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转）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 包子1971

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要谈一般共产党人关于文艺的见解，特别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我们先得谈谈列宁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一贯被奉为这一方面的最高标准而加以征引的。这篇文章便是列宁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人们不断地征引这篇文章，拿来做他们文艺政策的护符。但是，我们假使详细地研究列宁的原文，却不难发现，列宁的本意与征引者们的用意并不一致，至少有不小距离。

首先我们想指出，欧洲文字里Literature那个字，并不仅仅与恰恰等于中文里的「文学」。除了「文学」之外，??还有「文献」或「文件」，「出版物」或「出版业」之意。在普通文字中方人们应用这个字，倒是取其后一意义者为多，取其前一意义者较少。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Literature时显然不是专指狭义的文学，却同时指广义的「出版物」或「出版业」而言的。这个词义在通篇文章中并不统一，有时着重其广义，有时又偏重其狭义。约略区分，可以说在文章的前一小半作「出版物」解，在后一大半作「文学」解。征引者们一律将??作狭义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次，我们看到，所有征引者都不曾把列宁的这篇文章，与??写作时候的客观条件联系起来，因而他们的征引是断章取义的，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其实，只要我们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列宁文章的头两段，上述的误解与曲解都很容易避免。文章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按指一九○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双山）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们由各个组织出版，??们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的含糊其词的话，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人的人们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澈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藏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看得到！……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家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很显然可以看出，列宁此地所用「文学」这个词的意义，并非专指狭义的美文学，而时时兼指出版物而言的。否则，像「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文学」那样的句子能有什么意思？如果依照该文最大多数的征引者的意思，将列宁此地所说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解释为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那末，下面像口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那样的话，将何从而生？又能有什么意义？其实单凭我们上面摘引的几段话，已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宁写这篇文章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于主张把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刊物置于党组织的监视和领导之下，要??们完全为党和革命的利益服务；又在于主张这些报刊上的文章（文学）应充分表明自己革命的立场，不应为了合法地位，说些灰色的、模棱的，伊索寓言式的，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而应该代以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列宁提出这样的主张，并非空空洞洞的（列宁终身不曾空空洞洞地写过一篇文章），却是针对着当前的情形，有所指而发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查清楚列宁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简直就不能正确了解文章的内容。

我们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生活报」上。这时候，一九○五年的革命正处于日益上涨的高潮中，在一切因革命而爆发出来的新事物中，最显著的是那个做了几世纪大哑吧的俄罗斯，突然间说起话了，他通过街头，通过会场，特别是通过了报纸，发出了最宏亮的声音。形形式式的报纸，可说像雨后春笋般创办出来。其中最出名、影响最大的，则有下列几种：「消息报」，彼得堡苏维埃的机关报，创刊于十月卅日；「俄罗斯报」，该报原属激进自由派，此时由托洛茨基与巴尔武斯接过来办，变成社会主义派的刊物；「开始」，孟什维克派与托洛茨基合作发行的，创刊于十一月十三日；「新生活」，布尔什维克派的合法刊物，由列宁、高尔基、卢那查尔斯基、波格唐诺夫编辑，大约创刊于十一月十五日。此外，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办了一份「战斗」报，孟什维克派办了一份「莫斯科报」，全俄其它的较大城??中，也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倾向革命的合法报纸或期刊。这些报刊有的是由某些个别的革命家或文人创办，他们表示了对其一革命党派的某种程度的倾向；或者直接由某一政党的某一机构主持，作为该党该组织的合法的发言地盘。不过无论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党性都是不够的，换句话说，这些报刊的言论大多不是「公开、诚实、直率与彻底的」，??们对敌人的攻击婉婉转转，对报纸的立场掩掩饰饰，对自己的主张吞吞吐吐。所以会如此之故，客观上固然是由于革命尚碉获得部分胜利，主观上却又由于在党革命家与非党革命者的见解都尚未成熟。这里的所谓未成熟又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其本人的思想见解确实不曾跟得上革命的发展，他们那种「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其实代表了他们「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思想」；另一种，他们本人的思想是已经成熟到革命了（战略上与策略上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是写文章，办报纸，都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故意说些转弯抹角的，假撇清的，灰色的与「伊索寓言」式的花腔，以此（照他自己的辩解）取得「合法性」，求取存在，「适应环境」。

