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芝加哥运动将种族问题升级成了全国性的议题，补充了沃茨骚乱的冲击。如果没有这场运动，金在后世恐怕将会更多地被视为一名仅仅影响了美国南方地区的区域性名人。针对北方民权示威的暴力事件戳穿了一种久经培养的诱人自负，即种族偏执仅仅存在于南方乡巴佬身上，并且可以通过开明但坚定的教导来治愈。一位芝加哥市民给《华盛顿邮报》投稿写道，这场运动“向芝加哥展示了它内心深处一直都知道的真相：这座城市一直存在着可怕且糟糕的种族问题。”《周六晚邮报》的编辑们着代表广大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承认：“让我们实话实说吧，我们全都是密西西比人。”

自从金的第一次波士顿考察之旅以来，民权运动在北方扩张的目的就是促使美国人意识到平等公民是一项全国性的挑战。不过芝加哥对于这一低调目标的促进效果或许好得有些过头了。美国社会还没来得及彻底消化克服种族隔离的新任务，就迎来了一项更加棘手的更新任务。芝加哥运动的现实主义基调侵蚀了社会上许多阵营对于民权运动的支持。正当金在表达他本人对于民权运动在北方遭受严重抵制的失望情绪的时候，其他公众声音则正在以各种理由作壁上观。《新共和》杂志坚持认为芝加哥运动作为北方民权运动的开端十分合宜，因为“金几乎还没有开始进行足以强行催生必要的基本变化的工作。”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承认“狂热的、无法辩护的暴力”促成了“有利于开放住房原则的重大让步，甚至就连芝加哥房地产委员会都做出了让步，该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是现有隔离住房模式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对于现阶段的“枕头式”解决方案不感兴趣，因为“金既没有也不可能接受贫民窟的基本问题”。他们还宣布金的地位“在年轻黑人领导阶层眼中正在衰退”。一位《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认为和谈协议“只是纸面上的胜利”。愤怒的白人居民则在市政厅门前拉起纠察线，指控戴利背叛了他们（“戴利出卖了芝加哥”）并且在民权势力面前屈膝投降（“另一场慕尼黑和会”）。

金在自由浸信会教堂介绍了协议条款，但是台下“黑人权力！”的叫喊声却压倒了他的话语，致使他不得不邀请一位台下的异议人士走上布道坛发表意见。这位来自非学委的门罗.夏普（Monroe Sharp）宣称黑人应当首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向戴利市长或者敌对的白人邻居祈求福利。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责备金回避了西塞罗游行这场最严峻的考验。当初詹姆斯.福曼在穿过佩特斯桥之前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如今夏普的立场同样摇摆不定，一会儿偏向热切的自我牺牲，一会儿又偏向更加艰难的长期目标。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联盟成员们发誓就算没有拉比或者金的参与也要前往西塞罗区游行，不管眼下达成了怎样的和解协议。更有甚者，他们还宣称这一次他们不打算遵守非暴力原则。宗种委领导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也认同夏普的策略。《纽约时报》声称卢卡斯“宁愿行动而非空谈”。9月4日星期日一早，金给卢卡斯带来了惊喜。他向即将前往西塞罗区接受考验的游行小分队送上了良好的祝愿，并且暂时搁置了他本人对于这次游行的含蓄责备。（卢卡斯回忆说：“我很高兴，但也很震惊，没想到马丁会给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子打电话。”）人数不多、满心焦虑的游行者们在富兰克林公园集合，听到领导人用扩音喇叭宣称本次游行除了表达政治诉求之外还要彰显内在的反抗。西区组织的切斯特.罗宾逊（Chester Robinson）喊道：“我们游行到西塞罗不是为了呼吁白人的良知。我们并不打算脱帽在手、抓耳挠腮、手足无措地乞求些许让步。”

这支二百五十人的队伍——其中包括五十名白人——穿过带线铁路北上进入了西塞罗区。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以及五百名头戴防暴盔的库克郡警员组成的护卫队将他们层层保护在正中央。保护层之外是三千名尖叫怒骂投掷石块的当地居民，他们的凶狠攻击换来了不出所有人预料的新闻头条——“西塞罗权利游行的护卫队向挑衅者亮出刺刀”。有些的示威者甚至带来了棒球手套，接住飞石之后就扔回去，以此履行了他们的战斗誓言。

&&&&&&

西塞罗游行两天后的9月6日，非学委全国指导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来到亚特兰大市政厅，事先没有预约就要求会见伊万.艾伦市长。市长十分客气地来到这批不速之客面前，可是为首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却拒绝与他握手，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市长释放三周前被捕的十二名非学委员工。这批人被捕的原因是在陆军征兵站的兵员集散中心门外举行反越战抗议活动。市长耐着性子回答说此类案件属于联邦事务，超出了他的权限。卡迈克尔坚持认为市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他没有透露他的团体正苦于无力筹集大约三万美元的集体保释金，但他确实愤慨地抗议其中一名抗议者居然被指控犯有足以判处死刑的叛乱罪，就像大萧条时期的著名黑人被告安吉洛.赫恩顿那样*。艾伦市长将这群捣乱者赶出了大楼，并且礼貌而尖锐地建议他们首先成为亚特兰大的注册选民再说。

*【安吉洛.赫恩顿（Angelo Braxton Herndon）是一位工会组织者。1932年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试图组织黑人与白人产业工人举行联合示威，之后被捕。警方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涉及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献资料，公诉方将这一点当成了寻求叛乱罪死刑判决的依据。接下来五年，赫恩顿案件两次呈交到最高法院面前，最高法院最终裁定佐治亚州的叛乱罪立法违宪，触犯了旨在保护言论与集会自由的第一修正案。】

当天下午，早先这场紧张且别扭的会面影响到了亚特兰大六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这次骚乱发生在萨莫希尔区。起因是警方在追击一名徒步逃离的偷车嫌疑人时连开两枪将其击杀。市长一边躲避着漫天横飞的石块和瓶子一边恳求人们回家。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低估了骚乱人群的敌意，吓得忍不住双手颤抖起来。于是他向随行人员借了一根烟，企图通过抽烟来稳住双手，但是没有成功。接下来他爬上一辆警车的车顶，想要听一听骚乱人员的诉求，没想到却把车顶踩塌了。抵达现场的何西阿.威廉姆斯看到白发苍苍的市长被一片黑人面孔包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其他非学委人员则站在人群的边缘。他认为艾伦市长具有“狮子般的胆量”，但是毫无街头斗争的经验——在他看来市长的举动正中卡迈克尔的下怀，后者“会花钱让伊万.艾伦跳上那辆车”——还认为他在梅雷迪思游行期间的非学委对手们又掀起了一阵狂热。愤怒的人们摇晃着暴露警车，直到艾伦从车顶摔了下来。然后人群四散而去开始打砸抢。一千名警察与催泪瓦斯在午夜时分恢复了秩序。本次骚乱有十六人住院，七十五人入狱。万幸的是没有人死亡且只有一栋建筑被烧毁，这个结果多少缓解了一下亚特兰大的进步形象遭受的打击。艾伦的员工们发现他们的老板虽然在精神上大受冲击，但是身体却并无大碍，就连摔下警车那一下也没伤到他。却原来他的西裤里面垫着一层厚厚的护腿。他们怀疑市长事前不知怎的预感到了即将遭遇暴力，结果市长不好意思地坦白说这一做法纯属凑巧。艾伦在城里的地产包括一大片林地，几天前他在林地里集中焚烧枯叶，不小心烧伤了小腿。

一个跨种族委员会很快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暴乱阴谋的对冲报告，其中引用了许多关于动乱的警告。几年前亚特兰大市政府不顾萨莫希尔早已十分拥挤的局面，在这里征用了大片土地建造大联盟棒球场，从而为这次骚乱埋下了祸根。换句话说，“非学委并不能为了在一片没有儿童公园的地区为四千辆汽车提供停车位而负责。”（球场建设致使许多萨莫希尔居民不得不搬家，仅仅为了安置这批人就已经让亚特兰大纳税人的税款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实在顾不上公园之类的民政设施。艾伦市长只得与可口可乐大亨罗伯特.伍德罗夫软磨硬泡，依靠对方的捐款暂且施行了一批权宜项目，例如树立几座秋千或者在小巷铺设硬化路面）。另外市长也知道警方的倒行逆施令当地居民积怨已久。不久前的八月份刚刚爆出了一则丑闻：当时亚特兰大勇士队明星外野手亨利.亚伦的妻子芭芭拉来到球场探望丈夫，但是现场的警察却声称“黑鬼娘们”不准走球员通道，芭芭拉表示抗议，警员随即拔枪指着她并且逮捕了她。事后这位警员遭到了降职处分。另一方面，卡迈克尔确实通过电台将许多抗议者召集到了枪击现场，头两位被捕人员也都是非学委员工，分别是比尔.瓦尔（Bill Ware）和罗伯特.沃尔顿（Robert Walton），因为他们邀请枪击事件的旁观者登上装有音响的卡车发布煽动性描述。这一点为艾伦指责卡迈克尔的黑人权力学说提供了充分的口实。《纽约时报》头版宣称“非学委在亚特兰大骚乱中受到攻击”。一贯立场温和的《亚特兰大宪法报》主编尤金.帕特森（Eugene Patterson）也忍不住动了火气，在他的办公室里诊断了这场呆板机械的混乱：“黑人对星期二的情况没有任何清楚的认识。蛊惑人心的人控制了他们；非学委要为此负责。”

《时代周刊》报道说骚乱者向他们的记者罗伊.里德（Roy Reed）吐口水。9月8日，里德发表了他本人对于骚乱的报道，其中隐去了一则细节。在亚特兰大警方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卡迈克尔之后，他遇到了威利.利克斯。长期以来利克斯一直是他的消息来源，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这次相遇却令他极为不安，因为利克斯对他说道：“我认为出于公平起见应该提前警告你一下，当革命开始时，如果你出现在我的枪口面前，我会杀了你。”这句话听得他不寒而栗。与此同时林荫道区又陷入了动荡，起因是一名黑人少年在自家门口被路过的驾车者枪杀。（嫌疑人是一名白人假释犯，法院根据1967年的一起先例案件判处此人终身监禁。）疯狂的是，在卡迈克尔入狱后，何西阿.威廉姆斯宣布他打算在林荫道区领导一场纪律严明的游行以争取正义，可是游行还还没有发动他本人就被逮捕了，据说警方得到了领导大会理事会的默许。理事会成员萨姆.威廉姆斯牧师（Sam Williams）斥责何西阿.威廉姆斯“被人当枪使”，忘记了马丁.路德.金关于不在自家门口举行示威的承诺。

&&&&&&

亚特兰大骚乱期间，金正在孟菲斯参加一场由詹姆斯.劳森主持的保密务虚会。议题是民权员工们的士气。近四十名年轻员工一个接一个地概述了自己内心的压抑与矛盾。许多人都表示受不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粗暴指责，可是威廉姆斯同样有一肚子苦水要往外倒。他向参会人员们讲述了一位“大莱斯特”.汉克森的困境以及他本人因此而面临的信念危机。汉克森原本是萨凡纳海港的黑帮分子，在威廉姆斯的感召下加入了非暴力运动。但是汉克森自从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遭受了一顿殴打之后就陷入了痛苦的迷茫。他要求威廉姆斯给他一个说法：听任他的朋友白白遭受伤害是否正确？威廉姆斯说：“我们大喊救命，却没有任何帮助，这符合非暴力的要求吗？”他的解决方案是设法诱发更多的针对白人志愿者的暴力，毕竟此类暴力袭击更有新闻价值。格林纳达的员工一致认为这个方案令他们感到恶心。他们宣称暴力是民权运动面临危险而不是值得追求的目的。安德鲁.杨则认为非暴力的风险应该得到主动分担而不是被动强加，但是他在项目监管方面的表现并不比刚刚离职的兰迪.布莱克韦尔好到哪里去。威廉姆斯经常气得领导大会的高管们流泪，每每需要金站出来打圆场，通过发表以爱为题的布道来缓和冲突。私下里金招募了劳森来加强针对青年员工的辅导，因为这些人一方面久战疲惫，另一方面个人生活也失之放纵。比方说人在芝加哥的贝弗尔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劳森的来访，唯恐他在纳什维尔的导师当面教训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在孟菲斯，金通过遭到窃听的线路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委婉地报告说领导大会正在改进“行政控制”的能力。接下来他问起了亚特兰大骚乱得到的关注，利维森说这些骚乱每天都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头版，最新一期刊物指出朱利安.邦德跟在约翰.刘易斯之后离开了非学委。金表示邦德是个好人，并且努力避免给人留下抛弃同事的印象。他还认为随着黑人权力理念的战略陷阱变得清晰起来，这一理念在民权阵营内部的话语权将会逐渐减弱，但是“新闻界正在使它保持活力”。金指出“斯托克利可能会因为这次骚乱而坐牢。”话说至此他不禁皱起眉头，预感到自己很快就将不得不公开评论卡迈克尔的入狱。

几天后，格林纳达的学校开学了。校方管理人员将招生工作推迟了一个多星期，从而应对面前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法院已经下达了基于自由择校的种族融合命令，另一方面领导大会的当地项目负责人足足招募了三百名黑人家长向各所学校提出了转学申请。许多市民都认为，在9月12日星期一最终开课之前，来自校方的严厉训诫将会使得申请转学的人数减少到接近零。但是这一天依然有一百五十名黑人学生走进了约翰.伦德尔中学与邻近的丽兹.霍恩小学。失望的白人纷纷聚集在学校门外，愤怒的群把两个迟到的黑人学生推倒在地，随即又击退了另外三十名学生，口中喊道：“黑鬼赶紧滚蛋吧！”然后这批人又召集临近居民一起上街抗议违反种族隔离的行为。几乎所有的地方官员和警员都加入了街头人群。在学校中午放学之前，人群数量已经扩大到了四百人。白人学生率先离开了学校，半小时之后黑人学生才出现在校门口。四百道饱含敌意的目光立刻凝结成一面高墙堵在了这些少男少女的面前。 学生队伍的前排刚刚跟在两辆高速公路巡逻警车后面离开学校，原本的嘲讽谩骂就升级成为了针对后排学生的殴打与全面攻击。中学生多萝西.艾伦（Dorothy Allen）和波因德克斯特.哈比（Poindexter Harbie）尖叫着冲过拳打脚踢的封锁线，一个男人轮起树枝追打着他们，两人的面部都被踢得流了血。一个女人用雨伞绊倒了十二岁的理查德.塞恩（Richard Sigh），紧接着又有好几个拎着铁管的人们一拥而上，打断了塞恩的一条大腿，并且在塞恩单腿跳着逃离现场时依然穷追不舍。还有人殴打了小儿麻痹症患者艾默尔.坎宁安（Emerald Cunningham）。孟菲斯记者查尔斯.古德曼（Charles Goodman）注意到一个女人打着打着突然抽身后撤，一只手捂住了嘴，在她面前有一群人正在绕着圈抽打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古德曼听见这个女人喃喃自语道：“他们在动手的时候怎么还能笑出来？” 三名记者也遭到了殴打。

这天中午共有三十名黑人学生在暴徒手下受了伤。反对力量在几小时内针对这场暴行做出了反应。约翰逊州长派遣了增援部队，促使近五百名白人公民当晚前往格林纳达市政厅谴责了他。一位发言者宣称：“你赶紧撤走公路巡逻队，我们保证不出二十四小时这里一个黑鬼都剩不下。”市长承认自己刚刚向国家政府求助，并且在充满怨恨的欢呼声中辞去了职务。周二，安德鲁.杨飞到格林纳达，带领残余的三十名黑人学生去上学，约翰.多尔则在牛津申请了针对学校门口集会的永久禁令。周二晚上，何西阿.威廉姆斯从亚特兰大赶到格林纳达与杨一起游行，但是游行队伍在格林纳达镇广场遭到无数飞石的迎击，只得中途撤退。不过项目员工还是召集了八十七名黑人儿童参加了周三的上学游行。此前美国地区法官克劳德.克莱顿（Claude Clayton）下令将格林纳达的学校关闭到星期一。到了9月15日星期四，克莱顿法官裁定格林纳达当地警员“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责任”。他点名要求他们保护所有学生，并且将现场指挥权临时分配给了高速公路巡警。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周五这天逮捕了十三名涉嫌周一在学校门外施行暴力的男子，其中包括一名治安官。

种族隔离主义者发起了一场短命的运动，企图弹劾约翰逊州长，罪名是他与“联邦干预”沆瀣一气。格林纳达的白人温和派发现跨种族对话得不到支持，于是散发了一份泛泛而谈的请愿书，恳请各方保持冷静。到了星期天，第一卫理会教堂的C.B.伯特牧师（C.B. Burt）发表了一篇事先受到广泛期待的布道。伯特牧师表示几天前他在许多熟悉的面孔上看到了“兽性”的存在，并且恳求会众们对其加以宽恕。二战期间，身为随军牧师的伯特曾经见识过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惨状，他永远记得自己迈入集中营时的惊愕心态。现在他向会众们坦诚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内心并未充满对于德国人民的怜悯，但是我也从未见过哪个美国士兵虐待德国儿童。”台下许多人都哭了起来。这次布道之后谣言四起，迫使伯特牧师公开表明自己并未在暗地里打算让他的会众为黑人信徒的加入“做好准备”。

民谣歌手琼.贝兹与和平主义者艾拉.桑德佩尔（Ira Sandperl）在同一个周末抵达了格林纳达。许多黑人孩子们都恳求两人去跟满心恐惧的家长说情，好让家长同意他们也去参加种族融合择校，因为孩子们认为他们的父母肯定能听得进去白人的意见。这些请求让两位访客亲身体会到了种族混合的领导大会员工面临的日常压力：即便在民权阵营内部，种族风险与种族权威的分布也并不平衡。9月19日星期一，贝兹和桑德佩尔背着课本与护送人员一起走了一英里长的路，穿过公路巡警与满面怒容的旁观者组成的门廊，来到两所白人学校门前。这一天总共有一百六十名黑人学生到校上课，占据了总入学人数的10%。理查德.塞恩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学校，他大腿上的石膏要一直打到来年一月才会拆下来。（在圣诞节期间，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乔治敦大学的十四名志愿辅导员将会为这些孩子们补课，从而缓解常规班级的授课内容不足以及磨人的排斥现象。）当天晚上，马丁.路德.金也来到格林纳达，在一场喧闹的千人弥撒大会上向饱受打击的先锋们致敬。《纽约时报》报道说：“他的演讲语气火爆，但是内容温和。”

第二天一早，安德鲁.杨把贝兹请到了当地一位牧师的家里，求她帮个忙。却原来当天早上金一直躺在床上不肯下来，除非能让贝兹给他唱首歌。杨使尽了办法也无法驱散金的身心疲惫，显然金的沮丧绝望已经超过了疲惫的限度。杨把贝兹请进焦虑的东道主家里，希望她的歌声能够像充满魔力的海妖之歌那样让金重新振作。贝兹用无伴奏女高音演唱了《悲伤的朝圣者》，唱到第二三节时，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弱的笑容，缓慢地在床上坐了起来。像往常一样紧赶慢赶了一阵之后，金来到位于钟花浸信会教堂的运动中心，护送两位年轻女孩前往丽兹.霍恩小学，途中他的手一直温和地搭在她们的肩头。杨背着一个孩子跟在贝兹后面。贝兹则欣赏着精力充沛的女孩们的跳动步伐，她们似乎对危险视而不见。她走上前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金：“我们为什么非要送她们去白人学校？在那里她们肯定会失去现在这样的精气神。”金立刻竖起一根手指示意她压低音量，然后指了指周围的摄影师，笑着说：“别在镜头跟前说这种话。”后来他表示这些女孩们必须凭借内心自发的精神不如一个艰难的世界。但是他自己却重新陷入了抑郁，以至于不惜躲开预定的新闻发布会，直接坐上了来自孟菲斯的班机。滞留在格林纳达的记者们无不气得火冒三丈，在报道当中记下了自己遭受的侮辱。

&&&&&&

格林纳达事件标志着金所说的“山谷时刻”的汇集。9月19日，也就是他到达格林纳达的当天，《1966年民权法案》在美国参议院闯关失败。五十二票对四十一票的结果没能取得足够的领先差额，因此没能阻止南方议员的阻挠议事。这次失败并不意外，因为悲观情绪已经流传了几个月。（十天前白宫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在为投票做准备时宣布：“我们没有收到关于该法案已被否决的消息。”）不过最终的失败结果还是对民权运动造成了多方位的打击。法案得不到通过，意味着陪审团与法院的多元化改革得不到法律授权，联邦政府也不能依法保护民权工作者。鉴于某些州拒绝起诉种族迫害罪行，后一项缺失意味着司法部手里的武器只剩下了过时的1870年出台的战后重建时期法规，格林纳达的十三人就是根据这套法规被捕的。金知道，即便这十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殴打了多名青少年与学龄儿童，他们遭到定罪的机会依然很渺茫。克莱顿法官针对本案作出了公正的指示，包括一名勇敢的警察队长在内的目击者也给出了确定罪行的一致证词，但是全部八名接受审判的格林纳达被告依然将会在明年六月得到无罪释放。（戴安娜.弗里伦（Dianna Freelon）是在开学第一天遭到殴打的青少年之一，她将会在三十八年后的2004年当选为格林纳达市长。*）

*【弗里伦对于自己当选市长的看法如下：“这一职位不具备投票权力，基本上只是一个仪式性的虚位。但是对我来说这是进一步向当权者以及任何人阐述事实的机会。而且这一职位还让我得以前往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会因为我的激进立场而拒绝邀请我的场合。斗争确实还在继续。”】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几乎有些哀怨地试图挽救1966年的法案，挽救方法则是强调对于南方而非全国种族局势的关注，因为前者让读者们感到更舒服。“参议院今天有义务为南方的黑人伸张正义……待定的法案与可追溯到1957年的四套前身措施一样，本质上是救助南方黑人的法案。”与这一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议院里面关于法案的拉锯战全都围绕着开放住房条款的全国性影响展开。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埃尔文（Sam Ervin）兴高采烈地指出，眼下对法案感到不安的不仅只有南方参议员：“这回终于轮到别人家的牛挨戳了。”伊利诺伊州的少数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拄着拐杖站起来认为住房条款是“针对国家的一揽子恶作剧”，从而注定了该法案的失败。

此前金正在迪尔森的家乡开展开放住房运动，这次法案闯关失败可以说是针对这场运动的刺耳公投。更广泛地说，此前的金惯于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呼吁整个美国“挺身奋起，活出立国信条的真正含义”，但是这次的法案闯关失败却废掉了这条理想公式。伯明翰或者塞尔玛那样精心策划的牺牲失去了将种族问题推向变革当中的国家舞台中央的势头。随着美国人对于越南战争的态度越发强硬，先驱性的民权运动也从全国舞台被逼退到了地方舞台。尽管芝加哥的自愿协议有着各种缺点，但是其内容依然比联邦公平住房法更加有力。密西西比州的格林纳达运动尽管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却没能创造出足以与罗莎.帕克斯或者伯明翰四名殉难女生相提并论的共鸣符号，也没能激起要求联邦保护的呼声。这些主题已经失去了对于美国公众的吸引力。

此前金一直凭借现实当中的一座座灯塔——布朗案的最高法院裁决，非洲各地的反殖民主义胜利，普遍偏向民权运动的媒体——来支持基于奴隶制的演说信念，即一颗晨星将会从最暗淡的绝望中升起。现在他却得知最高法院厌倦了示威，还可能因为1963年的伯明翰入狱运动而重新监禁他；非洲的若干位解放英雄已经蜕变成了独裁暴君；而且就连媒体也开始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起来。不久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刚刚制作了一期关于黑人权力的特别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向金抛出了一连串难以作答的诘问：“你难道没有发现美国人民对于民权斗争真的有点厌倦了吗？”格林纳达的新闻与参议院的失败相互交叠地登上了影响力很大的《纽约时报》头版系列报道“民权。转折点”，副标题是 “对于黑人及其问题的支持正在减弱”。报道一上来就在第一部分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白人的疏离有多深？对此黑人又该怎么办？”第二篇文章——“住房平等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与黑人为邻的想法激起焦虑”——促使斯坦利.利维森谴责了一个暴露的观点。他在遭到窃听的线路上抱怨说：“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几乎要从运动当中赶走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宣传攻势。”9月21日是系列报道的最后一期，文章预言道美国的全套政治光谱都将针对民权运动做出反弹。最近提出一项限制种族示威法案的芝加哥众议员罗曼.普钦斯基认为“这是恐惧的表现”。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称民主党是“街头大暴动的政党”，还有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议员表示国会认为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无政府主义者。哈莱姆区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乐此不疲地宣称自己对于黑人权力事项的可怕一面早就有专业认识。他对《时代周刊》说：“这帮人都是些新品种。他们冲着菲利普.伦道夫呲牙。他们对着马丁.路德.金喝倒彩。他们甚至堵在我的教堂门口拉纠察线。”

种族焦虑也让政府高层陷入了瘫痪。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叫停了拟议中的未来几场白宫民权战略峰会，并且预言每一次峰会都是灾难。他指出就业和教育方面的具体进展来得太慢，尤其是在越战导致国内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此外约翰逊总统在峰会上的表态也将会放大原本已经衰弱的争议，无论他是否将黑人权力的支持者排除在峰会之外。卡岑巴赫断言：“总统尽管可以将罗伊.威尔金斯或者马丁.路德.金包装成他的副手或者辩护人，但是这样做无助于增强这两人在黑人当中的领导力。”白宫助理哈里.麦克弗森对卡岑巴赫的主流逻辑感到不满，他抱怨说约翰逊总统在民权法案的濒死抽搐期间“（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与任何黑人交谈过”。麦克弗森愤愤地认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种族问题是美国的主要国内问题并且信任约翰逊的领导能力，但是不知为何总统却觉得自己被黑人权力教条捆住了手脚，尽管这一教条仅仅由少数黑人青年倡导并且几乎得不到公众支持，这其中绝对有问题。麦克弗森在9月20日写给卡岑巴赫：“当然，下一代的黑人领导层未必非得由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和威利.利克斯主导。”此外他还顺便警告了约翰逊总统不要推卸他的历史衣钵：“无论健康与疾病，您都要坚持下去。是您带领黑人踏上了成为一流公民的道路，您与黑人的事业早已息息相关。这一事实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您的股票会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上涨下跌。”

卡迈克尔本人在亚特兰大的拘留所里呆了一周之后获得保释。（鉴于大陪审团缺乏证词来确定他确实主张或者实施过暴力，法官大幅降低了他的保释金并且仅仅以轻度骚乱的名义提出了一份力度不大的起诉书。）出狱之后他立刻恢复了足以与金媲美的繁忙行程，每到一处都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以至于非学委纽约办事处在九月中旬编撰了一本关于黑人权力的新闻报道汇总。非学委员工伊丽莎白.萨瑟兰（Elizabeth Sutherland）写道：“这份资料表明新闻界如何在白人当中培养出了某种不断上升的歇斯底里。”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围绕卡迈克尔的新闻报道就像恐怖片一样传递着寒意和刺激，让评论家和影迷都为之着迷。卡迈克尔后来回忆道：“当时一切似乎都在快进。”《纽约时报》记者伯纳德.温劳布（Bernard Weinraub）写道：“他的风格令人眼花缭乱，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政治候选人的魄力从一个贫民区冲向另一个贫民区……他每晚只睡几个小时。他在赶路的时候吃饭，依靠喝牛奶来保持体力。”卡迈克尔跳出一辆又一辆汽车，在人们的惊呼当中发表即兴演讲：“这个国家不是靠爱运行的，兄弟们。它是靠权力运行的，而我们却一丁点权力都没有！”温劳布为《时尚先生》杂志撰写的短讯《黑人的辉煌》将卡迈克尔称作 “黑人运动当中最有魅力的人物”。在《黑檀》杂志上，历史学家莱龙.贝内特（Lerone Bennett）陪同卡迈克尔从布朗克斯的一个童年街区出发——他的家庭仍然是当地唯一的黑人家庭——一直来到南佐治亚州，然后又去了阿拉巴马州的朗德斯县。贝内特总结道：“某种紧张兴奋的颤抖贯穿了卡迈克尔的身体。他把油门踩到底，双手离开方向盘，喊道：‘我不在乎白人怎么说，我们回家了，宝贝！我们到家了！’”

多年之后，卡迈克尔回忆当中的黑人权力运动将会是一场骑在彗星尾巴上的狂野之旅。他在回顾文章当中承认，金对于黑人权力这一口号的跨种族内涵的担忧确实有些道理：“谁能想到呢？我一开始仅仅只想表达两个简单、清晰、非常常用的英语单词而已。”几乎每天在演讲当中，非学委的新任主席都会背诵《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一段话。

“‘每当我用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都是我为它选择的意思，既不重，也不轻。’矮胖子相当不屑地说。”

“‘问题是你怎么能让一个词有这么多不同意思呢？’爱丽丝问道。”

“‘问题是谁说了算，就这么回事。’矮胖子说。”

卡迈克尔声称他掌握了自己的话语，这与主流文化惯于听其所好的倾向性相冲突。他试图通过对主流民权的抨击来为黑人权力开辟意义。加利福尼亚主持马尔科姆.X非裔美国人协会的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写道：“在他看来，早在约翰逊总统站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宣称‘我们必胜’的时候就已经扼杀了民权运动。卡迈克尔认为‘但是他永远不会站在国家面前宣称“我们要黑人权力。”’” 至于在非学委这边，卡迈克尔依然一如既往地反对1966年的《民权法案》，认为它是 “一堆欺诈性的文字 ”以及“企图欺骗美国黑人的虚伪行为”。不久前金加入了一项流传在运动阵营内部的请愿，希望各个民权团体能在白宫婚礼期间暂停纠察活动，气得卡迈克尔在一份公开电报当中骂他是总统的走狗：“你为露西辩护时表现出的骨气，远远胜过你为被露西的父亲用汽油弹烧死的越南有色人种辩护时的表现。”此外他还宣称要与白人同情者拉开距离——“所有那些称我们为朋友的人都不过是背信弃义的敌人”。一位自称是同事的人在一个论坛上几乎乞求他承认至少还有几位白人盟友是例外，卡迈克尔像已故的马尔科姆.X那样毫不犹豫地直接拒绝：“不，一个都没有。”许多著名杂志邀请他通过个人对抗来定义黑人权力。他在9月22日出版的《纽约书评》上写道：“不能再指望我们继续游行并且头破血流，只是为了对白人说：‘一起来吧，你们是好人’。因为你们不是好人。我们已经看穿你们了。”

