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十九）表态和站队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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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那年庐山（十九）表态和站队

在东哥传达了要“要划清界限”之后，庐山的其他与会者明白了一点。----现在的会议主题已经变了。-----此时，会议的目的已经不是讨论大跃进的得失，而是一个对东哥和彭总两个阵营的投票。------考虑到这两个阵营的力量是如此悬殊，因此，对这个投票的确切定义应该是，与会的TG高干们必须向东哥和中央表面自己的立场。----而且，东哥在26日向大会公开的著名的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在赞扬了李云仲敢于直接给他上书直陈大跃进的谬误的勇气后，将该信定性为一个“右倾思想”的代表，并向大会指出，“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警告中立的与会者：“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所以，整个会议的面貌转变了。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同一个人的发言在7月26日前后发生了质的改变，一个例子：

“谭震林在第五组，26 日黄克诚检讨之后，他接着发言。.....最后谈到，心头还有点火气，并非检讨不诚恳，就是因为彭德怀的那封信。“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是无法否定的。

　　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一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一切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作出的成绩。“

两天之后，谭震林在压力之下，不得不收回他讲的这番话。而且说：“我看他（彭总）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廷（脑后有反骨）。”（这里我们可以猜测，谭震林的改变是否是因为据权延赤所说的彭总于26日晚所说的“操回二十天”引起的矛盾激化。）

同样的，后来上山的王震，本是抱着对大跃进胡闹的一肚子火上山，准备狠狠放炮纠左的，---但还好，王胡子一上山，贺老总及时地教育了他，所以他后来的发言就是：“彭德怀是有功劳的，在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时期，他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承认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既然是表态，那么发言的力度，或者驳斥“右倾“一派的力度，显然是和发言者所表现出的忠心成正比的。------因此，彭总，黄大将，洛甫，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田在会前去四川调查中发现李井泉的浮夸和一手遮天，因此李对田很愤怒），乃至一些彭总意见的附和者，如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计委的贾拓夫，和被宋任穷拉上山的万毅中将等等，---统统受到了他们的同志们“热烈的”批评。摘引一段：7月27日小组会，罗瑞卿插话：“李锐同志曾向我们——在座的有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刘建勋、周小舟、周惠、李锐和我——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今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所有制问题，如果不是毛主席而是别人提出来，会不会戴右倾帽子？李锐同志这样提出问题不知是什么意思？据我看，李锐在会议前一阶段表示了很多错误观点，而且发展到了相当狂妄。”

而且，批评者的目光转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那就是他们把七月二十三日晚，彭总，黄大将，周小舟，周惠，李锐的夜会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小组织活动。------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罪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是单独的，个人的意见，即使意见非常背离中央的方向，但还只能是“思想”上的错误。----然而，几个人一起交流“反党”的思想，---这就是一种“行动”了。-------因此，这是“图谋”和“实施”的区别。-------于是，对于彭总一方是否有小组织活动的争论（辩护和追究），就成了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激烈的拉锯战，----也成了彭总一方的底裤所在。------尤其是，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来到李锐的住处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李锐通知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李锐，问过总理，没有他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通报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英文秘书）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这些内幕消息象惊雷，一个又一个在彭总方的阵线炸响，在这种压力下，周小舟因为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党内斗争的场面。曾和李锐谈过，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说，不如‘出家“。（这几个人中，彭总，黄大将，洛甫等都是被党内斗争狠狠斗过的，周惠在抗日里经历了八路军总部被日寇合围，左权将军殉国这样的生死关头，所以意志也非常坚定，----李锐更惨，在延安整风中，他的夫人被组织派人教育帮助时，和教育者红杏出墙。---所以，就数周小舟没经历过风雨。）---而同样是因为这个压力，

有一个人企图通过玩弄小聪明来过关，他准备给东哥写一封信来说明他所知道的7月23日夜会的情况，----当然，他撒谎了，所以事实上，他埋下的是一个最终使他们定罪的定时炸弹，----这个人，就是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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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云仲的信。

李云仲是当时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由于坚持真理，反对当时计委（李富春领导）的乱搞），写信时已经被下放到东北协作区任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给东哥的上书共两万多字，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大跃进的胡闹和错误。（俺把他的全文引在后面，便于不了解当时大跃进的错误有多大的同学参考。）-------东哥以李云仲的信为契机，在26日发动了“反右倾”，这个上面已经提了。但虽然东哥对李云仲信的内容，评价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但同时他的确赞扬了李云仲敢于给中央写信的勇气和责任感。------“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东哥的这个评语是散发给庐山与会的高干们的。-----但我们可知道，他对李云仲的评论根本就没有通知李本人，对李的处分是“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长期在黑龙江一个煤矿井下劳动。“----直到1988年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出版，李云仲才知道了自己的信对他命运的巨大影响。----好了，在讲完这个故事后，-----我们是否会思索一点，---那就是东哥对李云仲个人行为的欣赏，为什么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层面的贯彻呢？

2， 田家英的报信

田家英，曾经是东哥最宠爱的秘书之一。------因此，他在庐山会议间的这种通风报信行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在会议早期，他是坚定的纠左者，在会议转为反右倾之后，他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起初，他还倔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等到后来彭总方崩溃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时，他的一些评论东哥的，负面的私房话被泄露和公开。-----所以，后来田家英是痛哭流涕地跑到东哥面前检讨---------在私人的层面，东哥有一付继承于母亲的非常善良的柔肠，虽然他事实上面临着因田家英对他的负面评论公开后，带来的个人印象的损害和亲信叛变造成的其威信巨大损失，但东哥依然还是原谅了田家英。-------最后，在庐山会议后的几个月后，最终田家英通过了组织对他在庐山行为的审查。----田的庆祝方式是，（据吴冷西回忆），“进了房门后，田手舞足蹈，猫身在地板翻了一个筋斗，大声说：“主席还是了解我们的。”---------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抄家，第二天，他含冤自杀。时年44岁。

3， 东哥此时的想法

7月23日到29日之间，田家英给李锐的报信里，特意通报，：“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关键字在“反党”，说明了东哥的定性。-----而且，周小舟已经在内，那么彭总当然是集团的领导者了。--------做为佐证，童小鹏的回忆录里《风雨四十年》写到：7月30日，他听到周公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打招呼是，说清楚了东哥的想法。周公说：“（政治局）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是，有两种办法：一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俺引这一段的目的在于，这段记载其实很清楚地透露了在庐山上，哪两位才是真正的男主角。-----有一些同学把东哥在两天后8月1日“我66 岁，你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的一句话做为凭据，完全忽视东哥在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所批判彭总的大量发言，仅仅拿着一句话来推测东哥批判彭总的原因是“很多同志有此顾虑。”-----俺觉得上面童小鹏回忆录里面，周公7月30日的话，已经非常好地说明了历史的真相。------一条简单的史实记载有时候可以胜过很多复杂的逻辑学理论，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正是因为如此，俺在这个系列的开篇和中间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彭总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东哥的爱恨纠缠。----因为，没有这个背景，庐山会议的冲突烈度是不会那么痛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