正是这后一种态度（这态度在任何革命初期都会流行），列宁在那篇文章里特别加以攻击的。当然，列宁在这里也攻击了那些对党独立的，个人自由的办报态度，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我们知道，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一半在于政治理论方面，一半在于组织原则方面。列宁关于党的看法，他主张必须经过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革命的任何方面加以监督和领导，无产阶级栗能推翻统治阶级，实现民主的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组织观念，对于布尔雪维克党的完成革命，无疑是起了十分重大作用的，其重大意义，如果说与列宁的政治见解不相上下，决非过分。列宁这个以党领导一切革命工作的观念，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形，曾经在不同的活动范围内为其实现而斗争。而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列宁便是为??在「文学事业」中的实现而斗争的。针对着党内党外某些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以「作家写，读者读」不受其它任何束缚的态度来办革命报纸，他就叫出了「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并且明白声明：「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加重号是列宁自己的），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这里的态度和用意都是非常清楚的，他决不是对狭义的写小说诗歌的文学家说话，更不是说这些文学家若不加入本党就要「打倒」，如果列宁真的「蛮横」到如此程度，他也不成其为列宁了。列宁这里显然主要是对党内或接近党的「文学家」（包括一切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发言的，说他们的活动和事业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机器，有组织地与有计划地配合起来，成为这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否则，他们不可能为革命服务，革命亦必因此蒙受损失，所以必须「打倒」。

因为一九○五年十月以后俄国发生新形势，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文学事业」与革命及革命党的关系问题，列宁便及时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解答了??。列宁是从来不会无的放矢的。

我们还可以有相当理由说，列宁这枝矢乃射向他自己党内的一些文学家，特别还可能是射向高尔基或卢那查尔斯基的。有一件事实应该在这里提起：当「新生活报」刚在彼得堡创办之时，列宁还留在瑞典施笃克霍姆。那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对此组织，却采取了教派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不问党派、每一千工人得选一个代表的办法不对，他们主张以党派为基础。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此一态度，从瑞典京城寄来了长信，要在「新生活报」上登载，可是始终不曾注销来。（按：此信要在三十五年之后，首次发表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的「真理报」上）。我们不知道此信不被刊登的确切原因。可能因为邮递延阻（即列宁本人比信早到，一到彼得堡，他就将布尔什维克的教派态度转变过来了），但也可能因为信的立场不合当时彼得堡一些布尔什维克派的意思，更可能因为文章的口气和调子，与「新生活报」上其它文章的「伊索寓言」与「外交辞令」不相一致，于是信被编辑部同人为了顾全报纸的「合法性」而压下来了。

不过无论如何，列宁在此事发生后不到旬日的时间内多写出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二者之间，多半是有若干关联的。多半是由于此事，列宁在一个实例中看到了「合法」革命刊物不受党组织监督与领导的害处，由于此事，列宁更痛感到那种迁就合法存在而大量涌现的「奴隶式」的废话；由于此事，列宁要「在日程上提出党的文学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法刊物与合法刊物的关系问题，要解决党领导与一般的党的出版事业之间，以及党领导与特殊的党的文学活动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如此设想，看来与史实不会有甚大乖离的吧。

历来斯大林派的文学理论家们，抽出了列宁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抽去了??的客观条件，更不肯研究此文的实际用意与所指为何，却简单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从而昭告天下，说马列主义关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唯一正确立场，便是??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样的昭告，不但贻害无穷，而且也厚诬列宁。

要求在革命时期，一切有关革命的文学（出版）活动必须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其它革命活动配合统一起来；同时要求此时的报章文字必须充分澈底地发挥党性，不可吞吐掩饰，玩弄外交，以致瘫痪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是列宁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重要含义，这是一回事；至于要求在任何时期，即不管在什么时候，（狭义的）文学家的创造活动必须在党机关的监督与命令之下进行与完成，必须适应于党的政策与口号――这是列宁文章中未曾说过的，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符合列宁精神的，后一回事却是斯大林主义的。

「然则列宁在文章里根本没有原则地与一般地谈及狭义文学的创造活动与党和革命的关系吗？」

有的。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文章的后一半段，主要就是谈到了这种关系。对于某些人指责列宁「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他答复了两点：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监督之服从」，即是说，这里问题首先碉关于党和??所属的文学家（一般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文学家固然「有写他所愿意写的和说他所愿意说的」自由，但革命党却同样有「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成员」的自由。一个革命党为了不愿自己在思想上瓦解，不愿在实践上瘫痪，为了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坚守自己的党纲，坚守自己策略上的决议和党章，因此??一定得要求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文学活动乃此种范围之一），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如果有谁不肯那样做，那就得请他离开。第二，所谓创作的「绝对自由」其实不过是一种伪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社会主义者要揭露这种伪善，要「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假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列宁这里非常扼要与恰当地阐明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文学家与文学的态度。首先，文学家如果想革命，想以自己特有的劳动催促人类历史的前进，那他必须参加革命党的组织，并使自己的文学活动遵照着党纲、党章与决议的领导，不能一任己意，胡乱发表与党相反的观点。否则，党有必要将他清洗出去。这在文学家方面说来，也就是丧失了为革命服务的可能。其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文学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不能不无意反映着或有意代表着某一阶级立场。所谓超阶级与非阶级的文学根本是一种欺骗与伪善。当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的文学家必须有意识地去反映乃至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去赞助革命，并使文学本身成为有价值的、真正自由的文学。这两个态度，虽然表明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条件中，是联系于当时合法刊物问题而表明出来的；但基本上却一直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对文学家与文学的正确态度。不过历史证明出非常不幸，列宁的此一态度却被可怕地曲解了、滥用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假列宁这个立场来实行的，却是党机关（实则党官僚）对文学艺术的极其精微的创造活动，做了极其粗暴可笑的干涉与指挥。这些官僚们在进行此种干涉时，老是抬出列宁上述约两点态度，却根本不理列宁同时在同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注意：