&&&&&&

在芝加哥，卡迈克尔两次遇到了他在阿拉巴马州的狱友理查德.莫里斯罗。两人的会面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公众视线都在注视着金和伊斯兰国度领导人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夏季会议。在蒙哥马利的重症监护室里，莫里斯罗了解到了自己接受的紧急救治与延长生命的医疗努力。这使得他一直因为自己享有的肤色特权心烦意乱。他告诉卡迈克尔，与他同样伤势的黑人受害者肯定早就死了好几回了。当前莫里斯罗正在接受理疗，他仍然身体虚弱站立不稳，而且就像遭到枪击时那样感到茫然无措，不过这次是出于相反的理由。他表示自己的伤口仍然很疼，以至于他现在实在没精力轻而易举地转向一场容不得白人参加的民权运动。卡迈克尔热情而又尴尬地回答道：“你跟他们不一样。”他敦促莫里斯罗不要被政治战术的障眼法所迷惑，继续坚定见证种族包容。

任期将至的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里士满.弗劳尔斯等了一年多，芝加哥的医生才批准莫里斯罗南下一日出庭指证汤姆.科尔曼。1966年9月13日，他在蒙哥马利机场接到了莫里斯罗，然后带上这位关键证人前往朗德斯县法院，途中经过了安静的海尼维尔犯罪现场，两人在车里全都一言不发满心惊惶。莫里斯罗在法庭上完成了他的第一份宣誓证词。他回忆了监狱里腥臭的一周，第二枪猎枪轰鸣，以及他瘫软倒地讨水喝的细节。然后弗劳尔斯根据事先约定要求他向大陪审团展示他的伤口。莫里斯罗站起来脱掉了教士领子和衬衫，露出了完全沿背部聚集的明亮凹陷疤痕，表明他是在逃跑时中的枪。总检察长注意到证人的腹部没有“哪怕一颗BB弹”。弗劳尔斯在证人席上展示了一位肉体严重撕裂的牧师，意在羞辱汤姆.科尔曼的自卫主张。

一位大陪审团成员打破了紧张的沉默。“神父，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弗劳尔斯点头同意，这位陪审员突然继续说：“你有没有亲过那个黑鬼丫头的嘴？”

莫里斯罗打了个寒颤：“先生，我一生中从未拥抱过女人。”零星的笑声让法庭上下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促使人们更加起劲地畅想这位证人与鲁比.萨尔斯以及格洛丽亚.拉里之间的苟且之事。尽管证人宣称她们两人在科尔曼伏击得手的瞬间就转身与乔纳森.丹尼尔斯一起逃走，但是陪审团却置若罔闻。对于弗劳尔斯来说，如此粗暴的回绝嘲弄了他在海尼维尔枪击案当中挽回任何正义甚至凭借本案重振政治生涯的最后努力。他很快就声名扫地，并且因为向人寿保险公司索要好处费的罪名而入狱，在热衷体育的阿拉巴马州沦为了一个注脚*。与他同名的儿子小弗劳尔斯——也许是该州最著名的年轻运动员——放弃了在保罗.“大熊”.布莱恩特（Paul W. Bryant）教练手下为阿拉巴马绛潮队效力的梦想邀请，因为他无法忍受在主场比赛的赛场上听到咒骂父亲的嘘声。1968年，转而投奔绛潮队宿敌田纳西志愿者队的小弗劳尔斯将会打出制胜的触地得分，届时整个阿拉巴马州的球迷将会再次咒骂弗劳尔斯*。这一年田纳西州派出了第一位黑人球员，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阿拉巴马州的球队仍然只有白人。

*【弗劳尔斯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并于服刑十六个月后在1973年得到假释。他坚称自己遭到了种族隔离主义者们的政治迫害。《反敲诈勒索法》（Hobbs Act）当中用来给他定罪的条款日后将会因为含糊不清违反宪法而遭到删除。1978年，弗劳尔斯得到了吉米.卡特总统的特赦，他的法律从业执照也得以恢复。】

*【当时已经遭到逮捕的弗劳尔斯戴着手铐在现场观看了比赛。】

骄傲与否认致使美国人几乎无法依靠肉眼辨识缓慢的社会转变。直到9月19日，朗德斯县的黑人公民仍然未曾在大选当中投出哪怕一张选票，尽管极少有人曾经像他们那样用心研究与珍视每一张珍贵选票的民主承诺。这一天格洛丽亚.拉里报告说，遭到驱逐的登记选民在80号公路边上搭建的帐篷城营地遭受了多起驾车枪击，三K党徒警告他们在十一月投票前离开这里。此时莫里斯罗已经匆匆赶回了芝加哥，努力在他和阿拉巴马之间拉开距离，但是他对家乡教区的失望反而因此发酵起来。芝加哥教区的主管主教阻止他回到圣科伦巴努斯或任何其他黑人教区积极服务，理由是莫里斯罗过于纠缠政治方面，危害了教会的使命。最后他们不情愿地批准了他去执行一项折中的任务，前往主要由波多黎各人组成的圣西尔维斯特教区。接下来莫里斯罗又担任了好几年神职，期间学会了西班牙语，也学会了欣赏深色皮肤教友的微妙文化。1973年他在圣胡安结婚并且在芝加哥从事法律工作，由此重建了个人生活的平衡。他的新娘有个四岁的侄子名叫伯纳比.威廉姆斯（Bernabe Williams），在婚礼上负责保管婚戒，长大后此人成为了纽约洋基队的中场球员。

&&&&&&

9月26日星期一，偏见坚定的朗德斯县法官韦斯.塔加德（Werth Thagard）驳回了莫里斯罗案的所有指控，汤姆.科尔曼就此逍遥法外。周二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一起电视特别节目《黑人权力，白人反击》，将金对于非暴力的辩护夹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于马尔科姆.X战术（“不择手段”）的阐述以及对于芝加哥西塞罗区儿童的采访之间。西塞罗的孩子们坦然设想了有黑人搬进社区之后的情况（“肯定得宰了他们”）。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尖锐地断言金还不了解黑人权力，因此正在进行“痛苦的重新评估”，以避免落入“民权运动的腐朽贵族殖民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在广播中总结道。“毫无疑问，在1966年夏末，北方的白人和黑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疑且敌视对方。”

周三发生了一场被称为“令人震惊的挫败”的决胜选举，佐治亚州民主党州长提名由莱斯特.马多克斯赢得。这位企业家曾用手枪赶走黑人顾客，向顾客分发斧头柄作为反对种族融合的工具，而且为了不用遵守1964年《民权法案》还关闭了他在亚特兰大的炸鸡店。伊万.艾伦市长对于种族隔离势力取得的这场漫画式成功表示了麻木的尴尬——“伟大的佐治亚州的徽记遭到了玷污”——如此无力的驳斥只能让马多克斯代表了心如铁石的佐州普通公民的说法变得更加甜蜜。马多克斯在胜选演说当中宣布：“佐治亚人决心扭转社会主义的趋势。”他还指责惯于唱高调的民主党人与约翰逊总统合谋背叛上帝和私有财产。

金在前往达拉斯与芝加哥演讲的间隙待在家里吸收了马多克斯胜选的打击。他在记者面前没有多说些什么，仅仅表示“佐治亚州是一个病态的州”。第二天晚上，他向斯坦利.利维森倾诉了内心的困惑。他说自己接到了惠特尼.杨打来的电话，杨的口吻听上去如此沮丧，以至于他表示自己或许会考虑退出民权运动，以此震惊美国白人。金承认他本人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样做。利维森温和地告诫说，金的辞职“并不足够令人震惊”，然后与他讨论了筹款的细节以及继续前进的计划，让金得到了些许安慰。9月30日在芝加哥，媒体依然还在追问金如何看待过去几个月，这一回金终于绷不住了：“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处于众多低谷时刻之一，而不是处于我们在过去几年所看到的团结活动与崇高成就的高峰。这些成就出现在民权领域，出现在全国上下，也出现在朝向更民主社会奋力推进的事业当中。”

秋季政治运动展示了美国人在越南与民权问题方面动荡不稳的情绪冲突。共和党全国主席雷.布利斯（Ray Bliss）在10月3日声称他的候选人将会强调种族问题，因为民意调查显示58%的共和党员支持者将整顿城市秩序混乱作为首要任务。第二天10月4日，共和党巴尔的摩市长西奥多.麦凯尔丁（Theodore McKeldin）公开恳求酒馆老板在巴尔的摩金莺队对战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世界大赛期间为黑人顾客服务，并且将他们的顽固抵抗视作“令人厌恶的讽刺”，因为金莺队第一次夺冠的希望很大程度上要寄托在新来的黑人球星弗兰克.罗宾逊身上。几天后在阿拉巴马州，教区天主教妇女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前去参加在州长官邸举行的正式茶会，结果却被拒之门外。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谁提前知道客人名单将会被整合的争论。在一次罕见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总统描述了他在十一月前巡视亚洲的计划。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关于“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九十天内赢得越南战争”的好战言论，总统努力保持微笑，并且表示他总是欢迎参议员的意见。

总统安排这次出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挫折。许多民主党候选人已经将他当成了中期选举的累赘而不是助力，尽管总统的政绩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约翰逊对他的助手们发火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执政头一百天里通过了五项主要法案，我们则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了二百项法案。这种事谁敢信啊？” 战争举措给他带来了政治推力，但是随着公众对于越南战场的印象从讨厌的麻烦变成严肃的重大问题，这股推力似乎正在越来越快地消失。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刚刚辞去司法部部长一职，成为了新任副国务卿，自愿调任前往国外应对挑战。约翰逊派遣他与麦克纳马拉一起前去越南再次评估当前路线。与此同时总统也试图抑制日益增长的焦躁情绪。他最近向犹太裔战争退伍军人组织抱怨道，他不明白为什么拉比在反对越战的异见人士当中如此突出。这一表态让很多人都猜测美国对于南越和以色列的军事承诺之间存在有条件联系。关于全球角力的焦虑致使总统派遣副总统与犹太领袖会面，产生了更多头条新闻——“戈德堡在总统问题上安抚了犹太人”——副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拉比们不要与总统作对，但是很有几位拉比感到自己不得不拒绝白宫提出的协议，因为此类协议扼杀了他们的良心。用亚伯拉罕.赫歇尔的话来说：“如果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挑战上帝对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审判，以免无辜者与有罪者一起遭到扫除，那么一个美国人在对于越南战争感到震惊时难道不应该有权挑战我们总统的判断吗？”

这段时间金没有针对越战问题直接发表意见，尽管他与赫歇尔曾经在一个全教派反战神职人员团体当中合作了将近一年。他在秋季竞选期间承受的压力与约翰逊如出一辙——他也同时收到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的邀请，也很清楚这两个国家对于圣地耶路撒冷抱有针锋相对的主张。民权运动当中的实用主义者促使他配合约翰逊进行广泛的政治调整，把目光投向越南之外。贝亚德.拉斯廷首先请求金批准他以金的名义起草一封致美国黑人青年的公开信，温和地斥责黑人权力：“我恳请你们所有人记住，燃烧瓶、抢劫和仇恨既不能也不会解决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金最信任的劳工支持者、肉类加工厂工会的拉尔夫.海尔斯坦加入了金与贴身亲信的电话会议，希望金能实名支持自己的主张：“告诉他们，他们不能用石头解决问题，就像国家无法用炸弹解决问题一样。”金反对了拉斯廷的提议，认为任何公开信都应该针对一切暴力实施者而不仅仅是黑人，于是拉斯廷又起草了一份报纸广告。为了迎合金，他在广告词当中面向普通听众插入了一段文本，肯定了“通过民主程序实现种族正义”，只谴责了“诉诸暴力、报复或者私刑的策略”。

不过金还是拒绝了与罗伊.威尔金斯以及A.菲利普.伦道夫领导的传统盟友共同赞助这条广告的请求。10月10日，在他要求拉斯廷与其他顾问在亚特兰大就这则广告展开辩论的前两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强调了他的担忧：“金博士正在考虑摒弃‘黑人权力’集团的计划。”种族观念的诡计致使一个原本就很复杂的决定变得更加棘手起来。拉斯廷建立了一个广泛联盟，旨在为未来十年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运动预算争取公众支持，同时还要认真对待白宫的立场，即美国有能力以“枪炮和黄油”同时对抗国内的贫困与海外的越共。金赞扬了拉斯廷的努力，但是同时他也感觉到这一策略暗藏隐患：白宫很可能将国内国外两条战线上的表现欠佳全都归咎于黑人少数派。黑人是身份暴露的少数族裔，一旦陷入这种政治局面必然大受打击。此外这条广告还含蓄地支持了所有战争而不仅仅只是越战，这一点同样让金感到颇为踌躇。但是基于非暴力原则，金一直在与直接否定这条广告的冲动作斗争。就像恐惧一样，这种冲动会滑向敌人思维、等级制度以及傲慢，这是种族间民主的主要障碍。

因此金拒绝联署这则题为“危机与承诺”的广告。该广告刊登在10月14日的《纽约时报》上，同时还搭配了一篇关于其出处的新闻报道：“七位黑人领袖发表原则声明，驳斥‘黑人权力’概念。”相反，他在亚特兰大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概述了他对未来的想法，并且慷慨赞美了自由预算。他还小心翼翼地重提了他对于黑人权力的书面批判，以此邀请对峙双方听他一言。金为十月刊的《黑檀》杂志撰稿写道，黑人甚至在他们自己发起的暴乱当中也是压倒性的受害者。他指出，仅仅一个查尔斯.惠特曼“这位精神错乱的得克萨斯大学年轻白人学生……在一天内杀死的人就超过了自从1964年哈莱姆区暴乱以来所有城市当中所有黑人杀死的人。这必须致使人们严重质疑黑人的暴力意图。”金认为激进的谈话为消极的武力工具定义了虚假的战线，并且补充说：“暴力作为促进美国社会变革的策略完全不成立。”相比之下，从来没有人在非暴力示威期间遭到杀害。而且当黑人投身于明确的民主运动并且举行游行时，“国家也会一起前进”。

亚特兰大的记者忽略了《黑檀》杂志的精细论点，直接询问金为什么在联署广告当中隐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催促他具体说明究竟在哪些方面反对广告当中的联合声明——毕竟这则广告并没有明确提到黑人权力。金着重指出他不太赞成广告词选择的语气和策略，但是最终还是承认他原本可以支持广告传达的整体信息。他这一松口不要紧，新闻界立刻做起了文章。许多报道都抓住了《时代周刊》大标题当中的线索：“金赞同种族声明/支持黑人对于黑人权力概念的否定”。金的传记作者大卫.加罗后来判断，金这次一不留神的赞同表态是“一次严重的失策”。这一表态抛开了基于“小心翼翼”的经验的硬性计算，致使人们对于金为什么改变主意众说纷纭。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响起了一阵相互责备。拉斯廷于10月15日给斯坦利.利维森打电话抱怨道，金一开始拒绝联署广告就是自找麻烦。利维森则打电话给不知所措的安德鲁.杨抱怨道：“贝亚德这一回把我们全都坑了。”金抱歉地告诉利维森，他被逼默许了这则广告的立场，因为拉斯廷预测如果他攻击这则广告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新闻界全都渴望看到金对于黑人权力概念表示懊悔，因此金事先就担心新闻界的胃口会压倒自己这次表态的实际立场。最终的结果比他的担心更糟糕，这一结果反过来又给白宫提供了一个自我驯服的盟友的有用形象。金无奈地总结道：“让我烦恼的是，每当我犯下战术错误的时候往往都正在与贝亚德掰扯。”

&&&&&&

麦克纳马拉与卡岑巴赫乘坐一架没有舷窗的KC-135运输机从越南飞回了美国，两人在飞机上写下了视察报告。比尔.莫耶斯和哈里.麦克弗森也结束了与之相对的亚洲各国首都考察之旅。两路人马回国之后仅仅过了三十六个小时就兵合一处，组成了一套规模庞大的总统随行班底，再次飞跃太平洋，对七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约翰逊总统在10月17日星期一的送行会上宣布：“我知道我不能一挥魔杖就心想事成。”尽管总统在人前展现了审慎的自信与华丽的排场，在私下里他却因为充满困扰的事态评估而垂头丧气。麦克纳马拉表示，他本人“在军事上的悲观情绪比前一年要少一些，因为强大的军力集结正在以每年六万人的速度造成敌方的伤亡，并且模糊了早先关于我方即将失败的预测。”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并没有可以很快结束战争的合理方法”，因为越共在1966年已经适应了消耗战，尽管美国出动了八万四千架次的轰炸，但是他们的士气却没有受到影响，渗透南越的能力反倒增加了三倍。麦克纳马拉还在另一封信件当中告诉约翰逊，为了争夺越南人民的政治忠诚而进行的“重要战争……毫无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

政治层面的失败是约翰逊分配给卡岑巴赫的主题。他在越南农村的视察见闻迫使他写了一份罕见的绝密备忘录，以近乎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农民人口无休止的艰苦劳作……他们的水稻不是在水中生长，而是在汗水中生长。”他为总统描述了越南稻田与美国官员之间的政治鸿沟，这些官员与越南底层民众完全脱节，平时惯于“用一种充满缩写和缩略语的奇怪语言”讨论如何安抚局势。例如：“如果我们能让MACV、USAID和JUSPAO推动GVN，那么也许ARVN——通过与PF、RF、PFF、CIDG和PAT的干部合作——就能让RD起步。”回到华盛顿后，卡岑巴赫成立了一个高级别“非正式小组”，在官僚渠道之外集思广益，为的是将对越政策与被忽视的越南普通人的前景更有效地联系起来。此时美军的军事行动也已经流露出了与政治专家们相呼应的超现实特质。尊重胡志明的事业但是与美国士兵一起巡逻的法国军事历史学家伯纳德.法尔认为，源源不断地部署到越南的三十二点五万名美国军人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他们使得越南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了廉价晶体管收音机的战区，收音机里播放着逃避现实的流行歌曲——“多么适合做白日梦的一天”。美军士兵还发明了一套“蝙蝠侠”式极简主义行话，例如“查理干了个滑头” （Charlie zapped a slick），意思是南方越共游击队摧毁了一架没有武装的运输直升机。

在空军一号到达此行第一站檀香山之前，一则令人震惊的噩耗刺穿了民权阵营。同一个星期一，俄亥俄州立大学新建基督教中心的一名管理员发现罗伯特.斯派克牧师死在了中心的客房里，死因是钝器重击。他前一天晚上在这里进行过布道。三个新教教派发表了悼词，警探们也蜂拥而至。家属收到了包括金、副总统汉弗莱以及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我们对你们的损失表示衷心的同情，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损失”）等人的慰问电报。新闻报道回顾了斯派克生前影响的广度：鲍勃.摩西称赞他为密西西比自由之夏争取到了原本不可能得到的教会支持；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我们必胜”演讲时，他得到了陪坐在伯德夫人身边的殊荣；最近他还被任命为国家人文科学委员会成员。芝加哥城市联盟的埃德温.“比尔”.贝里（Edwin “Bill” Berry）认为斯派克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由于刑事调查没有进展，斯派克之前在纽约河滨路全国教会理事会总部工作时的同事们纷纷动员起来，准备雇用私人侦探并且提供悬赏。

但是谁也没想到，隐秘的恐惧与仇恨转眼间就扼杀了悲伤。1963年斯派克为全国教会理事会宗教种族委员会聘请的总顾问杰克.普拉特警告说，斯派克的同事们“最好不要”公开解决他的遇害之谜。亲自前往俄亥俄州探查一番之后，普拉特透露死者身上只穿了一件雨衣，附近还有涉及同性恋的文字资料。一开始全国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埃德温.埃斯皮（Edwin Espy）以及其他认识斯派克的人们还以为这些陌生的线索暗示了一套旨在抹黑受害者的不可告人的阴谋，以至于普拉特不得不明确要求他们不再追根究底，因为关于本案的任何审判不仅会揭开一个禁忌的世界，而且还会暴露好几位知情神职人员的身份，这些人要么知道斯派克与男性之间偷偷摸摸的联系，要么为他打过掩护，甚至还有几位也是同道中人。不敢声张的全国教会委员会代表一脸苦相地将相关线索摆在了斯派克的遗属面前。当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保罗.斯派克回忆说：“我的母亲对此非常吃惊，事实上这几乎要把她击垮了。”母子俩不由得回忆起了死者生前的种种异常表现，多少次去向不明的出行，多少次近乎忏悔的只言片语。更加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是，不安的教会官员们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控制损失而叫停了调查。全国教会组织如此害怕事实，让母子俩很是难过。

理事会的故意回避将斯派克案件封闭在了神秘之中，也为阴谋论打开了大门。安德鲁.杨一直担心他的朋友由于宣扬反越战而遭到了杀害；其他人则怀疑是联邦调查局下了黑手，甚至还可能与斯派克在民权领域的竞争对手合作，放任民权阵营内部的自相残杀。 在公开场合这起谋杀案被缩减成了一则简短新闻：行凶嫌犯是一位遭到拘留的流浪汉，此人可能不会接受审判，因为检察官认为他精神错乱。报纸仍然回避这种形式的丑闻，因为他们不敢刊登述说情节的必要文字。《亚特兰大宪法报》上的一套先驱性系列报道刚刚注意到联合国总部门外出现了惊人的示威标语牌——“美国声称没有二等公民/同性恋者怎么办？”——但是文中描述的同性恋者却是一副躲躲闪闪、情绪迟钝的形象，还声称这些人“情愿砍掉自己的左臂来接受治疗”。在未来几十年，建立在民权运动基础上的人性能量将会抹去这种致命的耻辱，解除几乎所有深藏的沉默。就算罗伯特.斯派克这样的远见卓识之人恐怕也想象不到如此激烈的社会变革。从历史尺度来看，这场变革仅仅发生在转瞬之间；对于斯派克本人来说，这场变革却还是发生得太晚了。

&&&&&&

10月23日，理查德.尼克松登上了《会见新闻界》节目。他在节目现场预测了共和党人将会实现“本世纪任何政党当中最伟大的政治复兴”，吸引了公众的注意。他与主持人争论了究竟是哪个政党正在“玩弄民意反弹的议题”——换言之就是利用当前美国社会对于民权议题的抵触情绪——并且认为莱斯特.马多克斯和乔治.华莱士的再度当选证明民主党将会继续是“立足南方的种族主义政党”。（“我不知道有哪位共和党候选人正在利用民意反弹。”）尼克松一方面断言南方的两党实际上都不赞成种族融合，同时又指出目前两党之间的关键分歧在于共和党在越南问题上保持着团结一致的立场。他宣称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阵容很快将会新增四十人乃至更多，这一点“将会向身在越南的敌人们发出通告：美国不会像十年前的法国人那样撤退逃跑。”尼克松还斥责林登.约翰逊是史上第一位无法团结自己的政党支持一场战争的美国总统：“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存在于民主党内部。”

也是在这一周，反战异见阵营当中出现了全新的分支。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飞越疯人院》和《永不让步》的作者肯.克西，此前不久克西宣称他“身为逃犯以及撒在胡佛伤口上的盐”拒绝承认自己遭受的持有禁药指控。克西在反战集会上告诉人们，利用高呼口号与演讲来反对越南战争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因为这两者都是政客们的工具——“他们就会干这个”——然后他掏出口琴，当众吹奏了一段《牧场上的家》。这套做派激怒了不少年轻抗议者，也吸引了许多其他人。他的身边很快就聚集了一批喜好寻欢作乐的铁杆拥趸。克西与他们一起通过华丽的退场和荒诞的作秀到处搅扰反战示威，以此彰显他对于战争辩论当中的陷阱心理的不屑一顾。在十月被捕之前不久，克西来到加州参加了一场恣意张扬的“爱情节”，并且无视了将迷幻药物LSD列为非法禁药的加州新法规的生效日期。得到保释之后，他重新与叛逆的哈佛大学教授蒂莫西.利耶（Timothy Leary）建立了断断续续的跨国联系，利耶在九月宣布自己是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教义则是通过使用LSD、大麻以及佩奥特掌之类的致幻物质来探索精神世界。他打出的标志性口号是“聚神，调谐，出离”。在纽约，许多关系松散的团体在十一月选举前举行了一次联合示威，并且将一个黄色潜水艇道具带到了示威现场。其他人则计划于一月在旧金山举行 “人类聚会”，并且邀请新成立的摇滚乐队“感恩而死”和“杰弗逊飞机”来表演。曾经的教学示威活动家杰里.鲁宾在示威现场“按照格劳乔、奇科、哈波以及卡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宣传反文化政治。

&&&&&&

所谓的嬉皮士现象看上去很像五十年代的“垮掉一代”反叛，不过更加温和，在新闻界的流行速度也比黑人权力更慢。不过某些政客的反应要比新闻界快得多，例如罗纳德.里根早在为加州州长竞选制定战略时就认识到了嬉皮士运动的意义，时任州长的一位顾问则将其称为“一道主要的文化政治分水岭”。里根呼吁美国人回归传统道德，并且为传统道德精心树立了一个由沃茨骚乱与伯克利示威混合而成的阴暗标靶。他主张通过立法直接废除加州的《公平住房法》，以此绕过法院对于支持种族歧视的14号提案的审查。他为电视竞选广告当中阴森瘆人的骚乱影像献上了画外配音：“每一天，丛林都在一点点靠近……我们的城市街道在天黑之后就是丛林荒径。”他谴责伯克利大学充满了“放纵滥交的丑行，简直令我无法诉诸言表”。 他还承诺将要招募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孔再次出山，之前麦孔领导了沃茨骚乱调查委员会，这次里根则希望他针对现任州长以及加州各所大学的校长们展开调查，因为里根认为这些人“面对校园里的不满者以及肮脏言论的倡导者只会一味绥靖。”为了缓和这些政治主张的攻击性，里根也不介意开开玩笑。例如他调侃男性嬉皮士“穿得像人猿泰山，长头发像女主角，闻起来像黑猩猩。”在选举前十天，他给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发了一封电报，坚决建议他取消在加州的所有演讲行程，还挑战现任州长帕特.布朗也发出类似的电报。10月29日，卡迈克尔来到伯克利大学劝说学生们对越南征兵说“扯淡，没门”。令里根竞选团队非常满意的是，此前的公开电报策略加强了新闻界对于这场演讲的报道。

11月2日，林登.约翰逊在经过历时十七天。行程三万一千五百英里的海外访问之后胜利回国。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总统出访。他带回的国礼包括两只来自澳大利亚的白色袋鼠。他在泰国皇宫用水牛形状的银质水龙头放水洗澡。10月26日他突然打破行程，绕道造访了南越的金兰湾，使他成为了自从1943年前往卡萨布兰卡的罗斯福总统以来第一位在活跃战区向美国军队致敬的三军统帅。在亚洲战场彰显决心的盛况使得美国人在越战问题上对于约翰逊的支持度飙升到了63%，也激起了理查德.尼克松的抨击。尼克松认为总统奉行了错误的长期战略，将美国“交代给了”一场“可能持续五年、伤亡人数超过朝鲜的战争”。尼克松提议两党采取有力行动，在1968年之前赢得战争，而总统则以不寻常的公开毒舌予以回应。（尼克松的抨击言论与约翰逊看到的绝密严峻预测相差无几。尽管两人之间敌意旺盛，但是几乎会步调一致地实现预测内容。） 在回国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约翰逊谴责了尼克松是“慢性竞选病患者”，积年以来一直惯于每隔一年就在十月份“给他的国家和政府找麻烦”。他认为尼克松“当初在政府担任正式职务时从未真正认识到与意识到究竟出了什么事”，并且冷酷地提醒记者，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要求他们在一周内想出已经连任两届副总统的尼克松究竟都做出过什么贡献。

归国之后的约翰逊取消了为民主党候选人拉票的计划。令人失望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军统帅在海外的光芒无法左右当地竞选，而且这次包括帕特.布朗在内有好几位民主党候选人都注定失败，为他们出面拉票的努力不仅徒劳无益，而且还很可能损害他本人的地位。于是他转而回到了得州家中。11月7日星期一，正当全国上下的注意力都投向最后一轮竞选集会的时候，约翰逊不声不响地访问了科图拉的韦尔豪森学校。他在自己年轻时曾经教过各种课程的教室里告诉一群家长：“当初我是班上的领唱员。你们肯定不相信，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努力唱出来了。”总统指出，自从1928年自己在这所学校任职以来，学校没有什么变化，近四分之三的美籍墨裔学生仍然会在八年级之前辍学离校：“就在这里，我接受了关于贫穷的第一课。”多年之后，这些栩栩如生的记忆仍然影响着他的政治追求。约翰逊宣称，“当墨裔美国人的孩子们被告知人生的终点是甜菜行、菠菜地或者棉花地时，美国的良知一直在沉睡——它已经睡得够久了。”

&&&&&&

11月7日，约翰.胡莱特在自由组织的治安官候选人西德尼.罗根的陪同下，于当天早些时候走进朗德斯县法院，从遗嘱检验法官哈雷尔.哈蒙德斯（Harrell Hammonds）那里获得了一份经过认证的最终选民名单，这批黑人选民全都是朗德斯县自由党的铁票。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参选集团，朗县自由党一丝不苟地遵守了每一条州法律，这才让党派名称登上了正式选票。选民名单上一共有五千八百零六个名字。洛根告诉记者：“我们在朗德斯县有足够的登记人口来赢得选举。”胡莱特的表态则更加谨慎。他知道由他发动起来的首次投票者必须在选举当局的严格审查下进行投票，而且以往多年身为黑人的人生经历早已让这些选民养成了躲避当局的条件反射。他承认，“我们从未尝试过投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当天上午，朗德斯县发生了从没有人见识过的一幕：官方指定的黑人和白人投票监督员在法院混杂在一起，共同听取有关规则的强制性解释。记者问到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将在这次选举期间扮演什么角色，胡莱特委婉地回答说卡迈克尔已经不在朗德斯县居住了。又有记者询问非学委员工起到了什么作用，员工们将这个问题转交给当地人回答。县教育局候选人约翰.欣森这样答道：“他们带给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获得了勇气，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美国公民。”

