域农民暴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自然因??和当时由武汉战败下来的共产党员及其军队合流之故。这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在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恐怖压力之下，除了设法以武力抵抗之外，再想不出其它「路线」来了。如果不想走这条道路，那便碉有缴械投降，静待屠杀。所以当时这条路线并非什么人深思熟虑地定出来，而是斗争的客观逻辑迫出来的。走上井岗山的道路，和走上梁山的道路一样，都是「迫」字筑成的。其次，史大林当时所以会「批准」毛泽东等走这条路线，那是由于「第三时期」的总估计，并非为了执行什么对中国革命「新战略」。所谓「第三时期」的估计，乃是指上述共产国际的六次大会所决定的一种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看法。根据这?量捶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到了总崩溃的时机，??认为曾经有过短短一时期的「相对平衡」，此时已经终结，因此，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者面前的任务，就是要组织和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战」。也因此，就在同一次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中国的「苏维埃暴动口号」，虽曾因被迫承认中国革命失败而暂时从「行动性的」改变为「宣传性的」；但因全世界已被宣布为处于「直接革命的局势」中，史大林们对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也就采取了虽不积极鼓励却是消极容许的模棱态度。这个态度，在一九三○年的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史大林表示得最为清楚。他说：

「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栗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

这样含糊、这样不着边际、这样滑头、这样带有假说性的说法，竟出之于那个中国革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之口，而且在最有权威、最严肃的联共党党大会的正式报告中，是史大林关于当时仍为最重大国际问题的中国革命的全部指示，真是令人惊奇的。史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应该首先从当时联共党内的派别斗争中去找，我们这里不谈这些。此地我们提出史大林那段有名的所谓「五句评述」来，碉为的要证明，在那一时期，即当中共的盲动主义正在实行之际，史大林也不曾从中国的什么特点出发，给中国革命指出过独特的、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战略路线，即「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路线。诚然，他的「五句」中提到了「苏维埃」，提到了「红军」。那不过如托洛茨基所指责，是一种「计谋」。是怎样的计谋呢？我们知道，在那时候不久以前，中共与共产国际刚刚在正式决议上，停止了武装暴动的口号。这表示在事实面前，史大林终于不得不承认，当时中国已由反革命的猖狂局势代替了直接革命形势，而在反革命局势中，想靠工农，甚至单靠农民暴动来组织苏维埃与红军，则依照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知道是决无前途的；所以史大林不得不赞成取消暴动口号。可是在同时，中国南方农村里的暴动仍在继续，且自称苏维埃，自称红军；这对于「全世界均已处于直接革命局势」这个认识是有利的，他便觉得不妨让中国同志们自己去继续武装暴动路线吧，不过他得当心说话，他不应负起这种做法的正式责任，以便这种斗争遭到镇压成消灭时，他可以脱却干系。由此可知当时史大林在此一问题上的想法是非常矛盾的：一条传统的路线和一个不合传统的希望在他心中交斗。一个前途比较现实合理，但比较遥远；另一个前途较斗冒险难恃，但较为切近。二者对他都有诱惑力，都有用处（至少在对付党内政敌上），于是他不分轩轾，两面赞成：议案上主张取消暴动口号，言论上则对暴动加以赞扬；不过赞得有分寸，扬得有条件：「听人说」，「假使是真的」，那末……「没有什么惊奇的」。这意思等于说，假使人们所说不确，假使不是真的，假使那些暴动遭到了悲惨结局，那末也没有什么惊奇的，反正，史大林已经在专门关于中国问题的议案上，斥责过，取消过暴动口号了！

如此态度，如此指导，无怪他的对头托洛茨基要在「史大林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评之为「最权威与最显赫的官僚论断」，斥之为「无耻的计谋」了。

事情至此已经很清楚：说史大林奠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道路，其实乃是一种神话。一九三○年以前种种已如上述。至自联共党第十六次大会以后，则就笔者个人所知，史大林根本不曾再对中国革命问题说过任何原则性或战略性的意见。当整个共产国际在一九三四年间从极左的「第三时期」转变到极右的「人民阵线」时，中国的武装革命力量，索性被命令置于武装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之下，即在实质上??索性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武装斗争的战略路线。

既然史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战略无所贡献，那末，这个战略是否更应归功于毛泽东呢？

毛泽东在这方面有甚大页献，是无容争辩的。我们不会、而且也不曾否认过这个事实。我们所争论的只是关于毛泽东在这个方面的战略家地位。换句话说，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毛泽东将中国革命运动引向农村，在那里拿起武器，长时间从事蓄聚、教练和实行以武力对武力的斗争，究竟是根据于深思熟虑的战略呢，还是但凭中国历史上造反起义的传统？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一直要到他鏖战十年之后，即在一九三八年冬天，栗将他「抽剑、挥鞭」、「为江山折腰」的风流壮举，第一次原则性地、历史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平面上，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多方面的特殊点，加以考虑研究。那时毛泽东的武功虽然离最后胜利尚远，但其成就已非常可观，根底已经稳定了。凭此经验，作理论性的回顾与总结，事情是相当自然与轻易的。但在获得这个总结以前，即当他末曾将武装斗争当作中国工农之唯一正确可行的战略路线来进行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当此斗争万分艰难的初期，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毛泽东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客观方面，那时中国特别尖锐与血腥的阶级斗争，自然是最大的推动力。倘就主观方面说，则毛泽东之并不精通马克思主义；他之熟悉中国历史，而不深明西方革命史，他的出身于农村，以及他的性格上与思想中的儒侠因素，都应该说是重要理由。同样在一九二七年秋冬大革命失败的环境中，人人呼吸着当时低沉压迫的空气，人人怀抱着悲愤痛苦的心情，可是在共产党的上层领袖中，恰恰是毛泽东最坚决地走上了武装农民斗争的道路，那是必须要从主观方面解释的。

「一个人的缺点往往也就是他的优点」，这句话在此地说是非常合适的。正因为毛泽东那时候马列主义懂得少，这个外来思想对他束缚力不大，于是他可以本能地、常识地、凭一己经验地、按照传统地、对革命的行动问题作出判断，决定道路。那时候，他如果「熟知希腊」，更坏的，如果他食而不化地或一知半解地懂得「希腊」：如果他熟谙半世纪来西方工人革命的方式，如果他深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先工人后农民，先城市后乡村，前者领导后者的不易立场；如果他知道工农红军乃是全国性工农政权的产物这个史例，并受其束缚；如果他严守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业城??为主要据点的规定，那末，当一九二七年革命终于在武汉溃败之后，毛泽东多半会跟极大多数共党领袖一样，潜回上海，或蛰居武汉，而不会深入湘赣农村，奔上井岗山了。毛泽东当年的离开长沙，「投笔从戎」，不管事实上是否真的如其同事何资琛所云，行囊中仅仅带了一部「水浒」，一本「词选」；而此时毛氏之以宋江为师、以黄巢为师、以李自成、洪秀全、孙中山乃至蒋介石为师，而根本不曾受马克思列宁的遗训的指导，却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失败了，革命者惨遭屠杀，反革命的将军政客们在工农的尸骸上狂欢跳舞，后死与未死的革命者怎么办呢？软弱的屈服了，叛变了，坚强者从泥污中爬起来，指干净伤口上的血，痛中思痛，便认为过去失败的主因在于没有自己的武力，今后斗争的唯一道路是要拿到枪杆子。这个想法原非毛泽东所独有，??乃是昔遍的，存在于当时每一个不以失败而丧失斗志的革命者的胸中。毛泽东比众不同的（更正确些说：比大多数共党领袖不同的），只在他从中国旧的方面说，能够由「秀才」变成真正的「反寇」，从外来的新的方面说，他能够不为马克思主义派的战略公式所束缚，以致将上述的普遍想法变成决心，并不顾一切将此决心实行出来。毛泽东的此种不同是难能可贵的，那些由于本身的优点以及因缺点而转化的优点所促成的、他对于中国革命已经作出的贡献，不用说少是非常巨大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仍不能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因为毛泽东所选定与所坚持的武装斗争道路，主要乃是中国固有的农民战争传统的继续，而且是被迫地、经验主义地、甚至不很有意识地走上了这个道路的。诚然，先行后知，乃是人类认识的正规程序。尤其是有关乎战争与革命那样千变万化、难得有规律可循的事情，拿破仑那句名言「打起来再看」，更起着甚大作用。但这决不能否定先知后行的价值，更不能因此而认为归纳出来的系统化了的知，碉能作事后空谈；而不能用作「行」的指导。一个战争统帅或革命领袖，是否能精通过去的与前人的知的成果，是否能凭此作事先的通盘筹谋，并因而立下原则性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其人之高明或不高明，其事业之胜利或失败的重大决定点。「打起来再看」，与「谋定而后动」不相矛盾，??们不是两回事，却是一事的两方，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无前者会划地为牢，迂腐因循；无后者则会随波逐流，乱闯瞎打。对事业的成败言，二者所占的重要性可说是难分高下的；但就军事家与革命者的品质言，则后者无疑要高过前者多多。唯有「庙算」高手，决策奇才，栗能胜统帅之任，而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则主要是执行者的能事。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要将这二种品质截然分开，因为??们根本是不能绝对分开的。决策者固须有应变之才，而执行者亦不可无高远之见，不然的话，那就既不能有美备可行与不落事后的全盘计划，也不能有变不离京与虽折不摧的局部实行了。我们这里说「谋定而后动」这个品质，比「打起来再看」这个品质要高得多，意思只想说：要成为一个军事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的伟大的战略家，「先知后行」这个品质确是比「先行后知」这个品质更为必须而已。这里的分别固不仅在「机先」与「事后」之差，而更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能先知而后行者，行后所获得的乃是更高、更完备的「知」，故能促进下一步的「行」，而先行后知者，其所得之知，未必真知，??多半属于过去行为的表面的乃至谬误的概括，因之??不足为下一步行动的指导，甚至会变成下一步行动的妨碍。一个人，当??在各方面均已成熟之后，思想方法是固定了的。先知后行的人也许可能衰退为先行后知者，甚至退为不知不行者，但是一贯都只能先行后知的人，却甚少可能因学习或历练而进为先知后行者。毛泽东到达武装革命战略路线的经过既如上述，是先行后知的；然则，他所得的知是真知还是假知呢？这个知成了他下一步的行的指导呢，还是妨碍呢？最后，当毛氏在一九三八年思想上总结了武装革命之后，是否已进而为「先知后行」者了呢？

这几个问题，有的我们在「战术家」一章中解答过了，有的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特别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章详论。这里需要覆述或指明的，碉是：毛泽东从十年武装斗争（截至一九三八年为止）中概括出来的知非常偏颇：枪杆子可以造党，枪杆子可以造革命，枪杆子可以造社会主义，一句话，枪杆子万能。至于中国的特点为什么逼着共产党人走上与欧洲共产党人相反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多便可以而且应该举行「起义和战争」，并且「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呢？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都只有提出与肯定，却不曾给过解答，或者解答得极不充分。仅仅一方面的资本主义，另方面的封建压迫，一方面的无民族压迫，另方面的有民族压迫，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方向的。因为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牵涉到无产阶级在现时代革命中的领导问题，牵涉到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牵涉到工人对农民、城??对乡村的领导问题，也牵涉到工农革命起义的准备，即是否必须要他们自己有决心并自愿援助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分析了近代社会（主要自然是西欧）的内部阶级构成及其斗争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现时代的革命（不管??发生在什么国家），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思议、就不可能有真正胜利的前途；无产阶级领导碉能体现为与必须体现为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如想成为名实相符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则除了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之外，还必须植根在无产阶级的群众中，因此??必须以工业城??为主要据点；至于农民，则因其迷恋于私有财产的观点与他们分散软弱的状态之故，其斗争往往是不够革命的，保守的，至少是不能起独立作用，更谈不上领导作用的；因此农民斗争在历史上（特别在中国历史上）总是当了王朝更迭之际的简单苦力，并不能将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曾经起了社会制度的推进作用的，碉当他们受着城市中某一革命阶级的领导之时，所谓城市中某一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其意主要乃指该一阶级在城??中展开的革命斗争所及于农民的觉醒及其斗争而言；并非指城??革命遭受失败，或根本没有此种局势之时，少数革命者跑到乡村去发动斗争而言。

上述这些根本立场，最早揭橥于共产党宣言中；后经数十年来各国革命从正面或反面加以证验，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开花结果，因而在共产国际的早期纲领上作了更充分与更明白的确定。当这些根本立场被应用到中国和中国革命来的时候，虽然遭受到史大林、布哈林一群人的可怕弯曲；但关于许多属于方向性的认识，至少在口头上，还是保持着这些立场的面貌的。即使到了一九二七年秋冬以后，被镇压的中国革命从机会主义走到有动主义，再从旨动主义退回到新的机会主义，其间走着碰壁转湾、迂回曲折的摸索路线，可是无论史大林或毛泽东那时都不曾对上述立场，有过任何一项怀疑或反对（事实上的脱离是另一件事）。他们（尤其是毛泽东）把事实上的脱离当作策略，当作革命处于特别情况中走向同样原则立场的一些手段。

一九三八年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在这年里，由于武装革命路线的胜利已经大有把握；又由于毛泽东此时补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课，于是，武装革命路线被提到战略平面上来考察了。可是在此考祭中，正如我们前面一再指出，毛泽东虽然说出了中国革命所走的不是传统的路，但不曾从根本上回答我们刚栗列举过的那些原则立场。譬如，他甚至提都不曾提出如下的一些问题：1.一群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革命者或革命党，远离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及其斗争，不以工业城??为主要据点，是否仍能是好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他们是否能有健全的生长，是否能保证在品质上不堕落，并且继长增高地发挥社会革命党的作用？2.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该否定的），那末，按着的问题是：中共「实逼处此」地这样做了，是否意味著作为一个共产党已经是堕落了呢？或者，??若仍旧是一个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则此一事实应如何与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观点和解起来？3.一群有组织的革命知识分子，信奉着一般的社会主义政纲，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实行武装斗争，这能够代替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吗？如此组织和领导起来的农民武装队伍，能够坚持吗？能够不受农民的散漫性和地方性的影响吗？能够凭以夺取城??，进行全国性的国内战争，且藉此获致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吗？4.如果能够，则原因何在？5.站在农民群众及其武力基础上面的共产党及其政权，是否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纲的纯洁？是否能在革命中贯彻这个政纲？同时如此取得胜利的革命是否带来不少疾病？如果会，那末??们是怎样的疾病？

上举问题，不但毛泽东在将武装革命当作战略来考察时不曾提出与不曾回答，甚至高到今日，当他胜利以后，而且在这种特殊性质的胜利引起了特殊性质的困难和失败之时，也不曾提出和回答。可是不仅为了解释过去历史，而且为了迎接今后艰难，这些问题却绝对必须提出与解答的。毛泽东不曾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然则他怎配称得是伟大的战略家呢？

毫不夸大地可以说，今后的革命战略家一定要从上述基本问题的解答作为起点。为此，我们不能不在此试作答复如下：

先让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第一组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必须与无产阶级共命运」；这两个断语,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在这方面的最概括的意见。与此相符合，他们主张了并且实行了下列的一些事情：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与工人大众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与感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工人出身的党员为基干，必须提拔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党必须不懈地参加与领导工人们的一切斗争，不管??们是日常的或不寻常的，属于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为了做好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党必颁团结、加强或创造各种各式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碉有这样（依照那些大师们的意见），这个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栗能名符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也碉有这样，这些工人政党栗能坚定、清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亦即为全民族，乃至全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因此，植根在工人群众中，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和他们休戚相共，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在存续过程中不致堕落与变节的重要保证。这个见解，过去证明出是对的，今后也不会变得谬误。如果我们这里可以引用一个常识性的比喻，那就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句话了。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的关系，至少在出生和存在的意义上说，确乎有似皮之于毛也。那末，像中共那样的政党：论成分，一直以农民为主体；论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多数；论存在环境，长时期脱离工人群众，甚至远离工业城??；论斗争方式，从来讲究的是纯军事性的迂回进退，攻城略地。这样的一个党能否算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党？这样的一个党，即使??标榜着与执行着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是否会认真贯彻，不堕落变节，且终于完成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呢？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自来的答复都是倾向于否定的。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学说相背反，历史上不曾有过如此做了而革命竟能成功的例子，反而充满着如此做了遭致政党变质或毁灭，革命失败或被扑灭的先例。

然则中共如此做了，非但不曾被扑灭，而且??还将革命导致了胜利；同时这个胜利又不是简单的军事胜利，而是已被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承认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革命的胜利，承认为（虽有一切缺点）符合于工人阶级解放之历史利益的革命胜利。这倒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释呢？

我们觉得，看到了胜利及其走向胜利的经历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那些基本立场，虽不必予以修正，却必须作某些不同于传统的了解或解释，或者可以说，必须纠正一些误解，首先是关于「皮与毛」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必须先有工人阶级的存在，然后栗能产生工人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碉有在感情、思想、生活以及斗争等方面与工人阶级保持密切关系，栗能真正代表这个阶级的当前利益与历史利益。这两层意思，本身绝无疑义，但是怎样密切与如何代表，却是大有文章的。自从历史上产生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以来，许多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争论，就是为了两者之间的如何结合，结合得怎样密切，以及后者如何代表前者等等而引起。

工人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以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时常被了解为民族现象，其实，??主要应该被了解为国际的或世界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的成熟，首先是由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烂熟程度及其矛盾的程度来决定的。整个人类的历史，至少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就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毋须说，倘以个别国家而论，世界上有大多数国家未曾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但这并不影响到我们说人类历史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看法，因为在那些落后的与未独立的国家中，如果发生了「民生、民权与民族」的革命，祗要??时间延续与范围扩大，那末由于其内在的逻辑与外来的压力，??就一定要不断发展，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革命、亦即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正因为此，在单独的落后国家内，尽管??本身的现代工业并不发展，尽管新式产业工人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极小比例，却有可能产生、并且应该发起与发展工人阶级的、或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总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毛」，不一定要附在本国本民族的工人阶级这个「皮」上。主要是世界性的工人阶级，在近百年来久已乎成为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各别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存在前提及其意识思想与行动指导。

因此，将「毛」和「皮」的关系十分形式的、狭隘的加以观察，显然是错误的。由这个错误的看法，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其它错误见解。??们主要表现于如下两个方面：1.认为工人政党必须存在于工人区域中，其成分必须全部为工人，领导者主要须由工人出身，该政党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活动应该是改善工人利益，他们将全部注意几乎集中于工人的经济斗争，他们对全民族的、与工人阶级无直接关系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工联主义、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等等。2.认为在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国家中，根本不应该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而应该组织「工农党」，或者主张将工人党加入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例如国民党，自居于左倾的一翼。他们并认为这些政党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行动与立场，而应自限于「革命资产阶级」的赞助者、推动者与监督者的资格。这种思想，主要表现于史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上，特别暴露在他们对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政策上。

上述两方面的错误，发生的原因当非一端，不过我们指出那个关于工人阶级与工人政党之间的形式的与狭隘的看法，民族的而非国际的看法，却不失为重大原因之一。此外，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更从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不同来源，澈底精详地批判了工联主义与经济主义的错误。他大胆地，似乎公然违反马克思主义地，驳斥了一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人阶级意识及其自发性的拜物教。他令人吃惊地宣布：「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碉能从外面灌输进来。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份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见「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二页）他又说：「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迫切的（当前的）政治事实和事变来学会观察现社会中其它各个阶级在其思想道德和政治生活上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估计所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阶级意识的。」（见同上引书第二三七页）列宁在这些话中以其特有的诚实、勇敢与深刻，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目前唯一进步的阶级──工人阶级，在其定向自我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革命途中，并非自给自足，不假外助的，特别在意识和思想方面，??得从外「输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存在中自动地，「客观地」产生出来。（这种「自动」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意识思想时常替资产阶级服务的。）??首先倒是被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过程，而从革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同上引书第二○二页）从这里，列宁强调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确定了先锋队与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这个关系，「皮」和「毛」的比喻，碉有在原始与根本的意义上栗能成立。在发展了的关系中，社会主义政党的生活（其行动及其意识）决不是??所代表的阶级之直接与简单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绝不容许有任何离开的。一个强大的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可以有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党；反之，一个数量微少、诞生不久的工人阶级倒往往会有一个坚强战斗的先锋队。有些工人政党，出工人自己领导、在工人区中生长、年长月久地与工人群众息息相通，可是一到紧要关头，碰到了劳资冲突的大问题，这些工党却总是帮资本家的。另一方面，有些社会主义政党，特别是??的领导机关或领专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被迫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群众离开，或长期地离开，但因他们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革命的纲领之故，却终于领导了工人阶级走上了革命胜利。

可见根据列宁关于工人阶级与工人政党相互关系的见解，一个决心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并不一定要片刻不离地存在和活动于工人区域之中。工人政党如能拥有大量工人出身的优秀领袖和干部，如能拥有压倒多数的工人党员，如能在工人区域中筑成最坚强的据点，如能与工人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当然是最大好事，是最大幸运，但单靠这件好事，却不能保证这个政党能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另一方面，一个工人政党，如果因为客观原因，主要例如反动政府用极端严密的恐怖手段控制城??，特别控制城??中的工人区域，以致这个政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袖人物，被迫进入牢狱，或流亡海外，或逃向僻远的农村，在那里，他们不得不主要生活在、并依靠着小资产阶级的劳动者（农民）与知识分子，藉以继续从事首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同时亦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革命斗争──这情形当然是不好的，是一个工人政党的大不幸，但是单凭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这样的政党绝对不能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断言??不会引导革命至于胜利。

在这里，列宁当年用以打击俄国经济主义者的那些论点，现在倒可以帮助我们改正一个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重要见解了。那个见解是：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必须以城??工作为主，如果这个政党，不管因为自动的或被动之故，离开了城??和工业区，以致其成分变为以小资产阶级份子（知识分子或农民等）为主干，那末??必然要堕落或死亡的。这个见解当然与经济派的主张风马牛不相及。??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免于堕落或死亡，要想巩固、发展以至胜利，其重要条件，不用说，是要拥有和保持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坚强据点，是要拥有大量无产阶级的党员和干部，乃至不少个工人出身的、在斗争中久历锻炼的革命领袖，近代革命史上不少例子，曾经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上述见解的正确。但是一些新的史实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若那个革命的工人党遭到了我们刚才提及的「不好与不幸」的情形，又若他们试尽一切方法以图继续城??地下革命工作而不可得，或幸能维持地下工作而无法开展，那末他们是否可以与是否应该暂时以主力离开城??和工人，在严格坚持革命政纲与马列主义原则思想条件下，以并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者为基础，进行革命工作，而且确能进行革命工作，使政党不致堕落与死亡呢？简单些，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提出来：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之下，一群坚强团结的社会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中脱离了无产阶级，是否仍能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或者，更简单些，问题可以规定如下：社会主义的思想，抓住了一群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再经过他们，抓住了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的劳苦群众，是否也能够在相当长时期内，担负起工人阶级革命党的责任？上面用三种方式提出而本质上相同的问题，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派的立场，所给的答复都应该是偏于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肯定地答复这些问题，就彷佛不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阶级观点，而且离开了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决定思想的基本立场。所以，像俄国当初的经济派以及类似的人不必说；他们是「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主张与无产阶级斗争发生最密切、最「有机」的联系的，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见同上引书第二○八页），当然要以绝对否定的态度来答复我们上面的问题，但即使同意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意见的人，他们坚决相信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是「并排产生出来，不是彼此产生出来，而是在各不相同的前提下产生出来的」；坚决相信工人阶级要受社会主义的「灌输」，其斗争与革命必须受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的，也未必会轻易地以肯定方式答复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们虽然不机械地将存在与意识问题移到这方面来，他们却看见过太多的例子，暴露出长期间脱离了工人大众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集团，或者在革命胜利前就经历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以致断送了工人阶级的事业，或者在革命胜利后，他们迅速变成骑在劳动大众头上的新统治者，成为肆无忌惮的官僚，因而同样败坏着工人阶级的历史事业。

