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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转载]破神，袁崇焕之失 -- q42474112
[转载]破神，袁崇焕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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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6-9-5 16:40:48?编辑?引用回复?留言?举报 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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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26 5:16:15 发帖人: 马甲之King 网友评论 859 条 进入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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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看各种关于明朝末年历史的书籍和资料，甚至网上一些高手的文字，得益非欠，看崇祯朝的历史，有一个人不能不说，那就是袁崇焕。我想综合各种资料，和网上高手论战的文字来说说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绝对不是原创，算是自己学习那段历史的一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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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袁崇焕是一个爱国的军人，但是也是一个有着严重失误的军人，甚至极端点说崇祯杀袁并没有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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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明史》里记载的袁崇焕的罪名；“擅主和议 专戮大帅”，可是《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条目下有“癸亥 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 處以殊死 上御煖閣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 出御平臺 文武諸臣俱入 諭曰 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謀款不戰 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 卿等已知之 自當依律正法 今特流其妻子 兄弟 餘不問 輔臣頓首謝 崇煥 藤縣人 萬曆己未進士 素以韜略自詡 迨督師出鎮遼東 其入援時 三日五賜金 幣宣勞 親為飲至 而遷延不戰 至擅殺毛文龍 朝議紛紛 以致殺身”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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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崇祯长编》更是明确指出袁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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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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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人奇怪了，怎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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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合三本书背景，可以说《崇祯长编》、《崇祯实录》可信度很高，也就是说崇祯杀袁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官方公布的认为杀袁宠焕的理由应该是“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謀款不戰 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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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些罪名，分开来一个个看，看看到底这些罪名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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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这八个字能否成立（论袁崇焕辽东失误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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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天启末年，崇祯初年时明朝财政状况，在天启初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超过330万两，再加上赋税连年拖欠，实际的收入只不过二百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到了五百余万两！为了填补巨大的亏空，寻找更多的军费，天启朝几乎年年加辽饷，到了天启六年，辽饷已增至7714121两。可纵然是如此，在天启七年，大明朝的财政还是有1646575两的亏空。（数字来源：《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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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明史记事本末〉里还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言：……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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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黄仁宇也认为明帝国首先是经济崩溃，其后才是政治崩溃，由此我想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各军皆欠饷了，其实别说军队，就是明朝皇室那些藩王的年俸，明朝政府也是长期拖欠的，（详参见〈万历十五年〉）因此尽管明朝政府拖欠军饷是很恶劣的行为，但是不得不说在那个时期，这又是无可奈何的很正常的现象。理由很简单：朝廷没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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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崇祯依然全力支持袁崇焕，辽东军饷几乎是悉数拨给，在袁之前,辽东的军事预算是一百六十万,由于袁的请求,辽饷增至二百八十万,多了整整一百二十万.（崇祯元年，辽饷为6831133两；崇祯元年至二年，国家的正常赋税是二百五十万，辽饷是6831133两，朝庭的亏空是一百五十万。