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60- BobbyBroccoli：伪造克隆人的人 -- 万年看客

七，后门

身居高位的朋友，谁都想有几个。所以每个人都想和黄禹锡交朋友。黄禹锡一向喜欢邀请记者参观他的实验室，还聘请了一位伊泰立（Yoon Tae-Il）担任他的公关专员。伊泰立曾经是YTN的前记者和高级主管，这是韩国第一家24小时有线新闻网。多年来伊泰立一直在动用他的人脉塑造热门头条新闻以及——正如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那样——压制负面新闻。

接下来，科学论文共同作者的署名也很有讲究，不仅为了体现实际贡献，还为了建立人脉。就连许多优秀论文的作者名单上也经常充斥着从未涉足过相关实验室的名字。上文提到了杰拉德.沙腾，但是他在这方面并非孤例。黄禹锡已经建立了一套著名韩国科学家组成的名册，让这些人向媒体宣传他的工作。有一位共同作者名叫安居丽（Ahn Curie），她是首尔大学内科医学系的第一位女博士，她的目标是利用克隆技术帮助解决韩国的器官捐献危机。她经常担任黄禹锡的代理人，如果黄禹锡本人没空，那她就会代表黄禹锡在媒体发表讲话。还有一位文信勇（Moon Shin Yong），在 2004 年论文中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最后作者名额。文信勇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也是韩国政府资助的细胞应用项目的负责人。后来调查发现文信勇对于论文的贡献很小，他仅仅为论文提供了有限的技术援助和部分编辑建议，充其量也就是扮演了一个德高望重的橡皮图章而已。

2004 年论文共同作者当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生物伦理学家朴基英（Park Ky Young）。目前仍不清楚她为这篇论文做了什么工作。当时有人指出她的学术背景是植物分子生物学而不是与人类干细胞论文直接相关的人类生物学。据称，她的加入是为了给论文赋予政治影响力， 因为当时她是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主管。朴基英的政治人脉为黄禹锡促成了一个私下串联的政策小团体，其他成员包括韩国信息通信部部长陈大济（Chin Dae-je）与政策室长金炳俊（Kim Byong-joon）。黄、朴、陈、金四个人经常勾肩搭背地出现，以至于韩国民众将四个人的姓氏拼成了一个词，大致可以翻译为“黄金蝙蝠”（Hwanggeumbakjwi）。不得不说，如果某个政治小团体被人比作蝙蝠，那么这个团体多半正在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事实上不少勾当确实正在进行。比方说陈大济划拨给黄禹锡43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拨款来源则是韩国的先进支柱IT技术开发基金，尽管黄禹锡的研究显然与IT不沾边。但是因为黄禹锡是韩国的最高科学家，人们看在眼里却全都没有反应。黄禹锡的人脉网最终囊括了大奖当中的大奖，也就是卢武铉总统本人。朴基英后来获得晋升并被任命为总统的个人科学技术顾问，同年六月，黄禹锡获得了卢武铉总统亲自颁发的奖章。正是这张人脉网使得黄禹锡有能力影响立法，也就是韩国的《生物伦理与生物安全法案》。

上文提到，由于牛仔克隆家和飞碟邪教与韩国纠缠不清，韩国在生物伦理方面的声誉相当糟糕。从 1997 年到 2003 年，韩国严格来说不存在任何监管克隆技术的法规，在克隆领域存在巨大的法律灰色地带，很容易遭到滥用。倒不是说在此期间从来没人尝试过制定相关法律，这一时期有好几位政客提出了数项法案，但是由于朝野分歧全都没能通过表决。从金大中政府到卢武铉政府都希望制定一部穿针引线的微妙法律，一方面限制克隆，另一方面又要保证足够多的例外，从而促进正在复苏的韩国经济。生物伦理法案获得通过的唯一途径是由现任政府起草。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早期，金大中政府委托科学技术部提出草案。根据定义，科学技术部是现政府的一部分，因此自然会略微偏向于政府的优先事项。可是科学技术部在2000年创建了独立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KBAC，其中科学家与非科学家各占一半，并且将立法工作交给了他们。然后令科学技术部大为意外的是，刚刚成立的KBAC居然回过头来就宣扬无论生殖性还是治疗性克隆都应该遭到禁止，仅仅为通过体外受精制造的多余胚胎开了个小口子。这显然不是科学技术部期望的口径，于是与其起草一部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都肯定不待见的法律，他们干脆决定拒绝履职，从未最终提交《生物伦理法案》接受投票。