这一种人对于我们上举问题采取怀疑或否定的答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种限度内，今后也还是正确的。占据工人政党上层的非工人出身的（甚至是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长期间脱离了工人群众会变成怎样丑恶的面目，我们可以一方面从老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政党中的领导层，另一方面从史大林们的情形中见到的。这二者的腐化与堕落，不用说有许多更大的历史原因，但领导群之脱离其所代表的群众，无论如何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如何保持阶级群众及其领导者们的密切联系，乃是防止革命党腐化堕落的重要保证，这保证在今后也许越来越重要的。但是，人们如果为了这个理由而认为无产阶级的党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城市环境与工人阶级，那就有点因噎废食了。

综合上面所说，我们可概括如下：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阶级斗争中，产生了一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与另一方面的劳工运动。二者结合，造成了最近百余年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以改造整个社会制度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想碉当??与工人阶级结合后栗有力量，栗能体现；工人阶级则碉当??接受了正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接受了根据此一思想组织起来的政党的领导之后，栗能让自己的斗争获得进展和成功。因此，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必须建筑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必须与??保持最密切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并不是密切到有如形之于影，或肉体之于精神。二者不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作用，更非一物之两面。社会主义思想并非为工人运动生出来的东西，??们乃是并排产生的两个力量。因此，社会主义（其思想及其组织）与工人阶级运动在生活上是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可以分离，即是说，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组织，如因种种客观的不利条件，被迫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基础与环境，并不意味着立即堕落或死亡，??能够存在，能够继续斗争，甚至能够发展－－即使暂时间依靠了非无产阶级群众－－碉要他们认真努力来坚持和贯澈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政策。所谓不可分离，那是说，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不管主动或被动地长时间离开了??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那末作风上、行动上、政策上、乃至根本思想上势必要多少蒙受异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果经过了或战胜了上面所说的坚持，那末党、特别是??的领导层，就要发生严重的堕落或变质。

这样的可以另离与不可以分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中，针对着不同的对象，为了不同的目的，列宁曾经一再发挥过的。粗略地说来，在二十世纪初，正当布尔雪维克党缔造之时，列宁强调了二者的「可以分离」；当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是强调了「不可以分离」。前一强调的目的，在于建立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在于树立不屈服于工人阶级自发性的革命理论，在于超出工人狭隘的经济利益，高瞻远瞩地奠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宏伟计划。后一强调的目的，则在于保证党和国家的不致于官僚堕落，在于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的健全发展。

只有像列宁那样，在最根本的理论认识上把握了那个可以分离而又不可以分离的道理，栗能一方面勇往直前地去创建有别于工人组织的革命职业家组织；另一方面知道如何与工人大众保持生活上与思想上真正密切的联系，藉以防止那个职业家组织的硬化与腐化。

现在让我们来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

在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和工人阶级分离这条路上，毛泽东简直比历来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更远。在整整二十四年的长时期中－－从一九二七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他远离了城??和工人阶级。其间除了三四年以外，一百以他为首的那个共产党，凭借着武装的农民力量，始终困斗图存并俟机发展于边远的乡村中。他以为这样做并不危害共产党之成为共产党，并不妨碍这个党之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并不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利益。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换句话说，即为什么共产党跟??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长期分离而仍能保持其为工人政党，并仍能起这样政党的作用呢？毛泽东从来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不仅在当初、事前，即使在今天、事后，他也不曾接触到这个根本的有关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可以分离」，为什么「可以分离」，即列宁当年为要创造一个存在于工人阶级之外与之上的革命党时，曾经精详地探讨了的那些问题，毛泽东却完全不曾探讨过。可是在事实上，毛泽东所做的是要使工人党和??所代表的阶级实行史无前例的分离，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略家，他应该比列宁更迫切地要研究那些问题。毛泽东却不仅行前不曾求知，而且行后也不去思索其所以成功之理。试问，他怎配称为伟大的战略家？

还有，毛泽东既不曾在理论上探索过「可以分离」的原因，以致他也不可能深切懂得二者「不可分离」的道理。毛泽东所率领的知识分子的党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和他在政纲上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分离了二十四年之后，终于又复合了。那是以解放者及被解放者的资格复合的。糟糠夫妻睽违了不碉十八年，回来的丈夫不但「做了官」，而且「封了王」，他对于苦守寒窑的老妻是很难于平等相待的。剩留的可能还有一些怜悯，却不会是早年似的恩爱了。如何栗能使做官封王的浪子忠实地为贫妇人服务，实在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极其复杂的问题。可是在毛泽东，这样的任务和问题不曾存在。他完全不曾看见那个长离墓地的工人政党之可怕的变样，??那严重的官僚化的堕落，那种势所必然的骑在人民头上的作风、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完全没有在理论上预见到革命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分离」，更没有体会到「可以分离」与「不可分离」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因此过去并非有意识地实行了这个「分离」，现在也就不能有所准备地来完成这个「不可分离」。要使那个并不直接依靠工人阶级的、凭枪杆子打天下的共产党充当工人阶级的勤务兵，要他们不以主人翁自居，该是多么艰难的一回事呀。如果党的觉悟领袖们，深深预感到这个艰难，并痛切地意识到此一艰难任务之能否完成有关乎整个党与整个革命事业的成败，那末他们在不能不离，以及离而复合之际，又该多么戒慎栗惧，翼翼惕惕，不仅在内部教育上要拼命反对违反群众利益，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必须采取具体严格的步骤（有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拟议者），阻止官僚制度的形成，反对一切已经形成的官僚政制。

毛泽东显然没有这样做。特别在防止和反对官僚制度的实际步骤方面，可以说达一点郑重的企图都不曾有过。自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重逢以来，中共无论在党、政、军诸方面，都不曾丝毫放松过自上而下的、训政式的、军事性的管制，因而完全窒息了工人民主的发生，完全闭塞了下情上达的孔道，让官僚主义与官僚制度达到了可怕程度。目前中共将中国的经济民生导入了空前紧张和痛苦的地步，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窒息了这点劳动大众的民主，以致官僚们能一意孤行，胡作妄为，不受丝毫群众监督。这问题如果缩小到毛泽东个人的责任上来，如果仅仅从毛泽东的思想中去寻找部分原因，那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是由于毛泽东不懂得工人政党如在某种条件下和??的本阶级分离，则必须同时切记二者的不可分离，尤在事后要加倍强调这个不可分离。

毛泽东既然没有这样的体会和了解，则不管他初时以武装斗争来实现了这个分离，也不管他后来因武装斗争的胜利而完结了这个分离，却终归不能算是伟大的战略家。

研究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种种，我们倒可以而且应该规定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革命斗争的战略来：

1. 现代（十月革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的产生，其主要客观背景乃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革命斗争，其次栗是各该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斗争状态。各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政党并非完全靠本国工人阶级赋与生命的。何况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原本有其不同的来历，??们不是一物化二，而是二物合一。因此二者的联系并非像某些人所想象一样：必须「有机」与「纯粹」，必须形影相随，而是容许形迹上，甚至思想上有所分离的。

2.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化与军事化，主要实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欧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方式，在许多落后国家中早已行不通，在另一些地方也逐渐行不通。组织工人阶级，然后以此为中心而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凭此力量以赢取选举－－这样的传统斗争道路，在某些地方是仅余形式，在另一些地方则连形式都不让存在。工人阶级的任何独立组织，工人政党的任何活动，都会遭到极其残酷的摧残镇压。在此情形中，工人政党如决定固守基地，不与本阶级作片刻分离，不后退半步，不作任何迂回，那末结果不是被统治者连根铲除，便是蛰伏不动，若有实无。

3. 在上述情形中，会主义者暂且把部分力量，或甚至主要力量，从工人区域撤退，以便在较不爱人注意之处，或较易藏身的群众与环境之中活动，非但容许，抑且必要。如果条件有利，特别是当统治阶级进行内战或外战时，革命者乘机组织武装是必须的。

4. 「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确实曾经是，而且将来还可能是许多国家中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无产阶级政党为要执行这样的战略，势必要像刘少奇所说，让「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见刘着：「论党」第二章）这情形自然是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其本身决不像刘少奇所说，是那个政党获得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恰好相反，这种情形出现在「先锋队」和??的阶级长期分离之时，倒是使政党失去其无产阶级性质的一个条件。「长期脱离社会职业」，「长期过着军事集体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长期习惯于对上级服从对下级指挥的作风，这「几十万」战斗员自能养成「集体意志」，但难于「提高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能加强，但他们的民主性与首创性却势必减少，而上助下骄、自命不凡的官僚优越感则一定要发生滋长。因此，当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倘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暂离工人区域与工人阶级，转移到农业的落后地区去进行长期武装革命之时，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不失去其无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时时警惕，加倍警惕，在思想上固然要进行坚决的保卫马列主义的斗争，同时却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不断反对官僚主义，设立明确的制度（主要是劳动大众的民主监察机构），藉以防阻与克制任何背离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思想、作风或行动。再若这个全身武装的党遇到了形势转变，以胜利者资格回进城??，与长期分离的工人阶级重逢，那时，党为了要确保与巩固其无产阶级性质，更应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设法以群众的民主来医治军事官僚性质的宿疾，那是不容说的。在所应采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尽量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入党，藉以改变党员成份上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比例，（今天中共约党员成分，根据一九五六年九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在「一千○七十三万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二」。）第二必须尽速废止党内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统制，尽量创设党内外的民主监察机构，使党内外的工人大众真能发挥对于其阶级代表的督促、监视、批评与拥护的积极作用。

总之，长久分离与胜利归来的工人政党，如想真正成为工人政党，如想真正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以便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那末??的领导者必须以加倍的注意和努力，去做二者「不可分离」方面的工作。

5. 一个用枪杆子打定了江山的工人政党，成功之后，如果??能及时与尽力地将自己巩固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基础上，那末无疑，??可以向而且应该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前进。但是向这路上走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清醒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任务，比之于在某一民族中建立社会主义政党这个任务，甚至比之于这个政党在各国中以革命夺取政权这个任务，都具有大到无可比拟的国际性质。这个国际性质大到这样程度，竟使??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是无法澈底完成的。有谁如果没有这个清醒认识，以为社会主义政党碉要统治了一个国家，不管??所统治的地方大小如何，也不管国家中原已到达的经济文化水准高低如何，碉要有了「英明的领导」，有了「正确的计划」，驱使本国劳动大众去苦干、跃进、便能在这地方造成社会主义的绿洲，那末不但错误，抑且罪恶。史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全部悲惨史，本已足为前车之鉴，无奈毛泽东不能从中引出教训，以致在中国又表演了「三面红旗」的讽剌大悲剧，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圣旗帜大大污损了。

从上述五点原则性的标准来评量武装革命论方面毛泽东这位战略家的高度，评量他的长处和短处，我相信会是公允而客观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家，如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重要方面，我相信祗有秉着这些个标准，栗能有所获得。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了。

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提的：「毛泽东如果自觉地、全面地、将武装斗争提高到革命战略地位，特别是如果他自始就能将此一战略路线安置在整套不断革命论的战略中来提出、考虑和执行，那末，中共以及一般的中国工农，在其走向胜利，取得胜利和扩大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与实际上已经呈现了的情形有怎样的不同？」这问题又可用另一方式来提出：如果毛泽东那个武装斗争的战术，并非与史大林的「第三时期的哲学」和「人民阵线」相结合，而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战略相配合，中共是否会胜利？如果胜利，其间所走道路，以及??所付代价是否会一样？

我们不想在这里太详细地、逐步跟着历史发展地，将事实上的史毛结合和假设中的托毛结合两相对照，从而指出其可能做成的不同。这样做，一来是势必占去大量篇幅，二来是要重复本书其它都分所已谈过的评述。因此，这里我们祗预备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解答上面的问题。第一，苏维埃或国民会议，第二，联合政府或共同行动，第三，民族社会主义或国际社会主义。

中国的苏维埃口号，我们知道，原本是托洛茨基最先提出的，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军进抵长江，工农运动在湘赣鄂等地蓬勃兴起的时候。为使这些广泛而散漫的群众运动获得力量，足以和控制军队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对抗起见，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共党内的反对派便提议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这提议遭到了史大林当权派的坚决反对，理由是：１苏维埃乃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与「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国革命不兼容，２苏维埃乃暴动机关，与国共联合的政策不兼容。结果如所周知，国民党军政领袖利用了革命群众的松散无力，一再叛离革命，最后将革命和革命者扑灭屠杀于血海之中。关于这个时期史托双方争论的谁是谁非，历史证明得直截明快，以致公正的历史家与革命战略家祗要稍稍了解双方争论的事实与理由，就不难断定：如果一九二六──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不是自缚手足向国民党投靠的史大林路线，而是特立独行广泛组织工农本身军政力量的托洛茨基路线，那末，中国乃至全世界近几十年的历史都可能要重写了。如果中国的工农政府建立于一九二七年而非一九四九年，则其间当然不会有蒋介石血腥的军事独裁，多半也不会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因为日本在胜利的中国革命影响之下，很可能有不同的发展），即使仍有中日战争，则其过程一定会比较短促，对中日双方都不会有如此悲惨的后果，苏联多半不会经历如此可怕与深刻的堕落，因而德国在三十年代再度崛兴时可能不是纳粹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如此，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可能不会发生，整个世界都可能以革命代替战争，因此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状的「今日世界」的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中国革命失败后，围绕于苏维埃口号的争论，发生了极有趣的相反变化。过去的反对者变成了拥护者，拥护者变成了反对者。史大林最初因为把革命失败说成为革命转入了更高阶段，于是突然间提出苏维埃口号来进行反国民党的暴动。托洛茨基则断定全国性的革命局势业已消失，革命已因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遭受严重失败，此时以苏维埃口号来进行绝望的暴动，结果碉能加深反革命的程度，延缓新革命的到来。托洛茨基主张立即提出革命的民主口号，即普选全权无记名的国民会议口号，藉以重新团聚革命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独裁。

这争论的结果也是大家熟知的，经过一连串绝望的可悲的盲动以后，史大林被迫宣布苏维埃口号仅仅当作实传口号，却仍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革命民主口号，以为行动之用。因此，中共在很长时期内（自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五年秋），竟没有一个中心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斗争的总方向，总目标。江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终于失败，??之所以要突围「长征」，所以会丧失全部城??力量，会损失军队的百分之九十，原因固然许多，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之排斥国民会议口号，拒绝为总的民主纲领作革命斗争，以致其武装的土地革命运动陷于孤立无援与困苦绝望之境，却不失为重大原因。

当时的武装革命到底该不该与国民会议口号结合起来？如果二者真的从一九三○年前后就联合成一起，以武力为彻底的民主要求而斗争，那情形与事实上（即排斥了国民会议纲领）所发生的该有怎样不同呢？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好引用毛泽东的话。一九二八年冬天，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已经进行了一年，作为行动口号的苏维埃被取消也有半年多了，此时他写了那个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恰恰是回答了我们刚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段话，我们在本书前一章约有关章节中全部引用过。为了避免重复起见，这里碉将其中最最重要的几句重引一下：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时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潮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民主斗争的发动多是必经的道路。」（加重点是我们的－－双山。）

在同一报告中，我们又看到了如下的话：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上两段引文，均见「井岗山的斗争」中「革命性质问题」一节。）

这两段短短引文，非常扼要地说清楚了「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即一个以普选全权国民会议要求为标志的整个民主革命政纲，在当时是如何迫切需要，并且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因此一口号之被排斥，使革命队伍如何深深陷入寂莫之中。看过了毛泽东这样的证言，那末当时究竟该不该将武装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联合起来，可以不答自明的了。

然则，毛泽东们如果在国民会议口号及其政纲下进行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会有怎样不同呢？在这里，任意的假设当然不相宜，但从毛泽东当时的愿望中，我们却至少有理由指出这样一种可能的不同，那就是：「红军的寂寞生活」可以较早「终了」，因为「包括城??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经济的民权主义的发动」，「沸热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也会较早来到。如此，则「红军」可能无须「长征」；国共也可能不需要表演令人迷惘的悲欢离合，革命胜利大有可能获致于长期战争之前。

如上所述，可见毛泽东的胜利，并不能表示他所长期结托的史大林路线的正确，也不曾判定了他历来排拒的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事实真相，倒是应该相反的。不错，托洛茨基从来不曾赞许过共产党人离开城??和工人阶级，去做武装斗争。当一九三○年秋天，中共的军事斗争有了相当发展，初次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之时，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曾经原则性地表明了对此问题的态度，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见「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二七七页）这是正统的马列主义对此问题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否已被历史证明出需作若干修改，我们在上面已经详论过，此地不赘。我们这里必须介绍的，乃是托洛茨基虽然采取这样立场，可是并不根本排斥这个斗争在适当条件配合下可以发展的前途。在同一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中，他说：「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地预信这个。」他说：「谁也不能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更重要的，托氏在当时又很具体地提出如何能使这些武装斗争可以胜利的办法，他说：「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将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的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同上引书第二七九页）

托洛茨基这些话是在一九三○年九月说的，??们和二年前毛泽东对中共报告中的愿望多么相符呀。碉因毛泽东不是有理论修养的战略家，所以他虽有那种需有民主政纲的迫切感觉，却自己不会这样主张，而且不得不跟在史大林后面诬蔑国民会议口号为「取消主义」。此后毛泽东不但还要「寂莫」，而且还要痛苦五六个年头，等史大林在全世界由冒险主义跳回到机会主义之时，栗能在史大林颁布的新政策的掩护之下，来宛委曲折地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份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见「中国共产实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当然不会说出，正是史大林在过去叫中共「冷淡」国民大会和制宪问题，正是中共叫「全国人民及各党派」保持这个「冷淡」的。如果自始没有冷淡，如果自始就像托洛茨基所说：在全权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在自己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那末中国的革命史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呢？这问题毛泽东本人应该最有资格来回答的，可惜碍于派系斗争的利益，这位曾因没有民主政纲而深感寂寞的经历者，不肯出来为托氏作历史的证人了。但是，没有证人，问题是同样清楚的。

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写过两本系统地论述哲学的小书：「实践论」与「矛盾论」。前者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后者完成于同年八月。据两书的编者所作题解，其目的均在于「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换句更明白的话说，即毛氏写作这两篇论文的主要用意，在于从根本理论上给予王明派以打击。看过我们前面的文字，读者们想必记得一九三七年前后正是毛泽东补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时期。读者们想必也还记得，在抗日战争初期，那个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王明及其一派并未完全失势，他们所能予毛泽东一系的威胁还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为要确保并巩固其业已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斗争，而且要全面地斗争。那意思是说，毛泽东不仅要在军事和政治的领导上（这方面他当时业已获得重大胜利），而且要在理论思想的领导上，打望并克服王明系统的「教条主义」。在理论斗争中，最基本的一个战场自然是哲学阵地。毛泽东于是开辟了这个阵地。此外，我们知道，毛泽东很久以来被王明们称为「经验主义者」。为要摘去这顶不很光明的帽子，毛泽东也必须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问钻研一番，以便一方面提高自己，另方面予攻击者以反击－－将另一顶帽子回敬论敌。

这样一种写作情况，决定了这两本小书的性质。首先，??们与其说是毛泽东阐明或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毋宁说是毛氏自修这种学问时的笔记而加以系统化的叙述。其次，??是政治性超出于学术性的。我们说二书实际上是读书笔记，绝无想贬低其价值的意思。任何一种著作的价值，都不是决定于??的体裁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价值绝不低于他的哲学专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纲要，当然与恩格斯的正式著作「费尔巴哈论」具有同样的价值。所以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体裁，而在于实质上的思想内容。同样是笔记，可以是平庸的抄录，简单作备忘之用；亦可以是高明的提炼，其中迸发出智慧接触时的火花，??们可以是低能的误解，将原作的精华变成糟粕；同时相反，亦可以是天才的领悟，或化原作的腐臭为神奇，变谬误为真理（例如马列诸人之于黑格尔），或将原有的宝藏发掘光大，将普遍的真理具体应用（例如列宁在许多问题上对马、恩的关系）。列宁的许多名作其实都可算作笔记，特别是「国家与革命」，其中一大部分是摘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文字，??碉加了「许多注释和附论」（见列宁致加明尼夫的信）。可是这种体例却毫不影响读者「感觉到思想和意志的强烈的冲动」，毫不损害这本名著非常巨大的价值。因此，如果有谁看见我们将毛氏的两篇哲学论文算作他自修哲学时的笔记感想而生气，那碉由于他要神化毛泽东的可怜企图吧了。

至于说那两篇文章中，政治性远超于学术性，其本身亦非绝对的毛病。列宁说得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哲学上的超然态度原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欺人之谈。哲学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为某一阶级利益与某一政治思想服务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谈哲学时是否牵涉到政治，却在于??谈得对不对，牵涉得好不好。

毛泽东的「哲学笔记」够得上我们上举的哪一种标准呢？??们对马、恩、列诸人的原著说来，是平庸的抄录，是低能的误解，是高明的提炼，还是天才的领悟呢？依今天中共的宣传家们的说法，毛氏的哲学著作也是对于马列主义的「天才的、创造的发挥」。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不过我们也愿意承认，毛泽东这方面的成就，比之于他所崇拜的史大林，却确是高出一筹的。史大林为要表明他在哲学上也是「伟大天才」起见，我们知道，他曾经给旧本「联共党史」写了第四章中的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是这样写法的，首先，他宣布：「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根本相反的」。接着，他便一二三四地列举了二者相反的四点，亦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抄录了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然后他就跟着做了七个「由此可见」，有如：「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最后，他便做结论道：「以上便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去观察社会生活，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史大林这个样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给人的印象是与哲学顶顶没有关系的。??令人想起法院里判案的主文，也叫人想起基督教会里的教义问答与十诫。实际上，这些根本不能叫做哲学讨论，而碉是共产党官僚在「哲学」方面所发的绝对命令吧了。普列哈诺夫在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俄译本第二版所作序文中方写过这样有意思的话：