除此之外，崇祯还有内孥可支配，崇祯元年从内孥抽调了差不多一百万填补各地所欠的军饷，崇祯二年则缺具体数字。《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226页，《熹宗实录》卷十七卷二十九卷四十二；《明史》卷七十八；《崇祯长编》卷三十八；毕自严所写《度支奏议》新饷司六。）请注意，这还是在崇祯减免赋税，削减开支，与民休息的政策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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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给军队发薪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崇祯朝朝野每一个人看来，这是皇恩浩荡，是崇祯给予了袁崇焕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要知道即使是宣、大这样的重镇士兵的薪水也是照样欠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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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袁崇焕回报给崇祯的是什么呢？“五年平辽”，平成后金骑兵杀到了北京城下。而只是崇祯二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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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与他的哥哥天启皇帝，爷爷万历皇帝相比，对辽东最关注，政策也最倾斜，给辽东诸军的待遇也最好，可是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万历、天启朝即使拖欠饷银，权阉当道时女真人都没有杀到北京城下，可是惟独就在他这个最支持、最看重辽东的皇帝治下，满人打倒了北京。那年，他18岁。他为什么没有理由怨恨，恼怒袁崇焕？袁崇焕真的没有一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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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谁都知道，辽东明朝军队军力不如后金，要想打败后金必须联合朝鲜、蒙古。而当女真人在皇太极的率领下，于天启七年攻击朝鲜时，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却为皇太极的议和所迷惑，这从他给朝廷的奏折可以看出：袁一方面说满人似真有输款厌战之意，可乘其不备起兵攻之；一方面又说满人将三路攻锦州，他将严阵以待。到了事后，袁又说早就知道满人会攻朝鲜的了。（《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遣方金纳，温台什二夷奉书至臣，恭敬和顺，三步一叩，如辽东受赏时。书封称大人，而犹书大金字面，一踵老酋故智，臣即封还之。潜侦其意，则深悔奴之悖逆，来文差误者。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 《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黄泥洼；一往红罗山。我兵固守如铁桶，而以精骑为奇游，备贼败归截击……卷三三, 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随奉明旨云云,该臣看得夷兵东犯朝鲜,臣久已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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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衰弱,加之内乱初息，自然无法抵挡满人的狂攻,只得向大明求救。此刻，纵然是反应迟钝的朝庭也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于是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熹宗实录》卷八十二。天启七年四月塘报。《三朝辽事实录》天启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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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时候，袁宠焕的绥靖毛病犯了，当然在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点。他并不想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庭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上疏抗辨：“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事实上，在当时满人的全部正规兵力也只不过八万余人，能动员的兵力也只不过十余万，长期与满打交道的袁因何会不知？皇太极以八万攻朝鲜，再加上分驻各地的满兵，守沈阳的兵力确是不多；而袁所控制的义州距离沈阳也不过三百余里，何来深入？迫于朝庭压力，拖延甚久的袁终于出兵了。三月，先派水军五百支援东江，再以“关外三军营及前锋三营，抚镇标下四营，每营选精兵九百”，合兵九千，“进逼三岔河，为捣巢之举”。此后这九千兵马便一带停滞在三岔河，也不知道干什么，从此西线无战事，直至四月十八朝鲜战事结束。事后，曾做过辽东经略兵部尚书的王在晋质疑道：“辽抚援鲜，布置极其可观。乃官兵望河而止，此真为纸上之兵也。辽兵果可用耶？”袁崇焕于辽东统兵近七万，却只派出区区九千，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之意非常明显。（《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四月塘报。巡抚辽东袁崇焕疏奏《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三，天启七年三月塘报，登莱巡抚李嵩奏言：正月十四，奴兵八万余众犯抢。《两朝从信录》卷三三，辽东巡抚袁崇焕仰仰遵明旨飞报军情疏曰：臣已发水营都司徐永曾先出，张斌良继之，汪翥劲后，各舟二十只，兵士合五百人。……《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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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八旗构成看，后金为攻打朝鲜倾巢而出也是可信的。
满清的兵力情况：
八旗制度本以五五制为基础的，但后来满人人口增多，打破了五甲喇为一固山（旗）的建制，但甲喇仍是由五牛录为建制。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时，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
二， 蒙军八旗：
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时，蒙军八旗的组成为：
1， 正黄旗，旗主阿岱，兵力1356人；
2， 镶黄旗，旗主达赖，兵力1425人；
3， 正红旗，旗主恩格图，兵力800人；
4， 镶红旗，旗主布亦岱（额附），兵力为1016人；
5， 正白旗，旗主伊拜，兵力8090人；
6， 镶白旗，旗主苏纳（额附），兵力960人；
7， 正蓝旗，旗主武赖，兵力860人。
8， 镶蓝旗，旗主瑚什布，兵力913人。
合计：15420人。