韩国政府当时的态度用一句话概括：“行吧……那就换别人来干这个活。”随后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保健福利部，可是结果依然适得其反，因为保健福利部最后也赞同了KBAC的立场。这下可就乱套了，三个独立机构都插手了立法过程，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立法倾向，而韩国政府则陷入了里外不是人的窘境。黄禹锡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如果新法律不符合他的意愿，那他就打包走人，带领团队去其他国家继续研究。因此政府将立法进程拖延了将近三年，国民议会直到2004 年元旦前几天才通过了该法案的一个版本，而且该版本的法案要等到一年后的2005 年1月1日才能生效，因此黄禹锡的2004 年论文严格来说并不受该法案的约束，它可以在法定缓冲期内绕过约束。据称这一年的缓冲期是在朴基英的建议下才加入了法案，因为她对任何科学政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在最后一刻才被添加为 2004 年论文的共同作者，而且她还参与了黄禹锡另外两个项目，并为此获得了25万美元的报酬。

乍一看，该法案似乎解决了生物伦理学家的大部分担忧。人类生殖克隆被彻底禁止，人兽杂交研究被禁止，人类精子和卵子的销售和交易被禁止，任何违法行为都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最重要的是，现在韩国禁止通过 SCNT 克隆人类胚胎……唯独有一个例外。如果某人以前从事过胚胎克隆研究，那么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继续进行相关研究：一，从事该研究的时间必须超过三年；二，必须在相关期刊上不止一次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在法案生效时，这一例外在韩国全国仅适用于一个实验室：首尔国立大学的黄禹锡实验室。韩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并且在其中专门留下了为黄禹锡一个人精心设计的后门。 由于这一条款， 其他一些同样拥有必要科学专业知识的实验室遭到了任意为之的封锁。韩国政府为他们的明星科学家修改了规则，也为即将成为国际丑闻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随着 2005 年春夏交替，黄禹锡宣布了又一项突破，这次回归了他的动物研究的本源。他的实验室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条克隆狗，在此之前狗被认为是最难克隆的哺乳动物之一。具体来说，这次的克隆体是一只名为Snuppy的阿富汗猎犬。全球媒体对黄禹锡的关注度如此强大，以至于韩国政府于 2005 年 10 月启动了世界干细胞中心。这是一个由黄禹锡领导的研究网络，旨在招徕国际伙伴与韩国合作，该中心拿到了2500万美元的政府拨款资助。那些不能在国内合法研究干细胞的国家也仍然可以做出贡献，让黄禹锡的团队在韩国开展工作。除了黄禹锡之外，董事会的两名成员是杰拉德.沙腾和伊恩.威尔穆特（Ian Wilmut），后者是多莉羊的创造者之一。简而言之，黄禹锡已经打入了一线大腕之列。韩国不再是一个迎头赶上的新起国家，而是名副其实的生物技术超级大国。

但是一个月之后，杰拉德.沙腾将会退出世界干细胞中心。又一个月后他将从2005年的论文上撤回自己的名字。很快，韩国将陷入大规模抗议，政府高官将会辞职，韩国克隆之王黄禹锡将会受到刑事调查。黄禹锡实验室的阴暗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看似无辜的问题：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多卵细胞？

八，家庭

时间是2005年11月。杰拉尔德.沙腾博士刚刚退出韩国的全球干细胞中心。一个月后，他将会要求将自己的名字从他与密友黄禹锡一起撰写的开创性论文当中删掉——曾几何时，他也曾与黄禹锡称兄道弟。不出几周，黄禹锡的职业生涯就将会土崩瓦解。要想明了个中原委，我们需要后退一步以观全貌。