一、「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二、「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按：文学事业的创造任务――双山）。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上面我们替列宁的一篇短文做了冗长的诠释。读者们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们的文艺政策，与他们自称为所从出的列宁态度，其间有着多么大不同。

首先让我们约略回顾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然后再详尽地评介由此派生的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斯大林自己说过：「我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见他写给别塞勉斯基的信）这句话，在斯大林及其所有信从者方面，虽然是含有无上优越感的一种谦辞，但在客观的读者看来，这倒是斯氏以谦虚来掩饰的一种真实的、虽然是痛苦的自认。斯大林当然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不管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的文章被宣布为俄文修辞的典范，他对文学（乃至所有艺术）的见解及其一己的爱好被当作一切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可是事实仍旧是事实。斯大林既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斯大林甚至不是文学和艺术的喜爱者，他根本对于这些空洞的、无助于权势之获得的东西不感兴趣。因此，即使他在「语言艺术」方面亦被捧为无上权威之后，他也不曾对文艺政策，不曾对共产党与文艺创作之关系等等，作过任何有系统的与正式的发言。（有之，只有被编入「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中的六封信。）「斯大林主义的文艺观」，乃是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日丹诺夫为发言人的。

斯大林最初注意到文艺问题，碉因为他的主要政敌托洛茨基基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那是在一九二○年代的初期。内战停止，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的文学艺术生活也跟着活跃起来。这时候，在某些年青的文学家中，同时也在一些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中，发生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思想和活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好如过去的封建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一样，应该有符合于自己阶级观点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否定过去一切阶级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遗产，要一刀斩断过去的传统，要单靠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们，凭空创造出无产阶级特殊的文化。这当然是一种左倾的革命幼稚病，是文艺方面的虚无主义。列宁竭力反对这个倾向，斥之为有害的（暂）。这些「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们」受到了列宁方面的怒斥，就转而求助于当时与列宁齐名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答复是这样的：他无论如何要保护他们自由主张这种观点的权利，但他同时声明，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有害性与空洞性，却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夏季及笫二年的夏季，他利用了休假的时间，写出了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文学与革命」，他在那里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全盘看法，并且确定了一种在他认为可取与应取的政策。

托洛茨基首先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理由是：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像封建贵族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那样，构成一个漫长的与独立的历史时代。它多半碉能延长数十年。在此短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个特别文化的。因为所谓文化，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并非指某一作家，在某一作品或某一学问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指某一社会的「知识与技能的总和，这个总和要成为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要成为其统治阶级的特征的。」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说，总不是产生新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组织，而是为新社会作斗争的一种革命的与军事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非常活跃的变动性集中于政治，集中于革命与战争，而这二者却是要大量破坏技术与文化的。理由之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过去各种的阶级统治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在于巩固阶级，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创造一个阶级的文化，而在于创造没有阶级的文化，即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却碉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栗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它碉当无产阶级专政业已消灭的时候，栗能出现的。

那末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统治形式的过渡时期中，难道没有文化艺术工作？没有新文化的建设任务了吗？托洛茨基当然不否认这种任务；不过他认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不顾基础之缺如而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于从事明确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说，他们应该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又要批评地，将既存文化底重要成份输送给落后群众。」他认为：「工人阶级拼命把国家机关变成一架强有力的压入机，将文化的液浆灌注到群众中，藉以解消他们的文化饥渴。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无比的历史意义的任务。」总之，他认为：「过渡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可以产生而且必须助其产生的，托洛茨基认为是革命的文艺。这种文艺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是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注意到无产阶级所读、所需与所吸收的是什么，注意到什么能催促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给一种新艺术准备基础。」

关于共产党与工人政府对于文艺与文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对于互相竞争着的文学团体，党不应该急躁地与粗暴地作左右袒，「碉要这个派别在企图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图加强革命的一个环节，即加强城乡之间，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或知识分于与工人之间的连系」，那末即使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都不应该加以排斥的。

那末党是否在文学艺术方面采取折中态度与放任政策呢？托洛茨基说：不是的。他主张党应该在文化方面亦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不过他叫人家注意这一方面的特殊性质，注意到党领导的特殊方式，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碉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碉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碉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碉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

