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转）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 包子1971
毛泽东思想论稿目录
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2
台湾版序言11
序言15
写在前面18
第一章 论个人崇拜22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42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57
第四章 高明的战术家72
第五章 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96
第六章 不高明的战略家（下篇）121
第七章 理论与实践149
第八章 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170
第九章 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208
第十章 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245
另外，还有一个双山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另外贴出来，这个不长。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凡西
一 中共党内斗争的力量关系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照毛泽东们自己说是这样的：
（１） 最高领导层中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止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
（２） 在干部中，有四种人物：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这四类干部派系分化的实际力量对比是否如此，我们自然不能用甚么「实况调查」或统计材料来加以证实或否定。不过，从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看，我们却有充分理由断定：毛系这一个说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帑，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得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
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这个「一大伙」在中共的全部当权派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它占多数还是少数，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在实际上可能还是多数（毛派文件上时时透露他们自己居于少数）他们在八届第十一次中全会上所以会屈居少数，多半是由于毛泽东们施加种种（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压力才造成的。
干部中，被毛派称为「好的」与「比较好的」；其意即为从来绝对服从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据说是「大多数」，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调度，不论中外，从来都操于总书记之手。谁当总书记，谁的系统便占据了党组织中大多数的要职。当年史大林如此，后来的赫鲁晓夫亦是如此。而所谓「党主席」或拥有其它更高荣衔者，则虽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广大干部的联系上，却总不及总书记的近便。就连列宁吧，特别是中风以后的列宁，都曾深深感到总书记史大林的掣肘与违拗，今天毛泽东也多少会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对党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的联盟，那么，这两个前后相继，长期来握住了总书记大权的人，当然已将大多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干部位置于重要党部中了。
中共内部以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为首的反对派，是人数众多（远远多过毛派）与影响颇大的一群，他们虽不能说有成形的组织（更确切些说，除了现成的党团之外，他们没有特殊组织）；却具有严密与深长的系统，这个系统主要与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却是因长期的工作关系与人事的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思想者，他们对于「主席」的不满，碉是因为十年来毛泽东所倡议的内外政策给带来了失败的后果；碉因这些痛苦的经验给他们打开了眼睛，让他们知道了毛泽东不是永不错误的神，而是也会犯错误的人，甚至是因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于狂妄想法的，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安于尊荣，少理党国大事，逐渐成为名义上的领袖。
在中共的最高层与较高层的干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们相信占颇大多数。
至于中下层远较广大的干部中，由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毛氏的机会，没有直接认识领袖的可能，他们自不会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红旗」的痛苦经验他们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级干部们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英明领导」，也必然在这些人中间大大降低了信心。从来，在这些干部的心目中，毛与党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在「三旗」之前，人们是无法叫这些干部将毛与党分开，更谈不上二者的对立；可是「三旗」之后，如果代表党中央的人出来诉说毛的错误，他们就可能听得进去，有可能站在党的立场来反对主席。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中共中下级干部里有了这个新现象，那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对派却使不曾拥有固定的巨大群众，却总已有了潜在可能的庞大基础。
此外，还有党内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投机、蜕变的官僚腐化份子。这些人的数量也许是更多的。他们自然不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也根本不会因原则或政策而成为反对派，不过为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乌纱帽」，却准备反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人，并且随时准备拥护任何保护他们的人。这些人，如果毛泽东今天的「革命」矛头对准了他们，他们将会坚决地站在「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边，相反，如果毛系愿意暂时利用他们来「揭发」和「打击」当权派，他们是更愿意为「万岁」效劳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党内反对派的较近真实的情形。
二 毛刘之间
关于中共最高层内各个领袖之间的分化离合，现在我们虽然看到了较多资料，却仍旧难于作明确的叙述。有关这方而的真相，必须要在事后好多年，才能让史家作出接近真实的记载来。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毋需这样做。我只想谈谈下面两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如何？二、林彪为什么会代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的战友」？
在许多方而，毛刘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么刘偏向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国农民和中国旧读书人的气息，刘却是接近工人的新式智识份子的代表；毛的学养主要是中国的，而刘的中国旧学底子甚浅；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后才进修马列主义的，刘却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国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毛雄才伟略，英雄主义十足，帝王思想深入灵魂，刘则谨小慎微，平民气息较浓，民主精神略占上风；毛敢作敢为，勇于创新，强调主观能动性；刘冷静审慎，循规蹈矩，常常考虑客观条件；毛急于事功，为目的不择手段，「教条」对他不起作用，刘却稳步前进，目的与策略之间常带关联，原则对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学生、农民与兵士之间，几耗毕生精力于武力的培植，刘的工作重心则偏于工运和党务，尽注其心血于机关的策划和布置……总之，这两个人，无论在长处或短处方面，都不属于同一类型，而是相反的。
然则在过去他们二人又怎能相辅相成，「合作无间」呢？
撇开别的不谈，最最主要，我想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帮助毛泽东打败了他的长期对手王明，曾经在理论上替毛泽东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并且使这个思想成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大会上正式写进党纲，使之成为中共唯一的与公认的指导路线。
主要是这个功劳，使刘少奇二十余年来一直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且曾公然宣布为毛氏的继承人的。
刘少奇捧出「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为「一尊」，使毛氏本人确立为最高的唯一领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违背了本心，碉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这样干的呢？换句话说，是否刘少奇从来「反对毛泽东」，他之所以高捧这个思想，碉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认为不是。
多年来，有不少自以为是「中国通」的人，总爱说刘少奇是所谓「国际派」的领袖，是从来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开出来的毛刘之争，他们便更以为是，以为他们从来的所信得到证实了。
其实这是违反事实的。
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历来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过教育，回国后不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凭「留学生」资格窃据高位，并挟共产国际以自重者，他们一切听命于莫斯科，自己无独立主张，甚至一切依赖莫斯科，并不想自力图强。此派人中自以王明为杰出代表，而刘少奇不与也。无论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后，他都不曾扮演过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派」。刘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数十年，前期搞工连，后期干党务，在工作态度上既以比较切实见称，在党内关系上亦从不闻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大事。故若中共党内确实有了刘少奇派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决不是依「国际路线」走出来的。
不过，如果我们将毛刘二人对照起来看，在一个确定的意义上，也未始不可以称刘少奇为「国际派」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是偏向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国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的，他当然更了解世界大势，尤其是更了解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现状，更着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国际关系。一句话，刘少奇比毛泽东具有较多的国际知识，具有较大的国际眼光，因此，在毛泽东的民族见地与「民族主义」的陪衬下，刘少奇确乎是国际主义的，确乎是国际派。
但是在过去，毛的「民族主义」与刘的「国际主义」非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原因：刘之所长恰恰可以补毛之所短。不论在一般的党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国际派」斗争中，毛之成功和胜利都和刘少奇的支持分不开。
没有毛的「民族主义」，刘的「国际主义」不容易在中国落后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没有刘的「国际主义」，毛的「诗云、子曰」毕竟也无法去和王明们的「希腊、罗马」斗争，并斗争而胜之。我们这样说，虽然流于笼统抽象，但本质上和大体上却不曾错。
然则，毛刘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对立者，到了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过了相成性，以致成为中共内部斗争的二派首领呢？
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推断，毛刘矛盾开始的时间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注[1]），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红旗」为主的对内政策以及因「反修」斗争而引起的对外政策。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上，我们上举的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特点，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有农民们天真的平等主义。有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又有从史大林那里学来的却由毛氏更加发展了的「一国共产主义」；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又在在显出了毛泽东的「磅狄气概」，显出了他的敢作敢为，显出了他的勇于创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号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马恩列的科学「教条」，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这方面的失败经验。
当毛氏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在性格和思想上处处与之对立的刘少奇会无条件的拥护，一点都不表示反对吗？不可能。
由于中共胜利以来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刘可能在最初一个时期拥护这些政策的；但当这些政策在很短期内暴露出可怕的错误后果，以致连彭德怀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来反对之时，那个头脑比较冷静，思想比较清楚，理论较有根底的刘少奇，自然发表示异议了。
如何表示？如何为自己的不同看法斗争，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上所透露那样，刘少奇在同志们的推动与簇拥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将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从此以后他和邓小平等竟自作主张，对毛氏敬而远之，一贯地管自己进行「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路线」呢？我们不想加以推测和猜度。我们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实；为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共所采取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乃是毛刘由亲密合作转变为敌对冲突的主要原因。
毛刘因国内政策上的不同立场而发生异见，后来又因国外政策，特别是因对苏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异见。在这方面，毛刘二派究竟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他们在国内政策上的歧见更少。原则上，我相信毛刘是同样坚决反对「苏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于策略方面。毛泽东本来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为了自身利益，如何灵活而巧妙地―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原则来迁就策略，藉以获取一时之利。然则在这些年来的「反修」斗争中，他怎么会扮演最死硬的「教条主义者」的角色，以致中国和中共，日益陷于孤立无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同情呢？主要因为毛泽东个人命运与中苏共的冲突结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让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会影响到毛的威望，甚至影响到他的地位。自从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派一出现以后，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过敏的程度，他要防止发生「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派」。为此，他必须争取全胜，甚至在细小策略上都不许退步，不许软弱。
可是这个态度，对于整个中共，对于中国，乃至对于目前的国际反帝运动与革命运动，显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成功地与胜利地反对这个大敌，自非与苏联妥协不可。但毛泽东今天非但不此之图，反而在相当程度内，在主动地促成美苏合作。毛泽东一向讥笑王明派的战略，说他要用「两个拳头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却犹有过之，简直是以双足双手，同时要打倒所有敌人。外交部长陈毅的名言，邀请美苏同时来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观非常可笑地表示出来了。这种态度，别说是中共党内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策略家们，就是普通工人，也都会觉得不切实际的。
刘少奇等当然会表示不同意见。
不过使毛刘二系的矛盾公然爆发的对外政策中，我认为最主要与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对越援助的联合行动问题；２、印尼共产党的政变及其惨败问题。所谓联合行动，无论在工人运动一般革命派的传统中，或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都是通行的。为了反对阶级敌人的一个特殊的斗争需要，各派革命工人与政党，可以而且应该不计及某些较大的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种行动，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运用于目前的援越问题上，可是中共却对此提议采取了消极否定态度，这态度不但使「真联美，假援越」的苏共振振有词，而且使许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与北朝鲜共党，都逐渐离开了中共。中共采取这个态度自然是出于毛泽东的坚持，刘、邓、彭真等一定对此极表不满。真相如何我们虽无文件可稽，但光看这样的事实：日共宫本显治等于一九六六年初来华访问，与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们会谈之后，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开始转向，这其间是透露了一点消息的。
印尼共的政变与中共的政策有多少关系，无法说，中共领导层中对于印尼共党的方针有否发生过分歧，我们也无法推测，不过印尼共的政变企图多少受着中共武装革命路线的影响是显然的；她的悲惨失败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显然的。印尼共的流产政变发生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海瑞批评」发射于十一月，这个时间上的吻合，当非偶然。
印尼共的惨败代表着中共在亚、非、拉美地区外交战中一连串挫折的顶峰。达到这个顶峰，那末一向对于毛氏的对外政策怀有异见的人，很自然会借此时机，对「党」，对毛发动猖狂进攻了。
三 为什么林代替了刘少奇？
为什么毛要将林彪代替刘少奇？这个问题，我以为比较简单。
首先因为，军队比之于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在人事系统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会这样，第一在于毛之重视枪杆子，他自来就特别注意军队干部的选择；第二，由于军队中的庞大群众乃至低级干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为最高领袖的威望所左右，较难为部队首长的人事关系所束缚的。）
其次因为，「职业军人」的林彪，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一定远远超过了「自作主张」的刘少奇。自从他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在解放军内有系统地进行着（严格说是执行着）神化毛泽东以及将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整套办法，是很得了「伟大领袖」之心的。
一方面为的要依赖军队来整肃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另一方面为的要酬答嘉奖林彪全力神化领袖之功，毛泽东遂决定拿他来代替刘少奇，作为「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当年刘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为他「圣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尊，那么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将毛泽东思想更高地捧成绝对的教条。
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来抬举，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祭司。
将毛恩定为一尊，纵然荒唐，却仍属于理论和思想范围的事，这工作需要理论家，或至少需要理论家型的政治家。
将毛思捧成为教条（甚至捧成为符咒），这已属于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这工作需要狂热的教徒或能装成狂热的阴谋家。
刘林交替，若从对毛的关系看，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主要应作如是观。
至若从今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实际过程看，林彪究竟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大使徒，成为毛教的大祭司，这问题我们就难于推测了。因为这中间必须牵涉到无数人事关系。这种关系，不必说我们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内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阶层中人，一时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们无须去猜测，也不必去猜测。这种猜测乃是野史轶事的分内事，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根本无关。
我们可以谈谈的，只是如下几个问题：
毛林合作，到底谁居主动地位？许多人―特别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证实之时，都以为毛因病废或老迈之故，实际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们断言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军队为手段，藉以打击刘少奇一系，篡夺党政大权。这种推测，已被事实证明为不确。从一切迹象看，毛今天还是手握大权的。在「毛林公司」中，他显然处于主动的与决定性的地位。
当然，这毫不排斥林在这个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动的与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从第九（根据中共八大选举中委的票数）跃居为第二，要使自己为「伟大领袖」特别垂青，寄以重望，决心排除种种困难，使之代替那业已当了许多年「继承人」的刘少奇，不必说，林彪一定在趋奉、迎合方面做尽了一切工作，甚至做尽了一切诡计（包括走皇后内线在内），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复能获得「最亲密战友」这个称号。
另一个问题是：林彪突起，解放军凌驾乎共党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国式拿破仑专政的可能？这，我想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在利用各种矛盾的力量，使它们相互冲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稳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来是拿破仑――拿破仑第三－－主义者。毛泽东是运用策略的高手。当他利用某一力量来对付另一力量时，这时他根本不看重原则。以党治军原是共产党的原则，但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必须用枪杆子来敲破党官们的脑壳时，毛并不受「教条」束缚；可是你若因此而以为今后毛将以军代党，那就错了；到了某种时候，当实际斗争的需要，当他脚下的诸般矛盾的冲突需要以党制军时，他便会高举那条今天被他踩在脚下的原则，要用党来肃军了。（除非毛因病死而来不及如此做，或因国内和党内诸力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们所以会强调军事独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来看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其实这是大错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非但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军关系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苏联共党和红军的关系比。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产物。而中共政权却是解放军的产物。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一般说来，中共和它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党固然是军队的政治指导，是军的灵魂，但在同时，军却常常是党的组织者，宣传者与推广者。
因此，中共的党和军并非截然划分，它们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认为他将变成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氏今天用军队来解放党部，而便认为中国今后必将有一个军事专政的时期。
还有一个问题：从「圣化」变为「神化」，从「一尊的思想」一变而成「独断的教义」，再变而为驱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么？
毋需深究；这显然是表示了毛泽东近七八年来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在中共内部与民众中间声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们对于毛泽东「英明领导」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内部反对毛泽东政策的种种意见的抬头，它表示出因毛泽东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中共内部斗争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错误领导所酿成的悲惨后果的严重――它们一方面加深了工农群众与迅速堕落的统治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中现有谐阶级之间的矛盾。
总之，这丝毫不表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灾，总碉能是病况沉重的标志。
四 红卫兵与年青一代
病况沉重的另一个无误的标志是药石乱投，而红卫兵则是毛泽东乱投乱抓的药石之一。
「红卫兵」问题，乃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迷人现象中的最迷人者。显然，在中共现有的诸领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对于党、政、军、警（公开的与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旧相信他大些），总不会比他小些。那么当年史大林可以运用秘密警察这个武器来肃清他党内与军政机关中的一切敌对者，为什么威望较高，力量较大，地位更稳的毛泽东反而不能以简单的组织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来对付刘邓一系以及他们下面的党羽呢？为什么他必须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钦命他们造反，以致将全国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乱呢？
正是这样的问题，使一切所谓中国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称红卫兵运动为「文化革命」的谜中之谜。人们因为解不开这个谜，因而有人说毛泽东病了，患了脑筋软化症，失去了判断能力；有的人说他死了，天安门上站的是替身，其实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则说他疯了，患了痫癫症，对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幸和最亲信的御林军头子。
其实，这些「聪敏人」的假设都是错的。红卫兵这种办法不管怎样离奇，却还是可以解释，而且是符合了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曾经指出：红卫兵运动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基础，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是「苦闷、绝望、现实而空虚」的，它是中共官僚统治的当然结果，也是对于这个统治，特别是对于其荒谬的青年政策，所表现的那一种极度不满的消极抗议。