如果某位雇主声称“咱们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十有八九老板打算软硬兼施地忽悠你加班加点，不管劳动法怎么规定。黄禹锡曾经在许多场合将实验室员工称作一个大家庭，这成了他的个人神话的一部分。黄禹锡是韩国的猫王，一个谦逊勤奋的超级科学家，许多人认为他能够为韩国赢得第一个诺贝尔奖，他已经登上了小学课本，韩国总统形容他的成果更像魔法而不是科技。正是这种名人效应使他的实验室的运作能够不拘常规。如果说黄禹锡的实验室确实是一个大家庭，那么黄禹锡就是说一不二的大家长——只能用爱恨交织来形容他与将近一百二十五名研究员之间的关系。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他的实验室的内部运作，父慈子孝的神话就会崩溃。

尽管宣传照片拍得煞有介事，但是黄禹锡本人却并不会亲手进行繁琐的实验室操作。一旦需要进行乏味的手工劳动，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苦工完全要由初级实验室成员完成。而这些人也甘于当牛做马，只为博得黄禹锡的青睐。更有甚者，黄禹锡本人是首尔国立大学出身——全韩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但是他招募的研究员却有将近六成来自牌子没那么响亮的大学。有人认为这是黄禹锡刻意为之，为得是进一步掌控实验室。他知道，鉴于韩国社会将三六九等安排得明明白白，这些出身不够硬的研究员更加渴望成功。在黄禹锡实验室拼命工作在这些人看来是证明自身价值的方式，也是超越二流文凭出身、从此野鸡变凤凰的途径。他们在严酷的环境里累得形销骨立。用某位受访者的话来说：“研究员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赶到屠宰场……他们的月薪还不到五百英镑。屠宰场里充斥着尖叫声，‘遍地血流成河’。”后来人们发现黄禹锡从来没有亲手实践过他那广为人知的筷子技术，而是让他手下唯命是从的研究员们完成一切繁重工作。一则轶闻描述了黄禹锡天清早从某座他经常光顾的寺庙给实验室打电话安排工作，但是下达的命令却含糊其辞，云山雾罩。一位研究员公然嘲笑这段指示：“大概又是佛祖显灵让他思路大开了。”

这种有毒亲子关系甚至体现在他通过羞辱来训诫学生的手段上。黄禹锡在自传当中亲口承认了两起惩戒初级实验室成员的事件——在我看来我事由都不算大——一名初级研究员因为迟到三十分钟而受到严厉训斥，即使他当天发烧；还有一名研究生开着自家豪车上下班，结果黄禹锡私下里威胁要将他扫地出门，理由是炫富。这两人全都在痛哭流涕深刻检讨之后才得到原谅。黄禹锡实验室甚至有一条口号：“星期一二三四，五五五没六日。”黄禹锡喜欢开玩笑说干细胞不会在周末停止生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停工？没有假期、没有休息，只有进步。缺乏社交生活甚至导致研究员当中喜结了好几对连理，毕竟他们也没时间接触社会人员——还真成了“快乐的大家庭”。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并未引起争议，至少在韩国肯定不算出格。职场当中的死板等级，漫长的工时，几乎没有的休息日，此等奉献精神正是韩国人自豪感的来源。黄禹锡与媒体共同搭建了一套神话：正是因为如此勤奋，如此繁琐的手工劳动，才使得韩国在干细胞领域领先全世界。许多西方科学家也为这套叙事推波助澜，声称这都是必要的牺牲，因为这样做能够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有可能在未来拯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所有这些都打不倒黄禹锡，但是他很快就会遭到更严重的指控，这些指控点燃的连锁反应将会颠覆整个克隆领域。

九，牺牲

通过SCNT方法克隆干细胞历来因为低成功率而臭名昭著。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克隆人类胚胎不切实际，因为这样做需要太多的卵子。从健康角度来看，从卵巢中提取卵子有风险，而且卵子捐赠必须基于无偿与自愿，因此没有哪个实验室可以获得足够的卵子来持续研究并且取得成功。多年以来这是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最主要伦理论点：干细胞研究对于捐卵者身体的伤害过于严重。这就是黄禹锡的第一篇论文最早露出的破绽。论文声称黄禹锡使用了超过二百个卵子，这个数字简直大得离谱，特别是由于论文在二月份发表时只列出了十六个捐赠者的名字。代表女性健康权益的Womanlink组织以及民主科学技术中心都提出了指控：黄禹锡根本不可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那么多卵子。他们担心卵细胞商品化会将女性变成卵子工厂。黄禹锡可能非法地花钱向捐赠女性购买了卵子。

