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唐太宗和宋太祖的“内圣外王”兼及唐宋军事力量比较 -- 查理五世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宋太祖和唐太宗做为皇帝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不讨论两人作为战将的问题，那确实有点象关公战秦琼了），，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一个方面是在历史上的作用，类似于传统认为的“内圣外王”，当然这两方面也是紧密的相连的。

一、内圣的方面，唐太宗杀兄杀弟纳弟妇，杀尽子侄，“不复列于人类”，私德完全是不及格；而宋太祖的私德在中国帝王中可以列为最优之列。

jlanu兄认为“太宗和兄弟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要么太宗亡，要么兄弟死，而且两边颇有点势均力敌的味道。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一个人，会怎样选择呢？这和私德关系不大吧。”

但考之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李世民是谋夺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兄弟之间的斗争怎么可能是你死我活呢？这场斗争完全是由李世民主动挑起的，以精心设计的政变谋杀而告终，怎么可能各打五十板？不仅如此，政变杀了兄弟二人成功后，李世民还杀兄弟二人的所有子女，都是些小孩子，并纳李元吉的妻子，逼自己父亲下台，这种人居然会是私德无亏吗？还谈得上儒家的“内圣”？借用jlanu兄的评价：“对于一个永远都不会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提出挑战的弱势，而采取占尽杀绝的手段，除了丧心病狂，没有其他解释”，这是对李世民完美的评价。

反过来看宋太祖，他通过和平不流血的方式取得了政权，对前朝皇族不仅没有加害，还立下誓碑让子孙皇帝发下最恶毒的誓言来保障柴氏后代的绝对安全，即使他们谋反也只能在监狱里赐死，请问中国历史上能找得出第二例吗？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怀和仁义之心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朔雷兄言“只要不是特bt,都不会斩尽杀绝”，以这条标准上看，那中国历史上的变态实在是太多，包括李世民几乎是变态中的魁首了。这种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满，稍微看一下史书，看一下那些亡国之君及其家族的下场，柴氏无疑是最幸运的。就是20世纪的宣统也没这样的待遇啊，犯法照样进号子。

“从别人手里接受，而且未经其人同意，那叫窃”，那强行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岂不都是抢劫吗？是强盗。抢劫和窃哪一个是政权更替的更好方式？一个以战争的形式，生灵涂炭，一个以和平的方式。秦始皇继承的是父祖的功业统一了中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太祖继承的是柴荣的功业统一了中国，为何就不能相提并论？难道就在于宋太祖和柴荣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由，不懂。宋太祖夺得的仅是五代十国割据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当然是最强大的一个，是通过和平方式夺得的，难道一定是所谓的“真刀真枪”，以千万人生命为代价开国方式才是更有价值？真不明白评价体系彼此为何有如此的不同。

二、外王的比较（分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

1、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最大的军功是攻灭东突厥，宋太祖的最大军功是统一中国（除燕云十六州），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大军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

宋太祖统一中国

自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的开始，这是中国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中国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初的统一战略的决策和提出者是谁的问题。《宋史•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研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你当历史是变魔术啊。呵呵。

唐太宗攻灭东突厥

据《旧唐书•李靖传》：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哄，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吧。这此战役过后，唐朝的版图就扩大到了蒙古高原，可这种领土和中国内地的领土性质和价值是一样的吗？根本没有有效的赋税和户口管理（根本没有人，哪来的管理？），与西域一样，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故在正史上叫做“菱糜”，连古人也知道这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千万不要现在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所以这些领土才得之也速，失之也迅，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重新建立，蒙古高原不再属于唐朝的菱糜区。因此不要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皇帝的外王之功，那就是太拿这些土地当回事了。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中国面临的敌人的变化。

匈奴-突厥系和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民族一直是中国的头号大敌，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突厥系建立的帝国是纯粹的游牧“行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而东胡系的民族是以游猎为主，但他们占据中原地方后常常会变成“住国”，即有固定的居所，有城池，有耕地，有稳定的经济生产，而不像匈奴-突厥系纯粹以游牧为生的行国，经济基础极为脆弱，一遇天灾，人口牲畜死亡大半，战斗力也就锐减；另外，由于没有城池防卫，一遇到突然袭击完全可能一战亡国。试想，东突厥如果有城池据守，唐军还能胜得如此容易吗？举个简单的反例，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威远征高丽这个农耕民族，结果如何呢？突厥比高丽强大得多吧？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方在城外还有实力相当的野战部队可以支援的时候。

自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国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根本无法处处有效设防，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因此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设防，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以前中原政权没有面临过的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猎政权，而是兼游猎与农业的一国两制国家，攻有游猎的劲骑，守有农业区的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这些都是汉唐时期匈奴、突厥们所不具有的优势，并非全是宋军的战斗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原敌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并不是单纯的游猎民族，中原政权可以趁其不备突袭，一战而胜，这恰恰是汉唐军队取胜的法宝。以后的金、西夏也是如此。汉时期没有马蹬，匈奴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像以后游猎民族那样的战斗力，这也是汉军取胜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汉军的弓箭射程射速远过于匈奴。李陵以五千步兵可敌数万匈奴兵（因箭尽被俘），如果是面对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无疑是天方夜谈。而实际上，唐朝时，唐军与周边游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一直很辉煌，和吐蕃的战争是失败居多，甚至首都也被吐蕃攻陷，边境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即使是在极盛时，与同样农耕民族的南诏作战，唐军败得更是惨不忍睹。西夏、辽、金比南诏、高丽如何？所以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来比较唐、宋军功是只及其皮，不及其里。

在宋初期，宋辽基本上是均势，宋攻辽深入必败，辽攻宋深入也必败，宋真宗的时候辽兵一直深入到黄河边，可一座城池也攻不下，只好谈和退兵。双方看清了这一点，才有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晚死，按照他的战略计划，是必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辽大战不会像军事才能极差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难看，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宋初的两次北伐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困马乏，不听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授阵图，越级指挥，以至众将不和。