最后，托洛茨基谈到了革命艺术所应采取的艺术态度，他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态度是合适的；不过他对现实主义有他自己的了解法，那就是指「人生哲学中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不是文学派别传统武库中所贮放的那个「现实主义」。所谓「人生哲学中的现实主义」，意思是指：「对如此这般的人生所发生的感情」，「在艺术上接受现实而非躲避现实」，「对生命的具体动静具有积极的兴趣」。一句话，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现实主义，首先是指艺术家必须以如实的人生作活动的对象，而且必须对这个对象抱有积极关心的态度；至于革命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手法去体现这个态度，托洛茨基却并不以为必须套取文学史已经有过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他倒认为：「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还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他认为重要的在于艺术家必须「首先关心于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生活。以之作为足够的与无价之宝的艺术主题。」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主题，那末他说：你可以「如实地描绘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为??辩解，或给??以谴责；或加以摄影，或加以一般化与象征化」（暂），这些都没有问题。

以上是托洛茨基和「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时所提出的全部积极意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派有关文艺和文化政策的首次详尽的阐明。此书出版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年来苏联以及其它由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们文化建设与文艺斗争的历史，曾经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让我们来和「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预断和主张作一个对照。让我们看出那一些已被证明为不确的，那一些证明出有先见之明的，那一些是今后必须要让人引作借鉴的。

人人看得清楚，托洛茨基没有料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但是，以此预料作为理由之一，托氏所否定的无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却并未因这一个理由之失效而呈现。无论在苏联，无论在其它后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我们都不见有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文化。有之，不过是资产阶级既有文化的加速的采纳，以及歌颂政府乃至歌颂领袖的一些毫无光彩的艺术吧了。

托氏有关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应如何领导的方针，他关于革命艺术应如何方能茁长的种种意见，可说已由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供给了最出色的例证，让人们从正相反对的方面，去认识那些方针和预见的完全正确。

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得先把当时的情形讲完。

当「文学与革命」出版及上述文学争论进行之时，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正受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其它领袖们的排挤与攻击。为要在苏联群众的眼中，把一向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打下去，斯大林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任何手段的。他与任何反对托洛茨基的人缔结联盟，他插手于任何与这个头号政敌有关的斗争。托洛茨基既然在文学艺术方面树了不少敌，斯大林就很自然地成为他论敌们的保护人与朋友了。不过他并不亲自出马，他只假手于人，多假手于布哈林与卢那查尔斯基「甚至假手于某些少不更事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经过他们，终于判定了托洛茨基的见解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孟什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见一九二五年一月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届大会的决议）。他们特别攻墼托洛茨基下述这个说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决议案把这句话的文字改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并从而加以解逸道：「用了别的话，便是说，在艺术上，阶级斗争的法则是不通用的。」这个明显而幼稚的曲解，如果碉牵涉到论争的良心问题，那还是小事；不幸，它更是有关乎往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整个方针的。根据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等于艺术方法，因此，精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不一定能很高明地从事艺术创造。一件艺术作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非常正确，但从艺术观点看完全糟糕，或并不出色，那它便不是好的艺术品；反之，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看并不正确，或不甚正确，而从艺术观点看却是相当高明的，或甚至很高明的，那就仍不失为好的艺术。但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反对者的意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是一个东西，即认为不论在政治活动上或艺术活动上，最主要的方法同样是「阶级斗争的法则」；那末，其结论便必然是这样：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把握，是他对马克息主义的认识；换句话说，一件艺术作品价值的大小高下，决定于其中所含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多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最类似党报社论的诗歌小说，便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流风所及，真叫做不堪设想，斯大林时代文宇贾祸，怀才遭殃，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被捕入狱，被送劳改，不少人才枉死骊下，虽然原因甚多，而此一以「政治标准」衡量所有艺术的那个见解，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当然，从这个标准的确立发展到凭此标准以坑人，其间经过了将近十年。离上述的文学大争论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由俄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这个决议，本质上是排斥了「无产阶级作家」们那种专横、放肆与幼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内还采纳了托洛茨基的立??，譬如：它声明：「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都还没有同样肯定的回答」；它反对「纯粹在暖房里培植『无产阶级文学』的尝试」；它主张「利用旧技巧的一切成就」，主张文艺「这个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反对「用任何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这样的解决「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假解决」；又譬如它强调：「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认为「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号召「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坚决驱除狂妄的、半文盲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底尝试。」所有这一切都规定得很好，很正确。虽然在这个决议后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已经「舞着斯大林的指挥棒」了，但若和十年以后的苏共文艺政策相比，那这简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或十足「托洛茨基主义」的了。事实上，这个决议也确乎反映着那时还存在于苏联的十月革命的平民民主精神，还反映着大时代群众觉醒的创意力，还保持着列宁以下整辈老革命家的那种非官僚的风气，并且还遵守着列宁关于文艺的那种正确态度，即一方面强调党性，另方面又强调文学事业之「最不能机械地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

