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60- BobbyBroccoli：伪造克隆人的人 -- 万年看客

四，王者

黄禹锡的开创性论文的标题是“从克隆囊胚衍生的多能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证据”，字数很多，但你只需要看懂两个词就知道这篇文章不简单：“人类”和“克隆”。 当多莉与世人见面时，克隆哺乳动物被视为惊天动地的成就。在之后的七年里，哺乳动物克隆领域又取得了其他几项成就——猪、牛和老鼠。但是至关重要的是，灵长类动物的克隆从未取得过成功。因此某个不知名的韩国团队跳过灵长类这一步直接克隆人类胚胎简直不可想象。黄禹锡在这个领域领先了好几年。当然，他并不试图培养一个完整的克隆人——任何还讲究体面的科学家都不会迈出这一步。相反，他试图克隆胚胎以产生干细胞，一种新型干细胞，医学界的圣杯。

需要明确的是，你的身体现在就含有干细胞。这些非特化细胞可以无限期地自我更新，人体会利用它们来维持和修复自身，但它们能做的很有限。一个常见例子是骨髓的造血干细胞，这种的干细胞可以特化为三种血细胞中的任何一种：红细胞、白细胞或血小板，每一种都在体内发挥独特的功能。患有白血病的人通常不能自行产生这些骨髓干细胞，不过可以通过移植他人的干细胞来治疗。局限性在于，骨髓干细胞只能专门分化为血细胞，它们不能用于治疗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我们将一种干细胞特化成多种类型细胞的能力称为专能性，但是专能不等于全能。还存在特化种类更少的干细胞，它们的能力被称作双能性甚至单能性，这些干细胞位于细胞分化树的树枝末端。因为细胞特化的自然过程永远不会逆转，所以用途越多的干细胞类型就越靠近树干底部。它们被称为多能（Pluripotency）干细胞，只要将它们善加利用，就能带来着无数种拯救人命的方式。

我们所说的这种胚胎干细胞确实存在，但是仅仅存在于胚胎发育的最早阶段，当时胚胎还没有形成器官、血液或者骨骼，所以细胞还没有特化。胚胎干细胞有能力在化学诱导剂的帮助下不断特化，慢慢关闭不必要的基因。 1998年，人类分离出了第一个胚胎干细胞系，但是应用有限。如果一个人接受干细胞移植，那么这些干细胞很可能来自其他人，他们的 DNA 和你的 DNA 并不完美匹配。人体免疫系统会检测到这一点并且可能产生排异反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干细胞移植者通常需要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此类药物会带来一系列负副作用，而且患者必须终生服用。但是如果可以通过克隆患者自己的干细胞成为自己的干细胞捐赠者， 那么自然就用不着免疫抑制药物。干细胞克隆不仅可以降低现行移植技术的健康风险，还可以开辟全新的可能性，例如通过你自己的细胞培育出完整器官。这就是黄禹锡和他的团队所取得的成就——克隆胚胎干细胞，医疗界的圣杯。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黄禹锡和他的团队如何取得了其他实验室无法取得的成就？长话短说：堆数量。数百次失败的尝试。他们使用的克隆方法因为成功率低而臭名昭著。此法名为SCNT，即体细胞核移植。体细胞是体内的任何成体细胞，不是精子也不是卵子。核移植是将成体细胞的细胞核小心取出并再次非常小心地插入空卵细胞。然后细胞在化学刺激之下一遍又一遍地自我复制。这一过程继续下去有可能长出一个完整的克隆体。但是对于干细胞克隆来说，研究人员只需要少量细胞，可以将它们保存在培养皿中，治病的时候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其余的干细胞继续将无休止地自我复制。顺便说一句，这几乎与用于创造多莉的技术完全相同， 换句话说并非易事。罗斯林研究所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给 277 个卵细胞注入外来细胞核，其中只有一个卵细胞幸存下来并且长成了一只成年绵羊。这正是 SCNT 方法最大的伦理障碍：它需要数量惊人的卵子。从安全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提取绵羊卵子都要比提取人类卵子要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一个排卵周期内的人类卵巢只会释放一个卵子。但是捐卵者会接受激素注射，以便快速排卵，释放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卵子，单个捐卵者就能释放十个卵子。然后医生再通过侵入性外科手术取出这些卵子。取卵手术与任何手术一样可能造成潜在并发症，有些问题不大，有些则很严重。