北宋末年对西夏的作战越来越占了上风，但除了这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陕西军外无一可战之军，军制完全败坏。但这些不能怪到宋太祖的头上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啊，所有王朝的军队都是越来越趋向于败坏的，就象你不能要求唐太宗对征南诏失败的唐军负责一样。重文轻武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飞跃和进步，而并非以后军队衰败的原因。宋太祖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了大臣作乱，武臣割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对民众危害最大的乱因，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没有这一套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唐朝看来是重武轻文了，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

北宋末年，金人崛起，这是一支装备重甲的重骑兵，契丹在金军面前就像落叶一样被扫荡一空，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在这支军队面前，宋军的表现比契丹强太多了。当勤王的陕西军在野战中被金人伏击覆灭后，开封失去了支持，成了孤城，失守后皇帝被俘，此时宋朝已经接近亡国，但就是这样，还能绝处逢生，成立流亡政府（都到海上去啦，真正的流亡政府），最后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能反攻。

反正是乱谈，索性扯开去。比一下宋和明是比较有意思的，南宋初年的形势比明末险恶得多，两个皇帝被俘，首都失陷，皇帝被追得跑海上飘流，可最终还是顶下来了，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还能占上风反击。清军的战斗力未必强过金军，甚至还不如，金有重骑兵；明军武器条件远胜于宋军，有火器，也从不缺少最重要的战马（连流寇都可以一人配三马，人有十来万），为什么结果相差这样大？明末与其说是抗清史，不如是将领（包括文人）率军争先恐后的投降史，读明末清初史，感觉到当时的汉奸真TMD地多啊（这此些汉奸可是货真价实的，可不是网上的，呵呵），这只能归因于宋明两朝的人心感招力不同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大臣屁股，杀人如割草的朝廷卖命，尤其是那帮武将，争着抢着投降，充当灭明的急前锋。崇祯谁也不信，只信太监，最后卖了他的也是太监，真是人心丧尽。人心向背是件虚的事，玄的事，人心向背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是几十年上百年修得的功夫，这就完全是宋太祖的功劳了。

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之所以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名言多为空言，或多作用于一时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却是制定了一条更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仅这一条，宋太祖的形象就可以光照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明君了。什么叫外王？这就是外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外王，因为没有内圣，外王最多就是铁木真；只有有了宋太祖的慈悲心、仁义之心以及建立的一整套长治久安的开明制度才可真正称为内圣，也只有具备了内圣，才真正称得上是内圣外王兼备是内圣外王兼备的千古一帝。

• 8，杂货铺（历史通论及各种其他专题）
• 呵呵，同样的例子俺也举出过

谈起宋太祖赵匡胤，人们总不免要以极大的兴趣谈起“兵变陈桥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儿子柴宗训只有7岁，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既掌握着禁军又统率着出征军，以“帅师御汉”的名义兵至陈桥，被诸将“黄袍加身”、“拜呼万岁”成为大宋朝第一位皇帝。据史载，从出兵到返回汴京受后周幼主“禅位”仅5天的时间，也许是因为这个江山社稷到手的太容易，赵匡胤担心它失去也容易，或者说担心别人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禅位”，于是就和赵普商量“欲息天下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聪明的赵普向他建议执掌禁军的人“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没有多久，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便上演了。关于“杯酒释兵权”的史书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下边摘录的是袁了凡、王凤洲合著的《纲鉴合编》中的一段：

一日因晚朝，与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是陈桥兵变的主要参与者―――编者)。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朕终夕未尝安枕也，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其麾下欲富贵何？一旦有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谢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买歌儿舞女，旦夕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明日，皆称疾乞罢典兵，赐赉甚厚。

接着，赵匡胤便任命石守信等为节度使，却不让他们“出守”(赴任)，而是待在京城，过着只拿奉禄不管实事的悠闲官生活。解除了大臣的兵权，赵匡胤还不放心，又在兵制上进行了改革，分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禁兵是皇帝的卫士，一部分驻守京城，却要到外州县就食，另一部分镇守边防要地，但要经常移防换地，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兵没有固定的将、将没有固定兵”从而无法联合叛变朝廷的目的；厢兵是各州的守军，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是从农民中抽来的壮丁，名义上是地方守军，却没有一点战斗力；藩兵是招募来守卫边防的，但大多是空名额。乡兵、藩兵既不常有，也不训练，都是有名无实的。北宋时期的武备如此，难怪常常受到契丹、西夏、辽、金的侵犯，每一次战争的结局几乎都是宋王朝求和、输币、甚至乞降。范文澜先生评记宋史时说：赵匡胤来回5天功夫，获得帝位，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后，专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因而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

“杯酒释兵权”使武职官员成了形同虚设，名义上是节度防御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只是依照品级领俸禄。实际管理军政事务的官员，是由朝廷临时差遣。因为是临时差遣，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他们不肯也不可能安下心来办几件实事。对武将如此，文职官员又怎样呢？尽管宋朝沿用了唐、五代的台、省、寺、监、院、部的名号，设置了官员，此外还有、勋、爵，但都是领俸禄的名号，没有一个是认真办事、管事的实职，实际管事办事的被称为职式差遣的人，又都是流动性很强的，自然和武职的“临时差遣”一样。宋朝采取这样的官僚制度，便形式了一个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种类繁多的官俸禄。据一些史书记载，宋朝官员俸禄的名称有官俸、禄粟、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券、厨料、薪炭费、仆人衣粮等。真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只要能任上个大小职，就能一生丰衣足食，享受不尽。