毛泽东本人就是从学生运动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绪与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长无原则地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故当他发现手下的党政组织大半为他的对手所控制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们那种深刻的但是消极的不满。发动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的消极不满变为积极行动，矛头指向他的对手，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样一干，在毛泽东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数鸟的，第一，原该首当青年人怒气之冲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点，脱尽了责任，而且成为反官僚、反贪污、反资本主义腐化的「伟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击了刘邓当权派，并进而澈底消灭一切反对派，藉以建立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第三、以群众运动方式，一边「革命」，一边「教育」，可以训练成一大批绝对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干部，代替那些不听话内或腐败的老干部，同时可以预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危险。
怀着这样的打算，毛泽东出来鼓动青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什么手段都耍出来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个行之已久的口号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宣布这个历来扼杀青年的所谓「阶级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唯心主义」。（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
我们曾经把中国目前的青年分成三类：一类是工农子弟，人数最多；另一类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数居次，第三类是「英雄、好汉」的儿女，人数最少。这些人中，怨气最大的自是第二类人。他们最不满意现状，他们最愿意乱。因为天下一乱，他们不但无所损失，却还可能有所获得的。过去他们苦闷绝望，碉因为他们看见共产党的绝对控制，看不见任何变乱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来主张公道了，出来替他们「平反」冤屈了，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个冤屈是党政机关里的当权派造成的，所以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号召他们「夺权」，号召他们去打倒这「一小撮人」－－这是多么响亮的一个春雷，多么巨大的一个推动；无怪乎青年人都疯狂起来了，带着「冲天的干劲」出场了，他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当然，有资格入学读书而又有资格当红卫兵者，很少系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类」人，但是学生中，甚至红卫兵之中，占据最大多数的毕竟不是属于「英雄好汉们」的子女（他们还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视，被明令「劝告」不可当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者的），而是第一类，即工农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满意现状的，是反官僚的，他们的怨气一半由于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则表达了他们父母的不满。因此，他们也是能够受毛泽东「反当权派」的蛊惑性的煽动的。
毛泽东的「红卫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冲锋队」。这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根本性质的不同点，如果看不见这些根本不同，贸贸然在二者之间划等号，那是荒唐的；不过有一点相同却是事实，那就是：「当权派」中的最当权的一部分，利用广大年青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制度的深刻不满，使用了一切「革命的」与好听的口号，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藉以打击统治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藉以保存资本主义，同样道理，毛泽东利用青年人对于共党官僚统治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籍以保存这个官僚统治。
「希特勒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就阶级性质说，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就他们利用青年群众的理由与情形说，都是相同的。它们表示了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特别是和青年群众之间，那种极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制度内发生了危机，那就通过议会斗争来解决。可是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不正常」的阶段，一到这个国家里发生了「不正常」的危机的时候，议会斗争这个民主道路就行不通，于是就来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革命」办法，以此来解决危机，以此来保存和延续资本制度。同样，在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条件下，一切问题（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内）都应该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如此，政府（苏推埃）之内亦是如此。列宁时代的苏联党政机关中，不断的发生矛盾和危机，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来解决了的。可是等到党和国家的情形越来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堕落了，这时，那个传统的解决矛盾方法便不再适用，却产生了其它的非常的「紧急手段」，所谓紧急手段，截至目前为止，历史主要地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一种是史大林的，他应用了秘密警察，应用了司法罗织，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谋杀；另一种是毛泽东的，便是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为辅。前一种是少数人的阴谋，后一种是多数人的「阳谋」。
史、毛两人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然多少与二人的性格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总在于他们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师事史大林（注2）应该用他对自己的权力与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过分自信）来解释的。毛相信，凭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敌对者（他们霸据着大多数党、团、政以及其它机构的地位），用「组织手段」或其它的阴谋手段来排除，虽然也能办到，但他觉得这样干不澈底，不充分，没有「教育意义」，因此他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要实行一大民主」，要进行「批、斗、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为他所不喜的敌对者，另一方面培养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义」免疫针的新干部。他相信，这样干虽然会激起很大的反抗，会搅得天下人乱，但他仍以为事情能在他划定的路线内进行，不会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次基的」。这话当然荒唐，但亦非完全无因。为了说明马克斯主义革命家对于青年学生的正确态度起见，附带讲一讲那个老故事也许是必要的。原来苏联在一九二二年时候，列宁病危，党政大权操在史大林、齐诺维埃夫、加明尼夫三头之手，党迅速地陷于官僚化的危机。那时托洛次基认为，要克服这个危机，「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见「新路向」中译本第十一页，而要实现民主，据托洛次基看来，「问题首先是要在老干部和十月革命后入党的那些占党内大多数的党员之间，建立比较健全的关系」，因为「党以两层分隔的建筑形式而存在这一个事实，本身便含有许多危险。」（均见上引书第五页。）为了这，托洛次基讨论了老辈与年青人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青年学生们在为党的民主化斗争中所能起的作用问题。在这方面，他写道：
「青年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青年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青年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正在学习的青年，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不过我们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征兆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碉是纪录天气……至于青年学生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见上引书第十一至十二页。）
托洛次基如此正确地估计了青年人的作用，却被史大林们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蛊惑与煽动，说他想利用「无知」青年来反对老革命家和党。结果，如我们所知，因为一连串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客观原因，以托氏为首的左派反对派被摧毁了，苏联当时年青一辈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们的残酷摧残，以此更加深了苏联官僚化的堕落。
苏联评论家指出这个史实，其用意显然是说，毛泽东和托洛次基一样，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这样的历史模拟，站不站得住呢？当然站不住。因为二者的情形虽有相同之处，却有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人相似之处是：１、他们都享有驾凌侪辈（这对托氏的情形说，垂危的列宁已不能列入侪辈之中了）的威望，但党机关却不在他们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较毛更甚）；２、为了「夺权」，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辈代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仅此为止，二人的差异却更为根本，而且更为巨大的。它们是：第一、托氏当年所以会在党内居于少数，除了布尔雪维克党的历史原因外，主要却因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左派的革命立场，而史大林们则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对国内国外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立场，因为正逢上国内国外革命退潮的影响而受到较多群众拥护，这就让史大林们能够霸占党政机关。毛泽东之所以失去他在党内影响，最最主要知因为他在近十年来所主张的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掷了他固有的巨大声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学生来和官僚主义斗争，绝不是想破坏党，不是要用青年人来代替老一辈，他说：「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见上引书第七页。）可是毛泽东今天发动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恰恰就是要将党的老一辈「放进档案库」去，甚至要步史大林的后尘，要把这一辈斩尽杀绝。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学生的力量，重视他们的作用，但绝不因此将他们抬到工人阶级之上。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他始终将工厂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并且将党内危机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于「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见上引书第九页。）毋须说，他更不会利用他在红军中所享有的无比威望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用枪杆子去打破党官僚们的「狗头」。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无聊地讨好学生，以学生反对工人，以军队打击党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视青年学生，那是真正把他们当作「党的镜子」，当作苏维埃政权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当作「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一句话，目的在于靠富于朝气的与敏感的青年们的帮助，廓清党内的官僚暮气，以便恢复乃至发展党内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泽东的发动学生，其最大目的却是要神化他个人，要彻底消灭中共内外原极有限的民主。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泽东的无原则的政治诡计，与托洛次基的立场和行为之间，无丝毫共通之处。
五 三个可能前途
事情的发展是否真如毛泽东所愿呢？
先让我们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个客观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斗引起内战，大至造成长期内战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预期的胜利，在短期内（假定一两年）完成任务，
三、由假造反变成真造反，革命群众把所有的「皇帝」，特别是毛泽东这个大皇帝拉下了马，于是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迈进。
先看第一个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斗变为武斗，已经是普遍的现象；这「武斗」是否会变成小规模的内战，甚至变成大规模的乃至长期性的内战呢？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还是不大。刘邓派（假定他们有决心进行武装对抗的话）当然也可能在解放军中找到忠于他们的若干队伍，但若这个队伍不是驻扎在与苏联为邻的边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苏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在现在条件下，要想认真与毛林为首的军事力量为敌，要想长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内战中取胜，那是难于想象的。
因此，碉要毛泽东不突然死亡（七十三岁的老人，死亡不应该算是意外），碉要中苏不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那么内战可能，特别是长期与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总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说没有。
没有这个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与决定着：刘邓派不可能在这次党内斗争中进行有效反击，更不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当作与反对派「辩论」的唯一「论据」，那么反对派拿不起武器来，或根本没有决心去拿起武器，也就无从进行「辩论」，更无法「辩论」以胜之了。 然则，「文化大革命」是否碉能有上述的第二个前途？即是说，毛泽东是否一定能如愿地完成其任务呢？这，我看也不尽然。
刘邓派不能以武器对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评来反对手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武器批评，诚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但是，如果他们是一个有原则的反对派，如果他们真有与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纲，如果他们真有为贯彻自己正确路线的决心，并且真能为此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纵然一时没有武力、他们的斗争也未必输定了的。就算一时占了下风，或暂时输了，也终于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嬴回来。
真理常会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胜利，历史上，乃至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经让我们见过不少先例。
因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说：军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一样受着阶级斗争的影响，一样受着政治斗争的影响。军队接受影响，比之于其它群众集团，可能迟些；要这个影响发生结果，见之行动，也一定比较的难些。但是迟些难些，绝不等于不可能。军队一旦接受了影响，一日采取了行动，却会比其它的群众集中得多，强烈得多，而且能起决定作用。
因此，一时没有武力，并不等于始终没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转手的。问题碉在于你是否有赢取武力的正确的政治立场，在于你是否有以正确纲领去赢取武力的决心。
可惜的是：刘邓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样的一个具有原则性的反对派，他们不是一个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反对派。他们也没有为实现自己政纲，不惜将斗争进行到内战的决心，他们（至少那些高级领袖们）基本上始终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不仅为了策略之故，口头上一直叫喊着「毛主席万岁」与「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实质上他们也是「忠于万岁」的。如果他们对毛有所不满，对他的主张表示了异议的话，那只是「忠良之谏」，决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谋王篡位。其次，由于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则性的反对派，如此他们不可能有系统的纲领，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帜，更不可能作战斗性的号召。他们碉能作毛派的一个消极影子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们斗争和「反扑」的性质和力量，决定了他们斗争的被动性，消极性与软弱性。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反毛派的斗争手段让我们见到的，确乎碉有如下三种：一、「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多半是最上层的）；二、发动「经济主义」，「慷国家之慨」，发以争取人心（中级的）；三、「躺倒不「干」，听凭处置（下级的）。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刘邓派既然是这样性质的反对派，他们所采取的又既然是这样子的斗争手段，那么，要想它去抵御毛派的攻势已嫌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打败毛派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能够击败他的反对者的，也可以说，他是能够完成「文化革命任务」的。
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毛派却不能完成任务，至少是不能如其所愿地完成任务的。
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看，「当权派」的「反扑」虽然成事不足，却属败事有余。它显然已经大大打乱了毛派的如意算盘。同时原本以为收放由他，操纵随意的群众运动，也显然因为毛泽东过高地占计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难于收拾。红卫兵运动以及其它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团体」，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来的，现在却凭着他们自己发展的逻辑，多少在自下而上地发挥其独立作用，他们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发动者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为了应付这些意外发展，毛派时时弄得举棋不定，进退失据。朝令往往夕改，友敌每常于顷刻之间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于被动，结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开一切伪装，动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反对者，以致失却了任何信用，丧失了任何威望。
在这样的情势下，有两种危机酿成了，第一，工农生产大瘫痪，财贸交通大停顿。由此可能造成的「当权派」的消极反抗所促成，第二个危机则由中共内争引起的群众运动所造成。
面临这两个危机的威胁，毛派多半会（而且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不为己甚，尽量缩小打击面，同意与更多的当权派妥协，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
这样的结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胜利，但总也不能说是毛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把上面所说的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问题碉限于毛派和反毛派之间，又如果那个被召唤来参加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基本方向上始终没有脱出「毛泽东思想」的框框，那么在目前的种种条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夺权斗争中获胜，多半不会被他们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过这个「胜利」不会如他们所预料者那样的「干净彻底」，不会不是「腐败」而妥协的。
但若问题不碉限于毛派与反毛派之间，即是说，如果在斗争中，那个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大大超过了毛林当权派与刘邓派所严格划定的界线，如果在群众中出现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一个流派，那么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官僚阶层内部清算的斗争，而是官僚与反官僚的斗争；事情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前途了。这时候，毛泽东为了要压下那个被他召唤出来的「革命魔鬼」，将视需要之大小，尽快与反对派作相应的妥协。这时候，毛泽东如果还是遭到了清算，那么清算他的人决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 毛泽东的企图能否实现？
不过我们暂且撇开第三个前途不谈，先谈谈毛泽东发动红卫兵的「主观意图」。让我们看看，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所谓的「一石一二鸟」的企图，究竟能否实现。
首先是那个转移民间怨气的打算。来了这下子红卫兵运动之后，是否能够将多年来人民大众的怨气，特别是最为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毛对中共所郁积的怨气，转向「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泄，同时又能藉此挽回并提高毛的声望？
据我看，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昙花一现，现在早已过去了。当然，毛在这方面占尽便宜，他始终处于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败了他的对手，那更可以将一切罪状加于人，一切责任推给人，拿失败者当作献给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术语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独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尽天下耳目。至于胜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绝大的说服力量，但问题毕竟更在于怎样取得胜利，在于是怎样的胜利，如果毛凭以取得胜利的手段碉限于枪杆子的高压，碉限于毫无原则的手腕与最无耻的欺骗，如果为了取得胜利，他不但对他的敌人，而且对他的拥护者都一样应用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胜利是极不光彩的，十分腐败的，换汤不换药的，甚至是似胜实败的，那么，从胜利中出来的毛泽东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这份致献的牺牲。
如今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手段与这样的方式在赢取他的机利，同时他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于我们上述的胜利，因此，「胜利」的结果，碉能给这位最大的舵手招来最大的怨气，让所有怨气，特别是幻灭了的青年人的怨气，集中于他一人之身吧了。
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企图。它们是：一、通过这次群众运动，打倒党内与国内的任何异己者，以此造成一个思想上为毛泽东主义所绝对统一，组织上为毛泽东个人所绝对控制的党和国家。二、通过这次运动，训练出一大批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新干部。
这些能够达到吗？
要回答第一点，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统一」程度与怎样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说来，中共二十年来早就思想上统一于毛泽东主义，组织上受控制于毛泽东个人。不过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个程度的统一，不满意这个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几年来，这个「统一」与「控制」受到严重挑战之后，他更觉得不满意，更要加强它们了。然则，要加强到怎样程度的绝对统一与绝对控制，毛泽东才能满意呢？显然，他要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史大林，甚至要远远超过希特勒，他要成为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最专横的教皇，他要成为摩罕默德式的独尊的教主。他要将自己的片言只语都全部变成「最高指示」，变成「绝对真理」；他要使「毛选」变成圣经，使语录变成符??，并且要使这本圣经与这些符??，代替人类古往今来知识活动的全部成果，钦定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万有文库。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其它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帽子而加以焚烧，将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艺术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上「牛鬼蛇神」的恶名而加以迫害。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绝对荒谬反动的，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不过我们将在论文化问题的专文里讨论它，此地不再多谈。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样子的思想统一与这个样子的绝对控制，是否能够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们从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从人类思想的一般本质看，服从权威与反抗权威这两重性是始终同在的，从人类思想总进步的现阶段看，那个新的集体主义总必须包含那被「扬弃」了的个人主义；从中国一国的文化发展看，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毕竟提高了，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的了，从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看，那么不管有多么强的阻力与多么大的逆流，社会主义行将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共产主义行将取代警察化的共产主义，总已是确定的趋势了。
因此，毛泽东那种超越秦始皇，盖过史大林的万丈雄心，结果总碉能被历史证明为枉费心机，碉能被证明为时代错误的大笑柄。纵使他在表面上与短期内能够做到这个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历史对他个人与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应得的惩罚罢了。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红卫兵运动，能否训练出一大批对「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干部？
我们的答复是：新干部正在训练，而且终于会训练成，但是如此训练成功的新干部，却完全不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堕落。
理由为何，我们早已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了，不再详述。总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断革命的方针，不彻底??弃「一国共产主义」的反动立场，如果不把中国胜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它部分（包括落后部分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而将它看作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国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当作社会主义（即使在贫困国家中），可以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示范，以此吸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及一般劳苦大众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以此促成他们在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终于（在长时期内）没有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后地区的革命前来支持，那么，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要想反对与防止「修正主义」，要想自己的干部永远免于「官、暮、娇、骄」四气的渲染，不管你发明什么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样的手段，结果终是徒劳。