在丁卯年，满人的正规兵力只能是比上述数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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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朝鲜战事将袁在战略上的短视表露无疑，而他所津津乐道的议和不但为自己日后的惨死埋下伏笔，还直接让所有大明的臣蕃属国心寒（《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辽东经略王之臣奏疏：年来奴酋求和于西虏，而西虏不从；屈服于朝鲜，而朝鲜不受。一旦议和，彼必离心，是益敌以自孤也！近日，都官过通令处，虏鞭其背云：“汝汉人全无脑子，终日只说我等不助兵，汝却驮带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据此，我将何辞应之？……注:虏指蒙古人;奴指满人.），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议和自崇焕起，甚至将议和视为袁崇焕战略上高瞻远瞩的英明决定。这其实很荒谬，表面上看来--尽管皇太极极尽谦恭之词---而实际上却是笑里藏刀暗伏杀机，和平—并不是野心勃勃的皇太极所渴求的。我很不明白，如此简单的道理，现在居然还有人信？！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行动上说--皇太极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与大明议和，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悄悄地将刀口对准了东江朝鲜；当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之时，皇太极实际上正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在皇太极看来只是可供利用的棋子---缓兵之计!袁崇焕此时也做了一件比较天真的事，面对着袍泽和属国的沦丧，他并非是第一时间出兵策应，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很可惜，皇太极并不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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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对此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满人的议和—袁并没有全信—或是说姑且信之,在袁的想法里—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才是当务之急!他也想趁满兵无法东顾之机抓紧时间修缮锦义凌松诸城，这才是袁所希望的。无论袁持何种想法---只着眼于一地利益而忽视大局发展----甚至故意拖延而不肯出兵---这种战略上的短视---是建立在损害国家利益之上的---最终的后果是--朝鲜被征服了---大明的对满人的经济封锁破产了。也许有人会振振有词得反驳，正是袁及时地修缮好了锦宁防线，才有可能取得后来锦宁之战的胜利---这又是袁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的体现之一。表面确是如此,可是，长远考虑一下，若非朝鲜被征服，满人获得了大量的粮食财富，因长期征战造致经济凋零供应匮乏的状况得到改善，并使朝鲜在以后都成了满人的后勤粮仓，那么，正物资缺匮的满人又用什么来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作战？正处于大饥荒的满人还能有什么手段摆脱困境？若袁肯早出兵，皇太极又用什么来进行两线作战？皇太极进行了一次赌博，他把所有的家底都押在了西线—急于解决的饥荒和日益缺乏的军粮迫使他这样做，这一把他押中了。可以这么说--袁崇焕的绥靖和短视促使了皇太极的成功。（以上摘录于疯行烈〈对袁崇焕的质疑II〉原帖见春秋战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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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能作为崇祯杀袁宠焕的理由，毕竟是天启年间的事情，可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袁崇焕作为重镇统帅是有严重失误和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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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说袁崇焕托付不效，首先看崇祯二年皇太极的军事行动，这不是一、两千人的小规模偷袭，而是十万大军有详细计划的南侵。作为防守后金第一线的最高军政长官，蓟辽督师袁崇焕对此真的一无所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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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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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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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宁远一带居然有这么多满人的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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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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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 —《明史记事本末》。（说句题外话，虽然这些我都是在网上找来的，可是《明史记事本末》我确实也找来看过，看过原书更是感叹，后金要入侵的消息连辽东士绅都知道了，可奈何袁督师却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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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袁崇焕不是不知道后金准备南下，而是知道了却不相信。这先不说，作为对敌最前线，袁崇焕即使是不相信后金入侵，至少也该派出斥候吧？难道派出一些斥候就会使得辽东难以运转吗？会比袁筑城还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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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法从任何一本记载那个时期历史的书籍资料中找到袁崇焕派出斥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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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远在北京的朝廷来说，后金正面就是辽东锦宁防线，而西面是察哈尔蒙古的古刺慎部,这是个亲明的部落,与袁的关系也非常的好,袁在崇祯二年初甚至还为其上奏请封。后金南下,是不可能瞒得过这个部落的,而这个亲明的部落虽说是末必肯为大明出力,但通风报信的事还是会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袁居然让十万人从容的南下，这让朝廷上下怎么看袁崇焕？