「斯宾诺莎谈到培根时说：培根没有证明自己的意见，而只是叙述了自己的意见。如果颁布命令这个词还不能更好地说明别尔嘉耶夫先生叙述自己思想的方法，那末用斯宾诺莎论培根的话来论别尔嘉耶夫也可以。不过当培根这样的思想家叙述或是像颁布命令似的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在他的命令和描述里可以看到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别尔嘉耶夫先生那样胡涂的头脑所颁布的命令中，根本没有一点教益的东西。」

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移赠给史大林，碉要将「别尔嘉耶夫的胡涂头脑」，改成为「史大林的官僚头脑」就够了。

史大林这种官僚的哲学抄录，不但没有教益，而且还极其错误，因而是非常有害的。稍稍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明白，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并非从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上「由此可见」出来。杜林先生当年就曾如此诬蔑过马克思，恩格斯为此回答道：「马克思只是在提出自己的历史经验的证明之后」，才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那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将来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则是否定的否定。恩格斯按着又说：

「所以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想也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相反地，在他以历史观点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已经真正实现，部分往后还一定要实现以后，他才指明，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按一定的辩证法的规律发生的。全都就是如此。」（「反杜林论」中译本第一三八页）

可是史大林的「哲学」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否定的否定，「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否定了自己劳动的个人所有制，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一定又要否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客观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给变成了比黑格尔更不如的（因为黑格尔绝不会如此浅薄的）主观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叫黑格尔的辩证法顶天立地站起来，史大林却将马克思的辩证法又来一个倒栽葱着了地。

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态度虽然也一再声明：「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过程的研究的时候……」，「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因此也多少犯着我们上引恩格斯所指出先后倒置的毛病；不过整个说来，毛泽东确能注意对事物作具体与客观的研究，并非简单规定了几条辩证法原则，就「由此可见」地推论出种种有关乎社会历史与革命行动的戒律，他并不企图用辩证法法则去代替社会科革与革命科学。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在这方面确高出史大林一筹。

史大林给联共党史写的那一节「钦定哲学」，不但是最平庸的抄书，而且是极低能的误解。至于毛泽东的「笔记」，虽然完全称不上高明的、更不必说是「天才的」、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发挥，但最低限度，??们表明了毛泽东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体会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方法，并且给自己的思想方法找寻了哲学根据，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体会，也可以批评他找来的根据，却不能说他是简单的抄袭。

毛泽东不是以哲学家的资格，而是以革命政治实行家的资格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不像思格斯与列宁那样，从所有方面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碉选择了认识论中的一部分：实践的意义，以及辩证法中的一个规律：矛盾论。正确些说，毛泽东主要是从这两个特定问题入手，企图把握纵非全部但属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暴露出他在各种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上的修养不够，但另一方面－－这方面是更重要的－－却也表明出毛泽东比史大林有自知之明，不肯强不知以为知，且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缺点，以便在学习或研究上能多少有所获得。

因此，史大林的哲学专著是毫无价值的，而且应该抛弃的。今天由赫鲁晓夫下令重编的苏联共产党史，虽然整个说来不见得比史大林的钦定本高明，但完全删去了那一节「御制」文字，倒是做得不错。毛泽东的「实践」与「矛盾」二论虽然于马列主义的哲学无所增益，但作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实践的哲学根据看，却无可否认地有其价值。就此一意义说，「矛盾论」的价值与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实践论」。「实践论」碉能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之系统叙述，无论哪方面都无新意可言。如果有若干意义的话，那碉在于??代表了毛泽东自我教育与自卫斗争的一个重要标志吧了。整个的中共，以及个别的毛泽东，一直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可说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反对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拿起枪杆子，他们拼着性命和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生死血战；可是，他们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责的那些「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一样，碉「尊重经验」（当时流行的名字是「实际工作」）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领导革命」，毛泽东说的非常对，「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结果真是如此，而且是一再碰了壁的。不过碰壁的主因不在于这些实干家的「事务主义」本身，而在于他们的缺乏通盘、明确与远大的方针和前途，即缺乏理论的分析力与洞察力，以致让莫斯科的假理论家们的错误方针，得以通过其直系王明等人的执行而使革命碰壁罢了。毛泽东两面碰了壁：一面碰革命事实的壁，另一面碰那些假洋鬼子假理论的壁。痛苦使他思索学习，使他要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所以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而「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个过程中的两块重要路标。

毛泽东首先是实行家，是先行后知者。关于这方面，我们在前面的文字中已经说得很多。王明们称他做「经验主义者」，并非没有根据的。毛泽东最看得起实力，最信赖枪杆子。不管他没有好好儿读过马克思主义，实际工作却总已经给他争到了不少「一得之功」。因此，他骨子里是始终不会看重理论的。但他不会不懂得「经验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的词汇中所占的卑微地位，他不会不在「教条主义者们」的搬弄「理论」时感觉到应付为难；同时，在漫长的斗争道路中，由于自己「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方针，没有远大前途」，一个郑重的革命家绝不会不深感痛苦而立志去学习理论的。因此，毛泽东当三十年代中期补修理论时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得为自己一向看重实际工作的特性辩护，其次，确实要弄清楚马列诸大师在知行关系问题上的态度，第三，要坐实王明们教条主义者的罪名。为要达到这几个目的，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就很自然地要从「实践」问题开始，要集中于「知行」问题。

辩证唯物论重视实践，将??作为人类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看重感性的经验，将经验当作认识的来源与基础……这些基本观念其实与中共传统的，特别与毛泽东强调的所谓「实际工作」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甚至不是同一类事。前者是树立真理的客观性与思惟的「此岸性」的一些重要论点，而后者却有关乎革命工作中理论与实践孰先的争论。后一争论，当??发生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中时，在前述的基本哲学立场上，至少已假定为一致同意的。大家都同意真理的实践标准，大家都承认感性认识（经验）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却仍旧可以发生，而且事实上常常发生如下争论：究竟一个革命家最可贵与最需要的品质是理论的洞察力与概括力呢，还是事实的调查研究？是战略性的高瞻远瞩呢，还是策略性的随机应变？是原则性的坚持贯澈呢，还是政策性的趋避适应？不用说，前后两种品质无法截然分开，不能机械对立。以革命事业或革命党的整体而论，二者都可贵，二者同样需要，因为??们相辅相成。但是正像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一再阐明的那样，一个革命家就其主要的特性来看，大体上确实分成这两个类型，而这两类革命家对于革命与革命党的贡献，确实有大小高下之分的。毛泽东企图抹煞这种分别，更不愿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他强调知行合一，一方面反对空谈的理论家，另一方面反对经验主义的事务家，以此指出一个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必须既看重理论，又注重实践；他们必须是又文又武，能文能武的全才。其实，这样他并不曾解决问题。至低限度，这除了表示毛泽东不是像王明们诬蔑的「经验主义者」，表示他不是一味讲干的实行家，而是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样高明之人，此外便不曾说明什么。因为事实上，人人都是有所长与有所短的，这种偏能一半由于天生，一半由于教育和环境。革命者是人，他们也不可能是全才的。所以否认理论家与实行家之分是否定事实；而将理论与实行一视同仁、无分高下，实质上总就是轻视理论，偏重实干。

我们不是孙中山「知难行易」的信徒，更不是宗教先知崇拜的拥护者，因为??们的出发点是唯心论，是反动的等级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这能力比获取感觉材料要难得多，同时这个能力，并非每个获得感觉材料的人都能养成的，而培养成功的这种能力，又非高下相等的。然则，我们怎能不看重那些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能作更好飞跃的理论「先知」呢！

毛泽东从来不公然说理论可以看轻。他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在「实践论」中，也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他非常称道了史大林的那两句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可是这个「二元论」不曾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问的是：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了的理论，跟那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到底是何者为先！何者更重要！难分先后，同样重要，是一种回答，不算错。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中，理论重于实践；在另一种不同的具体条件中，实践又会重于理论，这又是一种回答，更加站得住。可是这种回答都难完全免于「二元」之病。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这句话，一直是种种式式的「实际工作者」或「事务主义者」的护身符。凭此，他们想证明马克思肯定地认为实践高出于并重要于理论。然而这是曲解。列宁曾经很清楚地解释过这句名言的真意。他说：「在这封信里（按：指给威廉．勃拉克的信－－双山），马克思严厉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如果要联合的话，－－马克思当时向党的领袖们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尽可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原来马克思说的这句名言是一句反话，其真意在要强调理论原则的重要性。所以在「做什么？」中，紧接着这段解释，列宁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这句话当然也不是凭空说的，他针对着当时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实际情形，即「当醉心于最狭隘实际活动的偏向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打成一片的时候」，这种「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思想是「必须始终极力坚持的」。就俄国的特殊情况言，理论重要性的必须强调，他又指出了三个原因：１党在奠定初期，「还远没有同革命思想界中的其它各种会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派别算清账目」；２为了要善于用批评的态度来看待别国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独立地检查他们的决议；３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都还没有担负过的民族任务。上引列宁所举的具体条件，对当时俄国说诚然是特殊的条件，可是对尔后在东方陆续成立起来的各个共产党或社会党说，却变做共通的条件了。因此，列宁在彼时彼地提出的关于革命理论先于与重于革命运动的断语，对于此时此地的东方各工人党无疑是完全适合的。又因与「其它各种会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派别算清账目」的工作并不限于「奠定党的初期」；历史证明，随着社会主义势力的增加，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世界各国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形形式式的可使与已使革命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思想派别不断发生，以致所有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善于用批评态度来看待??们，检查??们－－因此，列宁的那句名言，在今日，其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了。这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的（或称共产主义的）革命党说，以及对于这类政党中的个别党员说，学习与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这个要求，应该置于积极行动之先与之上。理论是方向。不先确定方向，越积极的行动也许会在错路上走得越远。

毛泽东提到了列宁重视理论的名言，但跟着却说：「然而马克思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能够指导行动……。」彷佛列宁会在重视理论的名义下提倡清谈的！接下去他就特别称赞史大林「说得好」，引述了史氏的「好话」来对消列宁的「空话」，以四平八稳的因而近乎废话的所谓理论实践并重论，对消了列宁那个似有所偏的，但是切实深刻的理论先于运动说。

四平八稳的并重说，在哲学上多半是折衷主义的表现，在社会科学中则常常是以轻为重的一种遮眼术。史大林的半斤八两说其实是他本人惯于行而不长于知的缺点的掩饰，而毛泽东之所以会欣赏这个「二元论」，因为??有两种好处：一方面可以替他摆脱「经验主义者」「实行家」这些名字，另方面却给他保持了重实干而经理论的实质。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正确的唯物论的认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之一。这里，毛泽东是正确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立场的。可是接下来的那句话：「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却属于机械的引伸，而且是错误的引伸了。人类一般的认识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描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这并不是说，每一群特殊的人，甚至于每一个个别的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做什么事，都必须按步就班地走上这个过程，并走完这个过程。人类实践和认识的经验长期累积，??们不断地进行着纵的传递与横的交换，因此，今天许多人（个别与群体）的认识不是从自己感性的摸索开始，而是从学习、接受并消化前人和同辈的理性的产物开始的。试问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难道一定凭自己经验，先行捣毁机器，试走各种反抗道路，再做形形式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做过的调查研究，最后栗以「自己的道路」走到马列主义吗？当然不，他们可以、而且必须越早越好地，一开始就去接受目前人类已经到达的最高的认识－－即马列主义了。因此今天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实践，应该从认识开始，应该从竭力取得革命理论的已有成就开始，然后栗可以事半功倍地进行革命运动。－－革命的实践。他们不应该浪费时间精力，先去「感性地」进行革命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在今天的条件下，不先有「理性的」革命理论作指导，鲜有不大败亏输的。

然则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定为革命党人应该遵循的标准呢？原因很简单：这里无意地反映着他自己的认识过程，并有意地为此过程作了辩护。

其实，「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应该说是属于人类和个人认识的幼年时期。等到人类（包括个别人的生命与一个人群的历史）进入到成年时期，这个实践和认识的往复循环，不应该，也不会再以实践作起点，而以认识作起点了。如果毛泽东所规定的是一般的与低级的认识公式，那末特殊的与高级的公式应该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后一公式并不否定前一公式；后者却是前者的补充与发展。没有后者，前者作为一般的认识公式是可以成立的。但若以之作为特殊的，比如作为革命党人的成长规律，那就十分错误了。这里暗藏着经验主义者与实干家的「哲学基础」，这里否定了「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真理。

可惜的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就其根本思想与主要意图说，恰恰就是这样的哲学基础，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对于理论首要性的否定。

「矛盾论」比之「实践论」，内容丰富得多，其中所表现的毛泽东自己的思想成分也清楚得多，虽然文章的主要性质，仍旧属于读书笔记一类。??其实碉是毛泽东阅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他阅读了那篇专文「关于辩证法问题」以后的感想和心得。

我们没有必要研究由毛泽东转述出来的列宁的思想，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毛泽东借这些思想作为因由而充分发挥出来的他本人的思想。在「实践论」里，毛泽东当然也有不少发挥：但是比起「矛盾论」来，这种发挥比较拘束，比较不充分。理由我们说过，毛泽东想借马列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标准来为自己平素的「实际工作论」辩护，为他一向轻视理论的作风辩护，那是无法不吞吞吐吐，藏头露尾，或张冠李戴的，因为哲学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与看轻理论的实际工作，毛氏自己也不能不知道是两回事也。但是踏进了「矛盾论」的领域，毛泽东的感想便大不相同。精明灵活的策略家头脑，在这里似乎找到了策略概括化的公式，这里面的一些思想法则，又似乎给他擅长的权谋理论化与系统化了，这就使得他欢欣鼓舞，鱼跃鸟翔，文思奔放起来。

毛泽东个人的心得，特别发挥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三节中。在这三节里，毛泽东并非简单记述了列宁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示的意见，而是用大量议论和革命史实，企图说明那些意见，而其实是发抒他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如此者，并非为了??们对辩证法的科学有甚贡献－－这方面并不足道－－而是为了??们在基本的思想方法上，说明了毛泽东在当时之前及之后的政治立场和策略路线之故。无论什么人，在某一意义上都是哲学家。因为人人都有思想，而各人的思想都有其多少各别的思想方法。对这个方法能够自觉到若干，他便是若干成分内的哲学家。所以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从这个「哲学」见地入手，总是比较能够举一反三的，因而能够较为全面与深刻的。毛泽东是一个高明之极的策略家，不论在政治方面或军事方面都是如此。这一层，我们在前面已经再三说明过了。在后天的修养上，我们曾经将毛泽东的此一才能，归源到他深厚的儒家思想的训练。孔子是一个出色的辩证法家。中庸之道实际上是任何一种中间阶级所能主张的哲学。孔子的阶级性为何，迄今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聚讼之点，但他地位上属于某种中间阶层却是无可否认的。一个植根于中间社会阶层的思想家，由于其本性使然，他多半是「天生的辩证法家」。这一点，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过了。他有时能从统治者地位看被统治者，有时又能从被统治者立场去看统治者。他两面摇摆，不固执一见，常能面面俱到，左右逢源，这在某一意义说确乎带点辩证法的，碉是，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属于机会主义的辩证法，决非革命的辩证法。中国儒家学说里无疑包含着辩证法成分，老庄学说里更有着辩证法的发挥，但无论前者或后者，他们都一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另方面是机会主义的。马克思将辩证法建立在客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又确立了??革命的立场，固然，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才智学说；但是更重要的，都应该归功于一方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另方面世界历史上最革命的、最不会妥协动摇的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觉醒。

所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世界人类的思想史上不可能有客观唯物主义的同时又是革命的辩证法的存在。

早年的毛泽东从儒家思想里吸收了一些辩证方法。加上他天生的慧黠以及他在中国史书中所学到的那套处世与治人之术，便造成了他那么一个高明非凡称得上伟大的策略家与实行家，但也正因为这个原故，妨碍了他成长为同样高明的战略家与理论家。毛泽东身上固有的，以儒家学说打底的那点子「土辩证法」，妨碍了他全面地，即既唯物而又革命地去把握马、恩、列所代表的「洋辩证法」。毛泽东辩证法的本质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思想方法上的机会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互为表里，互为因果。是他的机会主义的实践影响了他机会主义的思想，也是他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规定了他机会主义的实践。「矛盾论」第三节中有一段文字，我个人觉得非常清楚地透露了这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文如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在这段冗长的引文里，读者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如何了解着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总过程的特殊阶段。你们当然还看见了他如何应用这个辩证法去解释历史事件，并如何实际地应用于事件。但是读者们是否已经看出其中表明出来的深刻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我们要说这段文字最清晰地透露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思想呢？请听我慢慢分析。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断语似乎是非常辩证，其实不尽然。A变成非A，B跟着也要变成非B；这个公式，实质上不过是A等于A，B等于B这个公式的变形。??完全合乎常识范围内的形式逻辑。按事理来说，矛盾的质变了，解决的方法也得跟着变，这是真理的一个方面。可是另有一方面，有时我们看见矛盾的性质已有若干改变，但解决的方法却不能改变，反之，有些矛盾的性质未曾全变，而解决的方法却必须改变，这个方面，自然也属于真理，而且比前一方面的道理更加合乎辩证法的。A矛盾只能以A方法来解决，这命题本身可能正确；但若绝对否定A矛盾有时也可以甚至必须以B方法来解决，那就陷于机械的形式逻辑的泥坑中了。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及其特殊的解决方法的了解，便是犯了机械论的毛病。这个机械论，也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屡次犯过的机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毛泽东企图用以证明这条「辩证法规则」正确性所举的实例简直丝毫没有辩证法的气味。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以及诸如此类，其实在辩证法教课书中碉能当作反例证提出来的。真正符合于辩证法运动的例子应该是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使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经不断地要求解决，至于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在目前这个时代，却必须用社会主义的革命方法栗能澈底解决。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荒谬，事实上却是辩证的。??合乎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而且为半世纪来各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面一再证明了。毛泽东提到了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情形，说二者「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同的」。这里表示出毛泽东对俄国那两次革命的历史知道得不清楚，或者他受了史大林们的欺蒙，以致怀着错误的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尽管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多么不同（注 ），而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雪维克派所用以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却是相同的。那个基本方法是：无产阶级凭借农民大众的支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这条基本的战略路线，不但在「民主的」二月革命时期已经确立，而且早在一九○五年，在他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中，就已基本上规定了。列宁当时与新火星派所争论的两个策略，实质就是关于用怎么样的革命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问题。双方论据，如果撇开许多次要的不谈，恰恰可以归结如下：门雪维克方面：因为俄国将要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亦即人民大众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所以一定要用民主革命的方法来进行，「奋斗的无产阶级和奋斗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协同行进步并从不同的方面来共同攻击专制制度。……我们的利益是要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使??不能拉拢资产阶级而把无产阶级置于孤立地位。」（以上见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第七节中的引文）列宁方面：正因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在现时『一般民主的』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资产阶级始终是不澈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希望资产阶级民主派加以履行来证明他们是诚实无欺的人民之友，那就是再幼稚和再无聊不过的。」因此列宁主张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群众，坚决斗争，实行革命到底，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同样是为了要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而门雪维克所用的方法是联合资产阶级，绝不许采取过火行动，让沙皇政府能以拆散反对派，让工人阶级孤立。这个方法，确实是合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亦即合乎「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的。可是依照列宁意见，唯其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要更加提防资产阶级，要不断揭穿??的虚伪，反对??的动摇妥协，不让??取得对革命运动的控制，而为达此等目的，工人阶级应该在农民中间争取同盟军，藉以增强力量，以备成立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民主专政。列宁这个立场，门雪维克们是有理由攻击??方法与对象不符的。即有理由说他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去解决人民和封建之间的矛盾。因为依照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既然俄国的历史发展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既然俄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障碍之间的矛盾，因而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因而资产阶级也利于参加革命，那末，理所当然，即使不让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至少也要和他们共同进行革命，共同打倒封建制度的代表－－沙皇专制，共同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是列宁在矛盾的客观认识方面与门雪维克一样，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但在用以解决矛盾的主观的方法方面，却采取不同看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主张工人与农民联盟，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是说，列宁主张用反对资产阶级的方法去解决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他反对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去代替沙皇专制，却主张用工农民主专政去代替那个「封建政体」。这在泥守传统成见的门雪维克看来，当然是荒唐矛盾了。列宁虽然力辩工农民主专政仍然属于民主革命范畴，并力称这个专政将要解决的乃是纯粹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是历史证明，后来列宁自己也在事实上指出，工农民主专政如果要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有本质上的不同，碉有将??了解成并实现为社会主义性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俄国民主革命的前夕，门雪维克派主张以民主革命方法来解决矛盾，而列宁则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来达到同一个目的。换句话说，门雪维克的策略符合毛泽东所说的「辩证方法」，而列宁策略却违反了那个方法。

俄国二月革命以无限的现实性与尖锐性将旧争论重新提了出来。在初期，不但一向反对列宁的门雪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疯狂地反对列宁，便是历来追随列宁的老布尔雪维克们，也几乎全体起来反对列宁。他们大家反对列宁，为的他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号召工农夺取政权的那个主张。他们用种种式式的名字来称呼列宁的主张，从「疯狂」，「脱离现实」，「冒险」，一直到「勃浪基主义」，至于门雪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动用了「俄好」与「德国间谍」那样的罪名哩。列宁的政敌们，特别是他的同志们（包括史大林、加明尼夫与齐诺维也夫），所以会如此激烈与恶毒地攻击列宁，主要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为了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所提出的那个「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即解决民主革命的矛盾必须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在他们（列宁的学生们）看来，列宁当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时候，即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竭尽之前，号召工农夺取政权，乃是张冠李戴，是牛头不对马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便是列宁不懂得用不同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可是事实上又怎样呢？群众自发地在二月间（公历三月间）发动了革命，腐朽透顶的沙皇制度在群众的头一个冲击下便倒下去了，政权非常自然地落在工农兵苏维埃手中，这就是说，二月革命的客观过程自动地产生了列宁从来预言的工农政权。只因各个领导工农的政党，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领袖们－－从社会革命党到布尔雪维克派的多数－－太遵守那个「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他们一定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这栗产生了「符合于民主共和制度」的临时政府，只因已掌握实际政权的苏维埃中的「教条主义」的退让，双手将政权奉献给作为「历史的合法承继人」的资产阶级政府，这栗造成了二月革命后的离奇现象：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峙的双重政权时期。

由此可见，用民主性质的（即资产阶级控制的）临时政府去「解决」二月革命的民主矛盾，绝非符合于历史发展辩证规律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现象，而是违反历史进程，因而也违反革命利益的一种人为办法；这个办法的理论根据是十足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彻头彻尾错误，因而是罪恶的。这样罪恶的原则差一点断送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只因列宁、托洛次基等人的坚决反对，不久又争得了布尔雪维克党的大多数，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工农夺取政权的路线，实行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藉此使民主性质的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栗算彻底而胜利地解决了俄国革命问题，并进一步开始了解决世界革命的问题。

这些事实表示什么呢？??们首先表示出：尽管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所面临的矛盾有若干不同，可是列宁用来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却根本相同：都是以工农联合（自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来夺取政权，建立专政。这个方法不管在二月提出，或在十月提出，甚至早在一九○五年提出，其性质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人类史上不曾见过，也不可能看见一个不反对资产阶级与资本制度的工农专政。