在毛泽东主义的，亦即在史大林主义的「一国共产主义」总方针下，行将从今天红卫兵中选拔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因为是在革命彩排中「夺得了权力」的，因为是在免费串连中完成了「长征」的，因为他们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温室里人工助长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们少不更事，趾高气扬，一定会比那些老干部们（今天被他们「砸烂了狗头」，其中却不少是从长期真正战斗中出来的）会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进那「官、暮、娇、骄」的四气之中。
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从行动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得先清楚他经济实践的历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消耗在军专斗争中的。因此，他的军事思想也就最为丰富，最有特色。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生平所耗的时间比较的少，比较的少得多。好像碉在一两年不长的时期中，他栗是专门负责经济指导工作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纪录也少得多。不过虽然少，虽然「选集」中碉有将近十篇专谈经济的文字，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寥寥几篇文章，却已足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经济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泽东的经济工作方以及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办法和所形成的见解，我们约略可以分四个时期来谈。它们是：１苏区草创时期；２苏区内的经济建设时期；３抗战中的「自力更生」时期；４全国胜利以后以迄目前这整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苏区草创时期大致可以说起于一九二八年之初，迄于一九三一年之秋，为时三载余。关于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初期，举凡「苏区」中的经济实况，以及当政者所采取的对策，在毛泽东的文章里有很好记录。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该文写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即在「南昌起义」之后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疋、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日除粮食外约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这段文字把红色割据区域初期遭受经济封锁的情形，说得相当清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然受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应有注意。
在同期略后，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给当时中共中央的报告，即题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那篇文章中，对于这一方面，还有更详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疋、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G，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神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径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疋、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这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困难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处提到军队中的经济困难，写得更加具体，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场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所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见「井冈山约斗争」）
从上引几段文字里，我们大体上看到了红色区域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形，看到它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所遭受到的极度痛苦。这种困难和痛苦，诚如毛泽东所说：假使没有适当的对策，「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是故意以轻松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后修改过的），事实上，照那时的情形看，毛泽东统领下的军队已经到了饿死、冻死和病死的边沿，如果没有适当的办法来改善，那末国民党不需军队进攻，都可以叫割据完蛋的。
当时毛泽东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呢？从毛氏的著作中，我们碉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第一，是收税，主要是收土地税。但一因游击政权的流动性太大，无法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税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据区域「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所以同时采用了第二个办法，即绑架土豪。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告诉我们，当时「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所谓「打土豪」，亦即「绑财神」这个办法，自然是权宜的。如果用以为取得现金的主要的与长期的办法，那末这个军队未有不澈底堕落，变为土匪，而终被消灭的。中共没有因此而堕落而被消灭，并且还成长壮大起来，它当然还靠了其它办法，靠了一些经济性质的乃至非经济性质的办法。这些办法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从毛氏的叙述中看，不能不数那种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在同一报告中，关于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写：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暂）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以上是红军草创时期的经济问题，以及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但因当时他是主要的政军领袖，他直接处理问题，所以其责任不能不归于毛氏。这些办法本身是简单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义英雄，不管他们结果是功成为王，或终败为寇，在初期客观形势的驱使下，都曾经采用过这些类似方法。毛泽东在这里并无什么发明。对经济学家毛泽东这个资?妫?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过从这些措施中，我们仍不能不指出毛泽东所藉以表现的一些特性和长处。第一，他不会也不曾被经济困难所吓倒；第二，他绝非受传统法律和道德观念束缚的书生。有此需要时，他不会在任何「罪恶」之前却步的，能够取法土匪，「绑架财神」；第三，能够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和民主作风联系起来，藉以维系军心，鼓励士气。这三点，自然与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并无关涉，但作为解决经济极度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作为一支革命队伍处于封锁包围之下赖以克服经济绝境的手段，那末，它们就非常值得重视了。毛泽东（当然在这个名字后面还代表着不少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特点和长处，或碉具备了其中的一点或两点，那末红区割据的局面绝对地搞不成，毛泽东的天下也无从打起了。
毛泽东的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的成功发挥，对于他往后的经济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现在我们要谈毛泽东从事经济行政工作的第二个时期了。那是所谓「十年内战的后期」，即指起自一九三一年年底，迄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知道，正是毛泽东最失意的几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斯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统逐出了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受打击后究竟被派担任何项工作，在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共党史中，并无明白说明（暂），不过从「毛选」所收该时期中的文字推测，说他被派去负责苏区内部的经济工作，大概是不会错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在这五个年头中，「毛选」中碉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那篇提纲之外，三篇都是纯粹关于经济工作的。所谓经济工作，在当时的「苏区」中，显然不受重视的。正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演说中告诉我们，那时「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毛泽东被派去指导这项工作，显然是被当作「工作能力较差的人」了。
不过从「选集」所载的现有三篇文章看，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所表现的「工作能力」并不差，而且还能认识到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想法，还能看到这些见解和想法是怎样发生，怎样形成的。
一九三三年前后赣南「苏区」的经济情形，比一九二八年前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描写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据的区域大得多了（当时估计人口为三百万），军队和党政干部的人数也多得多了（暂）。几年来，经济问题当已不能用原始的应急的方法来解决，它必须树立方针，建立系统，凭常规的课税制度来保证收入，以切实的计划来恢复乃至发展生产，而且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对付国民党的封锁，藉以安定区内的经济生活，或至少缓和经济「围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过从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对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所作的演说看，当时「苏区」，至少在他担负指导工作之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却并未做出多大成绩。譬如他说：
「……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利害。……
「……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b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还有，江西南部的许多土特产，例如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薄荷油等等，因为战争和封锁，有的根本停止了生产，有的虽有生产而运不出去，于是也不生产了。这对于「苏区」经济和财政的开源方面，都是大有影响的。
当时「苏区」政府面对着这些困难，已经采取而由毛泽东强调宣布，并督促其认真实行的，主要有下述三个办法：１普遍设立粮食调剂局；２发展合作社运动；３扩大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好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复与发展「苏区」的手工业与工矿业，其次是帮助农业，这方面有如「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至于对外贸易局，主要当然是要一方面摆脱商人的过分剥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它的任务要把「红区」中多余的粮食及其土特产运到「白区」，换来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盐和布。
上述办法，当然是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也是必须采取的经济政策。它们是割据政权生死攸关的一些对策。这是因客观形势要求而提出这些对策的。几乎每一个人，碉要其地位与见识能关顾到该区全局的，都会想到它们，提出它们。因此，??们的创议权不能归之于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不过这些对策几乎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这些对策在实际上执行出来，而且要执行得好，却是另一回事。在当年「苏区」的实际情形中，后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难能得多，可贵得多。这些办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导之下实行得好，那末，这个领导人当然有功可居的。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当时这些办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实行得如何。究竟从此时（一九三三年八月）及稍前一直到长征开始（一九三四年秋），「苏区」经济情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我们现在也无数据可资判断。据毛泽东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宣布这些办法之后五个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苏区」政府用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的「步骤，现在已着着胜利了」。他说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别在手工业和土特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他说：「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开始走向恢复。」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措施，他说：「……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实行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毛泽东担任经济事务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开始的，所以他老是拿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分界线，标志着「苏区」经济之由恶劣走向改善，由无办法走向有办法。究竟事实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是难于加以证实或否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当年红军之放弃「苏区」，从事万里长征，主要是军事受挫的结果，其次栗是经济陷于绝境所致。从这里，我们如果承认毛泽东在处理经济行政上也有一手，并且说他在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大概不会与事实太不相符吧。
当然，从毛泽东思想长成史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是这些对策和实施对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比较基本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对于日后，乃至今天，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方针，都具有决定力量的。换句话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者，甚至成为坚决而澈底的一国共产主义者，在别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之外，我们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时期与他后来在陕北时期，在此问题上所积累的经验，并由那些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理论。
在赣南闽西的割据时代，辖区仅有支离破碎的二十几县，人民栗达三百万，地僻民穷，且又流动不居，这时候，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更难于作「割据社会主义」的梦想，但是我们若细细研究代表他该一时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们却不能不说，此时毛氏已经有建设「区域性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泽东始终和一种不指名的思想斗争着。那种思想，据毛氏说：「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些意思是不对的」，「是极端错误的」。反对着这个错误意见，毛氏提出了「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如下：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这些话当然全都对的。一支革命军队，当它占据了某些地区，在那些地区里且已组织了长久性的政权，此时的经济财政问题毋须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足够注意，对它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否切实执行与行之有效，――与那支革命军队的战争胜负，与那个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自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以为处在战争条件中，无法谈经济建设，甚至无法采取略为长期的经济措施；以为革命战争和革命政权的经济需要碉能靠紧急应付，祗好得过且过；以为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得推迟至革命全部胜利之后――这种看法，不用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苏区」当年确有这样一派主张，而其主张也恰如毛泽东所述，那末毛氏对此提出异议，主张采取成套的，积极的经济措置与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当年的经济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他后来的思想，特别和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时期的思想中，究竟让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萌芽。问题的这一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史的研究，有极大意义。
毛泽东把当时「苏区」的经济工作与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建设。其实此项所谓「建设」的全部内容，如我们上面所见，祗有三百万元建设公债，其中一百万元是红军战费；两百万元用以发展下面三种机构；（一）合作社，（二）粮食调剂局；（三）对外贸易局。这四项办法，实际上只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但是他一定要将它们称之为「经济建设」。这样的称呼表示了什么？
有了内容上的明确规定，名称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泽东如果在这里祗是应用了一个不甚贴切的名词，不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也不应该故作挑剔。我们现在要特别指出来，主要因为这个名词确实代表了一个思想。它代表了毛泽东（当时尚在萌芽状态）后来充分获得发展的一个思想，那就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不论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也不论在多么大的一个地区内，碉要统治的政府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便可以建设这个经济。
这样说，我们是否厚诬毛泽东，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见呢？因为他在文章里处处着重指出「经济建投」的「必要和可能」这个限度；他还具体地说明：「我们并不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在现在的阶段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末，人们会反问：「你们究竟何所据，而说毛泽东即使在那时候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就已含有若干区域社会主义的错误呢？」
我们不曾说毛泽东在那时候就已主张建设「割据的社会主义」。但很显然，他那时的见解早已包含着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种趋向，它们在发展的形态中，必然会变成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或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在他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那篇报告里，毛泽东在谈到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道：「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段话里，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谓萌芽和趋向了吗？什么叫做「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呢？报告人是在什么时候与怎样的条件中预约了这个前提的呢？想想这些，问题便很清楚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自然随时随地都会想到社会主义的。无论他干着什么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是毋须说的，无可争辩的。因为若不如此，那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便是虚伪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前进的步骤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个设施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末同样是错误的。对于革命的利益说，同样是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名实必须相符。这不是为了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而是为了革命利益，为了能给革命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主观的因素能够起重大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里必须遵守着一个条件，即这些主观的谋划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符合于因而是推进着这些规律的。否则，如果主观思想违反于因而是逆转着这些规律，或者，它们不符合于因而是阻挠着这些规律，那末，其结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发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径前进；而在坏的情形中则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断送掉革命。主观的愿望，如果脱离了现实，都是无补于事，或于事有害的。向右脱离如此，向「左」脱离也是如此。在行动上脱离固然有害，在名称上脱离也不会有益，也可能带来害处。这种情形，我们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是累见不一见的。列宁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是他当初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命名。他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名称，不但让好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满，甚至让某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吃惊。这些反对者们所持理由颇不相同，他们对社会主义服膺的真诚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真实。
一九三○年前后由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观愿望来代替客观真实的。他们称自己的军队为「工农红军」，称自己的政府为「苏维埃」――本乎此，他们也称这个地区内的经济措置为「经济建设」，称之为「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胡涂与混乱呢？原因有二：第一，由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斯大林为了要掩盖他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的罪恶，为了要配合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所谓「第三时期」路线，于是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苏维埃」与成立红军；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无知，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苏联种种的景仰，他们一切「以俄为师」，以致不加考虑，随随便便地张冠李戴起来。这种错误的结果如何，我们已在其它章节里详论过了，此地不赘。总之，在事实的碰壁之下，失败一个跟着一个而来，终于乘着抗日之机，取消了所有这一切不合实际的名称和办法，走向了另一个对国民党几乎完全妥协的极端。
毛泽东为了造成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思想，事实上碰过怎样的硬壁，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在非常与极端贫穷的困难境地中，任何超现实的夸大的幻想无法付之实行，甚至没有可能作小规模的样版式的实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虽有建设「割据社会主义」的萌芽想法，却不曾实施的。但是正因为未曾在事实中试验，这个思想种子越发可以保存。
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一味着重「人定胜天」的官僚唯心主义，应该说，就是从那一棵种子发长出来的。
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至中共的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定形时期。当他较有系统地补习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地阅读了斯大林著作，他便企图将自己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见解都弄出个系统来。这项工作当然也伸展到了经济思想的领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地方详细谈过了，此地碉谈到他的经济方面。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作详尽的介绍和批评。因为这样做的话，许多地方难免要重复，而且会大大打破这本书所能给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这里我们碉能指出毛氏在该一时期中有关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我们必须指出他在这个时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二，他在此一时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号。
「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字，首次见于毛泽东与人合着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那个课本上。这个未完成的小册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写的。原计划要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别的人起稿，但经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党的建设」，据说「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即在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那一节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紧接着这篇文章，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上面的观点更充分地发挥了。自来，至少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新民主主义」曾经被宣传为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为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好像并未见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文件上。那末事实上是否如此呢？这个理论的价值如何？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对一般的中国革命，对特殊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创见」，也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中的「创造性的发展」。归根结蒂，它不过是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阵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说明而已。所谓「新民主主义」，就理论的基本点上说，原不过是受到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旧立场，再由毛泽东做一番中国化和通俗化的手术吧了。在这次手术中，列宁那个早已过时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但换上了孟什维克「各革命阶级大联盟」的烂招牌，而且还替??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也划上了一个荒唐的等号。这手术乃是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实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泽东在此略前时期，曾经把他的军事见解与战争经验系统化了，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字，其中确实含有大量为毛氏所独有的东西，含有许多不愧为有创造性的见解。可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化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远了。这里没有任何独创，这里更谈不到什么发挥，有之，祗是他那种有时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领。有之，碉是他那种古今中外牵强附会的拉扯手法吧了。凭了这些本领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五年时代的列宁立场和一九二七年的斯大林路线视同一物，不但把列宁政策与马尔丁诺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还能将列宁当年的革命代数公式，硬套在孙中山幻想而反动的三民主义身上。