崇祯说袁崇焕“付託不效”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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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种声音认为后金南下并不是通过辽东，而是绕道攻破蓟镇，甚至袁本人还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加强蓟镇的守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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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说袁崇焕的头衔就是蓟辽督师，我们来看看袁崇焕到底能不能管蓟镇：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袁呈至兵部奏折有其中的内容:“……惟备行关内永平二道，清汰去后，据永平道右布政郑国昌呈，称滦州训导三员，内多一员，永平卢龙二卫知事二员，俱应减去……“这是关于栽减亢员的奏折，都是藓镇境内的，袁根据永平右布政郑国昌的报告而上奏朝庭减亢员的，这说明了袁对蓟镇拥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或者说蓟辽总督和蓟辽督师在管理蓟镇上权利是有重叠，可是结合袁的地位和受宠信的程度，没有任何理由说袁根本管不到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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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摘录〈袁崇焕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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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奏折一直是为袁辩护的铁证，可是谁又知道袁奏折的核心内容是要举荐部下林远为总兵官。之前袁已请奏祖大寿为锦州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并应袁的要求撒了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如今袁还要再加多个蓟镇里的总兵，这就意味着畿辅尽在袁一个人的掌握之下，这样过分的请求谁敢答应他？别说崇祯皇帝，就是现代社会，国防部长这样安排人手，国家主席肯与不肯也还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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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面辽东关于后金入侵消息袁不相信，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袁实际目的只是希望朝廷任命林远为总兵官，而所谓“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不过是袁为达到目的的托词而已。不然很难解释为什么蒙古人、自己人关于后金南侵的报告袁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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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是袁的防区，蓟镇也是他的半个防区。满人饶过辽东，辽东西面又是亲明且和袁关系很好的古刺慎部，攻破蓟镇，崇祯罪袁托付不效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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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
鉴于铁血有些网友历史知识有欠缺，所以在分析袁这两项罪名时我还是先把这两段罪名解释解释，简单说就是资敌，擅杀大将。而这两项罪名无论在中国任何一个王朝都够的上斩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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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以市米则资盗：
在说这个罪名的时候，然则我又要解释两个在明朝时的常识，在明朝不管是文官也好，武将也罢，向朝廷要饷要粮都是分开呈奏的。要饷就是要饷，要粮就是要粮，绝无可能要一样，而两样皆至的道理。因此辽东欠饷不等于辽东欠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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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常识，由于明朝人不可能去蒙古清查户口，因此明朝人在记载蒙古人数的时候都是以丁来计算（也就是成年男子），妇孺是不计算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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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说到正题，袁到底有没有以以市米则资盗（后金），从我掌握的资料看，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有！甚至可以说后金南侵的军粮是袁提供的。尽管这不是袁主观意愿，但确是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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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文献资料是怎么记载的：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崇祯）二年三月，朵颜三卫半入于建州。束不的求督师袁崇焕开籴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吏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是时建州亦饥，束不的为窖米谋攻蓟西也。虽有谍报，崇焕不之信”。 崇祯二年，蒙古古（哈）刺慎部曾密报，指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为建虏窖米，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国榷》卷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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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六月,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可乘夜掩而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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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怀达和陈国威又说道，宁远南台堡一带“建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持弓矢……”（宁远一带居然有这么多满人的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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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陈二人又指出了满人可能准备南下：“……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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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锡闻报大惊，“仁锡言于关内道，甚壮之，竟不果。后建州兵入口，俱如二生言” —《明史记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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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些资料足够说明问题了吧？