这一天也是卡迈克尔在塞尔玛入狱的第三天。这些天来他遵守非学委的政策，没有公开发表关于朗德斯县选举的声明，以免他的黑人权力恶名造成额外紧张。但是乔.史密斯曼市长一声令下之后，他还是与另外两名非学委员工斯图尔特.豪斯（Stuart House）和托马斯.泰勒（Thomas Taylor）一起被捕了，因为他们一直在一辆音响卡车上敦促人们投票。（一位塞尔玛警察作证说：“我看到一些黑人兴奋起来了，他们通常不会在星期六这么兴奋。”） 非学委花费了极大气力才将卡迈克尔及时保释出来，让他在周一晚上赶赴了在海尼维尔附近举行的最后一次弥撒大会。六百五十人挤满了当地的莫利亚山浸信会教堂，他们按居住地分为八个投票区，向律师莫顿.斯塔维斯（Morton Stavis）咨询选举法的各种细节——怎样的选票会有争议、计票程序有哪些具体步骤、如何质疑假托死者名义投出的“墓地”选票——还观看了非学委的考特兰.考克斯用实物演示如何操作投票机。此前他们已经在公路上张贴了印有竞选组织标志与安全说明的标语——“为了黑豹拉动手柄，然后立！刻！回！家！”但是许多中坚分子都很清楚投票观察员们将要承受怎样的压力，因为投票点全都设置在白人拥有的店铺产业里。因此他们决定在投票之后继续驻留在现场以示支持，并且与投票站保持法律规定的三十英尺距离。

卡迈克尔在备战期间出现在了教堂，让所有人都大为振奋。他宣称：“我们为这一时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接下来他回顾了过往二十个月的经历。二十个月之前，朗德斯县的黑人居民甚至不敢开口提及附近塞尔玛的投票权运动，如今他们却要为了自己推举的候选人投下一票。卡迈克尔的讲话从赤裸裸的真情流露——“这是我们心中的意志、勇气和爱”——逐渐升级成了雷鸣般的滔滔不绝——“我们将拉动那根杠杆，阻止白人殴打黑人！我们将为所有黑人拉动那根杠杆！我们将为所有惨遭杀害的黑人拉动那根杠杆！我们明天要让他们复活！我们将拉动那根杠杆，使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要拉动杠杆，好让人们住在精美的砖房里！我们要向窝棚说再见！向肮脏的道路说再见！向可怜的学校说再见！”在一曲动人心魄的“我们必胜”合唱之后，胡莱特遣散了人群，恳请他们明天早点出门并且打扮得漂亮一些，卡迈克尔则站在教堂门口逐一拥抱了离去的人们。

11月8日选举日当天，朗德斯天气凉爽，阳光明媚。志愿者们驾驶着几辆运送黑人选民的汽车在乡村公路上来回穿梭，成群结队的黑人选民站在路边举起白纸向司机示意。在本顿投票站之外，黑人选民们领到了预先做好的三明治。当天早上这里的黑人选民人数很多，以至于他们放松地相互调笑起来。海尼维尔的气氛要紧张得多，因为这里的黑人选民与白人选民排成了泾渭分明且人数相当的两条队列，此外汤姆.科尔曼还纠集了一帮三K党徒在周围逡巡，但是黑人选民队伍依然阵脚稳固。胡莱特的妻子埃迪.梅.胡莱特（Eddie Mae Hulett）守在本顿，发现了第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一辆满载黑人佃农的卡车来到了投票现场。她上前询问这些人是否需要帮助，但是他们根本不肯看她，而是在种植园主推荐的白人官员的陪同下温驯地走进了投票室。司法部观察员认为没有理由进行干预。志愿司机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在迪波西特堡被围困了一整天。天色暗下来之后，他看到市政厅投票站的灯突然熄灭了。在黑暗中有人凑上来与他搭讪，他告诉对方自己正等着护送投票监督员回家。此时对方突然发难，抡起一只手就打了下来。琼斯抓住这只手与对方扭打了片刻，然后就感到后脑勺挨了一记硬物猛击，“打破了我的头皮”。这一击将琼斯打倒在地，他的两个女儿从旅行车上跳下来，尖叫着跑去求救，然后把他送往了塞尔玛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一路上他们途经了位于吉拉德山浸信会的朗德斯自由运动总部，满头鲜血淋漓的琼斯刚一亮相就叫停了高潮迭起的选举之夜庆祝活动。卡迈克尔与胡莱特启动了紧急预案，宣誓袭击者唯有在打响“第一枪”的时候才不必担心还击。武装的黑人民团成员就像白人民兵一样在全县争先恐后地组织起来，分散抵御后续袭击。非学委的珍妮弗.劳森（Jennifer Lawson）挥舞着杰克逊家族的步枪，保护着白厅附近的朗德斯县自由之家。在迪波西特堡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斯科特.B.史密斯身穿军装手握猎枪，守卫着安德鲁.琼斯的妻子和九个孩子，一直到天亮。

朗县自由党的七名参选人全都败下阵来，尽管计票结果相当接近。他们当中原本为白人雇主工作的三人全都失去了工作。迪波西特堡的投票监督员克拉拉.麦克米恩斯（Clara McMeans）平时依靠帮佣赚取生计，选举结束后她很快也遭到了解雇，因为雇主认为她的活动“影响了他和他的朋友”。安德鲁.琼斯一家没等到琼斯出院就遭到了驱逐。琼斯在塞尔玛游行的最后一天在蒙哥马利遇到了卡迈克尔，此后就成为了迪波西特堡的第一个黑人注册选民。他与乔纳森.丹尼尔斯一起目击了当地的第一批示威者被垃圾车押赴监狱，并且放弃了身为木材工人以及阿拉巴马州电力公司门卫的两份有偿工作，全身心投入了民权事业。尽管遭到了驱逐，他依然选择留在迪波西特堡，在一位参与民权运动的农场主捐赠的土地上搭建新家。他的勇气鼓舞了目睹1966年选举的外来者。几个月后，志愿者马克.康福特（Mark Comfort）将会带领一列卡车车队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为仍坚守帐篷城的被驱逐者提供食物与物资。约翰.胡莱特在投票后的第二天表示：“尽管我们输掉了选举，但是人们的信心依然高涨了起来。”竞选估税员的爱丽丝.摩尔从政治角度分析了自己的失利。她说她一直觉得自己这次难免会因为白人的打压而失败，事实上也确实有几百名黑人选民因为遭受恐吓而不敢前来投票，白人种植园主也确实组织了几百位黑人佃农投票反对她。但是为了避免挫伤同事们的积极性，她并未事先表露自己的想法。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主席查尔斯.史密斯从哲学角度指出，鉴于该县还有一半合格黑人尚未完成选民登记，“我认为我们这第一次亮相的表现不错。”

民主原则在朗德斯县一寸一寸地艰难前进着。曾经在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塑造了国家承诺的民权运动回到这片土地，开始了基于普遍选举权的日常政治。朗德斯县自由党这个新生的地方团体在超过两次选举当中都拿下了高于20%的总票数，由此得到了阿拉巴马州法律的正式承认。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宣布：“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政党。黑人并不气馁。我们正在前进。”然而他说这番话的地点却是在波士顿，与他一起成名的党团将会因为枪支而不是投票或者阿拉巴马州而为人所知。他现在计划让非学委在阿拉巴马州保持象征性的存在*。非学委员工马克.康福特（Mark Comfort）带着关于朗德斯县选举的报告回到了加州奥克兰。在他的讲述当中，武装卫士们在选举之夜纷纷涌现，遍布黑暗的乡间，不开一枪就赢得了 “迪波西特堡之战”。康福特还保存了一张万分珍视的照片：一位持枪战士站在公路公告牌旁边，公告牌上绘制着一头黑豹。他的这番述说将会为全新的社会现象提供扎根的土壤。

*【卡迈克尔期望拉普.布朗（H.Rap Brown）在1966年选举后成为非学委在阿拉巴马州唯一的外勤人员。西拉斯.诺曼已被征召入伍。鲍勃.摩西虽然超过征兵年龄九岁，但还是在八月份逃到了国外。他未来的妻子珍妮特.杰莫特最终离开朗德斯县，与他一起在坦桑尼亚流亡了十年。鲍勃.曼茨也离开了，尽管他后来又返回朗德斯县并且定居在此。新婚的格洛丽亚.拉里.豪斯和同事斯图尔特.豪斯（Stuart House）一起去了底特律，因为医生认为自由之家的粗陋伙食过于缺乏营养，已然怀有身孕的格洛丽亚如果每天只吃这种东西，那么腹中胎儿很可能活不下来。她成为了韦恩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

自从卡迈克尔在五月份的演讲以来，就一直有人想要将黑豹这个引人注目的南方黑人政党选票图标据为己用。胡佛秘密警告联邦调查局各地办公室，有消息称具有“暴力倾向”且与阿拉巴马州“合法政党”没有“实际联系”的活动家们企图在纽约组建黑豹组织，必须予以关注。但是休伊.P.牛顿（Huey P. Newton）和鲍比.西尔（Bobby Seale）很快就抢在所有竞争者前面独占了黑豹的旗号。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们的黑豹自卫党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地带闪电般地摆出了黑人分离主义叛乱的军事姿势。武装斗争的轰动效应几乎在舆论场中抹杀了在各方面都与其截然相反的黑人平权真正先例——爱国的佃农、拼接被面的女工以及牧师殉道者的投票斗争——就像对于黑人权力理念的痴迷使得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之前六年的非暴力运动黯然失色那样。

&&&&&&

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今天，林登.约翰逊的牧场陷入了选举后的沉默。”隐居中的总统呻吟道：“我不认为是我输掉了这场选举。我认为是黑人输了。”几天后他出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令人沮丧的1966年中期选举失利统计数字。这一次民主党总共输给共和党四十七个众议员席位，三个参议员席位，八个州的州长职位以及共计六百七十七个州议会席位。约翰逊首先回答了十个关于战争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的核导弹能力与中国与苏联的对比，然后强打精神尽量积极地评价了本次选战结果。他指出，民主党人仍然控制着国会两院——在众议院是二百四十八席对一百八十七席，在参议院是六十四席对三十六席，与他在1964年压倒性胜利之前享有的优势大致相同。有记者直接问及“白人民意反弹”的影响时，总统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他表示如此异常的巨大转变可以追溯到三个主要州的高人气共和党州长身上：密歇根州的乔治.罗姆尼、俄亥俄州的詹姆斯.罗德斯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然而私下里约翰逊看到的却不是共和党的一时侥幸，而是某种长期不利趋势。他预测，刚刚加入国会的大多数新任共和党议员一方面将会与南方民主党人在民权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同时还会试图让共和党同事来取代南方民主党，这才是他真正担心的反弹。总统告诉比尔.莫耶斯：“这股势头将会超越乔治.华莱士，变得越发体面起来。”

乔治.华莱士则对于罗纳德.里根在竞逐总统的赛道上一夜之间超过他的说法感到愤怒。他在一次庆功会上警告记者小心里根这个人，因为“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现在他又成了保守派，今后他可能还会再变回去。”华莱士声称自己一手策划了本次选举当中针对共和党复兴潮流的最可观胜利，尽管他不得不让他的妻子洛琳作为一名政坛新手代替他参加竞选。洛琳赢得了阿拉巴马州63%的选票，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只是静静地坐在丈夫身边，聆听丈夫在新闻发布会的大部分时间里高谈阔论他企图参加1968年总统改选的更大野心。即将卸任州长一职的华莱士愤然拒绝记者为他的胜利贴上白人反弹的标签——“我在政治生涯当中从未发表过反映一个人的种族的声明”——并且主张他始终指向捍卫宪法规定的各州权利：“我唯一感兴趣的事业是恢复地方自治。”

在加利福尼亚州，当选州长里根回避了关于他注定要入主白宫的喧嚣：“有人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非常令人高兴。”他的竞选吸引了79%的注册加州选民参加投票，创下了历史记录。投票总数六百五十万张，里根得票数比起竞争对手帕特.布朗多了九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九张，在五十八个县当中除去三个县以外全部胜出。里根承认自己赶上了风口，而且这股风口“似乎遍布全国。人民似乎已经表态，也许我们走得太快了。”他并不认为白人的民意反弹对于他本人或者其他共和党人有利，并且强调了他个人对于种族偏见的憎恶，还对比了马萨诸塞州新任黑人共和党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Brooke）*与种族隔离民主党人莱斯特.马多克斯以及乔治.华莱士：“对我来说，投票反映了人民对于政府规模和成本的极大关注。”他对于加州种族政治的声明虽然内容可疑，但是语气和蔼，比起他被击败的帕特.布朗的痛苦观点更有吸引力。两届执政的布朗抱怨说里根仅仅获得了5%的黑人选票与四分之一的墨西哥裔选票，结果依然赢得了57%的压倒性优势：“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人民希望将种族分开。”

*【身为共和党的布鲁克在本次改选当中击败了前任州长恩迪科特.皮博迪，从1967年1月到1979年1月担任了两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时代周刊》指出，黑人选票对于本次选举结果“并未造成显著影响”，因为马萨诸塞州的黑人人口还不到3%，而且皮博迪州长也一贯支持民权。布鲁克本人曾表示“我无意成为全国黑人的领袖”，并且谴责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莱斯特.马多克斯都是极端主义者。尽管如此，《时代周刊》依然认为布鲁克的历史性胜选让他获得了“遍布五十州的选民基础，其他任何一位参议员都无法企及的基本盘。”他于1967年获得了协进会颁发的斯平加恩奖章。】

政治分析家们认为反弹效应是共和党挑战者查尔斯.珀西战胜伊利诺伊州三届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的核心原因，因为道格拉斯坚持“支持开放住宅立法的明确立场”。伊利诺伊州的各位民主党选区负责人使尽了气力，但是即便在民主党大本营芝加哥市也只能让道格拉斯以微弱优势拿下一票。共和党人、库克县治安官理查德.奥格尔维曾经断然反对公平住房游行来到他管辖的郊区，而且他还一直在跟戴利的政治机器较劲，前前后后总共从民主党掌控的库克县立法会手里夺走了一万八千个赞助职位*，全都安插上了共和党支持者。这一政治壮举将会使得奥格维成为伊利诺伊州的下一任州长。根据传记作者亚当.科恩和伊丽莎白.泰勒的说法，此时戴利市长已经察觉到了自己在1967年4月的连任竞选面临着严重威胁。于是他赶紧调转方向，在十一月初开始批评马丁.路德.金是个麻烦制造者，一心想为共和党人制造反弹票。选举过后仅仅一天，他就示意自己的首席谈判代表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e）否认了8月26日公开住房峰会协议包含任何约束性责任。基恩告诉芝加哥市议会，这份协议“仅仅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及需要寻求的目标”。如此出尔反尔之举造成了一片哗然，用金的话来说：“任何破坏这种希望的企图都是残忍的行为。”但是戴利依然果断地将白人族裔社区当成了抵御反弹的堡垒，将种族融合发配到了政坛边缘的慈善区。他的新闻秘书后来坦言，戴利“对于种族平权的设想是九个爱尔兰人搭配一个瑞典人。”

*【根据芝加哥政坛的潜规则，凡是谋求政府公职——教师、消防员、图书馆员等等——的人们首先要提交当地民主党官员开具的推荐书。这样的职位被称作赞助职位，因为求职者入职后必须向民主党党部上交一部分薪水或者兼职从事选区工作，还要宣誓不会在选举当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参选人的竞争者。据估计戴利执政时期芝加哥地区的赞助职位最高达到了四万个。1969年，独立派民主党人迈克尔.夏克曼（Michael L. Shakman）起诉库克县民主党党组织侵犯了公职人员的权益。经过两党多轮谈判后，1983年出台的《夏克曼法令》（Shakman Decrees）规定政党机构不得因为政治原因拒绝雇佣符合资质的个人（涉及政党决策的岗位不在法令保护范围内）。至此，作为政党资金与人力来源的赞助职位现象基本被终结。】

&&&&&&

约翰逊总统在选举过后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喉部息肉，修复了上次胆囊手术留下的疤痕。同时他也承受了无法再推迟的政治痛苦。公告显示，美军正在越南进行的集结的最高限额将从四十万增加到四十七万。此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已经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报的兵力要求削减了五万人，将最终数字包装成了“放缓”未来军事努力的表现。然而记者们依然预计1967年的战斗部署将会带来血腥的未来，伤亡人数预计大约是截至1966年的年平均值的两倍——到1966年为止已经有三万名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受伤，六千六百四十四名美军战死，其中五千人死在1966年。为了支付从五角大楼其他账户当中挪用的未编入预算的战争费用，麦克纳马拉很快就向国会申请了一百二十四亿美元的补充拨款，比起公开承认的越战预算多出一倍，将越战年度费用推向了国家总预算的20%。如此巨大的美元现金流足以扭曲小小的南越经济。此时南越的物价已经跳升了125%。（麦克纳马拉秘密地指出：“失控的通货膨胀会破坏我们的军事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为了抑制越战赤字给美国国内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总统很不乐意地批准了征收所得税附加费。

约翰逊准备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当中采用英勇的现实主义基调。他发誓要在越南 "站稳脚跟”，还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人类社会的忧郁法则在于有时我们被迫选择巨大的邪恶，从而抵御更大的邪恶。”他重新提出了闯关失败的1966年综合民权法案，并且承诺在扶贫战争当中“加强我们的努力”。由于预料到了政治上的交锋，约翰逊命令档案员检索了已故肯尼迪总统关于帮助穷人的全部言论，他的经济学家们编制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美国新增了八百四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使得美国人口的贫困率从22%降至17%。尽管如此，约翰逊的反贫困主任萨金特.施莱佛还是谴责了让第三个经济机会办公室的预算停滞在大约十五亿美元的压力，这个数字与不断攀升的越南战争的代价相比相形见绌，而且还被后者牺牲掉了。他对记者说：“穷人会觉得民主只属于富人。”拉斯廷努力争取的自由预算在10月26日被推上了头条，这项预算计划拯救剩余的三千四百万美国穷人，其中四分之三是白人。马丁.路德.金谨慎地向白宫工作人员抱怨了国内的“退缩”气氛，同时反弹势力则试图完全取消反贫困运动。“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约翰逊在他的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回忆道，“但是某些人认为就连这个开始也太过分了。” 两党当中的反动分子比起自由派批评者更让约翰逊担心。这些人要求在越南全面开战，还攻击反贫困机构是无非是沾染了黑人权力颠覆色彩的乌托邦空想。

一位政治战略家告诫约翰逊总统，“最优秀的头脑现在正在这场游戏当中”反对他，这些人决心利用总统与两大负面议题之间的联系来打垮他，这两大议题就是“消灭贫民区以及普遍倾注大量资金用于改造穷人和黑人。普通美国人对此已经厌倦了。”白宫顾问哈里.麦克弗森不那么直截了当地表示，越南战争与“伟大社会”之间的冲突已经耗尽了政府领导层的心力：“您的内阁已经疲惫了。他们都是好人，但他们现在已经提不出困难的问题了。”有些民主党州长将中期选举的失利归咎于沟通不畅，特别是因为总统在电视上的形象就像玉米面饼一样土气，而且还一直坚持令人不安的学校去隔离准则。约翰逊私下与这些人对峙，满腹怨愤地断言：“公开宣称是你们的领导人的个人形象造成了你们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这样做不太公道。”州长们也回报了同样受伤的抱怨。得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坚持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想帮助您，我们所有人都想要期待1968年的到来。我们现在都处于防守状态。”约翰逊依然试图保护他在1964年得到的授权，但是渗透的疑虑困扰着他所做出的努力。伯德.约翰逊夫人向日记本倾诉道：“现在我们确实走进了‘黑猪谷’。”她回忆起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描写世界末日的诗歌：“作乱的瘴气笼罩着一切。”

&&&&&&

选举过后的第五天，金召集了散布各地的七十五名领导大会员工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在靠近沿海城镇弗洛格莫尔镇的圣海伦娜岛上举行了一次旨在稳定内部的务虚会。潘恩社区中心在岛上继承了一所为设施简陋、当年为解放奴隶设立的老旧贵格会学校。詹姆斯.劳森和艾拉.桑德佩尔在校舍里共同举办了关于非暴力哲学的研讨会。琼.贝兹在振奋人心的团体歌会之间进行了独唱，缓解了格林纳达游行与芝加哥运动期间累积的内部纷争。人们在研讨会上宣泄了疲劳、怀疑与不管不顾的情绪。一位过度紧张的员工表示：“我唯一一次挨打就是另一名员工动的手。”忠于贝弗尔与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对立派别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了分裂与破坏，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让原本就脆弱的追随者们经历了幻灭。威廉姆斯激烈地抵制了要求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芝加哥黑人区的建议，这项建议希望在冬季开展黑人选民登记，以此抵消戴利市长构建白人堡垒的努力。会场里吵闹不休了好一阵子，然后一句公开造反的威胁突然让全场安静了下来。威利.鲍登宣称：“金博士，我们都很敬爱您。但是我要坦白地说——何西阿.威廉姆斯才是我们的领袖。”

此言一出，吓得威廉姆斯赶紧冲着鲍登打手势让他闭嘴。此前早就流传着威廉姆斯正在策划一场针对金的“政变”的谣言，威廉姆斯很清楚鲍登公开表示忠心的做法只会为谣言火上浇油。反过来说，威廉姆斯也很怀疑贝弗尔和他的新门徒杰西.杰克逊打算造反。威廉姆斯阵营把自己视为坚守塞尔玛传统的主力军，反对那些没进过几次监狱、还将金骗到芝加哥吃苦头的二流理论家。贝弗尔阵营则将威廉姆斯贬低为专横的码头黑帮老大，没有能力掌握全国性运动，也应付不了杰克逊牵头的“面包篮行动”的自我维持潜力。金本人每当在场时总会容忍刚愎自用的副手之间的冲突，认为此类冲突是身处前线的人们克服困难与保持信念的必要副产品。他无视了围绕他的领导能力展开的尖锐对决，也很少约束政治双方，偶尔才会平静地插一句：“记住，我们是奉行非暴力的组织。”直到最后金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他暗示威廉姆斯，暂时将全部力量投向芝加哥可能是最好的的做法。威廉姆斯愤然抱怨了一通之后，金语调低沉地对他说道：“好吧，算了吧，这个事就算了吧。”

威廉姆斯停了一下，掂量了一番金的语气强度，然后选择了让步：“博士，你知道我会去的。”于是除了威利.鲍登这个明显反例之外，他手下的大部分员工很快就全都闷闷不乐地赶赴了冬日的芝加哥。私下里金斥责安德鲁.杨不该听任贝弗尔和杰克逊如此强力地联合起来反对威廉姆斯，以至于削弱了整个组织的复原力。这番批评带来的苦恼压断了杨早已疲惫不堪的神经。为了执行另一项任务，他提前离开了会场，结果却在萨凡纳机场昏了过去。帮助他苏醒的医生之一让杨直接去特拉维夫，因为对于领导大会员工来说，前往国外谈判就相当于按照医嘱闭门休息。

长期以来，惨遭打击的情绪一直是民权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对于金的考验远远超过了他主持葬礼的受训经验。11月14日星期一晚上，他暂停了潘恩中心的动荡，大声探讨了自己的内心想法：“无论我接下来这番话有没有道理，我都希望你们拼命地听。”他向聚集在一起的非学委员工与客人致意，并且坦言道：“今天下午，当我听莱斯特（汉克森）谈论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经历时，我发现自己流下了几滴眼泪。而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都经历过糟糕程度比莱斯特略微轻一些的遭遇，而我们往往对此一无所知。我想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是出于对于事业的忠诚才这样做的。”他承认“空气当中存在大量的混乱”，并且表示没有确定答案——“我自己也仍然在寻找。”然后他就开始了一场被他称作关于民权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的非正式声明”。传记作者大卫.加罗后来发现，这场演讲流传下来的粗略大纲与金的下一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我们往何处去：混乱还是团结？》的框架结构十分吻合。

回顾过往十年的民权运动，金做出了一番总结陈词。平等公民权利的伟大任务在过去十年间确实带来了广泛的变革，但是这些变革既不迅速也不深入：“虽然这一时期代表了针对白人至上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正面攻击，但是它并没有打败种族主义的怪物……而且我们决不能忘记，种族主义的根源在美国非常深刻。”金在哲学层面上区分定义了种族主义造成的两大障碍，其一是认为黑人在各种方面不如白人的“经验性”陈述，其二是为了挑起争斗而划分种族的“本体论”顽固倾向。他断言：“事实上，种族主义的最终逻辑是种族灭绝。如果你说我不够好，因为我的肤色或者我的种族血统……不能住在你的隔壁，那么你实质上是认为我不配存在。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仍然盘旋在我国上空。”

金利用潜在的对抗身份这一前提分析了纠缠着1966年这个政治年份的双重执迷。他认为黑人权力与白人反弹虽然热度不相上下，但却是彼此独立的现象。换句话说金并不认同当时的常见理论，并不认为一方促进了或者正当化了另一方。金指出，所谓“白人反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是一个旨在否认现实的词汇，就像理想化的三K党传奇故事曾经麻木扭曲了内战的后果那样。在金看来，所谓反弹就是针对结构性社会变革的隐秘抵制。这种抵制的对象已经超越了具体行为，例如不让黑人自由使用公共汽车或者图书馆。就像早期的种族隔离法律一样，白人反弹同样表明白人男性决心保留从工作到生活的一切有形特权。相比之下，金将黑人权力定义为痛苦的呐喊：“事实上，它是对于白人权力未能兑现承诺且匆忙行事的反应。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开始理解这场革命当中正在发生什么。”

接下来金话锋一转，探讨起了革命的性质，从演讲大纲开始发挥。他大胆地宣称：“首先，当你审视一场革命时必须始终认识到，进步的路线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革命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反革命、分裂与弯路，“总有些时候你会感到自己在倒退……过去几乎所有革命都是基于希望和仇恨。”革命冲突必然会让革命队伍充满相互倾轧的派系，即使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这样同为贵族的革命者也未能免俗。金承认，一场基于被埋没的少数族裔的革命在这方面还要承担额外风险。“为了激发人们的热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行动起来，”民权领袖们曾经高呼“所有人，在这里，现在！”以此动员人们去争取长期遭到剥夺的民主权利。“我们知道我们出于道义理应得到自由，我们现在本应早已得到自由，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也知道自由不可能现在到来。”

民权运动不仅背负着未能得到满足的期望，还背负着来自非暴力纪律的额外负担。这种纪律要求人们坦然承受暴行与施虐，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提供宣泄愤怒的出口。金断言：“我们将传统革命当中的仇恨因素转化成了积极的非暴力力量。在我们取得的每一场胜利当中，正是这种希望与非暴力力量引导着决定胜负的心理转折点。”然而这些成就如今却遭到了创造它们的战术的限制。“一旦希望破灭，一旦人们意识到，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成果，他们身处的环境仍然很糟糕，那么暴力就会成为某些派系的运动术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正在发生这种情况。”金认为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用更多的暴力来喂养暴力造成的挫折感要比用更多的牺牲与希望来抚慰非暴力造成的挫折感更加容易。“有趣的是，在一场希望减弱的革命当中，人们会痛苦地仇恨那些树立希望之人，因为这些人在树立希望的同时没有余力去兑现承诺。”

金的沉思陷入了惨淡的转折。他指出，非暴力运动正在经受白人反弹与黑人权力的两面夹击。不过他非但没有建议民权阵营暂且休养生息，等到历史性的调整尘埃落定再做打算，反而押上了他在诺贝尔奖演讲当中提出的三段式信条。“我所说的一切可以归结为以下结论：人类的存续取决于人类解决种族不公正、贫困和战争问题的能力。”在潘恩中心，金将这三大弊病称为“不可分割的三胞胎”。民权运动不可能一方面指望在格林纳达或者芝加哥的种族问题上取得进展，另一方面还能避开“一个将要在越南无理残害数百万男孩女孩、男人女人的病态国家”的暴力倾向。“这两个问题不能分开。它们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为敌对情绪提供了附带的庇护所。贫穷也是如此。金认为贫穷是精神暴力感染了经济体系的体现。

金对威廉姆斯笑了笑：“何西阿，我想让你听听这番话，因为你是一个资本家。”金宣称，民权活动家们必须大声反对越南战争而“不被吓倒”；同理，他们也不能因为害怕遭受共产主义的指控而不敢质疑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原则。金直言不讳地建议：“也许美国必须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民权运动必须考虑卡尔.马克思等等禁忌思想家的经济批判：“只要你读过他的文章就会意识到，马克思这个人对于社会正义抱有巨大的热情。你知道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出身，有拉比的背景。”金断言早期的马克思显然受到了阿摩司以及其他希伯来先知的影响，但是后来却陷入了经济决定论，为无产阶级专政“斩断个人自由”的行径提供了借口。“卡尔.马克思的最大弱点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手段和目的必须协同一致……因此我要在这里与马克思兄弟分道扬镳，继续向上帝的天国前进。”

金指出，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搁置1965年的胜利庆祝活动，整顿行装收拾身心，做好投入漫长劳苦的准备，并且加深他们对于非暴力的承诺。“我们有一套方法，我们必须发展它。”非暴力方法可能只是一场实验，未必就能成功。但是渴望战争的批评者必须明白，暴力导致的结果同样无法确定。“暴力可能会谋杀说谎者，但它不会谋杀谎言，不能确立真理……暴力可能会达到谋杀仇恨者的地步，但它并不能谋杀仇恨，还可能会增加仇恨。”诉诸暴力的神经反射使得人类分裂成了相互交战的部落，颠覆了民主和宗教的基本承诺。“我仍然希望领导大会成为那盏希望之灯，伸手不见五指之际的那盏灯。我们仍然必须相信，我们的胜算在于召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而不是特定的种族群体，“因为孤立无援必然没救。”