从「新民主主义论」表现出来的政治理论家的毛泽东，委实矮小得很。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们曾在有关的地方讨论过，此地祗想谈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学说。碉想看看这学说对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自己说得非常坦白：其实也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与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相结合吧了。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则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却是真信这个理论。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下策略呢？因为共产党既然宣称信仰三民主义，而事实上又不甘心这样做，于是就运用诡辩，耍点手法，说共产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义，却是新三民主义，而所谓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即等于新民主主义。这样一来，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论上投降国民党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党内群众认真地走向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可以拿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无原则的权变作风，可以拿来说明他时时以原则服从策略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但是因为同样理由，这个「理论」本身却不值得对??作郑重研究。因为理论的「发明人」自己就没有看重??――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样呢？当毛泽东宣布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当他宣布在此阶段里必须让「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同时又宣布这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多为此，他以「新民主主义」的名义拚命攻击「一次革命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竭力反对「不断革命论」――当这时候，毛泽东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说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不是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是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这是既遵循了列宁主义，而又符合于中国国情的。那末这个信念，这一个基本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与研究？它当然有很大影响，我们自然应该对它注意和研究。不过这个思想之本质上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中如何被证明为错误，因之，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偷天换日地将「不断革命论」来代替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在谈到「不断革命论」的一章里，很充分地讲过，不必冉在此多所辞费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毛泽东与所有经验主义的实行家一样，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论」，祗要形势略变，或与事实发生冲突时，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弃，还可以毫不加以说明地采取昨天被他所攻击的理论；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将此理论应用或解释到荒谬地步，让自己走到另一个、与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对的错误。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一下子跳到了「不断革命论」；从整个历史时期让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下子变成了在短期与一国之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泽东思想中一贯的原则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实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论的拘束。
不过，毛泽东并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论的拘束的。人总是受思想拘束的，问题碉在于受哪一类思想的拘束。深刻与具有原则性思想的理论家，他的行为受着一贯的与系统的思想的指导；浮浅的与印象的实干家们则受他们由某些经验累积的个别思想所拘束。毛泽东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贯的「教条」，他受着牢牢拘束的则是他本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见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类成见是很多的，其中占据着首位的，自是「枪杆子万能」这一点，其次恐怕要算他经济理论中的「自力更生」说了。「自力更生」这个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思想中属于不变部分，??不受时间与地点的影响，??进入了毛泽东的下意识中，根本不需要经过分析性的思考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识思想的出发点，成了他那些思想的决定性的基数。
「自力更生」这个思想是道地的传统货。不管毛泽东是从「板仓先生」那里继承了朱熹的学说，还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头禅，这总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做人治学的老口号。毛泽东是从小就受了这个思想影响的，在中国革命初期，即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为「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号叫得太响亮，这个「自力更生」想法无由抬头。虽然从当时的种种事迹看，毛泽东显然倾向于从国内找寻力量这个路线，而且也不太看得起处处寄托希望于莫斯科的那个作风，但无论在行动和言论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来和「他力」方向对抗。当红军困斗于江西之时，军事与经济都必须藉自力以图存，事实上也确乎凭自力在挣扎之时，毛泽东也不曾叫出这个口号，其原因，主要自然在于形势太明显，光靠当时割据区内的这点力量是难有前途的。当时的红军虽然不可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军火或某他种类的物质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旧要靠「他力」的，例如，红军的指挥员需要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人来充当和补充，战争所必需的医药物品一定得从大城市购买，而这笔钱多数就是联共党来的（暂）……因此，不管毛泽东只依靠，甚至碉相信自己看得见、触得着、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却仍旧不曾，也不敢将「自力更生」加以理论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毛泽东还将恰好相反的理论，充分加以发挥了的。他在该文的第七节中，写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确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毛泽东这番言语虽然是用来反驳「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很显然，如果拿??来反驳「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论」，非但合适，而且毋需掉换一个字。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会有这种正确主张？这首先当然表示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当「新民主主义论」写作的时期，毛泽东还存着获得外援的希望，同时陕北政权的处境，照毛氏自己的话说，是「还有饭吃，有衣穿」的。环境还不曾逼着他们自己动手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因此，「自力更生」这个问题还不曾在客观上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来，在主观上也就不需要郑重考虑，更不需要加以理论化了。
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的思想着重地提出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将??当作革命地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当西北边区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情形越来越艰苦的条件中发生出来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客观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如何决定了这个方针，毛泽东自己有段话说得很明白：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见「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国民党「反共磨擦」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办法使中共渡过了难关，做出了成绩，有了经验，毛泽东对它更加重视，更有信心，因而将它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但虽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曾完全用??来代替那个「他力援助论」。紧接着对于「自给经济」的高度估价之后，他立即指出「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这表明出，毛氏在一九四二年还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论」者。
公然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提出来，而且当作一条与「希望国际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线提出来，将??确定为今后中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这也就是说，在提倡「工农商学兵」及政府机关全部实行「自给经济」之后一两年，站在这一两年的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栗比较坚决，也比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题，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讲了话。在这篇讲话里，我们栗第一次听见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
从此之后，中国人传统的这一个有关兴家创业的旧观念，这一个一直潜伏在毛泽东心底里的先入之见，就爬上了他的心头，正式压下了外来的关于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的新思想――这个思想他虽然一度信仰过，却从来不曾真正服膺的。从此之后，自力更生这个观念，基本上就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毛泽东思想」。
不过光就那篇讲话的意见而论，当然，我们并不能马上达到这个结论。因为在那里，毛泽东说他主张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于反对他们「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他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中共虽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兵的创造力。」所以在这里，讲话者显然不是原则性地提出问题，显然不是谈论建设经济的方针，更不是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里的问题显然是限于应急的，是属于权宜性的办法。
那末我们凭什么理由说这个时期毛氏的经济主张大大影响了、甚至基本规定了他今后一般的经济建设思想？
这当然不是凭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论据，而是以他后来的行为和事实作根据的。自从毛泽东正式宣布自力更生的主张以来，到现在已经有整整二十个年头。在这中间，对此根本问题毛泽东表示过不同的态度，经历过不少改变，但其基本倾向却是一贯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这个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们现在不预备详细叙述二十年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因为这样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为要了解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本也不需要这样的详细叙述。所以我们在这里祗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当他觉得有可能取得国外援助时，他就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反之，当他无法取得这种援助时，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依靠单独一国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国范围之内达到成功，乃是一个极其基本的原则问题，是国际主义抑或民族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可是在毛泽东，这问题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政策问题，变成为依可能性而转移的办法问题。毛泽东所以能有这样态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本质上是「一国社会主义者」，是民族主义的，是自力更生论者。因此，在他看来，自力更生是不变的原则，而国际援助、国际合作或国际分工，则不过是附从于原则的手段，是为实现原则所需要的，但不是绝对必需的手段。
认识了这个主要点，那末我们就不会迷惑于二十年来毛氏在此问题上的种种变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们上述的所谓第四时期中，即当中共全国胜利之后，毛氏对经济建设问题所曾提出的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主张。
在胜利前夜，毛泽东写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提出了「一边倒」的口号，强调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并且着力地批判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思想。他庄重地宣告：「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这毋须说是「自力更生说」的否定。所谓「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胜利后有关国家诸方面的初步建设，其间特别指经济方面的恢复、巩固和初步建设。既然初步的经济巩固和建设，如果没有国际援助都会是不可能的，那末长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必然有赖于国际援助，??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栗能思议，自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毛泽东在踏上全盘胜利门坎的时候，忽然把他多年来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说」收了起来，换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张？是否他从「第三时期」走上「第四时期」以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根本改变了？我们得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们不想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发挥的论点是虚伪的。当中共军队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毛泽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全中国主宰之时，他面对这个原本「一穷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战争灾难的大国，那是无法不有此想法的。这里不需要精深的经济学的知识，也不需要有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只要具备中国旧式大家庭中一个负责的当家人的头脑，就会发生毛泽东在当时的想法。要想从无中生有，要想于百废之余从事兴建，至少在最初时期，总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凭借，得以发挥其更生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之大喊「一边倒」，大叫「国际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亲赴莫斯科，亲自去向斯大林求教又求助，并没有意味着他抛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张，并没有意味着他要在国际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中国当前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恰恰相反，那是为了取得在一国之内恢复与建设经济的初步条件，栗不得不将国际援助用作手段。这样的国际路线，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时候的苏联如果是列宁时代的苏联，??真能给革命胜利了的中国以无私援助，??真能不分彼此地考虑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那末，凭着事实与思想二者并进的教育，也许能将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至少是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改变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吧。??也许能让毛泽东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国际任务，??也许能让他切实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国际规模，因而让他由衷地抛去那种狭隘的、实质上反动的「民族社会主义」吧。
不幸事实上并非如此。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他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他之急欲恢复与坚持沙俄时代的对华特权，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个被一时革命形势所促成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以一次切身的经验，证实了「国际主义」之仅属理想，甚至是仅属幌子，使他最后地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必须以民族国家作坚实基础，必须靠自力单干以谋国家富强。当然，他没有立即把这个信念公开说出来。只要有必要与有可能取得苏联的「无私援助」，他是不会作这样的公开声明的。斯大林死去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这个系统最初表现得比斯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长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姿态。后来，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逐渐恶化，「国际援助」的获得越来越显得不可能，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理论便遂渐地叫得响亮起来。直至最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将这个理论正式写进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去，这栗公然而肯定地宣布「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个方针，而且还当作一般的真理提出来，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这时候，毛泽东栗算最后地从一个割据区内自力更生的经济行政家，发展成为一国之内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了。
?w?w?w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力更生这个名词，究竟有什么含义。据我们看，它可能包含两个极不相同的意义。一个属于行为道德方面，另一个属于社会经济方面。主张自力更生，或反对自力更生，不管着眼于理论，抑或着眼于实践，都必须将这二者分清，绝不容许缠夹混淆。个人的自力更生已经如此，民族与国家的此一方针那就更不必说。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自力更生，在个人，其后果便是堕落腐化，在民族或国家则势必趋于衰败灭亡。毛泽东之强调自力更生，假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完全正确。不但在赣南与陕北时期是正确的，就是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后，在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是正确的，谁若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卖身投靠的洋奴，便是徒托空言的懒虫。不用说：真正马列主义者，真正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绝对不会反对这一种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们毋宁是竭力提倡这种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的。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论不可能成为争论，也不曾引起过争论。
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中间成了争论的，显然是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个意义，即为了??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意义，特别是为了??与国际协力这个观念适相反对，为了??肯定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要问「自力更生」是否正确，碉要看「一国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好了。
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略跑野马，谈谈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应该被推翻，以及它终将被完全推翻，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了。旧世界被推翻以后，新世界行将实现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这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谁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社会主义总归是和民族国家不兼容，??必须在全世界规模中栗能充分与彻底实现的。如今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资本统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便是关于如何达成这个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归结为如下方式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到来，究竟将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经常坚持国际协作，由全球观点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它将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们逐一建设成功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
主张和坚持前一立场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这个立场是传统的国际协力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实行后一立场的是斯大林，这个立场叫做「一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及其趋势所作研究，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与政治发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须靠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来推翻；而推翻了资本统治之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则更非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可。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继承了这个基本立场，并且在行动上实行了??。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经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之后，列宁就全面推行了这条国际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被压迫者呼吁，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同时又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起来革命，务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成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火种。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公式，并且立即实行出来，务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
列宁所以要这样办，不是简单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更是为了客观历史的必然和必需。因为第一，他深信，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而更根本的，??们便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
很清楚，列宁是从世界历史现阶段的理论分析中，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这些结论归结起来，那就是：碉有世界革命栗能彻底打败与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碉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再由此过渡到「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栗能建设成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自然与「一国社会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是在斯大林未曾发明「一国社会主义」之前，列宁提出来的最有力的反对论据。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安知??不正是这个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应用？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离题太远了。在这里，我们碉想略略叙述一下当年产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形，以及它实施以来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知道了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结果，我们上举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暂时已成过去了，跟着，长期间遭受了破坏的国民经济，也稳步走向恢复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后，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建设的问题，已经从各方面提出来，迫切要求有一个决定。可是正在此时，列宁却病死了，西欧的革命形势又迭遭挫折――??们不能像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望那样，及时地以革命支持俄国的革命，使之在联合努力之下，共同解决有关革命之继续前进与继续扩大问题，以及共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两派相反意见。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既然夺得政权，并且保持了政权，那末不管国际革命的形势如何不利，不管苏联是否在一时间或在较长时期内行将处于孤立地位，这个工人政权却不但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然的话，连政权本身都无法长期生存。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该国的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却必须始终信守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原则。因为他们肯定，在一个国家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成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们深信，当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单独一国中建设完成的。根据了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性这个原则，他们又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态度：第一，必须把一国建设的利益从属于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把民族范围内所已建设成功的东西叫做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将它们当作共产主义，以免降底??的价值，丑化??的面貌，减损??的声誉。
