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60- BobbyBroccoli：伪造克隆人的人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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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

时间是2001 年 8 月 8 日。乔治.W.布什总统即将发表他就任以来的第一场全国电视讲话，而话题或许会让你感到意外。他的第一个任期已经过去了八个月。到目前为止，他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减税和教育改革，但是这两件事的重要性都还不至于让他回到德克萨斯州的牧场，与全国人民来一场亲密会谈。那场将会定义他的大部分总统生涯的悲剧还要再等一个月才会发生，眼下他心头考虑的是别的事。

“晚上好。我感谢你们今晚给我几分钟的时间，让我能与你们讨论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之一。涉及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正在日益成为全国辩论和餐桌讨论的主题，我的政府必须决定是否允许联邦资金——即你们的税金——被用于支持人类胚胎干细胞科学研究。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强烈反对克隆人。一想到为了备用身体零件或者为了我们的方便就要创造生命，我们就忍不住退缩。虽然我们必须投入巨大精力来战胜疾病，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必须关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新前沿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即使最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正当化一切手段。”——乔治.W.布什

就这样，白宫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联邦资助研究新的胚胎干细胞。这一决定将会几乎立即扼杀美国在该领域的所有势头。在国会，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完全禁止相关研究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要不是接下来的911恐袭，干细胞问题原本很可能成为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决定性政治争议。这一切都是源自一名五岁幼体和她的三个妈妈。多莉于 1996 年 7 月 5 日出生在苏格兰的罗斯林研究所，直到1997 年 2 月才与全世界见面，当时她大约七个月大。多莉是一只芬兰多塞特羊。因为她的降生而出台的法律数量可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活物。多莉是一个克隆体，一个精确的基因拷贝。

你的身体由细胞组成。数以万亿计的泡泡组成了你的肌肉、骨骼和器官。在泡泡里面是一堆化学结构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细胞核，相当于细胞的大脑。细胞核内是你的完整基因副本，你的DNA。DNA 本质上是一个双螺旋形状的巨大指令列表，双螺旋内部是一串分子对，A 和 T，或者 C 和 G，我们称之为碱基对。人类大约有 三十亿个碱基对，所有这些ATCG的精确顺序决定了你的各种性状，诸如头发颜色、眼睛颜色、身高、香菜的味道在你尝起来像不像肥皂，等等。人体包含超过两万个不同基因。当两只动物繁殖时，大多数时候情况如下：50% 的 DNA 来自精子，50% 来自卵细胞，双方DNA 结合，使得受精卵得到一套新的完整DNA，也就是父母双方的组合。然后这个单个细胞会增殖，二变四，四变八，直到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最奇妙的是，你体内 99.9% 的DNA 都与其他任何人类一样，而你和你的父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父母就是与他们最接近的基因匹配——共享的DNA仅有最后那 0.1% 的一半。这就是你与其他人的区别。而克隆则是违反这条规则的例外。

先前提到多莉有三个妈妈。第一位妈妈提供了卵细胞，通过小针将其 DNA 去除，留下一个空壳。第二位妈妈提供了一个细胞核，带有她的100% 完整的 DNA 拷贝。该细胞核被插入空卵细胞中，然后通过电流刺激人为启动细胞复制。然后几乎和以前一样，这个细胞开始成倍增殖，二变四，四变八，直到它足够稳定，可以植入第三个代孕妈妈的子宫里。第三个妈妈怀孕五个月，然后生下了多莉。多莉的基因与第二个贡献了DNA的妈妈的基因完美匹配。科学突破极少引发全球新闻轰动，多莉则是一个罕见的反例，一个可以亲眼参观、亲手抚摸、活生生的克隆体，人类聪明才智的奇迹造物，如同科幻小说一般。不过多莉并不是第一个克隆生物，她甚至不是第一只克隆羊。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克隆植物。第一只克隆动物——克隆蝌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的成就。那么为什么多莉如此特别？因为多莉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从成体细胞而非胚胎细胞培育而成的克隆体。这一点对于人类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体内的细胞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刚性的骨细胞提供支撑，灵活的肌肉细胞提供运动能力，神经细胞发送电信号，连接大脑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但是多莉的存在证明，任何成体细胞的细胞核都包含所有必要的遗传信息。一旦将成体细胞逆转为胚胎状态，就可以使其分化成为所有可能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都是巨大的潜在可能分支树的一部分，分支树的树干就是胚胎干细胞。干细胞是一种独特而强大的细胞，具有修复身体的非凡能力。就好比宝可梦伊布：一个通用的基本模板，可以在适当的环境和刺激下变成任何类型。使用干细胞可以再制造骨髓细胞来治疗白血病；使用干细胞可以制造胰腺细胞来为糖尿病患者生产胰岛素；使用干细胞也许甚至可以为某人培育出新的肾脏。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医学拥有无穷无尽的潜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只以乡村音乐明星命名的绵羊。但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负起这一切的责任？

克隆有两种类型：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多莉的克隆属于第一类，即制作完整生物体副本的方法。治疗性克隆的范围相对小一些，指的是复制基因、组织甚至完整器官的方法，目的是治疗或预防疾病。前一类克隆非常不受欢迎，尤其是涉及到人类的时候。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克隆人类儿童的企图不仅风险太大，而且在道德层面也站不住脚。几乎每一位主要世界领导人都表达了希望禁止克隆人的想法，包括小布什的前任比尔.克林顿。另一方面，治疗性克隆则很难划清界限。这项技术让人们可以创造出有可能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干细胞。但是研究这项技术需要人类胚胎。因此治疗性克隆成为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话题，而以小布什为首的白宫则进行了干预。

美国科学家对此反响激烈。

“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禁令就算通过也不会有效。数千年的人类经验告诉我们，政府无法阻止人类进步，即使你想这么做。”——西恩.迪普顿（Sean Tipton），美国生殖医学会发言人

“我们将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坐在一起，在电视上看着这一切发生。”——何塞.希波利博士（Jose.B.Cibelli）

小布什在演讲中只提到了最坏的情况，包括器官农场、定制儿童以及走投无路被迫售卖卵子的女性。但是他的批评者却持有相反的观点。

“控制此类研究的最好方法是由联邦政府带头资助，这样一来政府就能为研究制定规则。”——杰弗里.卡恩（Jerffrey Kahn），明尼苏达大学生物伦理中心主任

此言不虚。即使没有小布什的禁令，美国食药监局也一直在监管克隆技术。任何研究人员只要接触到人类卵细胞，就会留下文件记录，还会有数十双眼睛盯着他们。小布什选择彻底禁止干细胞研究而不是对其进行监管，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人们仍然会继续研究，他们只是会去别的的国家研究。”——杰弗里.卡恩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二，危机

1997年 7 月，就在多莉问世几个月后，泰铢大幅贬值。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个东亚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并以近乎荒谬、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增长率发展经济。但是随着1997年的到来，全球出口放缓，半导体市场尤其疲软，外国投资者闻到了血腥气，于是纷纷露出獠牙。这一年泰国股市彻底暴跌崩盘，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导致附近几个国家纷纷经济崩溃。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都遭受了经济衰退的打击，印尼总统、自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掌权的苏哈托甚至被迫辞职。

但是我们的故事开始于韩国。到了1997年10月，韩国终于感受到了冲击。危机的确切机制有点超出本文的范围，不过简单说来，韩国经济总体上由被称为财阀的大公司主导。现代、LG 和三星等品牌被视为大到不能倒的庞然大物，至少直到非倒不可为止。它们一直在接受激进且高风险的外国贷款，指望政府为它们提供兜底的安全网。但是这一切总会有代价。危机前韩国有七家主要汽车公司。只有两家毫发无损地摆脱了危机。到 1999 年，韩国排名前 三十位的财阀当中有十一家已经破产或者申请了破产保护，其中包括大宇集团，这在当时是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到1998年共有一百五十万韩国人失业。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在二十世纪饱受苦难的国家来说，以这种方式结束九十年代真是糟糕至极。二十世纪上半叶，韩国被日本残忍地殖民，随后又被美国人进一步占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将这个国家永久地一分为二。随之而来的是数十年的军事独裁、政治动荡，以及破坏了前十年相对稳定发展成果的经济危机。

简而言之，情况很糟糕。对于现任政府来说，危机发生的时机更是再糟糕不过。就在1997年大选前几周，危机开始滚雪球式地加剧。当时执政的大国家党以微弱劣势被赶下台，当选总统是长年奉行新自由主义的金大中。他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想办法让韩国成为全球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从而避免此类危机再度发生。麻烦的是，韩国隔壁有两个强邻。东边的日本在荣获大奖的科学研究与消费电子产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边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并且正在成为全球廉价制造中心。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政府重金投资半导体和IT行业，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让韩国免于 1997 年危机。这个国家还需要别的东西，一项尖端的利基科技，一项能让政府放心投入数百万美元的技术，一项可以在新千年成为韩国的国家品牌的技术。于是韩国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多莉：“我上我也行。”

但是在生物技术领域仅仅投入数百万美元还不够。韩国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要对抗日本、中国以及美国英国等等老牌西方强国，仅仅比赛砸钱的话韩国并没有胜算。他们需要做的不止于此。他们利用有限的资金制定了一项战略，即支持一定数量的“明星科学家”，将他们提升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激发国家的希望。经济增长是一码事——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些数字固然越漂亮越好，但是统计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说看不见摸不着。韩国需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他的研究会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民众会在电视上认出他的脸。他们需要一位名人。

名人科学家的想法并不是韩国独有的概念。在世界各地，我们想到科学时往往首先会想到标志性的科学家，那些眼光高远的孤独天才们。一个科研项目需要数百甚至数千名研究人员参与，项目的代表却只有一位总负责人，我们将自己的国家价值观投射到这个人身上。在生物技术领域，这种事已经成了惯例。在新千年之交，人类基因组计划接近了最终目标。记录人类 DNA 中发现的所有三十亿个碱基对是一项长达数十年的任务。尽管这是数十个国家正在合作的目标，但是媒体对该项目的报道经常将其定性为两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两边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按照《每日邮报》的说法：“在英国这边，是一位忠诚而勤恳、时年五十七岁的约翰.苏尔斯顿（John Sulston），开着一辆二手车，脚上穿着破旧的皮凉鞋；在美国那边的弄潮儿则是五十四岁的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曾今的冲浪达人，现在手腕上戴着一块劳力士金表，一艘价值七万英镑的名为‘巫师’的游艇只是他的玩具之一。”两人都诉诸于英美两国眼中各自的模范科学家原型——大胆的美国企业家与审慎的英国知识分子。

那么谁可以成为韩国的民族原型呢？政府应该从众多默默无闻之辈当中挑选出怎样一位科学家来带领国家进入新的千年？他们选择的这个人几乎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三，名人

黄禹锡（Hwang Woo Suk）的人生故事完美到几乎像是虚构。就在第一只蝌蚪被克隆一年后，黄禹锡出生了。时间是1953 年，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还要再等半年才能签订。黄禹锡家境贫寒，来自尤其贫困的忠清南道扶余郡。他的父亲在他五岁时去世，他不得不帮助母亲照顾他的兄弟姐妹和家里的三头牛。由于粮食不够吃，小时候他曾经依靠树皮果腹。尽管如此，黄禹锡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兽医。在整个小学班级中，黄禹锡是唯一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刚刚考上高中时，他在全校四百八十名学生中仅排名第四百，而且还不得不在农场务农才能勉强支付学费。最终他从底层努力向上攀爬并被首尔国立大学录取，成为了一名兽医。起于微末的黄禹锡就这样成为了韩国顶级大学的一员。他在 1982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专攻动物遗传学，也就是针对动物繁殖的研究。

考虑到他后来成名的原因，黄禹锡的早期职业不是生物科学家而是兽医这一点或许令人惊讶。他的工作地点不是窗明几净的实验室，而是典型的农场牛棚。他并未致力于在期刊上发表文章，而是潜心研究潜在的农业改良技术，试图培育产奶量更高的奶牛，产肉量更高的菜牛。不过这一切在 1993 年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创造出了韩国第一头通过试管授精技术体外受孕而诞生的奶牛，因此登上了新闻头条。试管授精技术本质上是在实验室技术协助下进行的正常妊娠。卵细胞在培养皿中与精子细胞结合，受精卵在监控之下长成有活力的胚胎。试管授精通常用于帮助无法自行受孕的夫妇，方法是在实验室培养初始胚胎，然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体内。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尚且不值得全球关注。

到 1995 年，黄禹锡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撰写有关克隆奶牛的技术潜力的书籍和文章。终于在 1998 年，有报道称他将克隆胚胎植入了一头牛体内。1999 年 2 月，这头克隆牛终于诞生了。分娩现场非常热闹，从来不怕干脏活的黄禹锡请来一个电视摄制组，在镜头面前不惜弄脏双手，亲自接生了小牛犊。这头小牛被命名为Yeongrong-i，大致翻译为“非凡”。非凡并不是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牛，而是是第五头。但它确实是韩国的第一只克隆动物，它的诞生让韩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成功克隆哺乳动物的国家。对于一个当时在学术界基本上被视为有点局外人的国家来说这还不错。

克隆牛的诞生让黄禹锡走上了明星之路。不久后他开始与比他更有名的科学家一起翻译和合著书籍。接下来，他频繁电视露面接受采访，从不拒绝宣扬自己名气的机会。最后，他向记者和政治家发出邀请，让他们参观他的农场和科研进度。在非凡出生仅三个月后，黄禹锡就宣布他已经克隆了一种原产于韩国的韩牛（Hanwoo），这种牛以生产优质牛肉而闻名。这头克隆牛以十六世纪韩国著名才女黄真伊的名字命名为真伊（Jini）。应黄禹锡的要求，这个名字是由金大中总统亲自选定的。

