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工农业的随笔 -- 审度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周之后，毛主席又开火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这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对人民公社大的判断是：有三分之一办得好和比较好，三分之一办得一般，三 分之一办得比较差“

在办得比较好的地区抵抗的比较厉害。

分田看上去”势在必行和水到渠成“实际就是”破窗效应“。。。。。。

对人民公社大的判断是：有三分之一办得好和比较好，三分之一办得一般，三 分之一办得比较差“

在办得比较好的地区抵抗的比较厉害。

分田看上去”势在必行和水到渠成“实际就是”破窗效应“。。。。。。

把四人帮搞下去，但需要多花一两年的时间来消除老毛的影响。人民的认识水平，那时候大家都和老干部一个水平。力量对比太悬殊，老干部们就忍不住了。

那些老干部都是人精，如果能用正规组织程序把四人搞下去绝对不会开军事政变先河，那个潘多拉盒子一但打开，在想关上是不可能。不过老干部聪明忽悠权欲熏心的华英明和汪干这脏事，然后在把他们踢开

并不是立刻能把四人帮搞下去，而是：“先花一两年时间减少毛主席的影响，做通大部分干部的工作，然后循照正规程序把四人帮搞下去”。

文革把老干部们得罪不轻，靠毛主席压着，但积蓄了庞大的反对力量。建国不久，军政分得不开，大家的思想也与老干部们基本相同，做通大部分干部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

门票收入是旅游城市财政收入的好来源。简单粗暴，圈起来之后直接收钱，几乎没什么成本，政府最喜欢这样的收入。

但对于游客来说，过高的门票价格会抑制其旅游热情和消费欲望。旅游城市最好的收入来源，是通过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合理的消费价格长期吸引游客，留在本地，或者让他们定期到本地度假消费，整个产业链都会受益。起码，应该建立起一套针对不同层次的游客的不同旅游消费模式。这就好像新西兰Queenstown，一个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小镇，从徒步到蹦极再到高空跳伞，直升机登顶滑雪，各种项目贫富咸宜。只不过对政府来说，想要从中获得赋税受益，要付出一定的征收成本，但整体上盘子大了，收益不会降低。

杭州有一千万人口，临上海182公里，发展工业潜力很大。桂林人口只有不到一百万，两者差距太大。离桂林最近的千万人口城市是广州，行车距离467公里。不具备可比性。工业需要熟练的技术工人甚至移民，桂林不具备这个条件。说起来我母亲的经历就算是个例子。之前可能受到大三线工程的影响，国家投资，在桂林建起电子、纺织、橡胶甚至机床等工业。我母亲年轻时招工到了桂林——那时候只有农村的先进青年才有资格，家母以党员身份进城——在机床厂工作。到了90年代初市场经济了，工厂技术滞后无以为继，人才全跑到了广东，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我国第一批下岗工人。

个人看法

杭州第一桶金靠旅游，西湖是全国第一个全免费的5A级景区，由此带来巨大的就业和周边旅游特产纪念品等轻工业乡镇企业的博发。第二桶金靠卖地，旅游制造了大批小老板，小老板推高房市，房市带动大量下游企业，制造更多小老板。第三桶金才轮到数字经济，直接跳过传统工业进程，弯道超车，轻资产重科技，各种无烟工业。

杭州和苏锡常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可能对桂林参考意义更大。

中国要继续发展工业并不是指各地都要均衡的发展工业，甚至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只能发展不能萎缩。

桂林在解放前工业基本为零。五十年代以后才在国家政策扶植下有了一些国营工业，其中一些还是直接从上海和东北等地直接搬来的。当时计划经济时期不讲经济效益，这些工厂可以不死不活的生存。一到市场经济时期，真刀真枪的竞争就死了一大排。除了政策，观念，产业分散，缺乏人才等原因外，桂林的地理条件是个很难克服的不利条件。我认为桂林当然可以出现像三金一样有市场竞争力的个别企业，但要搞成长三角珠三角那样的工业集中地是不可能的。随着中国人口进入拐点，就业人口越来越少，各发达地区都在抢人，桂林乃至广西的劣势会越来越大。桂林的宿命是成为一个佛罗里达一样的旅游养老小城市。

连广西的未来我都不是很乐观。广西的户籍人口五千多万，十四个地级市除柳州略增，别的全部人口外流流失。这些年流失了约7百多万户籍人口，把户籍都签走的加起来得靠千万了。这里面可以肯定青壮劳力占了大头，主要去了广东。广西已经浪费了40年，从全国最穷的沿海省变成全国最穷的省。给广西的时间不多了，除非国家发发了疯似的扶植，广西未来很可能继续在各省的经济竞赛中排末尾，成为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来源。

杭州的地理条件好太多了，就在全国经济最发达人口密集的长三角，随便拿个大城市就接近整个广西的经济规模了。杭州不光大，交通便利，还是个多功能的省会城市。每年光是来开会的，上学的，跑生意的，看病的就为杭州创造了无数的游客。杭州旅游业就业海里的大鲸鱼嘴里的小鱼，充分的享受了别的产业带来的客流（或者叫外部性）。北京也是一样。

桂林的旅游业要勉强学杭州，起码得把南宁和柳州全搬来桂林。

农村集体化在制度上无疑是先进的。当年农村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土改——互助组——生产队——生产公社，这个逐渐集体化的过程，再次表明了有组织的力量，具有强悍的斗争力和生产力和生命力。

为什么搞不下去了？我认知有两个原因：一个，如同历史上的军囤围囤一样，腐败和剥削导致组织内部凝聚力下降。第二，上面已经没能力领导这样宏大的社会革命。

前三十年没腐败，这个说法过于理想主义，前三十年腐败和特权同样普遍存在。这一点不展开。

关于剥削，这个词应该说是不准确的。生产队时，我们一家七口，两大五小，分粮食上造大约能分五七十斤，晚造大约能分二三百斤，番薯大约一百来斤，玉米几十斤，花生油大约五六斤，鱼有十来斤。

（续上）

每家都有点自留地，养猪。一年下来，干饭是不多吃的，主要是粥加杂粮和瓜菜。包括我家，我们生产队大致一半是每年超支的。大队之中我们生产队算是好的。

分到组后，没记得什么数字，但我们家能每晚吃饭，还有余粮能借人。然后分田到户，人均8分水田（之前说一亩二，有误，一亩二是水田加菜地），共约5.6亩，交公购粮只需5担多，家里能剩下8,9000斤谷可支配。

这么一对比就天上地下了：生产队时，亩产算650吧，5.6亩，7000斤，分到的不过区区3,4担谷。分到户后，有8,90担。分田到户，香不香？香不香？香不香？生产队时全年基本无休，无论风雨寒暑；分田后能自主安排，艰苦程度线下降。

分田后，还有一个更深远的好处：社员队员对集体的人身依附减弱直至近乎没有，想干什么干什么，从此打开了农村广阔天地，推开了农村和城镇的藩篱。

你这三个国家的基本表述不太准确。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混合制，在某些领域是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比如工会权利，罢工权等。

印度经济有相当大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样板。

俄罗斯在2012年8月22日就加入WTO了。

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人回忆，一直到六十年初，干部风气在基层还是好的。

腐败说起来，是从吃开始的。一般认为这是小市民性格残余，不敢贪污，但能吃一口算一口。

上层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