这一派的意见，显然是列宁立场的继续。
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以碉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干涉，俄国工人阶级不但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到最后成功。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也采取了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归结于「保卫苏联」。第二，当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完成了国有制之后，祗要再完成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上便已经取消了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便已经建设成功。
托斯两派的斗争，如所周知，主要因为苏联当年国内外的客观因素有利于保守的民族立场，以致它在苏联共产党中以斯胜托败而告终。因此，自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依循着「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进行了的。
结果如何？
从第一个基本态度出发，斯大林将共产国际变成为完全替苏联（实则替克里姆林宫官方）利益服务的一个机关，将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每当外国的一个革命局势发生了，首先要看??是否与苏联利益有所冲突，如果冲突，即如果??妨碍了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斯大林总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帮同镇压那个革命。就这样，一大串亚洲和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名义之下被先后断送了，以致在德国促成了法西斯的兴起，使苏联认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最后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以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让苏联陷入濒于覆灭的悲惨命运之中。
从第二个态度出发，斯大林采用了极端蛮横的官僚办法，付出极高的生命代价，不顾极大的财富损失，去完成农业方面的初步集体化。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斯大林就贸然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见斯大林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所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却消失净尽了，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整代老布尔雪维克将被杀尽灭绝了，略有批评精神的年青一辈给摧残镇压了，全体劳动者被置于资本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严厉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务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用苏联工农的血泪绘成的一幅对于人类理想制度的讽刺画。
可是这样的讽剌画，却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所能绘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决非马列二氏的国际主义革命立场在历史新条件下的应用；恰恰相反，这是人们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叛离了这些原则，栗制作出来的一种理论，??在理论上根本背弃了国际主义，在行动上根本放弃了革命，在实际上根本弯曲了社会主义。
?w?w?w
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无论就社会根源说，或就思想内容说，都是一类东西，都应该归入民族社会主义之内。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找出区别的话，碉在于前者比较着重「主观的能动性」，着重于「本国人民的辛动劳动和智慧」；后者比较着重「客观的实现性」，着重于俄国所具备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过二者的畸轻畸重，根本不曾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有关自力更生的不同含义，所以实质上??们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所有批评，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自力更生论。
中俄两国不同的民族环境，相距二十余年的不同时代条件，是否能使这同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发生不同结果呢？我们以为不能，因为首先，中俄两国的民族差异丝毫不影响二国相同的阶级关系。其次，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虽然具有极不相同的时代特点，但这些特点不足以影响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或民族性这个根本问题（如有影响，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国际性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时代的最基本的特点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挣扎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进展。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
因此，斯大林曾经以一国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恶，毛泽东在自力更生名义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经犯下了，有的则迟早也会犯下的――碉要这个方针继续发展下去。
已经犯下的错误与罪恶，主要是在「三面红旗」底下干出来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指一九五六年开始扯起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挂出来的「大跃进」，以及一九五八年高举起来的「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们在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掀起过空前巨大的波澜，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闯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灾害」。这个灾害，比起一九三○年代初期斯大林「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来，纵未超过，也决不逊色的。
不过我们不想在这里多事讨论「三面红旗」的错误。因为要详尽地分析和评量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来，将会大大超出我们本篇所定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毕竟祗是经济学家的毛泽东，祗是想知道毛泽东对付经济问题的态度，想知道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政策的结果，当然可以用来评量政策制订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情形下，也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评量的。不过为了测验和决定某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订政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却具有更大意义的。当二十年代中叶，斯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与世界革命战略家的斯大林，其地位与身量固已完全确定，根本不需要以后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了。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的毛泽东，其地位与身量，也碉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竖起这三面大旗就可以决定，不必更待??们造成的结果来证明的。
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们的经过和??们所造成的成绩（如果有的话）和祸害，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特别关于最后与影响最大的那面旗帜――人民公社，当??刚刚挂起来不久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分析和批评，也曾对??的后果做过预测。这些预测，不幸都被往后的事实所证实。现在我们将该文不加修改，附录在后面，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
这里，我们将专谈围绕在三旗周围的毛泽东思想。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实上，??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实行，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最初形成，却更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这条路线如何闯进毛泽东的思想，是什么客观情势使他想到了这条路线，毛泽东又是怎样从客观的经验中做出他主观的意见，――这些，实在是极典型的例子，足以让我们凭此来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五年年底，就中共的「经济战线」说，那是：经济的恢复阶段（一九五○―五二年）早已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执行了三年。因为有了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援助，因为有了苏联早期建国的正反经验，再因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基础低，起跑点近，恢复比较容易，所以无论是经济恢复工作，或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执行，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方法相当健全，成绩是非常显著突出的。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在各项成绩中，自然以工业为最突出，根据政府所发表的统计，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工业生产，每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截至一九五五年为止，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已经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五；而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增长百分之九十八．三。这就是说，三年时间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额。又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七，而在前三年少每年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这种增长速度，不用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少见的。不特工业方面如此，其它部门，除了那从无到有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之外，例如交通运输部门，手工业与商业部门等等，它们增长和扩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虽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样。
可是在整个突飞猛进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农业。它非但没有跟其它部门一样去提前与超额完成计划，却一连两年（一九五三与一九五四年）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副业在内的总产值，原本应该逐年增加百分之四，三；可是，据说因为那两年在许多地区发生春旱秋涝的自然灾害，以致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非但不能按计划增长，反而差点儿达不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为要配合基本建设及工业方面的飞快发展，使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可以跟上来，使各部门的发展能够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于是，中共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就计划着，而且在秋天就发动了所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企图给前进了的生产力配上与之适应的前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同时凭借这样的关系和组织，进一步地加速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生产和运转，其中自然特别要想促进农业的生产力，想补救??在过去两年中无法完成计划的缺点，更想藉以解决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大问题。
这个运动，就其意图说是正确的。处在当时情形中，从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原本应该如此。可是结果却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着相当坚实步子前进的中国经济的各个单位，此时，一经努力「改造」，却好像是几匹竞赛的马，突然被疯狂的骑师策进到一条完全没有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断头跑道里，以致混乱、冲撞、盲进、瞎退，发生了一场自相践踏的大惨剧。它让整个中国经济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声誉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打击。
怎么会如此的呢？让我们从头讲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他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书。全是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个「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的成绩。特别是要了解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情形。这个收集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那是他从来爱好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实施。这部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发给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全扩大会议的各省级以下干部阅读，会后，大多数省、??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毛泽东于是将全部材料重编一次，同时又重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不但告诉了我们中共怎样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毛泽东是怎样做他们「调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样从「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来的。
在那篇序言里，毛泽东写下了后来颇起作用，因而颇为出名的下面那段话：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这段话，对中共往后的全盘政策起了什么作用，刘少奇曾经给我们做过了系统说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向八届全代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刘少奇说道：
「……事实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数据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常规』就已经必须冲破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
「毛泽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它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这篇「序言」与五年计划的「冲破常规」有什么关系，它跟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有什么关系，刘少奇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显然，「序言」代表着十余年来中共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标志出这个政策之由比较稳健转为狂妄，由比较注意客观规律转而为「冲破常规」，由各部分的较有协调转而为推翻平衡，由比较的遂年增长转而为大进大退，由比较地能考虑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真实可能性，转而为唯心主义地一味强调主观的能动性，最后，由比较重视国际协作态度，转而为专靠本国人力物力的单干立场。
这样一个关键所系的重要文件，我们自须好好加以研究。不过在这里，我们碉想从上引文字中提出三个问题来谈谈。
一、根本变化的实质。 在几个月时间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进入了半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无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国的情况中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这样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情况？它是否确实能医治这个农业的落后病？那还得看其它条件的。
较为进步的生产组织当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能力。合作化的农业经营，当然会比独户单干更有出息。可是归根结蒂，生产力的提高是要靠技术改进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单干户真能多出粮食，还得看人们走进合作社是否自愿。如果以合作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并没有与之适应的技术基础；又若这种经营方式并非为最大多数参加者自愿接受，那末，所谓「先进的生产组织」，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有时还能降低生产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进的生产组织」，应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技术改良了，生产力提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无法与之适应了，那时候便顺理成章地，产生出较大的、从个体趋向集体的、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
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此，某一经济部门的变革也是如此。
当然，这个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那种基础和上层关系虽然不变，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却是可变的，而且是多变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主要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形，可以先发生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在某一个较为落后的经济部门中，也可以先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然后凭此组织去加速促进该部门之内的生产力。
但是先变上层后动基础的办法，无论行之于一国之内或行之于一个经济部门之内，都必须时时记得二者应有的关系，务使二者不要脱离得太远，务使基础能随即追上并适应那跑在前面的上层。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太离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无法稳固，必然要倒坍下来。
毛泽东似乎懂得并且注意了这一无的，因为在指出这个「根本变化」的同时，他要求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其它方面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藉以「适应农业方面发展的需要」。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彷佛正是说：现在，农业组织的先进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技术基础跟不上，远远地落在后面。为的要让这副架子不致落空，为的要使??真能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工业必须以比前更大的规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将新的技术来支持农业，给先进的组织及时提供先进的基础。
毛泽东是否这样想呢？并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根本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发展，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足够保证。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要求扩大和加快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其用意显然不在于使农业的技术基础赶上它先进的组织形式，而在于使工农二业齐头并进。
这是一大错误，也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经济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来，合作化的推进，为的要鞭策农业去追赶工业，可是突然间，发见农业中起了一个「根本变化」，于是倒转头来，要鞭策工业等等去追赶农业了。这样的「你追我赶」，只因那个「根本变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实之故，以致一着错，全盘落索；那原已落后的农业竟因之而更落后，原本快速的工业却因进得太快而倾跌了。
二、怎样发生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 毛泽东把「根本变化」的表象当成了实质，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于他根本不查问一下，究竟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样发生的。在「序言」里，他提出过问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这问题当然间得很好。如果他认真、冷静而客观地去寻找答案，那末，他当能看到那个根本变化的真相和实质，因而可能收回这个宣布吧。不幸事实并非这样。紧接着问题，他便自己断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举出了两个：第一，「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第二，「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这两个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义官僚机器的最高领袖的可怕处境和他可怜的思想。同时步它们又暴露了毛泽东式「调查研究」的不济事。一切事，祗要是在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之下的，就已是足够的保证，保证它们是「在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了。这种论断，其实碉是如下一种逻辑的应用，??就是：因为党领袖的英明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一切党组织的领导也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党组织的一切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们领导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错误的。依据这个逻辑，党领导成了正确或健康的同义词，党组织的本身就是正确与健康的本身。因此，当你要「调查研究」一件事进行得是否正确，碉要问它是否在党领导之下就得。至于党领导之绝对正确与永远正确，那是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根本不许成为问题。
这种态度是罗马教会那个「教皇永不犯错」，「教会永不犯错」态度的翻版，是斯大林官僚办法的承袭，与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革命精神毫无相同之点。
当然，你也许会说，毛泽东这句话恐怕只是一时「语病」，因为事实上，他授集、批阅和编订了这样一大批第一手数据，已经足够证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对，他是在调查，不但调查，他还在不断地清洗这些组织哩。可是问题不在于调不调查，问题更在于目前中共业已形成的那种制度和作风是否还能让毛泽东调查出个什么来。
由于疯狂的个人崇拜，由于全能的官僚独裁控制，毛泽东要想在他部下所写的文章或报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说过或不准备说的话，那简直比在沸汤里找活鱼还难。地方组织的所有文章报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会有一点异见，更不会有丝毫批评。??们碉能把下面的实况砍之削之去凑合上级命令的框框，却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领导上发给下级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争取上级的表扬；如果行不通的话，干部们也得不顾死活去行，或者装模作样去行，以此表示他们自己有办法，有能耐，让上面赏识；如果终于无法「克服困难」，行糟了，那他们就来一个忧报喜，凶报吉，同样「证实了」上级领导的永远正确。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这样的一种风气中，毛泽东纵使有万分诚意，想从那些报告中调查研究自己政策的执行结果，试问又怎么能够？从那些报告中，他所看到的祗是自己意见之较好或较坏的摹拟，以及自己爱憎之夸张的与虚伪的发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泽东想从这些报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确反映，实际只是听到了扩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说话的回声吧了。
当毛泽东在湖南向「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钱粮师爷与小狱吏」作调查研究时，他可能得到点真实知识的，因为那时候，他「给他们当小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做了中国历史上权势空前的统治者之后，当全中国的党政干部与非干部都必须依照「毛泽东思想」说话和办事的时候，这样的调查研究便丝毫科学性或客观价值都没有了。
因此，以党组织领导来证明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进展，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毛泽东所举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他们是从哪里看见了「自己伟大的前途」的呢？据说是从五年计划中。「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无异在说：中国农民与全世界的农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须从长期痛苦的经验中，必须从亲自体验的利害比较中，栗能逐渐放弃小有产者的资本主义的偏见，栗能接受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农民却碉要看见中共拟订的三个五年计划的数字，碉要听到将来计划完成后的美好光景，就能够大彻大悟，心服情愿地听从党组织的领导了。他们有热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且将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提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如果毛泽东这个理由是符合实情而又正确的，那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便是错误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小农所说的一切话都是错误的。