关键在于在许多国家，捐卵者必须是志愿者，即必须无偿捐卵，而且她们必须被充分告知所有潜在风险。由于非常充分的理由，获取人类卵细胞是一个缓慢且一丝不苟的过程，需要大量文书工作。因为如此，再加上SCNT 的成功率极低，人类胚胎克隆被该领域的许多人视为白日梦。然而这支韩国队做到了。黄禹锡的论文指出，他的研究总共涉及十六名捐卵者，她们贡献了242个卵细胞。这么大的数字本身就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设法从中获得成功的克隆干细胞？242 分之一？那意味着0.4%的成功率——仍然非常非常低，但是克隆人刚刚从“不可能”升级成了“难度极高”。

就这样，黄禹锡从一个不起眼的兽医成为了韩国的著名科学家，最后又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干细胞研究专家。《时代》杂志将他列入“2004 年重要人物”名单。在黄禹锡的鼎盛时期，他至少出现在十六本书中，包括儿童读物和漫画。他是每个年轻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他出现在电视上的次数比任何其他韩国科学家都多。他既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是数百万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面孔。他每年从政府那里获得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大韩航空公司给了他在接下来十年乘坐头等舱的特权。黄禹锡一方面忙着走访各个著名实验室，另一方面也开始探访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他向他们承诺，他的工作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拯救他们。他的作品甚至激发了一张邮票的设计灵感。接下来他在电视上广泛露面并做出了以下承诺：“我希望歌手Kahn能尽快从轮椅上站起来，并在这个节目当中展示他惊人的舞步。”

但是这一切还不够。当普通人想到克隆时，他们会想到一只苏格兰绵羊。现在轮到黄禹锡了。当有人想到克隆时，他想让你想到韩国。

五，理论

韩国学者赢得西方尊重是一个强有力的理念。在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和英国把守着全球科学媒体的门户。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两家期刊是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它们是科研成果正当性的仲裁官。一位西方科学家的论文只要能登上两家期刊的任意一家，就足以被视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但是像黄禹锡这样默默无闻的韩国人呢？他的论文更是让西方人大呼意外。

大约在2004 年黄禹锡发表第一篇克隆论文时，克隆领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绵羊多莉在一年前去世，年仅六岁，是芬兰多塞特绵羊预期寿命的一半。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她的去世应当归咎于终生圈养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但是当年的人们却普遍认为她的早夭证明了克隆体天然短命。这不仅引起了公众对于动物克隆的恐惧，而且这份恐惧还延续到了关于干细胞的公开辩论当中。

除了多莉的去世之外，还有一些小型丑闻同样损害了克隆技术的公众形象。就在多莉与世人见面一年后，一个与黄禹锡全不相干的韩国团队——由庆熙大学的金升宝（Kim Seoung Bo）与李宝妍（Lee Po Yon）领导——使用相同的技术克隆了一个人类胚胎，但是在只有四个细胞时自愿终止了实验。该团队表示他们无意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并且拒绝公布任何有关他们成就的证据，这难免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说实话。然后是臭名昭著的“牛仔克隆家”，这些特立独行之辈无视科学共识，宣布打算克隆完整的人类。一位意大利生育专家在2003 年声称自己用克隆胚胎使多名妇女怀孕；次年又有一位塞浦路斯医生也提出了类似的说法。两个人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且被视作骗流量的江湖郎中。不过这帮人当中最神秘的当属雷利安教（Raelians），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崇拜UFO的邪教组织。它与韩国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签订了合同，以生产克隆人。2002年7月，雷利安教声称有史以来第一个人类克隆人已经通过他们之手降临人世，名叫夏娃。这次依然没有证据表明夏娃是克隆人，雷利安教从未进行过基因测试，整起事件只是一则吹牛不上税的小报新闻。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美英两国的科学媒体在报道克隆问题时非常谨慎，来自韩国的克隆新闻尤其因为上述前科而遭到格外严格的审视。尽管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确有道理，但是关于黄禹锡成果的报道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屈尊俯就：“啊？黄禹锡？这人还行吧，反正他跟那帮骗子不是一伙的。”不过这种口吻似乎并没有引起韩国媒体的注意，一位韩国科学家登上西方头条新闻足以让他们感到欣喜若狂。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将黄禹锡的成就当做国家成就来展示。