历史的最大不幸：那个使俄国二月革命的成果免于断送，并使十月革命得以胜利的列宁方法，即以社会主义革命解决民主革命的方法，亦即马克思以迄托洛次基所主张的不断革命的方法，却不为列宁的后继者们所了解、所接受。以民主革命方法解决民主革命矛盾的老路线，虽然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伟大实验室中从正反两方面都证明为彻底破产了的；可是以史大林为首的那些老布尔雪维克们却仍旧顽固地拒绝接受其经验，并不顾一切地继续声明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来解决两种截然不同的矛盾为天经地义。他们曲解列宁路线，他们宣布不断革命论为异端邪说，而更坏的，他们假借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将那个在俄国革命中证明破产的路线，以更加彻底态度，一再应用到各个落后国家的革命中，特别是中国的革命中，以致断送了好几次极有成功希望的革命。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原因固然不一，但是最重要的与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总要算史大林－－布哈林等所坚持的那个「民主革命方法」。他们借口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叫中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纪律，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要???恐倚∽什?阶级的「三民主义」，不许??独立宣传和行动，不准??自组军队，不许??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总之，不许??采取任何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革命方法去参加和领导民主革命，以致结果，当资产阶级依靠群众革命势力已向国内外反动派索取到若干让步，当这个阶级在全国政权上占取较大比重之时，就毫不顾忌地，非常残酷地，将那被史大林政策绑缚了手足的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一举屠杀并摧毁于血海之中。

非常清楚，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用「哲学」方式表达出来，在于当时的最高领导者坚持了「解决A矛盾必须用A方法，绝不能用非A方法」这个传统的、自以为辩证的其实是十足形而上学的公式。

毛泽东没有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始终还把这个公式捧为至高无上，称之为「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后所造成的新的革命中（毛泽东在这中间起过巨大作自是无可否定的），又怎能获得胜利呢？这次胜利的原因，和上次失败的原因一样，当然都不是简单的，而且为数不一。但若择其革命主观方面重要者言，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上述「原则」的「口是心非」，他们口头上坚持要用人民民主革命方法去解决民主革命任务，而实际上却被事实所逼、采取了并非属于民主革命范围以内的方法，而在自己的辖区中恢复了土地革命，以全力去和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战，「敢于胜利」，「敢于夺取全国性的政权」，……一句话，即在客观上走上了「以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去解决民主革命矛盾」的路线，亦即在客观上实行了某种意义的不断革命战略，自是最大原因。在中共取得胜利之后七年（注 ），当他们企图在理论上解释自己胜利的原因之时，不得不拉出他们历来拚命反对的「不断革命论」来，也可算作一个证据。中共在事后，出其不意地自认为「不断革命论者」，自然绝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懂得了不断革命论，他们那种令人惊奇的举动，显然还别有用心的（这些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在后面合适的地方还会详细谈到的，这里从略），但若不是不断革命论这个唯一正确地反映着落后国家革命发展过程的理论，像一种自然力似地作用于中共及中共领袖们的身上，毛泽东们无论如何不肯对这个理论，作任何让步或屈服，即使在名字上都不肯的。

可惜的是：毛泽东虽然借刘少奇之口承认了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中起了「客观上」正确的领导作用，却不能由此进一步认识：用不断革命方法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矛盾，实际上便是推翻了他那条「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他无法在回顾的反省中发现这样的事实：如果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认真忠于原则，因而在革命中严格遵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件中所规定的基本立场，因而他们虽在革命战争胜利的条件下，坚决拒绝组织任何有无产阶级专政之嫌的政权，一定要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权上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不肯采取任何会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尽一切力量来帮助资产阶级在长时间发展其经济，……以此表示他们懂得以不同方法来解决不同矛盾的「辩证规律」，那末中国这次革命不管有其它许多有利条件，亦必失败于垂成之际，或迅速败亡于成功之后。因为毛泽东看不到这个事实，所以他今天如果再写「矛盾论」，也不会改变「A矛盾必须以A方法解决」那个机械定理的。

上面所说种种，有人也许会觉得与哲学无关，有人可能觉得说得太多，多过于应该谈及的比例。其实，「矛盾论」里最集中地表露了毛泽东思想的是这个问题，而毛泽东策略智慧的哲学根据也正在这里。对于革命任务与革命方法的关系问题，「纯粹的」哲学家们也许不感兴趣；但在实践的革命理论家看来，这该是头等重要的哲学问题。在这方面，本书作者既然与毛泽东属于同一类型，我们当然有权利在此问题上作较长停留。

上面我们说明了「以同一方法去解决不同矛盾的原则」。我们所举的主要实例是：列宁用同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路线，曾经企图去解决俄国二月革命的矛盾，并实际解决了十月革命的矛盾。我们又指出了：由毛泽东们亲自领导的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的中国民主革命，事实上正是违反了毛泽东们的主观愿望，不采用他们原欲采用的民主革命方法，却采用了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才得胜利的。我们希望读者们已经看到了毛泽东那句名言：「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是并不正确的。我们更希望读者们已经懂得：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全面地、一贯地、原则性地了解并接受不断革命论，即他不能把握现代世界革命、特别是落后国家革命的那个共通法则，至少其部分原因，乃由于他在「矛盾论」里充分发挥了的那句名言。

A性质的矛盾，只有用A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的本身并不错，我们已经说过。可是这个断言正和「A等于A，A不等于B」这个公式一样，其正确性是有限度的，是初步的，属于形式逻辑范畴。在较高级的逻辑上，即在辩证法上，「A不等于A，A可以等于B」的公式，非但不是荒谬，却是更加正确，更加符合于客观的物理和事理的。因此，A性质的矛盾，有时偏偏不能用A性质的方法来解决，偏偏要用B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虽然不合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但完全合乎辩证的思维方法。毛泽东将「A性质矛盾必须用A性质方法来解决」这个思想高举为辩证法中极重要的因而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可见他实在不曾认识到辩证法。

「然则辩证法难道叫人『千篇一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吗？」有人也许会这样反驳我们。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意思。其实，一味固执用民主方法解决民主革命任务，用社会主义方法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因而不懂得时至今日，民主革命任务竟非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不能解决－－这栗是「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哩。有时候民主革命矛盾要用民主革命方法解决，有时候这同样矛盾却必须用社会主义革命方法来解决，这里是不可以千篇一律的，这栗是真正的辩证法。毛泽东正是在目前（世界革命时代）民主革命的最根本的战略问题上，即不断革命问题上，犯了「硬套公式」的毛病，这就妨碍他高升到伟大的战略家的地位，这就使他永远碉能是高明的策略家与实行家的主要原因。

「在具体环境中要提出具体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教训。对于这个教训，毛泽东是违背一半，遵守一半。在一个意义上他是完全不懂，在另一意义上却「里手」精通。他违反而又不懂的，在于革命之最根本、最重大与最原则性的战略方面。人类历史已踏进了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他却仍拘拘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必须用民主革命方法来解决那个古老立场。毛泽东这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前面已讲得很充分了。至于他遵守而精通的，则在于革命之次要的、偏于实行的策略方面。在这些方面，毛泽东真是高明得很，灵活之至。在什么环境提出什么任务的那种本领，便是视策略高于原则的史大林也要逊一筹哩。随机应变，能屈能伸，「针锋相对」，「有理有节」，诸如此类的策略性的智慧，我们不能不说??是含有辩证思想的。本书前面论战术家的一章里，已相当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这方面的本领，此地不必重复。在「矛盾论」中，特别在第四节「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中，毛泽东亲自将他的战术智慧概括化了。这是很有价值的。??一方面确实增加了辩证法在战术应用方面的实例，这虽然不在哲学意义上，却多少在实践工作的意义上，值得人们研究学习的。另一方面，??用了抽象的哲学言语，非常清楚地道出了毛泽东政治上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他又说：「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它的矛盾，……都是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这话说得也完全正确。可是接下去，他写道：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份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

这样说便是错误百出了。因为这个错误说法恰好就是史大林毛泽东三十年来联合施行于中国革命的那条正式路线的哲学解释，所以很有价值，值得我们在此作比较详细的研究。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我们知道，矛盾都是复杂的，尤以现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关系为然。人们要想了解这种社会，诚如毛泽东所说，必先分清楚种种矛盾，并把握住那个最主要的矛盾。同时在多变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中，这些矛盾的地位－－主要的或次要的－－可能随种种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主要的变成次要的、或次要的变成主要的。以上所说，如果仅就抽象意义，将??看成代数公式来了解，也许可以说是完全正确，但若代之以实数，赋之以具体内容，那就大成问题了。毛泽东指出中国近三四十年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说是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所采取的压迫形式不同，便使那两种矛盾时时易位。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时，阶级矛盾就得退居次要，就要「服从??」，换句说话，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作战时，国内的被统治阶级就应该停止阶级斗争，与统治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直至胜利为止。当战争胜利，民族危机业已过去，亦即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之时，阶级矛盾的地位便自动提高，因而成为主要的。那时，阶级斗争的利益又高于一切，工农的革命党又可以放手领导阶级斗争了。

毛泽东这个说法不是新的。欧洲大战时一切社会主义的叛徒们都主张「国内和平」，所根据的便是类似毛氏那样的「矛盾易位」说。第二国际的破产，也正是为了??主张战争期内，暂停阋墙，外御其侮。列宁最坚决地起来反对「国内和平」论，号召工人阶级实行内战来反对外战，主张乘统治阶级因战争而增加的困难而推翻??。因此，列宁被那些叛徒们重则诬为「德国奸细」，轻则斥为昧于「矛盾的主次之分」。关于列宁和第二国际叛徒们之间的历史分歧，毛泽东自然站在列宁一边。但是为什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会跟在史大林之后主张民主阵营方面的「国内和平」呢？为什么在中国的对日抗战时中共要停止阶级斗争呢？答复都是一样，即：主要的矛盾对象是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帝国主义。为要擒贼擒王，要首先解决主要矛盾，所以必须把民主阵营里（不管帝国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将对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对外战争的利益。可是同样理由，难道不可以应用于第一次大战吗？事实上，社会爱国主义的英雄们曾经搬出了这套理由的。那时候，协约国方面的「社会主义者」说德国的军国主义是人类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是主要矛盾，必须首先解决；同盟国方面则特别指出俄国的沙皇制度的野蛮统治，因而宣布东方的野蛮和德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主要矛盾，必须首先解决。列宁不屑跟随任何一边去寻找「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他只是着眼于这样的认识：第一，双方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第二，革命的矛盾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成熟了，以革命手段起而推翻统治阶级并结束资本主义，这任务已普遍地向各国社会主义者与无产阶级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统治这个主要矛盾之前，一切其它的矛盾都不值得考虑其地位了。列宁的基本战略是这样决定的，我们能够埋怨他不辨矛盾地位的主次吗？列宁这样的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难道会因军国主义之换上纳粹主义而过时、而变得不合时宜吗？显然，史大林以及毛泽东，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是违背了列宁遗教的，他们恰恰采取了列宁当年所拼命反对的第二国际立场。

不过在中国问题上，毛泽东当然会更加理直气壮，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日本是帝国主义，中国方面的战争，不管??是在谁的领导之下，都是正义的，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列宁教我们用革命来反对双方都属帝国主义的战争，却必须拥护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战争。不错，在这个意义上，中日战争确实不应该与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等量齐观。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坚决地站在中国一边，应该坚决地拥护中国方面的战争。但是如何拥护呢？是继续阶级斗争呢还是停止阶级斗争？这是问题的焦点。要想解答这个中心问题，我们就应该回顾一下列宁提出「国内战争」战略时的第二个着眼点：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面前，历史是否也已提出了革命任务－－特别是夺取政权的任务？如果国际和国内条件使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根本谈不到夺取政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根本还没有这个前途，因此，??们碉能以一个小帮手资格，参加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中，那末，当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或甚至「革命而反帝的封建阶级」与侵略的帝国主义作战时，就只好死心塌地参加这个进步战争中，竭尽一切力量来打仗，藉以一方面获致战争胜利，另方面以行动博取爱国民众的同情，提高其政治上与社会上的地位。一句话，在这样的战争中阶级矛盾是必须退居次要，不可能让??去和民族矛盾争高下的。可是，情形如果不同，即若该一对外作战的半殖民地国家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关系已起巨大作用，阶级斗争已有高度发展，全民的民主革命业已发生过，分化过，在分化中大资产阶级且竟已掌握了政权，因而该国的历史发展已十分明确地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出了联合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那末，当这个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战之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仍应将阶级矛盾看得比民族矛盾更重要更根本。因为在战时一如在平时，革命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取得政权，藉以完成民主革命，并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战时，统治阶级的罪恶与腐败总比平时暴露得更清楚，更澈底，所以革命的环境与条件也照例比平时更为有利。所以在这样情形中，革命党如果为战争之故，为了民族危机之故，而停止了、或放弃了革命的阶级斗争，实在是对革命犯了最大罪恶。当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进步战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为革命而采取的政策，应该和??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战争中所采取者不同。前一种政策应该是革命胜利主义或革命保卫主义的，后一种政策应该是革命失败主义的，换言之，在前一情形中，革命党所以要在战争中继续革命路线，理由是：碉有实行革命栗能唤起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来从事战争，碉有以革命的工农政府代替腐朽妥协的资产阶级政府，栗能澈底击败帝国主义的战争侵略，并根本打倒帝国主义。在后一情形中，革命党所以要在战争中继续革命路线的理由更简单：因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的，因为??碉有利于统治阶级，因为祗有打倒了统治阶级的政府，栗能结束战争祸害，栗能以革命从根本铲除战争的祸害。这两种政策的具体应用可能多种多样，可能千变万化；但是在本质上，民族矛盾（即使发展到战争形式）决不应该排除阶级矛盾，革命利益决定着战争利益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却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无论在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战争中，或者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总路线都应该是准备革命，发动革命与完成革命；二者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中用以实现此战略的种种策略吧了。

从上面粗疏叙述的，革命和战争（包括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关系看，毛泽东那种主要矛盾不断易位说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说，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内，某一种社会矛盾总是不变地居于主要地位，或更正确些说，??经常地处于最基本的地位，其它的矛盾是服从于??，被??规定，受??影响，以之为变换的轴心。在帝国主义时代，亦即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时代，最基本的与最主要的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看法不但对资本主义国家说是对的，便是对一切落后国家说，只要那里的资本主义关系（政治上与经济上）已占统治地位，那里工人阶级在农民支持下起而执掌政权的前途已经提出，－－这看法也是对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固定的主要矛盾，而只是许多复杂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仅为其中之一），??们随着国内外政治的行情性的变化而经常互易其主要或次要地位，－－这看法十分错误。这是严重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源。无产阶级政党发生机会主义的根源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深刻的一个思想根源，却是忘记了劳资矛盾乃是我们这时代与我们这世界上的矛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中心矛盾。忘记了这个事实和道理，将劳资间的阶级矛盾看成为现代社会中诸般复杂矛盾中的一个，将所有矛盾一视同仁，声明其中没有一个是更为主要与根本的，因而说??们各自的地位时时变动，视具体的政治情况而定，有时A必须服从B，有时B服从A，更有时B还得让位于C，而「服从」等于压制，「让位」意即取消，如此一来，那个工人政党焉得不叛变本阶级的利益？焉能不走上机会主义道路？当然，另一方面，一个革命家或革命党，如果碉晓得死死记住那个主要矛盾，完全不理会国内外与社会中一切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完全不理会客观形势的变化，食而不化，冥顽不灵，只看见红白两种颜色，只分别天使和魔鬼两类人物，将一切可能的朋友都当成敌人，将所有应该利用的力量拒加利用，以为非如此便不能进行最纯净与最理想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这也是可笑而错误的，他们是教条主义者，是「左派幼稚病」患者，甚至是革命的吉诃德先生。

二者都是革命的大患，不过机会主义的病根更加深些。

毛泽东机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根源，应该说是对于辩证法观念之机会主义的或虚无主义的理解。同一辩证法观念，古今中外，因为持此观念者之立场与思想各异，有过形形式式的不同理解。西欧从赫拉克利脱斯与柏拉图算起，中国打周易和老庄哲学开始，有意识的对辩证规律所作研究，都经过了好几千年。在这个研究中，对辩证法本身规律的阐明并不见有太大分歧（当然有极大的粗细深浅之别），呈现着五花八门的倒是在于那些思想家们理解和应用辩证法的时候的态度。这里有唯心与唯物之分，有消极与积极之别，更有机会主义与革命立场的不同。辩证法本身在黑格尔手中与马克思手中并无多大差别，不同的碉在于后者将前者倒立着的东西翻转过来吧了。古往今来有许多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体会到了辩证法，因此在他们的著作里迸发出灿烂夺目的智慧的光芒，他们给宇宙和人生打开了不少神奇的秘密。但这些聪明而深刻的才智，通过辩证法的力量而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观察结果，却几乎都是消极的，怀疑的，因此是诡辩的。他们对自然史倾向于作虚无玄妙的解释；对人类史倾向于作后退或循环的了解。这主要当然由于各该哲学家所生息的历史条件之故：人对自然的斗争还限于很小程度内的胜利，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现代那样的简单化，对阶级与阶层间的斗争前途，不可能有坚定而乐观的看法；因此，呈现在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上的貌似的循环与反复，一方面使那些聪明深思之上获得了多少合乎辩证的思考方法，另方面却让他们得出了虚无玄妙的宇宙观，以及消极怀疑的、玩世不恭的甚至于厚颜无耻的人生观。辩证法要到黑格尔身上栗发扬光大，更重要的，落到他手里栗赋与积极的看法，可见不是偶然的。虽然黑格尔是个极端的唯心主义者；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却是积极而革命的。因工业革命而引起的自然科学的大进步，因法国大革命而促发人类思想的大解放，对于黑格尔那样的伟大头脑，不能不起积极与革命的作用。所以黑格尔回顾了辩证法的历史后，就指出人们「主要的成见在这里是认为：辩证法只有着否定的结果」。他又说：「但是他者在本质上并非是空虚的否定，亦非通常被认为辩证法之结果的虚无，??乃是第一者的他者，直接者的否定；因此，??被规定为被媒介者，一般地在自身内部包含着第一者的规定。……于是第一者在本质上也在他者之中被包含着和被保存着。认为在其否定的东西中保持有积极的东西、在结果中保存着前提的内容，－－乃是理性认识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转引自列宁的哲学笔记）

黑格尔这一段论到「扬弃」的话，列宁认为「对辩证法的了解甚为重要」。故于摘录之后，作了如下的引伸：「并非空洞的否定，并非徒然的否定，并非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是辩证法中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无疑地，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不，辩证法中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方是作为联系契机的、作为发展契机的否定，这个否定是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是，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见列宁着：「哲学笔记之一」中译本第一九七－－一九八页）

黑格尔那种积极的辩证法，特别是他那个「作为联系契机的、作为发展契机的否定」，被马克思无限丰富地应用在人类社会史的研究中，然后又被列宁无限壮烈地应用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了。

虽然如此，这却并不是说，从此再不会有消极的、怀疑的、机会主义的甚至不革命的辩证法。事实证明相反，正好像科学昌明还不曾根除迷信，唯物主义的奏凯尚未彻底排除唯心主义一样，革命的、彻底的、积极的辩证法的确立也还远不能阻止不革命的（包括机会主义的）、折衷主义的、消极与虚无的辩证法立场的存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所有与革命辩证法相反的辩证观，因为本书毕竟不是一本专门哲学的著作，我们要谈的碉关于机会主义的辩证观，因为??和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亦即和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密切关系。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马克思辩证法很易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拉扯到一起。下面便是马克思表示这个意思的原文：

「蒲鲁东按其本性是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因为他从来也不理解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越不出诡辩主义的界限。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小资产者也像历史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所构成。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此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也是如此，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他是个集中体现的矛盾。而既然他同时还像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机智的人，所以他就很快地习惯于玩弄自己本身的矛盾说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说法变成一些意外的、鲜艳夺目的、时而是出丑的、时而是辉煌的怪论。科学中的江湖骗术和政治上的随机应变是与这种观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见马克思给施维泽尔的信）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里提及的蒲鲁东、劳麦、小资产者，在某一限度内，完全可以代之以毛泽东这个名字。毛泽东与蒲鲁东不同，曾经努力去理解真正科学的辩证法的，同时不能否认，他确实学到了不少此一方法。可是在本质上，他仍然「越不出诡辩主义的界限」。他非常出色地懂得「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善于将任何事物分划成十七八个方面，他有机智，所以他很快习惯于玩弄自已本身的矛盾说法，根据情况把这种说法变成时而庸俗出丑的、时而辉煌夺目的议论。凭着这种观点，毛泽东虽然在科学中（除了社会科学）不曾施展什么江湖骗术，而政治上则永远在随机应变。为什么会如此的呢？原因，毛泽东当然和蒲鲁东一样，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然则当上了一个共产党的领袖，长期进行着为工农解放的革命，怎么还不能在思想上脱尽自己所从出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呢？这自然和他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有关，和他末曾成为马列主义者以前的思想基础有关，和他长期间从事活动的小资产阶级环境有关，与中国共产党的迄今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这事实有关。这一些，我们在以前谈到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候都讲过了，此地不赘述。这里我还须着重指出的一个原因，即是：苏联在史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堕落，以及史大林官僚制度与官僚思想的普及于全世界共党，也大大促成了毛泽东那种貌似辩证的、蒲鲁东式的诡辩主义。史大林官僚主义的最初的阶级来源是小资产阶级，而官僚作风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面面俱到」，「超出于所有阶级之上」，以公正的仲裁者自居。毛泽东的「随机应变」便是这一「方面」的一个最成功的因而是最完善的标本。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对辩证法所抱的机会主义的（在某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官僚主义的）理解。但跟着我们很自然地会听到这样的疑问：如果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机会主义的，那末他凭此方法所决定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又怎会促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问题我们在前面提出过，而且在一个意义上回答过，现在让我们在另外意义上来解答它。首先要指出，促使中国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前后胜利的原因，无论主观上与客观上都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完全不能说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促成了革命胜利；第二，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自然对中共起很大的决定作用，因而也对中国革命的进展及其胜利起若干作用；但凡机会主义的（或官僚主义的）政治路线碉能起负作用，而起过或能起正作用的政治路线则总是被逼放弃了机会主义的。可是什么叫做被逼放弃呢？这便是我们需要解释的第三点了。前面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先行后知者，是实行家而非理论家，是理论为行动辩解而非行动受理论规定的人，是策略高手而非战略大家：这个品质在坏的方面使他陷于经验主义的泥淖，使他不能高瞻远瞩，使他不能成为列宁式的第一流的大革命家，可是在好的一面，这同一品质却能使他在行动时候不始终受错误理论的束缚，使他能随机应变，能令理论迁就行动的需要，或竟能使行动与理论脱离或两相背反。此种言行不符，虽然大大损害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彻底思想家的令誉与地位，但在许多情形中，特别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场合中，却曾帮助了作为革命实行家毛泽东的成功，因为它抵消了机会主义对革命可能造成的祸害。