由列宁时代转变到斯大林时代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的。而二十年代，即令在一九二五年，列宁精神也还远不曾为斯大林精神所代替。不错，那时政治的气候在变，反对十月革命精神及其制度的势力在抬头，但这个更替并非在所有范围内以同一步骤完成着的。苏联的「特米多」派首先在党、政、军方面着着夺取阵地，而文艺学术方面的风气转变，虽然也依照了同一方向，但总是落后些，跟在后面。

在共产党对文艺活动采取比较开明与放任的条件下，二十年代的苏联文艺，在各方面都有了辉煌成绩。

无怪许多苏联的文学批评家，在斯大林死后，要在回顾中称二十年代为「苏联文学史上失去了的乐园」了。事实也确乎如此，你们看，马雅可夫斯基的力作都是在这些年中产生的，诗人别德纳衣也碉在这些年月里，写下了他最出色与最完美的诗篇；小说方面，这时期出现了法捷也夫的「毁灭」，富曼诺夫的「恰巴也夫」，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格拉特可夫的「士敏土」以及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极其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同一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至于戏剧方面，特别是电影艺术方面，由爱森斯坦，普道符金等导演摄制出来的几部电影，例如「波捷姆金战舰」与「震动世界的十日」等片，简直将电影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从技术性的活动影片高升到有十足资格的电影艺术，以此震惊了国际影坛。此外，无论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即令成就上大小不同，却总也是生气蓬勃，意气昂扬，在继往开来的创造上，作出了多??多姿的，清新别致的贡献。

二十年代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成就，确实无愧于由十月革命开放出来的时代精神的。虽然就积极成果说，就各个作品的质量说，它们中间还不曾都达到俄国古典文学的高度水准；但就风格、气魄与抱负论，却早已迈越前辈，甚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这个文艺新军，如果假以时日，不用说，一定会产生空前绚烂的，不仅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花朵来的。

可是不幸得很，苏联政治上对于十月革命的反动，在一九三○年左右澈底完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独裁，代替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在苏联人生活的任何部门中，官僚们的专横「领导」扑灭了群众自发性的创造。结果，初显丰收美景的苏联文艺，就在官僚统治的惨酷摧残下断送了。

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年将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生命，那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被十月革命唤醒，茁长，发扬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新文艺，此时给官僚统治的手骊射中了心房。

为的要把所有的天才变成奴才，斯大林也应用了他对付革命同志的同样方法，应用了十分恐怖与血腥的手段。首先被斯大林拿来开刀的，是当初曾经被他利用来反对托洛茨基，那些文学艺术中的极左派，那些主张过各式各样无产阶级文艺的人们，几乎毫无例外的士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而肃清了。其中大多数人之被清除，是所谓「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准则」的，即简单地加以拘捕，投入牢狱方或干脆杀死。对那些成就较大，名气较响的作家或艺术家们，大抵经过了开会批评，自我检讨这个阶段，藉收警戒与宣传之效。这时候，一个无情的抉择提出于那些才子艺人之前，或者跟着官方的指挥棒跳舞――这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意味着抛弃自己所信，意味着虚伪的奉迎――以此达到精神的毁灭；或者坚持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以此走向了肉体上的毁灭。所以三十年代初的苏联，真乃是才智之士遭大难的年头。这些年头里一方面充分表现了荒谬的无知，暴露了官僚们可笑与可悲的颟顸，可恨与可恶的粗暴；另方面，却造成了最惨痛的精神分裂，逼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最辛酸的血泪。人类「灵魂」中的软弱与坚强，卑鄙与高贵，这时候也假借了不同气质的作家，尽情表现了出来。有些人逞其小慧，揣摩当道心意，极尽了文学弄臣的能事；另一些人珍惜一己才能，重视本人创造活动的成果，不肯人云亦云，不愿违心说话，他们便受尽了屈辱摧残。有关此一时期「斯文遭殃」的详细情形，我们不必在此地叙述。因为自从赫鲁晓夫们掌权以来，这类记述已经发表过不少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并责成中央组织局拟订实行这个决议的办法。这是实行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文艺界整肃运动的正式宣告。至于将整肃的经验加以归纳，并且为未来整肃定下标准的，那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协会章程」，以及在大会上发表的日丹诺夫的讲演。这个章程和这篇讲演，从此成为苏联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而且也扩大其影响到外国共产党去，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一九二五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决议中的主要精神，在这两个文件中完全消失了。「章程」首次提出了文学必须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服务，同时，??首次宣布了一个苏联文学的新的创作原则已经找到，那便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如果借用日后中国胡风的话来说方可说是两把刀子，悬挂在苏联作家的头上，它们斩去了任何创作的萌芽，甚至斩去了不少创作家们本人的头颅。