赵匡胤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设置了许许多多的文武官职，但却又不给他们实权，而有实权的官员流动性很大，使他们形不成威胁朝廷和叛变朝廷的势力。另一方面，赵匡胤为了得到官员、地主、富商的拥护，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的利益，放任他们欺压盘剥劳苦人民，绝不严惩，甚至像吏部公开评价发卖官职，官员公开受贿贪赃等，都不予过问。如果是民愤极大的，也不过贬官降职或外调，很少有处以死刑或籍没家财的。所以有人以这样两句话评说宋朝的政治：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余。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换来的只是官员重臣的不反叛，而不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拥护，其局面是“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摘自《中国宋元时期历史未解之谜》

好像赋以地方政权以充足军权、财权就能抵抗金和蒙古一样，我怀疑不等金与蒙古入侵，开封已经给新安禄山史思明们攻下了，中国再次进入五代十国，这样金和蒙古入侵倒是更容易。

这种陈词滥调真是不驳也罢。

来和你讨论一下。

想先反驳几点，清军的战斗力未必强过金军，甚至还不，金有重骑兵，会不如，忘记红衣大炮了? 铁浮图又如何?

(老萨关于骑兵的分析建议老兄看一看。)军队的战斗力

除装备，训练，士气等，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军队的统帅，清得天下可以说是汉奸有一半功劳，但还同时因为有皇太极，多尔衮这样的战略家，而金呢? 金的战略战术与清比起要逊色得多的多.

金的南攻的评述见我在这里的旧贴。<<完颜宗弼与宋金之战>>.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

用你的原话来回你这一段，只凭几句话就不顾大量的史实吗?

”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你当历史是变魔术啊。“

。

呵呵，我的帖子说的是辽已稳住了阵脚，有说过实力发生大变了吗? 什么叫时机，你好像不懂啊，柴荣北伐时辽的与南兵作战时的准备有多少? 南唐军后撤后，没有加强战备吗?

对辽之战，第一次，赵光义大军攻打幽州，辽大将耶律体哥反击，在城东高梁河会战，宋军哗变，全军崩溃。赵光义乘上驴车逃回。

第二次，辽帝国为了报复宋帝国的无端攻击，耶律休哥进围瓦桥关，宋军大败，辽军追到莫州才撤退。赵光义下令亲征，走到大名，距莫州直线还有二百八十公里，却不敢再进，潦草结束。

第三次，赵光义经过六年的准备后，分兵两路向辽发动总攻。东路军在歧沟关被辽军迎头痛击，大溃；西路军在也败飞狐口 。

第四次，辽帝国进攻瀛州击败宋军，生擒大将康保育，深入齐州、淄州，大掠而归。宋大将范廷召一直在尾随，不敢进击，等到辽兵退出边界，他才上奏章报捷。

从这些战役可以看出，宋帝国根本不是辽帝国的对手，所以每战必败。但辽帝国也没有强大到能够消灭宋帝国的程度，两国遂形成紧张的对抗，只不过宋帝国承当的要沉重而危险。

再用一个例子说明辽末与宋军的战力比较。

与金夹击辽国，童贯奇袭燕京，在辽军迎战下几乎全军覆没，被辽军追击到芦沟桥，宋军将近二十万人，被敌人的铁骑冲刺，死伤殆尽，死体盈路。辽军作歌传唱，讥刺宋帝国的无心与无能。

很惨吧。

秦始皇继承的是父祖的功业统一了中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太祖继承的是柴荣的功业统一了中国，为何就不能相提并论？

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异人属意秦始皇登基，而柴荣希望自己的儿子接掌帝业，而不是受知遇之恩，策划兵变，又要装的很无辜的赵匡胤。

那强行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岂不都是抢劫吗？是强盗。抢劫和窃哪一个是政权更替的更好方式？

拜托，我有说过是乱世啊，不懂何为乱世吗? 那就是已经兵马相攻，人民生灵涂炭了...而且我的意思是这样打出来的江山要更困难些，关强盗什么事?

唐设置十节度史的不是李世民,藩镇的帐还算不到他的头上.而且长安失陷，也是吐蕃乘唐内乱而为。

等有时间在详细会你的文章.

宋辽战争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至景德元年(辽乾亨元年至统和二十二年，979―1004年)，宋辽间以燕云地区领地争端为主的长期战争。

战争缘起及战前冲突

五代后唐清泰末，辽(契丹)帝耶律德光扶植石敬瑭攻灭后唐称后晋皇帝后，从石晋王朝攫取了燕云十六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之地(参见后晋灭后唐之战)，并以此为基地，不断袭掠中原。后周建国初，辽又扶植北汉政权割据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作为附庸以屏蔽燕云。后周显德七年(辽应历十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称帝，建北宋后，辽继续支持北汉与宋抗衡。时南方尚存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独立割据政权。为实现统一，赵匡胤在实施先南后北进军方略过程中，曾寻机分兵攻取北汉，试图铲除辽附庸，以便收复燕云，但每次进攻均遭辽援军阻挠而未果。乾德二年(964年)，宋攻北汉辽州(治辽山，今山西左权)，辽遣耶律挞烈率军6万往援，是宋辽之间首次大规模作战。开宝元年(968年)至二年，宋再次攻北汉，兵围太原，辽又出兵援北汉，被宋军击退。直至开宝末年，不仅未能灭北汉，反使宋辽间冲突迭起，矛盾日深。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南方统一大局已定，遂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亲率大军攻北汉。先败辽援军，继破太原灭亡北汉，为进取燕云创造了条件。自此，开始了长达25年余的宋辽战争。

