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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二十） 群贤毕至 -- 史文恭
1959年7月29日傍晚，江西省省委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方志敏烈士胞弟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等都在九江的长江码头等候，迎接从武汉开来的满载前来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浩荡的车队准备了几十辆车，载着这上百人的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一群精英，于该日晚上到了庐山。-----庐山上的这场大戏的演员队伍一下子扩展了很多，这些久经考验的，此时正年富力强的TG高干们即将迎来他们革命生涯的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同时，中央委员们的上山和即将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首先，当时的中央委员，有在京的部长们，也有地方的诸侯，他们在29日乘船从武汉到九江，则意味着他们应该在28日坐飞机到武汉集中。-----换句话说，他们被通知到庐山开会，应该在28日之前。-------而能够决定此时党中央开全体会议的，只有中央主席东哥一人。-----那么，东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来开中央的全会呢？（东哥正式宣布开八中全会是在7月29日，但显然他召集开会的决定要下得早几天，7月26日，他发指示“对事，也要对人”，说“右倾猖狂进攻”，因此他的决定应该就在27日）
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也就是说，刚刚在不到四个月前，党中央已经开了一次，这么短的时间内，东哥又一次地召集他的中央委员们，是不是又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所以有重要的决策需要传达呢？
好了，这里我们要回顾一下之前发生的事情，在上一回俺曾经摘录了两条资料：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记载“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给李锐的报信里，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关键字在“反党”，说明了东哥的定性。-----而且，周小舟已经在内，那么彭总当然是集团的领导者了。--------做为佐证，童小鹏的回忆录里《风雨四十年》写到：“7月30日，他听到周公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是，说清楚了东哥的想法。周公说：“（政治局）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是，有两种办法：一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
但李锐的记载没有说清“起草反党集团文件”是谁主使，是谁具体起草的，现在俺给出答案，尚言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中记载：“决议从7月底着手起草，主要参加者是胡乔木、陈伯达和王稼祥，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名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修改工作一直到8月16日的晚上才最后完成。”-----很明显，在召集中央委员上山之前，东哥已经定下了会议的基调。-----而这一点同样也被后来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东哥的发言所证实。（东哥的发言请见跟帖）
因此，看来所有的证据链是相契合的。---------东哥这一次的确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对彭总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了。（当然这个清算的对象是彭总以往和他的历史上的不合作，而不是针对彭总的人身）。而在对彭总的摊牌会之前，东哥，作为一个技艺娴熟的军事家，在进攻中心据点前，需要做一个扫清外围的工作。
7月30日清晨，东哥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去他的住所开会。谈了一个上午。李锐的感觉：“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东哥首先给黄大将三顶帽子，一是，彭黄的“父子关系”，他谈到过去不了解黄克诚的历史，不了解彭黄之间的关系。谈了一些一军团与三军团的历史问题，还提出人们惯言彭黄两人是“父子关系”。黄大将谈了他在三军团工作初期的一些情况，在江西被怀疑成AB团，几乎遭杀害时，是彭总救了他。因此，同彭的私人感情关系始终很好。由此就谈到，尽管如此，但在某些政治或思想问题上，同彭常有争论，有不一致处。东哥就说，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与感情总是一致的”。随后，东哥给的第二顶帽子是（黄是彭的）“政治参谋长”。黄克诚说，我这个总参谋长，当时是主席，是你提名要我当的，并不是彭德怀提名的，“我同彭总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第三顶是“黄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对此，黄大将说，因为他是湖南的老领导，所以会和二周以及李锐（前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多聊天，关心一下湖南的工作。此后，东哥还聊到东北战场的四平保卫战，说这一战是他决定要打的，黄克诚大将当时对东哥还是理直气壮的，敢顶撞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样的消耗战也是不该打得。”东哥笑笑说：“看来让你做个“右”的参谋，还不错。“---------值得注意的是，看起来气氛很和缓，但东哥给黄大将准备的这三顶帽子可不轻啊。