金以一段关于历史的沉思结束了演讲。他的贴身圈子的成员们——其中许多人还没能从彼此之间的内斗当中平静下来——倾心吸取了金的号召。金呼吁人们针对种族隔离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位表亲开展斗争。他用坚定承诺的语言提出了激进的飞跃。这远远称不上一项计划，而是呼吁人们做见证的质朴召唤。这一次金没有采用惯常的精炼演说风格，而是抛出了一则笨拙的新比喻。他宣称，1964年与1965年的里程碑将“民权的橄榄球”推进到了“五十码线附近”，现在民权队已经打入了对手的半场，必将面临远远更加顽强的抵抗。“我们在持球推进的过程当中有时甚至会失误丢球。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要赶紧将球抢回来，然后我们将继续逼近底线。”

&&&&&&

安德鲁.杨于11月30日结束了对于约旦与以色列为期十二天的访问返回美国。他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都急切地邀请金进行一场普世朝圣访问，而且正在安排金在加利利海近海的一艘船上向多达五千名游客布道。杨希望在哈达萨医院或者旧希伯来大学建立一个和平总部，这所大学位于约旦领土，此刻仍然闲置。但是合作官员“害怕得要死”，担心两国之间的敌对行动会吓跑外国游客并且切断急需的外汇收入。杨这次访问恰好赶上了“碎纸机行动”导致的骚乱。以军原本打算趁着黎明前夕快进快出地突袭一下希伯伦附近的巴勒斯坦民兵，结果却碰上了一支意外到场的约旦巡逻队，以至于原本的偷袭变成了激烈交火。最后以军指挥官与十五名约旦士兵阵亡，许多士兵受伤，一百多所房屋被毁。副国务卿卡岑巴赫责备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居然针对最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元首侯赛因国王进行拙劣的跨境挑衅。侯赛因国王原本将他的巴顿坦克部署在约旦河东岸，希望借此缓解以色列关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但是现在约旦的军事领导层却敦促他将其中一部分坦克调拨到耶路撒冷，摆开了剑拔弩张的架势。

金遗憾地表示，全面战争的威胁可能迫使他取消1967年访问该地区的计划。更何况只要他胆敢在当地呼吁和平政治，就难免引发两个东道国政府之一的强烈反应，甚至两国政府还很可能同时向他发难。杨的备用想法是让金回避政治，着重强调宗教和解，不过这一招光是看上去就十分蹩脚。（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金为了救济在苏联受迫害的犹太人而发出的公开呼吁。）斯坦利.利维森认为，任何外来者要想在中东政治的大熔炉当中站稳建设性立场都需要非同一般的天才。他同意杨的观点：金的任何访问都应当仅限于观光，期间决不能开口发表意见。但是这样一来金又将处于另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届时难免有人会指责他不去应对国内的紧急问题，反而跑到国外带领游客穿越战区。

与此同时利维森正在操心另一个问题：新近抄录的金在潘恩中心的自我检讨文本令他感到十分不安。金本人也根据以往的教训担心文中关于民权阵营需要开展内部批评的段落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他限制了讲话文稿的分发，从而避免另一轮负面新闻报道宣称他打算以自己的权威“敲打黑人权力”。金的目标是塑造一套积极的替代方案，让黑人权力的弱点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此类报道只会再次败坏民权运动的名声并且宣传分裂。身为领导大会首席筹款人以及联邦调查局目标的利维森对于讲稿内容同样抱有保留意见，他觉得讲稿的布道风格过于浓重，而且对于马克思这位共产主义之父的随口引用也难免招致猜忌。他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表示：“马丁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却称他为‘马克思兄弟’，我认为捐款人们恐怕不喜欢听他这么说。”

&&&&&&

在针对1966年芝加哥民权运动的早期评估当中，伯纳德.拉法耶特告诉民权老兵们，他们已经实现了关键目标，因为他们的运动推翻了认为北方城市的种族不满“过于微妙而无法表现出来”的理论，并驳斥了人们对分散的城市居民能不能“在面对大规模暴力时被动员起来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普遍怀疑。专门研究芝加哥历史的学者准确地得出结论：开放住房解决方案尽管仅仅略微影响了芝加哥的住房种族隔离，“但是肯定要比领导大会的伯明翰运动与圣奥古斯丁运动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要强得多。”根据该协议成立的芝加哥大都会开放住房领导委员会在未来几十年一直都是受人尊敬的稳定社区种族融合联盟。这个委员会将会多次发起关于住房种族平权的诉讼，其中两起官司还打到了最高法院。从反面来看，芝加哥的政客们确实放弃了当地的承诺，就像伯明翰的领导人背弃了整合百货商店浴室和警察部队的承诺一样。芝加哥运动与伯明翰/塞尔玛运动的显著区别在于更广泛的影响。伯明翰解决方案的缺点消失在了波澜壮阔的浪潮当中，这道浪潮通过全面国家立法在形式上解决了的种族隔离问题；塞尔玛运动本身从未击败或改变吉姆.克拉克警长，而是促使全国实现了投票权民主化，从而让克拉克这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沦为了旧时代的遗物；但是芝加哥解决方案结果或者声誉并没能得到相应显著转变的补强，它的所有缺点也没能得到时代潮流的遮盖，看上去非常碍眼。

为了缓和损失，某些运动领袖采取了自负的态度，认为他们曾经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反对派。拉尔夫.阿博纳西写道：“我们本应想得更清楚，而不是相信我们可以来到芝加哥，用我们在蒙哥马利、伯明翰和塞尔玛使用的同样策略来纠正这座城市的错误。”贝亚德.拉斯廷也收窄了叙事框架，与全国各地的其他员工一起为自己开脱，甚至对他的博爱朋友投去了狭隘的目光：“我就知道他这次非得摔一大跤不可。戴利把马丁.路德.金的屁股切下来了。”

按照历史周期律，为了让美国彻底吸收平等公民权的字面与精神所规定的巨大变化，一段充斥着失望与分裂的时期也许不可避免。残酷的偶然因素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挫折。对种族间正义的追求萌生于美国国内气氛因为越战而变得充满敌意之际，于是民权运动最独特的信条——为民主制度担当非暴力见证——几乎同时在公共讨论当中失去了踪影。非暴力在各个领域都变成了过去式。黑人首先抛弃了非暴力，就像初学者抛弃了装在自行车上的辅助轮，现在他们要求理直气壮地像普通美国人那样好战，即使是像黛安.纳什这样坚定的非暴力实践者也开始渴望某种比非暴力更强大的东西，并且开始怀疑非暴力的付出能够带来足够的回报；白人热衷于将非暴力作为某种宗教理念，不该安插在国家政治当中；嬉皮士的举止给非暴力贴上了自私的标签；许多思想家更是忽略了非暴力，认为这一理念无非是个过时的障碍，仅仅适合于种族问题的某一阶段，几乎没有人尊重或者分析非暴力公民原则的更广泛遗产。坚持信念的金因此变得越发孤独起来。他认为非暴力运动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卓越的领导纪律，而非暴力的衰落则放大了从“敌人思维”继承而来的复合危险——也就是按照类别隔绝人群的倾向。在宗教方面，敌人心理学可以颠覆整套道德准则，将暴力包装成为神圣的事业。在政治方面，敌人心理学可以利用恐惧、秘密与战争任意命令的等级结构来颠覆民主承诺。

1966年的调整既明目张胆又潜移默化，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现实意义。自从1964年以来，戈德华特派共和党人作为南方以外合法种族隔离的最后捍卫者几乎消亡殆尽，1966年的反弹现象最初似乎不过是对于这一现象的平衡修正。但随后几十年的观察家们将会把这个通常不起眼的中期选举年视为戈德华特的继承人们开始统治美国政坛并且为其带来更持久变化的发力点。政治学家厄尔与梅尔.布莱克兄弟（Earl/Merle Black）追踪了整个南方的党派投票模式的“大白人转换”。研究黑人如何从南方流向芝加哥的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发现了具有强大累积效应的更大反应。他在1991年写道：“现代保守主义崛起的开端恰好赶上了美国开始意识到黑人移民的真正规模与后果的时刻。”他补充说，这场影响力巨大的新保守主义运动是由“前自由主义者建立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北方的种族问题而失去了信心；欧文.克里斯托的名言声称‘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个被现实打劫的自由主义者’，不难猜出这里的劫匪是什么肤色。”马修.达勒克（Matthew Dallek）的著作则研究了与新保守主义潮流互成镜像的课题，也就是罗纳德.里根的崛起。在这本书的结尾，他简要回顾了里根的对手帕特.布朗在1966年选举中的“一个致命缺陷”——“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当帕特.布朗倒下时，他在整个成年生活当中坚持的哲学也随之倒下，从未真正恢复过。”

政治激情考验着民主的制度核心。邦德诉弗洛伊德案此时已经打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权衡了佐治亚州的论点：当选州议会代表朱利安.邦德缺乏宣誓就职所需的真诚品格，此人的品格缺失并非因为他的肤色，而是因为他批评越南战争。首席大法官沃伦尖刻地写道：“佐治亚州试图区分两类动机不同的排斥，其一是据称基于种族原因的排斥，其二是据称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排斥。这一论述未能说服我们。”12月5日，八位大法官一致裁决佐治亚州议会必须接纳邦德。这位二十六岁的前任非学委宣传员已经三次当选州议员，但尚未就任。一位州政府官员悻悻地表示：“我们都很失望。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显然不被允许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样的抱怨标志着对于南方来说看似亡羊补牢的教训，但是就在此时，华盛顿又爆发了一场驱逐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运动。《纽约时报》宣布：“加州民主党人计划在国会进行禁止鲍威尔就职的斗争。”《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新闻宣称：“鲍威尔太明目张胆了。”这位有权有势的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虽然十二次在哈莱姆区正式当选，但是却激怒了许多国会同事，因为他总是喜欢高调张扬“所有议员都有条件进行，而且许多人也确实一直在悄悄进行的占便宜行为。鲍威尔的信条是，任何白人能干的事情他都能干。”

颇为巧合的是，关于联邦调查局监控的长期争斗也在同一周来了个华丽亮相。几天前，最高法院刚刚裁定对一起逃税案的被告、来自布鲁克林的乔.希帕尼（Joe Schipani）维持原判；现在司法部副部长瑟古德.马歇尔却要求大法官们撤销这一裁决，并且歉意地指出控方并未告知辩护律师或者法官，哪些证据来自通过“非法侵入”安装的麦克风窃听器。马歇尔进一步表示，由于这是最近发现的第三起此类案件，司法部将会审查过去和现在的联邦诉讼，从而确定是否存在尚未公开的窃听行为。《时代周刊》头版头条报道称：“美国审查窃听案件。”

公开报道打破了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围绕过去十八个月的地下秘密活动的脆弱休战状态。眼看着外人发现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器，政府内部随即掀起了关于责任的争论，然后就引来了异常直率的总统命令：总统禁止一切偷偷摸摸安装的麦克风窃听器。用卡岑巴赫的话来说，是否遵守这项规定成为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之间“一个非常情绪化的问题……联邦调查局方面几乎威胁要停止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调查，如果他们不能使用这种技术的话。”胡佛声称自己掌握着广泛但模糊的法律权威，足以支持使用麦克风窃听器的做法。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对此反应激烈，因为他在这方面早已授人以柄。他的签名潜藏在几百份正式窃听申请当中，这些申请要求针对电话线进行侵扰性较低的监听，此类窃听器不需要非法入室就能安装。罗伯特坚持声称，他在担任司法部长时甚至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会采取窃听手段，更不用说批准使用窃听器了。罗伯特针对联邦调查局秘密不当行为的指控越发激烈，最后干脆向他的继任者与前任副手卡岑巴赫发起了隐晦的呼吁。他派遣一位信使向卡岑巴赫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如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要命的问题。我不想被人射冷箭——我没做出过活该挨冷箭的事情——反正无论是否活该我都不喜欢冷箭。我不能像J.埃德加.胡佛那样给你写那么多备忘录，通过电话讨论这个问题则无异于犯蠢。我对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受。我给你写信就是为了这个，没有别的什么事可说。”

到了1966年7月，卡岑巴赫不仅设法挖出并且关闭了联邦调查局私自安装的室内窃听器，而且还关闭了许多电话窃听器。不过总统要求的窃听限制甚至超出了卡岑巴赫本人认为的合理程度，特别是总统催促他赶紧拆除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敏感装置。（约翰逊在电话中仔细询问道：“你已经禁用了那个小玩意是吧？”司法部长回答道：“它已经没了。”总统说道：“最好确实如此。”）卡岑巴赫只得对胡佛连哄带劝，还从法律层面上告诫胡佛趁早收手，不要继续追究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偷车罪名。因为一旦政府决定以偷车罪起诉威廉姆斯，那就一定会将针对金的窃听牵扯出来，到时候谁脸上都不好看。他之所以主动申请调职到国务院工作，部分原因在于他与胡佛的关系已经破裂到了就连表面客气都维持不住的地步。

尽管不甘不愿，但是胡佛还是放弃了入室窃听，从而降低他在官僚体系内部承担的风险。此外他还不顾情报部门副手威廉.苏利文的强烈反对，暂停了通过调查性盗窃来收集情报的另一路行动。苏利文在一份恳请胡佛局长重新考虑的陈情书当中承认：“我们没有获得在调查局之外执行‘黑袋’任务的授权。这种技术显然涉及非法侵入，因此不可能为其获得任何法律批准。” 不过苏利文接下来又为联邦调查局的立场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调查局在工作当中已经证明了入室盗窃是“一种宝贵的技术”，具有“广泛的效用”，可以收集到其他侦查手段搞不到的信息。等到瑟古德.马歇尔点燃了关于窃听器的公众争议时，胡佛不得不重复了他的保护性禁令。他通知各位高管：“我注意到局里的官员仍在要求使用‘黑袋’技术，这种做法——包括隐秘地侵入任何类型的场所——今后将不会得到我的批准。”

已然任职四十多年的胡佛更喜欢政治间谍工作赋予他的权威外衣，而不是执法人员这层身份压在他身上的责任。但是他依然引导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活动远离了非法侵入的禁区，转向了更微妙的手段。不久之后，联邦调查局通过线人得知马丁.路德.金的领导大会极度匮乏资金，因此计划向卡车司机协会主席吉米.霍法募集一笔捐款。很久以前在柳佐的葬礼上，霍法曾经向金捐赠过两万五千美元，这一回金打算再续前缘。胡佛随即授权德克.迪洛克先发制人，一定要暗中搅黄此事。于是迪洛克命人抛出了一篇旨在离间霍法与金的假新闻。此前卡岑巴赫为了安抚胡佛而保留了针对斯坦利.利维森的电话窃听器，现在探员们谨慎地监听了利维森的通话，听到利维森震惊地向克莱伦斯.琼斯讲述了刊登在《纽约每日新闻》上的这篇虚假报道————文章声称霍法希望收买几个像金这样的朋友为他造势，因为他面临着三十五年的联邦监禁判决，此时正在等待上诉。（“哎呀，那篇文章真是这么说的吗？”琼斯感叹道。利维森难过地反驳道：“怎么，你认为是我编的吗？”）线人很快告诉探员，大为尴尬的霍法将金称作“假货”并且取消了与金的会面。从始至终联邦调查局都安全地躲在暗处煽风点火。迪洛克在任务汇报当中宣称“我们的反间谍活动旨在挫败金从卡车司机那里获得经费，到目前为止这一任务相当成功。”胡佛在报告上批示道：“非常好。”

针对利维森的电话窃听还提醒胡佛注意到了金与前任白宫顾问麦克乔治.邦迪之间正在萌芽的联系。邦迪此时正在担任福特基金会这一美国最大私人慈善机构的主席，最近他在不出几天的时间段内代表福特基金会宣布了两项颇有忏悔色彩的倡议。首先，邦迪提议利用卫星通信技术来建立美国第一个公共广播网络，而且他用意很深地与电视主管弗雷德.弗兰利共同开发了这个项目。虽说邦迪与弗兰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前者是越战的设计师，后者是反战的批评家，还曾因为坚持转播富尔布赖特听证会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但是两人却共同拥有一条压倒分歧的信念：国家意志的执行必须基于不受约束的公共辩论与直接了当的宪法决策。接下来邦迪又将种族关系推上了福特基金会的议程，宣称“全体美国黑人的完全平等是这个国家当前最紧迫的国内问题。”此前邦迪曾经公开承认自己一开始对于民权运动缺乏兴趣，为了弥补这一点，他悄悄雇用了两位金的贴身顾问的联系人。联邦调查局探员们早就知道了邦迪的立场转变，金的顾问们则一直蒙在鼓里并且吃惊不小。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听到了顾问们的顾虑，他们担心一贯作风呆板的基金会是否真的打算资助领导大会的公民项目，尽管基金会声称十分欣赏领导大会为芝加哥青年帮派设立的非暴力讲习班。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但是捐款谈判还是很快进展到了邦迪与金当面会谈的阶段。1966年中期选举过后，邦迪干脆委派他的两位新聘种族专家加入了领导大会的员工团队，为金出席美国参议院关于贫困挑战的听证会准备了四十四页证词。依旧满心疑虑的理想主义者利维森此时的立场摇摆不定，既担心与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会对领导大会造成负面影响，又舍不得拯救民权运动的财政基础的巨大希望。他告诉安德鲁.杨：“我不想要五百万美元，我想要的数额要少得多。五百万美元恐怕会毁了咱们。”

迪洛克这次故技重施，又找上了基金会的母公司福特汽车的副总裁约翰.布加斯（John Bugas）出面挑拨基金会与金的关系，没想到布加斯却在邦迪这里碰了个硬钉子。曾经任职于联邦调查局的布加斯声称自己掌握了匿名来源的秘闻表明金这人如何如何不堪，但是邦迪却表示他对于这种藏头露尾的小道消息听都不听，反而要求布加斯说清楚这位匿名来源姓甚名谁。布加斯表示消息来源不希望泄露身份，邦迪立刻就猜测此人应该听命于联邦调查局。接下来他又提出如果这位调查局官员愿意公开站出来指控金，那么他倒是很乐意听一听对方想说的话。这番回答在调查局总部宛如碰翻了开水炉一般，人人避之不及。迪洛克既羞又恼地总结道：“我个人觉得邦迪属于那种常春藤联盟出身的伪知识分子，对联邦调查局不怎么尊重。”他已经放弃了直接作梗的指望。胡佛也表示赞同：“我们在邦迪身上将一无所获。”

&&&&&&

胡佛极少遭受公开挑战，而且每当受到挑战时他也总会毫不客气地对挑战者发起激烈的政治反击。比如最高法院责备他不该让这么多案件都遭到非法窃听的败坏。为了规避自己的保密限制，胡佛使了一招抛砖引玉之计。他并未直接开口驳斥最高法院的指责，而是让迪洛克执行了一项机密任务。胡佛假托第三方的口吻给自己写了一封询问信，并且将这封信交给了迪洛克；然后迪洛克诱使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H.R.格罗斯（H.R.Gross）在信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格罗斯将这封信寄给胡佛并且收到了回信，然后就顺从地将回信内容发布在了12月11日星期日的《时代周刊》头版：“胡佛断言罗伯特.肯尼迪协助了窃听。”罗伯特随即抛出一份反驳声明——“胡佛先生显然遭到了误导”——以及他的前任联邦调查局联络人撰写的一封信，其中指出罗伯特处理了许多电话窃听申请，但是从未批准过入室窃听。胡佛等得就是这套说辞。联邦调查局总部立刻行动起来，在同一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25分发起了一轮压倒性反击，其基础是胡佛的声明，即罗伯特的立场“绝对不可想象”。迪洛克的助手们随即将胡佛声明的复印件连同“联邦调查局官方记录”当中的样本文件寄给了每一个外派办公室，“以供可靠的新闻联系人使用并且提供协助。”各家外派办公室向上级保证，虽然他们小心遵守了联邦调查局形象守则的细微要求——例如探员们一律拒绝在新闻镜头面前阅读材料，以免谈到不愉快话题的时候被镜头拍下他们为难的样子——但是胡佛声明当中的尖锐言论依然按照计划引领了大多数周日晚间的新闻报道。罗伯特一下子陷入了四面围攻，只得坚称他并不知道入室窃听器的存在。

民主规范和宪法平衡的问题很快就让位给了轰动全国各地的头条新闻——“罗伯特大战胡佛”（小石城），“窃听器与正义”（纽约），“你相信哪一边？”（查塔努加），“窃听风波实在糟糕”（萨克拉门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罗伯特与胡佛之间的个性冲突是一场非常适合华盛顿的“拳脚互殴”，因为“这座城市最喜欢的就是公共官员之间的全力争斗。”来自首都的报道——“总统在窃听风波中冷眼旁观”——准确地暗示约翰逊总统也接收到了联邦调查局针对罗伯特的指控。胡佛甚至让迪洛克向福塔斯法官介绍了所谓“可以摧毁肯尼迪”的不检点行为；卡岑巴赫在司法部的继任者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则告诉约翰逊，胡佛已经排好了“四十到五十位”证人的宣誓书，全都主张罗伯特当年批准了调查局使用入室窃听器。12月14日，《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道说，针对官员的怀疑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华盛顿没有人敢于确定自己能在电话上进行私密通话。”他的专栏当中还浮现出了以下谣言：“自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就会在种族混乱期间监听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电话交谈……谁授权进行了窃听？我们不知道。”

喧嚣的偏执给第二天的参议院贫困问题听证会蒙上了阴影。金在听证会上提到了战争预算的数十亿美元上调，并且指控美国搞错了优先事项：“光是这一项错误就超过了承诺用于扶贫项目的金额的五倍。扔在越南的炸弹在国内爆炸——摧毁了建设一个体面美国的希望与可能性。”他将占美国贫困人口四分之一的黑人作为晴雨表，指责“为黑人实现安全与平等还没有成为一个严肃且不可逆转的国家目标”。罗伯特.肯尼迪是出席会议的仅有的两名参议员之一，他与金进行了一次基调悲惨的对话，探讨为什么非暴力似乎只在南方产生了希望。

会后记者就雷斯顿的报道向金提问，得到的反应很平淡：“金博士‘假设’电话被窃听/但表示他不知道为什么/各国使馆很平静。”联邦调查局官员同样拒绝发表评论，他们在纽约的窃听部门则颇为讽刺地监听到了金的律师之间关于窃听新闻的冷淡讨论。斯坦利.利维森认为肯尼迪总统本人早在1963年就警告过金要小心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哈利.瓦赫特尔则认为金的态度不该如此宽容，而是应该表达出更强烈的愤慨。他告诉利维森：“既然有人正在从事非法行为，那么你就不应该这么客气。"

&&&&&&

接下来，另一场关于失去的美国纯真的戏码转移了公众的关注，并且帮助胡佛闯过了这一关。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大卫.布林克利轻描淡写地将这一事件称作“《新约》以来最大的出版界新闻”。12月16日，寡居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提起诉讼，要求阻止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书籍上市发行，因为这本书重新揭开了太多的原始伤口。此前她选择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执笔此书，如今遭到诉讼的曼彻斯特同意删除这本书的开篇章节，从而安抚杰奎琳。这部分内容描述了肯尼迪多年前的一次得州之行，作者将这段文字处理成了一则关于边疆男子气概的寓言，讲得是林登.约翰逊如何诱使一位优雅而又胆怯的当选总统在自家牧场上射杀野鹿。除去这项删改之外，曼彻斯特为文稿的其余部分进行了辩护，并且向遗孀承认自己极其失败地“没能抑制住我对于某位杰出政治家（林登.约翰逊）的偏见，他总是让我想起晚间节目当中D级电影里的角色。”无数流言蜚语随即渗入了媒体，人们纷纷揣测是不是罗伯特.肯尼迪要求作者进行修改，他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以及他向作者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圣诞节这天，约翰逊总统向着福塔斯与其他密友大发牢骚，声称这本书在描写血腥的权力转移过程时一直在嘲笑他。总统告诉比尔.莫耶斯：“我可不记得我管肯尼迪夫人喊过‘宝贝儿’。我认为他们在描写得州人的时候非得加上两句口头语才觉得足够地道，例如‘恁几位’或者‘来嘞’这样的。”莫耶斯警告说，有媒体声称约翰逊编纂了他在白宫的电话记录用来反驳曼彻斯特。他轻快地向总统保证：“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通话并没留下逐字记录。”

“不对，确实有的，”约翰逊反驳道。“而且有很多。”

莫耶斯一愣，“我还以为——”

“他们都不这么认为，但是其实有很多，”总统低声说。

莫耶斯反问道：“我以为胡安妮塔（总统秘书胡安妮塔.罗伯茨）说过，那时候我们没有安装电话录音设备。”

“不，都装上了。”约翰逊坚持说。

“但他在这里说的是，那个——”莫耶斯结结巴巴地说，“你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

“这些也录下来了，”总统郑重地告诫道。“内容很丰富。”隐藏的电话录音机同样录下了约翰逊这一次的警告。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助手也不知道他的全部防御措施。

此前莫耶斯刚刚从白宫辞职，总统责备他不该迎合曼彻斯特的歪曲报道。总统私下里担心越南问题会让莫耶斯更接近罗伯特.肯尼迪，因为战争辩论在圣诞节当天陡然激增。这一天美国记者从北越发出了第一份新闻报道，引发了国内的激烈反应。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调查了河内平民区被炸毁的情况，参观了学校的废墟，还描述了五角大楼声称不存在军事目标的南定市住宅区：“大教堂的塔楼俯瞰着一片又一片化作瓦砾的街区。”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发言人近乎抽搐地谴责了这些新闻报道，然后承认了此前的一点小错误：显然每架次美军轰炸都会导致一点五名平民死亡。《时代周刊》的军事记者为轰炸的准确性辩护，而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则质疑了索尔兹伯里的诚信：“胡志明正在尝试新的宣传武器……《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是胡志明选中的工具。”

1967年1月的美国涌动着尖锐的语言与爱国的热情。旋转木马脱衣舞厅的老板杰克.鲁比因为杀死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正在等待重审，但是没等到开庭就死在了癌症手下。另一方面，曼彻斯特发表了新书内容节选，重温了达拉斯的国家创伤。特立独行的新奥尔良检察官、肯尼迪遇刺案的负责人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则面对了一片不可解的虚空，他的满腹疑问完全得不到体面或者可接受的回答。于是他向一群潜藏在阴影里的魔鬼发起了第一份阴谋论控诉，滋养了接下来几十年间的愤世嫉俗。在越南战场上，自从1月8日开始，由B-52飞机、六十吨推土机、落叶剂以及三万名士兵组成的系统性攻击烧毁了平阳省的四个村庄，还将西贡北部四十平方英里夷为平地。此前拉塞尔参议员曾经断言，企图将越南人与他们的土地分离开来是极其愚蠢的政治昏招。这次“雪松瀑布行动”却与拉塞尔的意见背道而驰，旨在将当地全部一万名居民转移到安置营，在战术上大胆颠覆了“搜索与摧毁”的作战顺序。美军的伤亡人数创下了每周一千一百九十四人的记录，其中单次作战阵亡的最大人数已经逼近了1965年德浪河谷战斗的二百四十人。索尔兹伯里的第二十份通讯“北越精神高涨”指出，河内街头的流行歌曲向默默无闻的反战抗议者诺曼.莫里森致敬，他于1965年底在五角大楼门外自焚。

第九十届国会于1月10日召开，这一天胡佛悄悄来到了国会山。这一天的众议院热闹非凡，召开仪式的盛况与战争观点的摩擦自不必说，更有一位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人莱昂内尔.范德林（Lionel Van Deerlin）成功阻止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宣誓就职。胡佛躲开了所有这些热闹，向忠实的支持者们介绍了自己与罗伯特之间的纷争。根据他的助手的笔记，他“指出我们有许多其他文件证明鲍比在撒谎”，并且坚称让法院批准监听的做法不可行，因为“许多联邦法官都不值得信任，包括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些法官，我们不想让他们知道特定监听装置的存在。”接下来胡佛又在一个非公开的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就窃听事件的泄露正式作证。他撒谎说：“这些错误信息全都不是来自联邦调查局。”他首先回顾了自从禁酒令以来的窃听行为，然后详细描述了电话窃听的缜密过程，并且不怀好意地提醒人们，当年正是罗伯特.肯尼迪签署了针对马丁.路德.金展开窃听的秘密命令，同时还谎称当时是罗伯特而不是他本人主动提出要这么做。胡佛将电话窃听与入室窃听混为一谈，以此掩盖他毫无正当程序就独自控制后者的事实。他不遗余力地宣称罗伯特肯定见过明知来自入室窃听、或者必然能推断出来自入室窃听的情报材料。基于这一假设，胡佛凭空编织了一套无形的权威传统，可以追溯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胡佛引用了他的私密文件的一小部分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即时任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内尔（Herbert Brownell）1954年5月20日的备忘录。不过他省略了两项事实：首先，这份备忘录的实际目的是提出异议；其次，它公然绕过了不利的法律。（布朗内尔写道：“很明显，在欧文案当中，在卧室里安装麦克风的做法惹怒了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极其不体面……然而，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获得重要的情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安装窃听器……不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所禁止。”）

多年之后，胡佛将会令人安心地死去，届时入室窃听时代牵强扭曲的理论依据将会让一届又一届政府颜面无光。但是活着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却能让国会与媒体全都噤若寒蝉。此时的胡佛依然是让美国人民免于恐惧的主要保护者，如此高大的形象既过于强大又过于脆弱，不适合公开讨论。威廉.曼彻斯特在描述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时候几乎没有提到联邦调查局的表现，只是指出胡佛对于沃伦委员会竟敢批评他的调查局感到愤怒。 胡佛凭借令人生畏的秘密文件为自己支撑起了无懈可击的正直形象，但是在这道障壁背后他却经常陷入神经质的歇斯底里。此类性情发作与他的公开形象之间的反差如此骇人，以至于偶尔得见的外来者全都会保持沉默。例如曼彻斯特在一次图书采访当中问及奥斯瓦尔德在莫斯科的短暂外派，没想到胡佛却借题发挥地谩骂了一阵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迪洛克记录道：“局长告诉曼彻斯特，他总是觉得偶尔应该踢踢赫鲁晓夫这种人的小腿，而不是一味拍他们的马屁。局长解释说，赫鲁晓夫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东方人。在东方人看来，反对东方人的人如果流露出恐惧或者害怕，通常就会失去面子。”