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束不的部不满万人（应该是成年男丁），可是在宁远边市内就有2000人，外面有6、7000人，甚至在边市内的2000蒙古人里有四百满人。（请注意，根据明朝人的记载习惯，这些人都是成年男子），束不的部可以说倾巢而出的来买米，甚至队伍里还有满人。他为谁买米？不言自明。而束不的部降清，可以说天下皆知，甚至连辽东的士绅都知道：……至南台堡,闻朵颜束不的为贼汉卖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怀达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贼汉,其实妮之,为满州娴也。部落不满万，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此地间市止二千人。……（《明史记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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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谈迁（《国榷》作者）就此事说道：秦饥晋闭之籴，同好犹然，况属夷为异类，狡计叵测，而高台之粟转市塞外，我挽输之难，车殆马烦，十致其五。彼貂参无限，而又无济于急缓，罄民脂以诱之，为建虏玩弄于股掌之上。明确无误的指出袁卖的就是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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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什么束不的要为后金“积谷”呢？我们来看文献记载：《清史稿 太宗本纪》：“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而被后金征服的朝鲜自身也陷入了灾荒，八道粮仓全空，倾尽国有，后金也只得区区二千石。（朝鲜〈李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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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稳定国内还是为南侵筹集粮草，皇太极必须多方面购买粮食，而辽东袁督师手上有多少粮食呢？我们再来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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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辽事实录》天启六年六月的袁奏折内容曾说道：总兵赵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虏之辽人为兵，明关外初复，无多官多人有余地。率教得以尽力屯种，三年积粮十余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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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饷岁银一百六十余万零，米三十五万一千零石，草料四十七亏四千八百石零。兵马钱粮驻为定额。《两朝从信录》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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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的时候，户部尚书王家贞亦说道：“北直隶籴价辽米辽豆”（《今史》）。崇祯二年袁说有粮食“贮十万石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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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也可以看出来，辽东，或者说袁督师他不缺粮，粮食多的很，他缺什么？银子，马匹！那么他学毛文龙和蒙古人做做买卖，换点银子、马匹、貂参，顺便笼络一下蒙古人是完全可能的，换我也这么干。尽管他杀毛文龙其中一个罪名就是说毛擅自和蒙古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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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确实上报朝廷的，可是崇祯一开始并没有答应他，反而严厉指责他“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然而在袁的坚持下，崇祯妥协了，他改变了主意，可是他也把话说的很明白：“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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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的很直白，简单点说就是：你要救济也好，做买卖换银子、马匹也好，可以，但是如果粮食、布匹这些物资一旦落入后金手上，这责任就是你自己的！我就要治你的罪，你可别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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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市米则资盗”这条罪名袁督师是跑不了的，尽管这确实不是他主观意愿，可是毕竟他造成了客观事实，且崇祯并不是以结果推过程来给袁套这个罪名，而是之前就明明白白告诉了袁：“你一定要这么干可以，出了事全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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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敌这个罪名，往严重点说，就这一条按照大明律历，可以灭袁三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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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袁与朝廷就开市公文来往原文
《明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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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行《督帅袁崇焕题》稿：