而对“湖南集团”的周小舟，东哥的表态是希望周小舟“不远而复”，快点回头。（我们知道，事先田家英已经通报李锐并告知周小舟，他已经入选“反党集团”），因此对于周小舟而言，东哥的这句话几乎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但周小舟，（根据周惠的回忆，因为彭总的上书部分原因也是周小舟的鼓励，所以他从良心上不能对彭总反戈一击），并没有接过东哥的橄榄枝。相反，二周和李锐还很自信地向东哥抱怨会议空气太紧张，许多问题难以分辩。对于他们如此相距甚远的态度，东哥说，要容许交锋，容许自由辩论。然后，二周和李锐，黄大将又对“湖南集团”的说法，进行辩解，认为这样，一些老熟人的往来，都成为问题了。东哥于是接口说，这是一种误会，要他们不必介意。然后又跟他们谈长征旧事，在遵义会议之前，怎样先将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过来，否则遵义会议也难开好。还讲到张国焘逼迫南进时，幸亏叶剑英接到电报，先告诉中央，“要永远记住剑英这一功劳”。--------这里面的意思其实非常明显了，无疑是要他们不要再受彭总的影响，谈起长征旧事，意味尤其深远。李锐后来承认，对于东哥的暗示，他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然而谈完话出来，李锐又遇见了田家英。李锐的回忆是：“我颇有点轻松之感，将“解疙瘩”。“湖南集团”是误会等告诉他。田家英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当然他们知道内情，我也不便多问。这时，田家英还告诉我他们的几点看法：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慨叹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他们还担心总理也被牵扯上。田家英还激动地说：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由于二议定记录）草稿同时挨批，他们也有自危之感”-------------对比上面两段记载，相信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到底东哥的本意如何？是否他此时是两手准备，一手起草“反党集团”文件，把周小舟划入，另一手是最后在给这些人“跳槽”的机会？----这个迷惑不仅缠绕着我们，也缠绕着庐山上的李锐他们。----这个时候，被东哥谈话所鼓舞，为了向东哥解释7月23日到底发生了什么，李锐用“赌咒发誓”的办法，向东哥撒了一个谎。-----值得提起的是，李锐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同时，也有两个客观的条件，一个是据田家英的通报，他还没有被列入“反党集团”，所以说话还有资格。另一个是他刚刚在四个月前的上海会议上，被东哥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表扬过，同时，他此次是以东哥（工业方面）的“秘书”身份参加会议的。-------而李锐的目的是企图遮掩他们在7月23日说过的一句非常危险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东哥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对于已经在小组会上遭受暴风骤雨的他们而言，一旦此事被揭发，将会是灭顶之灾。
李锐的信也附载跟帖中，同学们可以一观。
在和外围工事交锋以后，东哥和他政治局常委们，将迎来核心工事，对他三十年的老战友，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斗争会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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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 （一）
史文恭:那年庐山(十八)“对事，也要对人”和“操回二十天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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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同志们，开会。八届人中全会，中委、候补中委共191人，到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
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指标问题。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几个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5个月，改了好，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已成为一种负担，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得破除迷信，将菩萨打烂，重新确定合乎实际的指标。就是钢1300万吨，铁2000万吨，7000万吨铁矿石，煤3.4亿吨，以及粮、棉等等，这是5月间曾经定了的。这一次会议所以召开，就是改指标。
另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盛，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制等。9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瘤，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明春准备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9月J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头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几天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就是这两个议事日程。一个改指标，一个路线问题。
开会方法，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是希望分裂，还是团结？中央委员会，我们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两个：世界大战，党的分裂。那时并无显著的迹象，现有此显著迹象。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改，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阿Q不满意，就是那个什么赵太爷不许别人革命。过去和今后，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从这个愿望出发，对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帮他改。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