英国人有句谚语：「你能够赶马入水，却不能强迫马儿喝水。」同样，你能够用命令（甚至像斯大林当年用过的机关枪）在「几个月时间」驱使五千几百万农户走进合作社，却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科革家的郑重先见呢，还是占星家的轻率预言？ 在「序言」中，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爱给重大事件开出期票的特点。他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革命思想家，当然有权利预言。甚至可以说，革命理论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于他对事变发展能有所先见。在预先指出事变的发展时，大体用上几个年份的数字，当然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使这个确定的年月数字实在是分析了过去和当前种种条件的结果；其次，这个确定的数字，又必须是郑重分析今后种种条件的结果。碉有这样的时间数字栗是必要的，线对事变的推进有帮助，栗对政策的实现有好处。否则，时间预约变成不兑现的期票，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大大有害：因为预约者的丧失信用事小，全盘工作因时间表之错误安排而遭致严重损失则事大也。
毛泽东爱定时间，爱以明确的数字来规定时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郑重分析。他总是直觉地估定，随随便便出口，为了宣传，为了好听。这样的时间数字，当然不会比「烧饼歌」上的预言有更大价值，但是有无可比拟的更大害处。
星相「哲学家」们给你谈了流年终身，到时不灵，充其量不过让你损失少数金钱；一国元首给国计民生订定了计划，预言「交运」，「旺财」之期，如果一再失误，却关系着几亿人民的休咎，关系着无数财富的得失。
毛泽东的「张铁嘴」作风，便曾造成了莫大损失的。下面我们将约略谈谈「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不过首先请让我谈几句题外的话。中国旧文人对于数字的态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学的，却从来不是科学的。他们从数字中看出来的意义，多的是神秘的象征，少的是确切的关于量的概念。毛泽东虽然不迷信，却是个词人，他的数学又是「蹩脚得可怕的」（他的数学老师徐特立给下的评语，见「西行漫记」），这就使他很自然与很出色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当他将外来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化的时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项……」、「五反」、「四清」之类，不仅见之于通俗的口号标语，而且见之于郑重的政策政纲。这类用语，在宣传艺术上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因为??们易懂、易记、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语法和想法。这是毛泽东在继承了中国文人「数字传统」的好的方面。
可是还有??坏的一方面，而且这方面为害之烈，其坏之甚，却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处的。
当毛泽东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最高指导者资格出场时，他的那个词人式的数学头脑便闯其大祸了。无论什么数字，不管??是关于时间年代的，也不管??是关于经济资料的，或关于统计数值的，毛泽东都贯澈他那种词人态度：粗枝大叶，不求精审，以意度之，称心为尚。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类的时限和数字，在诗词里固然不失为好的词藻；但他以同样态度，应用??们于经济计划之中，应用??们于有关此等计划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贻害无穷呢？
在「序言」中，方毛泽东给农业方面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期定为一年，给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转变定为三年到四年。这个「一」、「三」、「四」的数字是怎样定出来的？仅仅从一个事实推算出来，那便是：「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这里的「几个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间有着怎样事实上与逻辑上的关系？文章中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也许毛泽东是考虑过这些关系的吧，不过事实证明；他即使考虑，也决非郑重的。他定下了时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时限让事实超越了，他从不加以交代；他时常以甲时限去代替乙时限，却绝不给人以解释。你们看，在「序言」中，毛泽东告诉我们：「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但是事实上，这种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时间了。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后，干部们就再不耐烦去按部就班搞什么「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了。他们干脆将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和其它已经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拉在一起，一同跃进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时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转变不是在三、四年内完成，而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毛泽东如果对他自己走过的时期看得郑重的话，对于这两种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应该有个交代与解释，以便对今后新时限的订定能有所参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没有再作任何检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干脆把??们忘却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泽东写作「序言」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在他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关于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关于「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时间表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语来说明。他只是根据了新的「现实」，又给未来定下了一张新的时间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合作社栗能巩固」。换句话说，那些提前了好多年办起来的「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虽然成立，都还不曾巩固的。据毛泽东的估计，如果??们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迟稍许的时候多「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毛泽东这一次的时间表如果真是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定出来的；定出来之后，如果他又真能郑重其事地依照这张时间表，切实加以执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旧时间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为问题毕竟不在于面子，而在于实质也。
不过事实证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时间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时间表，制定得更加轻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从这张新时间表定下来，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时候，依照「序言」的旧表，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内部矛盾」报告中所定出的新时间表，则离开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的「巩固」，至少还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泽东通过那个震惊中外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告诉我们道：现在问题根本不再是关于合作社，不再是什么巩固或整顿，因为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着那张过时的时间表，提出一张最最新的时间表：「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同样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这一年内中国农村中将能与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前后相距不出三年的时期内，却能有三种极不相同的想法与估计：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内将可使大多数低级合作社变为高级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中将开始「巩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进了这一年，毛氏却说一切合作社均已过时，现在要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这里我们不谈事情发展的实质，不谈毛泽东在此期间一再改变看法是否正确，不谈这些改变是否为客观所需；我们仅仅从他预约确定时限与年数，并随便改变时限与年数这一点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儿戏，多么的信口开河！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有关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的还在后头。
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由这个制度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些时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泽东没有给过确定数字，他碉是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不过由于他接着声明「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这个「多少年」显然不是指几百年，甚至不是指几十年。
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又将近过了五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时，按照人民公社决议上所定的时间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建成」了。那时就要准备在并非很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据他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两张时间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张，对于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穷二白的中国说，在「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多少年」之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第二张，对于十月革命后已渡过了四十六年，经济发展的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的苏联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却还离得「很远很远」；它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将要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实现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的话，那末毛泽东在前后五年内对??能约许了两个如此不同的时限，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过，令人大惑不解的还有更基于此者。
自从毛泽东宣布苏联离开「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之后一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透过另一个基本文件（「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再提出了一张时间表。根据这张时间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栗能成功。」所以他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请大家注意，这回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了，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高阶段」，而碉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的完全实现，据说都「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既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都需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得在遥远的未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仅仅在六年之前，毛泽东曾经庄严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这是怎么同事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于不远的将来；一会儿，却又说连社会主义的实现都得在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如果前一个断语是对的，那末后一个时限便错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泽东却能兼包并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后两忘，说过就算！
如此这般的确定时限与年数，那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任意与不负青任！
当然，轻率、任意与不负责任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远较严重的实质。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无知或忽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多么的不严肃，不科学；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任何重要问题时，是多么的欠缺一贯性，多么的陷于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联系着一九五五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我们再来研究上举的那些时限和数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弱点。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之宣布??们，虽然轻率，却非任意的。原来每一个时限和数字，都是以毛泽东在该一时期的经验印象为基础的。「形势大好」了，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便即将在中国实现；等到形势一变，三面红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脑袋了，他就宣布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得在「几百年之后」。一切都有根据，一切都有基础――可惜根据的不是真实的客观，而只是行情性的变化；它们的基础，不是严肃的分析与一贯的认识，而只是毛泽东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
上面，我们主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观察了并且研究了他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如何竖起那三面红旗，如何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研究是极不全面的，因为我们不想埘越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度量作为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身材。根据上面所说，大体上已经可以让人看出这个身材高矮了。我们原可以不再词费。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后的一面，毛泽东之提出这个办法，据宣传又是他对马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因此，毛泽东如何想到这个办法，如何提出这个办法，如何决定实行这个办法，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性的问题。我们还得谈一谈。
前面我们叙述过：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间的短短几个月中，中国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合作化了，毛泽东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情况的根本变化，主张在经济文化建设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规，加快发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变化的新情况相配合。接着，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又号召了「全民炼钢」，大兴水利的「大跃进」运动。由庞大严密的党机器带头，在更为庞大的各种群众组织的辅助之下，一个「热火朝天，气吞山河」的生产建设运动发动起来了。结果，「捷报」像雪片传来，「奇迹」不分昼夜出现，弄得北京城里的中共领袖们欢欣鼓舞，认为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预言正在实现中。于是，原本被他们认为能促成生产建设战线上全面大跃进的那个农民生产合作社，现在却倒转来成为农业生产更大高潮的障碍物了。必须突破合作社这个小框框，于是「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就适应需要而升起了。
这是三面红旗先后升起的程序，也是那几年事实发展的表面经过。这个程序的推进是否由于客观群众的要求，那个表面的发展下面是否有真实基础，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讨论过，此地不赘（暂）。此地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谈谈，所谓合作社妨碍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须打破这个小框框，必须代之以人民公社这个大组织――这究竟何所据而云然？还有，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查研究？
关于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这个判断，中共领袖们所根据的显然是下级机关送来的「喜报」，甚至是领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奇迹」。不过二者相比，我们看见，「奇迹」所起作用，还大大超过了「喜报」的。
农业的全盘合作化，最后完成于一九五六年初。这一年，据宣布，乃是建设战线上初现高潮的一年。这一年，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五六年又是所谓「右派猖狂进攻」之年。这一年，根据刘少奇的同一报告，因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这就是说，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也许还减少了。究竟减少了多少，刘少奇没有发表具体数字，在同一会议上作「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的谭震林也不曾提及。按着便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了。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据谭震林在五月间对中共大会发表的乐观估计，「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这样，我们看见了：自从农村中实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后，一直到合作社被宣布为「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必须转变为人民公社，这中间，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是一九五六年所曾实现的百分之四．九，以及一九五八年所预许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可是，请读者们注意读一下同年八月，即在上引刘少奇和谭震林发表报告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特别请注意读一下决议案的第一节，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观原因一段。??说：「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加重圈是我加的――作者）
所谓「成倍」，即百分之二百；「几十倍」，即百分之几千。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前，农业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当作理想年景的，到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栗碉希望增长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哩！
究竟哪一个文件对呢？究竟连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都尚待实现对呢？还是两年来早已增长了百分之几千对泥？根据那时以前和那时以后的中共自己发表的文件，再核对一下客观事实，当然，谭震林的数字是较为老实的――虽然也已经大大夸张了。
然则，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员们，怎么能全无根据地，显然与自己刚刚发表的数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码的常识都违反地、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样荒唐的数字写下来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宣传，不是群众大会上的鼓动演说，而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它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决议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会上关于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决议。这件大事与五亿以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有关。这件大事将要在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转变。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个人类史上创造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如此伟大的一件事情，为这件事所作的如此郑重的决议，其中写下来的客观的物质的理由，怎么可以如此的信口开河，如此的胡说霸道，如此的随便到近于儿戏？
撇开客观的需要不谈，这里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那种轻率、大胆、冒险、浪漫与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自然让他做成过一些事情，但是也让他搞坏了不少事情，而在这些搞坏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这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泽东决心制定人民公社办法之前，中共曾经大事宣传，详尽地记录了毛主席亲自访问各地农村的情形。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想告诉大家：毛泽东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走群众路线的，事非调查研究是不肯轻易举办的；所以那些报告竭力报导了毛主席如何不耻下问，如何谦虚和蔼，如何一边学习又一边教导。总之，这些报告一方面宣扬毛泽东处处落实的工作态度与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证明人民公社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一个普遍要求，然后栗是「向群众中去」的一条指导路线。
事实上，这些报告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去管??。不过我们却应该感激??们的，因为正是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形象地，因而更真实地看见了毛泽东怎样「到群众中去」，他的所谓「调查研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当时各报登载的一篇有名通讯。题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再过半个月，即到了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了。毛泽东在赴会之前，顺道访问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显然，这次调查研究，是要给人民公社制度寻找「客观的事实」根据的。那时人民公社已开始在河南的一两个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说，这次调查促发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起意的人民公社办法，经过这次调查，巩固下来了，坚决起来了，一定要把这制度推广到全中国（不仅农村，当初连城??都包括在内的），因之写下了那个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并且轰轰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运动。
现在请看他是怎样调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点半钟，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满脸红光……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一边就站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读到这里，我简直疑心是在读红楼梦了。「老祖宗」游花园，身送围绕着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妇、丫环。她们像众星拱月似的，簇拥着这位宁国府里的最高权威，这里看看，那里坐坐，千方百计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个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乐了，偶尔也说上几句笑话儿，那时这些丫头，媳妇们便互相小声说着：「老太太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凤，配上那个善体人意的刘佬佬，即席表演了一两段胡闹剧，老太太就笑她们小家子气，说道：「谁教凤丫头这么塞伧来着，像咱们这种人家，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琏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吧，趁势儿又大捧了一阵贾母。大伙儿自然又免不了齐声颂赞一番。
宁国府里的老祖宗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摸清楚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调查出农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围绕在这个「老祖宗」身边的，虽然不是珠光宝气、千娇百媚的娘儿们；但是这些身穿中山装的伟丈夫，这些书记、省长、主任和社长们的伶牙利齿，他们的刻意奉承，他们那窥伺颜色的本领，他们那「逗人开心」的能耐，却决不在于王熙凤，薛宝钗等人之下的。
不过，让我们跟着这位现代贾母再游一两处风景吧：
「从食堂出来，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鼓掌欢呼，毛主席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一边又对陪同他的人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由于这样的一问一答一肯定，我们看见，在那时以后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国农民家庭中的锅台全给拆了，人们必须每天两次，在炎日下，或寒风中，走上长短不等的路，上被庙或旧祠堂改成的「食堂」里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黄墨黑的公家饭。这办法给五亿农民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却原来是如此轻松地调查研究出来的。
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这一段游园的精??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又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最后――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首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的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后说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不出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这些凤奶奶们也算真的有本事，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着，不断点头」。不过老祖宗给哄胡涂了，充其量不过是叫丫头打开私己的箱笼，拿出些绢帛珍宝来打赏打赏吧了。毛主席给哄胡涂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过去几千年的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了。」他真的以此作为根掳，在十几天之后草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上，写下了「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千倍地增长」那样的字句。他真的以为那时中国农业之所患已经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过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让人人多吃小麦，多吃猪肉，让玉米和山药喂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础进入农村共产主义组织了。