在韩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黄禹锡从一名不起眼的兽医完全变身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生物科学家。科技部授予他约一百六十万美元用于研究大规模克隆奶牛和肉牛的方法，目标是到 2008 年批量生产超过十万头奶牛，但最终这个项目以失败告终，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的某个时候被叫停了。不过这次失败并没有削弱黄禹锡的声誉，因为科学家本来就很难接连两次大获成功。随后他宣布打算克隆一只西伯利亚虎和能够抵抗疯牛病的奶牛，这些承诺也都没有实现，但是这些都并不重要。黄禹锡成为了公关大师。为了举行大型新闻发布会，他聘请了专业摄影师。当记者前来寻求名人言论时，他会亲自带他们参观实验室，抚摸他正在研究的动物。他每次对外宣布消息的时间间隔都经过精心安排，从而吊住公众的胃口。无论他们成功与否都不重要。黄禹锡是韩国的话题人物，或早或晚他肯定会再创佳绩。最终在2002年，他的团队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地克隆了一头猪。虽然这并不是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猪，但是成功就是成功。

尽管金大中总统一直自豪地支持黄禹锡的工作，但是在互联网繁荣时期，他的政府仍然将IT 放在首位。不过随着互联网繁荣变成泡沫，金大中政府开始构想更加多元的发展计划，即六T——信息技术Info Tec、生物技术Bio Tec、纳米技术Nano Tec、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航天技术Space Tec 和文化技术Cultural Tec。2002年底韩国再次举行总统选举，金大中将权力移交给了卢武铉。由于两人同属新政治国民会议党，卢武铉政府继承了金大中时期的许多政策倾向。在六T当中短期内最有希望的是生物技术。卢武铉上任第一年初，黄禹锡就邀请总统到他的实验室参观，并且为总统呈上了一只他通过干细胞移植救活性命的小狗。总统描述这次访问时表示：

“我觉得它（黄禹锡的科学成就）与其说是技术，倒不如说是魔法。我确信发现了东北亚迎来新时代的可能性，以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两万美元的可能性……现在我被深深地感动，身体像触电一样颤抖”——卢武铉，2003 年 12 月 10 日，参观首尔国立大学黄禹锡实验室后的公开演讲。

政府和媒体都在精心编纂一套围绕黄禹锡的神话。黄禹锡符合典范韩国人应该为之奋斗的榜样。很多重点都放在了他的出身是多么卑微，他如何通过坚定决心和努力打拼摆脱贫困——典型的草根逆袭话术。尽管他现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从未偏离过自己的寒门本源：“他在过去的十八年里只租了一间小公寓； 他一直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去公共浴室洗澡，然后进行一个小时的冥想，最后在六点半 开始工作；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住得是廉价汽车旅馆，也只乘坐经济舱。他的处事哲学是‘富足滋生懒惰’。”他太忙了，甚至没有时间看电视或看报纸。他经常第一个来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全都围绕进一步推广克隆技术而展开，甚至就连他的宗教信仰都不例外。他曾经说过“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对接受克隆技术没有哲学困难。正如你所知，佛教的基础理念认为生命通过轮回不断循环。我认为，治疗性克隆在某些方面重启了生命的循环。”这与美国的主流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美国，宗教是小布什政府资助禁令的根本驱动因素之一。

不过最重要的是，黄禹锡拒绝把他的生物技术突破归结为个人成就。他总是强调他的同事们的牺牲精神，以至于实验室在他口中就好像他的家庭，或者说更像一支由一百二十五名研究人员组成的私人军队，他形容他们正在“为了造福人类以及治愈疾病而战”。他们的座右铭是“触动天心”。韩国人十分热爱他。以下是他的支持者的部分言论：

“我们受苦于日本统治整整四十六年，直到1945 年才独立。我们的国家发展时间很短。如果一个韩国人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世界顶尖，人们会感到非常自豪。”

“他打算改变我们国家的形象，让韩国在这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一。我们国家缺乏一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性人物，就像南非有曼德拉那样。”

这就是韩国人在黄禹锡身上看到的形象。但是他仍然尚未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原因很简单：黄禹锡从来没有证明他的克隆体是真的。他的克隆牛和克隆猪从未进行过基因测试，他的论文从未接受过同行评审。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合影、实验室参观，甚至允许参观者亲手抚摸动物。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布数据以供分析。国际科学界还没有准备好给予他大量赞誉，除非他能证明自己真有两把刷子——换句话说，他需要将实验结果发表在受人尊敬、国际公认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在2003年底，黄禹锡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一上来就向《科学》投稿。这是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接受率仅仅有 7%。尽管如此，他的第一篇论文就被接受了。他即将成为克隆之王。

四，王者

黄禹锡的开创性论文的标题是“从克隆囊胚衍生的多能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证据”，字数很多，但你只需要看懂两个词就知道这篇文章不简单：“人类”和“克隆”。 当多莉与世人见面时，克隆哺乳动物被视为惊天动地的成就。在之后的七年里，哺乳动物克隆领域又取得了其他几项成就——猪、牛和老鼠。但是至关重要的是，灵长类动物的克隆从未取得过成功。因此某个不知名的韩国团队跳过灵长类这一步直接克隆人类胚胎简直不可想象。黄禹锡在这个领域领先了好几年。当然，他并不试图培养一个完整的克隆人——任何还讲究体面的科学家都不会迈出这一步。相反，他试图克隆胚胎以产生干细胞，一种新型干细胞，医学界的圣杯。

需要明确的是，你的身体现在就含有干细胞。这些非特化细胞可以无限期地自我更新，人体会利用它们来维持和修复自身，但它们能做的很有限。一个常见例子是骨髓的造血干细胞，这种的干细胞可以特化为三种血细胞中的任何一种：红细胞、白细胞或血小板，每一种都在体内发挥独特的功能。患有白血病的人通常不能自行产生这些骨髓干细胞，不过可以通过移植他人的干细胞来治疗。局限性在于，骨髓干细胞只能专门分化为血细胞，它们不能用于治疗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我们将一种干细胞特化成多种类型细胞的能力称为专能性，但是专能不等于全能。还存在特化种类更少的干细胞，它们的能力被称作双能性甚至单能性，这些干细胞位于细胞分化树的树枝末端。因为细胞特化的自然过程永远不会逆转，所以用途越多的干细胞类型就越靠近树干底部。它们被称为多能（Pluripotency）干细胞，只要将它们善加利用，就能带来着无数种拯救人命的方式。

我们所说的这种胚胎干细胞确实存在，但是仅仅存在于胚胎发育的最早阶段，当时胚胎还没有形成器官、血液或者骨骼，所以细胞还没有特化。胚胎干细胞有能力在化学诱导剂的帮助下不断特化，慢慢关闭不必要的基因。 1998年，人类分离出了第一个胚胎干细胞系，但是应用有限。如果一个人接受干细胞移植，那么这些干细胞很可能来自其他人，他们的 DNA 和你的 DNA 并不完美匹配。人体免疫系统会检测到这一点并且可能产生排异反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干细胞移植者通常需要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此类药物会带来一系列负副作用，而且患者必须终生服用。但是如果可以通过克隆患者自己的干细胞成为自己的干细胞捐赠者， 那么自然就用不着免疫抑制药物。干细胞克隆不仅可以降低现行移植技术的健康风险，还可以开辟全新的可能性，例如通过你自己的细胞培育出完整器官。这就是黄禹锡和他的团队所取得的成就——克隆胚胎干细胞，医疗界的圣杯。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黄禹锡和他的团队如何取得了其他实验室无法取得的成就？长话短说：堆数量。数百次失败的尝试。他们使用的克隆方法因为成功率低而臭名昭著。此法名为SCNT，即体细胞核移植。体细胞是体内的任何成体细胞，不是精子也不是卵子。核移植是将成体细胞的细胞核小心取出并再次非常小心地插入空卵细胞。然后细胞在化学刺激之下一遍又一遍地自我复制。这一过程继续下去有可能长出一个完整的克隆体。但是对于干细胞克隆来说，研究人员只需要少量细胞，可以将它们保存在培养皿中，治病的时候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其余的干细胞继续将无休止地自我复制。顺便说一句，这几乎与用于创造多莉的技术完全相同， 换句话说并非易事。罗斯林研究所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给 277 个卵细胞注入外来细胞核，其中只有一个卵细胞幸存下来并且长成了一只成年绵羊。这正是 SCNT 方法最大的伦理障碍：它需要数量惊人的卵子。从安全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提取绵羊卵子都要比提取人类卵子要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一个排卵周期内的人类卵巢只会释放一个卵子。但是捐卵者会接受激素注射，以便快速排卵，释放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卵子，单个捐卵者就能释放十个卵子。然后医生再通过侵入性外科手术取出这些卵子。取卵手术与任何手术一样可能造成潜在并发症，有些问题不大，有些则很严重。

关键在于在许多国家，捐卵者必须是志愿者，即必须无偿捐卵，而且她们必须被充分告知所有潜在风险。由于非常充分的理由，获取人类卵细胞是一个缓慢且一丝不苟的过程，需要大量文书工作。因为如此，再加上SCNT 的成功率极低，人类胚胎克隆被该领域的许多人视为白日梦。然而这支韩国队做到了。黄禹锡的论文指出，他的研究总共涉及十六名捐卵者，她们贡献了242个卵细胞。这么大的数字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设法从中获得成功的克隆干细胞？242 分之一？那意味着0.4%的成功率——仍然非常非常低，但是克隆人刚刚从“不可能”升级成了“难度极高”。

就这样，黄禹锡从一个不起眼的兽医成为了韩国的著名科学家，最后又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干细胞研究专家。《时代》杂志将他列入“2004 年重要人物”名单。在黄禹锡的鼎盛时期，他至少出现在十六本书中，包括儿童读物和漫画。他是每个年轻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他出现在电视上的次数比任何其他韩国科学家都多。他既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是数百万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面孔。他每年从政府那里获得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大韩航空公司给了他在接下来十年乘坐头等舱的特权。黄禹锡一方面忙着走访各个著名实验室，另一方面也开始探访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他向他们承诺，他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拯救他们。他的作品甚至激发了一张邮票的设计灵感。接下来他在电视上广泛露面并做出了以下承诺：“我希望歌手Kahn能尽快从轮椅上站起来，并在这个节目当中展示他惊人的舞步。”

但是这一切还不够。当普通人想到克隆时，他们会想到一只苏格兰绵羊。现在轮到黄禹锡了。当有人想到克隆时，他想让你想到韩国。

五，理论

韩国学者赢得西方尊重是一个强有力的理念。在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和英国把守着全球科学媒体的门户。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两家期刊是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它们是科研成果正当性的仲裁官。一位西方科学家的论文只要能登上两家期刊的任意一家，就足以被视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但是像黄禹锡这样默默无闻的韩国人呢？他的论文更是让西方人大呼意外。

大约在2004 年黄禹锡发表第一篇克隆论文时，克隆领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绵羊多莉在一年前去世，年仅六岁，是芬兰多塞特绵羊预期寿命的一半。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她的去世应当归咎于终生圈养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当年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她的早夭证明了克隆体天然短命。这不仅引起了公众对于动物克隆的恐惧，而且这份恐惧还延续到了关于干细胞的公开辩论当中。

除了多莉的去世之外，还有一些小型丑闻同样损害了克隆技术的公众形象。就在多莉与世人见面一年后，一个与黄禹锡全不相干的韩国团队——由庆熙大学的金升宝（Kim Seoung Bo）与李宝妍（Lee Po Yon）领导——使用相同的技术克隆了一个人类胚胎，但是在只有四个细胞时自愿终止了实验。该团队表示他们无意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并且拒绝公布任何有关他们成就的证据，这难免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说实话。然后是臭名昭著的“牛仔克隆家”，这些特立独行之辈无视科学共识，宣布打算克隆完整的人类。一位意大利生育专家在2003 年声称自己用克隆胚胎使多名妇女怀孕；次年又有一位塞浦路斯医生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两个人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且被视作骗流量的江湖郎中。不过这帮人当中最神秘的当属雷利安教（Raelians），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崇拜UFO的邪教组织。它与韩国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签订了合同，以生产克隆人。2002年7月，雷利安教声称有史以来第一个人类克隆人已经通过他们之手降临人世，名叫夏娃。这次依然没有证据表明夏娃是克隆人，雷利安教从未进行过基因测试，整起事件只是一则吹牛不上税的小报新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英两国的科学媒体在报道克隆问题时非常谨慎，来自韩国的克隆新闻尤其因为上述前科而遭到格外严格的审视。尽管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确有道理，但是关于黄禹锡成果的报道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屈尊俯就：“啊？黄禹锡？这人还行吧，反正他跟那帮骗子不是一伙的。”不过这种口吻似乎并没有引起韩国媒体的注意，一位韩国科学家登上西方头条新闻足以让他们感到欣喜若狂。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将黄禹锡的成就当做国家成就来展示。

“韩国干细胞专家被视为‘他们时代的英雄’。无论干细胞问题如何展开……他们都站在时代前沿，来自世界各地最前沿的医学家将会来到首尔俯首学习。”——《韩国时报》

“韩国的伟大成就。”“韩国开辟了器官克隆之路。”——《中央日报》

好几则头条新闻引起了韩国人对于一个特定目标的关注：黄禹锡或许有机会为韩国赢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对于韩国科学界来说堪称圣杯。从来没有韩国人获得过任何科学类别的诺奖，这与韩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和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日裔与华裔科学诺奖得主分别有九人和六人，如今甚至更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名日本科学家刚刚在2002年分别赢得了化学诺奖（田中耕一）与物理诺奖（小柴昌俊）。看得眼热的韩国赶紧召集了好几个委员会，想要弄清楚究竟怎么办才能确保本国获奖。结论显而易见：黄禹锡是迄今为止他们最好的机会。六年级的韩国教科书将他称作诺奖挑战者。