好了，现在让我们从政治再回到哲学上来。我们看见了毛泽东政治方面的机会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原来导源于他对辩证法理解的机会主义。而后一种机会主义则植根于他生与俱来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以及他日后获得的「超阶级的」官僚地位。从「超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官僚立场或地位来看，什么矛盾都是相等的，其重要性随时变换。因此他今天可以因客观需要站在「这方面」反对「那方面」，明天又可以因同样需要联络「那方面」攻击「这方面」。「兼顾，两利」，四面八方，可左可右，头头是道。此种玲珑活泼，无所不可的态度，虽时常披着辩证法的外表，其实却属于最要不得的诡辩。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完全否认了绝对，完全否认了不动。一切都是相对，一切都变动不居，这是辩证观念。但若由此而进一步断定说：即使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不可能确定一个在某一时期内的绝对标准，又若在绝对的变动中，根本否定了有任何相对的不动，那末就陷于无救的诡辩中了。我们应该承认，在资本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劳资矛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是一切矛盾中的矛盾。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绝对。当此一历史条件不变之时，此一矛盾的主要地位是不动的，是不可能让位给其它矛盾－－有如民族矛盾之类的。我们不可能将此主要矛盾与其它矛盾一视同仁；我们不应该随次要的历史矛盾的改变而宣布阶级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对现时代从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一种绝对，是一个不变的轴心。这里正是「万变不离其宗」，正是「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只是目前形形式式的社会矛盾之一，??并非一定居于主要地位；??的地位是跟着社会诸般关系的暂时变动而变动；因而阶级斗争（包括工人对资本家，农民对地主）可以随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政党与地主政党之间的策略）不同而时收时放，有时采用，有时放弃，那末，这个共产党不但会丧失劳苦大众对??的信仰，而且事实上??确已失去了阶级立场，即失去了一个自命为共产党的政党所以存在的理由。

不管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给中国革命赢得了多大胜利，但至少一小部分由于上述毛氏哲学上与政治的机会主义，特别是由于那个「主要矛盾随时易位论」；再加上前面我们批判过的「A矛盾必须用A方法来解决」的那个机械论，所以他们造成了许多原可不犯的大错误，走过了漫长的岖崎的冤枉路，并且当他们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又不断犯着原则上与策略上的错误，危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与世界革命的开展。（不用说，毛泽东思想方法的此一毛病，并非所有这些错误与过失之直接原因，更非唯一的原因；??碉是诸般客观与主观原因中的一个，而且在主观原因中也不是主要的一个，因为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性的决定上，毛泽东在长时间处于莫斯科决定的执行者地位。不过??之所以会反对不断革命论，拥护史大林的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拥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原因之一，即在于思想方法上史毛二人的同一。）

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要谈一般共产党人关于文艺的见解，特别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我们先得谈谈列宁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一贯被奉为这一方面的最高标准而加以征引的。这篇文章便是列宁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人们不断地征引这篇文章，拿来做他们文艺政策的护符。但是，我们假使详细地研究列宁的原文，却不难发现，列宁的本意与征引者们的用意并不一致，至少有不小距离。

首先我们想指出，欧洲文字里Literature那个字，并不仅仅与恰恰等于中文里的「文学」。除了「文学」之外，??还有「文献」或「文件」，「出版物」或「出版业」之意。在普通文字中方人们应用这个字，倒是取其后一意义者为多，取其前一意义者较少。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Literature时显然不是专指狭义的文学，却同时指广义的「出版物」或「出版业」而言的。这个词义在通篇文章中并不统一，有时着重其广义，有时又偏重其狭义。约略区分，可以说在文章的前一小半作「出版物」解，在后一大半作「文学」解。征引者们一律将??作狭义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次，我们看到，所有征引者都不曾把列宁的这篇文章，与??写作时候的客观条件联系起来，因而他们的征引是断章取义的，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其实，只要我们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列宁文章的头两段，上述的误解与曲解都很容易避免。文章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按指一九○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双山）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们由各个组织出版，??们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的含糊其词的话，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人的人们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澈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藏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看得到！……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家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很显然可以看出，列宁此地所用「文学」这个词的意义，并非专指狭义的美文学，而时时兼指出版物而言的。否则，像「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文学」那样的句子能有什么意思？如果依照该文最大多数的征引者的意思，将列宁此地所说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解释为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那末，下面像口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那样的话，将何从而生？又能有什么意义？其实单凭我们上面摘引的几段话，已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宁写这篇文章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于主张把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刊物置于党组织的监视和领导之下，要??们完全为党和革命的利益服务；又在于主张这些报刊上的文章（文学）应充分表明自己革命的立场，不应为了合法地位，说些灰色的、模棱的，伊索寓言式的，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而应该代以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列宁提出这样的主张，并非空空洞洞的（列宁终身不曾空空洞洞地写过一篇文章），却是针对着当前的情形，有所指而发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查清楚列宁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简直就不能正确了解文章的内容。

我们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生活报」上。这时候，一九○五年的革命正处于日益上涨的高潮中，在一切因革命而爆发出来的新事物中，最显著的是那个做了几世纪大哑吧的俄罗斯，突然间说起话了，他通过街头，通过会场，特别是通过了报纸，发出了最宏亮的声音。形形式式的报纸，可说像雨后春笋般创办出来。其中最出名、影响最大的，则有下列几种：「消息报」，彼得堡苏维埃的机关报，创刊于十月卅日；「俄罗斯报」，该报原属激进自由派，此时由托洛茨基与巴尔武斯接过来办，变成社会主义派的刊物；「开始」，孟什维克派与托洛茨基合作发行的，创刊于十一月十三日；「新生活」，布尔什维克派的合法刊物，由列宁、高尔基、卢那查尔斯基、波格唐诺夫编辑，大约创刊于十一月十五日。此外，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办了一份「战斗」报，孟什维克派办了一份「莫斯科报」，全俄其它的较大城??中，也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倾向革命的合法报纸或期刊。这些报刊有的是由某些个别的革命家或文人创办，他们表示了对其一革命党派的某种程度的倾向；或者直接由某一政党的某一机构主持，作为该党该组织的合法的发言地盘。不过无论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党性都是不够的，换句话说，这些报刊的言论大多不是「公开、诚实、直率与彻底的」，??们对敌人的攻击婉婉转转，对报纸的立场掩掩饰饰，对自己的主张吞吞吐吐。所以会如此之故，客观上固然是由于革命尚碉获得部分胜利，主观上却又由于在党革命家与非党革命者的见解都尚未成熟。这里的所谓未成熟又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其本人的思想见解确实不曾跟得上革命的发展，他们那种「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其实代表了他们「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思想」；另一种，他们本人的思想是已经成熟到革命了（战略上与策略上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是写文章，办报纸，都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故意说些转弯抹角的，假撇清的，灰色的与「伊索寓言」式的花腔，以此（照他自己的辩解）取得「合法性」，求取存在，「适应环境」。

正是这后一种态度（这态度在任何革命初期都会流行），列宁在那篇文章里特别加以攻击的。当然，列宁在这里也攻击了那些对党独立的，个人自由的办报态度，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我们知道，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一半在于政治理论方面，一半在于组织原则方面。列宁关于党的看法，他主张必须经过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革命的任何方面加以监督和领导，无产阶级栗能推翻统治阶级，实现民主的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组织观念，对于布尔雪维克党的完成革命，无疑是起了十分重大作用的，其重大意义，如果说与列宁的政治见解不相上下，决非过分。列宁这个以党领导一切革命工作的观念，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形，曾经在不同的活动范围内为其实现而斗争。而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列宁便是为??在「文学事业」中的实现而斗争的。针对着党内党外某些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以「作家写，读者读」不受其它任何束缚的态度来办革命报纸，他就叫出了「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并且明白声明：「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加重号是列宁自己的），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这里的态度和用意都是非常清楚的，他决不是对狭义的写小说诗歌的文学家说话，更不是说这些文学家若不加入本党就要「打倒」，如果列宁真的「蛮横」到如此程度，他也不成其为列宁了。列宁这里显然主要是对党内或接近党的「文学家」（包括一切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发言的，说他们的活动和事业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机器，有组织地与有计划地配合起来，成为这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否则，他们不可能为革命服务，革命亦必因此蒙受损失，所以必须「打倒」。

因为一九○五年十月以后俄国发生新形势，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文学事业」与革命及革命党的关系问题，列宁便及时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解答了??。列宁是从来不会无的放矢的。

我们还可以有相当理由说，列宁这枝矢乃射向他自己党内的一些文学家，特别还可能是射向高尔基或卢那查尔斯基的。有一件事实应该在这里提起：当「新生活报」刚在彼得堡创办之时，列宁还留在瑞典施笃克霍姆。那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对此组织，却采取了教派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不问党派、每一千工人得选一个代表的办法不对，他们主张以党派为基础。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此一态度，从瑞典京城寄来了长信，要在「新生活报」上登载，可是始终不曾注销来。（按：此信要在三十五年之后，首次发表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的「真理报」上）。我们不知道此信不被刊登的确切原因。可能因为邮递延阻（即列宁本人比信早到，一到彼得堡，他就将布尔什维克的教派态度转变过来了），但也可能因为信的立场不合当时彼得堡一些布尔什维克派的意思，更可能因为文章的口气和调子，与「新生活报」上其它文章的「伊索寓言」与「外交辞令」不相一致，于是信被编辑部同人为了顾全报纸的「合法性」而压下来了。

不过无论如何，列宁在此事发生后不到旬日的时间内多写出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二者之间，多半是有若干关联的。多半是由于此事，列宁在一个实例中看到了「合法」革命刊物不受党组织监督与领导的害处，由于此事，列宁更痛感到那种迁就合法存在而大量涌现的「奴隶式」的废话；由于此事，列宁要「在日程上提出党的文学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法刊物与合法刊物的关系问题，要解决党领导与一般的党的出版事业之间，以及党领导与特殊的党的文学活动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如此设想，看来与史实不会有甚大乖离的吧。

历来斯大林派的文学理论家们，抽出了列宁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抽去了??的客观条件，更不肯研究此文的实际用意与所指为何，却简单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从而昭告天下，说马列主义关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唯一正确立场，便是??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样的昭告，不但贻害无穷，而且也厚诬列宁。

要求在革命时期，一切有关革命的文学（出版）活动必须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其它革命活动配合统一起来；同时要求此时的报章文字必须充分澈底地发挥党性，不可吞吐掩饰，玩弄外交，以致瘫痪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是列宁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重要含义，这是一回事；至于要求在任何时期，即不管在什么时候，（狭义的）文学家的创造活动必须在党机关的监督与命令之下进行与完成，必须适应于党的政策与口号――这是列宁文章中未曾说过的，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符合列宁精神的，后一回事却是斯大林主义的。

「然则列宁在文章里根本没有原则地与一般地谈及狭义文学的创造活动与党和革命的关系吗？」

有的。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文章的后一半段，主要就是谈到了这种关系。对于某些人指责列宁「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他答复了两点：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监督之服从」，即是说，这里问题首先碉关于党和??所属的文学家（一般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文学家固然「有写他所愿意写的和说他所愿意说的」自由，但革命党却同样有「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成员」的自由。一个革命党为了不愿自己在思想上瓦解，不愿在实践上瘫痪，为了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坚守自己的党纲，坚守自己策略上的决议和党章，因此??一定得要求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文学活动乃此种范围之一），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如果有谁不肯那样做，那就得请他离开。第二，所谓创作的「绝对自由」其实不过是一种伪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社会主义者要揭露这种伪善，要「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假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列宁这里非常扼要与恰当地阐明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文学家与文学的态度。首先，文学家如果想革命，想以自己特有的劳动催促人类历史的前进，那他必须参加革命党的组织，并使自己的文学活动遵照着党纲、党章与决议的领导，不能一任己意，胡乱发表与党相反的观点。否则，党有必要将他清洗出去。这在文学家方面说来，也就是丧失了为革命服务的可能。其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文学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不能不无意反映着或有意代表着某一阶级立场。所谓超阶级与非阶级的文学根本是一种欺骗与伪善。当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的文学家必须有意识地去反映乃至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去赞助革命，并使文学本身成为有价值的、真正自由的文学。这两个态度，虽然表明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条件中，是联系于当时合法刊物问题而表明出来的；但基本上却一直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对文学家与文学的正确态度。不过历史证明出非常不幸，列宁的此一态度却被可怕地曲解了、滥用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假列宁这个立场来实行的，却是党机关（实则党官僚）对文学艺术的极其精微的创造活动，做了极其粗暴可笑的干涉与指挥。这些官僚们在进行此种干涉时，老是抬出列宁上述约两点态度，却根本不理列宁同时在同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注意：

一、「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二、「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按：文学事业的创造任务――双山）。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上面我们替列宁的一篇短文做了冗长的诠释。读者们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们的文艺政策，与他们自称为所从出的列宁态度，其间有着多么大不同。

首先让我们约略回顾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然后再详尽地评介由此派生的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斯大林自己说过：「我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见他写给别塞勉斯基的信）这句话，在斯大林及其所有信从者方面，虽然是含有无上优越感的一种谦辞，但在客观的读者看来，这倒是斯氏以谦虚来掩饰的一种真实的、虽然是痛苦的自认。斯大林当然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不管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的文章被宣布为俄文修辞的典范，他对文学（乃至所有艺术）的见解及其一己的爱好被当作一切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可是事实仍旧是事实。斯大林既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斯大林甚至不是文学和艺术的喜爱者，他根本对于这些空洞的、无助于权势之获得的东西不感兴趣。因此，即使他在「语言艺术」方面亦被捧为无上权威之后，他也不曾对文艺政策，不曾对共产党与文艺创作之关系等等，作过任何有系统的与正式的发言。（有之，只有被编入「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中的六封信。）「斯大林主义的文艺观」，乃是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日丹诺夫为发言人的。

斯大林最初注意到文艺问题，碉因为他的主要政敌托洛茨基基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那是在一九二○年代的初期。内战停止，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的文学艺术生活也跟着活跃起来。这时候，在某些年青的文学家中，同时也在一些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中，发生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思想和活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好如过去的封建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一样，应该有符合于自己阶级观点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否定过去一切阶级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遗产，要一刀斩断过去的传统，要单靠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们，凭空创造出无产阶级特殊的文化。这当然是一种左倾的革命幼稚病，是文艺方面的虚无主义。列宁竭力反对这个倾向，斥之为有害的（暂）。这些「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们」受到了列宁方面的怒斥，就转而求助于当时与列宁齐名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答复是这样的：他无论如何要保护他们自由主张这种观点的权利，但他同时声明，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有害性与空洞性，却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夏季及笫二年的夏季，他利用了休假的时间，写出了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文学与革命」，他在那里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全盘看法，并且确定了一种在他认为可取与应取的政策。

托洛茨基首先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理由是：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像封建贵族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那样，构成一个漫长的与独立的历史时代。它多半碉能延长数十年。在此短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个特别文化的。因为所谓文化，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并非指某一作家，在某一作品或某一学问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指某一社会的「知识与技能的总和，这个总和要成为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要成为其统治阶级的特征的。」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说，总不是产生新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组织，而是为新社会作斗争的一种革命的与军事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非常活跃的变动性集中于政治，集中于革命与战争，而这二者却是要大量破坏技术与文化的。理由之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过去各种的阶级统治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在于巩固阶级，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创造一个阶级的文化，而在于创造没有阶级的文化，即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却碉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栗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它碉当无产阶级专政业已消灭的时候，栗能出现的。

那末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统治形式的过渡时期中，难道没有文化艺术工作？没有新文化的建设任务了吗？托洛茨基当然不否认这种任务；不过他认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不顾基础之缺如而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于从事明确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说，他们应该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又要批评地，将既存文化底重要成份输送给落后群众。」他认为：「工人阶级拼命把国家机关变成一架强有力的压入机，将文化的液浆灌注到群众中，藉以解消他们的文化饥渴。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无比的历史意义的任务。」总之，他认为：「过渡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可以产生而且必须助其产生的，托洛茨基认为是革命的文艺。这种文艺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是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注意到无产阶级所读、所需与所吸收的是什么，注意到什么能催促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给一种新艺术准备基础。」

关于共产党与工人政府对于文艺与文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对于互相竞争着的文学团体，党不应该急躁地与粗暴地作左右袒，「碉要这个派别在企图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图加强革命的一个环节，即加强城乡之间，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或知识分于与工人之间的连系」，那末即使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都不应该加以排斥的。

那末党是否在文学艺术方面采取折中态度与放任政策呢？托洛茨基说：不是的。他主张党应该在文化方面亦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不过他叫人家注意这一方面的特殊性质，注意到党领导的特殊方式，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碉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碉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碉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碉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

最后，托洛茨基谈到了革命艺术所应采取的艺术态度，他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态度是合适的；不过他对现实主义有他自己的了解法，那就是指「人生哲学中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不是文学派别传统武库中所贮放的那个「现实主义」。所谓「人生哲学中的现实主义」，意思是指：「对如此这般的人生所发生的感情」，「在艺术上接受现实而非躲避现实」，「对生命的具体动静具有积极的兴趣」。一句话，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现实主义，首先是指艺术家必须以如实的人生作活动的对象，而且必须对这个对象抱有积极关心的态度；至于革命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手法去体现这个态度，托洛茨基却并不以为必须套取文学史已经有过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他倒认为：「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还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他认为重要的在于艺术家必须「首先关心于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生活。以之作为足够的与无价之宝的艺术主题。」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主题，那末他说：你可以「如实地描绘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为??辩解，或给??以谴责；或加以摄影，或加以一般化与象征化」（暂），这些都没有问题。

以上是托洛茨基和「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时所提出的全部积极意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派有关文艺和文化政策的首次详尽的阐明。此书出版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年来苏联以及其它由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们文化建设与文艺斗争的历史，曾经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让我们来和「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预断和主张作一个对照。让我们看出那一些已被证明为不确的，那一些证明出有先见之明的，那一些是今后必须要让人引作借鉴的。

人人看得清楚，托洛茨基没有料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但是，以此预料作为理由之一，托氏所否定的无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却并未因这一个理由之失效而呈现。无论在苏联，无论在其它后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我们都不见有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文化。有之，不过是资产阶级既有文化的加速的采纳，以及歌颂政府乃至歌颂领袖的一些毫无光彩的艺术吧了。

托氏有关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应如何领导的方针，他关于革命艺术应如何方能茁长的种种意见，可说已由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供给了最出色的例证，让人们从正相反对的方面，去认识那些方针和预见的完全正确。

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得先把当时的情形讲完。

当「文学与革命」出版及上述文学争论进行之时，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正受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其它领袖们的排挤与攻击。为要在苏联群众的眼中，把一向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打下去，斯大林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任何手段的。他与任何反对托洛茨基的人缔结联盟，他插手于任何与这个头号政敌有关的斗争。托洛茨基既然在文学艺术方面树了不少敌，斯大林就很自然地成为他论敌们的保护人与朋友了。不过他并不亲自出马，他只假手于人，多假手于布哈林与卢那查尔斯基「甚至假手于某些少不更事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经过他们，终于判定了托洛茨基的见解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孟什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见一九二五年一月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届大会的决议）。他们特别攻墼托洛茨基下述这个说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决议案把这句话的文字改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并从而加以解逸道：「用了别的话，便是说，在艺术上，阶级斗争的法则是不通用的。」这个明显而幼稚的曲解，如果碉牵涉到论争的良心问题，那还是小事；不幸，它更是有关乎往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整个方针的。根据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等于艺术方法，因此，精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不一定能很高明地从事艺术创造。一件艺术作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非常正确，但从艺术观点看完全糟糕，或并不出色，那它便不是好的艺术品；反之，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看并不正确，或不甚正确，而从艺术观点看却是相当高明的，或甚至很高明的，那就仍不失为好的艺术。但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反对者的意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是一个东西，即认为不论在政治活动上或艺术活动上，最主要的方法同样是「阶级斗争的法则」；那末，其结论便必然是这样：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把握，是他对马克息主义的认识；换句话说，一件艺术作品价值的大小高下，决定于其中所含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多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最类似党报社论的诗歌小说，便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流风所及，真叫做不堪设想，斯大林时代文宇贾祸，怀才遭殃，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被捕入狱，被送劳改，不少人才枉死骊下，虽然原因甚多，而此一以「政治标准」衡量所有艺术的那个见解，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当然，从这个标准的确立发展到凭此标准以坑人，其间经过了将近十年。离上述的文学大争论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由俄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这个决议，本质上是排斥了「无产阶级作家」们那种专横、放肆与幼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内还采纳了托洛茨基的立??，譬如：它声明：「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都还没有同样肯定的回答」；它反对「纯粹在暖房里培植『无产阶级文学』的尝试」；它主张「利用旧技巧的一切成就」，主张文艺「这个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反对「用任何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这样的解决「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假解决」；又譬如它强调：「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认为「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号召「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坚决驱除狂妄的、半文盲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底尝试。」所有这一切都规定得很好，很正确。虽然在这个决议后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已经「舞着斯大林的指挥棒」了，但若和十年以后的苏共文艺政策相比，那这简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或十足「托洛茨基主义」的了。事实上，这个决议也确乎反映着那时还存在于苏联的十月革命的平民民主精神，还反映着大时代群众觉醒的创意力，还保持着列宁以下整辈老革命家的那种非官僚的风气，并且还遵守着列宁关于文艺的那种正确态度，即一方面强调党性，另方面又强调文学事业之「最不能机械地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

由列宁时代转变到斯大林时代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的。而二十年代，即令在一九二五年，列宁精神也还远不曾为斯大林精神所代替。不错，那时政治的气候在变，反对十月革命精神及其制度的势力在抬头，但这个更替并非在所有范围内以同一步骤完成着的。苏联的「特米多」派首先在党、政、军方面着着夺取阵地，而文艺学术方面的风气转变，虽然也依照了同一方向，但总是落后些，跟在后面。

在共产党对文艺活动采取比较开明与放任的条件下，二十年代的苏联文艺，在各方面都有了辉煌成绩。

无怪许多苏联的文学批评家，在斯大林死后，要在回顾中称二十年代为「苏联文学史上失去了的乐园」了。事实也确乎如此，你们看，马雅可夫斯基的力作都是在这些年中产生的，诗人别德纳衣也碉在这些年月里，写下了他最出色与最完美的诗篇；小说方面，这时期出现了法捷也夫的「毁灭」，富曼诺夫的「恰巴也夫」，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格拉特可夫的「士敏土」以及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极其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同一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至于戏剧方面，特别是电影艺术方面，由爱森斯坦，普道符金等导演摄制出来的几部电影，例如「波捷姆金战舰」与「震动世界的十日」等片，简直将电影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从技术性的活动影片高升到有十足资格的电影艺术，以此震惊了国际影坛。此外，无论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即令成就上大小不同，却总也是生气蓬勃，意气昂扬，在继往开来的创造上，作出了多??多姿的，清新别致的贡献。