宋对辽的战略进攻

宋灭北汉(参见宋灭北汉之战)，未及休整战力，宋太宗即令转兵北向，欲一举夺取幽州(今北京)。六月，亲率10万大军出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北进，突破辽军在沙河(今河北涿州北拒马河)的阻截，进围幽州。及至，辽守城军苦战待援。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于城北示弱诱伏，引宋军北进，以分其攻势；旋与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援兵夹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八，参见高粱河之战)。宋军退保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关南(今河北高阳东)、镇州，防御辽军反击。九月，辽景宗耶律贤果遣燕王韩匡嗣等率军攻满城(今河北满城北)。宋军预有准备，并示形用兵，临战改变太宗所授阵法，合八阵为前后二阵，集中兵力击败辽军，歼万余人(参见满城之战)。五年三月，辽大军攻雁门(今山西代县)。宋将杨业偕潘美南北夹击，再败辽军(参见雁门之战)。是年冬，辽景宗亲率大军进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获胜。宋遂以南易水为障，设防御辽(参见瓦桥关之战)。七年四月至五月，辽军三路出兵，攻满城、雁门、府州(今陕西府谷)，皆被宋军击败。后辽景宗病卒，圣宗耶律隆绪继位，因用兵高丽、女真，无暇南顾；宋则致力于休兵养马，广积军储，以图再举。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纳知雄州贺令图建议，以辽帝年幼、承天太后萧绰摄政、内部不稳为可乘之机，决心分兵三路出击：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率主力军10万人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中路以田重进率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西路令潘美、杨业等率军出雁门。企图三路齐发，以东路牵制辽军主力，待中、西路夺取山后诸州后，转兵东向，三路合围幽州。其实这时辽统治集团君臣协和，政治贤明， 并不存在什么可乘之机。但赵光义却信以为真，不顾参知政事李至的反对，不顾粮草、军械缺乏、北伐准备不足、开战胜算不多的实际情况，不和宰相商量，即决定对辽用兵， 兵分三路，大举北伐。及战，西路军连克寰(治寰清，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朔及应(治金城，今山西应县)、云(治云中，今山西大同)诸州；中路军克飞狐、灵丘(今属山西)、蔚州(治灵仙，今河北蔚县)；东路军夺占固安(今属河北)，进据涿州。面对宋军大举进攻，辽萧太后亲临幽州，偕圣宗指挥抗击。采取集中兵力先败东路宋军主力，再及其他各路的方略，乘曹彬孤军冒进、又缺粮草之机，袭扰疲惫，迫其退军，并追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将其击溃。继而遣都统耶律斜轸率军10万，对中、西路宋军相继反击，收复蔚州、飞狐、寰州、朔州等地，俘杨业。宋军放弃云、应，撤回代州，对辽的战略进攻就此失败(参见岐沟关之战)。

辽军反攻及宋军的战略防御

岐沟关之战后，宋丧师数万，国力穷沮，被迫在战略上采取守势。辽则乘其势衰，即行反攻。是年冬，萧太后令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为前锋，率部攻望都(今属河北)，自率主力攻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耶律休哥计胜宋知雄州贺令图部，率军至瀛州与主力会合。宋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率数万骑迎击辽军，在城北君子馆之战中被辽军包围，全军覆没，刘廷让仅以身免(参见君子馆之战)。辽军乘胜攻掠祁(治今河北无极)、深(治静安，今河北深县南)等州后撤回。此后，利用骑兵优势，不断深入宋境袭扰。端拱元年(988年)，辽圣宗率军攻破狼山寨(今河北易县西南)、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数月间连下满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长寿东北)、祁州等地，唯于唐河(今河北定州北)被宋定州守将李继隆、袁继忠率军击败。二年七月，辽谍知宋军护送辎重赴威虏军(今河北徐水西)，耶律休哥率数万骑前往截击。宋将尹继伦率数干骑夜巡时发现辽军，蹑踪尾随辽军，乘其早膳突袭，耶律休哥受伤先逃，辽军惊溃，死亡甚众。至道元年(995年)，辽以招讨使韩德威率数万骑两次攻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北)，均被宋将折御卿率部击败。三年三月，宋太宗病卒。真宗赵恒袭位，颇有和意。辽却乘真宗新理国事，屡屡兴兵攻宋。咸平二年(999年)，辽圣宗率军攻保州(今河北保定)、威虏军不克，转兵进袭宁边军(今河北蠡县)、祁州、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游骑远袭至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焰州(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三年正月，败宋军于瀛州西南，遂自德州、棣州(今山东惠民南)渡河，掠淄州(今山东淄博淄川)、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而归。四年冬，辽军攻长城口，被宋军击败，丧师2万人。五年，攻静戎军(今河北徐水)及保州，获胜而返。六年，攻望都，俘宋副都部署王继忠，歼其所部。

宋辽缔和

景德元年(1004年)秋，萧太后与圣宗大举攻宋。闰九月，辽军会集固安，攻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威虏军、北平寨(今河北完县东北)、保州，均末克。后转攻定州，被阻于唐河。遂移师东向瀛州，并利用降将王继忠致书宋真宗，试探议和。十月，辽集兵攻瀛州，l0余日不克，伤亡惨重，十一月，转兵攻天雄军(今河北大名东北)不克，南下破德清军(今河南清奉西北)，威逼澶州(今河南濮阳)，袭取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东北)。大将萧挞凛在澶州察看战地时，中宋军伏弩身亡。辽失主将，士气大挫，军心厌战，且恐宋屯镇、定二州重兵袭击侧后，亟谋妥协。宋以澶州为决战战场，集中兵力与辽军相持。真宗临阵督战，以振军心。但唯恐辽军突破澶州，危及东京(今河南开封)，遂以向辽纳币帛为条件，缔结和约，史称“澶渊之盟”(参见澶州之战)。宋辽战争遂告结束。

朔雷兄的大板转在后面，我就拍一点小的。呵呵

“但考之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李世民是谋夺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兄弟之间的斗争怎么可能是你死我活呢？这场斗争完全是由李世民主动挑起的，以精心设计的政变谋杀而告终，怎么可能各打五十板？“