我们是否欢迎错误？当然不欢迎。错误是一种毒药，尤其重大错误，吃了不得了，要闹肚子，甚至要死人，以远离为好。因而要有批评、斗争。错误的东西，跟我们离得越远越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加分析，还是有希望的。无非两种可能：能改，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跑到那边去了，经过批评、教育，加上客观形势的改变，可以改变过来。如立三路线，赞成的人很多，后来都脱离了。王明路线那么积极，经过4年实践，遵义会议纠正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经过［0年，中间经过4年整风，长时间等待，到1945年开七大，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一个人改正错误哪能那么快，经过长期等待是必要的，强迫接受，那是不行的。马克思说，商品二重性，经过几百次交换，才认识的。何止几百次，古代到现代，才认识商品为何物。经过10年很必要，并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谁人无错误、缺点。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现在我出大字报，《简报》是中字报。
路线问题，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过一条，请大家讨论。因有同志提出怀疑。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问题？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如刮“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了；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7月开一个月会，大体情况如此。
详细经过，恐怕要组长、副组长介绍一下。一个议事日程问题，一个开会方法问题，我就讲两点。你们有什么意见，讲一讲。没有不同意见，就照两点进行工作。
”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今天上午您同我们谈话后，心情仍十分沉重。
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多次中央的会议，直接听到您的许多讲话，许多指示。您还同我作过好多次谈话，我应当比一般同志更多了解中央的方针，更多领会您的精神。可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我同情彭总的信；在小组会的发言，精神和方向不对头；还乱讲了一些话。这暴露了我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一想到我是以您的“秘书”的身份来参加中央的会议，犯了这种错误，更是痛疚无已。
您今天谈到交心的问题，过去我常觉得我是愿意将一些想法，不管成不成熟，片不片面，直率地向您提出的。从您第一次找我谈话起，我就觉得我在您面前并不拘束，没有什么害怕的心理。我深感您很愿意听也很尊重下面干部意见的。因此，提意见逐渐更随便一些，有些话还是脱口而出的。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我过去对您讲过一些错话；另一方面，我是不是还有些意见有些想法，有些怕讲错了的话，没有向您讲出呢？当然还是有的，这方面也还有顾虑。今后我当做到，心里有话，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向您讲出。但我也请求，如果有些话讲错了特别是错得厉害时，您能够及时指出、纠正甚或处分。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我同彭总是不熟悉的。去年4月同车去广州开会，他才认识我。彭总历史上的问题，我只知道百团大战这样的事。
在湖南工作三年多，我对黄克诚同志是尊敬的，信赖的，敢同他说一些心里话（譬如1950年、1952年我曾两次大胆地向他谈过对高岗的意见）。到北京后，每年要到他家里去一两次。自从兼任您的“秘书”名义后，我没有到他家去过。这次他上庐山后，大概是7月18日早晨，总理召集大会，大会之前，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看望他，他们谈了些湖南的事情。临出来时，彭总来了（彭总同黄住在一栋房子）。记得黄老谈到彭总的信，说内容上有些问题，就一起去开会了。
听了主席23日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周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三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好了。说彭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
我同小舟是在湖南工作熟识的，平常能在一起扯谈。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就认识。这次开会，三人原都在中南小组，对于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将一些问题和缺点摆清楚，对于所谓压力问题的感触，气味是相投的。
情况就是如此。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只能用运气好来解释... 
秘书，尽给外面的人通风报信，实在不应该。
算不上外面的人，本来就是一个圈子里的。在庐山前期的政治氛围中，连陈伯达、康生这样的，都对毛颇有微辞，何况田这样的耿介之士。斯大林晚年啊，三句话啊，劝毛隐退的对联啊，都是这个时期的。
田能够被摘出来，一方面是李锐的死保，另一方面也是毛主动施以援手。同时被摘出的还有两周中的另一周。
“连陈伯达、康生这样的，都对毛颇有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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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山前期，大环境是纠左，一方面是处于中枢要地的秘书们比绝大多数人更了解真实情况，出于忧愤之情交流的比较多，另一方面，所谓仆人眼中无英雄，其时尚未被造神运动笼上神的光环的毛，在这些“仆人”的眼中，更不会有太多的顾忌，因此田、李、周（小舟）等人，曾几次聚在一起，自然有一些若是传出去就算的上“反动”的话，后来，加上胡乔木、吴冷西、康生、陈伯达等人参与进来，议论的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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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如果不是自杀，就很可能要面对专案组审查。这种人，先不管他是不是站错队，本身的品格就非常有问题。
主席宅心仁厚，对田家英也有特殊的感情，一来是他重才，田家英也是他一手培养的，二来田家英与毛岸英年纪相近，主席下意识有移情作用。不然以他的反骨表现，主席对叛徒的厌恶，早在庐山之后就应该把他踢走。
他在庐山之后毫无悔改之心，真当主席是老糊涂了吗？如果当时他不自杀，肯定是要面对隔离审查，甚至入狱。依他多年对主席的了解，如果一死，主席肯定会为尊者讳而不再追究他所犯之事。
说到底田秘书到底是面子太薄，所谓的胜利者，不一定是多大能耐，而不过是能活得比别人更长命。
还是就此别过吧。
我回贴就是要跟人讨论吗？
与其是说跟你讨论，不如说是我让看贴的人知道一下你口里的“耿介”之士都干了些什么事。
没跟你有什么讨论的意思，你不用回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