“韩国干细胞专家被视为‘他们时代的英雄’。无论干细胞问题如何展开……他们都站在时代前沿，来自世界各地最前沿的医学家将会来到首尔俯首学习。”——《韩国时报》

“韩国的伟大成就。”“韩国开辟了器官克隆之路。”——《中央日报》

好几则头条新闻引起了韩国人对于一个特定目标的关注：黄禹锡或许有机会为韩国赢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对于韩国科学界来说堪称圣杯。从来没有韩国人获得过任何科学类别的诺奖，这与韩国的竞争对手日本和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日裔与华裔科学诺奖得主分别有九人和六人，如今甚至更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名日本科学家刚刚在2002年分别赢得了化学诺奖（田中耕一）与物理诺奖（小柴昌俊）。看得眼热的韩国赶紧召集了好几个委员会，想要弄清楚究竟怎么办才能确保本国获奖。结论显而易见：黄禹锡是迄今为止他们最好的机会。六年级的韩国教科书将他称作诺奖挑战者。

怎么强调黄禹锡的名气都不为过。他曾经向朋友吹嘘自己很有辨识度，以至于在餐馆里都会被民众包围，并将自己比作“韩国猫王”。在韩国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围绕他展开的个人崇拜宗教。自从李辉昭（Benjamin Lee）的悲惨故事以来，韩国人还从未如此热烈地关注一位特定的科学家。李辉昭出生于韩国，后来成为美国某实验室理论物理部门的负责人——这家实验室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叫做费米实验室。由于在西方享有盛誉，李辉素在六七十年代的韩国一直被视为韩国首位诺奖得主的热门人选。然而不幸的是，李辉昭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享年仅有四十二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流言，最终演变成了韩国公众喜闻乐见的阴谋论。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美韩关系紧张，有传言说李辉昭死于中央情报局的暗杀，因为他参与了韩国的核武研发。韩国媒体将这条阴谋论报道了许多年，出版了几本书，还拍了一部电影。事实上，李辉昭的成就与核武器完全无关，他在生前还公开批评过韩国军政府。但是这就是符号的力量。韩国人喜爱李辉昭不是因为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所代表的东西：打穿西方话语权壁垒的潜力。

黄禹锡完全清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且他也乐于参与其中。有一次有人批评他那咄咄逼人的公关风格，他则轻描淡写地自称“生物技术的传道者”。他显然意识到在科研工作当中采用民族主义论调只会进一步提升他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推进他的职业生涯。所以当他的克隆技术取得突破时，他明确表示这是“韩国”的克隆技术突破。在他突破克隆牛技术之后，他立刻克隆了原产于韩国的牛种并将命名权授予总统。接下来黄禹锡声称他正在设计一种能够抵抗疯牛病的奶牛——当时疯牛病正在四处肆虐——并且表示他的目标是通过提高韩国牛肉产量来保障韩国经济。然后他又承诺“通过克隆白头山虎来传播韩国人民精神”。白头山虎——或者说东北虎——和朝鲜狼曾经广泛栖息在朝鲜半岛，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被猎杀到几近灭绝。虽说无论是老虎、狼还是抗病牛他都没能成功克隆出来，但是这都不重要，反正他的信息已经传达到位了。