这个有点问题，如果事实是太子李建成猜疑太宗有夺位之心（毕竟太宗当时有这个实力），而处处刁难，必除之而后快呢？所以，这个斗争是谁挑起的，很难讲。从书上说，应该是太子李建成怕太宗夺位，而挑起争斗。呵呵，如果从太子李建成猜疑、害怕太宗夺位，欲除之而后快这个角度来看，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太子李建成挑起的，各打50打板，还显得对大宗不公。呵呵。

其二，说一下孤儿寡母，太子李建成的孤儿寡母和柴氏母子不同吧？简单从影响力和号召力来讲，太子李建成还有相当多的旧人在朝，这难道不是一大威胁，一大隐患？柴氏母子的旧人呢？不就是他太祖么。两相比较，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太祖似乎还有一点作秀的嫌疑。

“《宋史&#8226;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研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

这一段看不出来“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看到的是赵普首先提出了这一战略构想。从“特试卿尔“反而让人有了一点联想，太祖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找面子罢了。

就拍这么两下，燕人和溯雷的大板转还在后面呢。

不会顾及这种小面子的，何况当时只有三人在场，都是铁哥们。

如果顾及面子，那个小官员让他失的面子更大。赵匡胤正在后园弹鸟雀，这个小官员声称有紧急国事求见，赵匡胤马上接见了他。赵匡胤一看奏章，不过是很平常的小事，甚为生气，责问他为什么要说谎。臣子回答说：“臣以为再小的事也比弹鸟雀要紧。”赵匡胤怒用斧子柄击他的嘴，打落了他的两颗牙齿。臣子没有叫痛，只是慢慢俯下身，拾起牙齿置于怀中。太祖怒问道：“你拾起牙齿放好，是想去告我？”臣子回答说：“臣无权告陛下，自有史官会将今天的事记载下来。”太祖一听，顿然气消，知道他是个忠臣，命令赐赏他，以示褒扬。

至于李世民，老兄要知道，现存在唐正史的资料都是他老人家吩咐人写的，而且他还违反修史传统亲自参预编写。无论怎么说，杀小孩子纳弟妇都是非常不光彩的事。

宋太祖保护柴氏不是作秀，太祖誓碑藏于太庙秘室，只有皇帝才能亲见，其他人一无所知。这难道是作秀？

老兄的误判还是因为信息不充分，对太祖的个性也缺乏了解。

呵呵，查理说：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宋太祖和唐太宗做为皇帝的历史地位问题

不知道为何还是纠缠于“唐太宗杀兄杀弟纳弟妇，杀尽子侄”等等问题上。

其实就算是做皇帝以前太宗的私德也不至于像查理说的那样不堪，至少《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面都没说是太宗不顾亲情，早于建成动杀心的。

下面是一段军事科学出版社所出的《中国历代名将》里关于玄武门事变的叙述，还是比较可信的。（本丛书为传记体。着重反映传主的主要军事活动、军事业绩、军事思想以及个人的品德、修养。事迹一律以史料为依据，不虚构，不杜撰，所作评论，力求持平客观。）

以下为正文，由于是OCR版本，不免有很多错别字，还望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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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事变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玄武门，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死了他的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无言，夺得皇位继承权。史称玄武门事变。

这一事件，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助斗争。这场斗争，早在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前后就已经开始，只因统一战争结束以前他们要一致对外，其内部矛盾退到次要地位，到统一战争结束以后，即上升到显著地位，并逐颧表面化。

他们兄弟三人，李建成为人宽简，仁厚，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在陌大业十三年晋田起兵时，已29岁，比世民大7岁，元吉当时只有15岁。所以开始建成与世民多是并肩作战，二人同领部队攻占西河，又分别任左、右军大都督，分练左、右大军，平宋老生，进克长安。进入长安后，初次出兵关东，建成和世民也是分别担任左、右元帅。因而，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贡献，可说是不差上下。唐建国后，建成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稳定后方、支

援前线等方面，都起过巨大作用。加之他身为嫡长子，并且已经定为太子，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在后宫、外廷和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拥护他的人。他收罗到自己周围的官后，如东官洗马魏征、中允王建、左卫串韦挺等人，都很有政治见解和才能。这些人在尔后的“贞观之治”中，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李元吉也善武艺，颇骁勇。在李渊进兵关中时，年龄还小，无大作为，十八九岁起跟世民出关东征，在几次战役中，也立有战功。当秦王世民建立天策府时，他领司空。元吉在其二兄长的斗争中，本可超脱，以享其富贵荣华，可是他却与建成结成了宫府集团。

李世民直接参与了太原起兵的谋划，并起了重要作用，而建成、元吉当时却在河东，末直接参与其事。李唐王朝建立，建成以嫡长子被封为太子。太子是国之储君，需要在君主身边，习理朝政，一般不领兵亲征，即所谓“君子嗣嫡，不可以帅师”。①同时，李渊又怕军权旁落到外姓将领，而由李氏诸王任各路大军统帅，最关紧要的岗位，更必须由自己的儿子来担任，因此，在唐初统一战争的指挥权就只能由秦王李世民执掌。这就在客观上为世民建立功勋提供了机遇。

由于世民在驾驭战争方面，显露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屡建奇功，政治地位、军事地位都日益增长，不但拿握着大量军队，而且还身兼远相之职‘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兄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对太子建成不能不是一个威胁。太子官署中允王建和洗马魏征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武德五年，刘黑闼二次起兵反唐时，提醒建成说：“秦王功费天下，中外拥护；殿下只因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如今刘黑闼逃亡之余，人众不满一万，资粮缺乏，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亲自率兵去攻打，以获取功名，因而结交山东的豪杰，庶可稳定自己的位子。”因此，建成请求出征，破例统兵出关，而世民则被召回留在京师。