兵部为夷情事，职方登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帅尚书袁题请：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前事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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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圣旨：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着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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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出到部，备咨到臣，臣会同蓟辽总督俞，查得哈刺惧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此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而自固。且夷地荒旰，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磬，不市卖一二布匹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与高台堡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抚王象乾行臣抚三十六家，令其粮来市卖，每日百车而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而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其藩篱。总能驾驭有法，若能去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我兵马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畔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合词奏闻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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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圣旨：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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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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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行为就此一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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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巡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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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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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中方孔照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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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袁崇焕的文字在互联网上似乎很流行
小弟就像郭靖那个傻哥哥 明明觉得似乎某些地方大大的不对 可惜就是说不好
不知道河里面各位高手可否为我指点一二
此文之中颇多无稽之谈与吹毛求疵之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史实也弄错了。这里先发一篇我以前关于袁崇焕与军费问题的文章，其他地方有时间再一一驳斥
标 题: 辽饷与袁崇焕Re: 是不是老袁狂要军费导致明朝加速灭亡?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Sep 10 11:27:04 2003)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重新整顿了辽东、天津、登莱和东江镇的军队，共153000人，马81000匹；核实了饷额，岁支480万两，比过去减少了120万两；统一了指挥，容易干预督师指挥的辽东登莱二巡抚被裁撤；调整了部署，确定了以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三总兵负责辽东军事的体制。这样，一度被荒废了的辽东防务又走上了正轨。五年复辽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参见拙作“有明袁大将军”
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最多时合计每年一千六百余万两，其中用于对清作战的辽饷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占总数1/3强，而用于镇压农民军的“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其数大大超过辽饷。
辽饷第一次加派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每亩加派银3厘5毫，计200万两；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七年，每亩再加派银3厘5毫，计200万两，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每亩又加派银2厘，计120万两。这三次总计，每亩加银9厘，一共加派520万两。崇祯三年（1630年），每亩再加银3厘，计140万两，加在万历年间的9厘，每亩共加银1分2厘，总计加派辽饷银660万两。
袁崇焕第一次出掌辽东是在天启年间，第二次是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也就是说，4次辽饷的加派，没有一次是发生在袁崇焕在任期间的。事实上，如前所述，袁崇焕在任期间，通过整顿军额，辽东军饷总额是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
称崇祯元年辽饷即达到660万余两。按照老拿的数据，当时应该只有520万两。另外，按老拿前面说
也应该是元年的数目是600万两。这个这个，到底是多少？
张居正时期，明一年的国库收入是200万到300万。崇祯初年，为了实现“五年平辽”的伟大构想，仅征辽饷就高达每年730万。1年半给了辽东巡抚袁崇焕大人1080万银、数百万米、68万具铠甲、无数火炮、弓箭、军械、布匹。www.SonicBBS.com
秦军8万，和闯军苦苦交战数年，每年只有不到百万饷，米数十万，而且还没有一年给足过。左良玉20万军队，一年军饷只有80万，开封之战被派去和李自成主力决战，只发5万内币。这都是一线作战部队吧。而且战斗只有比关宁军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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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就知道15万辽军奢侈到了什么地步！这种情况下还要买军粮给后金……
史实就是史实，随便翻翻史书就可以知道辽饷究竟加过几次，每次加了多少，什么时候加的。连这都弄不清还出来讨论什么？
以下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万历中期前，田赋加派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施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陷抚顺，克清河，震动京师。为抽兵增援辽东，明廷援引征倭征播故例，实行加派，开征辽饷，除贵州因有苗民起义未加派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石，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外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①这次加派，神宗皇帝答应，“辽饷事宁即为停止”，但第二年辽饷用尽，辽事吃紧，萨尔浒一役明军丧师失地，为了增加兵员、修筑工事以抵御后金进攻，急需经费支持，明神宗不肯用金花银充饷，只得再次加派，每亩征辽饷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明廷又第三次加派辽饷，每亩二厘，先后三次加派，每亩加派银九厘。崇祯三年，辽东战事急剧恶化，后金挥师入关一度占领永平、滦州、迁化、遵化四镇，明廷决定在蓟州、通州、昌平三镇增兵五万余，马一万匹，岁需银一百一十五万两，崇祯皇帝再次下诏每亩加派三厘，是为第四次加派。