话说回来，上述这些诉诸韩国民族主义的手段还算比较微妙，其他手段相比之下未免有点露骨。由于担心疯牛病，韩国一度停止了从美国进口牲畜。与此同时黄禹锡却向媒体吹嘘，他不知怎的从美国偷来了猪胚胎，并将它们克隆成了“完美的无菌猪”。他甚至将自己比作十四世纪高丽王朝遣元使臣文益渐，此人的著名事迹是将棉籽从元朝治下偷运回了朝鲜并且试种成功。如果说这套话术听上去不太对头，那么下面这套话术听上去更蠢。黄禹锡最抽象的理论是所谓的筷子理论。与其他实验室相比，黄禹锡实验室采用的克隆技术有所不同。在从原始卵细胞当中提取细胞核时，以前的技术是用针吸出细胞核。黄禹锡团队辩称这种技术微妙地破坏了卵细胞，导致了克隆过程的失败。与之相反，他的团队先在卵细胞上打一个小洞，然后用两根金属棒小心地将细胞核挤出来。正是这种技术改进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黄禹锡经常将钢棒比作韩国人吃饭时使用的金属筷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除了韩国人，世界上还有谁会用金属筷子夹豆子？当我向美国研究人员展示我的研究生使用显微操纵器的视频时，他们绝对被我们的特殊技巧惊呆了。”筷子理论是一种易于理解的语录体信息，暗示了韩国人在干细胞竞赛当中固有的文化优势。这种说法利用了国际社会对于东亚的先入之见：东亚是一个擅长精细劳作的地方，例如服装缝纫。即使在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筷子理论也区分了韩国与邻国：挤压卵子的方法是用钢棒，而日本这样的国家通常使用竹木筷子。

最后引用某位三星高管的话。“我们把基础科学的任务交给西方和日本，我们自己则不断重复艰巨的加工工作，最终发现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赚钱的方式。”正是这种劳动密集型的艰苦工作，以及韩国人特殊的职业道德和文化，使得他们成为了干细胞领域的世界领导者。西方合作者非常乐意接受这种说法。

“韩国科学家比美国人更努力……黄禹锡的实验室克隆了一千多个胚胎并将其转移到123只狗中，只为制造出一只克隆小狗。可见他们多么专一。如果是我的话，第十次移植失败时我就放弃了。黄禹锡实验室的气氛非常紧张，非常非常紧张。他们不只是在追求登上头条新闻，而是真心喜欢他们所做的事情。”——何塞.希波利，2004年黄禹锡论文的唯一一位非韩裔共同作者

黄禹锡意识到他可以吸引两个不同的受众群体，一边是韩国同胞，另一边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他也会相应地调整他的信息。面对韩国媒体，他会断言干细胞技术“属于韩国”；但是在对英国记者讲话时，他又会表示“我不只属于韩国。我的研究是为了全人类。”这两条截然不同的陈述的相互冲突程度几乎有些可笑。但是黄禹锡却并不认为他是在自相矛盾。他对于路易.巴斯德名言的诠释可以概括他的双重态度： “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他的目标非常明确：“我想为干细胞贴上‘韩国制造’的标签”。他还自豪地向报纸宣称，他的研究将能够“在十到十五年内养活韩国人，就像三星在世纪之交所做的那样”。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韩国第一个诺贝尔奖。

这一切固然都很好，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一位从来没有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过文章的兽医究竟如何一举登上了世界顶级期刊《科学》杂志？答案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作伙伴。一个美国合作伙伴。幸运的是，就像他需要这位美国人一样，这位美国人也需要他。

六，美国人

尽管我们喜欢假装事实并非如此，但是论文能否跻身著名期刊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质量。当然，科研质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成千上万篇高质量论文都没能登上像《科学》这样的期刊——上文说过，《科学》的发稿率只有7% 左右。作为期刊，《科学》首先是一门生意，有选择地发表最华丽、最具开创性的论文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黄禹锡的干细胞重磅炸弹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在起作用，而这正是黄禹锡头回投稿就可以登上科学领域顶刊的原因：有一个更大牌的名字为他做担保。

杰拉德.沙腾（Gerald Schatten）只比黄禹锡大三岁，此人是克隆领域的大腕，尤其是灵长类克隆。灵长类很值得研究，因为它们是人类最近的遗传亲属。通过研究其他灵长类动物，可以学到很多关于人类遗传学和疾病治疗的知识。1999 年，沙腾利用胚胎分裂技术繁育了一对同卵双胞胎猴子，首次登上头条新闻。2001 年，他的团队培育了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猴子，将水母的基因剪接进了猴子体内。后来他成为匹兹堡医学院的首席克隆研究员，目标是制造出第一个非人类的灵长类克隆体。但是他的工作似乎撞上了南墙。他的团队已经将三十三个猕猴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但没有一个能够产生健康的克隆体。2003 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克隆猴子、猿类和人类实际上不可能。他认为在SCNT过程当中，取出灵长类动物卵细胞核的动作会在无意中去除两种对胚胎正常发育至关重要的蛋白质。沙腾似乎准备承认他多年来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但是这一年晚些时候，一位韩国研究人员突然联系了他，声称做到了他想做的事。