怎么强调黄禹锡的名气都不为过。他曾经向朋友吹嘘自己很有辨识度，以至于在餐馆里都会被民众包围，并将自己比作“韩国猫王”。在韩国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围绕他展开的个人崇拜宗教。自从李辉昭（Benjamin Lee）的悲惨故事以来，韩国人还从未如此热烈地关注一位特定的科学家。李辉昭出生于韩国，后来成为美国某实验室理论物理部门的负责人——这家实验室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叫做费米实验室。由于在西方享有盛誉，李辉素在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一直被视为韩国首位诺奖得主的热门人选。然而不幸的是，李辉昭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享年仅有四十二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流言，最终演变成了韩国公众喜闻乐见的阴谋论。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美韩关系紧张，有传言说李辉昭死于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因为他参与了韩国的核武研发。韩国媒体将这条阴谋论报道了许多年，出版了几本书，还拍了一部电影。事实上，李辉昭的成就与核武器完全无关，他在生前还公开批评过韩国军政府。但是这就是符号的力量。韩国人喜爱李辉昭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东西：打穿西方话语权壁垒的潜力。

黄禹锡完全清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且他也乐于参与其中。有一次有人批评他那咄咄逼人的公关风格，他则轻描淡写地自称“生物技术的传道者”。他显然意识到在科研工作当中采用民族主义论调只会进一步提升他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推进他的职业生涯。所以当他的克隆技术取得突破时，他明确表示这是“韩国”的克隆技术突破。在他突破克隆牛技术之后，他立刻克隆了原产于韩国的牛种并将命名权授予总统。接下来黄禹锡声称他正在设计一种能够抵抗疯牛病的奶牛——当时疯牛病正在四处肆虐——并且表示他的目标是通过提高韩国牛肉产量来保障韩国经济。然后他又承诺“通过克隆白头山虎来传播韩国人民精神”。白头山虎——或者说东北虎——和朝鲜狼曾经广泛栖息在朝鲜半岛，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被猎杀到几近灭绝。虽说无论是老虎、狼还是抗病牛他都没能成功克隆出来，但是这都不重要，反正他的信息已经传达到位了。

话说回来，上述这些诉诸韩国民族主义的手段还算比较微妙，其他手段相比之下未免有点露骨。由于担心疯牛病，韩国一度停止了从美国进口牲畜。与此同时黄禹锡却向媒体吹嘘，他不知怎的从美国偷来了猪胚胎，并将它们克隆成了“完美的无菌猪”。他甚至将自己比作十四世纪高丽王朝遣元使臣文益渐，此人的著名事迹是将棉籽从元朝治下偷运回了朝鲜并且试种成功。如果说这套话术听上去不太对头，那么下面这套话术听上去更蠢。黄禹锡最抽象的理论是所谓的筷子理论。与其他实验室相比，黄禹锡实验室采用的克隆技术有所不同。在从原始卵细胞当中提取细胞核时，以前的技术是用针吸出细胞核。黄禹锡团队辩称这种技术微妙地破坏了卵细胞，导致了克隆过程的失败。与之相反，他的团队先在卵细胞上打一个小洞，然后用两根金属棒小心地将细胞核挤出来。正是这种技术改进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黄禹锡经常将钢棒比作韩国人吃饭时使用的金属筷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除了韩国人，世界上还有谁会用金属筷子夹豆子？当我向美国研究人员展示我的研究生使用显微操纵器的视频时，他们绝对被我们的特殊技巧惊呆了。”筷子理论是一种易于理解的语录体信息，暗示了韩国人在干细胞竞赛当中固有的文化优势。这种说法利用了国际社会对于东亚的先入之见：东亚是一个擅长精细劳作的地方，例如服装缝纫。即使在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筷子理论也区分了韩国与邻国：挤压卵子的方法是用钢棒，而日本这样的国家通常使用竹木筷子。

最后引用某位三星高管的话。“我们把基础科学的任务交给西方和日本，我们自己则不断重复艰巨的加工工作，最终发现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赚钱的方式。”正是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艰苦工作，以及韩国人特殊的职业道德和文化，使得他们成为了干细胞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西方合作者非常乐意接受这种说法。

“韩国科学家比美国人更努力……黄禹锡的实验室克隆了一千多个胚胎并将其转移到123只狗中，只为制造出一只克隆小狗。可见他们多么专一。如果是我的话，第十次移植失败时我就放弃了。黄禹锡实验室的气氛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紧张。他们不只是在追求登上头条新闻，而是真心喜欢他们所做的事情。”——何塞.希波利，2004年黄禹锡论文的唯一一位非韩裔共同作者

黄禹锡意识到他可以吸引两个不同的受众群体，一边是韩国同胞，另一边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他也会相应地调整他的信息。面对韩国媒体，他会断言干细胞技术“属于韩国”；但是在对英国记者讲话时，他又会表示“我不只属于韩国。我的研究是为了全人类。”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陈述的相互冲突程度几乎有些可笑。但是黄禹锡却并不认为他是在自相矛盾。他对于路易.巴斯德名言的诠释可以概括他的双重态度：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我想为干细胞贴上‘韩国制造’的标签”。他还自豪地向报纸宣称，他的研究将能够“在十到十五年内养活韩国人，就像三星在世纪之交所做的那样”。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韩国第一个诺贝尔奖。

这一切固然都很好，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一位从来没有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过文章的兽医究竟如何一举登上了世界顶级期刊《科学》杂志？答案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一个美国合作伙伴。幸运的是，就像他需要这位美国人一样，这位美国人也需要他。

六，美国人

尽管我们喜欢假装事实并非如此，但是论文能否跻身著名期刊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质量。当然，科研质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成千上万篇高质量论文都没能登上像《科学》这样的期刊——上文说过，《科学》的发稿率只有7% 左右。作为期刊，《科学》首先是一门生意，有选择地发表最华丽、最具开创性的论文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黄禹锡的干细胞重磅炸弹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在起作用，而这正是黄禹锡头回投稿就可以登上科学领域顶刊的原因：有一个更大牌的名字为他做担保。

杰拉德.沙腾（Gerald Schatten）只比黄禹锡大三岁，此人是克隆领域的大腕，尤其是灵长类克隆。灵长类很值得研究，因为它们是人类最近的遗传亲属。通过研究其他灵长类动物，可以学到很多关于人类遗传学和疾病治疗的知识。1999 年，沙腾利用胚胎分裂技术繁育了一对同卵双胞胎猴子，首次登上头条新闻。2001 年，他的团队培育了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猴子，将水母的基因剪接进了猴子体内。后来他成为匹兹堡医学院的首席克隆研究员，目标是制造出第一个非人类的灵长类克隆体。但是他的工作似乎撞上了南墙。他的团队已经将三十三个猕猴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但没有一个能够产生健康的克隆体。2003 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克隆猴子、猿类和人类实际上不可能。他认为在SCNT过程当中，取出灵长类动物卵细胞核的动作会在无意中去除两种对胚胎正常发育至关重要的蛋白质。沙腾似乎准备承认他多年来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但是这一年晚些时候，一位韩国研究人员突然联系了他，声称做到了他想做的事。

黄禹锡向沙腾征求意见，希望沙腾能帮助他应对《科学》杂志复杂的审稿过程。据黄禹锡称，他的团队已将论文提交给《科学》杂志的竞争对手《自然》，但是在五月遭到拒稿。他随后于六月将其提交给了《科学》杂志，但是在之后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无休止的反复修改当中。据称黄禹锡愿意将沙腾列为2004 年论文的共同作者，但是沙腾拒绝了。相反，“沙腾自愿为已经完成的修订版论文提供编辑建议，以此帮助稿件通过验收。”他甚至在审稿期间给《科学》杂志的编辑打电话，“在并不直接了解数据真实性的情况下努力游说，好让这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沙腾的担保起了作用。在他介入后的一个月内，黄禹锡的论文就被接受了。在他介入之前，这篇论文已经接受了六个月的审查。

这样做对于沙腾来说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他要冒冒失失地将自己的声誉与一位以前从未合作过、最近才崭露头角的韩国科学家联系起来？一切还是要追溯到小布什头上。

“今晚我将通过立法，禁止最恶劣的医学研究滥用行为，即一切形式的人类克隆，包括创造或者植入用于实验的胚胎，创造人类与动物的杂交种，买卖人类胚胎，或者为人类胚胎申请专利。人类的生命是来自我们造物主的礼物，这份礼物永远不应该被丢弃、贬低或者出售。”——乔治.W.布什

此时沙腾正在竭尽全力应对小布什政府治下日益逼仄的研究环境。2000 年秋季，在当年总统大选的混乱局面之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他们正在接受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申请。几个月后，终于上任的小布什亲自出手干预，彻底扭转了研究院的决策。不要误会，小布什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战术考量。他将干细胞科研辩论纳入了一场更大的文化战争，因为他的基本盘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福音派基督徒，这些人强烈反对任何涉及胚胎的研究。许多研究人员都谈到过与该委员会打交道的经历，意识形态滤镜的存在十分明显：

“我以非常客观的方式向任命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介绍了我们的结果，到最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并不关心科学或医学。他们只想了解我个人的宗教信仰……”——埃文.威斯曼博士（Irving Weissman）

但是到了 2004 年，美国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民意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对克隆胚胎的接受程度年复一年越来越高。《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认为：“美国政客无法为所有人制定规则，他们也没资格独占伦理制高点。”《科学》唯恐读者理解不了肯尼迪社论的观点，还专门搭配了一张漫画，画面上是一位紧张兮兮的科学家，面前站着严厉的山姆大叔，正在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幅漫画旨在嘲笑白宫提出的“妥协”解决方案：资助禁令只适用于联邦资助项目，私人以及州政府资助依然得到允许；此外研究人员仍然可以使用在资助禁令生效之前已经开发的现有71个干细胞系，虽说这71个干细胞系都是用胚胎制造的——既然造都造了，那就不要浪费。

这些条件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充满限制。比方说假如某大学有一个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资助的实验室，就算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没有直接用于干细胞研究，这笔钱也会用于实验室的一般开销，而大学又必须因为领取拨款而接受审计。如果在这间实验室里进行干细胞研究，一旦审计发现什么毛病就会害得实验室失去拨款。于是很多大学都会建立所谓的安全港实验室，为其设立一套完全不同的会计账簿，以免招来官司。这是经典官僚主义把戏，导致了大量宝贵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至于得到允许的71个干细胞系也有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这些干细胞系比较老，而且培养技术不太精细，另一方面它们在基因层面也不够不多样化，其中只有大约 21 个被认为可用，致使科学家无法研究某些疾病，例如帕金森氏症。此外很多少数族裔的基因在这套干细胞系当中都得不到体现。小布什仅仅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妥协。研究人员的梦魇已经成为了现实。有才华的美国科学家只能前往允许他们进行研究的国家——韩国当然是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就沙腾而言，他的处境要比禁令之下的大多数同行轻松得多，因为他主要研究灵长类而不是人类。不过黄禹锡提供的机会还是太诱人了，不容他忽视：他可以与一家国际实验室合作，确保所有人类胚胎都只在美国以外接受处理，从而完全绕过联邦资助禁令。黄禹锡和沙腾就这样成为了极其亲密的搭档。“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开会碰头，而且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交换电子邮件或打电话，讨论与克隆有关的科学问题。”沙腾曾经将黄禹锡比作自己的兄弟。两人结成了真正的共生关系。沙腾能在山姆大叔够不着的地方研究干细胞，而黄禹锡则可以将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专家当成自己的旗号。黄禹锡实验室的几名成员日后都访问并且加入了沙腾的匹兹堡团队，其中包括一位朴玉顺（Park Eul Soon）。她受到沙腾的高度赏识，因为她精通2004 年论文首创的筷子技术。在她和其他人的帮助下，沙腾的团队改进了这项技术， 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克隆猴子胚胎，总共135个细胞。虽然它们都没能成长成为完整的克隆体，但是杰拉德几近放弃的目标现在又重新成为了可能。作为感谢，黄禹锡被列为该论文的共同作者，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他具体参与了什么。

沙腾很快成了黄禹锡和韩国的头号铁杆粉丝。“我们本要挣扎数十年（才能取得成果），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我认为全世界都欠大韩民国一份感激之情……我为韩国和韩国人民感到骄傲。我也为韩国拥有的这位特殊科学家感到骄傲”。到了2005 年 5 月，他们的下一次合作公开了：黄禹锡的第二篇论文，与沙腾合著。两人分工明确，正如论文当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所有实验均由韩国科学家在韩国进行，所有结果均使用韩国设备，由韩国赞助，在韩国获得。”沙腾显然承担了大部分写作工作。这篇论文再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让公众再次目瞪口呆。 这次黄禹锡展示了两项主要进步。在之前的论文当中，他们只是不断尝试直到得到一个干细胞为止。但是要让干细胞发挥作用，必须针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特定患者进行定制。在这篇论文中，他们使用了来自九名患有各种疾病——包括脊髓损伤、糖尿病和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的干细胞系。第二个成就是克隆成功率的大幅提升。第一篇论文用了242个卵子才能产生一个干细胞系，成功率为0.4%。这篇新论文只用了185个卵子就制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成功率为5.9%，提升了十四倍。如果说2004年的论文好比登月，那么这篇论文就好比登陆火星。这些捐卵者承担的风险得到了巨大回报。实验结果表明黄禹锡的技术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先进很多。克隆技术已不再局限于研发领域，已经有人开始谈论对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了。

在接受 BBC 采访时，沙腾毫不收敛地声称：“这些成果比疫苗和抗生素的意义更加重大，堪比工业革命。”韩国政府的回应则更加热情。他们将黄禹锡命名为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最高科学家，这个头衔附带1500 万美元的现金奖励。总而言之，他在2005年发表论文后获得的政府资助总金额逼近了2700万美元。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将他宣传为“韩国的骄傲”。关于他的头条新闻层出不穷，“韩国爱上了黄禹锡”。一则头条新闻称黄禹锡有“上帝之手”。说到上帝，黄禹锡甚至开始表达政治观点，针对小布什和他的资助禁令发表了尖锐批评。“美国拥有这么多伟大科学家和巨大潜力……如果就因为些许政策障碍使得研究人员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我身为科学家相信这一切非常令人遗憾。”尽管他承认布什也有自己的精神信仰，但是又反驳说：“一边是一个只有 100 微米长的微型产品，通过细胞核转移技术制造出来，另一边是一个毕生都病痛缠身的人，非得权衡哪一边更有人性是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黄禹锡对指点美国政治感到如此自信，那么他在操纵本国政治的时候就更没有丝毫顾虑了。他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建立人脉，对象包括媒体、同行以及政客。当时的人们没有看到幕后情节。黄禹锡缓慢但稳健地为自己积累了大量优势，以至于足以影响政府决策。他给自己开了一扇后门。