&&&&&&

此时已经有人讨论起了在1968年大选年推翻约翰逊总统的可能性，罗伯特.肯尼迪的命运也伴随着此类言论波动起来。窃听丑闻和曼彻斯特的新书使得一月份的草根民意调查大幅逆转，从罗伯特53%对约翰逊47%的领先优势变成了罗伯特39%对约翰逊61%的劣势。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关于美军轰炸的系列报道造成的骚动也再次给他带来了反对屠杀的压力。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罗伯特没能提供符合道德的替代方案来叫停轰炸，他是否会因此感到无地自容？罗伯特将约翰逊称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试图以此冲淡关于他打算发动政治叛乱的言论，民主党内相互作对的派系则忙着争论哪一位带头人更能服务穷人。为了躲避国内的交叉火力，罗伯特出访了欧洲。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们向他施压，要求他谴责战争。但是罗伯特仅仅表达了对于轰炸的“严重保留态度”，总体而言他依然支持约翰逊总统保护南越的战争目标，新闻报道则强调了他与反战学生的坦诚互动。在巴黎，戴高乐总统再次警告罗伯特，美国不可能战胜越南的政治潮流，但是接下来他又冷酷地建议罗伯特不要试图阻拦一场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免毁掉自己的大好前途。专栏作家乔.阿尔索普以“亲切的、令人钦佩的、深为关切的叔叔”的身份撰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相同的建议。他恳求罗伯特避免参与一切可能将军事胜利变成僵局的抗议活动，并且警告说：“在任何程度上与后一种结果有牵连的任何人都不会得到原谅。”回国之后罗伯特又面临了另一场暴风雨，因为有报道说他从巴黎带来了北越的“求和试探”。2月6日，一头雾水的罗伯特被总统传唤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他猜测约翰逊的国务院一定泄露了他的例行出访汇报当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法国小官员认为美国停止轰炸会促使北越进行谈判——然后这个细节就遭到了严重夸大。一听这话总统当即按捺不住爆发了出来：“什么我的国务院！他妈的，明明是你的国务院！”接下来两人就陷入了互相谩骂。

副国务卿卡岑巴赫目睹了这场决斗。他后来将其称作“一个非常可笑的插曲”。他在高度机密的国务院和平倡议记录当中疯狂搜索了一通——这里面甚至包括约翰逊总统最近刚刚向胡志明本人提出的求和建议——并没能找到罗伯特的汇报，因为它已经与其他普通信息一起广泛散布开了。在总统看来，他的政府内部的阴谋家们放大了一种幻想，即罗伯特可以几乎无痛地解决越南问题，回避失败与战争之间的残酷选择；在罗伯特看来，一个精神不稳定的战争贩子企图拿他当成替罪羊；至于卡岑巴赫则再度扮演了他在三角窃听争斗当中两头受气的角色。就像上次一样，这一回的两位对手也都把他当成了对方的人。（卡岑巴赫回忆说：“我成功地让胡佛和肯尼迪都对我发火。”）实质性的难题又一次几乎隐没在了个人冲突当中——上次的难题是监视活动的宪法标准，这次的难题是能否凭借美国武器在越南人当中建立政治忠诚。此前胡佛局长通过煽动人格分歧来自保，这一次他干脆躲藏到了罗伯特与约翰逊的裂痕背后。这道裂痕的延续时间远远超过了两人在世之际。两位偶像之间的敌意投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政治语言，吞并了关于具体议题的相对较小分歧。它将会象征两人所属时代的消亡，还会取代落在两人之间的教训。

到了二月，外百老汇上演了话剧《麦克伯德！》（MacBird!），预示着公共辩论的极端两极化。这个剧本长期以来一直被发行商所唾弃。制作方为投资者举行了一场剧本朗读会，结果会场爆发了充斥着叛国咒骂的混战。根据剧本情节，约翰逊不仅是肯尼迪刺杀事件的主谋，而且还一手策划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致命心脏病以及爱德华.肯尼迪1964年的飞机失事。这出滑稽剧效仿莎士比亚风格，篡位者麦克伯德脚下蹬着叮当响的马刺，手握一根插满羽毛的权杖，身披一副用棒球捕球手护具拼凑而成的可笑盔甲，在舞台上游来荡去。而罗伯特.肯尼迪的角色则像《麦克白》当中的麦克达夫一样发誓要冷血复辟。“在每一名男丁降生时，我的父亲以他的智慧/让他的儿子们为了他们的伟大未来做好了准备……/我们切除了湿软的人类心脏/在原本的位置插入了钢铁与塑料管/构成的精密仪器。”编剧芭芭拉.加森（Barbara Garson）是伯克利学生抗议活动的老手，她认为美国政治的表面结构仅仅是为了掩盖王朝权力的反攻倒算。在她的笔下，美国政坛充斥着皇气逼人泡沫泛滥的演说，逡巡其中的各位政坛巨头炮制了一个又一个阴谋，将国家犯罪甚至战争都变成了争权夺利的道具。批评家和观众们对于这套描写自然产生了分歧。《新共和》评论称“两个对立的美国正在较劲”，《新闻周刊》称赞《麦克伯德！》是“讽刺艺术的彻底宣泄”。《纽约时报》斥骂了这部剧流露的“某种疯狂共识”，这种共识由政治上的左翼和右翼混合而成，要旨在于反对负责任的政府。《纽约客》撰稿人伊迪丝.奥利弗（Edith Oliver）写道：“这部戏的残酷和粗俗几乎无法形容。”《纽约客》拒绝承接《麦克伯德！》的广告，这是该杂志自从创刊以来首次拒绝承接剧院广告。一位主管在解释禁令时说，“我们认为这出戏的品味很差，包括越南以及所有其他情节。”

在黑人权力的名声背后，非学委正在继续解体。1966年十二月，非学委在纽约城以北的卡兹奇山度假区举行会议，期间全由黑人组成的亚特兰大非学委项目组突然提出要驱逐非学委的最后七名白人员工。这项动议致使会议议程停滞了充满怨恨的整整三天。针锋相对的参会人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纠缠不休，小到名词定义，大到辩证法，甚至就连墨西哥裔与美洲原住民的种族分类这样的棘手问题都被扯了进来。在非学委的领导层看来，白人同事的去留只是小事一桩，根本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的讨论。但是亚特兰大的比尔.瓦尔却不知疲倦地辩称，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革命者必须“切断依赖性的脐带”。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与詹姆斯.福曼都反对这项动议，但是就像他们尴尬地向各自的核心支持者解释的那样，在原则层面针对黑人团结提出异议并不明智。于是二人转而在战术层面与这项动议作对。卡迈克尔声称驱逐白人员工就等于重复了马丁.路德.金的根本错误，也就是拒绝审时度势。金身处一个暴力当道的世界，却毫不通融地支持非暴力；非学委身处一个白人当道的世界，可不能像金那样毫不通融地坚持全黑人组织。鲁比.多丽丝.罗宾逊支持黑人民族主义，但是又抨击分离主义者只会喋喋不休地谈论白人而不去做实事。有人暗示福曼偏袒非学委的长期员工或者他的白人妻子，气得福曼怒斥曾经的静坐示威兄弟会已经堕落成了一帮只会抽大麻的伪君子，并且赌气地提出了另一项替代动议，声称不如干脆彻底解散非学委。反白人动议最终以十九票对十八票得到通过，另有二十四票弃权。但是在这个结果出炉之前，将近一半的参会人员已经因为疲惫或者厌恶而离开了会场所在地“木头腿贝茨乡村俱乐部”，其中就包括默默离去的鲍勃.泽尔纳和杰克.明尼斯。明尼斯一直自称是“一个强硬的老混蛋”，但是以后很多年里他一直无法开口谈及这个令他灼痛难耐的结果。本次会议的东道主克莱顿.“木头腿”.贝茨（Clayton “Peg Leg” Bates）是一位来客不拒的生意人，此人出身佃农家庭，小时候遭遇事故断了一条腿。成人以后他学会了单腿踢踏舞，并且加入了哈莱姆黑鸟歌舞团。他曾经与艾灵顿公爵与吉米.多尔西这样的著名乐队合作，担当过埃德.沙利文综艺秀的嘉宾，为英国皇室御前献艺，如今又在卡茨基尔山干起了酒店生意，与度假区的众多犹太裔酒店老板成了同行。像他这样人生经历如此丰富之辈居然承办了一场旨在种族清洗的会议，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参会人员回到屋里之后，重新考虑投票结果的动议迷失在了一片不耐烦的雾气当中。直率的艾凡赫.唐纳森两眼空洞地嘀咕道：“这档子破事要是这么难受，那么我们他妈的究竟在折腾些什么？”

非学委的许多创始人在经历了七年的非暴力考验之后已经四散到了世界各地，例如黛安.纳什就去了北越。圣诞节过后两天，包括她在内的四名美国女性——其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突然被赶进了一家法国酒店地下的混凝土掩体，与其他外国客人一起躲避美军空袭。纳什在这里偶然遇到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们看着女服务员戴上白铁皮头盔，树起步枪向美国轰炸机射击，尽管击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此生动的战争细节令这些美国访客们啧啧称奇，也在这个由和平团体赞助的小型代表团中播下了争议的种子，他们冒险跨越文化，只为体验来自本国的火力投射。其中有人在见识了两个星期的农业社会全面战争动员之后挑衅性地断言：“在北越没有无辜的平民。”他这话说得心有余悸，但又带着一丝敬佩。纳什同意同伴芭芭拉.戴明（Barbara Deming）的观点，即美国人必须理解越南人的抵抗。即使面对从天而降的灭顶之灾，他们仍然团结一致。戴明是一家和平主义杂志的记者，不到四年前她在伯明翰儿童反对种族隔离的游行高潮当中结识了纳什。她们的代表团在前法国总督的宫殿里与胡志明会面了一个小时，可敬的和平主义者A.J.穆斯特几天后还与胡志明单独交谈了一次。这位北越领导人宣称尽管他厌恶美国政府，但是却很钦佩美国人民。穆斯特给约翰逊总统写信说：“胡主席没有要求我们转达他所说的话。”他告诫总统，胡主席虽然客气地接纳了约翰逊进行会谈的提议，但是这似乎并不表明他的军事决心有所减弱。穆斯特与其他三名女性回国后，他们的护照遭到了扣押，理由是非法旅行。他们的公开评论也没有激起什么反应。纳什推迟了回国的时间，独自留在北越努力梳理她自从塞尔玛以来清晰漂移的人生历程——起初她是非暴力纪律与愿景的缩影，现在她却不情不愿地感到了对于战争的尊重。她拒绝与白人记者交谈，因为她觉得他们对于越南的种族复杂性视而不见。

对于亚洲的思考也在折磨着另一位非学委先驱詹姆斯.贝弗尔。一方面，穆斯特提出要让他领导春季反战动员会，对此他一直在推脱搪塞。另一方面，他不仅连续陷入花边新闻，而且还像个神棍一样为自己的猎艳行径寻求合理性，声称自己正在进行关于非占有式爱情的验证实验。与他日渐疏远的妻子纳什因此彻底终止了与他重修旧好的尝试。相反，就像在自由乘车运动那时候一样，她再次延伸了运动责任的概念，这次将这份责任延展到了没有黑人的亚洲次大陆。与此同时贝弗尔则被她留在了芝加哥。一边开展奄奄一息的反贫民窟运动，一边照看夫妻二人的两个小孩。之前极少做家务的贝弗尔越发焦躁不安，直到二月份的某一天，看着地下室里的一堆待洗尿布，他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一阵神秘的风声。这阵声音终于击溃了贝弗尔的心理防线，他赶紧找来保姆照顾孩子，然后告诉穆斯特的同事们自己接收到了非常有利于抗议活动的奇特启示，然后就征用了一笔差旅资金，奔赴亚特兰大寻找马丁.路德.金。

此时金也跑到了国外，为得就是躲避贝弗尔这样日常登门叨扰的入侵者。他的新书还有两个月就要交稿，时间不可谓不苛刻。他在一月的演讲间隙每天都要见缝插针地撰写近三千字。这时深陷众议院宣誓就职争议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面临了第一次摊牌，局势要求金对此事做出回应。金坦言道：“从我与他的个人关系来看，我真不在乎那家伙下场怎么样。但是我必须把眼光放远。”斯坦利.利维森建议说，“虽然这样做的滋味很差，”但是金必须为鲍威尔辩护，以免鲍威尔的国会席位被违宪者抢走。于是金向鲍威尔发出了一封表达个人同情的电报作为临时措施，鲍威尔则迅速将这封电文当成了金对于他的全面认可并且将其公之于众。这时身在加州的金认同利维森的观点，即新书要想说服读者就必须涉及越南问题。但是他回避了在纽约与阿尔.洛温斯坦、本杰明.斯波克以及耶鲁大学牧师威廉.斯隆.科芬见面的请求。他预计这次会面将会涉及政治，因为洛温斯坦此前告诉过他，“不少人”都认为金应该作为反战候选人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而金认为这样做殊为不智。一月的中期选举当选人就职典礼也让金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因为他必须解释这一波纷纷上台的反民权州长——佐治亚州的莱斯特.马多克斯、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阿拉巴马州的卢琳.华莱士——凭什么获得了选民支持。不过《时代周刊》注意到马多克斯州长在就职仪式上显露了些许温和迹象，例如他的讲话始终没有提到种族隔离，而且他还公然与朱利安.邦德握手并且表示：“看来这次你终于可以入席了。”） 尽管1月10日众议院投票禁止鲍威尔宣誓就职并且责令他接受调查，但是身在比米尼岛的鲍威尔还是粗暴地预言自己必将取得胜利，还声称自己的政治实力足以支配“‘膝盖无力的’威尔金斯与马丁.‘撸瑟’.金”。

贝亚德.拉斯廷在1月14日的民权领袖峰会上警告说，鲍威尔令人厌恶的傲慢可能会分裂民权运动阵营。A.菲利普.伦道夫谴责了支持与反对鲍威尔双方的非理性行为。金则建议民权团体不该过于投入此事。通过联合努力维护公正标准固然很好，但是仅就本次事件而言大家不妨多谈道理少谈实务，“因为亚当下周就会转过身来把我们一个一个全都轰走，他这人就这德行。”会后金告诉同事他必须闭关写作，然后就飞到了牙买加海岸的奥乔里奥斯，躲进一所隐蔽房间，既不接听电话也不接受绝大多数报纸采访。但是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还是传到了他耳朵里：不少领导大会员工都流露出了对于北方选民登记活动的厌恶情绪。1月16日的《纽约时报》刊载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言论：“我不喜欢芝加哥。”莱斯特.汉克森首先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身上的冻伤，然后解释了他为什么宁愿在格林纳达挨打也不想呆在芝加哥，因为当地黑人全都是一副爱谁谁的态度：“这里的人们对于一流公民身份不感兴趣。”这则报道迫使金不得不暂时出关，给国内打电话部署接下来的应对措施。怒不可遏的利维森敦促金立即开除早就应该走人的威廉姆斯——“要我说运动完全有权这样做”，安德鲁.杨则预测威廉姆斯肯定会像往常那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获得金的宽恕。金指示他们切勿马上严厉惩处威廉姆斯，有什么事都等到他回国再说：“这件事烦得我一行字都写不出来，头两天我写得还挺顺利的。”

鉴于威廉姆斯的麻烦一时间难以处理妥当，杨没敢在电话里向金通报另一条消息：一位高度亢奋的访客刚刚找上他，问他要了一张飞机票以及前往金的闭关地点的路线。旅行助理伯纳德.李很快就敲响了金的房门，用领导大会特有的形式为金献上了一份惊喜：“会长先生，贝弗尔来了。”匆匆赶来的贝弗尔见到金之后二话不说就讲述了自己的怪异经历：当他眼看着尿布在洗衣机里翻滚时，听到门外传来了无数难以言喻的声响，乍一听像是一群熟悉的表亲正在七嘴八舌，后来又凝结成了一道语调陌生的责问：“为什么你只会在密西西比向黑人传授非暴力，却不在越南向林登.约翰逊传授？！”贝弗尔描述了这个地下室里的陌生声音如何令自己大惊失色，最后他说道：“难道越南人不是你的兄弟姐妹，就像你以为在门口听到的那些人一样？”金一边听拉斯廷讲话一边紧张地调整着自己的领带。他推脱道，响应来自国外的任何召唤都意味着放弃领导大会理事会托付给他的民权任务——“本.胡克斯（Ben Hooks）和乔.洛维（Joe Lowery）肯定不会容忍我这么做”——并且在1月19日以临时休假的名义将贝弗尔赶出了牙买加，让他先去参加穆斯特的员工队伍。贝弗尔走后，金苦恼地给杨打电话，质问自己的这位高级助理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贝弗尔的精神状态存在严重问题：“贝弗尔听起来像是疯了似的，他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他复述了贝弗尔根据自己见到的异象提出的行动指南：显然，金应该乘坐一艘命名为“和平盾牌”的敞篷船穿越太平洋，沿着河流一路北上深入越南腹地，“沿途宣扬战争必须结束。”

贝弗尔历来惯于在金面前拉满戏剧效果，金也经常当面驳回他的张扬主张，事后却始终难以释怀，这样的情节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贝弗尔走后，金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起了自己写书时用到的一份研究材料。这是一篇刊登在一月份的《壁垒》（Ramparts）杂志上的特稿，篇幅二十四页，搭配了多张照片。照片上的越南青年肢体残缺，身上遍布弹片伤痕，面容被凝固汽油弹烧得没了形状。儿科医生斯波克为这篇特稿撰写了序言：“一百万儿童已经被杀、受伤或者被烧伤……”这篇特稿毫不留情地啃啮着金的良心：就算贝弗尔真的疯了，难道他还能比造成此等屠杀的普遍原因更加疯狂吗？金很清楚贝弗尔经常吹牛称当初曾经在伯明翰和塞尔玛用狂野的灵感引导过他，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对于一场旨在开辟新路的运动来说，疯狂与智慧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微妙。金告诉伯纳德.李，在他发现自己对于尽早结束战争能够起到的作用之前，不管吃什么都会食不甘味。金还要在牙买加继续闭关四个星期，每天都在为了书写出足以重振民权的语句而疯狂工作。1月25日，他给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提名流亡的越南僧侣释一行成为1967年的和平奖获奖者：“释一行提供了一条走出这场噩梦的道路……”

&&&&&&

金不在国内的时候，艾尔.洛温斯坦通过多条路径驾驭着反战联盟。这位才华横溢的法学教授兼民权活动家策划了一封由五十名罗德学者共同署名的公开信，质疑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这封信登上了1月27日的头版头条。然后他护送刚刚发出类似呼吁的一百名学生会主席当中的四十人（“学生领袖警告总统应当对战争抱有怀疑”）参加了1月31日与国务卿拉斯克的会谈。学生们想要知道，如果越战升级为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将会发生什么。拉斯克淡漠地回答道：“那样的话难免有人会受到伤害。”这个答案令学生们十分惊诧。另一方面，洛温斯坦也与耶鲁大学的牧师科芬合作（“耶鲁大学462名教师敦促停止轰炸”），鼓励抱病的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发表和平宣言。他还帮助斯坦福大学的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为1月31日在华盛顿聚会的两千多名宗教领袖撰写了一份良心宣言。全国二百五十名天主教主教没有一人出席本次聚会，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Eugene McCarthy）却来到了会场。之前麦卡锡因为在战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受到了宗教界选民的指责。这次他在弥撒大会上总结称越战政策违背了天主教的正当战争教义。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劝说参会人员们大会就在会场的走廊里举行见证活动，以此反对关于暴力的自满情绪：“在一个自由社会，有些人有罪，有些人无辜，但是所有人都有责任。”经过两天的守夜之后，赫歇尔又护送一个请愿团前往五角大楼，并且在路上安抚了六位来自CALCAV（关切越南教士与教友团体）的发起人，指定科芬作为他们的发言人，还告诫科芬千万要控制情绪。国务卿麦克纳马拉在开场白当中认为宗教领袖应该更多地参与民权活动而不是反战运动。科芬随即解释道，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像麦卡菲.布朗和他自己一样参加过自由乘车运动游行或者自愿入狱。他与联合神学院院长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谨慎地概述了布朗的声明，直到赫歇尔打断了他们的发言。进门之前还告诫别人要控制情绪的赫歇尔此刻突然激动起来，热情洋溢地宣称战争不仅亵渎了上帝的面容，还亵渎了祂的子女。现场的紧张气氛骤然升温，但是麦克纳马拉却话锋一转，将谈话方向转向了道德领域。双方越谈越兴起，甚至超出了预定的会谈时间。麦克纳马拉认为宗教异议不仅合乎法理，而且甚至可能提供了值得欢迎的制衡，以此暗示请愿者们自己承担着战争升级的政治压力，而且这份压力远比他们看到的更沉重。代表团在导致了如此深重的伤害的指挥中心承受了双重冲击：一方面是赫歇尔不由自主的爆发，另一方面是麦克纳马拉的坦诚遗憾。

2月3日，安德鲁.杨抵达牙买加，代替伯纳德.李投入了协助金完成书稿的马拉松式任务。金长篇大论地口述，杨负责誊写修改。他还带来了美国本土反战热潮的报告以及《评论》杂志的一篇“爆炸性”封面报道：“总统与黑人。失去的时机。”利维森警告金，丹尼尔.莫伊尼汉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气势的论点，即约翰逊总统正在放弃民权，因为运动领导人“无法理解他们的机会……（并且）陷入了傲慢与虚无主义的狂热。”而且他们还回避了莫伊尼汉报告当中建议的针对黑人家庭母权病症的关注。莫伊尼汉的结论是：“一个作风糟糕的时代几乎肯定已经开始了。”

2月13日，距离新书交稿还有最后五天。金将冲刺工作转移到了迈阿密的一家酒店，在这里与一个编辑小组交换了章节草稿与修改意见。期间他突然接到噩耗：A.J.穆斯特在纽约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金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穆斯特，“美国黑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非暴力的含义。”民权阵营隆重悼念了这位八十二岁的和平主义后裔，悼念仪式上的发言人包括诺曼.托马斯，贝亚德.拉斯廷，还有詹姆斯.贝弗尔——他是穆斯特定于四月进行的反战动员的新任协调人。他们回顾了逝者从《约伯记》当中为自己挑选的信仰格言——“祂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祂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穆斯特认为这句话奠定了对于进步至关重要的和平主义纪律。他在1941年写道：“如果它没有精神上的联系，那么我确信它一定会出问题。要么希望受到侵蚀，要么走入施行暴力的深渊。”

金在迈阿密发起了一场电话会议，在会上表示自己希望更积极地争取和平，还描述了《壁垒》照片对他起到的诱导作用。但是并非全部顾问都认为他应该与贝弗尔一起参加前往联合国的反战大游行。工会领导人克利夫兰.罗宾逊表示强烈支持，并且列举了战争使使得国内民权工作陷入瘫痪的 “赤裸现实”。安德鲁.杨则希望首先召集其他黑人牧师代替金出头，从而起到缓冲作用。斯坦利.利维森坦言，他担心民权与和平之间的冲突会致使金在两条战线上都失去作用，沦为“一个没什么分量的和平领袖”。他认为金真正应该执行的反战策略是专注上层路线，招募关键政治人物加入反战运动，例如美国工会主席沃尔特.路泽。但是金强调了民权运动斗争经验：唯有自下而上的声势才能触及最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他指出：“必须先有群众支持你，然后你才有底气去找总统谈话。”尽管如此，金仍然对于投身反战运动感到不安，害怕这样做会加剧民权阵营的分裂，甚至损害民权阵营的经济基础——“我们可能会失去福特基金会”——利维森说服他多拉拢几位上层人士一起开展反战任务。

2月25日，也就是《麦克博德！》在纽约首演后的第三天，金与四位美国参议员一起在加利福尼亚的比弗利希尔顿酒店的越战会议上发言。阿拉斯加的欧内斯特.格鲁宁（Ernest Gruening）宣称美国的战争努力违反宪法，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宣称开战就是错误，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Mark Hatfield）宣称战争决策遭到了误导，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则呼吁所有人都来质疑战争：“我们理应犹豫不决，不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如此令人质疑的事业上。”金面对一千五百名“美国人和民主爱好者”发表了语气亲切的主旨演讲。他概述了最近的历史，并且对于建立自由国家这一目标的文化盲点表示遗憾：“九年来，我们一直在大力支持法国人重新殖民越南的失败努力。”他对于越南战争的看法呼应了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反奴隶制正义觉醒的不安预感：“当我看到我们的国家今天正在干预一场基本就是内战的战争，用凝固汽油弹摧残数十万越南儿童，在无数的田野上留下破碎的尸体，向国内送回身心残缺的残废士兵……而且这一切还都以追求和平的目标为名义，我为我们的世界感到颤抖。”他将深陷越战的美国比作基督教经文当中的浪子，“往远方去了”，并劝说他的听众像痛苦的父母一样重新接纳这个浪子。他疾呼道：“我大声反对这场战争，因为我对美国感到失望。没有大爱就不会有大失望。”这次演讲确实登上了零星几家报刊的头版头条——“金博士主张退出越南”——但是舆论界整体而言保持了沉默，标志着当下这个严酷时代对于边缘化虔诚立场的点头致意。

因为他们的人口只占九分之一左右，除非他们成立自己的国家。

关于越南问题的惶恐与内讧决定了金在河滨教堂的下一步行动，同时丑陋的种族关系过渡也依然还在死乞白赖地争夺关注。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2月27日星期一晚上8点01分，沃勒斯特.杰克逊（Wharlest Jackson）在阿姆斯特朗轮胎和橡胶公司打卡下班，结束了他在操作水泥搅拌器的工作岗位上的第一班。这个岗位以前只限于白人工人，与他的上一份工作相比每小时能多赚十七美分。九分钟后，他的皮卡车突然爆炸，将他抛出五十码远，落地时已然肢体残缺丢了性命。调查人员指出，杰克逊的皮卡车下面的热熔炸弹与差点杀死乔治.梅特卡夫的炸弹很相似。乔治.梅特卡夫是杰克逊的有色人种协进会官员，也是阿姆斯特朗工厂的员工，平时经常与其他工友拼车。当天晚上，来自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海军准将队走进了密西西比州的老栗色体育馆，队里的后卫球员佩里.华莱士（Perry Wallace）首次打破了密州在参加东南联盟赛事时的肤色界限*。（这场比赛的对手密西西比大学此前曾经取消过一场与范德比尔特大学大一新生篮球队的主场比赛，从而避免与黑人球员同场竞技。）挥舞着绞索的观众投下了象征背叛的硬币，口中高呼“黑鬼！”还刺耳地合唱起了“迪克西之歌”。在其他地方，一枚炸弹毁掉了密西西比州利伯提的新建启蒙学校，阿拉巴马州朗德斯县的纵火案摧毁了一座黑人教堂与临时扶贫办公室。

*【来自纳什维尔的华莱士是队里的两名黑人球员之一，另一位戈德弗利.迪拉德（Godfrey Dillard）来自底特律，后来因为膝盖受伤而转校。体育生涯结束后，两人都将会从事律师行业。华莱士还将会成为华盛顿法学院的一名教授。】

沃勒斯特.杰克逊的谋杀案将会梅特卡夫爆炸案一样始终未能破获。另一方面，当地的一次审判很快就释放了一名被告，尽管此人当庭爆出猛料，承认曾在去年夏天的梅雷迪斯游行期间随意杀害了本.切斯特.怀特。（“陪审团被告知被告密谋加害金博士/杀死一名黑人作为诱饵，治安官作证”）相比之下，司法部的检察官则针对密西西比州三K党徒发动了顽强的打击。同样在2月27日，他们成功地重新起诉了两起里程碑式案件的三十一名同谋，一起是1966年弗农.达默尔的燃烧弹谋杀案，另一起是1964年残害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施维尔纳的三重私刑。颇有几位政客很不待见联邦的追责努力，其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于罪行的反感。共和党刚刚在密西西比州重新崛起，党魁克拉克.里德（Clark Reed）就在全州电视上抱怨说，沃勒斯特.杰克逊谋杀案“对于各州权利的破坏比自由主义极端分子自己所能带来的还要大”。

在华盛顿，一场政治大戏在3月1日达到高潮。围绕着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任职问题，众议院的众多议员们群情激奋，不惜违逆专门调查委员会与两党领导层的意见。该委员会正式提议，只要鲍威尔愿意承认滥用竞选基金的罪名并且支付四万美元罚款，愿意舍弃他在众议院的资历，甘心接受新晋议员的身份，愿意让国会扣押他的工资迎来支付以斯贴.詹姆斯诽谤案的法院赔款判决，愿意在警方押送下来到众议院并且静默无言地接受全体议员的谴责，就可以得到国会的接纳。少数议员为鲍威尔辩护，认为有好些恶棍即使锒铛入狱也能保持众议院的地位，而不必遭受此等责罚*。但是反对的声音却要求国会完全摆脱鲍威尔的恶劣影响。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腼腆地指出，尽管宪法要求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开除在位议员，但是众议院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排除任何像鲍威尔这样尚未宣誓的边缘人且无需说明原因。曾经为多部主要民权法案保驾护航的会场主管、民主党人伊曼纽尔.塞勒威胁要弹劾任何胆敢做出不同裁决的最高法院法官。众议员H.R.格罗斯（H. R. Gross）宣布：“议长先生，我的胃口相当强壮。但是如果今天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这个会议厅获得席位，随之而来的气味非得熏得我呕吐不可。”

*【美国宪法允许定罪重罪犯成为国会议员，甚至可以在服刑期间履职，但是必须得到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许可。】