文学必须要为党和政府的当前政策服务，原则上是否对呢？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到底它的含义为何？为什么会扼杀作家与艺术家们的创造生机？这些是必须讨论的，不过让我们留待后面，联系着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联系着中共推行文艺政策的史实，来详细讨论吧。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是从斯大林那里承继来的，其中真正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者，简直少之又少。实质上它不过是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由毛泽东作一番中国化的讲述与辩解吧了。

斯大林文艺政策自称以列宁一九○五年那篇文章为主要根据，反对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亦然。毛泽东一方面抬出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他也攻击托洛茨基，说托氏曾经主张「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资产阶级的。」

其实，读者诸君，你们读过了我们在本章前面的叙述，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既不曾正确地了解列宁，又不曾亲自研究过托洛茨基。他只是受了（当然出于自愿地）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欺骗，把斯大林对列宁的曲解当作列宁意见，又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当作托洛茨基主张。

毛泽东在这里是完全欠缺了他一贯向人推荐的所谓调查研究精神。

不过我们现在也不想为毛泽东而重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无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切意见，也无论托洛茨基为此发表过的主张，前面已经介绍和分析得足够详尽，此地不必再来浪费笔墨。在此地，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究竟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是否应该由列宁来负责？

因为人们看了我们上面的论述，很自然地会说：「你自己承认，列宁文章中所指的『文学』，除了广义的『文学事业』之外，确实也指狭义的『文学艺术』而言。那末将文艺活动比作党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要将文学创造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之下，始作俑者到底还是列宁。因此，斯毛二氏的文艺政策不论正确与否，毕竟要由列宁负责的。」

好吧，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以为列宁不应该替他们的文艺政策负责。

你们看，列宁在文章里做了「螺丝钉」的比拟之后，接下来他便立刻声明：「法国俗语说：『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为要指明比拟的缺陷所在，他就特别指出：「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接下去，他说过了「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之后，又着重地声明：「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列宁的意思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并非简单地作出决定，要使普天下的文学艺术活动，统统听命于党的命令和指挥。他是在极其明确的条件下，在很清楚的意义中，将文学事业，或甚至文学艺术，比之以「齿轮和螺丝钉」的。换言之，他不是无条件地要文学活动服从于党的监督，而是有条件地，或竟可以说是「双方互惠」地使??服从于党的领导。党一方面，必须尊重该一部分工作的特殊性，充分保证??的个人创造性等等的「广阔天地」；而文学家的一方面，则应自愿地，根基于清楚认识的需要地，在其创作的范围内充分保持独立地，将文艺为革命服务。所以列宁的党的文学观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１文学事业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它必须受党的监视；２党对文学事业实行监视的同时，必须保证这个特别部分工作的充分独立和自由。

我们说这两个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如果没有前一要素，那末文学本身固然又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又要堕落到「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自图」，而革命也将失去一件最有影响与最有力量的武器。但若没有后一要素，那末，文学艺术必然会被机械地平均化了，被划一化了，被置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器中，因此，被根本摧毁了。

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合一，??就成为既有利于文学又有利于革命的正确立场；倘有偏颇，那就是首先要扼杀文艺，然后又要贻害革命的恶毒路线。自从一九○五年列宁提出这个党的文学方针之后，直到他的去世，中间再不曾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我们从他关于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以及他最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看，很显然，他是始终坚持这个立场中那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要素的。

列宁是一个渊博精深的学者，他充分了解文学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质。他自己虽不是文学家（就其狭隘的意义而言），但他是极其高明的文学欣赏者。又因他在哲学上的深邃造诣，他通达了一般的、以及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自非列宁刻意经营，专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字，文章的主旨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完全是政治的。但是，从他不着意的论述中，即从他为了补救「螺丝钉比拟的缺陷」而作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多么精确地指出了文艺活动生命所系的那几个必要条件。他这里指出了两个要点：１「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２「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两种「广阔天地」，亦即一切文艺创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列宁这里指点出来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列宁文章的主旨，是要将个人主义的文艺活动，变成为集体主义的。形象地说，就是要使??变成一架庞大机器的小「齿轮与螺丝钉」，但是，正因为列宁不是不懂文艺的革命政治家，所以他先从革命利益，或从革命角度提出了这个集体主义的要求之后，却立即又从文艺本身的利益，或可说从文艺特性的角度，提出了「个人主义」的要求。这里，既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革命家与思想家的深广莫及，而且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的辩证法家对于事物观察之聪明无比。他在文学政策上，也首先把握了矛盾统一这个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性与纪律性，要求文艺活动也一定要参加这个集体，服从这个纪律，否则，文艺便不能随革命而俱进，不能帮助革命，而且还要妨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所以使文艺具有充分的党性，公然为革命，帮革命，使自己的活动像一枝螺丝钉那样紧扣在革命机器上，那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变成了「螺丝钉」以后的文艺，一定要仍不失其为文艺，而且要成为更好与更高的文艺。如何栗能做到呢？使文艺家集体来创作吗？叫他们完全受命于革命党的指挥吗？这，显然不是办法。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创造绝对离不开个人的才能，离不开由某些个人秉赋的天才，所以就创造活动的具体过程说，这总是个人的，亦可说是个人主义的。当然，如今文学上有过不少所谓「集体创作」，在艺术中多特别像建筑与电影之类，都属于集体创造的范畴；但无论集体创作的文学也吧，或艺术也吧，如果想有一个浑一的风格，那其中总得有一个主导的「灵魂」，而「灵魂」却必须属于某一个人的，因之仍然是「个人主义的」。