「七点半钟，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的容光，把西边地平在线黄金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
黑夜……早晨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十几个钟头以后就不仅办到，而且被超过。大寺各庄早已酝酿的公社，也在这天黑夜正式成立。树木全部由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我们真得感谢这位随驾记者的精细描写。它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公社决议拟订前夕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已经形成的那架官僚主义的机器。这架机器性能不坏，效率很高，结构严密，行动迅捷。它是非常便于操纵的，而且是在毛泽东的绝对操纵之下。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泽东想对了主意，把正了方向，碉要将电纽一按，机器开动，行动和效果立见。但这架机器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坏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严密结构靠下对上的完全服从来维持，它的高速的效率凭上对下的绝对控制来获致；随着机器的愈来愈庞大复杂，控制者的愈来愈骄纵自满，纪律的服从或变成盲目的执行，或变成虚伪的做作；上级领导堕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辅之以最残酷的镇压，以致这架机器的性能大成问题了。效率也许还是很高的，但因上骄下谄成了风气，批评精神荡然无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会推波助澜，以致这种效率时常向相反方面表现！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闯下大祸。
对于尚未腐化的官僚主义的党政机器言，碉有自己行动造成的祸害，而且还得是非常显著、绝对无法掩饰的大祸害，栗能起若干批评作用。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证明最高当局的「英明领导」，每一个报告都要歌颂上级决定的「完全正确」，每一个结果都要说成是总路线带来的「伟大成就」。
在这样情形中，最高领导者要想从下面执行者那里获知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毛泽东方式的调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么科学方法的，它仅仅是新闻记者的访问；可是等到后来，特别是当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后，那末它的这一套调查研究方法，正如另一位新闻记者所纪录的徐水情形告诉我们的，简直连新闻记者式的访问价值都没有了。我们不想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他仍旧是「实事求是」的，仍旧想先做调查而后取得发言权的，所以他虽已贵埘帝王，却仍不辞炎热之苦，不辞跋圪之劳，自行到乡村去下放几个小时。也许，他仍然怀着做小学生的心情，去向父老们学习研究的。可是那整个的官僚机器不让他这样做了。眼见的都是逢迎的笑脸，耳听的都是他最乐闻的答案。「圣意」是昭告过的，根本连揣摸都用不着，人人碉要顺着这个方向（即所谓总路线），添油添酱，推助煊染，以此去证实主席的远见，以此去让「老祖宗」既惊且喜，让他觉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还超过他之所料（暂），因此乐得连连点头，不断欢笑。
拥有无上权势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为的墙，甚至许多道人为的墙，将他和周围世界，和周围的人，甚至和他最亲密的人，都隔绝起来。不管他原本是多么的聪明，一旦被隔离在这道权势之墙的后面，总就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了。当然，这也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绝好例子。就拿这篇「徐水纪行」中的情形来看吧，毛泽东在和下属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轻信与颟顸，简直是令人万分惊奇的。譬如！他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十一亿呀！」按常理，亦即按昔通人的思想方法，这两句话接下去一定会问：「这样大幅度的增加真的办得到吗？如果办得到，那到底是怎样办到的？」因为这样发问栗能算作「调查」，这样追寻栗能称得上「研究」。可是事实上，毛泽东并不这样问。打上引的说话跟下来，按着他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关于粮食收获量之「成倍、几倍，十几倍、数十倍的增长」，关于这个自然界中未曾前见的奇迹，毛泽东听了连丝毫惊奇的感觉都没有；相反，他竟把??当作当然之事，把??当作完全已经实现之事。所以问题不再是研究这个「奇迹」，而是要以此一奇迹作为前提，研究如何处置这个奇迹，如何适应这个奇迹，乃至使其它种种如何都去追上这个奇迹了。人民公社及其有关的整套办法与全部理想，便是以「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个「科学」结论为前提的。人民公社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恰恰因为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这个奇迹，恰恰因为具备了这个「客观物质基础」，栗「不得不」设计出来的「上层建筑」，以便适应和追上这个奇迹的！
以这样的奇迹为前提，以这样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逾斗，惨遭失败（暂）之理？
人民公社的试验给六亿人民带来了莫可名状的痛苦，造成了无法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唯一的好处，就是作为一个最集中与最澈底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让我们确定了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高度，并且让我们看到了成为最高权威后毛泽东那种「调查研究」的无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们观察了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毛泽东的许多方面。已经够详细，而且近乎琐碎了。现在得总起来说几句，做个结束。在经济问题上，跟他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毛泽东始终以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思想方法。这样的基础和方法，也曾经在经济事务和经济建设方面，大有助于毛泽东这个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共官僚主义化的愈来愈严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完备，毛泽东要想凭调查研究去获得直接经验的可能就愈来愈小，以致逐渐碉能以被官僚机器可怕地加以夸大了的他主观的意图或幻想，当作「客观经验」，结果，他那策略家的特点再也不能起正的作用，而碉能起负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据地区的主人，??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难藉以谋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全国的统治者，??的任务，用列宁的话说，不但要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中图存，也不但要在被严重破坏了的穷白国土上从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且要「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世界经济」。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毛泽东一向发挥作用的那个「自力更生」方针愈过愈不合适，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愈过愈显出其反动性质，而战略家毛泽东的弱点也就暴露无余了。
中苏两个共产党所以会发生严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苏共方面「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家都坚持了和坚持着一国社会主义（或一国共产主义）。
这是哪儿找的？还是自己ocr的？
写在前面
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史上发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他们正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发生着巨大影响?r将来，那个影响还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思想，值得人们之精详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提出来。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更掀起在全党全民之中。对于这样的任务和运动，我们该作怎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详研究，那末对于中共的这个研究运动是否赞同与拥护呢？
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大张旗鼓提倡着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运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应该是科学性的，而后者则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怀着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错误」的权威为目的，因而材料经过选择，甚至经过改窜，研究被纳入一定轨辙，讨论必须在「领导」之下，这样的研究学习，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们主张前一种研究，反对后一种研究。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确定历史的真相，能使人从事变的发展中得出规律，从而得出教训，并且能使这样的规律和教训，应用于其它国家中，特别是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使那些国家中的工农大众，也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盖在狭隘派别利益的宣传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复，使三十余年来有关中国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别是史大林与托洛次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获得公平的证验，并且据我们看来，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历史地位，反而会因此有所提高，不曾因之而降低。因为「始终正确」的「神」没有生命，而有错有对，特别是错得比人少对得比人多的「人」，却是有伟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实是毛泽东自己）所发动的那种思想研究，其目的显然不是要确立毛泽东这个人的整个内容及其成长过程，而是要把这个人变成神，要把一个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变成为无生命无血肉的神和神话。
中共不讳言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运动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他们没有把这个政治任务的真实内容说出来。他们不敢说这是要确立和巩固广大群众对于毛泽东的一尊的崇拜。这样一个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反动的。
我们反对以「造神」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却要做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不过着手做这样研究之时，我们却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处的环境却难于接触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数能够获致的材料，又都是经过化妆手术的，难于知道其中保存着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却碉有精选过的四册，而这些选出来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著者曾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见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说明），「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的补充和修改」（见一九五三年版「选集」的出版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技术性」的？「补充」了什么？作了怎样的「修改」？选集中完全不给标准，也根本不曾注明。因此，当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时候，我们就无法知道究竟那一些是事先预见，那一些是「过后方知」。不能确切知道这一些，就大大妨碍了我们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的」这些个守则，因此在我们书中的某些判断，有时祗能采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碉出选集而不出全集？据出版委员会的声明，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申革命文献的散失」，以致「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无疑是一个理由，但决不是主要理由。毛泽东不学列宁以及苏联其它领袖的样。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选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为是：实践重于理论、策略重于原则的毛泽东，前后文章中有的是矛盾和不一贯的地方，今日之我常与昨日之我为敌，同时过去当作手段而采取的许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卑恭词令、态度和立场，在今日胜利后看起来是太碍眼了，特别在年轻一辈革命者的眼中，这些文字会大大损害他们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为要建立「一贯正确」与「永远正确」的神话起见，这样的选择便被认作必要的了。
不用说，这种动机和办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为了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教育年轻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正确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确的事例（只要如实地指出其改变经过），却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呢。人不能从神的奇迹中获取经验，却能从人的事迹中学习教训。可惜一切中了个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为个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总是不明白这个最浅近的道理。
一个作家，当他将自己的作品汇编出版时，是否可以选择？是否可以补充和修改？这，首先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作家，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如果是文学或科学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与人与事无关，也不带有争论性质，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选择、修订与补充的自由。甚至还应该这样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图以最完美，最正确的形式和内容跟读者们相见。可是，政治家的政论文章，有关乎历史事变，具有了历史的文献意义，更或牵涉到与别人的论争，已构成了关于是非曲直的相当定案的，那就不应该作任何事后修正。即使是技术性的修改，也应该以批注方式出之，或修改后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们这样做，并非为了什么道德教条之故，而是对历史的忠实，对思想的负责。这个态度，每一个认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学思想家）都必须具备的。否则便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良心」，谈不上光明磊落的责任心。史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犯了无数罪恶，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伪造历史，伪造文献，窜改和虚构他本人和他论敌们的文字。我们在这里绝无意说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犯了与史大林同样大的罪恶，我们只是指出道种「选」却「改」的办法不是承袭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仿效史大林的。毛泽东在这条岔路上走得还不很远，是否尚有可能「回过头来」呢?（其实他尽可不学史大林，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无论实践与理论上都确有成就，有贡献，不像史大林必须靠十足的伪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这方面古有两个典型例子应该举出来，让我们──正确些说，让毛泽东──学习：
１．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大家知道，这个宣言写成于一八四七年，二十五年以后，即在一八七二年，马、恩二人给德文新版合写了一篇序文，说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经过时了，「但因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无权加以更改。」（这一声明，后来恩格斯又写入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２．恩格斯对于「反杜林论」的态度。「反杜林」一书的写成，直接动机虽然为了反驳杜林，但主要却是发挥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见解，这样的书，作者当再版时原本有修改补充的完全权利与自由。但当第二版付印时，恩格斯在其序文上还是道样说：「现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样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虽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来做彻底的修订。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许我对本文作任何变动。这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以为论敌既然已不能修改什么，那我对论敌也负有责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泽东的著作，除了极少数像诗词之类以外，今天当然都已经是政治性的历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带有论战性质。然则，他对原文是否有「权」修改？他的「良心」与「责任」应该要他如何处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观乎上述的两个例子，答案是自明的。
是我在xinmiao.hk.st/sim网上找来的。
OCR是什么意思？不懂。
老包好！
ｏｃｒ是一种扫描输入的方法。拿来一本书，可以直接输入为文字文档。
海将军好！
我是文盲，不懂官话，哪知道这些呀。
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
我们从各方面研究了毛泽东思想。最后，我们还得谈一谈毛泽东这整个人物，谈一谈他事业的功过，谈一谈他在纵的历史与横的世界上的地位。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自己在一首词里发泄过的感慨，这里我们却想来试做一个交代。
衡量人物，与衡量任何事物一样，首先得选好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人物之所谓伟大或渺小，很难在绝对的意义上显示，而碉能在相对的与比较的意义上确定的。
用以衡量一个革命家的尺度，自然应该是革命家。人们不能拿袁世凯和孙中山比功业，更不能在俾斯麦与马克思间论高下：类型不同，无从比起。
中国有句古话说：「拟人必于其伦」，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道理，又可以反过来看的：一个政治家拿历史上的什么人来和自己相比，总是毫不含糊地泄漏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孔夫子梦见周公，诸葛亮自比管乐，斯大林从伊凡雷帝的镜子里欣赏自己，蒋介石将「曾文正公」的家书当作他本人的手谕－－这中间，不但透露出相同的性气，而且表示出了相同的抱负，甚至相同的阶级立场。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尺度乃是测量人类用的最巨大的尺度」（见托洛次基「自传」、「列宁的死和政权移转」一章）。所以他虽然「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对他会怀着怎样的感想……」（卢那查尔斯基语）但据列宁夫人告诉我们，当他死前不久，却曾注意地，也许感动地，一再读了托洛次基将他和马克思相比的文章。
这是十分自然的，列宁碉能以马克思来自况，祗能以马克思来自励。
人们也祗能从马克思这个「最巨大的尺度」，栗能确定像列宁那样伟大的身型与崇高的地位。至于俄罗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沙皇们，在列宁的词汇中，永远与「刽子手」和「绞刑手」联在一起的，他们与列宁属于绝对相反的类型，又怎么可以相比？又怎么可以拿来测量？
然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情形却非常特别。他们一方面虽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即是说，他们以今之马克思或今之列宁自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自拟于古之君主，沾沾自喜地同各自的「伟大祖先们」较文??，比武功。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
因为：列宁所代表的是纯粹与彻底的革命；而斯大林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却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因此，对于列宁，以及次于列宁但与列宁同属一型的真纯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们，我们碉能用马克思这个唯一的尺度去评价其意义，去确定其历史地位；但是对于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的同类人物，都可以，而且也应该用双重标准去测量的。我们必须一方面从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角度去测量他们；另一方面从过去历史上那些进步的与反动的大统治者的镜子里去观察他们。
这里我们自然不谈斯大林，碉论毛泽东。
毛泽东如果站在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巨人身旁，其高度纵然能高及膝头，却总不能升达他们的腰际。在这方面毛泽东似乎有自知之明的。从来毛泽东的言论与行动，都甚少想到从马列二人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之所以如此，一半由于语文上的限制，而更重要的一半却由于他心智上的隔阂。关于政军二方面的行动，他觉得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和经验，已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汲取。从国外输入的，碉要共产国际的若干决议，斯大林的少数著作，已经够他受用了。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的眼中，也不是了不起的，其主要作用，与其说是做他行动的理论指导，毋宁说是替他的独自行动作辩护的幌子。毛泽东至少在他从事最近这次国际思想战之前，根本不曾普遍与深入地研读过马、恩、列三人的基本著作。更不必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另一些理论家们的作品。斯大林的著作，如我们前面所述，他是读过了的，但也碉限于「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另一些不收在该书中几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因此，若从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理论的水平看，毛泽东不但对马、恩、列三人是望尘莫及，便是与第二第三两国际鼎盛时代的那些其它领袖，例如与未曾变节以前的考茨基，与卢森堡、默林，与普列哈诺夫、托洛次基、齐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有着很大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所掌握到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几个大的方面，仅仅是几条一般的原则，仅仅是有关组织和行动的一些方法，而所有这些，特别是那些方法，又都是斯大林工厂里制造、冒名列宁的假货色。所以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家的谱系中，所能占据的地位是很小的。倘就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挥上看，那他甚至还根本没有地位哩。
不谈理论家，仅就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标准看，毛泽东的地位是否会高得多呢？是的、会高得多的，但也决计高不到与那标准齐肩的地步。这里最大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与列宁那里，永远是原则决定问题，而毛泽东却与斯大林一样，总是准备拿原则来交换一时政策上的便利。实例甚多，在本书适当的地方曾经讲过了。
在马克思与列宁的尺度前面，毛泽东显得非常渺小的还有国际主义者这个身份。尽管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毛泽东就知道了，也接受了共产党人那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本口号，但是实际上，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却完全不曾进入毛泽东的灵魂里。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泽东碉是观念上存在的东西。那些地方的无产阶级，跟这位成长在华中农业地区的知识分子既无生活上的接触，亦无精神上的交流。他对他们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毛泽东从苏联所给与的物质援助与精神援助上，首次体会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真义。但因苏联在斯大林当权之后，那种援助在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策的支配之下，结果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以致毛泽东在这中间仅仅获得了中国革命必须自力更生的教训，巩固了他的民族成见，巩固了他的非国际主义的成见。等到中国革命成了功，以及成功后他所统治的中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之间所发生的关系，那就最后打消了毛泽东心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理想。今天，毛泽东虽然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领袖自命，可是实质上，正如我们在有关中苏争论的两章（这里是指作者另一著作＜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一书。详见「出版者言」--------编者）中所指出，促成毛泽东出来扮演真正国际主义者这个角色的，主要是他所代表的中国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这和列宁当年之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立场上，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始终一贯地，不计成败利钝地，反对修正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马克思与列宁这两个伟大标准旁边，毛泽东的身型显得最为渺小的，乃是在领袖神化这个方面。马克思与列宁都非常看重领导和权威的意义；但因他们是彻底唯物史观的阐明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最懂得伟人和天才在群众的历史运动中的适当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决不「妄自菲薄」，当仁不让，另一方面却更不「妄自尊大」，把自己的作用扩张到不相称的、甚至荒唐的地步。他们是始终谦虚的。马克思穷困一生，未尝当权，所以他的谦逊还不曾有充分表现机会；列宁及身成功，当上了国家、党乃至国际共产党的领袖，可是他的谦虚平易作风，非但不曾因此稍有改变，而且因实际责任的重大，在这方面更加警惕了。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最清楚的要数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俄共莫斯科委员会给他庆祝五十生辰大会上的表现。在那次大会上，他没有公然斥责那些好心为他祝寿的同志们。他感谢他们──为的没有叫他听祝寿演说，没有听那些纵非无聊，却属多余的恭维话。其次，他拿了一幅讽剌祝寿的漫画给大家看，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接着，他引证了考次基还是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时候写的一段文字，其中说到「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按：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王凡西）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最后，他说，「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卖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引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四八四页至四八六页。）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多么朴素，多么高超，多么有远虑与多么彻底的大革命家！在这种并不铺张的（没有后来斯大林时代同样仪式万分之一铺张的），完全出于同志诚意的（其中绝无由上面安排的成分的）祝寿会上，列宁却已经无法忍受了。列宁是绝对不会容许，也绝对不能容忍颂祷与助谀的，那怕是一点点的阿谀，那怕是真实的称颂，他都要提出反对，要提出警告。这样做不单单为了谦虚的美德，更为了这种无聊习气会使一个政党堕落，会使它衰败。