二十年代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成就，确实无愧于由十月革命开放出来的时代精神的。虽然就积极成果说，就各个作品的质量说，它们中间还不曾都达到俄国古典文学的高度水准；但就风格、气魄与抱负论，却早已迈越前辈，甚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这个文艺新军，如果假以时日，不用说，一定会产生空前绚烂的，不仅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花朵来的。

可是不幸得很，苏联政治上对于十月革命的反动，在一九三○年左右澈底完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独裁，代替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在苏联人生活的任何部门中，官僚们的专横「领导」扑灭了群众自发性的创造。结果，初显丰收美景的苏联文艺，就在官僚统治的惨酷摧残下断送了。

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年将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生命，那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被十月革命唤醒，茁长，发扬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新文艺，此时给官僚统治的手骊射中了心房。

为的要把所有的天才变成奴才，斯大林也应用了他对付革命同志的同样方法，应用了十分恐怖与血腥的手段。首先被斯大林拿来开刀的，是当初曾经被他利用来反对托洛茨基，那些文学艺术中的极左派，那些主张过各式各样无产阶级文艺的人们，几乎毫无例外的士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而肃清了。其中大多数人之被清除，是所谓「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准则」的，即简单地加以拘捕，投入牢狱方或干脆杀死。对那些成就较大，名气较响的作家或艺术家们，大抵经过了开会批评，自我检讨这个阶段，藉收警戒与宣传之效。这时候，一个无情的抉择提出于那些才子艺人之前，或者跟着官方的指挥棒跳舞――这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意味着抛弃自己所信，意味着虚伪的奉迎――以此达到精神的毁灭；或者坚持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以此走向了肉体上的毁灭。所以三十年代初的苏联，真乃是才智之士遭大难的年头。这些年头里一方面充分表现了荒谬的无知，暴露了官僚们可笑与可悲的颟顸，可恨与可恶的粗暴；另方面，却造成了最惨痛的精神分裂，逼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最辛酸的血泪。人类「灵魂」中的软弱与坚强，卑鄙与高贵，这时候也假借了不同气质的作家，尽情表现了出来。有些人逞其小慧，揣摩当道心意，极尽了文学弄臣的能事；另一些人珍惜一己才能，重视本人创造活动的成果，不肯人云亦云，不愿违心说话，他们便受尽了屈辱摧残。有关此一时期「斯文遭殃」的详细情形，我们不必在此地叙述。因为自从赫鲁晓夫们掌权以来，这类记述已经发表过不少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并责成中央组织局拟订实行这个决议的办法。这是实行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文艺界整肃运动的正式宣告。至于将整肃的经验加以归纳，并且为未来整肃定下标准的，那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协会章程」，以及在大会上发表的日丹诺夫的讲演。这个章程和这篇讲演，从此成为苏联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而且也扩大其影响到外国共产党去，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一九二五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决议中的主要精神，在这两个文件中完全消失了。「章程」首次提出了文学必须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服务，同时，??首次宣布了一个苏联文学的新的创作原则已经找到，那便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如果借用日后中国胡风的话来说方可说是两把刀子，悬挂在苏联作家的头上，它们斩去了任何创作的萌芽，甚至斩去了不少创作家们本人的头颅。

文学必须要为党和政府的当前政策服务，原则上是否对呢？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到底它的含义为何？为什么会扼杀作家与艺术家们的创造生机？这些是必须讨论的，不过让我们留待后面，联系着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联系着中共推行文艺政策的史实，来详细讨论吧。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是从斯大林那里承继来的，其中真正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者，简直少之又少。实质上它不过是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由毛泽东作一番中国化的讲述与辩解吧了。

斯大林文艺政策自称以列宁一九○五年那篇文章为主要根据，反对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亦然。毛泽东一方面抬出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他也攻击托洛茨基，说托氏曾经主张「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资产阶级的。」

其实，读者诸君，你们读过了我们在本章前面的叙述，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既不曾正确地了解列宁，又不曾亲自研究过托洛茨基。他只是受了（当然出于自愿地）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欺骗，把斯大林对列宁的曲解当作列宁意见，又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当作托洛茨基主张。

毛泽东在这里是完全欠缺了他一贯向人推荐的所谓调查研究精神。

不过我们现在也不想为毛泽东而重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无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切意见，也无论托洛茨基为此发表过的主张，前面已经介绍和分析得足够详尽，此地不必再来浪费笔墨。在此地，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究竟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是否应该由列宁来负责？

因为人们看了我们上面的论述，很自然地会说：「你自己承认，列宁文章中所指的『文学』，除了广义的『文学事业』之外，确实也指狭义的『文学艺术』而言。那末将文艺活动比作党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要将文学创造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之下，始作俑者到底还是列宁。因此，斯毛二氏的文艺政策不论正确与否，毕竟要由列宁负责的。」

好吧，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以为列宁不应该替他们的文艺政策负责。

你们看，列宁在文章里做了「螺丝钉」的比拟之后，接下来他便立刻声明：「法国俗语说：『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为要指明比拟的缺陷所在，他就特别指出：「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接下去，他说过了「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之后，又着重地声明：「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列宁的意思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并非简单地作出决定，要使普天下的文学艺术活动，统统听命于党的命令和指挥。他是在极其明确的条件下，在很清楚的意义中，将文学事业，或甚至文学艺术，比之以「齿轮和螺丝钉」的。换言之，他不是无条件地要文学活动服从于党的监督，而是有条件地，或竟可以说是「双方互惠」地使??服从于党的领导。党一方面，必须尊重该一部分工作的特殊性，充分保证??的个人创造性等等的「广阔天地」；而文学家的一方面，则应自愿地，根基于清楚认识的需要地，在其创作的范围内充分保持独立地，将文艺为革命服务。所以列宁的党的文学观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１文学事业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它必须受党的监视；２党对文学事业实行监视的同时，必须保证这个特别部分工作的充分独立和自由。

我们说这两个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如果没有前一要素，那末文学本身固然又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又要堕落到「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自图」，而革命也将失去一件最有影响与最有力量的武器。但若没有后一要素，那末，文学艺术必然会被机械地平均化了，被划一化了，被置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器中，因此，被根本摧毁了。

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合一，??就成为既有利于文学又有利于革命的正确立场；倘有偏颇，那就是首先要扼杀文艺，然后又要贻害革命的恶毒路线。自从一九○五年列宁提出这个党的文学方针之后，直到他的去世，中间再不曾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我们从他关于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以及他最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看，很显然，他是始终坚持这个立场中那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要素的。

列宁是一个渊博精深的学者，他充分了解文学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质。他自己虽不是文学家（就其狭隘的意义而言），但他是极其高明的文学欣赏者。又因他在哲学上的深邃造诣，他通达了一般的、以及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自非列宁刻意经营，专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字，文章的主旨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完全是政治的。但是，从他不着意的论述中，即从他为了补救「螺丝钉比拟的缺陷」而作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多么精确地指出了文艺活动生命所系的那几个必要条件。他这里指出了两个要点：１「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２「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两种「广阔天地」，亦即一切文艺创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列宁这里指点出来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列宁文章的主旨，是要将个人主义的文艺活动，变成为集体主义的。形象地说，就是要使??变成一架庞大机器的小「齿轮与螺丝钉」，但是，正因为列宁不是不懂文艺的革命政治家，所以他先从革命利益，或从革命角度提出了这个集体主义的要求之后，却立即又从文艺本身的利益，或可说从文艺特性的角度，提出了「个人主义」的要求。这里，既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革命家与思想家的深广莫及，而且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的辩证法家对于事物观察之聪明无比。他在文学政策上，也首先把握了矛盾统一这个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性与纪律性，要求文艺活动也一定要参加这个集体，服从这个纪律，否则，文艺便不能随革命而俱进，不能帮助革命，而且还要妨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所以使文艺具有充分的党性，公然为革命，帮革命，使自己的活动像一枝螺丝钉那样紧扣在革命机器上，那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变成了「螺丝钉」以后的文艺，一定要仍不失其为文艺，而且要成为更好与更高的文艺。如何栗能做到呢？使文艺家集体来创作吗？叫他们完全受命于革命党的指挥吗？这，显然不是办法。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创造绝对离不开个人的才能，离不开由某些个人秉赋的天才，所以就创造活动的具体过程说，这总是个人的，亦可说是个人主义的。当然，如今文学上有过不少所谓「集体创作」，在艺术中多特别像建筑与电影之类，都属于集体创造的范畴；但无论集体创作的文学也吧，或艺术也吧，如果想有一个浑一的风格，那其中总得有一个主导的「灵魂」，而「灵魂」却必须属于某一个人的，因之仍然是「个人主义的」。

文艺活动的特性使然，需要特别保证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特别尊重个人的爱好。没有前者，根本产生不出任何形式的集体创造，没有后者，便无从激发任何种类的创造热情。因此，列宁认为当我们提倡党的文学同时，必须要给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以「广阔天地」。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方面要让文艺家享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的活动自由。

指明了这一点还不够，列宁更加具体而明确地说道：文艺家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应该被赋有「广阔天地」，不应该受革命党的束缚和规定。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彷佛预先见到了后来的思想统制，彷佛他已经看见有些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们，发出「不许幻想」，「不许叹气……」那一类的可笑命令。他彷佛已经知道有人规定某一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因他特别提出了这一方面的「广阔天地」。非但思想，而且连幻想；非但内容，而且连形式，他都不许革命党给他以狭小的范围，而主张保证??们自由翱翔、从容飞跃的「广润天地」。

这样，我们看见了列宁那个「螺丝钉」说的全貌，认识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正确立场、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根本与列宁的相反，所以绝对不能由列宁负责。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如果简单地说，只是袭取了列宁「螺丝钉」的譬喻，却非但不曾纠正其缺陷，反而荒唐地夸大了这个缺陷。

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关于文艺与文学批评的方针，主要确定了那个标准：１「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问题的密切和直接的联系」；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

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如下方式复述了这个标准：「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暂）

说文艺要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服务，或文艺要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自然都可以解释为列宁「螺丝钉」说的应用和引伸，但因其片面着重之故，一个原本正确的立场，便被歪曲成非常错误，甚至有毒害性的态度了。

这个态度的第一个不良结果是：将整个文艺活动缩小成文工团的宣传工作。我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者，好的文艺作品必然是与人生深相结托的，也必然是自己时代的镜子。在革命时代，离开革命的（不必说反对革命的）文艺作家，不可能是优秀的，更不可能是伟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深刻而成功的革命，多半有其文艺革命作为先行，并且在革命中会产生成形成出一种符合于革命精神的新文艺来。此外，在现代革命中（暂），革命党方面又都有意识地利用文艺的诸般形式，从事宣传，当作与武力相配合的「文化大军」。因此，文艺与革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革命文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而且是必须密切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革命文艺，甚至一般的文艺，碉能够，并且碉应该起革命某一组织的文工团的工作。换言之，它碉能与碉应完成着由革命机关交给??的定单，碉能与碉应跟随在革命组织后面，密切配合??们的变动不居的政策，为每一个任务，每一个运动与每一个口号做出文艺形式的宣传。

我们不否认革命文艺应该起这个作用。我们相信文艺也能够在这方面对革命作出贡献。在剧场、电影、无线电、电视业已普遍化的现代，在印刷业发达、书报阅读已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现代，一个文艺家要想参加革命，完全不必「投笔」，完全可以用笔来战斗的。这情形，决不是现代文艺家的不幸，而是他们的大幸。革命对他们提供了广大的战场，让他们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武器来直接参加战斗，参加革命。在这样的战场上发明出来的武器与所完成的战绩，非但不会降低其价值，反而有大收获的可能，因为这些文艺家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认识了革命的；他们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体会了战斗生活的。俄国革命时，别德纳衣在报章上所写的时事诗，曾经受到了列宁以下的革命领袖的热烈称赞，便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种文工团式的「任务文艺」是否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呢？是否除了这种形式的文艺之外，便不是革命文艺，甚至不是文艺，或碉配被打倒的文艺呢？当然不能这样说，理由何在，且待后面再说。

说文艺碉应为革命党政策服务的第二个不良结果，便是：以政治标准否定艺术标准，根本漠视艺术的特性。在「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批评的那个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个提法的本身原是正确的。问题祗在于如何应用与如何对待??们。在这方面，我们看见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这样的：

「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无上的与不可宽容的。但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党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规定自己的活动界限。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我愿意这样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戒的革命检查制，还应有一个对艺术方面的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不应带有小派别的恶毒意气的。」（见「文学与革命」第十章。）

另一种态度可以毛泽东为代表，譬如在「文艺讲话」中，他说：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上面这两种态度，初看彷佛是相同的。大家都分出两个标准，大家都将政治标准放在首要地位。但是细按其实，二者却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精神。依照前者，党和政府的干涉祗限于政治方面，??要求树立一个警戒性的检查制，要求立下一些明确的政治性的限制，??要写明着什么不准侵犯，什么不准触动，以便文艺家一望而知，易于遵守，至于此外，在艺术方面，那让文艺活动家自由自在，各适其适，党和政府并不命令他们该做什么方可做什么。??们定下了「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保证」他们在「个人创造性与个人爱好方面的广阔天地」，保证他们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广阔天地」。一句话，按照这个态度，党碉是消极地预防着文艺犯政治标准上的错误，却并不积极地拿了这个政治标准，去广泛干预文艺家们的艺术活动。

可是按照了后一态度，事情恰好相反：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既然文艺活动必须处处服从政治指导，那末政治家提出的政治标准，首先也就是文艺家们的艺术标准。政治家不但应该按照政治标准来指挥艺术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也可以凭它来「领导」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结果就必然是碉有政治标准，没有艺术标准。不管你口头上说得如何好听…不管你主观上是否真诚地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只要你主张政治家应该而且有权对文艺活动作广泛与严密的干涉，那么，无论你怎样进行「两条战线斗争」，而结果碉能有「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即完全符合当权政治家的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文艺。

前一态度是严格地限于政治的，而且碉在明确与有限的范围内行施这个政治标准的干涉，以此保证了艺术标准的确立，亦即保证了文艺活动的健全发展与蓬勃生长。后一态度是既政治又艺术的，而且无论在政治上或艺术上，??都不给自己立下任何明确的界限。??无所不管，无所不理。它主张管得宽，管得多。它要求文艺家在任何方面都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创作的题材固然要符合于党在某一时期政策与任务的需要，就是他们从事创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必须时时听「上级」命令，处处受领导指挥。至于列宁提起过的「个人爱好」之类，则被归入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范畴，一定要弃尽弃绝的。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自是前者对后者的否定与毁灭的关系。在这样关系中，其实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标准，因而也根本不容许产生完美的、且别说伟大的、文艺作品。

主张对文艺工作实行无微不至的领导，主张以政治标准来包办艺术标准，这些人的起码错误，就是不承认文艺创造有它自己特有的道路。在某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的头脑中，以为文艺作品的产生，与任何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所以碉要在上者定出计划，发出指示，标明规格，就可以坐待来取了。其实这是大错的。不错，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也是劳动，他们的创造也是生产，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劳动，相当微妙的生产。和一般的劳动生产相比，它显然具有不少特点的。列宁说得好：「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谈公式主义的」。「不能机械地平均」，不能「划一化」，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其劳动不能还原成简单的劳动日的。显然，当列宁考虑到党的文学政策的时候，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文艺的特性。

可是毛泽东并不如此。在「讲话」的结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他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他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夫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完全不顾文艺活动的特性，而碉从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其实在这里，光从方法论的观点看，不正确的也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试问，要制订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基本政策方针，怎么可以简单罗列一下当前的政治局势与阶级关系就够了呢？不从文艺创造这夫劳动生产的特殊性质（亦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着手，如何可以按照「客观的形势需要」，对这门特殊的「生产部门」定规划，下命令，落定单呢？研究客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斗争的情况，乃是一个革命党起草宣传大纲、工作纲要或政治决议的前提，但绝不是党决定??对文艺创造活动的基本方针的前提。要决定这样的方针，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恰恰是要从「定义」出发，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不是从随便哪一本「教科书」所给的定义出发，但必须从研究文学艺术这门劳动生产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出发。不清楚明白地了解这些性质，党便无法规定自己对??的态度和方针，无法对??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导，无法利用??来促进革命。如果不了解这些特性，或者了解了而不理会这些特性，一味依照客观需要，将文艺这枚「螺丝钉」与革命机器上所有其它的螺丝钉等同起来，用同样的命令方法来领导文艺，来对文艺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那末结果必然与「丰收」的期望相反，必然要造成文艺的大荒歉。

什么是文学与艺术？我们毋须给??们下定义的，也不必抄录前贤先哲们对??们业已下过的定义。从党的政策观点看，这样的定义是多余的。但我们必须解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文艺活动的特性？因为碉有符合这些特性，顺着这些特性，不违反这些特性，党的文艺政策栗能一方面葆育文艺，另方面从文艺获取有利于革命的成果。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和艺术都是「上层建筑」。??们的形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内决定于社会的物质基础，??们与这个基础相适应，并且反映了建筑于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时代。但是，这里的所谓「决定」，「适应」与「反映」，从马克思本人开始，一切高明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断地警告过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或不断地给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反复说明过：千万不可以把??们解释得机械了。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就指出过：「大家知道，在艺术上，它的某些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同那成为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也决不是成比例的。」

可见机械的决定论或反映论，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并非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创作；并非较高或较低的生产发展，就决定了较好或较差的文艺作品；并非某一社会和时代的阶级关系，必然会像照相一样全部如实地反映于文艺之中。在一个意义中，在基本的与长远的意义中，文艺虽受决定于「客观事实」，适应这个「事实」，反映这个「事实」；但在另一意义中，在一种并不微小的意义中，??对这个「客观事实」却显得不受拘束，独立而主动。诚然，在所有的「上层建筑」中，对他们脚下的基础都表示了或大或小的游离。??们都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不过游离最远、独立性最大的一种上层建筑，大概得数文艺了。

这里的秘密就在于文艺活动的特殊性质。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派大师中，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可说与文艺最有缘。是他，曾经出色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欧洲的文艺史。是他，拿了无可驳斥的实例，极其雄辩地说明了碉有唯物史观栗能够解释文艺的发展史。可是也正是他，指出了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一般的思想与特殊的文艺，该有哪些「保留」之处；也正是他，指出了文艺家之反映客观，并非单单靠了解客观就够了的。在「历史一元论」那本着名的著作中，他说道：「……我们要告诉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那些涉及思想发展的问题中，就算是非常熟悉「弦」（按：此地指生产力的发展）的人，如果他们不赋有某种特殊才能，即艺术感觉，也可能无法去解释历史过程的。心理自行适应于经济。但这个适应乃是一种复杂过程，为的要了解其全部进程，且能生动地给自己与别人描绘出来，描绘得有如真实发生一般，那末不止一次地需要有艺术家的才能。」

由此可见，「艺术感觉」与「艺术家的才能」，同那对客观事实或客观史实的明白理解，并非一同事。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或「政治标准」，可以给人以那种理解，却不能给人以那种感觉，也不能给人以那种才能。至于从「客观事实」出发，那至多可以让人获得正确的理解，明白时代的要求，却不能让人取得艺术感觉和艺术才能。

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之非属一物，是显而易见的。

那末艺术方法的特性究竟何在呢？??是否微妙得连捉摸都不可能？玄虚得连说明都不可能吗？不是的。据我看，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性，有如下述：它是情感的多于理智的；幻想的多于纪实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浑统体会的多于分析理解的；形象的多于理论的；表现的多于论说的。它主要是个人的而非群众的（暂）；是发乎内心的而不能受自外命的；它必须真诚的与自愿的，带不得丝毫虚伪与勉强的。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所述确是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性，是为??所固有的，即如果违反了??们，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价值的文艺创造的，那末，艺术是否可以像哈吧狗跟随??主人那样，寸步不离地跟着党的政策走，跟着口号走，也就不言而喻了。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总是把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分开。他从来不凭前一标准来抹煞后一标准，也不强迫叫谁去服从谁，或分什么第一与第二的次序。他是革命的政治家，是在思想问题上绝对严格的政治家，对于一件艺术品，特别对于含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自当首先着眼于那位作家的思想立场，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列宁总是应用他犀利无比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把对象进行无微不至的分析和研究。但同时，他却能以艺术欣赏者与批评者的资格，在政治思想以外的艺术标准上，指出这个作家的地位，指出这篇作品的价值。有文字为证，列宁是能够分清这两种资格的，并且能够使??们不相干扰，各自存在的。最显然的例子是他对托尔斯泰的看法，譬如他说：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宁处处着重托尔斯泰身上这个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天才的伟大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反动的与胡涂的思想家。「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宁认为「，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革命。」可是在同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讲是反动的，而且是在反动这两个字的最准确和最深刻的意义上。」

列宁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而曲宥他的反动思想，同时，他也不曾因为托尔斯泰的反动思想而抹煞他的艺术成就。

同样态度，我们可以从列宁对高尔基所表示的关切和批评中看出来。譬如在「远方来信」中，有这样的一些令人感动的话：

「本文作者有一次在卞普里岛会见高尔基的时候，就警告他和责备他在政治上的错误。高尔基用他的无比的和善和真诚的话挡开了这些责备：『我知道，我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有点不大负责的人。』要反对这个话倒不大容易。」

「无疑的，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

「但是为什么高尔基在政治上搞错了呢？」

这里列宁显然也没有因为高尔基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而否定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更有趣的是下面一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我认为艺术家是可以在任何哲学里采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最后，我完全绝对的同意：在与艺术创作有关的事情上你是最好的裁判者，当你既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又『从哲学里，那怕是从观念论的』哲学里，提炼出『这样的』的一种见解，你会达到对工人的党有巨大利益的结论的。」

列宁认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是真正的艺术家，可以从「任何哲学里」，「那怕是观念论」的哲学里，「采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说法跟思想决定艺术，特别跟政治思想决定艺术的见解，有着多么大的距离！今天，如果有位艺术家，为了「挡开」斯大林主义者或毛泽东思想者对他所作的政治错误的责备，说道：「我知道，我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斯大林主义的，或毛泽东思想的对话人，是否会觉得「不太容易反对这个话」，并且还会宣布那个被批判者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呢？

不，决不会，这些文艺领导人一定会觉得非常「容易反对这个话」的，他们碉要舞起「政治标准」这条粗棍子，一棍子「澈底解决」了任何一位真的或假的艺术大天才。

光想想这些小地方，我们就可以断言斯大林――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根本不是列宁主义的。

恩格斯自己在很大程度内就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极其清楚文艺创造的特性，所以他遗留下来的少数有关文学或文学家的书信与文章，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典范。恩格斯对于巴尔札克和歌德所说的话，在基本上，与列宁对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态度吻合的。他们都指点出思想和艺术不是一个东西；他们都告诉了我们：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不是一个东西。恩格斯一方面说巴尔札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另一方面却说他「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佐拉都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为什么一个思想上十分反动的人，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因为这个艺术家采取了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之故。恩格斯说，「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一个作家采取什么创作方法，问题主要不在于他有意识的选择，而更在于他整个艺术修养与艺术才能所决定的方法。因此，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意思，显然不是仅要推荐一个好的创作道路，而且还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不是由他的思想观点来决定，而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才能来决定的。好的思想固然不一定能使艺术家创造出好的艺术，同时坏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使艺术家创造不出好的艺术。因为，艺术品的好坏毕竟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创作方法，即取决于由艺术家的艺术才能与艺术素养所选定的创作方法。