群情激奋当中，唯有一位专门揭露丑闻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质疑了针对鲍威尔的核心指控：无视法律的鲍威尔首先诋毁了一位良善选民以斯贴.詹姆斯，在遭受诽谤判决之后又拒绝支付赔偿金。皮尔逊在一篇专栏中指出，以斯贴.詹姆斯并不是什么安善良民，她的案底可以追溯到1933年，罪名是黑帮活动。皮尔逊和专门委员会都没有提到这起诽谤案的起源：鲍威尔曾经在众议院的十次特别演讲当中列举了上百个哈莱姆区黑社会的“脏警爪牙”，其中就包括以斯贴.詹姆斯。这些呼吁全都遭到忽视之后，鲍威尔又在1960年公开重复了他的入骨指控。正是这番话成为了诽谤案的由头，害得他失去了宪法豁免权。虽然他的律师提供了大量证词，证明哈莱姆区的罪犯会定期经由以斯贴.詹姆斯之手向脏警支付保护费，但是要等到鲍威尔死后很久才会爆出令人揪心的丑闻来证明这些脏钱沿着警方指挥链输送到了上层。鲍威尔看到了警匪一家的祸害，一方面毒贩子得到了庇护，另一方面警方则以扫毒为名大肆敛财。（“所有的保护费都在每月一号交齐”）但是社会的普遍沉默却闷死了他的高声控诉，特别是由于这位冒失的战士有时还会提出上不得台面的主张：纽约市总共有二百一十二名警队队长，全都是白人，鲍威尔声称既然这帮人横竖都要搞腐败，那么他也要让黑人警官从中分一杯羹。盛行的说辞认为鲍威尔在街上无端地侮辱了一个卑微的“扛包女”。《纽约时报》认为，对于惩罚鲍威尔的犹豫不决标志着这一次他是偏见的受益者而非受害者。这篇报道将以斯贴.詹姆斯塑造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寡妇：“一个六十六岁的家庭主妇，依靠做仆人的收入以及她已故丈夫的铁路养老金生活。” 3月1日当天，鲍威尔待在自己位于比米尼岛的度假屋，乘坐着他的小船“亚当幻想号”在海滨散心。驻扎在附近的记者向他转述了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他的同事们以三百零七票对一百六十六票决定将他永远赶出众议院。他在船上耸了耸肩，显得很淡定。

第二天3月2日下午，罗伯特.肯尼迪提议暂停轰炸北越。经过几周的准备，罗伯特审阅了包括理查德.古德温在内的多位意见不一的撰稿人的文章，从中谨慎地挑选了自己的措辞。他反对军事撤退，申明“决心并打算留在越南，直到我们履行了承诺”。但是他也承认美国自从肯尼迪总统时期就开始在越南制造恐怖，而且他本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他呼吁美国人承担风险，主动终结这份恐怖：“是我们生活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却把我们的年轻人推上前线送死。是我们的化学制剂烧焦了儿童，是我们的炸弹炸平了村庄。我们都是参与者。”他辩称，如果停止轰炸不奏效，战争责任就会更明确地转嫁到北越头上。眼看着罗伯特在拥挤的参议院旁听席上发表讲话，坐不住的总统搞出了两条大新闻，徒劳地试图盖过罗伯特的风头——首先他出其不意地访问了霍华德大学，重申纠正种族隔离的目标，然后他又临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外界披露他即将抱上第一个孙子。更为成功的是，约翰逊安排了针对罗伯特的即时反驳，还敦促两党参议员在罗伯特离开参议院之前对他进行盘问，让他说清楚已经尝试过的停止轰炸措施为什么没有奏效。（“好吧，”理查德.拉塞尔承诺。“我不太想跟这个小混蛋辩论，但是我会看看的。”）更加凶险的是，两周前约翰逊下令汇编了联邦调查局的机密资料，现在他开始暗示罗伯特即将遭受严重的政治报应。有关罗伯特越南演讲的头条新闻赶上了第二天的第一篇腐蚀性报道，后者指称他秘密参与了中情局针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计划，这一指控可能会“反噬他已故的兄长”。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理查德.尼克松无需任何提示开始谴责罗伯特“通过鼓励敌人来延长战争”。

3月6日，金跟随这场骚乱来到纽约麦迪逊大道的哈里.瓦赫特尔律师事务所，与顾问团召开了难得的当面咨询会。本次咨询会的预定议程原本包括对于金的新书的最后修改，长期的资金问题，以及拖延许久一直没处理的何西阿.威廉姆斯危机。但是这些议题全都让位给了预定将在4月15日前往联合国广场的反战游行摆在金面前的最新僵局。所有高级顾问全都极力反对金参与这次游行。贝亚德.拉斯廷认为这样做将会毁掉未来与约翰逊总统合作的任何希望。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等人认为，因为游行组织者欢迎所有的声音，甚至不排斥越共党员，所以游行队伍内部必定宗派林立，游行也会因此失去效力。安德鲁.杨开玩笑说，据称共产主义者反而是这个抗议联盟当中最理性的声音。眼看各位顾问打算将这个议题抛诸脑后，金首先发表了一番批评性质的同情评论，从而把持住了讨论方向。他一而再地质疑了顾问们的主张，致使顾问们的态度从温和的惊讶变成了苦恼，他们对于游行的态度也变得越发警惕起来，因为只有詹姆斯.贝弗尔一个人主张金应该参加游行，而贝弗尔最近的举止表现着实令人担忧。斯坦利.利维森一反常态地复述了他的独特权限允许他单独向金汇报的内容。他强调反战平台上面没有民选官员，只有一帮“争吵不休的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嬉皮士集合体”，金与这帮人搅合在一起无异于自贬身价。克利夫兰.罗宾逊表示同意，尽管他是游行发起人之一。一致的反对意见削弱了金的反驳，但是未能将他驳倒。他依然坚称唯有懦夫才会因为害怕遭受孤立而回避正义的事业，最后仅仅同意推迟几天再做最终决定。当天晚上他迟到了一个小时才来到纽约富人举办的晚间募捐活动现场，向人们心不在焉地介绍了自从罗莎.帕克斯以来的民权历史，然后私下里暗示了他的两难处境。曾陪同爱德华前往密西西比、陪同罗伯特前往南非的肯尼迪家族顾问威廉.范登.海维尔（William vanden Heuvel）告诉他，只要他在越南问题上进行任何公开表态，就必然招致一片口诛笔伐。

暂离纽约之后，金飞回亚特兰大去应对何西阿.威廉姆斯大胆发动的内部反击。威廉姆斯提交了一份宣言，将人员离散与整个领导大会的领导失败归咎于贝弗尔：“我们的员工问题令人难以置信。” 3月13日金返回华盛顿，但是突然取消了他在当天与总统的约会。最近金一直在仔细解读总统的言论——约翰逊的关注重点已经被越南问题强拖着远离了民权问题，他的言论也毫无定性，时而决心坚定，时而满腹遗憾——金一方面因为拿不准应该如何与总统打交道而苦恼，另一方面也因为自己的反战姿态再三遭到延期而烦躁。最新的每周报告显示，美国战争伤亡人数为一千六百一十七人——其中二百三十二人死亡，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受伤，四人失踪——比一月份的记录多了四百人。在罗伯特.肯尼迪的越南演讲之后，众多头条新闻勾勒出了非同寻常的新闻竞争，各家媒体都企图挖掘出一个月前椭圆形办公室遭遇战的细节。《纽约时报》借用了《时代》杂志当期的新闻：“《时代》杂志文章称与约翰逊的讨论很痛苦。”匿名消息人士表示两人互相指责对方让无辜者流血，罗伯特骂约翰逊是个狗娘养的，约翰逊则发誓“你们这些鸽派不出六个月就得全都完蛋”。一位研究这场争斗的历史学家后来分门别类地整理了政治记者的兴奋用语，这些人“从他们的老套军事比喻库中搜罗了许多”关于扔下战利品与跨越卢比肯河的说法。

在纽约，金的顾问们疯狂地拉拢着潜在的反战领导人。他们表面上的任务是扩充4月15日动员集会的阵容，但是他们真正的希望是打破金不得不到场的魔咒。他们痛苦地提醒反战领导人民要注意到贝弗尔一贯精神不稳定，最近还以为耶稣造访了他家地下室。他们收集新的证据来加强他们的论点，即金不应该被一个疯疯癫癫的“想当然之人”恣意操纵。作为游行协调人，贝弗尔的表现倒是不像平时那样难以捉摸。他雇用了伯纳德.拉法耶特与保罗.布鲁克斯担任自己的副手，这对黑白搭档当年都是自由乘车者，也都在詹姆斯.劳森的纳什维尔讲习班接受了非暴力外交的熏陶。反战阵营的同事们称赞贝弗尔言辞犀利，“足以抖落头脑当中的蜘蛛网”。他还提出了一句栩栩如生的口号，主张和平运动“必须站在那些今天早上孩子被烧死的人们的立场上”，为和平运动赢得了大量公众关注。另一方面，他也经常抛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命令——“这次示威需要印第安人的参与！”——让动员总部摸不着头脑，也使得不少反战活动家们感到不安。他们原本想要一位体面可敬的名义民权领袖，没想到实际来人居然如此不着调。妇女和平罢工组织的地方分会向贝弗尔抱怨，认为他不该整天总是“强调‘大规模谋杀’，还说什么要向北越派遣一船志愿者”。接下来贝弗尔的举止变得越发乖张，上演了更加新奇的震撼剧。他闯进CALCAV的创始人当中，平淡地哭诉他的兄弟当天死在了越南。几位创始人一开始还安慰他节哀顺变，可是哭诉了一阵之后他却突然话锋一转，表示自己其实只想给大家上一课：反战运动应该把每一位士兵与受害者都当成手足血亲。CALCAV的一封信坦言道：“吉姆.贝弗尔吓坏了约翰.贝内特和亚伯拉罕.赫歇尔。”利维森、拉斯廷和瓦赫特尔报告说，即使是这些坚定的宗教领袖也不愿意接近由贝弗尔领导的动员会组织的抗议活动。这样的局面加强了他们的一致坚持：金就算真想公开反战也必须另找场合，这次绝不能与贝弗尔搅合在一起。但是到了3月14日，金却下定了相反的决心。他的表态差点就逼得不可思议的顾问们当面造反。金宣称：“我一定要去游行。我答应了贝弗尔。”

&&&&&&

安德鲁.杨发出了一份不情愿的说明，声称金“感到有责任参加本次游行”，然后就手忙脚乱地与同事们开始限制损害。他们首先从战术层面提出要求，要让金第一个发言并且提前离开，以免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及其他人的煽动性言论将他困在闭幕式的讲台上。杨还请求约翰.贝内特向金发出邀请，让金提前几天在在联合神学院的礼拜堂里试讲一下，希望通过有节制地介绍他的反战信息来缓和预期的敌意对待。

贝内特将试讲的安排工作交给了CALCAV的执行秘书理查德.费尔南德斯（Richard Fernandez）。这项安排对于金的顾问们来说可谓喜忧参半。费尔南德斯在公理会神职人员当中是一个尴尬的职业另类——他是波士顿一位石油高管的儿子，有一个西班牙姓氏，但是不会说西班牙语，所以一般会众都不肯接受他的领导。他曾搭车去采访金与阿博纳西，为的是写一篇关于公交车抵制运动的学期论文；他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与新英格兰的神学生一起入狱；在1963年的开创性游行之前，他还曾经作为校园牧师冒险加入过伯明翰的非暴力青年讲习班。在1966年面试CALCAV的职位时，费尔南德斯粗暴地告诉贝内特、赫歇尔和科芬，他们永远不会用神学血统和布道来扭转公众对战争的看法。在一年内，他通过诱导神职人员在朋友圈之外进行系统宣传，将CALCAV的活跃分会数量从八个增加到了六十八个。领取了接待金的任务之后不出一周，费尔南德斯就通知贝内特和杨，如果想要有效地为金参加贝弗尔游行的意向“打掩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他们要将试讲地点从礼拜堂转移到巨大的河滨教堂，CALCAV此前已经争取到了4月4日晚上该教堂的使用权。第二，他们要聘请一位专业的公关人员弗雷德.桑塔格（Fred Sontag），此人愿意在第三个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提供无偿服务。第三，金必须同意，这一次必须至少提前五天向主办方提交演讲稿。费尔南德斯在3月21日着重要求道：“这将给我们提供最充分的时间来复印讲稿并且分发给各路媒体。”

斯坦利.利维森飞往亚特兰大，呼吁金彻底重新考虑他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我输了，”他通过遭到窃听的电话线向家里报告，“我们只能承受后果。”）3月24日，落在行程后面的金匆匆赶赴芝加哥，只给杨留下了河滨教堂演讲的四部分大纲。身为演说家的金接受过合成式即兴发挥的训练，经常在最后一刻构思演讲稿。但是即使不考虑额外的障碍，这一次迫在眉睫的最后期限依然令人震惊。亲信助手们都在百般拖延，使得杨不得不将起草初稿的任务交给各位志愿者，包括斯佩尔曼大学的文森特.哈丁教授和卫理学院的约翰.马奎尔教授。此时已经陷入困境的芝加哥运动如同一张巨口咬住了金，他一边奋力挣扎，一边还要对文稿撰写工作发表意见。在芝加哥，金来到在自由浸信会教堂举行的集会上，为自己最近三个月的缺席道歉。集会过后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记者们质疑了停滞不前的和谈协议，“惨遭失败”的选民登记活动，进一步爆发骚乱的可能性，以及戴利市长对于他的回归的公开指责——戴利声称金这次“出于政治动机”无理闯入了市长竞选。金回答道：“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芝加哥的问题在于不公正。早在戴利市长当选之前，问题就在于不公正。如果他顺利连任，问题依然在于不公正。”这些天里金参加了一连串私人会议，期间还抽空于3月25日在芝加哥神学院发表演讲，赞扬芝加哥运动在杰西.杰克逊（领导大会当地的“面包篮行动”的早慧主任）的领导下，在整合全白人公司的劳动力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当天中午，金和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带领五千名支持者参加了芝加哥地区和平游行，从瓦克路沿州街穿过市中心的环路。有些嘲笑者抓住经过身边的标语牌——“多喝啤酒没意见，别送小伙上前线”，“凝固汽油弹会让你皈依民主吗？”——并将它们扔进了芝加哥河。游行的终点是位于南瓦巴什的体育馆，金在这里重新宣讲了他曾在比佛利山庄发表过的反越战演讲，赢得了一片起立鼓掌。他高呼道：“这场战争亵渎了美国所代表的一切！”

白宫官员注意到了这一重新出现的情况。约翰逊总统口述道：“他已经两次取消了与我的会面，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想知道，眼下自己面临着更大的战争困境，为什么他的助手路易斯.马丁没能带金来见他。五角大楼3月23日的最新数据显示，本周美国的伤亡人数首次超过两千人，为两千零九十二人，其中二百一十一人死亡。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宣布在越南取胜仅仅是幻想，“除非美国军队准备永远留在那里。”北越向全世界公布了最近的秘密信件往来，其中约翰逊提出了以军事冻结为前提开展和平谈判与停止轰炸的建议。这条建议遭到了直言不讳的拒绝。胡志明在回信当中写道：“越南距离美国几千英里，越南人民从未以任何方式伤害过美国……他们永远不会接受炸弹威胁下的谈判。”对约翰逊来说最糟糕的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刚刚抵触了政府关于军事进展的公开保证。政府宣称前线战事顺利，无需继续增兵，威斯特摩兰将军却提出了继续增兵二十万的机密请求，这将使得总统授权的驻越病例上限提高到六十七万。

另一方面，利维森依然远远没有认同金的计划。他在午夜之后给身在芝加哥的金打电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反对论据。比方说领导大会的捐款者们或许会觉得金背叛了他们，因为领导大会的筹款信从未要求他们反战。而且金的民权通货如此薄弱，以至于文学经纪人琼.戴维斯（Joan Daves）甚至无法找到一家小杂志来刊登新书宣传节选。利维森还转述了更严厉的说辞，报道了《星期六评论》编辑诺曼.考辛斯（Norman Cousins）的愤怒旁白，声称关于越南问题的错误思想会将金的声誉打落泥污。金回应道：“这种事我多少预料到了一点，对此我完全不担心。”3月27日，他试图用一份欢快的报告来安抚利维森。报告声称至少有一千名黑人参加了芝加哥游行，缓解了人们对于金或许会蜕变成白人理论家的象征性领袖的担忧。金公开强调他进行反战抗议是出于对美国的爱，对此利维森的态度在赞同与绝望之间摇摆不定。利维森担心，金的积极信息只是一支微弱的蜡烛，抵挡不住来自越南的暴风雨，而且现在这场暴风雨已经笼罩了种族隔离社会的最顽固底线，导致年轻人的愤怒如此强烈，以至于足以“浓缩成为”与整个国家的疏离。利维森恳求道：“你决不能与这种思想扯上关系。我不是在投机取巧地说话。这种思想不健全。” 领导大会的布道人们即将在肯塔基州召开冗长的集会，金打算在会上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利维森对此表示很不同意。

3月28日晚间金到达了路易斯维尔。在此之前，穆罕默德.阿里已经让他的家乡在种族与越南问题上酝酿发酵了起来，而且谁也没想到阿里在这方面居然得到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帮助。当天晚上阿里走进了第九次卫冕重量级拳王的赛场，满腹恶气无处发泄的他在拳台上将对手厄尼.特雷尔（Ernie Terrell）恣意玩弄了整整六个回合，将挑战者揍得昏昏沉沉，只有招架之功。阿里一边刺拳频出，一边高声大喊“你说我叫什么名字？”以此惩罚特雷尔此前拒绝将自己称作阿里的轻蔑做派。紫色的头条新闻大字觉察到了拳台上的凶恶残忍：“凯瑟斯暴露了他的邪恶”。《纽约世界周刊与电讯报》的吉米.坎农（Jimmy Cannon）酸溜溜地得出结论：“凯瑟斯.克莱开心地痛殴了另一个黑人”；《时代周刊》的阿瑟.戴利（Arthur Daley）称他是“一个卑鄙狠戾的恶徒”。比赛结束后，阿里宣布他将以宗教理由违抗在四月报到服兵役的征兵令，愈发煽动了新闻界的怒火。3月29日，金从暴躁的领导大会理事会当中抽身两个小时与阿里私下会面，讨论拒服兵役可能导致的后果——阿里的拳王头衔十有八九会遭到剥夺，他本人也要锒铛入狱。阿里低声抱怨道，伊斯兰国度禁止其成员参与美国的“奴隶主”政治活动，包括反战抗议，因此他可能不得不违背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命令，出席4月15日的反战动员会。金则顺势将阿里的个人提问转向了更普遍的争论：“我对于强制征兵的立场非常明确。我反对这样做。”

咄咄逼人的阿里责备拥挤的记者们“震惊于”两个如此不同的黑人居然可以文明地交谈，“就像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一样”。但是他也透露了自己与金之间的尖锐分歧：他拒绝了领导大会在当地开展的脱离种族隔离社区运动。在阿里看来：“黑人应该在寻求开放式住房之前首先寻求尊严和自尊。”他借用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分离主义口吻驳斥记者，主张黑人仍然“迷失”在自我憎恨当中，一天之内就能把豪宅变成贫民窟。

路易斯维尔当地的种族融合运动尽管遭到了阿里的蔑视，不过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宣传。威廉姆斯与十几名员工助手在领导大会理事会会议之前精明地撤离了芝加哥。他在示威活动当中指出，路易斯维尔市区依然存在着名为帕克兰、烟镇以及小非洲的黑人贫民窟，黑人家庭甚至会在这些地方养猪养鸡。他发誓，除非市政当局打破这些地区的种族禁锢，否则领导大会将会在5月6日派出纠察队和抗议冲锋队前往路易斯维尔的丘吉尔园马场，为名流荟萃的肯塔基赛马会捧场助兴。这个注意吓坏了肯塔基州的人们，包括许多当地民权领袖在内，但是却赢得了金的弟弟A.D.金牧师的意外认可：“我们可以从计划扰乱马匹开始，因为白人琢磨马匹的心思比起琢磨黑人的心思更多。”

此时A.D.金正在他的锡安浸信会教堂主持领导大会理事会会议。开会之余他小心翼翼地挑选了另一个时机，从他哥哥嘴里掏出了一句预先写好的体己话，将其转告给了不久将当选为肯塔基州唯一黑人参议员的候选人乔金娜.戴维斯（Georgia Davis）：“自从你们上次见面后，马丁一直在想你。今晚的会议结束后，请和我一起坐车到罗迪威酒店，他会在那里与你见面。”

如此露骨的提议让戴维斯愣住了。坐在一旁的金家老大端详了她一会儿，只说了一句：“是的，我希望你能来。”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戴维斯与金是老相识，她曾经乘坐过在亚特兰大接走金参加塞尔玛游行最后一站的包机。她以追星族的精明头脑思考了自己的选择，盘算了黑人女性可以自由支配的条件，最后决定赴约。临近午夜时分，金家老二护送她来到客房门前，这里站着一位她认识的警察护卫。A.D.在护卫面前为她做了担保，护卫这才放她进门。这番阵仗让她有点畏缩。金很快就到了，一见面首先道歉，表示通过自己的兄弟采取如此严密的预防措施也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别无选择，”他叹了口气说。两人就这样开始了一场鬼鬼祟祟的婚外情。

第二天3月30日，部分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指责金试图像主教一样将反越战决议强加到他们头上。“这里不是卫理会！”罗兰.史密斯牧师喊道。他宣称自己是美国政府反共圣战的坚定支持者。五十七名理事会成员们围绕着理事会的人员组成与不同成员的投票地位争论不休陷入僵局。有人抱怨说午餐都凉了。何西阿.威廉姆斯日后回忆道，金老爹亲自支持反对派们投票否决了一项批准领导大会反对越战的决议。但是随后又有多人呼吁不要让领导大会会长难堪，于是理事会最终通过了一项弱化版本的反战决议。金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伯斯（John Herbers）采访时脱口而出，证实他计划于下周二在河滨教堂发表关于越南的“重要政策文件”。

4月2日，这篇对于金的采访登上了《周日时代周刊》的头版。这一天金首先在以便以谢教堂布道，然后赶在截止日期之间抓紧修改演讲稿。安德鲁.杨通过电话修改了从亚特兰大提交的三段文本，阿尔.洛温斯坦直接将金与他协商好的第四部分草稿送到了纽约CALCAV总部。理查德.费尔南德斯急忙将整理好的稿件交给赫歇尔拉比与联合神学院院长约翰.贝内特，这两人都同意在当晚八点为本次河滨教堂反战活动发表闭幕陈词并且评论金的演讲论。第三位响应者是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此人从英国剑桥赶到纽约并且也得到了一份讲稿。周二上午，金在纽约海外新闻俱乐部举行了演讲预演招待会，事先的宣传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会。公关专员弗雷德.桑塔格在会场分发了禁止外传的演讲稿，并且承诺要为正式演讲提供“现场和远程拾音”，从而保障广播音效。

一车车的CALCAV支持者从康涅狄格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其他邻近各州纷纷赶来。金的顾问们聚集在他的美洲酒店套房，因为这场自相矛盾的成功焦虑了一下午。他们原计划将神学院试讲当成缓冲，没想到却造成了反效果。 隆隆作响的各种迹象都表明，一场原本应当遭到忽视的演讲即将演变成为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在顾问团耳边陡然拉响了警报。平素在政治语言或者行文风格方面很少意见一致的利维森和瓦赫特尔挤在套房卧室里起草了一份紧急替代文稿，希望以此取代原稿当中在他们看来过于个人化且生硬的异见内容。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新版讲稿与新闻界已经拿到的旧版讲稿相差太明显，必然招致批评。于是二人合力撰写了一段文字优美而且无懈可击的序言，将金的反战立场全都压缩了进去。不过他们的努力最后还是化作了无用功。金利用同样的紧张时刻，通过出色的速记记忆吸收了他已经觉得很舒服的演说节奏。一行三人匆匆赶往河滨教堂时他干脆丢弃了序言，一百名神职人员的游行队伍聚集在教堂中厅。两千七百个固定座位和一千二百个可移动临时座位全都座无虚席。挤不进去的人们溢出教堂大门，排起长队沿着120街延伸开来。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的偶像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第一次在这座由小约翰.D.洛克菲勒资助的哥特式大教堂布道时也曾出现过如此壮观的景象。瓦赫特尔挤进了河滨教堂图书馆的贵宾室，但是利维森却因为严重的不祥预感而直接回家睡觉去了。

&&&&&&

全场起立鼓掌的声音逐渐消退，变成了空洞的紧张。然后金以沉思的语调安抚了众多犹疑的窃窃私语，将教堂推向了更深沉的寂静：“我今晚之所以来到这座宏伟的敬拜之所，是因为我的良心让我别无选择。”金首先致敬了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关于越南问题的CALCAV声明的第一句话——“沉默等同于背叛的时候已经到来了。”金承认，战争的情感漩涡让怀疑者“被不确定性迷住了”，并且在过去两年里使他的布道坛“成为痛苦的使命……因为我已经开始打破自己沉默的背叛，已经开始代表内心的熊熊烈火发言。” 金承认他仍然能感受到各方各面警告他别管越南政策的强烈告诫，但是让他“依然感到非常难过”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认为这个话题毫无意义，与公民权利搭不上关系。他感叹道，那些“未曾真正认识我”或者从来不了解民权运动的人们会有此想倒也合情合理。“事实上，他们的问题表明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

接下来金解释了“为什么我相信源起于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的道路……清楚地通往今晚这座圣所”。他提出了七个理由。一开始的两个次要理由局限于种族问题。金断言越南战争已经“打破且破坏了”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的历史性正义势头，而且战争环境对于贫穷黑人士兵的摧残格外显著。黑人士兵的杀戮与阵亡人数在总数当中的占比几乎是驻越美军当中黑人士兵人数比例的两倍。如此惨痛的牺牲据称是为了保证东南亚自由，可是同样的自由对于国内黑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残酷地团结在一起……为一个无法让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就读的国家而战斗。”金从年轻的骚乱参与者那里得出了第三个理由。金呼吁这些黑人青年遵守非暴力原则，年轻人们却反唇相讥，指出美国本身就惯于依靠“大量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金承认道：“他们的问题击中了我的要害。我知道，如果我还想大声反对贫民区被压迫者的暴力，那么首先就必须将反对暴力的立场清楚地传达给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供应商——我自己的政府。”

金接下来给出的理由分别围绕着爱国主义、他身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责任以及宗教原则展开。如此赤裸裸的宣告致使河滨教堂越发安静了下来。民权运动一直都在采用美国立国的广义决定性目标，既建设一个更完美的民主联盟。黑人平权运动就好比投石入水，扩散出一轮轮同心的自由涟漪，从而将南方白人也从种族隔离当做解放出来。因此在金看来，基于反方向的协同作用，不断恶化的战争气氛也会导致美国国内民主的内爆坍塌，自由将会遭到可怕的镇压。他警告说：“如果美国的灵魂完全被毒害致死，验尸报告上面必然少不了‘越南’一词。”他惊叹于宗教领袖如此轻易地回避了他们的核心信念，只为给暴力辩护：“难道他们忘记了我投身事工是为了顺从那位完全爱他的敌人，以至于为他们而死的人？那么作为此人的忠实臣仆，我又应该怎样对待越共、卡斯特罗或者毛泽东？难道我居然可以用死亡来威胁他们吗？或者说难道我必须拒绝与他们分享我的生命吗？”最后他宣布反对越战原动力的比美国的理想更广泛，但是并非来自宗教的天启或者完美理念：“我们受到了召唤，要为弱者、无声之人、我国决策的受害者以及被我国称之为敌人的那些人们发言。任何出自人类之手的文件都不能削弱这些人与我们之间的兄弟羁绊。”

金加快了节奏，从普通越南人的角度描述了几十年来几乎持续不断的战争：“他们一定觉得美国人是一帮怪异的解放者。”1945年，刚刚摆脱纳粹统治的法国政府做出了一项“悲惨的决定”，接下来耗费了整整九年的时间试图重新建立殖民统治并且废止越南独立。金的简要叙述使得这段历史越发不留空隙地贴紧了美国当前的局面：“现在他们在我们的炸弹下煎熬，他们认为我们而不是他们的越南同胞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滤去了地缘政治的标签，强调了当地的个人现实情况：“当我们把他们从父辈的土地上赶进集中营时，他们悲哀地、冷漠地移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杀死了他们的一百万英亩庄稼……他们走进城里，看到成千上万的孩子无家可归，赤身裸体，像野兽一样成群结队地在街头奔跑。”越南村民与美国士兵相互蔑视，相互厌恶，一起堕落了下去，与此同时美国人还在让他们自己的部队承受战争危险之外的内心伤痛。金指责说：“我们向死亡的过程增加了愤世嫉俗，因为士兵们不用多久就一定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将他们投入了越南人的内部争斗……”

金宣称：“无论如何这种疯狂必须停止。”但是他也预测没有任何和平倡议能够匹配战争的胃口。“世界现在要求美国成熟起来，而我们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提出了从洛温斯坦的草案当中提取的五项建议，包括永久停止轰炸与单边停火。震惊的听众们纷纷骚动起来。首先得到掌声欢迎的是最后一项建议：“五，确定一个日期。我们将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从越南撤出所有外国军队。”紧接着金立即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努力“为任何在新政权之下担心自己生命安全的越南人提供庇护”，又掀起了一股赞同浪潮。金没有回避在军事层面输给共产主义者的耻辱，也没有争论谈判条件。然而他同样没有贬低任何人对于民主的渴望，无论此人是面目不清的越南农民还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相反，他为“在越南的罪恶和错误”表达了赤裸且矛盾的悔意，因为这些罪恶与错误忽视、破坏、践踏了自由的基本团结纽带。由于把越南人视为“土著”臣民而不是公民，美国的榜样早已破坏了通往独立的民主道路。

河滨教堂的人群不仅接受了金的信息，而且似乎因为听到他的言论而集体松了一口气。这或许是因为金的反思既尖锐又细腻，而且丝毫不带恶意，也许还因为他坦率地怀疑了反战运动的实际影响力，使得他的言论听起来如此谦逊可信。听众们为了他支持抵制征兵的立场而鼓掌，然后又为了他对于迄今为止来自的依良心拒服兵役者的赞美而鼓掌——仅仅在金的摩豪斯母校就已经出现了七十名依良心拒服兵役者。金承认，每一位听众都应该根据个人的良心与集体的承诺来权衡反战的方式方法，未必非得这样或者那样做不可——“但是我们全都必须抗议。”他在越发热烈的掌声当中告诉听众们，见证信仰要比眼前的结果更重要。“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清醒的现实，就算到了下一代人的时候我们依然还要组织神职人员和普通人关注委员会。”金这一次延续了自从诺贝尔奖演讲以来历次演讲的脉络，听众们也一直跟随着他的步伐。他声称越南问题只不过是表面症状，深处还隐藏着某种悲剧性冲动，即依赖伪装成美国价值观的军事力量来满足世界上“赤脚且衣不蔽体的人们”日益增长的希望。他宣称：“共产主义是针对我们的失败的一场审判，因为我们未能实现民主，也未能贯彻由我们发起的革命。” 金召唤一场全新的自由运动“打入一个有时饱含敌意的世界”，将克服贫困、种族主义与战争当成努力目标。他的言辞超越了既成文本，再次颂扬了先知阿摩司的圣经愿景——“届时公平将如大水滚滚，公义将如江河滔滔。”