七，后门

身居高位的朋友，谁都想有几个。所以每个人都想和黄禹锡交朋友。黄禹锡一向喜欢邀请记者参观他的实验室，还聘请了一位伊泰立（Yoon Tae-Il）担任他的公关专员。伊泰立曾经是YTN的前记者和高级主管，这是韩国第一家24小时有线新闻网。多年来伊泰立一直在动用他的人脉塑造热门头条新闻以及——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压制负面新闻。

接下来，科学论文共同作者的署名也很有讲究，不仅为了体现实际贡献，还为了建立人脉。就连许多优秀论文的作者名单上也经常充斥着从未涉足过相关实验室的名字。上文提到了杰拉德.沙腾，但是他在这方面并非孤例。黄禹锡已经建立了一套著名韩国科学家组成的名册，让这些人向媒体宣传他的工作。有一位共同作者名叫安居丽（Ahn Curie），她是首尔大学内科医学系的第一位女博士，她的目标是利用克隆技术帮助解决韩国的器官捐献危机。她经常担任黄禹锡的代理人，如果黄禹锡本人没空，那她就会代表黄禹锡在媒体发表讲话。还有一位文信勇（Moon Shin Yong），在 2004 年论文中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最后作者名额。文信勇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也是韩国政府资助的细胞应用项目的负责人。后来调查发现文信勇对于论文的贡献很小，他仅仅为论文提供了有限的技术援助和部分编辑建议，充其量也就是扮演了一个德高望重的橡皮图章而已。

2004 年论文共同作者当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生物伦理学家朴基英（Park Ky Young）。目前仍不清楚她为这篇论文做了什么工作。当时有人指出她的学术背景是植物分子生物学而不是与人类干细胞论文直接相关的人类生物学。据称，她的加入是为了给论文赋予政治影响力， 因为当时她是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主管。朴基英的政治人脉为黄禹锡促成了一个私下串联的政策小团体，其他成员包括韩国信息通信部部长陈大济（Chin Dae-je）与政策室长金炳俊（Kim Byong-joon）。黄、朴、陈、金四个人经常勾肩搭背地出现，以至于韩国民众将四个人的姓氏拼成了一个词，大致可以翻译为“黄金蝙蝠”（Hwanggeumbakjwi）。不得不说，如果某个政治小团体被人比作蝙蝠，那么这个团体多半正在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事实上不少勾当确实正在进行。比方说陈大济划拨给黄禹锡43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拨款来源则是韩国的先进支柱IT技术开发基金，尽管黄禹锡的研究显然与IT不沾边。但是因为黄禹锡是韩国的最高科学家，人们看在眼里却全都没有反应。黄禹锡的人脉网最终囊括了大奖当中的大奖，也就是卢武铉总统本人。朴基英后来获得晋升并被任命为总统的个人科学技术顾问，同年六月，黄禹锡获得了卢武铉总统亲自颁发的奖章。正是这张人脉网使得黄禹锡有能力影响立法，也就是韩国的《生物伦理与生物安全法案》。

上文提到，由于牛仔克隆家和飞碟邪教与韩国纠缠不清，韩国在生物伦理方面的声誉相当糟糕。从 1997 年到 2003 年，韩国严格来说不存在任何监管克隆技术的法规，在克隆领域存在巨大的法律灰色地带，很容易遭到滥用。倒不是说在此期间从来没人尝试过制定相关法律，这一时期有好几位政客提出了数项法案，但是由于朝野分歧全都没能通过表决。从金大中政府到卢武铉政府都希望制定一部穿针引线的微妙法律，一方面限制克隆，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足够多的例外，从而促进正在复苏的韩国经济。生物伦理法案获得通过的唯一途径是由现任政府起草。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早期，金大中政府委托科学技术部提出草案。根据定义，科学技术部是现政府的一部分，因此自然会略微偏向于政府的优先事项。可是科学技术部在2000年创建了独立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KBAC，其中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各占一半，并且将立法工作交给了他们。然后令科学技术部大为意外的是，刚刚成立的KBAC居然回过头来就宣扬无论生殖性还是治疗性克隆都应该遭到禁止，仅仅为通过体外受精制造的多余胚胎开了个小口子。这显然不是科学技术部期望的口径，于是与其起草一部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都肯定不待见的法律，他们干脆决定拒绝履职，从未最终提交《生物伦理法案》接受投票。

韩国政府当时的态度用一句话概括：“行吧……那就换别人来干这个活。”随后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保健福利部，可是结果依然适得其反，因为保健福利部最后也赞同了KBAC的立场。这下可就乱套了，三个独立机构都插手了立法过程，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立法倾向，而韩国政府则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窘境。黄禹锡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新法律不符合他的意愿，那他就打包走人，带领团队去其他国家继续研究。因此政府将立法进程拖延了将近三年，国民议会直到2004 年元旦前几天才通过了该法案的一个版本，而且该版本的法案要等到一年后的2005 年1月1日才能生效，因此黄禹锡的2004 年论文严格来说并不受该法案的约束，它可以在法定缓冲期内绕过约束。据称这一年的缓冲期是在朴基英的建议下才加入了法案，因为她对任何科学政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在最后一刻才被添加为 2004 年论文的共同作者，而且她还参与了黄禹锡另外两个项目，并为此获得了25万美元的报酬。

乍一看，该法案似乎解决了生物伦理学家的大部分担忧。人类生殖克隆被彻底禁止，人兽杂交研究被禁止，人类精子和卵子的销售和交易被禁止，任何违法行为都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最重要的是，现在韩国禁止通过 SCNT 克隆人类胚胎……唯独有一个例外。如果某人以前从事过胚胎克隆研究，那么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继续进行相关研究：一，从事该研究的时间必须超过三年；二，必须在相关期刊上不止一次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在法案生效时，这一例外在韩国全国仅适用于一个实验室：首尔国立大学的黄禹锡实验室。韩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并且在其中专门留下了为黄禹锡一个人精心设计的后门。 由于这一条款， 其他一些同样拥有必要科学专业知识的实验室遭到了任意为之的封锁。韩国政府为他们的明星科学家修改了规则，也为即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随着 2005 年春夏交替，黄禹锡宣布了又一项突破，这次回归了他的动物研究的本源。他的实验室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条克隆狗，在此之前狗被认为是最难克隆的哺乳动物之一。具体来说，这次的克隆体是一只名为Snuppy的阿富汗猎犬。全球媒体对黄禹锡的关注度如此强大，以至于韩国政府于 2005 年 10 月启动了世界干细胞中心。这是一个由黄禹锡领导的研究网络，旨在招徕国际伙伴与韩国合作，该中心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资助。那些不能在国内合法研究干细胞的国家也仍然可以做出贡献，让黄禹锡的团队在韩国开展工作。除了黄禹锡之外，董事会的两名成员是杰拉德.沙腾和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后者是多莉羊的创造者之一。简而言之，黄禹锡已经打入了一线大腕之列。韩国不再是一个迎头赶上的新起国家，而是名副其实的生物技术超级大国。

但是一个月之后，杰拉德.沙腾将会退出世界干细胞中心。又一个月后他将从2005年的论文上撤回自己的名字。很快，韩国将陷入大规模抗议，政府高官将会辞职，韩国克隆之王黄禹锡将会受到刑事调查。黄禹锡实验室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看似无辜的问题：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多卵细胞？

八，家庭

时间是2005年11月。杰拉尔德.沙腾博士刚刚退出韩国的全球干细胞中心。一个月后，他将会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他与密友黄禹锡一起撰写的开创性论文当中删掉——曾几何时，他也曾与黄禹锡称兄道弟。不出几周，黄禹锡的职业生涯就将会土崩瓦解。要想明了个中原委，我们需要后退一步以观全貌。

如果某位雇主声称“咱们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十有八九老板打算软硬兼施地忽悠你加班加点，不管劳动法怎么规定。黄禹锡曾经在许多场合将实验室员工称作一个大家庭，这成了他的个人神话的一部分。黄禹锡是韩国的猫王，一个谦逊勤奋的超级科学家，许多人认为他能够为韩国赢得第一个诺贝尔奖，他已经登上了小学课本，韩国总统形容他的成果更像魔法而不是科技。正是这种名人效应使他的实验室的运作能够不拘常规。如果说黄禹锡的实验室确实是一个大家庭，那么黄禹锡就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只能用爱恨交织来形容他与将近一百二十五名研究员之间的关系。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实验室的内部运作，父慈子孝的神话就会崩溃。

尽管宣传照片拍得煞有介事，但是黄禹锡本人却并不会亲手进行繁琐的实验室操作。一旦需要进行乏味的手工劳动，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苦工完全要由初级实验室成员完成。而这些人也甘于当牛做马，只为博得黄禹锡的青睐。更有甚者，黄禹锡本人是首尔国立大学出身——全韩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但是他招募的研究员却有将近六成来自牌子没那么响亮的大学。有人认为这是黄禹锡刻意为之，为得是进一步掌控实验室。他知道，鉴于韩国社会将三六九等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些出身不够硬的研究员更加渴望成功。在黄禹锡实验室拼命工作在这些人看来是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也是超越二流文凭出身、从此野鸡变凤凰的途径。他们在严酷的环境里累得形销骨立。用某位受访者的话来说：“研究员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赶到屠宰场……他们的月薪还不到五百英镑。屠宰场里充斥着尖叫声，‘遍地血流成河’。”后来人们发现黄禹锡从来没有亲手实践过他那广为人知的筷子技术，而是让他手下唯命是从的研究员们完成一切繁重工作。一则轶闻描述了黄禹锡天清早从某座他经常光顾的寺庙给实验室打电话安排工作，但是下达的命令却含糊其辞，云山雾罩。一位研究员公然嘲笑这段指示：“大概又是佛祖显灵让他思路大开了。”

这种有毒亲子关系甚至体现在他通过羞辱来训诫学生的手段上。黄禹锡在自传当中亲口承认了两起惩戒初级实验室成员的事件——在我看来我事由都不算大——一名初级研究员因为迟到三十分钟而受到严厉训斥，即使他当天发烧；还有一名研究生开着自家豪车上下班，结果黄禹锡私下里威胁要将他扫地出门，理由是炫富。这两人全都在痛哭流涕深刻检讨之后才得到原谅。黄禹锡实验室甚至有一条口号：“星期一二三四，五五五没六日。”黄禹锡喜欢开玩笑说干细胞不会在周末停止生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停工？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只有进步。缺乏社交生活甚至导致研究员当中喜结了好几对连理，毕竟他们也没时间接触社会人员——还真成了“快乐的大家庭”。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并未引起争议，至少在韩国肯定不算出格。职场当中的死板等级，漫长的工时，几乎没有的休息日，此等奉献精神正是韩国人自豪感的来源。黄禹锡与媒体共同搭建了一套神话：正是因为如此勤奋，如此繁琐的手工劳动，才使得韩国在干细胞领域领先全世界。许多西方科学家也为这套叙事推波助澜，声称这都是必要的牺牲，因为这样做能够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有可能在未来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所有这些都打不倒黄禹锡，但是他很快就会遭到更严重的指控，这些指控点燃的连锁反应将会颠覆整个克隆领域。

九，牺牲

通过SCNT方法克隆干细胞历来因为低成功率而臭名昭著。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克隆人类胚胎不切实际，因为这样做需要太多的卵子。从健康角度来看，从卵巢中提取卵子有风险，而且卵子捐赠必须基于无偿与自愿，因此没有哪个实验室可以获得足够的卵子来持续研究并且取得成功。多年以来这是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最主要伦理论点：干细胞研究对于捐卵者身体的伤害过于严重。这就是黄禹锡的第一篇论文最早露出的破绽。论文声称黄禹锡使用了超过二百个卵子，这个数字简直大得离谱，特别是由于论文在二月份发表时只列出了十六个捐赠者的名字。代表女性健康权益的Womanlink组织以及民主科学技术中心都提出了指控：黄禹锡根本不可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那么多卵子。他们担心卵细胞商品化会将女性变成卵子工厂。黄禹锡可能非法地花钱向捐赠女性购买了卵子。

向捐卵女性付费的做法往轻了说也是争议极大。这里的道德问题在于，越是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越容易在有报酬的前提下成为捐卵者并且承担健康风险。如果不给钱，她们未必愿意参与此类研究。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捐献器官才没有报酬，以免不太富裕的人们被付费体系推向不利境地。关键区别在于，为器官捐献付费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犯法，不过对于捐精捐卵来说则要看情况。在加拿大、法国与澳大利亚，捐精捐卵者可以以工资损失与医疗费用的名义得到补偿。但是超过这一额度的付款则是非法的。不过美国、英国和俄国都没有规定捐精捐卵者最多可以得到多少钱。那么韩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答案依然是“很复杂”。根据韩国的新法律《生物伦理学法案》，花钱买卵子是非法行为，甚至连捐卵者的医疗费用与工资损失都得不到补偿。但是这些法条是新近修改的产物。严格来说，2004年黄禹锡为了写论文而搞研究时在韩国购买卵子还不犯法，因为该法律在2005年元旦才开始生效。要记得，在新法案得到通过的最后关头，有人偷偷摸摸地添加了一年缓冲期。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部法律已经在国会得到了通过，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一切研究人员都应该在法案正式生效之前就停止向捐卵者付费。黄禹锡的论文非常明确地声称，十六位捐卵者中没有人得到报酬。姑且不考虑奇怪的法律灰色地带，如果这项指控成立，那么黄禹锡的论文就是在撒谎。就算为了厘清是非，这也是一则值得深挖的新闻题材。