黄禹锡向沙腾征求意见，希望沙腾能帮助他应对《科学》杂志复杂的审稿过程。据黄禹锡称，他的团队已将论文提交给《科学》杂志的竞争对手《自然》，但是在五月遭到拒稿。他随后于六月将其提交给了《科学》杂志，但是在之后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无休止的反复修改当中。据称黄禹锡愿意将沙腾列为2004 年论文的共同作者，但是沙腾拒绝了。相反，“沙腾自愿为已经完成的修订版论文提供编辑建议，以此帮助稿件通过验收。”他甚至在审稿期间给《科学》杂志的编辑打电话，“在并不直接了解数据真实性的情况下努力游说，好让这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沙腾的担保起了作用。在他介入后的一个月内，黄禹锡的论文就被接受了。在他介入之前，这篇论文已经接受了六个月的审查。

这样做对于沙腾来说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他要冒冒失失地将自己的声誉与一位以前从未合作过、最近才崭露头角的韩国科学家联系起来？一切还是要追溯到小布什头上。

“今晚我将通过立法，禁止最恶劣的医学研究滥用行为，即一切形式的人类克隆，包括创造或者植入用于实验的胚胎，创造人类与动物的杂交种，买卖人类胚胎，或者为人类胚胎申请专利。人类的生命是来自我们造物主的礼物，这份礼物永远不应该被丢弃、贬低或者出售。”——乔治.W.布什

此时沙腾正在竭尽全力应对小布什政府治下日益逼仄的研究环境。2000 年秋季，在当年总统大选的混乱局面之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宣布他们正在接受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申请。几个月后，终于上任的小布什亲自出手干预，彻底扭转了研究院的决策。不要误会，小布什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战术考量。他将干细胞科研辩论纳入了一场更大的文化战争，因为他的基本盘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福音派基督徒，这些人强烈反对任何涉及胚胎的研究。许多研究人员都谈到过与该委员会打交道的经历，意识形态滤镜的存在十分明显：

“我以非常客观的方式向任命的生物伦理委员会介绍了我们的结果，到最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并不关心科学或医学。他们只想了解我个人的宗教信仰……”——埃文.威斯曼博士（Irving Weissman）

但是到了 2004 年，美国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民意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对克隆胚胎的接受程度年复一年越来越高。《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认为：“美国政客无法为所有人制定规则，他们也没资格独占伦理制高点。”《科学》唯恐读者理解不了肯尼迪社论的观点，还专门搭配了一张漫画，画面上是一位紧张兮兮的科学家，面前站着严厉的山姆大叔，正在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幅漫画旨在嘲笑白宫提出的“妥协”解决方案：资助禁令只适用于联邦资助项目，私人以及州政府资助依然得到允许；此外研究人员仍然可以使用在资助禁令生效之前已经开发的现有71个干细胞系，虽说这71个干细胞系都是用胚胎制造的——既然造都造了，那就不要浪费。