文艺活动的特性使然，需要特别保证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特别尊重个人的爱好。没有前者，根本产生不出任何形式的集体创造，没有后者，便无从激发任何种类的创造热情。因此，列宁认为当我们提倡党的文学同时，必须要给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以「广阔天地」。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方面要让文艺家享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的活动自由。

指明了这一点还不够，列宁更加具体而明确地说道：文艺家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应该被赋有「广阔天地」，不应该受革命党的束缚和规定。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彷佛预先见到了后来的思想统制，彷佛他已经看见有些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们，发出「不许幻想」，「不许叹气……」那一类的可笑命令。他彷佛已经知道有人规定某一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因他特别提出了这一方面的「广阔天地」。非但思想，而且连幻想；非但内容，而且连形式，他都不许革命党给他以狭小的范围，而主张保证??们自由翱翔、从容飞跃的「广润天地」。

这样，我们看见了列宁那个「螺丝钉」说的全貌，认识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正确立场、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根本与列宁的相反，所以绝对不能由列宁负责。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如果简单地说，只是袭取了列宁「螺丝钉」的譬喻，却非但不曾纠正其缺陷，反而荒唐地夸大了这个缺陷。

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关于文艺与文学批评的方针，主要确定了那个标准：１「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问题的密切和直接的联系」；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

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如下方式复述了这个标准：「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暂）

说文艺要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服务，或文艺要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自然都可以解释为列宁「螺丝钉」说的应用和引伸，但因其片面着重之故，一个原本正确的立场，便被歪曲成非常错误，甚至有毒害性的态度了。

这个态度的第一个不良结果是：将整个文艺活动缩小成文工团的宣传工作。我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者，好的文艺作品必然是与人生深相结托的，也必然是自己时代的镜子。在革命时代，离开革命的（不必说反对革命的）文艺作家，不可能是优秀的，更不可能是伟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深刻而成功的革命，多半有其文艺革命作为先行，并且在革命中会产生成形成出一种符合于革命精神的新文艺来。此外，在现代革命中（暂），革命党方面又都有意识地利用文艺的诸般形式，从事宣传，当作与武力相配合的「文化大军」。因此，文艺与革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革命文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而且是必须密切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革命文艺，甚至一般的文艺，碉能够，并且碉应该起革命某一组织的文工团的工作。换言之，它碉能与碉应完成着由革命机关交给??的定单，碉能与碉应跟随在革命组织后面，密切配合??们的变动不居的政策，为每一个任务，每一个运动与每一个口号做出文艺形式的宣传。

我们不否认革命文艺应该起这个作用。我们相信文艺也能够在这方面对革命作出贡献。在剧场、电影、无线电、电视业已普遍化的现代，在印刷业发达、书报阅读已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现代，一个文艺家要想参加革命，完全不必「投笔」，完全可以用笔来战斗的。这情形，决不是现代文艺家的不幸，而是他们的大幸。革命对他们提供了广大的战场，让他们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武器来直接参加战斗，参加革命。在这样的战场上发明出来的武器与所完成的战绩，非但不会降低其价值，反而有大收获的可能，因为这些文艺家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认识了革命的；他们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体会了战斗生活的。俄国革命时，别德纳衣在报章上所写的时事诗，曾经受到了列宁以下的革命领袖的热烈称赞，便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种文工团式的「任务文艺」是否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呢？是否除了这种形式的文艺之外，便不是革命文艺，甚至不是文艺，或碉配被打倒的文艺呢？当然不能这样说，理由何在，且待后面再说。

说文艺碉应为革命党政策服务的第二个不良结果，便是：以政治标准否定艺术标准，根本漠视艺术的特性。在「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批评的那个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个提法的本身原是正确的。问题祗在于如何应用与如何对待??们。在这方面，我们看见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这样的：