辽饷是财政收入的概念，实际军费是财政支出的概念。两者虽有联系，但未必相等。
辽饷未必全部用于关宁军，关宁军费超支时也不见得只能从辽饷中开支。
作者质疑袁崇焕的另一个理由是从阉党那里拣来的牙慧，攻击袁崇焕不救朝鲜。
这是完全无视当时明金军队实力对比的现实的想法。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军与后金军在野战中没有取得过一次重要的胜利，基本上是每战必败，即使在明军的总兵力大大超过后金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直到宁远大捷，明军才取得了第一次重要胜利，但是也靠坚城大炮。同时明军在觉华岛的失败也证明了当时明军还不具备在没有坚城依靠的情况下与后金军交锋的能力，更不要提进攻后金军据守的坚城。有些人只看个兵力数字就空谈一气，无异于纸上谈兵。若是兵力数字就能说明一切的话，萨尔浒的时候后金就该完蛋了，还用等到这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硬要袁崇焕去袭击沈阳，兵少了无济于事，兵多了，只要在沈阳城下耽搁一两天没有攻进去，后金主力一回师，就是个全军覆没的局面。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一天只能行进10-20里，而后金军可以行进100里以上。以这样的速度，给袁崇焕留1-2天攻城时间只怕还是太多，说不定还在半路上后金兵就回来了。而如果后金军留万人左右守城的话，毫无攻城经验的明军没有十天半个月也很难有什么进展。
袁崇焕守辽东的基本战略是“凭坚城，用大炮”，让他在当时不成熟的条件下，抛弃这一战略，舍长取短，跑到后金老窝里去和后金野战，只有故意打击报复的阉党，和某些哗众取宠的愚人才能想得出来
以下是拙作《有明袁大将军》中对这一段的描写：
短暂的喘息-主战与主和
天启6年十月，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到了盛京（沈阳〕。明国的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来为8月11日去世的老汗王努尔哈赤吊丧，同时祝贺新汗皇太极即位。
这开得什么国际玩笑？才气死了老汗王，现在又假惺惺的来吊丧？而且明国素来视后金为反叛的属夷，绝对不肯承认后金是一个国家的，居然会派人来祝贺新汗王即位！顿时颇有几个贝勒大臣们冲动的表示要将这几个南蛮杀了祭奠老汗王等等。但皇太极却显得特别的冷静：现在国中还不稳，自己的汗位确实来之不易，既不是年长，在4大贝勒中排名老么；也不是努尔哈赤最疼爱的，有三个弟弟多尔衮、阿济格和多铎呢；实力更不是最强，八旗之中只有2旗而已。众多的哥哥弟弟中不服气的大有人在，要不是大贝勒代善大公无私的全力拥戴，真不知汗位谁属。而直到登上了宝座，各种大事也还得8大贝勒协商，自己哪里像个大汗，简直就只是个权力比较大一些的贝勒而已。而且西边的蒙古、东边的朝鲜都与明国站在一起，一旦与明国的战争失败，这两家和兄弟们恐怕都饶不过自己吧，不除掉这几个心腹之患，实在是寝食不安啊。一想到与明国打仗，宁远城下的那一幕仿佛又出现在眼前，明军要老那么打，胜负真的是很难说呢，皇太极想，而且明国毕竟是个泱泱大国，“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最终恐怕还是要谈的。(毕竟崛起还不久，这时的皇太极还不敢去想一统天下，直到去世，他的最大野心也仅仅限于恢复当年大金的版图罢了)
在一番反复权衡之后，皇太极以破格的礼遇接待了准杀父仇人的使者。丰盛的酒筵、慷慨的馈赠、甚至还有专门的阅兵式让使者们在盛京乐而忘返达一月之久。他们离开时，身边还多了不少东西－－各种各样的礼物和一封致袁崇焕的信，信中表示愿意照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的先例归顺明朝。
皇太极作出这样的努力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相比之下袁崇焕要更加困难得多。“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这段文字就是袁崇焕著名的“恢复之计“。其中“和为旁著“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知道，虽然取得了宁远大捷的胜利，但是后金的主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而明军目前也只能守守城而已。当真谈到野战，甚至复辽，还是遥遥无期。在广大的平原上，后金兵来去自如，牢牢的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打不打、何时打、在哪儿打、都不是明军可以说了算的事。要筑城、要练兵、要发展生产都需要时间，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然而这些从哪里来？要靠和谈啊！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是让朝中那些乌鸦们听见了可就不得了了。什么南宋如何如何啊、秦桧如何如何啊、石敬塘如何如何啊、民族气节如何如何啊、祖宗土地如何如何啊......一股脑全压上来了！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大概可以分成3种，一是读死书读迂了，二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第三就是别有用心了，想找碴整人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结果都是让袁崇焕难受得够呛。尤其是天启7年正月，后金出兵侵朝之后，弹劾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声称就是因为袁崇焕跟鞑虏搞什么和谈，才使鞑虏腾出手来打我们的友好邻邦朝鲜云云。
这帮书生，屁都不懂！你倒是来辽东看看啊？拿什么去支援朝鲜？是派个万把几千人去增援，还是出击敌境去围魏救赵？皇太极巴不得你来送死呢。还什么奴儿干都司，你倒是去恢复个试试？说的倒轻巧，真正要有人负起责任来的时候，一个都不见了。要不是争取来这么些宝贵的时间，锦州、大凌河诸城如何修得起来？袁崇焕郁闷之极。
郁闷归郁闷，在天启皇帝“悉听便宜行事“的支持下，袁崇焕总算争取到了一年多的喘息时间，来进行他的恢复之计。而在锦州、大凌河两城修复，“战守又在关门400里外，金汤益固矣“的成绩面前，“主战派“们也只好暂时退却。(然而这种退却是很暂时的，宁锦大捷之后，阉党再次以此为借口赶袁崇焕下台。这还不算完，跟鞑虏和谈的罪名从此似乎一辈子跟定了袁崇焕，直到冤死，杀他的罪名里还有一条“擅主和议“。)
明朝这些大臣的迂腐有的时候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到后来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明军明显无力同时两面作战。尤其是崇祯14-15年间，关内对李自成农民军的朱仙镇战役和关外对清军的松锦战役这两大主力会战几乎同时爆发，两个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都很接近，假如明军能把分散两线的军队集中起来投入任何一个战场，无疑都能够取得胜利，可是，最终的结果是，两场战役都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终。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明军败就败在两线作战上。因此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历任兵部尚书都认为非同清和谈不成，可这些“清流“们仍然是半点不肯松口。直到把主持和议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活活逼死，彻底断绝和谈才算满足，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这已经不是“宁失千金，不失寸土“了，简直就成了“宁失天下，不失寸土“。 (宁战勿和，战是方法问题，和是立场问题，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