关于歌德，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说：

「……歌德在他的著作里是以双重态度对付他当时的德国社会的。他是对??敌视的，他厌恶??……但是，相反地，像在……作品里，他是和??亲善的，和??妥协的……他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前者对于环绕在他四围的鄙陋抱着嫌恶的心情，后者使他必须和??妥协，适应于??。因此，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民。」（见「论歌德」）

从恩格斯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悟出如下几点道理来：１像歌德那样世界上稀有的大天才，也不是百分之百用伟大的原料来做成的，他一身含有极其明显与尖锐的矛盾，他有伟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２我们绝不可以因为他是天才而宽容、甚至赞美他的缺点（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这一点），但在反面，我们当然也绝不可以因为他狭隘的小??民性而抹煞或否定他那纵横千古的天才；３并非先得有完美正确的思想性格，栗能产生出完美伟大的美术品的；不错，伟大的艺术家的思想气质不可能是庸俗渺小的，但??们并非时时如此，亦非事事如此；他们有时可能庸俗，对某事的态度亦可能渺小，因为，艺术与思想，艺术与道德毕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般说来，我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歌德）加以责难。」恩格斯这句话说得好极了。彷佛恩格斯事先知道，当他「百年」以后，会有许多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出来认为除了道德的与党派的观点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美学观点，不可能凭此观点去批评文艺作品和作家的！

毛泽东承认矛盾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所有斯大林主义者亦都承认矛盾是进步的动力。但是他们要求文艺活动家具有绝无矛盾的思想与性格，他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思想百分之百正确，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思想上错误（或碉有部分错误）而艺术上完美的作家和作品。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如此，则不但宣扬「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的托尔斯泰，不但将同情放在保皇党一边的巴尔扎克，应该为了他们天才的艺术性（因为??最能毒害人民）而「愈应该排斥」，便是有时发散出庸俗的小??民性的歌德，便是哲学上同情马赫派，政治上自称「不负责任」的高尔基，也要因为他们天才的艺术才能而更受到打击了。

矛盾是进步的动力，绝对顺从是停滞与衰退的起因。这情形如果在自然界与社会现象中是正确的，那末在文艺家的创造活动中是更加正确的。文艺家的创作「灵感」，首先与主要地乃由于他自己身上的矛盾，由于他和周围世界的矛盾，由于他和过去或现在的时代之间的矛盾，所激发出来的。说「文艺乃苦闷的象征」，未免失之于偏颇。但说文艺的创造活动基本上乃由矛盾所激发，却是合乎实情的。因此，「不许有矛盾」，事实上等于堵塞了文艺的来源。而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要求文艺家在绝对顺从政治标准的条件下，甚至在绝对跟随政策口号的条件下，从事文艺创作，事实上便是不要他们创作。

让我们做个这样的假定吧。假定中国目前产生了像歌德、巴尔札克、托尔斯泰与高尔基那样伟大的艺术天才，他们写出了够得上世界第一流水准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政治标准看，这些作品却不是完全正确的，或竟是很不正确的。他们将得到怎样待遇？他们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呢？根据毛泽东的标准，既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既然前后两者有着主从关系，那事情就很简单：首先，要他们依照政治标准，即依照当时面对的特定政治任务，亦即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彻底修改他们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若干基本分歧，那作者首先得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然后再去改作他的艺术作品；在修改中，应该不吝惜在任何艺术上的优点，应该把一切不合标准的东西大刀阔斧地砍掉，务使作品在政治标准上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即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党和政府的迫切要求，这是第一关。这几位艺术天才如果闯过了这座政治关，并不就此一无险阻了，他们还得通过艺术关。这座关口虽然号称艺术，但守将手里拿的武器都还是政治，而且是更加空泛，更无范围可守的政治，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究竟有什么内容，言人人殊，一个领导者有一个领导者的解释。毛泽东没有给??下过定义，他只给??下过一个反定义，即他曾经列举了一些创作情绪，号召大家澈底破坏它们，以便建设起新东西来，即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毛泽东所列举约有如下的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天条」如此之多，如此之宽，又如此之伸缩不定，要想使一个作家全都不犯、实在是难而又难的。更坏的是所有这些「天条」的解释权，完全操于文艺党官之手；其解释又完全要依据于这个或这些领导者的个人口味，以致作家即使想努力遵守种种标准，拼命想不违犯清规戒律，事实上亦很难办得到，因为顾此势必失彼，「顺了哥情失嫂意」，原想面面俱到，而结果却处处碰壁。万一你百依百顺，奉命一改再改，终于让你连这第二关也闯过了，可是，试问，如此通过出来的中国艺术天才，还可能有歌德、巴尔扎克、托祟斯泰或高尔基的成就吗？

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哩。在我们这个假定的例子里，那位艺术天才多半不会顺利过关的。打从王实味事件以来，中共表现过不少次的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具有真正艺术家气质的人（更不用说艺术天才了），都无法通过那道关口的，他们多半在第一道关口就要蒙上「不光彩的政治罪名」倒下去，以致不但失去了艺术生命，而且丧失了肉体生命的。说到这里，就得谈斯大林主义文艺政策的第三个恶毒结果了。

那便是宗派主义的假公报私，以及阿谀成风的领袖膜拜。这两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上助者必下骄，骄下者必助上。为的要傲视侪辈，欺凌同行，一些本无才气而偏好文艺的作家，或不喜辛勤而极想成名的文人，就拼命想从文艺创作以外的活动中去造成作家身份，一味想从「政治标准」上去抬高艺人地位。对于这些「文艺活动家」，斯大林主义的文艺政策真是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必辛勤创作，却可以成家成名，他们只须登台指挥，便能高人一等。

不过要想登上台去做文艺的指挥官，虽然不需要艺术上的才能，却需要有做官的本领。为的要爬上台去，为的要爬了上去而不倒下来，那就得付出代价，对上谄媚。否则，这些文化官既无革命功劳，又无文艺成就，叫他们凭什么树立起威望来呢？

就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造成了；一方面，党为了要维护??的那个标准，为了要严密地控制文艺活动，必须成立一整套机构，必须保持一大批文化官僚；而另一方面，这批文化官僚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无所不用其极地来发挥领袖讴歌制度。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制度，成因当然很多，不过他们文艺政策所必然产生的歌功颂德风气与阿谀谄媚的作风，在不少程度内，总曾经起了推波助澜、帮腔作势的功用的。

在苏联，斯大林崇拜的疯狂推行，与苏联作家的统一组织，与控制文学的整套衙门的设立，是同时开始的。在中国，毛泽东崇拜的建立经过，简直与中共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分不开，特别与中国文艺运动中的宗派斗争分不开。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这是由同年三月间王实味发表的「野百合花」引出来的。「野百合花」事件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那几篇杂文的本身。作者王实味这个人，和后来的胡风一样，其重要性也并不在于他们本人，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倾向，在于他们有意或无意代表着的宗派。就「野百合花」那几篇文章的本身说，并不含有什么了不起的深远意义，??之所以能引起轩然大波，能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学大狱，能促使毛泽东亲自出面干涉，亲自出来领导座谈者，主要因为它代表着鲁迅倾向耳。

中共对于鲁迅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鲁迅反对国民党，拥护中共，这自然使中共欢喜，使他们由衷地高捧鲁迅，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鲁迅的骨头太硬，有自己主张，欢喜批评，不容易受指挥，这却使中共头痛，希望给他一点抑制或教训。鲁迅本人非常幸运，死得其时。正当他的可喜作用发挥到顶点，他的可憎作用初露端绪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中共碉需要捧他扬他，完全不需要打他抑他。鲁迅就这样以最完善的人格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他和中共的关系，也碉记载着和洽愉快，没有多大的隔阂揆离。

可是鲁迅作风和中共之间的本质上的矛盾却不曾因鲁迅之死而消失。相反，随着中共势力之巩固与扩大，随着中共自己一套文艺政策与文艺控制制度的确立，中共与鲁迅风格代表者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了。

直到一九四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在中国左翼文艺队伍中，鲁迅享有无上权威。一切趋向革命的青年们，可说无一不以鲁迅为师的。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他那反帝反封建的批判精神，风格上承继了他的嘻笑怒骂的讽刺笔调，抗日战争把大批青年送到了延安，鲁迅风也跟随他们吹到了延安。结果，鲁迅与中共之间潜伏着的矛盾，在事实接触之下而终于爆发出来了。

与中共的过事吹捧相反，鲁迅不曾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就五四运动的精神说，鲁迅却确实比当时任何一个领袖代表得更充分，继承得更澈底。鲁迅，不管他后来在思想上已接受了多少马克思主义，可是他的整个精神，在他的灵魂深处，却主要仍是一个澈底的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坚持者，一个孔家文化的叛弃者，一个西方文明的崇拜者。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如果光从思想与政治的标准看，他实在应该像高尔基一样，是「一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倘在列宁眼光中，不管他在思想上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有着多少距离，特别和无产阶级的战略与策略，有着很大距离，却仍然会「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的。因为列宁对于高尔基（如果在中国的情形中，亦都会同样地对于鲁迅），所期待与要求的并非一般革命者的工作，而是一个赋有巨大艺术才能的人，在他特殊的范围内所能做的对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贡献。列宁的这个态度，我们可以从他给高尔基的书信中看得最清楚。对于他的思想上的胡涂与错误，列宁总是严格地加以批评的；但他从来不因此而减少了对于艺术家高尔基的敬爱，从来不因为哲学与政治上的「负号」而抹煞他在艺术事业上的「巨大的正号」。列宁曾经一再声明：「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容许把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和「党的」（即「派别的」）事混在一起」。所以列宁始终不断地要求高尔基在党报上合作，时常要他写些短文，有时甚至要他起草传单，有时要他编辑报纸的文学栏。他希望高尔基以这样方式「把文学批评『更密切地』和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但在同一信里，列宁却又说：「如果你觉得更欢喜写『大』作品，那末当然，我不劝你中断??。??会带来更大的贡献！」列宁说这几句话绝不含有讥讽之意。在同一时候，为了同一件事情，列宁给卢那查尔斯基的信上还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因为我『不知道』高尔基工作的性质（以及他的工作意向）。如果一个人在忙着某种重要的巨大的工作，如果拖他来搞些琐事，搞报纸，搞政论，而损害到那个工作――那样，扰乱他，拖他离开那个工作就是愚蠢行为，而且是有罪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意见非常重要，列宁希望高尔基能尽「螺丝钉」的作用，希望他的文学工作能与党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重要的「但是」！）如果高尔基自己有更大的工作（自然是文艺创作工作）在着手，那就不应该「扰乱他，拖开他」，应该让他给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贡献」；这时候如果硬叫他「搞琐事、搞报纸，搞政论」，「就是愚蠢行为」，甚至是「有罪的行为」！

列宁是多么尊重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活动！多么懂得区别政治活动与艺术活动！多么正确地一方面对艺术家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充分保证艺术家创作活动的「广阔天地」呀！

如果列宁遇到了鲁迅，毫无疑问，也一定会采取同样态度来对待他的。对于他思想上的不足之处，一定会用严格而亲善的态度来批评，来帮助其前进；而对于他艺术上的才能，则一定会予以充分的尊重：不仅给以崇高的评价，而且还一定会保证不干涉他的活动，一任他自己发挥和发展的。

说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说，中共与毛泽东不正是这样对待鲁迅吗？是的，他们是这样对待死去了的鲁迅的；但他们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了继承鲁迅衣钵的人，对待了鲁迅未死的精神。

谁是继承鲁迅衣钵的人？什么是鲁迅未死的精神呢？把鲁门弟子仅仅限于胡风，雪峰等人，未免将问题看得太小了。其实，二三十年代整整一辈的中国进步的文学青年，都可以算是鲁迅弟子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祗在程度上略有差别地，都学习着鲁迅的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凋。那末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呢？它简单可以归结为：对黑暗的反抗，对权威的挑战，对传统的批评，对弱小的同情。这个精神，我们上面说过，主要是五四时代形成的，其思想根基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随着中国社会情形的发展和改变，鲁迅精神的思想基础也逐渐在变，在固有的「启蒙运动」式的思想中，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分。这样，到了晚年的鲁迅精神，确实建筑在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及其体制，应该可以融合无间，完全可以适应的了。

那末为什么会和中共发生冲突呢？

原因在于：一九四二年前后的延安中共政权，早已澈底斯大林主义化了，??完全不等于列宁的苏维埃政权，而完全依照了斯大林官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了。对于这样的政权，不用说，由上述内容所构成的鲁迅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为了要造成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当然首先要清除这种鲁迅精神。

一九四二年春天的「野百合花」事件与按着发表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其主要意义应作如是观。

王实味是北京大学学生，胡风的同班同学，鲁迅的崇拜者。由这样一个人来引起中共和鲁迅之间的斗争，具有很大象征意义。「野百合花」的几篇杂文其实不配造成「事件」，??之所以被抓住来迎头痛击，碉因为??代表着鲁迅风吧了。

所以等到毛泽东出场，「讲话」中便不再提到什么王实味或「野百合花」，干脆就打击鲁迅本人和鲁迅精神了。在讲话中方毛泽东列举了延安当时存在着的一些「胡涂观念」。??们是：

「人性论」；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用未必伟大，刻划黑暗者其作用未必渺小」；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上述八种「胡涂观念」，归结起来，最中心的其实只有一点：内容不许批评黑暗，应该歌功颂德；笔法不许冷嘲热讽，应该热情赞扬。他宣布「杂文时代」的鲁迅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必须废除。当然，毛泽东的讲话没有说得那样简单直率。其中有些批评，例如关于人性论与人类爱那些段落，说得又颇为对症的，同时在明显涉及鲁迅的段落中，褒贬也颇有分寸，所谓废除也保有限度；但是我们如果不拘拘于文字，如果着眼于文字背后的精神，以及??发表时候整个中共的政治形势，那我们就能清楚看出，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用意，是要阻遏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已成主流的批判暴露精神，就可以懂得讲话的中心打击是向着鲁迅及其门徒的了。一九四二年，即发表「文艺讲话」时候的中共政治形势，有什么特点呢？那便是毛泽东对王明系统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暂），他的一尊地位业已造成而有待于巩固与扩大：因此，迫切需要消灭文艺方面的鲁迅传统与鲁迅精神。因为鲁迅精神既然以反权威、反压制、重批评、倡民主为其骨干，对于以神化领袖为其象征的官僚极权制度的造成，自必被证明为最大的障碍物；自必要以任何代价去扑灭??了。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方，可说是中共反对「鲁迅风」的第一声战号，是第一个完整的纲领。

信号一出，团集在中共内外的各个文艺小宗派便纷纷响应。??们以不同方式，将各自的立场去迁就这个纲领。由此爆发了新的斗争。原来受鲁迅影响的人，有的被加上「托派」罪名被整肃了，有的真心地或假意地由「批评派」转变成了「歌德派」。其中处于中共军政势方以外，以胡风为精神领袖的一群人，则表面上接受「讲话」，而实际上坚持鲁迅作风。至于原本在非解放区「领导」文艺的一群文艺官僚，那当然奉毛氏谈话作圣旨，「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变本加厉地去「吓呼别人，定人罪名」了。这一批人，就是当年被鲁迅痛骂过的周扬（即周起应）和徐懋庸等人所率领的。

关于中共治下文艺小派别的斗争，我们不将作充分叙述，因为后来的反胡风，打丁玲，踢倒冯雪峰，压下王任叔的连串事实，都是公开进行，众所周知的，毋需我们在这里浪费篇幅。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来的，只是那个斗争的历史渊源。原来所有这些斗争，归根结蒂，无非是当年（一九三六年）见拒于鲁迅的周起应辈，「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将曾经受鲁迅保护而多少保持着鲁迅精神的胡风、雪峰、巴人等辈，「锻炼」入罪，「充军……杀头」，以遂公报私仇的宿愿吧了。（以上引号中文字，均见鲁迅「答徐懋庸信」）

被鲁迅画尽了嘴脸的周扬等辈，这些「戚戚嚓嚓的作家」，这些「破落户的漂零子弟」，这些「轻易诬人的青年」，这些「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的人，能够干出鲁迅所预言的龌龊勾当来，对于稍明近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坛内幕的人，一点都不稀奇。稀奇的是：显然与此文坛恩怨毫无瓜葛的毛泽东，对鲁迅又表示敬佩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将「大旗」与「虎皮」授给周起应等人，让他们去胡作非为，让他们去摧残陷害鲁迅的那些及门弟子？

要解释这个疑问，当然不能从宗派利益着眼，更不能从个人思怨着眼。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乃是中共党制走向个人崇拜的过程，是斯大林主义文艺政策的性质。那个过程和这种性质所加于毛泽东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毛泽东个人的爱憎。在艺术上，毛泽东可能喜欢鲁迅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却必须扑灭鲁迅精神。因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而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艺术必须为政策服务的。所以中共将文艺大军的帅印付托给周扬而不交给鲁门弟子，祗有一小半是人追路线，一大半却是路线择人。试想，必须将文艺家的脊骨折断的路线，有谁比那些原本无骨的人更能和??配合呢？吮疽舔痔者流，未必为神化了的独裁者们所珍视；但是个人崇拜制度建立时候的需要，以及这个制度建立后??本身逻辑的推动，使独裁者祗能喜好与利用那些随时准备舔靴的人。这是个人独裁制度无可解决的矛盾之一，也是独裁者本人无法解消的悲哀之一。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希望有真正杰出的文艺来装点他的时代，连最反动的墨索里尼都存在过这个希望；但所有这些希望都落空了，因为文艺，正如意大利小说家伊那齐‧西龙对墨索里尼所说，是「一朵野花」。毛泽东固不能与墨氏相提并论，他是代表进步的个人独裁者；但他既然踩死了「野百合花」，他那温室里的「百花」，也就不可能「齐放」的了。

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甚至必须为变动不居的政策服务，其对于文艺的毁灭性的影响，到此我们已相当详尽地说明了。这里我们还想简单谈谈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把「刀子」。

首先我们觉得，将某一个创作方法定为标准，命令所有的作家与艺术家严格遵循，不得有违，根本就不是在「内容和形式上」给文艺家们「保证广阔天地」。在题材与内容上限制文艺创作已经贻害无穷；在形式和方法上定下规格则简直是愚不可及。限制内容，还可以说是由于革命的利益需要；而规定形式，即使就「革命的功利主义」说都是多余的，都是有害无益的。一个革命故事，或者一个革命激情，谁能说如果用现实主义派的手法表现出来，一定会比用浪漫主义派手法表现高明而进步呢？毫无根据这样说，也全无理由这样说。

无产阶级革命政府最大的责任，是要保卫革命的利益，使??不受任何方面的攻击。??关心到了文艺，首先也应该在这个方面。这即是说，??所关心于文艺的是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对革命的政治态度如何，绝不是他或他们所从事创造的艺术态度如何。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发号施令，甚至制定条?E，使普天下的文艺活动家一定要按照这种方法创作，不许采取那种方法创作，那不但徒劳无功，而且会根本窒息任何文艺的真诚活动。这样办，于革命并无一利，于文艺却有百害。那末斯大林为什么要行之于前，毛泽东又要继之于后呢？理由很简单：官僚制度向文艺领域的延伸与控制而已。

这里还应该指出：由斯大林与毛泽东们钦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只是「碉许歌颂、不许批评」那个?攘畹谋鹈?吧了。

不过说到这里，斯大林主义者与毛泽东思想者一定会提醒我们道：「现实主义方法是恩格斯首先提倡的；而且，在你前面一再引证而认为正确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不也是主张现实主义的吗？」对，我们得解释两句。首先我们得清楚，不论恩格斯在「致?蹩四崴埂沟男胖校?或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他们之推重现实主义，都不是简单指文学中某一特定的流派而言的。恩格斯说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都是属于历史的，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其意义显然是说：凡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进程的事物都可以而且都应该现实主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他认为，一部小说「如果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那末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也会让他看出历史的真相，看出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势，并且完成很好的艺术作品。这里恩格斯主要是在应用哲学唯物论的认识方法到文艺领域中，他不曾排斥文艺中的其它创造方法，更不曾给现实主义方法谋取唯一独尊的地位。在「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这层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他如何在宽广的哲学意义而非文学派别的狭隘意义中，说「新艺术将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已经在前面充分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恩格斯与托洛茨基所竭力推荐的现实主义，决不是想在文艺创作的形式上限制或缩小文艺家们的「广阔天地」。??们碉是以社会主义的革命家资格，以文艺批评家的资格，指出了认识世界与认识人生方面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于文艺活动家们的极端重要性，却完全不以为现实主义乃是文艺创作唯一可行的、或唯一准许的方法。

这和斯大林毛泽东将现实主义当作文艺创作的唯一方法，以决议昭告天下，咸令遵守，违者有罪的做法，根本是两回事。何况，斯大林毛泽东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解释为文艺对于政策的追随、仅仅解释为对于「最高领袖」的歌颂，仅仅解释为对共党政权下一切举措之最浅薄无聊的宣扬，这和恩格斯所说的「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非但不符，而且是正相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追随、歌颂和宣扬最不忠实，往往最为虚伪，因而是最非现实主义的。

碉有一方面坚持「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同时另方面提倡文艺家去学习和把握一般哲学意义上以及特殊的人生哲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栗能促进而非妨碍文艺家的创造，栗能既使文艺为革命服务，又使文艺创作的「广阔天地」得到保证。

不然的话，如此这般的规定碉能窒息任何文艺创造的生机，更坏的，碉能成为宗派斗争的武器，成为某些得势文人坑害敌对文人的陷阱。

胡风们曾经拿了这个武器去攻击「浪漫主义」的郭?i若一伙。反过来，后者则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这面大旗之下，对业已落井的「胡风集团」下石（暂）。一种文艺创作上的形式或方法，竟然变成毁谤乃至罗织对手的罪名，这当然违反了列宁的立场，也决非首先推重现实主义的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能料及的。

× × ×

谈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很自然地会在人们心中发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否仅仅起了负的作用？在??的控制之下，二十余年来，中共在文艺方面是否从来没有过值得称道的任何收获？

下面是这两个问题的简短回答：

我们说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承袭自斯大林，但仍然有一小部份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极大部份起的作用属于负数；可是这个小部份却不失为一个正数。这里的所谓极大部份与小部份，也就是结合在他思想的任何领域中的所谓国际因素与民族因素，亦即所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如我们在以前诸章中所述，在许多领域中，毛泽东在民族特点方面的发挥，总是比「普遍真理」的运用上要高明得多，甚至还正确得多。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道理，乃是在于毛泽东所学到的「普遍真理」，实质上与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而非马列主义。因之，如上所述，凡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地方有时反能有利革命，抑且走向胜利，而照抄了斯大林办法的时候则或者失败，或者有所成功而倾向反动。情形在党、政、军方面如此，在文艺方面尤然。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普遍真理」如何为害了乃至如何可能为害中国的文艺创造，前面已经充分讲过，不赘述，这里得谈谈他文艺思想中的民族特点。