可是，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谆谆告诫的事物，他所竭力反对的习气和作风，等到十年以后，在他所缔造的党内和国家里，不但一一出现，而且以最狂妄的方式出现，以一种比普通官僚国家中所习见者还要严重千百倍的方式存在着。等到列宁五十生日之后的第十九年，当斯大林做他的六十大庆之时，那种列宁所忧虑的「骄傲自大」，那种无聊庸俗，在斯大林神化手术中简直达到了人类史上空前荒唐的程度。
光从大革命家鄙弃虚荣这个必不可少的特性看，列宁与斯大林二人的身型高矮，也已经有霄壤之殊了。
而毛泽东的身型，显现在这个问题上，恰好与斯大林看齐，因而无法望到列宁项背的。
毛泽东表面是谦逊的。人们还能指出，迄今为止，他还不曾大做生日呢。不但不做，而且还在党的决议上规定，根本不许给在生的党领袖们祝寿，也不许以他们的名字去「占有」工厂和街道。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人人能够看到，一点也不妨碍中共所推行的疯狂的领袖崇拜，特别是毛泽东崇拜。
毛泽东的表面谦虚同他实质上的最不谦虚，应该怎样解释？它的原因何在呢？客观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一般落后，在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深厚的农民基础，它们无疑给了伪善、官僚习气与领袖膜拜以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不过在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我们还不能不从毛泽东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根源。儒家是讲谦德的，而实际上却是最不谦虚的。因为首先，儒家的谦，和他们的全部的所谓「礼」一样，严格地受着阶级与阶层的限制，它与庶人与小人无缘。谦，碉实行于「君子」之间。它是实行于封建贵族上层社会中的一种行为守则，因而不适用于对下的关系（「礼不下庶人」），更不适用于对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其次，儒家的谦，还受天命说的决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构成了懦家阶级学说的基础。它抵消了某些儒者－－例如孟轲－－的一些改良主义成分，它窒息了任何民主主义的萌芽，给一切成功了的专制暴君的存在作了护符。可是在同时，这个「天命所归」或「天生德于予」的信心，有时也能使暴君谦虚起来，甚至会扩大到自己的阶级之外。他们越是相信自己的天命，越是有恃无恐，就越能「谦恭下士」，越能「纡尊降贵」，去同小民们「同甘共苦」。这时候，我们便见到表面上的异常谦虚与实质上的最不谦虚联在一起了。在这种人身上，最狂妄的优越感往往以最谦虚的形式表示出来。
毛泽东的外表谦虚与他内里的最不谦虚，应作如是观。
当然，限制了儒家谦德的那种阶级观念，在毛泽东身上换上不同性质。他不代表旧式地主贵族，但他代表着一种新式贵族，一种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官僚贵族。要明白这种贵族，我们就得看一看列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党的不同看法。
列宁的见解是这样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有别于本阶级的大军，乃至有别于其它所有的劳动者，碉在于前者的阶级觉悟比较高，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并且其中大多摆脱了一般谋生的职业，倾其全力来从事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列宁虽然将先锋队（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与非先锋队加以区别，但没有将这二者划成两个等级、更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与不可埘越的差别。
斯大林修改了这个观念，他提出了那个有名的说法，「布尔雪维克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根据这个认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的劳动群众，不再仅仅是先锋队与后续大军的关系，却是两种天生不同的人的关系了。前者用较高材料制成，后者用次等材料制成。因此，前者指挥，后者被指挥；前者役人，后者役于人；前者天赋特权，后者天生无权。从这个认识引伸，共产党中的领导者，当然用最上等的材料造成；而领袖中的领袖斯大林，不用说，那是由造物主特选的无以上之的材料来制造的了。
斯大林这个学说远远地向后倒退，退过了十七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诸大师的主张，回到了最反动的基督教的「上帝选民」与「先知」的谬论。
毛泽东完全接受斯大林这一个谬论，并使这个外来的「真理」和他固有的儒家「天命」之说结合了起来。于是，中共变成了从上而降，从外而入的中国工农的「解放者」，而毛氏本人则成为「天命所归」的「大救星」。
就这样，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谦虚」一方面为新的「阶级」，即为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所限制，另一方面为最反动的神权说所决定，他们不管嘴上说得多么谦虚，而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僭妄。这，和列宁之真正从工农大众的民主出发，真正以劳动者的一份子自居，真正弃绝过去一切统治者们的庸俗与小气，真正做到无产阶级大革命者的朴素与谦虚，那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由此可见，站在「测量人类用的最伟大的尺度」前面，毛泽东的身型确实矮得可怜；特别在个人崇拜与领袖神化这一点上，简直显得渺小而丑陋的。
然则，站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孙中山」的尺度前面又如何？
那当然是不同的。如何不同？让我们先看看这尺度本身。
如果马克思列宁的尺度主要标志出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主义与平民精神，那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这个尺度，主要代表的乃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专制一统的君主绝对主义，以及等级严明的官僚主义。
这个尺度也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道统」。??一方面以汉民族的崛起、巩固、图存与扩张的传统为经，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纬：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编织而成的。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绳绳相继（注 ），在各朝各代的伟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而一切自命为圣贤之人，也都以此道统为自身努力的标准，并且拿??来作为评量他人成就大小的尺度。
久远的且不谈，就拿毛泽东所举的四位「先进中国人」来说吧，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可是在本质上仍然受着这个道统支配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三人当然如此，就是孙中山也是如此。
将孙中山排在这个道统之末，不能说单单由于戴季陶蒋介石们的别有用心，孙中山自己也确有此一抱负。在他提倡的三民主义中，虽然包含得有民主和民生，但归根结蒂，这二者都还是为了民族。对于孙中山，正好像对于清末所有的志士一样，复兴民族是主，是目的，至于其它的主张则全都是辅，是手段。孙中山正为的要完成民族主义，所以他一方面要推翻那个统治了汉族达二百余年的异族专制，另一方面，要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改良主义），拿来替换那个腐败无能的君主绝对主义。他这是处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承继着并且企图更加发扬这个道统的。
不用说，这个样子的承继和发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在离开这个道统，已经在部分地否定了这个道统。但是总的说来，孙中山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所占地位，恰恰要用这个尺度来评量，而且也碉能用??来评量，栗能显出他应有的高大。
毛泽东比诸孙中山，自然离道统更远，其所否定的部分，也比较的为大；但是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远到和大到不适于用此尺度来评量的程度。事情恰恰相反。要彻底了解毛泽东，要估定毛泽东的真正意义和地位，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倒是非用这个道统来做尺度不可哩。
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毛泽东利用俄国人所曾用过的方法，把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人民政府的形式下，毛泽东已经将集权一统的政制发展到了极致。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处处组织与层层领导中，毛泽东已经把尊卑长幼的等级官僚主义完成到理想的程度。
总之，无论从个人角度看，或者从全体中国人的角度看，毛泽东站在「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前面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非常巨大的。以个人论，他是英雄得意，「帝业」成就；对民族言，则不但使赤县神州免于沦亡，而且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这般功业，纵使尚未能超越成吉思汗，却已迈过唐宗汉祖了。
自从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以世界为单一舞台之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人，一直居于被奴役、被鄙视的地位，起着可怜与卑屈的作用。中国政治家，自从在清末被资本主义的风暴强拖进国际事务中去以来，一直扮演着被人揶揄，受人欺压的小丑角色。透过这些「代表们」，中国人的脸是丢尽了，气也是受尽了。结果是：小部分、主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国人，便根本丧失了自信，在外国帝国主义面前彻底认输，变成了十足的奴才，另外的最大部分中国人，在重重的卖辱和压榨之下，深深感觉到民族自傲心的受到损伤，他们被激怒了，吼叫了，起来反抗，他们成了反对国外侵略者与反对国内洋奴的革命者。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前后相继的动乱和革命，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鲜血。所以然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自傲心的寻求满足。这个具有数千年悠长文化历史的汉民族，决不肯长期屈居人下，遭受欺凌的。他们要翻身，他们要不受鄙视和轻视，他们要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纵使不占据主要地位，至少要占据平等地位。
不过，为要实现这个愿望，得通过颇为艰苦曲折的斗争，得经过很不短暂的时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中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一九二五年开始的革命的发展，一直到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胜利」－－在此时间内，希望不断出现，失败却很快跟来。中国人以血泪换来的代价，往往只是梦想的破灭。同时许多次「民族地位」的抬高，实际上却是更加屈辱的嘲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被捧为「四强」之一了，而其实呢，事事随人摆布，处处被人鄙视，「胜利」归来的国民党中国，无论在内政外交上，实比过去更明白地仰美国人的鼻息了的。
蒋介石国民党之失尽人心，不小原因是由于??违反了这种民族自傲心的复兴运动。
同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胜利，在不小程度内，也得归功于他和他们对这个自傲心的尊重。
中共军队一进大城市，平素那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大人，忽然变得服服贴贴，老老实实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派出去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们，或者受人尊重，或者遭人痛恨，却再也不扮演让人操纵的傀儡，或叫人取笑的小丑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人对敌人敢于怒目相向，敢于以牙还牙：对「朋友」不肯奴颜婢膝，在「一面倒」中不肯放弃自己立场，于必要时还能说个「不」字。
这也是中国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事。
这些事，既然都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给中国人干出来的，那末，他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之前身长如何，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当然，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的，是中国工农大众胜利了的革命，决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也不能归功于他的民族主义。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却最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个错觉，将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己，以此造成了个人膜拜制度。
不过我们这里不想再来讨论前面业已充分讨论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碉想指出一点，即：毛泽东在自己「伟大祖先」面前越显得是好子孙，那他在马克思列宁面前便越显得是坏学生。本来这两个尺度并非绝对冲突的，也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相容的。问题第一在于你到底认哪些伟大人物作自己的祖先。第二在于你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中占着怎样的地位，多么大的比重；又在于当「民族主义」在革命过程中业已完成了??的进步作用，开始在发挥反动而有害的作用时，你是否能及时与坚决地遏止??，反对??，抛弃??。
关于第一点，我们又想借用列宁的文字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有一段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极有关联，文字如下：
「我们大俄罗斯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歧视民族自傲心呢？当然是不歧视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最努力于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觉悟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皇朝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最感伤心。我们因这种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受到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造成了群众的革命党，大俄罗斯农夫在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牧师和地主等等事实而自傲。」（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译本第八九七页）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地解决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原来列宁以自傲的伟大的祖先，不是可怖的伊凡，不是彼得大帝，不是罗曼诺夫家族中任何一个「明君英主」－－虽然站在历史观点上看，既然某几个沙皇多少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俄国的西方化，尽过一点力，因而也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列宁也不曾把苏伏洛夫与库图左夫一类杰出的将军当作「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们的赫赫战功，如果从大俄罗斯人的「爱国」立场看，确乎值得自傲的。列宁当然更不曾把东正教中的任何一位「圣洁的」主教当成民族自傲心的原因－－虽然在宽广的意义上说，东正教对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列宁所提及的语言在内，确实有过多少贡献的。列宁是最懂得，并且最能应用辩证的历史观的。他当然会「历史地与客观地」给这些祖先们以应有的价值。但他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积极革命者，所以当他对待民族的历史问题时，他也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阶级立场，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斗争任务，因此，他所引以自傲的大俄罗斯人的伟大祖先，是拉吉舍夫（注 ），是十二月党人，是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列宁这样认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这样分清谁是自己真正伟大的祖先，真是给了一切（特别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以一个极好范例。??指示出应该如何去「酷爱」自己的祖国。??告诉人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民族自傲心」，栗能无损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还能巩固和加强国际主义。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背道而驰。毛泽东则与斯大林殊途同归。
诚然，毛泽东也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起义领袖自傲的。他也曾给中国的拉吉舍夫，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中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同时，甚至是更为经常地，他却着眼于那些为「多娇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们，怀念那些为竞争帝业而终于获胜的豪杰们。他以这些人自况，以这些人自傲。可是在列宁眼中，在俄罗斯，这些人却是「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因而使列宁「最感伤心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最大不同点。
关于第二点，我们这里就不用多所辞费了。前面我们不止一次地讲到过??。在本节中也曾联系着毛泽东和列宁的对比，讲到过??。总之一句话，在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始终从属于民族主义的，前者是方法和手段，后者栗是目标和目的。自然，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从中苏发生思想争论以后的中共言论中，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多么地矢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不想在这上面多所争辩。因为有关中共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种种原因，本书在专门的章节中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此地我们不怕多余地想再提醒一下读者的，碉是下面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持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即认为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可以建设到澈底胜利，并且认为纵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完成之后，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得与都能成为独立单位的──保持和坚持这种思想并切实加以实行的人，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不管他国际主义的旗帜举得多高，不管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叫得多响。
毛泽东目前已经是七十高龄的人了。不容说，他的思想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变化。不过，尚未「盖棺」，即不能「论定」。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论是多么坚强的人，总要受事变影响的。现在，中共和苏共正在争论。在此争论中，毛泽东是当上了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旗手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毛泽东的这一个新角色是事态逼成的，是表面与实情不符的；但是由此我们难道可以断定：今后在事变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作用下，这位逼上梁山的国际革命派的盟主，不会假戏真做，并且愈演愈真，因而使他纵使站在马克思列宁的尺度前面，也具有伟大身型呢？在理论上，我们自不能否定这样的前途。但是这里必不可少地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世界革命的进展中，要有一群真正国际主义的革命者产生，特别在中国，在中共内外，必须有这样一派国际主义者形成，而且获得能起作用的地位，这样栗能使毛泽东虚假的国际主义，在相应的程度中，在左边的压力下，由假变真，实行出来。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多少已意味着中共及其国家经历了政治性的革命。它将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方面进行澈底的改革，而对此改革，毛泽东是不能适应，并且多半要成为改革矛头所向的目标的。因为，毛泽东身上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与帝王思想，他的民族道统与绝对主义，实在使他无法去适应（更不用说真心接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工人革命的国际主义了。
说到这里，不期然而然地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
「原来美德有一个永恒的仇敌，
更甚于暴力和欺诈的；
那便是古老的习惯……」
雪莱的这首诗是为拿破仑而作的。为了他的称帝，雪莱骂他为「最无大志的奴才」，说他「选择了脆弱而血腥的辉煌」。这种辉煌是一种最最古老的习惯，??不知毒害了古往今来多少「美德」的。
斯大林受惑于「脆弱而血腥的辉煌」，变成了历史上最有野心却「最无大志的奴才」。他成了那个「永恒仇敌」的牺牲者。
毛泽东具有斯大林同样大的野心，但迄今为止，却表现得同样地「无有大志」。是否将来在百年定论之时，毛泽东能终于证明出不做「古老习惯」的奴隶呢，能终于在行动上否定我们的看法呢？
这，主要将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的斗争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可能会有种种摇摆，但是无论如何，这摇摆决不会有如此大的幅度，以致使他不成为未来革命之首要目标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写完
王凡西小传
向青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王凡西是他许多笔名之一，但是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正名，代替了王文元。他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儒商之家。自小喜欢读书，多思考，有志气。14岁小学毕业那年，开始受到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决心追求学问，做大事。中学时养成对文学的热烈爱好，也显出了演说的才能。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正在杭州读中学最后一学期，参加了响应五卅的运动，并担任了新成立的杭州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由此开始热心于政治，而且思想左倾。
1925年进北京大学后，很快就参加了校内的共产党组织.。亲近的同学中有陈其昌、王实味、胡风等。共产主义革命的志向压倒了他原先想做文学家的志向。1926年秋，曾因贫困而停学去广州，想找全职革命工作。不久重回北京继续党的地下工作，靠朋友支持生活。1927年6月奉派往当时号称革命中心的武汉工作。因私自写下文字骂汪精卫反革命泄忿而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拘留。7 月下旬，武汉政府也宣布“清共”后，奉党指派去苏联留学。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期间接受托派思想影响，并秘密加入托派组织。1928年秋，成为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苏与一同学兼同志结婚。
1929年8月偕妻离苏回国。到上海后任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依照在苏中国托派内部的决定，王凡西回国后一直服从党的纪律，在党内工作，同时秘密进行托派活动。到1930年初，因托派身份被发现，在大病住院期间遭党开除。自此生活更加困苦，卖文为生。
王凡西回国后，起初参加托派的“我们的话”派组织，后来属于“十月”派。在四个托派组织商谈统一时，王凡西属于真诚争取统一者，并于那时开始和陈独秀密切合作，终于促成1931年的统一。王凡西当选为统一的托派的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当时才24岁。
中国托派统一不满一个月，大多数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他自此坐牢4年。一直同牢者有同志楼国华，二人由此开始一生的深厚友谊。1934年出狱时，二人都得知妻已另婚。1935年底，他参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临委，创办《斗争》及《火花》。前者是托派政治机关报，后者是理论机关报。1937年5月，他又被捕，被押去南京。那时他第二次结婚才一年。
这次捕他的是特务机关，完全不依任何法律，对他施以残酷的刑讯手段和长期的虐待。他的亲友和同志完全不知他的下落。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南京，日军正式开入之前没几天，一切政治犯早已释放，南京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都已解体时，王凡西才从特务的监牢中走出来。他狼狈不堪，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12月中旬去到武汉。幸亏不久找到陈独秀。1938年2月他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参加托派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恢复了正常活动，而且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这期间王凡西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文字工作。如担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的编辑和撰稿，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1941年，他正在对《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的译稿最后校对时，肺结核病大发作。
1940年秋，王凡西提出“抗战变质论”。他认为，中国独自对日本抗战时是进步的，但一旦美日战争爆发，中日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份时，这个进步性便失去了。这意见起初在中国托派内部上下层都得到多数支持。但经过大半年的激烈争论后，由反对意见(认为即使中国抗战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除非美英军队在中国登陆，在中国战场上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取得多数。这场争论后来又牵涉到组织问题。终于在1942年(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中国抗战已和帝国主义大战结合起来)使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和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
大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他还把所有已经译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集中起来，经过校订，编成一册出版。1949年5月，王凡西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几个月后就被香港政府逮捕并驱逐到澳门。
中共夺取政权的胜利大大出乎中国托派意料之外。为了解释这个意外的发展，王凡西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苏联研究》。他在其中提出一种见解：堕落后的苏联其实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共的政权也属于同一性质。但是几年后他放弃了这见解，重新接受托派的传统理论，承认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
王凡西在澳门住了二十五年多。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时期，尤其是一九五二底大陆上所有托派全部被逮补之后。但这时中国托派两派之间的壁障已渐松弛，王凡西陆续新认识了不少属于多数派的后辈同志。其中有的和他密切交往。至今在后辈朋友中流行称他为根叔，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继续思考和写作。较大的著作有《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译作有《帝王术》、《诗与自传》、《文学与革命》。
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国。取得居留权之后，生活算是一生中最安定而且自由的了。他和各国人士交往，作思想交流.，也继续写文章，给许多新朋友(各种年龄的都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跟他通信。2002年12月30日，他在英国利兹以95岁高龄去世。
2003年1月28日
包子补遗：王凡西属于那种死硬派的共产主义分子，所以一辈子也不大得意。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受到蒋老王八国民党特务“心理拷问”的折磨，被关在秘密监狱里两年，没有见一个人。老王没有发疯，说明他的心理很平衡，这是想搞革命的人应该具有的素质。
老王进监狱以后他老婆就飞了鸭子，跟别人走了，老王出来以后还找老婆哩，哪里找得到。所以本人的体会是，一定要及时行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天长地久的。老婆如此，社会革命如此，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现在的那些热血又冲动的人恐怕很难这样吧
这个系列只看了一部分，没有看全，但看的时候就觉得他的东西很像托派，果然是。（有时候觉得格瓦拉的某些讲话也有一点托派的影子）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