2004年3月，韩国生物伦理学协会召集了一個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看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生物伦理学协会不是政府机构，实际上并没有权力来自行开展独立调查。它能做的是要求国家人权理事会——这个组织确实是政府实体——进行调查。令人惊讶的是，人权理事会选择了不予调查，生物伦理学协会的顾虑大多被韩国社会视为无稽。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但是却杀出一位记者名叫大卫.塞罗诺斯基（David Cyranoski）。此人正在撰写的报道将会让黄禹锡研究的伦理问题成为西方世界的关注焦点。

塞罗诺斯基为《自然》杂志工作，谈到业内声望，它是唯一能与《科学》相媲美的刊物。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什么无名无号的冷门期刊在胡乱放炮，塞罗诺斯基发现的问题远比非法的花钱买卵更加恶劣。

“首先，我其实早就认识黄禹锡。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就在韩国第一次采访过他。我知道他，而且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跟进他的工作。他在2004年的《科学》论文里声称已经成功克隆了人类胚胎，然后又从胚胎当中提取了干细胞，这可是非同小可，所以我在2004年又去采访了他。‘这是极大的进展，谁知道他的团队接下来能搞出什么？’就是这种宣传式文章。但我们也想问几个问题，不仅涉及干细胞，还涉及卵子的来源。因为黄禹锡真正不一般的地方就在于捐卵者或者获得卵子的能力，这才是真正让他从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他们在论文中声称所有捐卵者都是志愿者，捐献卵子只是为了推动研究。于是我们认为应该做一点背景调查，这个故事肯定很有趣。所以我去了韩国，然后就问他关于捐卵者的情况。他看上去似乎有点畏缩，就好像他没有——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感觉，对面这个人正在对你藏着掖着。所以我开始给论文的合著者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有一位合著者是实验室的学生，我就问她：‘你知不知道关于捐卵者的情况？’她说：‘其他人的情况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捐卵的情况。’然后谈话继续进行了一分钟，我这才突然反应过来。‘等一下，所以你也捐卵了？！’接下来我们直来直去地聊了半天，我问了她所有的细节，例如她在哪里捐的卵，以及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她已经有孩子了，所以并不担心失去生育能力——你知道，这是捐卵的一大风险。”——大卫.塞罗诺斯基

她的回答暗示她和其他至少一名同事捐赠了她们的卵子。这简直骇人听闻。胁迫下属接受风险极高的医疗程序是活该受到万夫所指的行径，完全践踏了道德底线，更是早就已经被国际公认的《赫尔辛基宣言》明令禁止的做法。你越是了解黄禹锡团队的工作文化就越能理解怎么会出这种事。在那里工作是生理与情绪的双重消耗。黄禹锡扮演父亲，是所有人的榜样。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越发亲密。最终导致黄禹锡不动声色地催促手下的女性研究人员捐献卵子。团队每个人都为工作做出了个人牺牲，还有什么牺牲能比捐献自己的卵子从而推进挽救生命的潜在可能性更加高尚？

“当时她说还有另一个实验室的学生也捐了卵。我说：‘很好，我可以和她也谈一谈吗？’她的回答不出我所料：‘我不能给你她的名字，因为涉及隐私问题。’我说：‘好吧，那你能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她吗？如果她愿意谈谈这个事的话，可以联系我。’这段电话谈话结束后我挂断电话，过了三十分钟她突然回电，非常惊慌地表示：‘那什么，我跟你说的话都不是真的，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故事。其实吧——其实吧——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就权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好了。’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她按照我的要求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另一个学生，在转告过程当中有人告诉她，她不应该与记者谈论这个问题。有趣之处在于她一开始非常自豪。第一次谈话时她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她不认为这是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事情。所以我猜事态的转折一定令她大为震惊。忽然间人们都告诉她：‘等等！这个事不能告诉外人！’”——大卫.塞罗诺斯基

塞罗诺斯基知道这则新闻很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时他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看看世界作何反应。结果什么都没发生。黄禹锡立即回应了《自然》的报道，“《自然》的说法毫无根据。我发誓我的学生当中没有人捐献卵子用于研究。出于某些原因，该期刊正在努力破坏我们的研究……如果我强迫研究生捐赠卵子，可能在韩国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事故大白于天下，我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他还表示有些学生确实主动提出要捐卵，但他拒绝了她们。他在医患保密协议的名义下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套说辞，只提到他检查了十六名捐卵者的知情同意书，而他的学生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一方面，黄禹锡确实应该保护捐卵者的身份秘密，但是凭什么这就可以阻止评审委员会进行充分保密的调查呢？这样的调查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进行，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总统顾问朴基英亲自出马掐灭了开展调查的任何可能。她声称“一切伦理问题在黄禹锡博士发表《科学》论文时都已经全都得到了解决”。这套说辞同样没有证据支持，但是这件事在韩国基本上就算结束了。

“关于第一篇论文的报道确实有些影响，开启了大量的对话。在韩国也有很多生物伦理学家与女权团体此前一直在反对黄禹锡的研究，他们采信了《自然》报道的说法并试图扩大其影响。但是韩国的科学界、政府圈子以及国内舆论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黄禹锡讲了他的故事，并且设法让他的故事传播开来：《自然》只是嫉妒他的论文发表在了《科学》上面。这个说法很蠢，但很多人似乎愿意相信我存心想要抹黑黄禹锡，就因为他的论文发表在《科学》而不是《自然》上面。”——大卫.塞罗诺斯基

塞罗诺斯基的报道发表后，东西方都有少数人与黄禹锡拉开了距离。

“没有人愿意辩论道德问题，因为政府如此兴奋。科学家们也担心招不到学生，所以他们同样不想打破这种兴奋。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英雄。”——某匿名资深生物学家，首尔国立大学

“黄禹锡是打造公众形象的天才。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只是在假装谦虚……他的自我推销非常成功。”——顾英模（Young-Mo Koo），韩国生物伦理协会

你可以说黄禹锡在某些小圈子里已经沦为了争议人物，但是他的声誉大致上依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领袖。不过裂缝已经开始显现，怎样才能重创他的盔甲呢？

十，底线

柳永俊（Ryu Young Joon）博士在年加入了黄禹锡实验室。柳永俊在黄禹锡团队当中多少算是个异类。在2004年论文的全体共同作者当中他是少数人类医学医生之一，其他人都是兽医出身。因为他的经验，他最终成为了2004年论文的二作。他是实验室的关键成员，甚至获得了“小黄禹锡”的绰号。然而论文发表后不久，他就离开了首尔国立大学，跳槽到了韩国癌症中心。柳永俊眼中的黄禹锡形象逐渐破灭了。作为实验室的高级成员，他负责监管大部分物流事务。他看到了卵子何时从医院送到实验室，被用于什么实验，收集了什么数据，哪些数据被论文收录。柳永俊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每一个卵子都经历了什么。有一天，朴玉顺向他坦白，自己一直在遭受不动声色的鼓励，要她捐献一些卵子。她当时同意捐卵，但是后来就后悔了。她在日记当中写到：“一开始是我提出的，但是我很害怕。全身麻醉，自我克隆，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我怎么能用自己的卵子搞克隆呢？我太残忍了。”像这样的事件，还有黄禹锡惯于过度炒作的倾向，致使柳永俊在2003年底脱离了黄禹锡团队。他依然想要研究治疗性克隆，但是不想继续依赖志愿者的卵子捐赠。因此他的博士论文着重关注来自被丢弃卵巢的干细胞。

柳永俊不是唯一一位离开黄禹锡的实验室成员。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黄禹锡实验室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其他高级研究员也纷纷离队。柳永俊和他的妻子李玉琴（Lee Eu Gene）已经离开了，朴正浩（Park Jong Hyuk）与朴玉顺很快调任到了匹兹堡，顾嘉敏（Koo Ja Min）接受了某医学院的教员职位。这意味着除了黄禹锡之外仅剩的2004年论文关键研究员就是金善宗（Kim Sum Jong）。在柳永俊看来，他是个没经验的初级成员，来自MizMedi医院——这家医院后面还颇有说法，姑且先按下不表。围绕着卵子捐献者的问题，柳永俊联系了民主科学技术中心，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职能之一是在科研丑闻曝光后保护举报人的身份。不过该中心迟疑着要不要公开柳永俊的指控，因为他们担心柳永俊将会遭受强大的抵制。所以他们决定按兵不动，等待一个更恰当的时机。

与此同时柳永俊原本可以继续生活，专注于他的新工作。但是2005年论文发表后一切都变了。如果2004年的文件是一个奇迹，那么2005年的论文更像是童话故事。黄禹锡实验室的所有资深成员都离开了，但是实验室依然不知怎的成功生产了十一个干细胞系。柳永俊因此不再仅仅怀疑捐卵者有问题，而是干脆认为2004年论文是直截了当的欺诈。“我知道这方面的实验有多难，这个结果根本不合逻辑。”除了技术困难之外，他还很清楚黄禹锡喜欢夸大实验结果，规避严格检测，直接跳到结论。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他痴迷于诺贝尔奖。最令柳永俊担心的是，有消息称黄禹锡将要进行克隆干细胞的临床试验。接受实验的病人包括一名十岁男孩。他计划将干细胞植入男孩体内从而治好男孩的神经，但是关于实验可能的副作用却毫无说法。最糟糕的情况下，男孩可能产生免疫反应甚至患上癌症。用未经核实的技术危害一个小男孩的生命，这是不能碰的底线。所以在6月1日，柳永俊在某个互联网留言板发了一个匿名帖子，声称黄禹锡的团队一定花钱买了卵子，而且这篇论文很有可能造假。

这个留言板属于韩国著名电视台MBC，该台有一档节目名叫《制片人笔记》，一档多次获奖的调查报道新闻栏目。这档节目的著名新闻揭露过非法的政府监视计划，将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送进监狱，还引发过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总要和牛肉扯上关系——但是这两期报道还都是日后的事。眼下，节目将矛头对准了黄禹锡。他们报道过这么多猛料，但却是这篇报道几乎毁了他们。收到匿名举报的记者名叫韩学洙（Han Hak Su），他与柳永俊合作了将近五个月，从而调查他的说辞。柳永俊为他们提供了捐卵人的姓名，捐卵记录，甚至还有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他与朴玉顺的对话，迫使她给黄禹锡捐卵。据说黄禹锡甚至亲自陪她去了医院。至于说到欺诈的嫌疑，他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只有直觉。所以《制片人笔记》开始寻找其他潜在的吹哨人。他们设法找到了第二位愿意开口的举报人，后来又发现了第三个。三名举报人都不曾参与过2005年的论文，但他们三人都怀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在他们的帮助下，《制片人笔记》开始顺藤摸瓜，五个月后他们发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黄禹锡曾公开反复声称在他的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卵子都来自自愿捐卵，这些捐卵女性显然确切知道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制片人笔记》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柳永俊提供了一部分捐卵人的身份，《制片人笔记》找上了其中一部分女性，询问她们如何以及为什么捐卵。其中一个捐卵者说，她通过一家在网上找到的卵子银行——称为DNA银行——进行了捐卵，但她之所以捐卵并不是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卵子能用于黄禹锡的研究。DNA银行的网站上有一些不孕不育夫妇的照片，她们怀不上自己的孩子。她选择捐卵只是因为她想帮助这些夫妇当中的一对。当她被告知她的卵子的实际用途之后，她十分震惊，同时也很尴尬。还有多名女性承认，她们之所以捐卵是因为卵子中介给她们付了钱。一个捐卵者说，她用这笔钱买了一部手机。另一位捐卵者说最近她家的房子遭到了银行的收回与拍卖。这展现了某种模式：低收入的年轻女性——以二十岁出头最常见——因为她们的卵子而遭到剥削。她们得到的报酬只有一千四百美元，勉强够得上一两个月的房租。

随着《制片人笔记》采访了越来越多的捐卵者，另一项可怕的趋势也逐渐浮现出来：大约20%的捐卵者经历了意外的副作用。取卵手术有时会导致出血和感染，如果不加以治疗，甚至会导致死亡。有些捐卵者出现了胃痛恶心的症状，有的人吃不下饭，吃什么吐什么。还有人抱怨称难以怀孕。一个捐卵者接连几天呼吸困难，不得不住院治疗。这些捐卵者有一个共同点：在捐卵之前，她们没有被适当地告知潜在的风险，不存在知情同意。似乎DNA银行是几家非法卵子中介之一，他们向女性付钱以换取她们的捐卵。然后捐卵者就被送到了例如MizMedi医院这样的地方接受手术，而这家医院则是隶属于黄禹锡团队的实验室之一。进行手术的医生似乎没有意识到卵子将会被送到哪里。但他告诉制片人，其中一家医院的院长负责输送卵子，这位院长名叫罗圣依（Roh Sung Il），一位受人尊敬的生育专家，也是2005年黄禹锡论文的二作——这就是这摊子事与黄禹锡的联系。

罗圣依承认向黄禹锡提供过卵子，不仅仅是为了2005 年的论文，也为了2004年的论文。他也承认了非法向捐卵者卵付费，但是又发誓说黄禹锡不知道实情。为什么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入2004年论文的作者名单，他也说不清楚。看起来捐卵的规模要比任何人的预计更大。按照黄禹锡的说法，他的两篇论文总共用了大约四百个卵子，但是《制片人笔记》指出，估计至少有六百个卵子是非法付款的结果，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这则谎言致使论文遭受了根本性的怀疑：黄禹锡的研究之所以被视为突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卵子数量很少。事实真相则表明，黄禹锡的研究伴随着重大的人身代价，而且这份代价还被藏匿了起来，要么是黄禹锡自己藏起来的，要么是他的手下人代劳。