批评地肯定传统文化，提倡民族形式，推重民间艺术，这些，虽然不能完全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但总是与他的思想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运动在「反对旧礼教」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之下，曾经企图用「全盘欧化」来建立新文化。他们不加选择地崇拜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中国文化的遗产（暂）。等到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发生分化，向左的一群接受了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并且组织共产党，决心把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改造时，他们――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仍旧采取着根本否定态度（何以如此，也不在此讨论）。因此，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一年）直至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说来，始终是外来的东西，始终不曾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生根，因而也难于结果。这情形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如此，在文化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革命失败，部分的革命群众势力被逼深入到广大的农民区域，深入到真正的中国去。那时，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逼迫，另一方面由于主观上求生存和求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不得不逐渐放弃其「假洋鬼子」的思想和作风，不得不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作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适应。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民族化了，农民化了。因此也更为群众化了，在中国的社会中扎下了比较坚实的根。这个过程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和坏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怎样的作用，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们在本书其它适当地方论列过了，这里不赘；我们在这里须得指出的，碉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凭了他过去的教养和性格，曾经非常合适地，甚至相当出色地扮演了将斯大林牌共产主义稼接给中国固有文化的角色。关于这方面，我们觉得毛泽东的下面两段话值得征引一下。其一：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其二：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栗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见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这两段言论所代表的态度，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化固然有帮助，对于中国新文艺之民族化却有更直接影响。五四以来，在语法、体裁乃至题材与思想上都以西方为师、竭力向外国摹拟的新文艺，在三十年代末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确实让人看到了某些不同以往的新气象，首先是小说，其次是诗歌，戏剧与音乐，都产生了一些土生土长的、内容上超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的、读过来顺口，听起来熟悉的文艺作品和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以农村的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大致采取着中国文艺的传统形式，应用着民众的口头活言语，或采用了民间流行的老曲调，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工与提高，其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同时，这点成就与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化主张有关，也是明显的事实。

自从中共在内战中胜利，建立起全国政权以后，新文艺方面的这一种民族化趋势，不但继续着，而且加强了。??被规定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中。不管这个口号后来与「百家争鸭」联系起来之时曾经变成了骗人的圈套；但是在文艺领域中，??无疑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特别在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方面，??确实尽了些起死同生的作用，做了些改旧创新的工作，??确曾相当刺激起群众的创造努力，大大提高了那些部门内的数量和质量。

但是不幸得很，上述种种成就，还只在初见端倪的时候，却很快被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另一个因素，即继承自斯大林主义的那个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压倒的优势摧残了。文艺必须为政治口号服务，??必须成为这些口号的文学上与艺术上的表现，结果便把文艺因民族化及群众化而获得的若干生机窒息了。

疯狂的领袖膜拜制度，又来完成了这个窒息过程。原本在「政治任务」追迫之下奔波得气尽力竭的新文艺，再给??戴上那副「唯毛是颂」的镣铐之后，终于就一蹶不振，整个倒下了。

× × ×

谈完了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最后还得谈一谈毛泽东本人的文艺作品。这位中共领袖赋有文学才能，并且对中国的古老文艺有相当修养，那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便是台湾方面的文化小卒，那些千方百计想贬损毛氏的「专家们」，也不得不默予承认的。

其实，非凡的遭遇总能产生非凡的感情，而「情动则言形」，这个非凡的感情又常能产生动人的诗歌。刘项原来不读书，但是一则荣归故里，一则兵败垓下，却都自然地给我们留下了「大风」之歌与「拔山」之词。然则，自来文宗昌黎，词追苏辛的毛泽东，当他功成业就，志得意满的时候，又怎能不写出些壮丽激昂的诗篇来呢？

毛氏诗词，没有疑问，将来一定也会像汉高祖酒酣击筑所歌的篇什一样，可以传之永久。

至于??们从中国旧体诗词的技巧标准上看，究竟其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那末笔者既没有批评资格，又觉得没有批评必要。同时这方面早已出了专业人材，有郭沫若在那里作只此一家的诠释和无以复加的赞扬，我们更不必多所辞费。

我们从毛泽东诗词里所感到兴趣的有如下两点，第一，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否定了他自己的文艺政策；第二，他的诗词比他的文章更好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的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心问题：１为谁服务？２怎样服务？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革命文艺应该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应着眼于通俗和普及，给工农兵大众「雪中送炭」，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设法提高，「锦上添花」。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在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为革命利益所需要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如果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除此以外，一概都被斥为「非无产阶级文艺」，非革命文艺，因而必须打倒，那就将文艺创作活动仅仅限于文工团的活动，未免把文艺的范围划得太小了，把文艺创作的能事看得太低了。结果，是会窒息文艺，会杀害文艺的。理由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此地我们只想以毛氏本人的作品，反观一下上述道理。

毛泽东迄今发表的三十七首旧体诗词，据郭沫若的推荐，已「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见「红旗」：「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自不必同意这位毛诗权威诠释者的评价；但我们仍愿承认，这些诗词是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也真诚地喜悦，看见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增加了几首传诵的诗篇。不过有一点使我们大惑不解的，乃是这些诗词如何能够与毛泽东自己提出的那两个立场相调和。同时这样显然不是「为大众」和「谋通俗」的文艺，即属于毛氏自己所说的「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的作品，为什么「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括号中语，均引自「讲话」）；不但此也，在「上??」和「宣传」的时候，竟是以强大无比的声势，以比登载中共最重要政治决议更显著的地位，并且以同样方式登载于全国所有报刊之上，――如此做法，是否也为毛氏自己所斥，有「不但污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呢？

我们不想拿毛泽东本人之矛，攻他自己之盾。我们也不想从扩大到荒谬程度的诗词宣传中，再论建立毛泽东领袖崇拜制度的反动用意。谈文艺时碉谈文艺，我们却愿意指出：毛泽东这几批诗词的发表，恰好证明了将文艺活动仅仅限制于文工团的活动，是如何的偏颇。当然，有人可以强辩说：「诗词」的题材都是有关工农兵，特别是首首都与革命有关的；所以??们是「间接」地为「千千万万人服务」。就算这样吧。那??们又怎能符合于通俗要求呢？为了一首「送瘟神」的诗义的诠释，臧克家与郭沫若有异，沈尹默则又和他们二人不同。臧、郭、沈三人，既不是「碉能欣赏低级文艺的」「工农兵」，也不是碉能欣赏普通高级文艺的干部，他们是成了名的诗人词家，是此道中的内行；但毛诗到了他们手中尚且了解不一，遑论群众？如果这些诗词不是出于毛泽东之手，而是别个作家所写的，试问，倘若绳以「讲话」中的标准，有不被斥为「谬种」，因而遭到围剿予以禁绝的吗？

幸而这是主席所作，于是乎，在大众与通俗文艺之外就别开一格，并从而出版之，流传之，无所不用其极地颂扬之，「使中国的文学宝库中增加了无比的财富」。

斯虽毛氏文艺政策之不幸，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也。

或者，毛泽东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不是文艺工作者，我作诗作词，原祗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感想，所以不计对象，不计形式。我碉用了我自小学到的一点形式，满足我的创作要求。我原不想拿去上市的，就是怕「谬种流传」。等到「诗刊」一定要拿??们去发表的时候，我也曾特别声明：「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这番话，毛泽东或他的辩护者一定会说的。我们承认说得有理，谈得非常对。但是我们要请问：不计对象，不计形式，碉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感想而写点文艺东西，这权利是否为毛泽东所专有？如果不是，那末其它专业的或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做？为什么他们一做便是「侮辱民众」与「没有自知之明」呢？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我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只因我自小学就的是谬种，做不来新诗，如果免强做，一定做不好。」――这也可能是毛泽东的辩解，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个辩解有理，说得非常对；但是我们要请问：除了毛泽东之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文艺工作者，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些「自小学就」的本领（顺便说一下：自小学就的本领与自小获得的感情感想，常是一个文艺家决定性的条件），难道他们便不会受各自特殊情况的限制，而可以随便依照党的指示（不论形式与内容），可以毫不免强地创造出好的文艺作品来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本人的文艺创作情形，非常突出地证明了：如果不给作家「保证个人创造与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螺丝钉」式的文艺政策乃是任何文艺创造活动的刽子手。如果有位文艺官将这些戒律硬叫毛泽东遵守，不许他采用那些连高级知识子分都不熟习的文学形式，不许他搬弄那些属于「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更不让他拉扯到属于「神怪迷信」的吴刚、嫦娥，只准他用大众化的口头白话，写些现实主义的工农兵生活，那还能有这些「无比的文学财富」吗？很显然，毛泽东的诗词乃是毛泽东文艺政策的直接否定，同时也是它无情的讽剌。

至于他口称「不宜提倡」而偏偏大事宣扬，斥为「谬种」而广为「流传」；那不过属于个人崇拜制度下面必有的「侮辱人」的怪现象。它属于陈旧政治的权术范畴，不属于文艺，甚至不属于道德范畴，不必在这里论列了。

× × ×

诗言志，歌?l怀，散文长于说理。所以诗歌情真，文章矫饰。在散文里，在论说体的文字里，固然仍须有作者在，仍旧能让人看出个别作者的个别风格；但若比之于诗歌，这种主观性总要差得多，隐得多，间接得多。诗歌不一定全是主观的，尤其属于史诗一类的作品，诗人的自我也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在抒情诗中，在咏怀诗中，却主要与首先总是把作者的感情感想呈现出来。

中国历来的诗歌最大多数是抒情体，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如果在毛泽东的文章里看不到毛泽东这个人，那末在他的诗词里却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读毛氏诗词，呈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位作者的形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联系到一起。甚至，连孙中山式的近代人都似乎想不起来。能从那些美丽铿锵的语言中唤起来的，好像总碉能是秦皇、汉武、唐宗、魏武；最摩登的，也只能让人想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或石达开。何以会这样的呢？那只盛酒的旧瓶子当然是一个原因。内容与形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中国的旧诗词，特别是词这个形式，彷佛已经给作者们规定了内容：不是风花雪月，儿女柔情；便是剑酒鼓角，壮士悲怀。此外的物和情，好像就不适于表达，抑且难于表达了。近代的、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固然装不进去，就是平民化的、不属于英雄豪杰或才子佳人的情操志趣，都和??格格不入。当然，有才气的人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可以在这只旧瓶子里装新酒；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无需代价的。新的内容要想装得进去，总必须改头换面，甚至脱胎换骨，弄得面目全非，栗能两相适应，叫人看来顺眼。

旧诗词体裁之所以成为「谬种」，新体诗之所以成为「主体」，其故即在于为要歌咏新人新事，为要发泄新感想新感情，必须借助于新形式了；否则，新内容必然受旧形式的影响。

毛泽东诗词叫人读了碉能想起古人古事，想不起今人今事；碉能叫人看见帝王将相，看见才子佳人，却看不见百姓万民，看不见庸夫愚妇――在不小程度内，我想是旧体诗词的形式有以促成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却总在于内容，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他本人的志向、他本人的感情。

这里，主要是内容寻求着形式的。

如果毛泽东不擅作旧体诗词，那我们简直可以肯定说，他的感情抱负多半不可能记录下来；因为在近体白话诗歌的形式中，毛泽东诗词中所表达了的东西，便会显得非常不合适，会显得极端的不协调了。

正因为毛泽东怀抱的是帝王思想与英雄主义，所以栗选取了最适于表现那种思想和主义的旧诗词形式。这里表里相符，形式与内容二者相得益彰。

前面，在专门的一章里，我们曾经研究过毛泽东的思想来源及其组成成分。其中我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斯大林窜改与修正了的）祗占了毛泽东思想来源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儒家思想与游侠精神。我们又指出过，这三种成分并非平均配搭，亦非同时拼成的，其间有深浅，有先后，后二者显然还是毛氏思想中的先入之见，因此在「灵魂」和意识的最深之处扎了根的。??们是进入了潜意识的东西，因之是半先天的，类乎本能性的东西。至于那在毛氏二十七岁上栗开始摄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有力的成分，但始终还是有意识的、不是最纯熟的，一不小心便会走样，时时会让另二种成分捉住后腿的。

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说，其中非常重要的两项是：感情的多于理智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因此，尽管在毛泽东政论文章中充满了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在文艺讲话中号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要站稳工农立场，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尽管毛泽东还举出了自己的例子，说明他已经澈底完成了「感情变化」，已从头完成了思想改造；但是当他一进到文艺创作的范围，一从事于诗词的写作。那真是鬼使神差，不由自主，毛泽东思想中清醒时候占上风的三分之一不见了，那平时受着压抑，潜伏心底的三分之二却大肆活动起来。在抽象美丽的文字下面，在生僻古奥的典故下面，在现成词句的引诱下面，毛泽东不仅欺蒙着读者，甚至还欺蒙着自己，把一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精神及群众精神根本对立的感情，极其鲜明地发泄出来了。

从毛泽东的诗词里，我们看见的确实不是一个「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毛氏「讲话」中语），而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的帝国。我们在那里当然看不见「工农兵的知心朋友」，看不见一个与工农兵感情上完全同化了的革命者；却看见了一个倚天抽宝剑，挽弓射大?m，同时又文??风流，为江山折腰的霸王雄主。文艺诚然是离不开夸大的。我们更不以为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绝对与革命文艺对立。但夸大中可以看见真实，浪漫的幻想其实反映着不浪漫的愿望，如果真是一个思想感情彻底解除了陈腐包袱的革命者，率领着一支工农革命的军队，在与反动派久经战斗之后，终于来到了河套外，长城边，眼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当然也会和毛泽东一样「发思古之幽情」，大吐一下胸中的壮志；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却多半会和毛泽东大不相同的。他多半会悼念那无数万抛妻子、离故乡、被牛马似的驱策到这里来服役的可怜的「黔首」们。他多半会同情那些敢于违抗焚书令，因而头上给刺上了字、被充军到此地来日夜修筑长城的士子们。至少，他多半会想起「适戌渔阳」，揭竿而起的贫雇农陈胜、吴广们的吧。因为这样栗算得上「站稳工农立场」，这样栗真的是处处从阶级同情出发，这样栗配称为痛恨一切压迫与剥削的革命态度。缅怀往昔，思考当前，本质上不可能出之于两种感情。如果有人将列宁和过去的沙皇相比，他一定要当作莫大的侮辱；对自己，他当然连一秒钟都不会作此种荒唐想法的。自从马、恩以下，所有澈底真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以能和古之「叛逆者」等同为荣，无一不深恶痛疾古之「压迫者」，有如身受其害一般。

可是毛泽东怎么样呢？他站在这座古代劳苦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大血泪纪念碑旁边，首先想起了打江山的「英雄」们，想起了「秦王」、「汉武」。他想起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罪恶，而是为了他们的功业。他想起他们不是为的要批判他们，而是要拿他们来和自己相比。相形之下，觉得他们功业虽盛，但可惜「略输文??」。然后面对这多娇江山，他又按次想到了为此折腰终于成功的三位开国大皇帝：「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想到了又作对比，结果是其中二位「稍逊风骚」，另一位有勇无谋，不足挂齿。他们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因此，「数风流人物」，毕竟要让能文能武，智勇兼备的今朝的开国之君了。

试问，这是什么感情？这是什么感想？这是什么思想？

有好些文学侍臣，为的想替毛泽东掩饰表现在这里的太过明显的帝王思想，就硬说「风流人物」乃指「今天觉醒起来的工农大众而言」，那真是不知所云，欲盖弥彰。

其实，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并不碉表现在「沁园春、雪」里。有形无形，??几乎散见于所有的诗词中。譬如，在北戴河避暑，他就想起了当年曹操在此地「挥鞭」；又譬如当一位诗友想回故乡养息，他便想起了汉光武的老友严子陵的故事，叫他别回富春江去钓鱼。在这些地方，一部份虽然由于旧体诗词的限制，所谓「活人让死了的给捉住了」。可是较大部分，却总因为作者的感情和思想使然，以致一到情景凑合，便不期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我志未酬民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这诗句不管是否是石达开写的，但??总相当好地表达了一个革命领袖――自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的悲悯心怀。自古奋起民间，率先倡义的英雄豪杰们，不用说都怀有雄心壮志；但因为各人的性格不同，处境不同，在这种雄心壮志后面，多少可以看出两种「发动力」，一种是为人的，大公的，即对于苦难者与受压迫者的同情；另一种则是为己的，自私的，即个人对于富贵荣华的追求。刘季游咸阳，遂见秦始皇的威风阔绰，于是就喟然太息日：「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在会稽，看到同样情形，也发了同样感慨，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项不是文人，说话直截痛快，他们毫不掩饰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其实，历朝那些开国之君，以及每当末造在各地崛起的豪杰们，其中大多数人的动机几乎是莫不如此的。他们往往打着「为民除暴」、「替天行道」的旗帜，但这些都是宣传，是幌子，是藉此博取广大起义农民拥护的；等到他们功业成就，总是原形毕露，一味在权势威仪、穷奢极欲的个人享受上去超越被他们打倒了的暴君。这种历史循环，其决定性的原因，不用说，在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出世以前各个被压迫阶级的性质。领袖们的个人意志在这里是起着极小作用的；不过最小也不等于零，我们仍不妨从各个起义英雄的言行上看出两种心肠。我们仍能看出他们的贤抑不肖，正好像我们能看出他们的智或愚一样。

「仁政」与「我入地狱」精神，其本身自是崇高理想。不过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因为阶级社会的客观条件使然，这种理想不是做了暴君们欺人的幌子和面具，便成了庸君们被人所欺的可笑话柄。为了不忍见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中而揭竿起义的英雄，他们的悲悯襟怀，常常变成他们悲剧性失败的原因。或者，为客观事变的逻辑所迫，他们的初衷逐渐改变。逐渐抛弃，与无情的现实相妥协；终于以放弃对苦难者的同情为代价，换取了帝业的成功。

过去确是如此的；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却根本改变了这个情形。因为它造成了客观条件，使根本消灭人类苦难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使领袖们任何伟大的悲悯心怀有可能实现。

有一种见解，认为「仁爱」与「慈悲」，根本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不兼容。??认为，这些都是过去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与欺骗被压迫与被剥削阶级的符咒。所以??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仇恨和无情来代替那些迷人的毒药。这个见解，我觉得碉对了一半。在划分了阶级的社会里，不用说，甚么道德都是盖上了阶级记印的。不曾有过超阶级的仁爱，也不曾有过超阶级的慈悲。在阶级斗争中，特别当??发展到激烈的时候，谁主张反抗的奴隶应该以仁爱对付压迫者，以慈悲对付垂败或已败的敌人，当然是最值得鄙视的说教者，是最可耻的叛徒。在这种情形中，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乃至一切性质革命的革命者，其首要的与最神圣的责任当然是要唤起和提高被压迫与被欺骗阶级的阶级仇恨，要号召他们，并且坚决地组织他们，以便进行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绝对无情的反抗和革命；以便「彻底、干净、漂亮」地打败阶级敌人，摧毁他们的反动力量，使他们不能再度起来为害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用仇恨和无情来反对「仁爱」与「慈悲」是完全对的。但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为人的、大公的、即对于苦难者与受压迫者的同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向压迫者乞求慈悲，叫被压迫者实行仁爱是一回事，这是彻底荒谬与反动的一回事。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以悲悯心怀去唤醒群众对压迫者的仇恨，参加他们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帮助他们去组织斗争，领导他们去完成斗争，这却是另一回事，是完全符合于革命利益的一回事。后一回事并不与坚决的阶级斗争相矛盾，而碉是与群众领袖们的个人野心相对立。对被压迫者的深厚悲悯，非但不会减少对压迫者的强烈愤恨，反而是加深这种愤恨的。古来革命领袖，多数不是原来属于革命阶级的人，他们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半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份子，他们之所以「叛变」自己的阶级，投向敌对阶级里去领导革命，总是一半由于看不惯同阶级人物的荒淫无耻，另一半则由于同情被压迫阶级的悲惨无告。民主革命的领袖姑且不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大师们也不必去谈，就是拿科学社会主义的二位奠基人来看吧，他们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谁若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碉凭着冷静的理解，单单凭着科学的分析，一丝感情不动，即全无爱憎地，达到了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结论，并且发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号召，那是大大错误的。「资本论」是一本严格科学的大着。在这里，马克思用了解剖刀，用了显微镜，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作自然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和批判。这是绝对冷静的、客观的、不渗杂半点主观情绪的。但是你如果读读「资本论」卷一的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两章，即关于「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与「所谓原始蓄积」这两章吧，虽然仍是严格的科学，仍是无情的解剖；但那是怎样的严格与无情呀！在这里，马克思这个科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完全不是无动于衷的，完全不是冷静得残酷的。恰好相反，读者在那些无情与客观的材料和记载下面，感觉到了一种极度强烈的爱憎，感觉到了作者对于榨取者的无限愤慨，对于被剥削者的无限同情，对于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澈底揭露，以及对于这一制度的说教者们的辛辣嘲笑。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蓄积，另外一极是穷困、劳动痛苦、奴隶状态，无知、凶暴及道德堕落等等的蓄积。」这个情形，马克思不但用科学家的准确性指示出来，而且用艺术家的非凡的感染性，用了满腔悲愤描绘出来的。他斥责那些「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有如特．托拉西门的「残忍」，这些人心安理得地指出「富国的人民一般都贫穷的」，彷佛这是「自然法则」，是「理所当然」。马克思对于「自从出世以来，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的资本，对于这些「血和污物」的叙述，是如此地不「心平气和」，是如此地充满了感情，因之竟可以说??是一首关于工农业劳动者悲苦贫穷的伟大史诗。在这方面，它简直是超越了同时代英国那些「人道主义」的作家们的。

人们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那是有完全的权利说：马克思也是「从爱出发的」，以深厚的「人道主义」作根底的，是以「悲悯心怀」作发动力的。

可是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我们却看不见这种心怀。诗篇中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无法让人看到悲悯的根底；这里面多的是慷慨激昂，多的是英雄气概；却完全缺少了人溺己溺的博大精神，更谈不上己达达人的利他主义。英雄壮志，如果不受着悲悯情怀的拘束，终于要变成个人野心的。「缚苍龙」，「驱虎豹」，闹??个「天翻地覆」，让「日月换上新天」，让「日月换上新天」，壮志诚然凌云，豪气可吞山河；但若脚底下没有那点子平民民主精神，心坎里没有一些儿为人为公的打算，那末充其量不过是「以野蛮对付野蛮」的所谓开明暴君，或者「以百姓为慑狗」的所谓圣人吧了。这样的「圣人」，郭沫若已经非常乖觉地从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身上给发现出来，并且聪明地影射到「领袖」身上了。看来，毛泽东还是乐意接受这个道统的。

可是这样的圣人，绝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差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