他们倒是自食其果，(当然啦，其中也绝不乏鞑虏到了面前就立刻想通了的)可那么多的老百姓却为此白白付出了生命！遗憾的是，这在中国的历史上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那些不负责任只知夸夸其谈的清流哪朝哪代没有？偏偏他们还总是能迎合一些舆论，弄个好名声，即使受到了惩罚也可以显示出他“文死谏“的决心，美名扬于天下。明朝时就有那么一些谏官，最喜欢被廷杖，因为杖过之后立刻就成了天下人望，鲤鱼跳龙门了。骨头贱到了如此程度，难怪朱温要把那些“清流“扔到黄河里，让他们变成“浊流“才解恨呢。袁崇焕对这些历史应该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虽然可能还没有想到会葬身愚民之口)，但他知道这对国家，对民族和人民有利，于是他不顾一切的这样做了。这才真正是把自己的利益(包括名誉)置之度外，“我身属国，已非我所有“，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相形之下，那些只知道捞个精忠报国的主战派好名声的清流们是多么渺小。
短暂的喘息－－备战、备战！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时间，当然不能随便浪费掉。应该说，这一年多的时间，袁崇焕过得是相当充实的。
总的来说，袁崇焕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可以归纳成两件事。
一是继续“守为正著”的基本战略。后金军刚从宁远城下撤走，袁崇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经费大修城堡。这回袁崇焕的身份地位与当年相比可是鸟枪换炮了－－宁远的英雄、新任的封疆大吏，说起话来和刚升任的小小监军当然不一样，更何况宁远大捷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凭坚城，用大炮”战略的正确。申请一路绿灯，不仅批准了重新整修宁远、前屯等城的损坏部分，还批准了重修后金军撤退时拆毁的锦州、大凌河、中左所3城，将防线重新推回到锦州一线，控制住整个辽西走廊。天启7年正月，就在皇太极准备征伐朝鲜之际，明朝4万班军和大批民夫开到了锦州等城，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抢筑城池。同时宁远、山海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也都整修一新，“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被高第破坏的宁锦防线重新又恢复起来了！
为了充实军备，作长期作战的准备，袁崇焕大兴屯田，贯彻其“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在国家供应关外的军粮40余万石中抽出125000石，折成10万两白银，作为屯田经费，吸引辽人返回故里。（看不出，袁崇焕还有点市场头脑嘞〕
第二就是开始要打“战为奇著”的主意了。像宁远那样的坚城，只要明军不犯什么大的失误，后金军是很难攻下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首先，经营一座宁远那样的城池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筑城的大批军队和民夫将处于无依托境地，非常易于受到攻击。除非明军不打算收复失地了，否则这个问题绝对逃不过。（后来的大凌河之败就是这样，筑城未毕，后金军就大举来攻〕而且，再怎么坚固的城池，如果后金军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不论你准备多么充分，总有一天城中会弹尽粮绝，到那时怎么办？（锦州之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当时祖大寿的准备已经是相当充分了，就在后金军合围前夕还抢运了16000石粮食入城。围城刚开始的时候，明军还挺自信，在城上对后金兵说：“我们城里的粮食能吃2、3年，你们围城有什么用？”下面的后金兵回答：“不管什么2、3年，就算能吃4年吧，到第5年，你们吃什么？”后金军一围就是整整两年，硬是弄得锦州城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援军又在松山大败，无计可施的祖大寿只得出降〕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要能守就必须能战！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化贞的看法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问题在于你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才能去战，不是说能战就能战了的。而初期的后金军实际上也不具备对明军重兵守备的城池久困的能力，因为这种打法对自身的国力也是相当严峻的考验，即使是二十几年以后，锦州之战后金军到了最后也几乎要支撑不下去了。
要战，就必须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能够与后金军在辽阔的平原上争雄的骑兵！在练兵的问题上，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辽土”。过去的辽东战事，明朝往往是从全国各地征调部队增援。除了少数特别精锐的部队外，这些客兵往往战斗力很弱。一方面万里来援，不适应辽东的环境；另一方面，家不在此，打起仗来没有一种保家卫国的意识，净想着怎么溜回家。而且，南方兵也不适于骑兵作战。袁崇焕将这些客兵归纳为“南（江南〕兵脆弱，西（山西，陕西〕兵善逃”。说到最后，还是民风剽悍，有切身利害关系，而且多善骑马的辽人最适于守辽土。
因此，袁崇焕在归附的十余万辽民中精选身体强壮者，充实各军，同时大力栽培祖大寿等一大批辽将。借着宁远大捷后明军士气有所回升，开始敢于与后金军作战的机会，袁崇焕苦练出了一支兵力并不很大，但战斗力相当强的骑兵。这支部队后来被人们称作“关宁铁骑”，熟悉明末历史的人应当知道，这个名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到了闯王进京的时候，全国的明军都不在李自成的话下，唯独吴三桂手下那仅存的一点点关宁铁骑，还让大顺寝食不安。要知道，这时候吴三桂的所谓关宁铁骑与当年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早已差了不知多少！)
虽然当时这支部队还没有参加过实战，但袁崇焕心里明白，接受考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记得努尔哈赤是称帝了？对明史不熟，不过感觉上如果皇太极是称“汗”，实际上是一大退步，至少表面上没有入主中原，和明朝争夺天下的野心了。袁崇焕派人去祝贺就容易理解了，对方既然退了一步，那么我也不妨灵活点。
老子是天命汗，儿子是天聪汗
努尔哈赤是天命汗，皇太极是天聪汗，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金为清，改称崇德帝
岂不知王某人的这本笔记是专为攻击孙阁老及孙阁老所部将领之作，其中歪曲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上世纪70年代顾诚先生就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提醒后来者据此论事，务必要小心。
皇太极一共才出动了三万来人 大贝勒只有阿敏一人
而且 才两个来月 朝鲜就坚持不下去了
刚刚勉强站住脚跟 缓过点劲来（原来连城市都守不住 现在刚刚能守住城市了）的明军那有这个实力
1。十八万人要68万具铠甲
2。满清入塞的战略举动没有觉察
3。郑昭公曰
对于后金，东江镇是唯一敢于敢于野战，唯一敢于主动出击，并且唯一能够野战中打败金兵的明军。东江年年深入后金内地掳掠，最远曾经打到长白山。东江镇出击，凡遇满人则立杀，遇到其他民族则好言慰抚。有东江在，后金的后方统治一直不能安稳。而袁杀毛文龙的具体过程，我懒得打字抄书了，从网上找了一段下来，大致说得差不多。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预谋的，杀毛后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袁崇焕策划了一个圈套，为了麻弊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杀毛文龙，先改贡道，再禁海路，后断饷道，以发粮饷为名招毛文龙于双岛而杀之，明末吴国华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明朝政治上党争太残酷了。
此外这里没提到，补充一点。袁先是海禁封锁，断绝东江的经济来源……后金最想做到却一直没能力做到的事情，袁大人帮忙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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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毛文龙成了海上岳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