虽说这种事令人极为不安，但是非法买卖卵子仍然不是针对黄禹锡最可疑的伦理指控。还有另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他是否曾经逼迫他自己的研究生捐卵？《制片人笔记》首先联系上了大卫.塞罗诺斯基，也就是这项指控的最初来源，他提供了两个研究员的名字。黄禹锡实验室的两个捐卵者后来被确认为顾嘉敏与朴玉顺。《制片人笔记》试图采访她们俩，但是遭到了拒绝。其中一人的丈夫挡住了他们，并告诉他们直接去找黄禹锡，另一人不敢向节目组吐露任何信息，因为担心安全。不过塞罗诺斯基也告诉了节目组捐卵手术在哪家医院进行——还是MizMedi医院。医院记录证实朴玉顺确实已经捐献了她的卵子。

黄禹锡尽管可以否认自己知情，但是事实却让他显得非常难看。如果论文关于卵子使用数量撒了谎，那么在其他问题上也有可能撒谎。2004年的论文是一个骗局，他们只需要证明这一点。

十一，追猎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问题在于谁见过干细胞？2005年的论文有二十五位共同作者，《制片人笔记》开始询问他们每个人究竟为论文做了什么贡献。得到的答案令人惊讶：许多人表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论文，并告诉记者应该和黄禹锡博士本人谈谈。看上去几乎有一半的初级作者从未见过干细胞。《制片人笔记》接下来向上摸排并且采访了资历更深的作者。罗圣依已经承认了为卵子付钱，现在他又表示他从未亲眼见过干细胞。论文的二作从未见过干细胞。有点令人震惊。

下一个是美国大鱼杰拉德.沙腾，说老实话，他的反应相当令人尴尬：

“我记不清了。你必须明白，当初我刚刚来到韩国，可是我的大脑却落在了太平洋对岸，因为两边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我现在不好说我是否看到了十一个干细胞系当中的八个，还是所有十一个，甚至所有十二个，因为我只记得从第一篇论文看到的原来那个。”——杰拉德.沙腾

所以也许更好的问题是“干细胞现在在哪里”？它们肯定得存在，因为黄禹锡已经获得了专利，而要想获得专利，他就必须将这些干细胞存放在国际注册的细胞银行里。《制片人笔记》设法追踪到了2004年论文使用的细胞，但却无法找到任何用于2005年论文的细胞。简直就好像第二组干细胞从来都不存在。2005年论文的主要主张是黄禹锡团队创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其中每个都对应一个特定病人的DNA。因此当然，作为论文的一部分，黄禹锡团队纳入了基因测试结果，证实干细胞与患者相匹配。这意味着，无论是哪个实验室做了DNA检测，也许他们见过干细胞。但是黄禹锡没有将干细胞系呈交给DNA测试人员，他只是发送了两个DNA样本，一个来自病人，另一个据说来自干细胞。这样的样本检测并没有意义，因为这两个DNA样本完全可能全都来自病人，所以当然匹配，根本无法辨别。

下一个要检查的地方是测试细胞免疫反应的实验室。但是测试者解释道，他们收到样品的形式使得他们无法验证测试对象是干细胞还是普通的正常细胞——又是这一套。两场互不相关的测试，却都有可能通过使用病人细胞而不是干细胞来造假。还有另一个地方也会测试干细胞，不像DNA检测或者免疫反应检测，这里没法造假。证实你已经创造了干细胞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它们植入小鼠体内，特别是SCID小鼠，这种小鼠天生没有免疫系统。如果成功培育出了干细胞，小鼠应该会长出良性肿瘤，叫做畸胎瘤。这种肿瘤是人类细胞的集合，只要解剖一下，其中应该包含多种类型的分化细胞。这就足以证实小鼠体内被注射了干细胞。注意，畸胎瘤只能通过干细胞才能生长出来。在2005年的论文中，黄禹锡声称他培育的十一个干细胞系当中有七个个成功地形成了畸胎瘤，所以在研究期间他们肯定对小鼠进行了测试。那么做测试的实验室在哪里？黄禹锡团队当中肯定得有人知道。《制片人笔记》询问了整个团队，包括黄禹锡本人。但是每个人的答案最终都是子虚乌有。黄禹锡告诉他们某位研究人员参与了论文，该研究员的回复则是：“你说啥？”

“黄禹锡、孔善坤（Kang Sung Keun）或者李秉春（Lee Byeong Chun）教授曾经在这里做过SCID小鼠实验吗？”

“我能说话吗？他们从来没有把小鼠带到这里来。”

“所以你是说黄禹锡教授从来没有做过SCID小鼠实验？”

“从来没有。不是用小鼠。”——柳东阳（Ryu Duk-young），首尔国立大学兽医院教授

经过几个月的采访，《制片人笔记》终于找到了一个亲眼见过干细胞的人。MsizMedi医院的金基敏（Kim Jin Mi）声称她曾检测过十一个干细胞系当时的三个。然后她很快改口声称自己只见过两个。能得到确证的干细胞系就只有这两个。

回头再看看论文，一条明显线索就摆在人们面前。论文包含了干细胞的照片，因此一定有人负责拍照。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匹兹堡。因为又有好几位黄禹锡团队成员调到那里，在沙腾手下工作。其中就包括拍照的人，初级研究员金成钟（Kim Sun Jong）。《制片人笔记》飞到匹兹堡去采访他和其他几人。当他们终于面对面坐下来之后，金成钟明显有些紧张。你可以听到他在采访中吞吞吐吐，还希望换一个更私密的地点接受采访，还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出镜。采访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节目组使出了一些不太地道的手段。采访记者暗示黄禹锡正在接受刑事调查——这是诈唬——如果金成钟愿意合作，将有助于保护他免受同样遭受刑事调查的下场。诈术确实起到了效果，金成钟终于回答了一个本应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论文里有三套畸胎瘤图片，但只有两个干细胞系曾经进行过测试？金成钟表示他当时拍摄了若干份畸胎瘤照片，黄禹锡写论文时肯定将照片副本当成了额外的干细胞系，从而将两个干细胞系注水成了三个。虽然这样做不好，但也仍然可以算是个解释，是过错而不是欺诈。但是金成钟还没说完，接下来才是最狠的爆料：

“接下来我给三个细胞系的十一个干细胞拍了染色照片。”

“你刚才说你拍了十一个干细胞的照片全都来自三个系？”

“是的。”

“谁命令你给三个细胞系拍摄十一张图片的？”

“黄禹锡教授。”

“他给你直接下了命令？”

“是的。”——金成钟博士，2005年《科学》论文第七顺位作者

十一个干细胞系中有九个都是通过剩下两个捏造出来的。这无疑是欺诈，但是算不算完全的欺诈？最后两个干细胞系是真货吗？最早的吹哨人柳永俊怀疑黄禹锡指使MizMedi医院的某人使用试管婴儿技术来生产干细胞，并假装它们通过SCNT方法制取。这一招很高明，因为SCNT干细胞和试管婴儿干细胞很难分辨。就算专家仅仅看照片也并不能分清两者。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试管婴儿使用精子和卵子，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胚胎，一半DNA来自精子，另一边来自卵子；SCNT则会产生一个克隆体，其DNA应该与卵子百分之百匹配。确定真假的唯一方法就是DNA测试。《制片人笔记》接下来正打算这么干。但是当他们要求黄禹锡提供DNA样本时，他却说样本找不着了。他说他忘了把它们放在哪里。来回拉锯几天后，《制片人笔记》威胁前往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得到了干细胞样品。只有在遭受了这样的威胁之后，黄禹锡团队才最终让步并提供了样品。然后《制片人笔记》去了两个不同的实验室，这两处实验室都具备检测DNA的政府批准。样本在这里接受了分析，还有三位独立的法医专家分析了检测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并不匹配。它们确实是干细胞，但却并不是病人的克隆体。这回他们总算把黄禹锡钉死了。《制片人笔记》挖到了十年一遇的猛料，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播报。

但首先发生了其他事情。杰拉德.沙腾刚刚公开切断了他与黄禹锡的关系。纸牌屋将会比预期的更快倒下，但是与你预期的方式或许有所出入。

十二，炸弹

2005年11月，接下来几周将会接二连三地发生许多事，令人应接不暇，需要一件一件慢慢说。

11月22日，《制片人笔记》最终播出了黄禹锡特别节目的第一集，因为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迫使他们不再观望。11月初，韩国的网络犯罪调查组逮捕了在线服务DNA银行以及其他几个非法卵子经纪公司的员工。这是韩国在《生物伦理安全法案》通过后的第一场重大打击行动。法案在1月1日生效。与卵子中介有瓜葛的实验室之一正是MizMedi医院，这家医院与黄禹锡的联系非常公开。11月12日，杰拉德.沙腾宣布他将退出世界干细胞中心，结束一切与黄禹锡的合作：“我现在掌握了一些信息，使我相信黄禹锡曾经在捐卵问题上误导过我。我的信任遭到了打击，我心里很难受……我的决定仅仅基于我针对黄禹锡2004年研究涉及的捐卵做法的关切。”他的措辞非常谨慎，没有提到2005年的论文——他参与这篇论文的程度要深得多——也没有暗示任何欺诈行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从哪里得到了这些新信息，但是很有可能来自朴玉顺，因为她一直和他一起在匹兹堡工作，而且她自己也是捐卵者之一，肯定知道《制片人笔记》即将爆料。

沙腾退出世界干细胞中心的举动几乎立即产生了反响。曾经对黄禹锡产生兴趣的国际实验室纷纷撤回了自己的支持。此外沙腾的退出还引发了激烈的媒体报道，为黄禹锡和他的团队招来了很大压力。显然至少一位合作者没能承受住压力。罗圣依之前已经在镜头前向《制片人笔记》承认了关于捐卵付费的事，为了赶在舆论发酵之前撇清自己，他在21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承认向黄禹锡提供了一千二百多个卵子，并且支付给二十个捐卵者一千四百美元。如此关键的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天，《制片人笔记》黄禹锡特别节目的第一集就登上了荧屏。第一集涵盖了许多上文提到的、罗圣依已经承认的指控，节目末尾则留了悬念，声称第二集的内容将会涉及黄禹锡研究的自相矛盾之处。

黄禹锡的最初反应是声称他只不过是区区一个旁观者而已。他否认自己事先知道实验室的捐卵安排。他的回应令人费解：“当你的名字比别人出名两倍，那么仅仅将身段放低四倍仍嫌不足。如果你的地位上升了两倍，那么难免受到挑战，即使你比之前谦虚了六倍。”他强调他研究科学不是为了钱，“我想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家。我拒绝了建立风投公司的建议。我们已经申请了专利，不过它们将属于政府而不是我们的实验室。”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做出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掉头。二十四日，他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再次否认他曾逼迫任何人捐卵，但是他接下来的举动震惊了整个国家：他宣布他要辞去他所有的职务。“我被工作、被事业心蒙蔽了双眼。”表面上看来黄禹锡像是认输了，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玩了一手绝妙的以退为进。黄禹锡养兵千日的大众传媒与政治人脉网络终于等到了用兵一时的关头。他为对手设下了圈套。

仔细想想他的辞职方式吧：他否认了任何个人不当行为，却选择了牺牲他的事业，同时强调他的工作很重要。他选择了以最戏剧性的方式自我了断，很可能心里清楚公众的怒火不会指向他，而会指向那些让他陷入当前境地的人们，那些人居然要阻止他拯救生命的干细胞研究。当时韩国民意毫不讽刺地普遍认为黄禹锡什么都没做错。针对一万名韩国受访者进行的民调显示，86%的受访者并不认为获取卵子的手段涉及的伦理问题有多么要紧。另一项民调询问受访者：实验室雇员是否可以同意捐卵？绝大多数——72%的受访者认为在韩国应该允许这种做法。更有甚者，虽然黄禹锡被指控违法，许多韩国人依然准备原谅他，甚至不惜修订黄禹锡已经触犯的法律。支持黄禹锡的网站开始在互联网上冒头，例如网路聊天室“我爱黄禹锡”。我们不知道每个网站的具体情况，不过这个聊天室的确是水军带节奏的一部分，由曾经为黄禹锡担任公关专员的前记者尹泰立设立。到了26号，数百人在MBC总部门外举行了烛光守夜，以此支持黄禹锡的工作。他们要求公开道歉。电视台记者遭到了死亡威胁。电视台的留言板上留下了超过两万条愤怒评论，电话线塞满了投诉：“你们TMD明不明白你们这是在坑害国家？”“你们这帮没事找事的WBD……看我把你们全都关进局子里去！”二十八日，尹泰立公开放话要求取缔《制片人笔记》节目，还隐晦地威胁了节目的制片人。

整个过程当中《制片人笔记》一直在奋力自卫。12月2日，他们举行了自己的新闻发布会指控黄禹锡欺诈，并要求黄禹锡团队提供DNA测试结果以证明干细胞的存在。他们的节目的第二集将进一步详述黄禹锡的欺诈行径。12月3日黄禹锡团队宣布他们也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欺诈指控作出回应，但是始终没有进一步行动。12月4日，黄禹锡的团队采取了不同的反击策略。金成钟与另一名团队成员朴正浩指控《制片人笔记》在采访时胁迫他们。他们争辩说，《制片人笔记》之所以说服金成钟爆料，全靠隐蔽摄像头以及暗示黄禹锡很快就会被逮捕。媒体咄咄逼人地抓住了这点痛脚，无视针对黄禹锡的欺诈指控，并且抹黑了《制片人笔记》在其他方面的事实性报道。关于胁迫式采访的指控激怒了公众。仅仅六个小时后，MBC发表正式道歉声明，节目的所有十二个广告商全都撤下了广告。股东们的压力导致电视台阵脚大乱。接下来几天MBC将节目主持人和主要记者停职。到了7号，《制片人笔记》遭到了停播，节目第二集未能与公众见面。与此同时，柳永俊与另一位吹哨人的身份都遭到了公开。记者蜂拥赶到他们的医院，外加医院领导的压力，致使两人被迫辞职并且躲藏了将近半年，将近一年都找不到工作。