这些条件表面上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实际上它们仍然充满限制。比方说假如某大学有一个由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资助的实验室，就算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没有直接用于干细胞研究，这笔钱也会用于实验室的一般开销，而大学又必须因为领取拨款而接受审计。如果在这间实验室里进行干细胞研究，一旦审计发现什么毛病就会害得实验室失去拨款。于是很多大学都会建立所谓的安全港实验室，为其设立一套完全不同的会计账簿，以免招来官司。这是经典官僚主义把戏，导致了大量宝贵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至于得到允许的71个干细胞系也有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这些干细胞系比较老，而且培养技术不太精细，另一方面它们在基因层面也不够不多样化，其中只有大约 21 个被认为可用，致使科学家无法研究某些疾病，例如帕金森氏症。此外很多少数族裔的基因在这套干细胞系当中都得不到体现。小布什仅仅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妥协。研究人员的梦魇已经成为了现实。有才华的美国科学家只能前往允许他们进行研究的国家——韩国当然是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就沙腾而言，他的处境要比禁令之下的大多数同行轻松得多，因为他主要研究灵长类而不是人类。不过黄禹锡提供的机会还是太诱人了，不容他忽视：他可以与一家国际实验室合作，确保所有人类胚胎都只在美国以外接受处理，从而完全绕过联邦资助禁令。黄禹锡和沙腾就这样成为了极其亲密的搭档。“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开会碰头，而且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交换电子邮件或打电话，讨论与克隆有关的科学问题。”沙腾曾经将黄禹锡比作自己的兄弟。两人结成了真正的共生关系。沙腾能在山姆大叔够不着的地方研究干细胞，而黄禹锡则可以将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专家当成自己的旗号。黄禹锡实验室的几名成员日后都访问并且加入了沙腾的匹兹堡团队，其中包括一位朴玉顺（Park Eul Soon）。她受到沙腾的高度赏识，因为她精通2004 年论文首创的筷子技术。在她和其他人的帮助下，沙腾的团队改进了这项技术， 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克隆猴子胚胎，总共135个细胞。虽然它们都没能成长成为完整的克隆体，但是杰拉德几近放弃的目标现在又重新成为了可能。作为感谢，黄禹锡被列为该论文的共同作者，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他具体参与了什么。

沙腾很快成了黄禹锡和韩国的头号铁杆粉丝。“我们本要挣扎数十年（才能取得成果），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我认为全世界都欠大韩民国一份感激之情……我为韩国和韩国人民感到骄傲。我也为韩国拥有的这位特殊科学家感到骄傲”。到了2005 年 5 月，他们的下一次合作公开了：黄禹锡的第二篇论文，与沙腾合著。两人分工明确，正如论文当中明确表示的那样：“所有实验均由韩国科学家在韩国进行，所有结果均使用韩国设备，由韩国赞助，在韩国获得。”沙腾显然承担了大部分写作工作。这篇论文再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让公众再次目瞪口呆。 这次黄禹锡展示了两项主要进步。在之前的论文当中，他们只是不断尝试直到得到一个干细胞为止。但是要让干细胞发挥作用，必须针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特定患者进行定制。在这篇论文中，他们使用了来自九名患有各种疾病——包括脊髓损伤、糖尿病和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的干细胞系。第二个成就是克隆成功率的大幅提升。第一篇论文用了242个卵子才能产生一个干细胞系，成功率为0.4%。这篇新论文只用了185个卵子就制造了十一个干细胞系。成功率为5.9%，提升了十四倍。如果说2004年的论文好比登月，那么这篇论文就好比登陆火星。这些捐卵者承担的风险得到了巨大回报。实验结果表明黄禹锡的技术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先进很多。克隆技术已不再局限于研发领域，已经有人开始谈论对患者进行临床试验了。

在接受 BBC 采访时，沙腾毫不收敛地声称：“这些成果比疫苗和抗生素的意义更加重大，堪比工业革命。”韩国政府的回应则更加热情。他们将黄禹锡命名为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最高科学家，这个头衔附带1500 万美元的现金奖励。总而言之，他在2005年发表论文后获得的政府资助总金额逼近了2700万美元。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将他宣传为“韩国的骄傲”。关于他的头条新闻层出不穷，“韩国爱上了黄禹锡”。一则头条新闻称黄禹锡有“上帝之手”。说到上帝，黄禹锡甚至开始表达政治观点，针对小布什和他的资助禁令发表了尖锐批评。“美国拥有这么多伟大科学家和巨大潜力……如果就因为些许政策障碍使得研究人员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我身为科学家相信这一切非常令人遗憾。”尽管他承认布什也有自己的精神信仰，但是又反驳说：“一边是一个只有 100 微米长的微型产品，通过细胞核转移技术制造出来，另一边是一个毕生都病痛缠身的人，非得权衡哪一边更有人性是不道德的行为。”

如果黄禹锡对指点美国政治感到如此自信，那么他在操纵本国政治的时候就更没有丝毫顾虑了。他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在韩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建立人脉，对象包括媒体、同行以及政客。当时的人们没有看到幕后情节。黄禹锡缓慢但稳健地为自己积累了大量优势，以至于足以影响政府决策。他给自己开了一扇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