李世民也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不断搜罗人马，逐步形成了以秦王为核心的私党集团。

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深，双方都在加速积累力量，准备决斗。建成有东宫兵，世民有秦王府兵，元吉有齐王府兵，这些都是用于备王府禁卫的，是公开的、此外，他们各自招募大批武士，以为自己的死党。世民有素所蓄养在外的勇土800余人；建成则在武德七年私召长安及四方骁勇2000余入，作为东宫卫九分别屯驻左、右长林门，另称长林兵。又暗中派右虞侯可达志跟从燕王李艺；调动幽州精锐骑兵300人，部署在宫东的诸街坊，打算用来增补东宫长值宿卫。后来被告发，高祖只把可达志流配到嵩州(今四川西昌县)，责备了建成。

双方力量对比在外廷和内宫、私兵数量方面东宫和齐王府超过秦王府，但是秦王府的谋臣、武将却占有优势。

李建成和元吉，早有杀害世民的企图，当然世民也在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伺机给予反击。

有一次，世民蹬随高祖到无吉住宅，元吉事先命令护军字文宝领兵埋伏在卧室之内，企图趁机刺杀世民。建成担心其父在场，事难成功，阻止了这一行动。元吉事后生气地说：“都只是为兄打算，对我有何好处？”可见要不是建成的犹豫，世民可能已成了刀下之鬼。

武德七年六月，高祖巡幸仁智官(今陕西宜君县境)，命令建成留长安，世民、元吉都随从前住。建成以为时机难得，想乘机谋变，要元吉就便图谋世民，说：“安危之计，决定在今年。”庆州都督杨文干曾宿卫东官，建成与他关系亲厚，私下受建成的命令，招募壮士送往长安。这时，建成旋即派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铠甲送给文干。公山和尔朱

焕行至由州(今陕西彬县)，向政府自首告急，告太子派文干起兵，企图内外相应。又有宁州人杜风举也进宫告密。高祖大怒，当即假托其他事，手诏召建成到行在所，又派司农卿宇文颖急召杨文干，宇文颖到庆州，把实情告诉了杨文干，文干于是举兵造反。 ：、

高祖命令世民带兵出讨杨文干，并对世民说，“文干的事牵连建成，恐怕响应的人数众多，你应亲自前住处理，还京后，立你为太子．我不能效法隋文帝诛杀儿子，我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将来如果能服从你，你应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不

肯服从弥，取他也容易！”可是．当世民出发后，元吉与妃嫔们轮番为建成说情，封德彝也在外面为建成游说使高祖改变了主意，仍派建成返回京师驻守。只是责备他兄弟不和睦，而把罪责归结给太子中允王奎、左卫率韦挺和秦王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并一起流放到嵩州。 此后，李世民与建成、元吉的争斗更趋激烈。在这年七月的一天，高祖在城南校兵围猎，太于、亲王、齐王都跟从前往，李渊命令三个儿子，进行乘骑射箭比赛。建成特地招自己训养的一匹喜好蹶蹄子的壮马，牵到世民跟前，说：“这是一匹骏马，能跳超数丈宽的沟涧，弟弟善于骑术，不访骑着试一试。”世民于是骑上马去逐鹿，马突然蹶起后蹄，世民一跃而起，在数步之外立定，等马站起来后，再次跨上马背，这样反复了三次。世民回头对宇文土及说：“他要用这匹马来杀我，但死生有命，岂能伤害我呢！”建成听到这话，就让妃嫔们去背地里告诉高祖，说：“秦王讲他有天命，应当为天下主，那有白白送死之理！”高祖听了大怒，把他们三兄弟召去，责备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以求得，你谋求帝位何这么急呢？”世民脱冠叩头，请求交法司调查，高祖仍怒气不消。这时，恰巧遇上边关告急，突厥入侵。高祖这才改变怒容，劝说世民一番，让他藏冠系带，和他商议对村突厥之谋，并派他与元吉率兵去幽州迎击突厥。这一仗，世民采用离间之计，打破了突厥的进攻，取得了胜利。

高祖面对诸子之间的矛盾，因认定了建成嫡长子继位的既定方针，所以对世民总是有所猜疑，但每遇战事，仍然离不开世民去征战。

李世民针对这一局面，也在积极为自己的后路作准备。他到洛阳北据邙山，南临伊阙之口――龙门，洛水贯穿其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且发生变故，可以离京据守此地。于是派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前往镇守，并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带领亲信王保等千余人前住洛阳，暗中结交山东豪杰，以等待形势的变化。 ．

武德九年六月，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并把他交给法官审查，张亮守口如瓶，始终不说真相，无奈只得又把他放回洛阳。

李建成想害死世民，总未得手，有一天晚上，召世民饮酒，世民应邀到东宫，不料酒中下毒，世民饮后，心中暴痛，接连吐血致升，幸亏由淮安王李神通扶还西宫。高祖知道后，来到西宫，安慰世民，敕令建成说：“秦王平素不能饮酒，自今以后，不能再行夜饮。”并对世民说：“首先提出灭隋计划，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作继承，人，你坚决推辞，再说建成年长，作太子的日子久了，我也不忍心削去他的地位。看你们兄弟之间，像不能相容，同住在京城，必定有纠纷、争执。我想派你回陕东道大行台，留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旧陕县)以东都归你管辖。还让你建立天子的旌旗，如同汉梁孝王的作法。”世民在京城，实力不及建成和元吉，处境比较困难，当听到李渊的安排后，不禁暗中庆幸，但在表面上却以不要远离膝下作推辞，高祖又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距离很近，我思念你就去看你，你不必悲伤。”