黄禹锡扭转了局面，他已经赢了。他是如何做到的？要想理解其中奥妙，就得研究一下奋起捍卫他的建制派势力。

十三，激愤

在韩国有三件事对黄禹锡有利：媒体、文化和政客。先从媒体说起。《制片人笔记》捅出捐卵内幕之后，公众反应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有些人因为黄禹锡让韩国蒙羞而感到愤怒，也有些人认为卵子问题是小题大做，无非是西方国家企图将自己那套伦理强加在韩国人头上。这样一来，倾向于进步立场的反建制媒体与比较保守的民族主义媒体之间就出现了分歧。《制作人笔记》节目所在的MBC电视台历来倾向进步，总裁与许多制作人都是政治活动家，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时代都曾参加过抗议威权政府的示威。保守派媒体抛出大量MBC使用胁迫性采访手段的报道，谴责MBC针对黄禹锡的攻击抱有政治动机，无异于恨国行径。

其他倾向进步的媒体，例如《韩民族日报》（HANKYOREH）以及《京乡新闻》（Kyunghyang Shinmun）则为MBC辩护并发表文章批评黄禹锡周身环绕的“扭曲爱国主义”，还主张“文化差异不是借口”。但是势力更大的建制派媒体站在黄禹锡这边，淹没了他们的声音。诸如KBS、SBS、《中央日报》（Joong Ang Daily）与朝鲜日报（Chosun Ilbo）等媒体为黄禹锡的工作辩护，并且辩称这些指控损害了韩国的国家品牌。KBS记者洪沙云（Hong Sa-hoon）的可笑言论很好地总结了主流媒体的反应：“国家利益高于事实真相。”韩国主要保守派媒体东亚日报（Dong-A Ilbo）发表了社论：《韩国人民情感与西方道德标准的碰撞》。社论认为，这场丑闻出自妒忌的西方势力的一手策划，试图败坏韩国的学术明星。即使黄禹锡当真做出了被指控的行为，公众也应该“再给黄禹锡一次机会”，“研究必须继续”，“我们需要鼓励而不是批评”。社论引用了一位匿名教授的观点：西方人不理解“我国特有的家庭式实验室文化”。正如一位佛教徒所说，“我们被卷进了一场道德争论，并非基于我国的规矩，而是基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外国规矩。”

话说到这里，再来看看文化方面。宗教是到目前为止影响正在美国展开的干细胞辩论的最大因素。小布什总统本人援引他自己的信仰，从而获取保守派宗教团体的支持。大约60％的美国人口属于某个基督教教派。不过在韩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大约有一半韩国人自认为是非宗教人士，20%的人自认为是佛教徒，只有大约30%的人信奉新教或者天主教。黄禹锡本人则将他的佛教信仰与科研工作捆绑在一起，他声称克隆是自然界的死亡和重生循环的一部分。在韩国确实有些基督教活动团体反对过黄禹锡的工作，不过黄禹锡曾经指出他自己的团队中有一半成员以基督徒自居。

黄禹锡丑闻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发生在12月6日，一百名女性举行了一场仪式，她们共同代表了超过一千名女性，其中每个人都在类似“我爱黄禹锡”之类的网站上表态自愿将她们的卵子捐献给黄禹锡的研究。她们来到黄禹锡的实验室，在大门口用鲜花铺出一条小径，通向黄禹锡的办公室。花朵是杜鹃花——常被用来象征女性的爱慕——与木槿——韩国的国花。“我们想你黄禹锡教授！”用其中一位示威者的话来说：“我终于做出决定，捐出我的卵子，因为我的妹妹患了白血病 我希望有很多人参与卵子捐赠，因为这将有助于拯救其他人的生命。”从表面上来看，人们很容易感到震惊，居然有这么多人还在支持黄禹锡，甚至在他的所作所为曝光之后依然不改初衷。但是从上述发言可以看出，与其说韩国公众是在支持黄禹锡，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支持黄禹锡所代表的未来和希望。通过捐赠卵子，她们可以帮助拯救自己的家人——这正是黄禹锡向她们兜售的谎言。

还需要指出另一个额外因素：许多志愿捐卵的女性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遗憾的是，对于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来说，她们的卵子已经太老了。此外她们这个年龄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往往遭到鄙视，因为社会认为她们的最佳生育年龄已经过去了。许多给黄禹锡写信的女性的文笔都流露着自我贬低的倾向，她们的常用表述包括“尽管我如此微不足道……”引用一条关于黄禹锡丑闻的评论：“韩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围绕核心家庭展开，因此对于妻子不孕不育的容忍度非常低。不孕不育并不被视为一般性的差异，而是被视为异常乃至反常，不孕不育的妇女经常被全社会羞辱并被称作残疾人。”由此可见有些女性可能认为捐赠卵子可以弥补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不能生育的事实。显然，厌女情绪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媒体报道这部分故事的方式将这一点彰显无余。流行广播节目《一百分钟》举行了一场嘉宾辩论，一位嘉宾主张捐赠卵子的做法应该被合法化，但前提是未婚女性要得到父母同意，已婚妇女要得到丈夫同意。

到了此时，来自黄禹锡实验室内部的两个捐卵者的身份已经遭到了公开，两人也都遭到了骚扰。顾嘉敏坚持认为她的决定没有错，并且很高兴她的卵子有可能挽救生命。至于朴玉顺自从沙腾与黄禹锡割席以来就已经退出了公众视线。后来她申请成为了一名美国的永久居民。韩国公众开始辩称，任何女性接受别人花钱购买她们的卵子都是不光彩的，并不比妓女强多少：

“那些BZ想卖掉自己的卵子就像想要做皮肉生意赚钱一样。这是他们的选择，那么到底为什么要责怪我们的黄禹锡教授？为什么她们卖掉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之后还要无事生非？”——乌山市某男性受访者

最后别忘了还有政客。12月6日，四十三位来自多个党派的政客一起发声表示将继续支持黄禹锡，还声称只要能让黄禹锡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什么都愿意做。“荒谬的是，记者们居然试图重新审视黄禹锡教授的工作。这就好比我这样的立法者打算重新审视他的工作一样。”“世界著名科学家黄禹锡的论文得到了世界著名期刊《科学》的证实与发表。既然该期刊已经接受了论文谁还敢再去证实他的工作呢？”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呼吁韩国广播委员会调查《制片人笔记》违反新闻伦理的采访行为。两位女性政客甚至表示她们有意捐献卵子用于黄禹锡的研究。民选官员中唯一的例外是左翼民主工党，然而他们在立法机构占比相当小，在三百个国会席位当中只有十个席位。

卢武铉总统本人也投入了争议，并为《制片人笔记》进行了温和的辩护。“我也觉得MBC的节目很烦人，但是当我看到MBC的全部节目都遭到抨击的时候，我觉得心情沉重……记者需要履行自己的职分。承认和尊重记者的社会才算得上是民主社会。”但是后来到了5号，他的办公室发布了以下声明：“我们将继续支持黄禹锡教授。为了身体不便的人们与公众着想，我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研究实验室。”

总而言之，黄禹锡得到了政坛各界的一致支持。我们先把话说清楚，韩国政坛绝非铁板一块。事实上有很多组织都公开批评过黄禹锡的研究，甚至还早在捐卵指控曝光之前。韩国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民主与科学中心、若干女权团体、多名独立网络记者甚至还有少数几位壮着胆子的科学家们都曾经反对过黄禹锡。但是普通韩国人几乎肯定不会聆听任何批评的声音，因为他们被淹没在了媒体巨头们日复一日的赞誉当中。

黄禹锡的许多批评者常常觉得表达他们的关切会招致危险。一位活动家这样描述了他的经历：“第二篇论文问世前后，社会情绪如此严肃，我觉得我很可能因为我的活动而受到攻击。不只是网络辱骂或者抗议电话，还有实体袭击，例如被人扔石头。”如果针对黄禹锡的唯一指控只有非法收购卵子，很可能他就平安落地了。《制片人笔记》仅仅播出了一集就被叫停，没能公布涉及欺诈行为的指控。貌似这个传奇故事要以他们的一败涂地收场。

但是在12月5日上午5时28分，一个匿名帖子被发到了网上，标题是“节目必须继续播出”。

十四，返场

BRIC论坛的通常作用是为生物学毕业生找工作，但是12月5日这天，所有人都在谈论黄禹锡。早上五点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重复出现的图片。原本应该完全不相关的干细胞系却使用了相同的照片。原本应该来自不同细胞系的细胞却出现在了彼此照片的角落里。有些照片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有些是原片的放大，有些是原片的拉伸，但是无疑是同一张照片。

韩国和外国媒体都开始在12月6日报道这些重复的照片。据说黄禹锡在4号向《科学》发送了更正声明，换句话说他很可能意识到了重复，并且惊慌失措地企图补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针对他的指控终于突破了临界。12月7日，黄禹锡决定住院，理由是压力过大、过度劳累。不过他的体质显然还承受得起电视摄制组的近距离拍摄，他的凌乱胡须在镜头前一览无余。各路政客纷纷来到他的病床边上探望，包括首尔市长以及两位未来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与朴槿惠——这两位后来都被判定犯有受贿、挪用公款和权钱交易。此举标志着局势的转折，许多黄禹锡的支持者认为这些访问不过是为了拍照，这种举止的政客气味太重。黄禹锡的形象应该是一个讲逻辑的科学家，结果事到临头却闹起了情绪。为什么不用证据与数据说服他的批评者？为什么躺在床上？他对于民族主义言论的过度使用终于变味了。

8号，三十名新晋教授联名签署了一封给首尔大学的公开信，要求调查黄禹锡。9号，《科学》正式改变立场，要求黄禹锡与沙腾接受第三方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核实。12号，黄禹锡出院。当天首尔大学组成了九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眼看着反对势力步步紧逼，罗圣依在十五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泪俱下地指责黄禹锡捏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当中的九个，并且声称自己全不知情。这些猛料抖落出来之后，公众情绪立刻来了个原地掉头。见此情形，MBC也豁了出去，当天就恢复了《制作人笔记》的播出，将第二集安排在晚上十点。那位匿名网友的观点完全正确：节目必须继续下去。第二集节目播出了金成钟令人震惊的忏悔。这一集的收视率比起第一集翻了一番还多。第二天也就是16号，黄禹锡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他已经创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但是霉菌污染意外地杀死了其中的九个。所以他才要求金成钟复制了照片。他并没有彻底认罪，他仍然声称自己确实创造了干细胞。但是这项表态依然被视为对于他的可信度的巨大打击。到了这一步，就连一直支持他的强硬派媒体也开始以更加批判的口吻来报道他。

直到此时，所有的欺诈指控都针对年的论文，但是首尔大学的调查发现年的论文同样有猫腻。具体来说，通过一位捐卵者培育而成的胚胎被错误标记为来自另一个捐卵者。除了这个错误之外，这个细胞系的DNA测试也是伪造的。此外这个细胞系的照片在最后的论文中被替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细胞系的画质更好的照片，测试结果也被修改，使其看上去更漂亮。2006年1月10号，首尔大学的调查结束了。他们宣布两篇论文都是弄虚作假。《科学》随即无条件地撤掉了这两篇论文。黄禹锡纪念邮票立刻被停止流通，他的最高科学家头衔也遭到撤销。接下来朴基英辞去了总统科学顾问的职务，她碰巧也是2004年论文的共同作者之一。日后将会有多名政客承认黄禹锡曾向他们的政治活动捐款。

同样在这一天，《制片人笔记》来了个乘胜追击，播出了黄禹锡调查的第三集。这一集的调查对象是黄禹锡早年间克隆牛与克隆老虎的成果。他们的发现令人生疑：实验过程缺少记录，实验结果没有DNA测试，实验样本丢失，还有证人指控几头天然奶牛被错误地标记为克隆体，几头代孕老虎甚至没怀孕。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彻底否认黄禹锡的成果，但足以让人有理由保持怀疑。莫非黄禹锡的职业生涯全都是欺世盗名不成？也不见得。首尔大学调查证实，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Snappy的确如假包换。

1月12日，黄禹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拒不承认自己有罪，而是指责他的团队成员撒谎并企图破坏他的工作。他乞求再给他六个月来一劳永逸地证明他可以克隆人类干细胞。但是这番挣扎对他来说太晚了。政府检察官当天突袭了他家收集证据，因为他仍然拒绝认罪。他最铁杆的粉丝继续抗议，有些抗议者还殴打了首尔大学的研究主任。最糟糕的是，一名卡车司机在抗议期间当众自焚。黄禹锡的支持者日渐稀少，其中最狂热的那些人一口咬定黄禹锡是某种精心阴谋的受害者，阴谋的目的是抹黑他的名声，从而窃取属于韩国的干细胞技术。根据版本不同，有些阴谋论反日，有些反美，还有大量针对沙腾的反犹言论。考虑到黄禹锡最亲密的美国合作者继续与他割席，而且黄禹锡团队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调动到了匹兹堡，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反美阴谋论特别受欢迎。如果当前的故事看上去眼熟，不要忘了先前的李辉昭的故事，一个成功的韩国科学家，被美利坚帝国“打翻在地”。美国对韩国的所作所为诚然一言难尽，但是黄禹锡的堕落着实与美国无关。

最终事态终于平静了下来。3月6日，黄禹锡公开承认他命令两名研究人员在2005年的论文中伪造数据，他的干细胞研究执业许可证当月晚些时候被吊销，他在20日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到了五月，事态已经超出了首尔大学的范畴。5月12日，黄禹锡被正式起诉，罪名是诈骗罪、贪污罪以及违反生物伦理法，审判将会历经漫长的三年零四个月，涉及四十三次听证会，六十名证人和两万页文件。