向捐卵女性付费的做法往轻了说也是争议极大。这里的道德问题在于，越是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越容易在有报酬的前提下成为捐卵者并且承担健康风险。如果不给钱，她们未必愿意参与此类研究。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捐献器官才没有报酬，以免不太富裕的人们被付费体系推向不利境地。关键区别在于，为器官捐献付费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犯法，不过对于捐精捐卵来说则要看情况。在加拿大、法国与澳大利亚，捐精捐卵者可以以工资损失与医疗费用的名义得到补偿。但是超过这一额度的付款则是非法的。不过美国、英国和俄国都没有规定捐精捐卵者最多可以得到多少钱。那么韩国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答案依然是“很复杂”。根据韩国的新法律《生物伦理学法案》，花钱买卵子是非法行为，甚至连捐卵者的医疗费用与工资损失都得不到补偿。但是这些法条是新近修改的产物。严格来说，2004年黄禹锡为了写论文而搞研究时在韩国购买卵子还不犯法，因为该法律在2005年元旦才开始生效。要记得，在新法案得到通过的最后关头，有人偷偷摸摸地添加了一年缓冲期。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部法律已经在国会得到了通过，而且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一切研究人员都应该在法案正式生效之前就停止向捐卵者付费。黄禹锡的论文非常明确地声称，十六位捐卵者中没有人得到报酬。姑且不考虑奇怪的法律灰色地带，如果这项指控成立，那么黄禹锡的论文就是在撒谎。就算为了厘清是非，这也是一则值得深挖的新闻题材。

2004年3月，韩国生物伦理学协会召集了一個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看看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生物伦理学协会不是政府机构，实际上并没有权力来自行开展独立调查。它能做的是要求国家人权理事会——这个组织确实是政府实体——进行调查。令人惊讶的是，人权理事会选择了不予调查，生物伦理学协会的顾虑大多被韩国社会视为无稽。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但是却杀出一位记者名叫大卫.塞罗诺斯基（David Cyranoski）。此人正在撰写的报道将会让黄禹锡研究的伦理问题成为西方世界的关注焦点。

塞罗诺斯基为《自然》杂志工作，谈到业内声望，它是唯一能与《科学》相媲美的刊物。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什么无名无号的冷门期刊在胡乱放炮，塞罗诺斯基发现的问题远比非法的花钱买卵更加恶劣。

“首先，我其实早就认识黄禹锡。我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就在韩国第一次采访过他。我知道他，而且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跟进他的工作。他在2004年的《科学》论文里声称已经成功克隆了人类胚胎，然后又从胚胎当中提取了干细胞，这可是非同小可，所以我在2004年又去采访了他。‘这是极大的进展，谁知道他的团队接下来能搞出什么？’就是这种宣传式文章。但我们也想问几个问题，不仅涉及干细胞，还涉及卵子的来源。因为黄禹锡真正不一般的地方就在于捐卵者或者获得卵子的能力，这才是真正让他从其他国家的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他们在论文中声称所有捐卵者都是志愿者，捐献卵子只是为了推动研究。于是我们认为应该做一点背景调查，这个故事肯定很有趣。所以我去了韩国，然后就问他关于捐卵者的情况。他看上去似乎有点畏缩，就好像他没有——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感觉，对面这个人正在对你藏着掖着。所以我开始给论文的合著者们一个一个地打电话。有一位合著者是实验室的学生，我就问她：‘你知不知道关于捐卵者的情况？’她说：‘其他人的情况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捐卵的情况。’然后谈话继续进行了一分钟，我这才突然反应过来。‘等一下，所以你也捐卵了？！’接下来我们直来直去地聊了半天，我问了她所有的细节，例如她在哪里捐的卵，以及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她已经有孩子了，所以并不担心失去生育能力——你知道，这是捐卵的一大风险。”——大卫.塞罗诺斯基