高祖的这一安排，建成、元吉助吃惊，他们商量说：“秦王若到洛阳，拥有土地甲兵，就不能再控制他了，不如留他住在长安，他势力孤单，只是一个独夫而已，要取他就容易了。”于是暗中命令数人上奏，说：“秦王的左右听到要前往洛阳，都欢喜雀跃，看样子恐怕不再回来了。”又派亲近的宠臣去游说高祖，使高祖改变主意，把秦王世民派往洛阳的事又搁置起来。

李建成、元吉见此计得逞，乘机煽动后宫尹德妃、张婕妤等，在高祖面前加紧挑拨是非，元吉还亲自向高祖密请杀世民，只是高祖没有答应。

秦王手下的僚属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行台考功郎中(属吏部，掌管文武官文的考课)房玄龄对比部郎中(属刑部，掌管诸司百僚俸料等，总管内外之经费)长孙无忌说：“如今嫌疑衅隙已经形成，一旦祸端暗中发生，岂是府廷血流涂地，实在是国家的忧息；不如劝秦王施行周公诛管、蔡之事，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之机，异常急迫，采取行动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心中早有此虑，只是不敢说出；如今你说的，正合我心，我要把这意思很快告诉秦王。”于是进府禀告世民。

李世民召来房玄龄商议，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应当继承帝业，今天的忧虑和危难，是天助的机会，望大王莫要迟疑。”于是房玄龄与府属杜如晦共同劝世民诛杀建成和元吉。

建成、元吉欲借高祖之手杀世民，未能得逞，又千方百计削弱、瓦解秦王府属，并想引诱这些人为自己所用。秦王府的左二副护军(当时秦、齐王府各置有左右六府护军)尉迟敬德，是对他们威胁最大骁将，遂暗中用一车金银器送给敬德，企图收买他。敬德推辞说：“我本是编蓬作户，破瓮为窗的贫民，遭逢隋末战乱流离的时局，长期沦落在反抗朝廷的环境里，该当死罪。亲王赐我再生的恩惠，如今又在秦王府做事，应当教命报答。我对殿下无功可言，不敢滥受重赏。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贪利忘忠，这样的人，殿下如何能使用？”建

成恼羞成怒，便与他断绝往来。敬德把这件事报告了世民，世民说：“你的忠心如同山岳一样高大、牢固，虽堆金至北斗，也不会动摇。他送你东西，你就接受，有什么可猜疑的！而且又能够知道他的阴谋，岂不是良策！不然，灾祸将会降临到你身上。”

不久，李元吉派壮土起夜行刺敬德。敬德知道后，大开诸门，安卧不动，刺客屡次到他庭前，始终不敢进入。元吉又诬告敬德谋反，想借高祖之手杀死他，经世民极力请求，才得幸免，元吉又用置金收买右二护军段志玄，也遭拒绝。

李建成和元吉，又用诋毁手段，把秦府左一马军管程知节调走，让他出任康州刺史(治今广东旗庆县)。建成又对元言论 “秦府有智慧谋略的人中，可怕的只有房玄龄、杜如晦而已。”都向高祖诋毁他们二人，使他们也遭到斥逐。

李世民也针锋相对，派人收买建成、元吉部下，且颇有成效。建成手下负责东宫宿卫的将领常何和掌管东宫机密的太子率更远王至等，都被世民买通了。

秦王府重要谋臣武将一个个被调走，只有长孙无忌尚在府中，局势日益严重。无忌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说世民诛杀建成、元吉。世民一时犹豫不决，房玄龄、杜如晦和程知节、段志玄等人，都在拖延上任时间，留居京城，以应事变。

这时，又遇上突厥郁射设率领数万骑兵进驻黄河以南，进入边塞，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境)。在此以前，凡有突厥入侵，皆由秦王督军出征。而这次，李建成则推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目的在于削夺世民的兵权。元吉又故意要调秦府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与自己一道前往，企图乘机把秦王府的骁骑猛将统统归属到自己麾下，彻底解除世民的军事力量。同时，建成对元吉说：“如今你得到秦王的勇将精兵，拥有数万徒众，我与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派壮士把秦王拉杀于幕下，上奏说是突然暴卒，皇上该不会不相信。我自当使人进宫申说，要皇上把国事交付给我。敬德等人既然归你手下，应全部坑杀掉，谁还敢不服从!”

建成等人的密谋，被太子率更丞王睡知道，偷偷地告诉了李世民。世民急忙找长孙无忌等人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危急，祸在旦夕，唯一的出路是先下手为强。世民叹道： “骨肉互相残杀，是古今的大恶。我知道灾祸既要发生，但想等着它发生以后，再以正义之兵讨伐他们。”敬德见秦王临危仍迟疑不决，大嚷道： “人情谁不爱惜生命，如今众人为秦王效死，是天给予成功随机会。祸机将要发生，大王还态度安然，不以为忧虑，大

王纵然看轻自己的生命，对宗庙社稷如何交待？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奔亡江湖，不能留在大王身边，任人宰割！”长孙无忌也说：“不听敬德之言，事情就会失败。敬德等人必定不会再是大王的人，无忌也当随他离去，不能再侍奉大王了！”世民说：“我讲的话也不可完全不顾，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敬德生气地说：“大王如今处事尚有疑虑，这是不明智的；灾难到来而不决断，这不是果敢。而且大王平素蓄养的800多名勇士现在已经全部入宫，穿好了衣甲，手执着兵器，起事的形势已经促成，大王怎能制止得了呢？”

李世民又找了不少府僚商量，经过深思熟虑后，有意让人取来龟板卜卦，以测吉凶。正在这时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见此情形，拿过龟板扔到地上，说：“占卜是用来解决疑惑的，如今事情不疑，还占卜什么？结果如不吉利，就停止行动吗？”于是大家便定下了行动的计划。