十五，后果

很多很多人在调查期间遭到指控，但是最终只有少数人被定罪。虽然罗圣依购买了卵子用于黄禹锡的实验，但是调查发现所有付费卵子都是在2005年1月1日之前交付的，也就是《生物伦理学》法案生效的那一天。MizMedi医院在这一天之后就停止了一切非法卵子付费。涉及黄禹锡指控的非法付费卵子来自于另一家完全不同的医院。唯一一位被定罪售卖卵子的人是一位汉娜女性诊所的产科医生。

下一个是朴基英，她最初接受调查是因为未能及时提交某些文件，以及滥用研究补助金的嫌疑。但是调查最终并没有发现她做出过任何具体非法行为。黄禹锡手下的两名研究人员朴正浩和权大治（Kwon Dae Gi）被指控在黄禹锡的指示下故意向杰拉德.沙腾发送错误的照片，但是检方拒绝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法律先例规定论文造假这一行为本身构成刑事犯罪。金成钟被指控毁坏证据和妨碍首尔大学的正常运作，销毁证据这条罪名使得他的案子与其他两人相比做成了铁案。不过检察长指出，作为一个初级雇员，他不可能对自己接到的要求完全负责。检察长指责“严格的韩国实验室文化”致使初级研究人员无力拒绝实验室领导违反伦理的要求。基于这一点，他被判处两年缓刑。换句话说，只要接下来两年他老老实实做人，就不用进监狱。其他三名被告人尹贤洙（Yoon Hyun Soo）、李秉春和孔善坤是黄禹锡在首尔大学与汉阳大学的同事。他们被指控挪用国家资金和补助金，后两人被定罪并分别被处以两万四千美元和八千美元罚款，如果你挪用了本应用来研究如何拯救生命的国家资金，而受到的罚款仅仅相当于一辆丰田卡罗拉的售价，这项惩罚并不算多么重。

在回到黄禹锡那边之前，还有一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关键人物不得不提，不过此人身处在另一个大洲。杰拉德.沙腾在匹兹堡医学院遭到了严格审查，旨在确定他在黄禹锡实践当中扮演的角色。2006年2月10日，他被洗清了研究渎职的罪名，但是又被指控研究行为不当。他的履历上留下了尴尬的污点，但是这项罪名并未带来任何具体惩罚。调查发现了几个例子表明沙腾显示出极差的判断力，本应对黄禹锡团队报以更加批判的态度，但是因为黄禹锡研究的一切实验结果与数据都并非来自匹兹堡，沙腾终究还是躲过了一劫。调查人员确实谴责他“不老实”，“翻来覆去地纠结于‘写作’和‘资深作者’的定义。”要么他参与了足够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称号，要么他在刻意夸大自己的作用来获取影响力——两边总得占一边。

最后再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在等待审判的时候，黄禹锡继续扮演他以前的公众形象：一个谦逊虔诚的人。他在一家寺院里呆了五个月。一位僧人宣布，三名慷慨的施主已经筹集了六千五百万美元好让黄禹锡继续他的研究，即使刑事审判迫在眉睫，仍然有死硬派愿意向他投钱。2008年，黄禹锡甚至厚着脸皮向韩国政府提出恳请，想要继续研究。政府的答复一言以蔽之：“滚，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尽管金钱并不是将黄禹锡拉下马的最初争议的一部分，但是他的刑事审判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钱的问题展开。原来他一直在积极地洗钱。這就像帽子戏法，添加了白领犯罪的元素。黄禹锡曾收到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补助与私人捐款，两个来源的钱都混在他的个人银行账户。他为什么要把这两笔钱混在一起？因为政府拨款在法律上要接受生物伦理学审查，而私人赠款则不必。他经常从他的资金账户中提取现金并将其存入其他账户，数目最多达到了六十三个。所有这些账户的开户人姓名都是他的雇员或家庭成员的名字.为了打掩护，他伪造了税务报表，说他用这些钱来购买猪和牛，甚至在全面调查过后，总计2260万美元的捐款当中依然有280万美元下落不明。在丑闻后期，黄禹锡还进行了几十笔可疑的付款。他向杰拉德.沙腾支付了好几万美元，为自己的妻子买了一辆两万美元的汽车，给各路政客捐款总计55000美元，给企业高管捐款14000美元，他还在2005年亲自向二十五名捐卵者支付了三万美元，此时这一行为已经被法律取缔。

虽说黄禹锡同时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和违法购买卵子罪，但是却并未被判处欺诈罪。确切地说，这里涉及欺诈一词的两个不同定义。学术欺诈指的是伪造数据；财务欺诈指的是基于虚假伪装吸收投资。金融欺诈指控涉及两笔来自私营公司的捐款。最终他没有被定罪，因为即使黄禹锡没有伪造研究结果，这两家公司也会给他捐款，因为他们并不期望直接受益。

黄禹锡恳求宽大处理，声称他愿意“倾注我最后的热情”来继续研究。他不仅想逃避牢狱之灾，还积极乞求当局允许他继续做那件让他一开始陷入这种困境的事情。真荒唐，至少听起来很荒唐。但是依然有人同情黄禹锡，其中就包括法官。他们认为，黄禹锡已经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了悔意，而且他挪用资金也是用于科学目的，不是出于个人原因——并非如此，他确实为他的妻子买了一辆车，也确实曾经向政客和企业高管捐款，但是也许法官对于科学目的定义更宽泛一些。法官判决道，只要他三年内没有再犯，就能免于牢狱之灾。后来黄禹锡提出上诉，将缓刑期从三年缩减到了一年半。唯一真正持久的惩罚是他暂时被被禁止接受公共拨款并且失去了人类干细胞研究许可证。他预先为自己积累了大量防御手段，最终使他免于入狱。

十六，尾声

像往常一样，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小布什的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时，民意调查已经转向了支持干细胞研究的方向。2006年，小布什首次通用总统否决权阻止国会通过一项允许为胚胎干细胞提供资金的法案。一年后他不得不又来了一次。但这是他的最后努力，该来的终究会来。巴拉克.奥巴马在2009年就任总统之后立即扭转了禁令。

在这期间，韩国花了许多年修改《生物伦理法案》，从而防止下一场黄禹锡丑闻的发生。内部评审委员会遭遇了体制性失灵，他们本应将黄禹锡抓个现行。评审委员会人手严重不足，缺乏相关的合格专业人员，委员们的工作日程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每个案件，委员会与调查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甚至当委员会要求检查黄禹锡的文件时，这些文件根本就没被送来，可是委员会还是做出了许可认定。至于首尔国立大学的审查委员会则由黄禹锡亲自负责任命委员会人选。更有甚者，他在指定委员人选之后根本没有通知当事人，因此被他指定的委员从没过来开过会。

但是最大的失败在于审查委员会并没有为数百名捐卵者提供真正的知情同意书。黄禹锡总共使用了2221个卵子，远远超过他在两篇论文中主张的四百个。通过在确切数字上撒谎，黄禹锡伪造了远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的成功率，并且隐瞒了实际的人类成本：总共121个捐卵者，其中还有两个是他自己的雇员。她们遭到欺骗，不知道自己的卵子究竟会被拿来干什么，也不知道捐卵手术的实际潜在风险。在至少二十九起案例当中完全不存在知情同意。据报道，每五个捐卵者中就有一个出现了后遗症。两名捐卵者试图起诉MizMedi医院、汉阳大学以及政府，但是该起诉在2009年遭到了驳回。黄禹锡丑闻过后，《生物伦理学法案》在三年内经历了五次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内容包括：第一，保健福利部部长必须调查和支持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第二，捐卵者必须经过严格体检筛查，并且一生中只能捐献三次。第三，捐卵者现在可以得到误工费赔偿，捐卵手术导致的一切医疗费用也能得到补偿。

不过最大的头条新闻当属下面这条：黄禹锡的执照被吊销之后，胚胎干细胞研究实际上在韩国全境遭到了禁止。接下来几年，只有一个群体被被批准研究人类胚胎，也就是抱川中文医科大学李东瑞（Lee Dong Ryul）博士的课题组。但即使他们也只能使用试管婴儿受精过程额外剩下的胚胎。不幸的是，这些胚胎通常情况下都遭到过冷冻，因此在创造干细胞的过程中没有多大用处。讽刺的是，李博士的小组继续与加州的一个实验室合作，该实验室被允许使用直接来自捐卵者的卵子。最终在2014年，两个团队真正地证明了通过SCNT法克隆人类胚胎的可行性。

但讽刺的是，由于七年前的一场技术突破，SCNT法此时已经被淘汰了。这项突破找到了制造干细胞的新方法，不再需要SCNT或者数以千计的卵子。2007年，日本生物学家山中伸弥与高桥和利发现，无论是来自人体任何部位的任何成体细胞，只要向其中的DNA植入四个特定基因，就能有效地逆转这个细胞的生长程序，使其回归胚胎状态。这样的重启技术不再需要捐赠卵子，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主要伦理问题就此退出了讨论。这项技术被称为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或者说iPS，目前这项技术并不完美，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临床试验的阶段，但是体已经迅速成为了干细胞研究的全新焦点。山中伸弥因此赢得了2012年诺贝尔奖。 不过尽管存在各方面的进展，干细胞治疗整体而言依然尚未起飞，许多人的希望依然尚未实现。甚至早在黄禹锡骗局曝光之前就有业内人士认为媒体夸大了黄禹锡成果的潜在价值。许多潜在治疗方法都在接受积极测试，但是仍需数年时间才能发展到足够安全可靠、可以向公众推广的程度。

今天，韩国批准的干细胞疗法数量超过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至少在韩国，有些人认为黄禹锡丑闻反而为干细胞研究吸引了更多的公众关注与资金，从而使得几十个研究团队得到了支持。非要说的话，黄禹锡欺诈的主要教训在于不该所有希望寄托在某一个特定科学家身上。说到这里，我们来看看黄禹锡的近况。对于他的支持从未完全消失。2005年底，韩国期刊《东亚科学》进行了一场网络民调，数据显示69%的受访者投票赞成“再给黄禹锡一次机会”。大约一年后，另一次网络民调得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七百名受访者中有76.8%的人表示同情黄禹锡。但是一位韩国作家指出，同情黄禹锡不应该与支持黄禹锡相混淆。“韩国人经常对于原本前途光明的名人的最终倒台报以同情——往往还掺杂着几分家长作风——无论这位名人究竟干了什么。”很多韩国人想到这场丑闻时都很难过。

“他曾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金基正（Kim Ki Jung），政治科学家

“因为我们是一个同质化的民族，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和这个人捆绑在一起，并且忽略他的缺点。”——川正希（Cheon Jeong Seok），杂货店主

“黄禹锡博士本来会赋予韩国大步提升世界地位的势头。我身边很多人感到空落落的，他们觉得没有盼头了。”——元淑敏（Won Suk Min），大学生

一名因为车祸而瘫痪的病人仍然对黄禹锡的研究抱有希望，甚至在骗局曝光之后依旧不改初衷：

“我和他谈了四个小时，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想他不会故意误导任何人。”苏珊.法吉特（Susan Fajt），2010年去世

2009年，黄禹锡荣获了蒋英实纪念基金会杰出科学成就奖。他甚至无法亲自出席颁奖仪式，因为他当天他要出庭受审。即便在刑事审判判处他有罪之后，仍有五十五名政客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恳请对他宽大处理，以便他能够继续他的克隆工作与研究。他也确实正是这么做的。尽管黄禹锡被禁止从事人类干细胞研究，但是他又回归了动物克隆领域，在2006年7月创办了私人生物技术公司SOOAM，起步资金将近三百五十万美元，全都是从支持者那里筹集而来。首尔大学团队当中有十五名研究员投奔了这家新公司。SOOAM后来成为了行业领袖，每天生产约三百个牛和猪的胚胎，每个月能生产十五只克隆狗，每条狗都能卖到十万美元。2011年，他带领的团队克隆了全世界第一只郊狼。2014年，电影《举报者》在韩国热映。这部半虚构的惊悚片讲述了黄禹锡遭到曝光的前因后果。2015年，黄禹锡与中国公司博雅干细胞集团合作，在天津市开设了一家克隆牛工厂，专门生产优质牛肉——三转两转故事又回到了牛肉上。黄禹锡最近一次登上国际头条是在2018年，他宣布他的公司正在与一家俄国公司合作，以尝试克隆一种已经灭绝的冰河时代古马，尽管这种古马留下了一具保存得非常好的干尸，大多数专家依然认为这种侏罗纪公园式的白日梦只能落得个无疾而终的下场。

可以理解的是，大部分克隆人研究人员都不想和黄禹锡扯上任何关系，他确实不被允许研究人类干细胞，但许多人担心，与私人公司合作进行动物克隆只是黄禹锡的缓兵之计，为的是逐渐修复个人形象。作为修复过程的一部分，黄禹锡终于直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创建了一个幻觉，还让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我被我自己吹起的泡沫灌醉了。”身为第一举报人的柳永俊则辩称黄禹锡是社会大环境的产物。“黄禹锡先生不是一个特别的人，而是我们的写照。他揭露了韩国社会的本来面目……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我们一味遵守规则，就无法赶超世界上的先进经济体。”

黄禹锡显然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一个曾经深受喜爱的、非常不道德的骗子。但他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个故事所显示的是数以百计的系统性失误，分布于社会各个层面。审查委员会过度工作，缺乏经验，并被告知要睁一眼闭一眼；媒体不惮于凶猛撕碎一切敢于批评明星科学家的人们；政府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甚至愿意起草立法来保护这位科学家。但是话要说清楚，所有这些失败都不是韩国的特产。黄禹锡事发前最热情的拉拉队员是一个美国人，他把自己的名字捆绑在一位学术新星身上，却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督责任。一家著名的西方学术期刊为黄禹锡辩护到了最后一刻。如果说这个故事有教训，那么教训绝不是“呵呵，韩国真是烂透了”，而是“只要存在为了进步而追求进步、不顾公共健康与安全的态度，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