演讲结束时，全场第二次起立鼓掌。本次演讲的发起人约翰.贝内特说赶紧上台发表评论：“没有人能够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有力地表达美国人民的良知，我希望他能让我们看清我国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的滔天罪恶。”散场之后记者们聚集在一起，质问金如何看待核升级、共产主义阵营的压迫或者反战破坏行为的可能性。一个记者质问坐在旁边的赫歇尔，身为拉比的他怎么能容忍将美国政策与希特勒作比较。赫歇尔回答道：“我不知道金博士做过这样的比喻。他只提到了集中营，显然在这位听众的脑海当中勾勒出了这样的比喻。”许多出乎意料的老友挤过人群向金道贺，其中就包括金在摩豪斯的同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音乐家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他在公交抵制运动期间的一个受创夜晚创作了他发表的第一部合唱作品《我不能回头》。从河滨教堂回到每周旅馆的路上，威廉姆斯重新扮演了他在蒙哥马利的老角色，为一位至少在眼下感到欣慰的朋友提供志愿护送。金表示，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至少他的演讲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意味着他向世界表明了他寻求越南和平的简要观点。

&&&&&&

&&&&&&

但是在河滨教堂的四壁之外，粗暴的冲击很快就落在了金的头上。一位历史学家声称他遭受了“几乎无所不在的谴责”。金首先指责新闻报道扭曲了他的本意。他恳求顾问们为他的真实立场辩护，于是哈里.瓦赫特尔找上了赫歇尔并且带回了令人欣慰的保证：“对你的任何攻击都是对他的攻击”。好些犹太裔二战老兵都将金对于越战的异议称为针对他们抵抗纳粹大屠杀的诽谤，赫歇尔的表态正是为了遏制这些人。年龄老迈、耳聋眼花的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强撑病体为CALCAV的小册子《河滨教堂演讲集》写了一篇序言，对此金在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热切地希望，如果报纸能发表一下这篇序言的摘录甚至他自己的更正声明，“将有助于澄清事情”。但是斯坦利.利维森认为演讲本身就妨碍了公众理解。他直言不讳地建议：“我认为你这次说得不太好，但是显然你觉得自己表现不错。” 利维森本着标志性的直率告诫金，将注意力放在越南农民而不是美国普通选民身上是极其不明智的做法：“这场演讲不够平衡。”演讲内容过于“先进”，无法凝聚他的支持者，而且涵盖的角度也太多，以至于记者们很容易就能通过漫画和标签来回避他的核心信息。“金博士究竟在说些什么？”4月5日，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他想知道任何民权领袖怎么能忽视种族融合的作战部队带来的好处。“就算没有战争，也应该为了黑人的事业而发动一场战争。”

白宫的助手们同样对金作出了强烈反应。深得总统信任的顾问哈里.麦克弗森在河畔教堂演讲之前一小时警告约翰逊总统：“马丁.路德.金已经成为了越南人的王储。”来自布兰代斯大学的约翰.罗奇（John Roche）接替埃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担任了约翰逊总统在学术界的联络人，此人在第二天做出了更为尖锐的判断。麦克弗森平时极少如此激动，而罗奇则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地声称金“已经投靠了共产党”。他给总统呈交了一份“仅供本人阅读”的报告，声称自己得知了内部消息：金“野心勃勃而且相当愚蠢（这是一个糟糕的组合）……正在与一群失败者挤成一团。” 白宫助手克利福德.亚历山大（Clifford Alexander）更有外交手腕地给金打电话，详细论证了政府如何在越南军费飙升的前提下仍然没有下调关于平等权利的预算。亚历山大于其他人动员各位民权领袖孤立金，以免他威胁到民权阵营与白宫的联盟。曾经率先报道过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记者、前任美国驻芬兰大使、而且同样身为黑人的卡尔.罗文（Carl Rowan）愤怒地告诉金，数以百万计的黑人同胞将会因为他侮辱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权总统而遭受痛苦。接下来罗文为《读者文摘》的联合专栏撰文，声称金怀有种种不可告人的阴险动机。河滨教堂演讲过后不出一周，金的愚行就成为了各家头版的主题。4月11日的《纽约时报》宣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谴责金博士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称其将民权与和平运动合并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两天后的《纽约时报》跟进了一篇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尔夫.邦奇为题的头版报道——他是除了金之外唯一一位美国黑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邦奇对于金博士的和平主张提出异议”。当约翰逊总统想知道金在河畔教堂到底说了什么的时候，他不得不等待J.埃德加.胡佛提供的文本。

金在前往加州的路上发起了危机磋商。斯坦利.利维森暂时搁置了自己对于河滨教堂演讲的保留意见，口述了一份有力的辩护声明，好让金在洛杉矶比尔特摩尔酒店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表示金从未主张过各个民权团体在组织或者目标方面的合并，任何此类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此外声明还挑战批评者对于战争采取“直率的立场”。记者要求金承认他的和平言论对黑人造成了伤害，这个问题让金再度陷入了不耐烦，不过记者们并未报道他的态度：“越南战争强加于黑人的不公正比起我所能说的反战言论要严重得多。”在西方学院发表演讲之后，金不断地告诉顾问们，他确实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团结一致地抵制他的反战立场，这让他“一时间不知所措”。金表示当他给邦奇打电话时，这位外交官如此拙劣地掩饰着自己的实际观点，以至于“我为他感到遗憾”。邦奇声称他误解了河滨教堂演讲，还以为金打算将民权与和平团体“融合”在一起。他还承诺他将会明确表示自己在战争问题上与金有多少共识。金慨叹道：“他没有说实话，他的声音一直在颤抖，所以我就不再纠缠他了。”他还指出，甚至就连白宫助手们也为他们的政治攻势半遮半掩地向他道歉并且抱怨另一边的鹰派人士。金从他的困境当中得到的唯一安慰是，“在我们发起过的每一场运动当中”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黎明前夕的黑暗。一夜反思过后，觉得自己已经看清了民权运动内在模式的金告诉利维森：“伯明翰的情况正是这样。从肯尼迪总统往下，甚至就连非种族隔离主义者也反对抗议与破坏，谁也不承认我们有机会取得任何积极结果。媒体反对我，中产阶级黑人社区反对我，最后他们全都回心转意了。”反战运动需要实现突破，就像伯明翰的儿童游行或者塞尔玛的佩特斯桥对峙那样。

利维森警告金不要抱有危险的希望：“这会比伯明翰难得多。”这确实令人沮丧。利维森已经承认，此刻的重担远非局限于河滨教堂演讲的具体文字或者他自己作为演讲稿撰写人的虚荣心，而是要深刻得多。美国的公共话语广泛剥夺了金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美国人挖空心思算计军事前景，但是对于任何撤军的想法——特别是由一位民权布道人建议的撤军想法——却退避三舍。而且未来还将会有好几代美国人继续锁定于安德鲁.杨所说的“那些因为我们输掉战争而感到羞耻的人们与那些因为我们发起战争而感到羞耻的人们”水火不容的内耗瘫痪状态。金在双方之间开拓了一条狭长崎岖的路线，既不妖魔化任何一方，又受到非暴力原则的约束，试图在不堪入目的两极冲突当中找到人性的碎片。金一方面坚持主张，由林登.约翰逊代表的他的祖国只想以最高标准维护民主，尽管在实践当中力有未逮；同时他也认同越南共产党人摆脱外部统治的坚定决心，尽管这份决心的实际表现同样不够完美。越南人的总体观点认为，外国人发起的战争使得沆瀣一气的美国陷入了殖民地历史，放弃了解放越南的历史地位。为了减少极度的残酷与浪费，美国人必须接受以下事实：他们可以在越南支持自由，但是将自由强加给越南。唯此才能完善他们珍视的自由理念。为了以理解来告慰牺牲，美国人必须给予越南人民基本尊重，就像公民社会当中出现意见分歧时那样。这则教训既令人揪心又显而易见，就像现代人花了几个世纪才确定宗教裁判所的血腥执法是针对基督教信仰的亵渎而非拥护一样。

仍然感到刺痛的金向北飞往旧金山。他针对两家享誉全国的报纸——支持战争的《华盛顿邮报》与批评战争的《纽约时报》——的大部分社论提出了不满意见。虽然这两份报纸都没有涉及河畔教堂演讲的实质论点，但是都盛气凌人地教训他为了自己着想不要管越南的事。《邮报》宣称：“许多尊重他的人将不再给予他同样的信任。他已经削弱了他对于他的事业、他的国家以及他的族群的用处。”《时代周刊》的编辑宣布，种族关系已经足够困难了，金却偏偏还要“浪费且自我挫败地”将掺和国际事务当成消遣，实在是帮倒忙。在“金博士的错误”一文当中，他们将河滨教堂演讲总结为“将两个截然不同的公共问题掺和在一起”，并且预言他的倡议“很可能同时祸及两项事业”。

之前或许有人期望金的自由运动已经通过在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进行历史性调解而确立了黑人的公民资格。但是如今众口一词的呼声都在要求金将民权问题与越南问题隔离开来并且对于后者保持沉默，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份期待。公众呼声迫使金再次沦落到了公交车的后几排，显眼却不醒目。金感到自己与美国社会之间发生了割裂，甚至失去了辨明意见分歧的机会。他早已习惯了表面功夫的尊崇排场或者破坏性的敌意，但是如今这种四面虚空无处发力的处境却远远更加糟糕。这段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地哭了出来。

&&&&&&

与此同时，一段同样充溢着激烈情感的旅程也吞没了罗伯特.肯尼迪。4月9日，由十几名美国法警组成的保镖团等候在杰克逊机场，护送罗伯特穿过了层层包围的抗议人群。抗议者们挥舞着三K党旗帜，呼喊着恶言恶语的辱骂，高举着充满敌意的标语牌：“把鲍比扔到河内去”，“种族混合者快滚蛋”。第二天，近千人挤在海德堡酒店的宴会厅里观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戏。密西西比州最受尊敬的政客约翰.C.斯坦尼斯（John C. Stennis）——年轻时他在参议院凭借一腔义勇帮助戳穿了约瑟夫.麦卡锡的偏执狂，日后还将会有一艘航空母舰以他的名字命名，以此感谢他多年以来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出现在一个由政坛同僚组成的小组委员会面前，与文化水平低下的民权运动证人们当面对质，包括阿姆齐.穆尔和范妮.卢.哈默。斯坦尼斯再一次站出来反对新出台的扶贫计划，尤其是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启蒙计划”。他将其称作“全国性丑闻”。他作证声称捐款接受者在奢侈开支上“一掷千金”，而且还间接支持了种族骚动。这番指控听得民权证人们愤愤不平。来自伊萨基纳县的尤妮塔.布莱克威尔（Unita Blackwell）责备斯坦尼斯掩盖了贫困本身。她说：“我们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就没有喝过一杯牛奶”。协进会律师玛丽安.赖特（Marian Wright）反驳了斯坦尼斯的欺诈指控：“他错了。”此前斯坦尼斯派出调查员前去审查与关闭由穷人管理的新兴县级扶贫机构，赖特则引用了与调查结果相互矛盾的审计报告。她邀请小组委员会亲自下基层走一走，不要只盯着账本数字，也要看看底层贫民的生存状态。她作证说：“饥饿依然是这些人的主要重大问题。”

第二天，包括罗伯特.肯尼迪在内的一部分小组委员会成员乘坐包机冒险进入了密西西比三角洲，当地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黑人成年人没能完成小学教育。在格林维尔，他们参观了由联邦扶贫机构——经济机会办公室——在罗马天主教教区的支持下新近主办的成人扫盲班。他们陪同一些家长回到了三角洲的自由城，这里是一片已经存在了一年多的露天营地，容纳着此前试图占领格林维尔报废空军基地的失地难民。伊达.梅.劳伦斯告诉肯尼迪参议员，她因为登记投票而被剥夺了助产士执照。母亲们比哦啊哈斯她们无法负担每月两美元的费用来换取食品券。“你早餐吃了什么？”罗伯特.肯尼迪问一个男孩。“糖浆。”“晚餐呢？”“糖蜜”。“午餐呢？”“我们不吃午餐。” 身为非学委创始人以及耶鲁大学律师的玛丽安.赖特一开始自然而然地对于罗伯特抱有戒心并且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她觉得委员会里的各位参议员们只想抓住饥饿的题目争夺头条新闻。现在她眼看着罗伯特走进了她自己永远不会去的穷乡僻壤，她的戒心也随之消解了大半。罗伯特坐在简陋的小床或者散发着尿骚气的土炕上，抱着几乎赤裸、肚子胀得通红的孩子，脸上充满了震惊失色的神情。他声称这一天的走访如同当头棒喝一般，让他此生以来的所有成就全都变了味。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足够的冷静，告诉记者他并不确定贫困计划“是否以最佳方式得到了实施”。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治.墨菲声称，凡是亲眼见识过密西西比州贫民区的美国人都会认为国家正处于紧急状态。小组委员会的所有九名成员集体签署了一封给约翰逊总统的信，报告了关于密州饥荒的个人见闻与科学饥荒。大受震动的罗伯特还另外给马丁.路德.金写了一封信，不顾多年来两人之间充斥争议的过往，情词恳切地呼吁道：“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我必将洗耳恭听。”

&&&&&&

金留在加州承受了最后一轮来自全国各地的轰炸式建议。赫歇尔拉比仍然担心贝弗尔会组织一个苏族印第安人代表团来代表美国种族灭绝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坚持认为这样做对于反战事业有损无益。他建议金趁早退出纽约的反战动员会。金也意识到了潜在的争议。他告诉哈里.瓦赫特尔：“我不想站在那个舞台上与贝弗尔辩论。”他担心自己“不得不说得太多”，唯此才能区分贝弗尔的粗暴语气与他对越南问题的种族解释。金坦率地表示他认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观点，即未来的战争很可能会专门针对世界上曾经被殖民地区的非白人，但是他又认为卡迈克尔的媒体形象过于高调，以至于在战术层面上沦为了比贝弗尔更加沉重的包袱。安德鲁.杨表示赞同，他在电话会议上指出，国家广播公司新闻刚刚播出了非学委主席劝说黑人不惜一切代价抵抗越南“种族主义战争”的四分钟报道，“我知道这肯定把白人吓坏了。” 哈利.贝拉方特自愿出面为卡迈克尔与其他争吵不休的民权领袖主持了休战会议。金预言道，决定本次反战游行成败的关键在于参与人数而不是游行传达的信息——如果参与人数不过万，那么反战运动将会一败涂地；如果参与人数达到甚至超过十万，则将会迫使人们关注。如果游行队伍当中的黑人很少，批评者会宣称他正在失去他的基本盘；如果黑人人数众多，他们则会加强针对他的指控，宣称他在强行合两场并不相容的运动。鉴于这些政治地雷的存在，斯坦利.利维森劝说金调整他在河畔教堂提出的单边撤军呼吁。利维森认为，一场以直截了当地撤离越南为目标的运动，无论如何加以小心翼翼的探索或者哀伤的陈述，都会使金沦为战争、失败与投降的综合怒火的“轻松目标”。他的修订版演讲稿打出了众多主张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公共人物的名号，以此掩盖了金原本的核心信息。

金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之后连夜飞往纽约，参加4月15日在中央公园举行的动员活动。当天上午人群在公园里逐渐聚集，大约七十名康奈尔大学学生组成的临时团体集体烧掉了他们的义务兵役卡，这是自从反战运动兴起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焚烧兵役卡仪式。接下来这批大学生们签署了保证书，宣称只要他们的人数达到五百人就会集体抵制征兵，就算入狱也在所不惜。于是围观者们又给麦斯威尔咖啡罐里的小火堆补充了一百张征兵卡。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单位逡巡在周围，记录着涉及联邦犯罪的证据，现场的警队指挥官则向金转达了关于狙击手企图谋害他的情报报告。非学委的艾凡赫.唐纳森重复了两年前塞尔玛的草率预防措施，安排了一批风纪员松散地走在前线队伍的前方。中午过后不久，著名和平主义者大卫.迪林杰、贝拉方特、贝弗尔、金、本杰明.斯波克、卡迈克尔和学生动员领袖琳达.丹宁伯格（Linda Dannenberg）等知名人士手拉手一起出发，踏上了四个小时的游行路程，一大片游行者在他们身后稳步涌动。游行队伍在麦迪逊大道向南转，又在第47街向东转，最终走进了联合国广场。零星分布在沿途的嘲笑者向游行队伍泼洒红色油漆，列克星敦大道一处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向游行者投掷钉子。安全威胁的存在为金提供了低调从事的借口。除了亲自发表演讲的时候之外，他一直尽量远离讲台。他的演讲重复了河滨教堂的大部分内容，但是语气比较平和：“停止轰炸! 停止轰炸！”他私下里表示这次集会的规模超过了华盛顿游行，然后来到贝拉方特的公寓进行了一场直到深夜的激烈峰会。在会后的宁静当中，贝拉方特的助理表达了对于卡迈克尔的不满。他觉得卡迈克尔对待金的态度“盛气凌人”，对于他本人朝向“激进”和平立场的转变却颇为自得。利维森通过遭到窃听的电话线路回答说，自己也曾经因为同一个问题而生气，但是金让他冷静了下来并且提醒他要看清卡迈克尔的个性闪光点。他还观察到贝拉方特尽管受到了非学委抗议活动的强度与天赋的吸引，但是在坚守非暴力的立场上依然还会与金保持一致。

第二天早上，金参加了“面向全国”直播访谈，主持人的开场白为这期节目定下了基调：“金博士，昨天你在这里领导了一场示威活动，其明显特点包括携带越共旗帜，大规模焚烧征兵卡，还有一面美国国旗被烧毁……此类活动应该走多远？”金抵挡住了接下来半个小时的连番轰炸。不，他并不认为麦克纳马拉部长是种族主义者。是的，他确实认为种族因素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排除在了国会之外。不，他“永远不会说总统是傻瓜”，他也从未承诺过要避开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或者其他任何人。新闻界的争论模糊了4月15日示威者的人数与人员构成。《纽约时报》统计了十万人，比警方的估计少了两万五千人，与金坚持的“足有三十万甚至四十万人”的说法相比更是相去甚远。安德鲁.杨则认为示威人数超过了一百万。《每日新闻》宽慰地表示：“城市挺过了和平游行。”《时代周刊》认为示威人群是一帮杂牌军：“打着黑旗的无政府主义者；瓦萨学院的女生们想要证明她们也有社会意识；男孩挂着珠串穿着旧军装夹克；女孩穿着雨衣和披肩毛毯，有些肩上还背着婴儿……他们当中许多人拿着海报，所有人都打算给他们的激情来一场春季大扫除。” 《时代周刊》的社会评论家玛丽亚.曼尼斯（Marya Mannes）认为抗议者很有勇气但是缺乏尊严。一项研究发现，由五百三十一人组成的克利夫兰代表团占据了十节火车车厢，这批人当中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参加示威。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高中教师为《布卢明顿论坛报》供稿，阐述了为什么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服役经历迫使他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反战集会。之后他因为“缺乏判断力”的罪名遭到了解雇。

约翰逊总统选择在动员日宣布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会定期向他发送关于反战运动的报告。这是一个微妙而有力的信号。约翰逊没有使用好战的语言，也没有进行鹰派顾问敦促的全面战争动员，因为他仍然担心无法控制的国家怒火等不到实现稳定的自由政府这一政治目标就抹杀掉越南。然而仅仅是发言时机本身就产生了充满怀疑的头条新闻——“总统称联邦调查局正在关注‘反战’努力”——在极大程度上鼓励了胡佛加强宣传。胡佛刚刚批准向“将会给金造成极大尴尬”的亲调查局新闻来源泄密，而且此类新闻甚至传到了有声望的主流报纸上。在“动摇金的斗争”一文当中，《华盛顿邮报》相当详细地揭露了从1965年到河畔教堂演讲期间的民权阵营内部讨论（“金博士的大多数资深顾问在这一点上都反对贝弗尔和杨”），还报道了“政府高级官员”的结论，即金“一头扎进和平运动的部分原因在于追求金钱与头条新闻”，而且“他实在是太天真了”。4月19日，胡佛派遣迪洛克带着一份绝密摘要前往白宫，该摘要基于联邦调查局的窃听材料营造了一副严苛的假象，塑造了一个被权力冲昏头脑、被贴身圈子推向反战抗议的金。迪洛克还告诉约翰逊总统，金“是颠覆势力手中的工具，试图破坏我们的国家。” 战争加深了联邦调查局对于金的刻板印象，让调查局认定他是邪恶主子手下的卑劣走狗。即便到了二十年后的1995年，在痛苦的真相披露致使联邦调查局名誉扫地之后很久，迪洛克在回忆录当中依然不肯老实认错。他勉强做出了话里带刺的让步，承认金“在行动上远不如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那样纪律严明且诡诈狡猾”，并且仍然理直气壮地声称例如利维森这样的阴谋家“可以轻而易举地拿着他当枪使。”

&&&&&&

金前去测试了新的抗议载体，从而逃避两极分化的愤怒情绪。4月23日，他陪同一个青年联盟出现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基督教堂，宣布他将要启动“越南之夏”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有意识地仿照了1964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的模式，学生与其他志愿者将会为了和平而敲门。金感叹道：“我认为越南战争加强了我们国家的反动力量，激发了暴力和偏执。”4月24日，他与纽约的资深政治活动家一起参加了“立即和谈”组织的成立仪式。民权律师乔.拉乌（Joe Rauh）曾经批评过金的河滨教堂演讲，担心演讲对于现任政府的正面攻击只会促使美国选民们在1968年将理查德.尼克松推上总统宝座。如今他则在成立仪式上概述了收集一百万个和平请愿书签名的计划。但是记者们却围绕另一则小道消息穷追猛打：剑桥泄露出的风声声称金计划自己竞选总统，不知此事是否属实？金反复否认了此类报道，同时还在私下里忿忿地认为盛气凌人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只会自说自话，将他们希望他做的事情当作事实来宣传。（“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斯波克不待见这些人了，”利维森告诉金。）

第二天在华盛顿，反战批评者们在参议院发言时提出了在军事升级与全面撤军之间的细线上进行和平谈判的论点。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一个参议员建议我们从越南撤军，没有一个参议员建议这样做。” 两天后，身为战时战地指挥官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在首次国会讲话当中宣称，绝不能将消极无为当作从越南撤军的方式方法。报告当中对于美军士兵的赞美激起了全场起立鼓掌。威斯特摩兰认为：“他们相信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决心为整个东南亚的未来和自由提供安全的盾牌。”同一周，乔治.华莱士宣布他将在1968年竞选总统，他的竞选旗号将会是确保越战胜利以及代表国内的民意反弹——他坚持认为这不是白人的反弹，而是“针对这个国家的大政府的反弹”。

金于4月25日赶到克利夫兰为当地的选民登记运动奠定基础，当地的布道人为他设下了接风晚宴。在宴会上，O.M.胡佛牧师（O. M. Hoover）讲述了当年自己与诸位同工陪同金前往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奖的经历。很多人都很担心这一轮选民登记运动将会引发暴乱或者遭遇失败，为了缓解席间气氛，布道人们纷纷讲起了流传在圈子内部的荤段子。现场记者大卫.哈尔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记下了其中的一则内容，说是有一位年老的牧师想要另觅新妻，上帝让他找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忍不住诱惑的老牧师则恳求道：“主啊，我找两个二十岁的行吗？”离开宴会之后金赶赴伯克利大学发表演讲，正当他演讲完毕打算走人的时候，忽然有一位研究生站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并且向他提出了一个宏大而尖锐的要求：不要轻易否定亲自参与总统竞选的可能性。这位拒服兵役学生代表恳求道：“您是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人，所以请您在权衡进退之际挂念一下我们的牢狱之灾。”这一呼吁当场打乱了金的方寸。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赞美了这项“令人感动且富有说服力的声明”，然后才飞往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参加接下来的活动。在芝加哥，他宣布与朱厄尔食品店达成协议，为黑人申请人开放五百一十二个工作岗位。不久前杰西.杰克逊喜获晋升，接替了贝弗尔留下的空缺职位，成为了领导大会的芝加哥项目主管。为了给杰克逊庆功，金同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停留三小时。在彻底搜查炸弹之后，他参加了在市礼堂举行的庆祝活动，随后又匆匆赶到杰克逊家里与对方合影留念。回到路易斯维尔后，金首先观看了胜败一线的肯塔基德比赛马大赛。赛前普遍无人看好的“骄傲的克拉里昂”在赛道上突然大显神威，最终以一个身位的微弱优势斩获决赛冠军。接下来他在一场读书会上大声朗读了《我们要往何处去》的样书，并且向乔金娜.戴维斯毫无戒心地表示："我真的是一个作家。”接下来几天，金和他的兄弟A.D.在芝加哥参加了几场零星示威活动并且挨了几块飞石，在此期间身为芝加哥当地名人的穆罕默德.阿里也上演了一出好戏。在金的芝加哥律师昌西.艾斯克里奇的陪同下，阿里于4月28日在休斯顿悄悄地履行了拒绝入伍的公开誓言并且当场接受了逮捕。接下来拳击界不出一小时就剥夺了他的拳王头衔与职业拳击手执照，此时距离他遭到起诉或者审判还有一个多月。《体育画报》的封面故事从“拳王身陷囹圄？”变成了“拳王日落西山”。

在亚特兰大，金碰到了他的邻居文森特.哈丁（Vincent Harding），这位斯佩尔曼教授此前帮他起草了河滨教堂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金半开玩笑地抱怨哈丁在过去一个月为自己造成了无休止的麻烦，现在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躲不开人们的议论，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越战立场无非是呼应了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先锋派大鸣大放。哈丁则觉得卡迈克尔已经被马尔科姆.X塑造的独特美国现象淹没了，这种现象基于耸人听闻的幻觉，认为暴力是衡量权力的唯一标尺，于是杀气腾腾的狠话也并非噪音，而是相应地彰显了英雄的力量。哈丁自从在朝鲜战场服役以来一直致力于门诺派的和平神学，身为青年导师的他仍然认为卡迈克尔及其同龄人当年在非学委组建时期不仅比现在更加强大，而且还在真正意义上更加“激进”，更能够从根源上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金一直试图以这一点为突破口来接触非学委的老兵，强调双方在南方民权斗争期间的共同经历。4月29日临近午夜时分，他给卡迈克尔打了一个私人电话，以近乎恳求的语气邀请他第二天早上来一趟以便以谢教堂。

第二天早上，卡迈克尔坐在了教堂的前排座位上。这次金在布道时颇为少见地采用了照稿宣读的模式，并且因此向会众们道歉。他的布道词承认了非暴力理念逐渐积累在他身上的重负，以此来补充他最近的反越战演讲。他承认自己对于现状心怀怨恨：黑人明明是美国历史上的受害者，可是眼下却仍然要为种族关系的整体状况承担如此之大的责任，仍然不得不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进一步承受苦痛费尽心力。金像马尔科姆.X一样坦言道，美国欣赏的非暴力主要是黑人为了安慰白人而实行的非暴力。他极尽讽刺地笑骂道：“当我们承受打击却拒绝报复时，他们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为我们鼓掌，他们在奥尔巴尼、伯明翰和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赞扬我们。哦，新闻界的掌声是如此高尚，赞美是如此高尚，只要我声称非暴力的对象是公牛康纳。”金展现了标志性的激情，一方面语调颤抖地主张坚持既定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对于遭到俯视与误解的愤怒也同样溢于言表：“这其中实在有些自相矛盾之处。如果你宣称要对吉姆.克拉克采取非暴力行动，这个国家与新闻界都会赞扬你；但是假如你宣称对于棕色皮肤的越南儿童也要采取非暴力行动，他们却会咒骂你，诅咒你！”在会众们的热烈掌声当中，金高声疾呼道：“这其中绝对有问题！”

非学委领导人克利夫兰.塞勒斯在亚特兰大拦住了金，为了一件急事咨询他的意见。塞勒斯当时二十二岁，生性彬彬有礼，身体结实。他的父母是一名教师和一名农村创业家，两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子送进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的霍华德大学。1962年他们曾经恳求儿子不要拿着他们辛苦挣来的学费不干正事，但是最终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消失在抗议与志愿入狱的漩涡当中，他们宁愿从未听说这些事情。现在塞勒斯回顾了梅雷迪思游行期间的深夜辩论，告诉金他不能再从精神层面反对暴力，而是决心采取政治立场反对征兵。金则指出，反对征兵就意味着走上法庭，本来就没有多少脱罪的指望，而塞勒斯构想的辩护词只会进一步削弱自己的胜算。但他依然建议塞勒斯站在信念的立场上看待自己和他人，咬牙挺过最多五年的拒服兵役刑期。这番回答让塞勒斯很满意，金则顺势为他献上了一段祈祷，祝愿他始终保持坚定的意志。5月1日星期一，卡迈克尔护送塞勒斯前往征兵站摊牌。进门之前卡迈克尔低声告诫道：“不要让他们影响到你。”就像阿里一样，塞勒斯也无视了向前一步出列的仪式性命令，他的举动随即成为了全国新闻——“民权领袖拒绝入伍”。《纽约时报》对于这场气氛紧张的仪式的报道强调了当事人的衣着细节：“他在早上七点出现在入伍中心，留着胡子，戴着太阳镜，穿着绿色高领毛衣和棕色无领夹克。他穿着棕色的鞋子，但没有穿袜子，他的棕色与白色格子长裤拉到了脚踝以上约六英寸。”卡迈克尔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有十六名非学委同事遭到了义务兵役系统的征召。为了抵消为种族主义战争进行偏向性征兵的指控，该系统刚刚接受了第一批非学委黑人成员——南卡罗来纳州一百六十一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一人遭到征召，佐治亚州五百零九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五人遭到征召。