李世民看到文武臣僚态度坚决，遂下定决心，开始进行部署。命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等人入宫。但玄龄等说:“已经得到软旨不能再事奉秦王，今若私下谒见，定犯死罪，不敢奉命。”世民听了回报，勃然大怒，回头对尉迟敬德说：“玄龄、如晦难道背叛了我吗？”于是取下佩刀授给敬德说：“你前去观看，他们若不肯来，就把他们的头砍来。”敬德与长孙无忌前去告诉房玄龄等人说：“亲王已决定大计，请你们急速入府共同商议大事。我们四个人，不能走在一起。”于是使玄龄，如晦穿着道士服，与无忌同入秦府，敬德绕道也随后回府。

这年六月初三，太白星(金星)再次经过天空正南方的午位。传说太白经天，象征有兵丧、叛乱等事情的发生。太史令傅奕密安高祖，“太白星见于秦封地的分野，是秦王当拥有天下的征兆。”李渊正在疑惑之际，接到世民的奏折，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且陈述说：“我对于兄弟并无亏欠，如今他们却要杀我，好像要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冤枉而死，永远离开君亲，魂归于地下，实在耻于见到那些乱臣贼子。”李渊看完奏折，不禁愕然，决定次日问明此事。

初四，高祖上朝，裴寂，萧锸，陈叔达等已经到齐，只等建成、世民和元吉兄弟到达。这时，李世民已经通过常何的关系，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弧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10人入朝，伏兵于玄武门。玄武门是宫城北门，内廷警卫驻扎重地，是出入内宫必经之路。

后宫张婕妤探知世民奏章的内容，急忙告知建成。建成召元吉商量对策，元吉说：“我们应当率领东宫、齐王府的兵力，托病不上朝，以观势态发展。”而建成却认为： “兵力已经部署严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稍息。”于是二人一道入朝，急往玄武门走来。当行至临湖殿时，察觉到情况异常立即拔回马头东向返宫。世民紧追呼叫，元吉张弓要射世民，但因仓皇失措，连续数次都没有把弓拉开，世民张弓发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率领70名骑兵赶到，身边的将士将元吉射下马，世民座骑受惊奔入树林中，被树枝挂住，也坠马落地，不能立起，元奋趁机跳过去。夺过弓来，准备扼杀世民，适逢敬德跃马而至，大声喝斥他，元吉早就尝试过敬德的厉害，一见敬德逼近，就魂不附体，放下世民，想要逃往武德殿，敬德开弓便射，一箭射杀元吉。

这时东宫栩卫车崎将军冯立与副护军薛万彻、屈暖直府(属账内府)左车骑谢叔方率领东宫、齐王府精兵2000余人赶到，攻击玄武门。在玄武门的秦王府兵不多，势态十分危急。张公道力大，独自关闭宫门抵抗，迟滞了薛万彻的冲击。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敬君弘(时驻玄武门)和中朗将吕世衡，挺身出战，二人都披杀死。薛万彻与守门兵激战狠

……（此处缺一段）

祖召来世民，安抚他说：“近日以来，我差点为人言所误。”

这月初七，高祖改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军国庶事，无论大小全由太子处理决定，然后上奏。八月初九，高祖李渊退为太上皇，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太宗。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少胜多，一举战胜太子、齐王的宫府集团，重要原因：一是秦府有一批能臣勇将，并且忠心不贰，斗争策略优于宫府集团；二是选中了主要突击方向，事先收买了玄武门卫队重要将领常何、敬君弘、吕世衡等人，三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擒贼先擒王的战术，先毙李建成、李元吉，以首示众，咸服其所部。

感谢老兄的文章，让我充了一次电。呵呵

• 怯战者无地自容·壮怀激烈五十军之七

不是我纠缠这一问题，而是评价的标准本身就需要这一因素。

我在前面说过了，新旧唐书根据的资料是唐太宗违反中国史官修史的原则，亲自参预编写的结果，这种史料有其客观性吗？无论如何，李建成是太子，既得利益者；而李世民是谋夺太子，两个人的责任会是一样吗？

难道太宗参与了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呵呵。“不复列于人类”想来也是信息不充分的例子。

还包括了很多文献，有《资治通鉴》，《大唐创业起居注》以及王夫之的《读诵鉴论》等等，要是真有什么，后世的人没必要都为尊者讳的，我们还是以主流的史料为依据为好。

但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所利用的主要的原始资料（唐起居注、实录及国史）是在他的亲自关怀指导下编撰的。他的关怀指导一开始遭到了史官的拒绝，因为违反修史的原则，但最后原则还是屈服于权力。

也许事实就是因为在太子的步步紧逼下，太宗不得不自卫呢？太宗参与了史书的编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篡改了关于夺位的事实真相。太宗的行为只能使史料的真实性，可信度下降，仅此而已。你关于“太子和太宗的斗争是由太宗主动想夺位引起的“的观点，确实需要更多的证据。如果这一观点不成立，那么关于私德的观点，也就要大打折扣。

李世民为什么完全不顾有损自己尽力想扮演的圣君形象，不顾史臣的反对，干预修史？很显然，一定是事实有损他的光辉形象。最有损于他光辉形象的事实是什么呢？一定是他杀兄杀弟的行为，所以他一定要给的行为找些充分的理由。否则他没有必要这样干预修史，使自己的形象受损，实在是没办法了。

即使退一万步，确实是李大李二各有责任，既然已经将人家杀了，也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子侄也杀得一干二净吧？这不是本性残忍还是什么？未成年的小孩会对他构成威胁吗？也太没自信了吧。残暴如明成祖者也没将建文的子女杀掉吧？和宋太祖相比，谁高谁低不是一目了然吗？再说，他怎么不怕李三的妻子威胁到他？同床共枕，赤裸相对时，一个成年女人对他的威胁无论如何要大于那些小孩子吧？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失败的李大李二当然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