她的回答暗示她和其他至少一名同事捐赠了她们的卵子。这简直骇人听闻。胁迫下属接受风险极高的医疗程序是活该受到万夫所指的行径，完全践踏了道德底线，更是早就已经被国际公认的《赫尔辛基宣言》明令禁止的做法。你越是了解黄禹锡团队的工作文化就越能理解怎么会出这种事。在那里工作是生理与情绪的双重消耗。黄禹锡扮演父亲，是所有人的榜样。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越发亲密。最终导致黄禹锡不动声色地催促手下的女性研究人员捐献卵子。团队每个人都为工作做出了个人牺牲，还有什么牺牲能比捐献自己的卵子从而推进挽救生命的潜在可能性更加高尚？

“当时她说还有另一个实验室的学生也捐了卵。我说：‘很好，我可以和她也谈一谈吗？’她的回答不出我所料：‘我不能给你她的名字，因为涉及隐私问题。’我说：‘好吧，那你能把我的联系方式给她吗？如果她愿意谈谈这个事的话，可以联系我。’这段电话谈话结束后我挂断电话，过了三十分钟她突然回电，非常惊慌地表示：‘那什么，我跟你说的话都不是真的，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故事。其实吧——其实吧——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就权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好了。’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她按照我的要求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另一个学生，在转告过程当中有人告诉她，她不应该与记者谈论这个问题。有趣之处在于她一开始非常自豪。第一次谈话时她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她不认为这是什么需要藏着掖着的事情。所以我猜事态的转折一定令她大为震惊。忽然间人们都告诉她：‘等等！这个事不能告诉外人！’”——大卫.塞罗诺斯基

塞罗诺斯基知道这则新闻很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时他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看看世界作何反应。结果什么都没发生。黄禹锡立即回应了《自然》的报道，“《自然》的说法毫无根据。我发誓我的学生当中没有人捐献卵子用于研究。出于某些原因，该期刊正在努力破坏我们的研究……如果我强迫研究生捐赠卵子，可能在韩国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事故大白于天下，我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他还表示有些学生确实主动提出要捐卵，但他拒绝了她们。他在医患保密协议的名义下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套说辞，只提到他检查了十六名捐卵者的知情同意书，而他的学生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一方面，黄禹锡确实应该保护捐卵者的身份秘密，但是凭什么这就可以阻止评审委员会进行充分保密的调查呢？这样的调查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进行，但是从来没有进行过。总统顾问朴基英亲自出马掐灭了开展调查的任何可能。她声称“一切伦理问题在黄禹锡博士发表《科学》论文时都已经全都得到了解决”。这套说辞同样没有证据支持，但是这件事在韩国基本上就算结束了。

“关于第一篇论文的报道确实有些影响，开启了大量的对话。在韩国也有很多生物伦理学家与女权团体此前一直在反对黄禹锡的研究，他们采信了《自然》报道的说法并试图扩大其影响。但是韩国的科学界、政府圈子以及国内舆论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黄禹锡讲了他的故事，并且设法让他的故事传播开来：《自然》只是嫉妒他的论文发表在了《科学》上面。这个说法很蠢，但很多人似乎愿意相信我存心想要抹黑黄禹锡，就因为他的论文发表在《科学》而不是《自然》上面。”——大卫.塞罗诺斯基

塞罗诺斯基的报道发表后，东西方都有少数人与黄禹锡拉开了距离。

“没有人愿意辩论道德问题，因为政府如此兴奋。科学家们也担心招不到学生，所以他们同样不想打破这种兴奋。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英雄。”——某匿名资深生物学家，首尔国立大学

“黄禹锡是打造公众形象的天才。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只是在假装谦虚……他的自我推销非常成功。”——顾英模（Young-Mo Koo），韩国生物伦理协会

你可以说黄禹锡在某些小圈子里已经沦为了争议人物，但是他的声誉大致上依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领袖。不过裂缝已经开始显现，怎样才能重创他的盔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