「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无上的与不可宽容的。但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党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规定自己的活动界限。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我愿意这样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戒的革命检查制，还应有一个对艺术方面的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不应带有小派别的恶毒意气的。」（见「文学与革命」第十章。）

另一种态度可以毛泽东为代表，譬如在「文艺讲话」中，他说：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上面这两种态度，初看彷佛是相同的。大家都分出两个标准，大家都将政治标准放在首要地位。但是细按其实，二者却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精神。依照前者，党和政府的干涉祗限于政治方面，??要求树立一个警戒性的检查制，要求立下一些明确的政治性的限制，??要写明着什么不准侵犯，什么不准触动，以便文艺家一望而知，易于遵守，至于此外，在艺术方面，那让文艺活动家自由自在，各适其适，党和政府并不命令他们该做什么方可做什么。??们定下了「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保证」他们在「个人创造性与个人爱好方面的广阔天地」，保证他们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广阔天地」。一句话，按照这个态度，党碉是消极地预防着文艺犯政治标准上的错误，却并不积极地拿了这个政治标准，去广泛干预文艺家们的艺术活动。

可是按照了后一态度，事情恰好相反：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既然文艺活动必须处处服从政治指导，那末政治家提出的政治标准，首先也就是文艺家们的艺术标准。政治家不但应该按照政治标准来指挥艺术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也可以凭它来「领导」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结果就必然是碉有政治标准，没有艺术标准。不管你口头上说得如何好听…不管你主观上是否真诚地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只要你主张政治家应该而且有权对文艺活动作广泛与严密的干涉，那么，无论你怎样进行「两条战线斗争」，而结果碉能有「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即完全符合当权政治家的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文艺。

前一态度是严格地限于政治的，而且碉在明确与有限的范围内行施这个政治标准的干涉，以此保证了艺术标准的确立，亦即保证了文艺活动的健全发展与蓬勃生长。后一态度是既政治又艺术的，而且无论在政治上或艺术上，??都不给自己立下任何明确的界限。??无所不管，无所不理。它主张管得宽，管得多。它要求文艺家在任何方面都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创作的题材固然要符合于党在某一时期政策与任务的需要，就是他们从事创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必须时时听「上级」命令，处处受领导指挥。至于列宁提起过的「个人爱好」之类，则被归入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范畴，一定要弃尽弃绝的。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自是前者对后者的否定与毁灭的关系。在这样关系中，其实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标准，因而也根本不容许产生完美的、且别说伟大的、文艺作品。

主张对文艺工作实行无微不至的领导，主张以政治标准来包办艺术标准，这些人的起码错误，就是不承认文艺创造有它自己特有的道路。在某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的头脑中，以为文艺作品的产生，与任何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所以碉要在上者定出计划，发出指示，标明规格，就可以坐待来取了。其实这是大错的。不错，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也是劳动，他们的创造也是生产，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劳动，相当微妙的生产。和一般的劳动生产相比，它显然具有不少特点的。列宁说得好：「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谈公式主义的」。「不能机械地平均」，不能「划一化」，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其劳动不能还原成简单的劳动日的。显然，当列宁考虑到党的文学政策的时候，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文艺的特性。

可是毛泽东并不如此。在「讲话」的结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他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他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夫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完全不顾文艺活动的特性，而碉从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其实在这里，光从方法论的观点看，不正确的也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试问，要制订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基本政策方针，怎么可以简单罗列一下当前的政治局势与阶级关系就够了呢？不从文艺创造这夫劳动生产的特殊性质（亦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着手，如何可以按照「客观的形势需要」，对这门特殊的「生产部门」定规划，下命令，落定单呢？研究客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斗争的情况，乃是一个革命党起草宣传大纲、工作纲要或政治决议的前提，但绝不是党决定??对文艺创造活动的基本方针的前提。要决定这样的方针，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恰恰是要从「定义」出发，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不是从随便哪一本「教科书」所给的定义出发，但必须从研究文学艺术这门劳动生产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出发。不清楚明白地了解这些性质，党便无法规定自己对??的态度和方针，无法对??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导，无法利用??来促进革命。如果不了解这些特性，或者了解了而不理会这些特性，一味依照客观需要，将文艺这枚「螺丝钉」与革命机器上所有其它的螺丝钉等同起来，用同样的命令方法来领导文艺，来对文艺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那末结果必然与「丰收」的期望相反，必然要造成文艺的大荒歉。

什么是文学与艺术？我们毋须给??们下定义的，也不必抄录前贤先哲们对??们业已下过的定义。从党的政策观点看，这样的定义是多余的。但我们必须解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文艺活动的特性？因为碉有符合这些特性，顺着这些特性，不违反这些特性，党的文艺政策栗能一方面葆育文艺，另方面从文艺获取有利于革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