身为非学委这样一个全国性组织的项目秘书，塞勒斯的举动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最近一段时期该组织提出的黑人权力理论以及针对美国在越南的目的的尖锐攻击大大增强了组织的公众存在感，但是新闻界的热心惊呼却掩盖了已经病入膏肓的组织瓦解。现在非学委的员工队伍只剩下了大约七十人。随着鲍勃.摩西、黛安.纳什和约翰.刘易斯等等非凡人物纷纷离队，仍然留在非学委忍受迫害与疲劳的人们开玩笑说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这个充满传奇的名字如今每一个字都名不符实：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是学生，不再坚持非暴力，不再协调超越了长辈们的智慧与勇气的牺牲，也不再由奉行平等主义的基层委员会来运作。相反，他们在外界忙着争夺名人的注意力，在内部则像年轻时那样纠纷不休，凡此种种行为都像报界对于他们的衣着的评头论足一样俗气。

此前非学委内部曾经因为车钥匙的归属问题闹过多次纷争，纷争的一方是卡迈克尔，另一方是比尔.瓦尔以及其他奉行分离主义的同事们，后者曾经在去年十二月的“木头腿”.贝茨会议上带头投票开除白人工作人员。有一次，瓦尔的亚特兰大项目拒绝交出非学委车队当中的一辆普利茅斯，于是塞勒斯找到这辆车，依靠短路点火的方式启动了汽车，准备把车开到密西西比州。但是卡迈克尔在路上爆胎了，由于没有后备箱的钥匙，取不出备胎的卡迈克尔不得不向路过司机借了千斤顶，卸下受损轮胎，然后抱着轮胎搭车前往附近的修车店。另一次，瓦尔征用了一辆旅行车迟迟不肯归还，于是塞勒斯向警方报案时，瓦尔随即谴责他屈服于“亚特兰大白人主子艾伦的种族主义警察走狗，只为解决所谓的非学委黑人之间的内部纠纷”。接下来瓦尔更是给詹姆斯.福曼拍发电报，威胁要针对“蓄意破坏黑人意识形态的阴谋”进行报复：“我们掌握着录音带和其他资料，可能会落入全国各地的黑人手中。”卡迈克尔给亚特兰大项目部发送了一句话的答复：“你们已经被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解雇了。”在其他地方，他暂停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项目，关闭了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早已失灵的项目支持小组，并且透露华盛顿的员工正在躲避房东的驱逐，那里的“大部分办公设备都被偷走了。”

接下来，身为项目秘书的塞勒斯发现他的同居女友曾经多次与同事休伯特.G.布朗（Hubert G. Brown）私下幽会。大发雷霆的塞勒斯咒骂并且殴打了女友——事后他公开表示忏悔——还尖叫道这种背叛撕裂了非学委已经破裂的信任网络。布朗也是非学委的骨干成员，在塞尔玛危机期间他曾作为学生领袖与约翰逊总统会面；在卡迈克尔离开阿拉巴马成为非学委主席之后，他还负责监督了阿拉巴马州的选民登记项目。三月下旬，他曾经在朗德斯县基督教人权运动成立两周年会议上发表讲话。布朗沉痛地讨论了最近发生在运动教堂的两起纵火案，但是他随即又狡猾地猜测了白人房产失火事件的内情，以此活跃现场气氛。“闪电击中了好望角长老会教堂，”他在喧嚣与笑声中津津乐道地说道，希望这个惊人的巧合“帮助白人理顺头脑。”非学委员工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去恨，我知道如何去仇恨。”一位老人挥舞着手杖反对说他们的任务不是仇恨，而是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人，包括白人和有色人种。”黑豹党领导人约翰.胡莱特和西德尼.洛根已经把一辆拖车开到了临时扶贫办公室的灰烬上，为就业培训班重新布置了自制的桌椅。但是民间武装人员的身份依然神秘难解。洛根家的一头小公牛最近刚刚头部中枪而死，遗嘱检验法官哈雷尔.哈蒙德家里的二十头牛也被毒死了。后一起案件尤其引起了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三K党对于哈蒙德允许黑豹党候选人参加1966年投票的惩罚，也有人认为这是激进派黑人警告人们不要相信白人温和派。新鲜牛肉被送到了仍然住在80号公路上的帐篷城的难民手中。斯科特.B.史密斯暗示道，分割牛肉的人手是连夜从塔斯基吉兽医学校招募的非裔屠夫，而且还有传言说某三K党徒家的邮箱里发现了牛鞭。“焚烧教堂和杀牛根本不中用，”黑豹党候选人罗伯特.洛根在一次弥撒大会上宣称。“我们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尽管如此，新近崭露头角的民权运动新势力还是采用了讽刺的派头：“是的，闪电。”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就焚烧教堂事件发表了一份声明——“黑人现在正在发出通知，我们将会进行反击”——并且以一句誓言总结了他关于纵火案的公开评论：“我们要么全都在同一座教堂里面敬拜，要么全都在露天地里敬拜。”如此隐晦的说法就像此前他在黑人校园里受到的冷热不一的对待一样，未能成为新闻。伯明翰迈尔斯学院的一些学生将他称作与白人至上主义者互为镜像反面的黑人至上主义者，还说他是个“该死的傻瓜”，因为他主张建立一支全黑人的教师队伍。卡迈克尔则斥责他们接受了一套蹩脚的课程——“你们都是只会学舌的鹦鹉”——还讽刺他们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陶醉。（他质问在摩根大学就读的女生：“你们在这里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在半夜踢门去找一双鞋？”）在演讲厅之外得到关注的是卡迈克尔针对美国白人的大胆呐喊。《巴尔的摩非裔美国人报》报道说，在图格卢大学“卡迈克尔强烈的反越战声明引发了将近五分钟的呼喊，‘该死，我们绝对不去越南！’” 据《纽约时报》报道，卡迈克尔在迈尔斯大学劝说学生们摒弃美国法律。他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名言：服从主人的奴隶不可能拥有自由。他的最新格言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如果你想获得自由就必须高呼，‘让美国的法律见鬼去吧！’”《纳什维尔旗帜报》徒劳地敦促范德比尔特大学禁止卡迈克尔走进校门，从而防止暴乱。卡迈克尔在纳什维尔的三所黑人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菲斯克大学与德州农工大学——都发表了演讲。4月8日晚上，就在他离开菲斯克大学的第二天，菲斯克大学晚餐俱乐部的黑人经理打电话报警，赶走了一位醉酒的黑人主顾。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却迅速升级激化，引发了足足三天的骚乱，导致九十名学生被捕，五十人受伤。高度戒备的五百名防暴警察涌入校园，射杀了三名学生。田纳西州议会随即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无论卡迈克尔是否具有美国公民身份都应将其驱逐出境。当事各方都发出了理直气壮且针锋相对的迫切呼声，促使《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纳什维尔的‘黑人权力’。”文中警告说：“很难确定这些骚乱究竟是由卡迈克尔先生的火热言论引发的，还是由此前企图迫使他保持沉默的努力引发的。”如此强力的光环自从反战动员大会以来就笼罩着非学委主席。此前卡迈克尔遭到了牵强附会的定罪，阿拉巴马州当局声称他在他在去年十一月选举之前煽动塞尔玛黑人选民暴乱。四月下旬，光环附体的卡迈克尔在休伯特.布朗的陪同下走进联邦法院，针对这一罪名提出了上诉。

&&&&&&

5月2日，在克利夫兰.塞勒斯拒绝服兵役之后的第二天，一群遥遥敬佩着朗德斯县民权运动的人们发起了一场壮观的初次亮相。他们为这个时代创造了醒目的黑豹标志并且向其献上了敬意，但是他们几乎想象不出更好的景象来掩盖他们从阿拉巴马州农村获得的灵感。这一天，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州议会大楼陷入了一片喧嚣。一队手握霰弹枪与步枪的黑人示威者昂首走进州议会大楼，向楼里的人们询问怎样前往二楼会议厅。人墙一般的记者和摄影师面对着前进的示威队伍一步步后退，用后背撞开了前进道路上的一扇扇门。正在辩论的州议员们突然看到二十几名黑人青年一边用枪指着天花板一边大步向前，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许多人都逃离了会场。有几位黑人青年穿着皮夹克，戴着黑色贝雷帽，他们身边还陪伴着六名手无寸铁的黑人女性。一名闯入者大声宣布要针对“种族主义的奥克兰警察”认可的枪支管制法案发起公民抗议，警察们则聚集在一起与这些面无表情的闯入者们对峙。安保人员冒险抓住了一部分闯入者，并且发现他们手里的枪支全都都装满了子弹。最终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警方允许闯入者们的领头人鲍比.西尔（Bobby Seale）在会议厅里大声朗读了一份黑豹自卫党成立宣言，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权力结构”针对从印第安人到越南人等等非白人的历史压迫：“黑豹自卫党相信，现在正是黑人武装起来对抗这种恐怖的时候，否则就太晚了。” 西尔的队伍随后根据停战协议走出会议厅，穿过州议会大厦的草坪，经过新闻摄影机与瞪大眼睛的游客面前——游客当中还包括一群在社会研习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州议会实地参观的八年级中学生。一支庞大的巡警队伍在四个街区外的一个加油站附近逮捕了二十六名撤退路上的示威者。

这就是宣言作者休伊.P.牛顿设想的“大事件”。牛顿时年二十五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休伊二字取自二三十年代的路州著名政客、惯于大鸣大放的前任州长“鱼王”休伊.朗。事前牛顿就打算将追随者们必然面临的刑事审判当作宣传黑豹党的大好机会。为了筹措辩护经费，他投入了他首次以黑豹党名义进行演讲的出场费，用这笔钱买了一磅大麻，分装成小袋，然后开着他的越野大众汽车上街兜售。牛顿严格命令自己手下的小型军事化团体抵制奥克兰警察的针对性拦截——“决不放弃枪杆子，决不放弃麻叶子”——这一宗旨设定了黑豹党未来面临的冲突模式，也导致了1989年牛顿本人在一座可卡因藏匿屋门外因为毒品交易欠款而死于非命。就眼下而言，牛顿的瞬间成名确实传播了关于革命暴力的浪漫理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黑豹宣称枪就是权力”——解释了他派人冲击州议会的理由。另一篇较长的文章搭配了牛顿的海报照片，照片中的牛顿坐在一把造型夺目的藤椅上，手里拿着权杖与卡宾枪，与记者探讨了杜波依斯、马库斯.加维、马尔科姆.X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对于他的影响。5月7日的《纽约时报》头版特稿——“新左派转向暴力情绪以取代抗议”——注意到阿根廷游击队领导人切.格瓦拉给全美国的新兴白人活动家提供了属于白人的族裔模式，也就是马尔科姆.X和休伊.牛顿的模式。学生民主社会组织领导人格雷格.卡尔弗特（Greg Calvert）认为：“当我们把白人激进分子组织起来之后，就可以与黑人激进分子联合。”他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煽动城市暴乱的积极运动。更温和的“越南之夏”联盟的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声称：“我们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我们是革命者。”《时代周刊》记者附带指出，新左派拒绝自由主义，认为这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奥克兰黑豹组织的诞生也引起了主流政治界的共鸣。鲍比.西尔在会议厅谴责的限枪法案很快就得到了通过，里根州长很快还会签署新的枪支限制措施，其中包括一项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枪支的额外规定。但是枪支管制阵营的非理性胜利已经在更大范围内起到了反作用。加州的轰动性恐慌事件过后不到一周，全国步枪协会的官员就登上了头版头条——“步枪俱乐部认为枪支是抑制暴乱的利器”——他们给出的反面研究显示，在研究选定的十一场暴乱当中，九场都有黑人参与。因此协会在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下大胆宣称，武装起来的私人公民“可能对于维持公共秩序至关重要”。全国步枪协会不仅收割了跨越肤色界线的恐惧，而且也像黑豹党一样竭力鼓吹不受限制的持枪权。另一方面，里根州长同样借助休伊.牛顿手中枪支投下的阴影巩固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当鲍比.西尔驾车离开州议会时，他亲自来到了惊魂未定的州议会门前草坪上，因为此前他与参加社会研习考察课的中学生们约好了一起吃野餐。他的如约亮相极大地安抚了广大选民的情绪。面对危机从容不迫的姿态为里根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政治加分。最近这位新任州长刚刚因为两项极其不受欢迎的施政措施而备受抨击：他推行了加州历史上额度最大的增税，还批准了第一部允许“治疗性”堕胎的主要法律，两者都激怒了他的政治基本盘。（里根打趣道：“我原以为新官上任总有蜜月期，但是显然我在去教堂的路上弄丢了结婚证。”） 现在他抓住机会，再次将攻讦的矛头对准了“舞台中央的无政府主义者”。竞选州长时里根发誓要取缔从沃茨到伯克利的骚乱，如今他的语气依旧像竞选时那样斩钉截铁。5月15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里根与罗伯特.肯尼迪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并且让他们接受了远在伦敦的多国留学生们的质询。里根声称反战抗议不仅破坏了国内的希望，而且延长了国外的战争。罗伯特选择了为困难的立场辩护——一边驳斥那些认为美国干预越南不道德的学生，一边摸索在越南实现和平谈判与选举的可能性（“你能让北越那边老实听话吗？”），同时还要面对源自“一百五十年来我们不公正对待少数群体的遗产”的紧迫复杂局面——里根则认为解决种族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内心”。他表示早年间当他从事广播工作的时候，“规则书还会声称棒球是‘高加索绅士的游戏’”，相比起来如今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他甚至还想象了“万一柏林墙也会消失”的光明未来。惊讶的评论家们认为这位不被看好的新秀州长凭借简单的故事叙述保持了自己的地位。

&&&&&&

5月12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亚特兰大的帕斯卡尔汽车旅馆举行了一场拥挤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他要从乏味的行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重新担任他喜欢的基层组织工作。不少同事都对这番言论大翻白眼。事实上，卡迈克尔在连任非学委负责人时几乎没有得到支持，即使是那些重视他的魅力并且认同他的黑人权力立场的人们也没怎么支持他。许多人都对卡迈克尔颇有微词，认为他的作秀风格颠覆了组织内部的兄弟情谊，他在组织内部推广了嘲笑白人的蔑称“白鬼”，而且他还嘲笑了政治虔信的自由派白人一心以为所谓的“好黑人”只想寻求他们的友谊：“白人女性不是这个世界的女王——她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出自人为塑造。”非学委的女性成员们尤其认为卡迈克尔沉湎于流星一般的名声，误以为头条新闻与俏皮的陈词滥调等同于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执行秘书鲁比.多丽丝.史密斯（Ruby Doris Smith）尤其直率地指责了他。史密斯缺席了气氛阴郁的亚特兰大选举，因为此时她已经患上了恶性淋巴肉瘤，到了这一年的十月份就会英年早逝，时年仅仅二十五岁。同事们都很怀念她。休伯特.布朗当选了新任非学委主席，这一人选源自两派势力之间的妥协，一派是城市出身的分离主义者，另一派是仍然驻守农村推动着破败不堪的黑人选举权项目的实地员工。布朗被介绍给媒体的名字是H.“饶舌”.布朗。他主动隐去了休伯特这个名字，为的是凸显他在民权阵营获得的绰号。布朗具有少见的天赋，擅长采用各种方言口音进行饶舌说唱。（当初格洛丽亚.拉里和斯图尔特.豪斯在阿拉巴马州喜结连理的时候，布朗曾经在婚宴现场表现即兴说唱为新人助兴。）联邦调查局针对非学委新任主管做出了第一份情报报告，却发现此前从未收集过关于布朗的信息。记者想知道新任主席是否会产生卡迈克尔那样的宣传效果。“希望不会，”布朗回答说。

新官上任的布朗花了两天时间来主持人事审查。非学委中央委员会筛查了组织内部的异见人士、伤亡人员以及懈怠成员（“让她下床简直难于登天”）；此外卡迈克尔即将踏上环球旅行之路，鉴于当下他的媒体地位让非学委本身都相形见绌，中央委员会也讨论了利用这次环球旅行为非学委做宣传的微弱希望。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14日晚些时候，紧张的气氛终于消磨掉了顾左右而言它的余地，最棘手的难题终于摆在了委员会面前。鲍勃.泽尔纳获准发言，他提出了一项十分麻烦的请愿，希望非学委能够赞助他和他的白人妻子多萝西在白人社区开展工作。这个项目本身仅仅需要非学委与泽尔纳夫妇进行保持距离的合作，真正的问题在于此类合作是否能适应木头腿贝茨会议上制定的排除白人政策。泽尔纳紧张地告诉坐在他面前的十几位同事：“我想我已经度过了感情用事的阶段。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复下来，但是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够首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中央委员会随即开始讨论他们是否有权修改纽约州的含糊投票所决定的组织政策，争议立刻浮出了水面。有些委员质问泽尔纳如何看待非学委宗旨的演变，大多数赞成在白人社区开展项目的委员并不肯明确支持泽尔纳顺带提出的对于自身的非学委成员资格的主张。来自塔斯基的比尔.霍尔（Bill Hall）试图将这几个问题分开讨论。他想知道是否可能将白人保留在非学委员工队伍当中，但是同时又将他们排除在政策会议之外。委员会要求泽尔纳暂时离场，好让委员会进行投票，泽尔纳则要求在离场之前发言。他概述了一份他妻子为委员会撰写的声明：“我们不必讨论我的感情关系。但是我觉得而且一直觉得，非学委就像其他人一样是我的一部分，我曾经是，也将永远是非学委的一员……我不会因为我所属的种族而接受任何形式的限制或者特殊分类。我们既然不期望这个国家的其他人这样做，那么我也不会接受别人对我这样做。”

泽尔纳再次离场等在外面之后，“鉴于我们希望成为一支革命力量，也鉴于这种情况可能一再发生”，布朗开始主持辩论。委员们陷入了极尽纠结的冲突，纷纷呼应着种族隔离主义者们的举止话术。一位发言者一方面为排斥白人的政策辩护，同时又批评这一政策迄今为止的实施“非常草率且失之野蛮”。比尔.霍尔将这一政策与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战争相提并论，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泽尔纳的种族，而在于他能不能在参与黑人武装斗争的同时接受自己身为“技术员”的从属身份。菲伊.贝拉米（Fay Bellamy）认为“鲍勃.泽尔纳的做法非常不公平”，因为他试图将私交与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泽尔纳理应认识到，在一个致力于黑人权力的委员会当中哪怕只有一名白人成员也会严重损害委员会的公共形象，她无奈地承认道：“照理说这一点不应该造成任何区别，但是实际上就是有区别。”新进当选替代克利夫兰.塞勒斯的拉尔夫.费瑟斯通（Ralph Featherstone）同意霍尔的观点，但是又告诫同事们泽尔纳手里不仅只有一张感情牌：“在原则上鲍勃说得有理。当我们声称白人不应该制定关于黑人社区的政策的时候，要当心别人也能拿着这条道理反过来对付我们。”新近当选接替鲁比.多丽丝.史密斯的斯坦利.怀斯（Stanley Wise）引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争取优势的观点——“至关重要的关键在于率先出手的人必须是我们”——他提议将眼光放长远，不要拘泥于眼前的不幸遗憾，而是要着力建设全黑人决策的能力，“但是正如菲所说，我们同时也要理解这一决策并非出自种族主义。”

这番争辩听得詹姆斯.福曼越发激动起来：“我认为我们这是在犯糊涂，鲍勃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压过满场喧嚣的声音立刻嘲弄道：“你那天也是这么说菲伊的。”福曼一听这话就气炸了：“你他妈说得一点不错！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这句怒吼吓得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福曼紧接着咆哮道，泽尔纳完全有权利情绪化，因为他已经为非学委效力了这么多年。早在1961年的麦库姆事件当中，泽尔纳就陪同鲍勃.摩西以及以及时任主席查尔斯.麦克杜（Charles McDew）一起蹲过监狱。但是福曼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建议将泽尔纳的员工身份问题推迟到下次全体员工会议再做讨论。比尔.瓦尔转而提出，怎样处理泽尔纳问题都可以，只要不搞员工投票就行。但是其他人谴责瓦尔无非是提出了又一则“摇摆不定的建议”，他们认为泽尔纳十有八九不肯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这样一来反而会让非学委难以自处。发言者们无不在矛盾当中苦苦挣扎，最终全都筋疲力尽地倒在了一项主张完全切断泽尔纳的成员资格的动议面前。泽尔纳被重新请进会场之前，福曼先一步向这位老同事解释说，最终投票结果适用于所有白人而不仅仅是“有胆量来到委员会面前的人”。布朗在宣读简短决定之前向泽尔纳做出了他本人的承诺：泽尔纳与非学委之间的羁绊永远不会被斩断，“唯一被削减的是你作为员工的特权。”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是我们之间的错误，”泽尔纳回答到。他承诺对媒体保持沉默，仅仅要求提供他的发言的录音记录，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在她称之为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当中保持了坚定的立场。非学委领导层就这样背离了既有原则带来的焦灼与疲惫，转向了不确定的新革命。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剩余的黑人成员。

&&&&&&

5月17日，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在白宫门外挨了一颗生鸡蛋。警察拖走了一个骂他是叛徒的反示威者。此时斯波克已经与两百名反战动员会支持者在上了锁的白宫大门外守候了三天，詹姆斯.贝弗尔和科瑞塔.金与他站在一起，试图恳请约翰逊总统与4月15日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会面，他们的呼吁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科瑞塔此番代表她的丈夫来到华盛顿，至于金本人则正在克利夫兰推动选民登记活动。特勤局官员在私下里发现，贝弗尔已经说服了圣马克圣公会教堂向他敞开大门。卧底探员在教堂里观察到，约翰逊总统喜欢的一位礼拜牧师“积极参与了”战略会议，而且“贝弗尔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言论”。动员会领导人计划于10月21日举行一次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全国性后续抗议活动。5月19日，一项民调分析向总统保证70%的美国人与近一半的黑人在越南问题上不同意金。然而同一份研究报告还根据金自从四月以来的短暂反战行动的 “粗略数据”提出了警告：“金博士很可能有能力影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黑人选民支持他可能支持的1968年总统候选人。”

此前一周，约翰逊总统召见了拉塞尔参议员，谈到了一项即将实施的轰炸胡志明总部附近发电站的命令。麦克纳马拉主张这样做，拉斯克则表示反对。拉塞尔劝说道，现在所有这些轰炸无非只能伤及皮肉，唯有全面入侵北越才能一锤定音。哈利.麦克弗森是出席这次严肃磋商的唯一一位总统助理。他自愿前往越南视察南部战区，为苦恼的总统提供全新视角——尽管这副视角十分业余。当美军的喷气式飞机首次闯进河内上空突袭轰炸发电厂时，麦克弗森正在搭乘休伊直升机前往岘港。他在飞机上记录了这一轮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空袭……这里是一个师的营地，那里是一个营的前沿阵地……山顶上的大片区域已经被刮掉……我们刚刚铺设了一百英里的硬化道路。”5月19日——这天也是胡志明的七十七岁生日——北越出动了三十架战斗机升空迎敌。北越王牌飞行员刘辉昭回忆道，河内的地面防空火力如此密集，以至于除了五名美国飞行员之外还有几家北越方面的米格战斗机也被打了下来。

同一天在华盛顿，麦克纳马拉部长向总统展示了他对于威斯特摩兰要求增兵二十万的答复草案。这一答复的核心结论标志着麦克纳马拉的立场转折，也标志着约翰逊遭遇了更深的危机：“越南战争正在获得无法遏制的势头，必须将其截停。”尽管麦克纳马拉通过堆积大量细节证明美军已经取得了一项令人欣慰的成就——“人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再面临着输掉这场战争的军事危险”——但是他却看不到战争走势能够指向任何建设性的结局。中情局也提出了令人抓狂的新结论来支持他：如今美军已经几乎完全摧毁了北越的发电厂和石油库（85%），却未能遏制北越武装人员向南流动。更糟糕的是，中情局还认为替代当前战略的两个主要方案——加强轰炸与减缓轰炸——都只使得北越民众的意志更加坚韧。用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美国对北越轰炸了二十七个月，却几乎没能影响河内的战略。”至于派往南越的美军，他发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与英雄主义宣传反而产生了不成比例的抵触心态，与此同时身为名义盟友的南越军队却变得越发“疲惫、消极、得过且过”。麦克纳马拉强调，即使按照威斯特摩兰的计划在越南部署六十七万名士兵——这意味着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动员预备役——北越方面在1968年美国大选之前恐怕也不会产生谈判的意愿。他建议不要增兵，因为他预见不到任何足以抵消更血腥僵局的收益，而且他还警告总统要小心增兵带来的陷阱：“可能存在一个限度，许多美国人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允许美国超越这个限度。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者重伤一千名非战斗人员，同时试图为了一个是非曲直备受争议的问题将一个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画面并不好看。”

这些令人不安的话语或许会让麦克纳马拉在白宫围墙外的动员会守夜活动当中受到欢迎，此时该活动已经进入了最后一天，人们开始散去。但是约翰逊总统还在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支持越南战争，因为他一直害怕在政治层面被称为懦夫。长期以来总统与顾问们共同分担的忧虑演变成了一个比起麦克纳马拉的任何著名计算更为真实的数字。正如约翰逊不断重申的那样：“我在那边已经失去了一万个小伙子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传记作家托马斯.鲍尔斯后来指出，约翰逊的战争将会“越来越受制于死者。”

&&&&&&

不等约翰逊在麦克纳马拉与威斯特摩兰的相反立场之间找到前进路线，一场更加重要的危机就陡然杀了出来。5月22日星期一，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下令封锁蒂朗海峡，切断了以色列从红海进入其南部唯一港口埃拉特的航运生命线。星期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遵从纳赛尔的法律通知，将联合国维和人员撤出西奈半岛，此时埃及军队已经在这里拉开了阵势。从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再到利比亚，阿拉伯各国纷纷派出军队为埃军助阵，伊拉克部队则开赴约旦与叙利亚提供支援。历史学家阿瑟.赫兹伯格（Arthur Hertzberg）写道，在一天之内“美国犹太社区的情绪经历了一场突然的，激进的，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变化。”美国国内要求政府干预拯救以色列的呼声高涨，约翰逊总统则担心支持阿拉伯世界的苏联的反应可能会将两个超级大国卷入下一场世界大战，因此他在星期三公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则向联合国提出请求。他指出，眼下包围以色列的部队公开宣称要消灭他的祖国，敌国在人口上具有二十五比一的优势，在战机与坦克上具有三比一的优势。周四，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边公开敦促埃班紧紧抓住外交机会，一边在私下里提出了他的机密军事判断：尽管阿拉伯联军人数众多，但是以色列足以在一周内击败所有战线上的敌军。

战争的痉挛攫住了正在赶赴瑞士参加和平会议的马丁.路德.金。此时他刚刚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弗罗格莫尔中心的务虚会，会上的财政与政治要求早已淹没了他。约有七十名员工抱怨领导大会的高管遗弃了他们。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的办公室电话即将因为拖欠账单而被切断。仍然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的员工们承认，即使在他们之间对于非暴力原则的承诺也已经破灭：“我们在公共场合控制自己，回到家里之后就用恶毒或者琐碎的言语互相攻击。”金听完了员工们的诉苦，然后试图振作手下团队因为战线过长而疲惫倦怠的精神：此时的民权运动不仅仍然在南方的顽固地区开展工作，不仅包含北方大型城市的试点项目，而且还涵盖了更广泛的反战倡议。金再次宣讲了民权和越南之间的联系，并且在同事面前坦诚承认自己曾经屈服于官方鼓吹即将到来的和平的诱惑：“1965年我刚刚开始反战时还有一点退缩，当时我的名字肯定不值得写进任何一本名为《勇气简介》的书中。但是现在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不会被吓倒。”务虚会结束后，金经过芝加哥与纽约两站飞往日内瓦，参加由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主办的“和平于世”会议，没想到苏联代表、戈德堡大使以及大多数美国政府代表却突然取消了行程。金照例在会场上吸引了大量人群，但是詹姆斯.雷斯顿告诉《时代周刊》读者，中东战争的威胁致使这场概念新颖的和平探索沦为了“祈祷会”。金回到纽约之后，联邦调查局窃听到了斯坦利.利维森在5月31日发出的感叹，他认为反对越战的政治运动“正在遭受严重影响，因为和平运动阵营里有一半都是犹太人，可是现在犹太人都变成了鹰派。”

6月5日星期一天还没亮，哈里.麦克弗森就不辞劳苦地从南越穿越印度，向西飞往特拉维夫机场。一位负责护送的以色列将军在早餐后告诉他，用不着理会空袭警报以及来自西奈的埃及大规模轰炸的无线电警告。这是麦克弗森接到的第一条暗示。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刚刚摧毁了纳赛尔手下几乎所有战斗机。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中东特使拉尔夫.邦奇叫醒了还在家里没起床的吴丹秘书长：“战争爆发了！”莫斯科与华盛顿的热线电话在早上7点47分响起——美国这一端的电话在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里活蹦乱跳，因为白宫还没来得及安装安全通讯设备。到了下午，约旦炮火的来袭促使以色列开辟了第二战线。以色列空军的反击打残了约军的阵势，紧接着以色列士兵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全城——这座古城上一次由犹太人掌控还是在一千九百年之前。根据战争史学家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的说法，周三下午2点30分，以色列国防军的首席拉比爬上围墙环绕的老城区圣殿山，情绪激动地提议炸毁在犹太人长期流亡时代建在山上的两座穆斯林建筑——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将军否决了他的建议，但是为了确保以色列在接下来的战斗期间始终保持对于耶路撒冷的军事控制，他们也无视了将这片圣地交给来自亚伯拉罕三大宗教的民间教士控制的指示。世界大国与交战双方还需要经历三天的混乱才能停火，在此期间以色列在第三条战线上将叙利亚赶出了戈兰高地。周日这天，接连浸泡在两场战争当中的麦克弗森返回了美国。他考察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持久战，也见识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以色列全国上下的万众一心令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告诉约翰逊总统：“一支军队的精神——乃至这支军队背后全体国民的精神——必须亲身体会一下才能相信。”

&&&&&&

六日战争为国际政治造成了持久的震撼。最终埃军的残兵败将头破血流地狼狈撤回了尼罗河西岸，此前几个小时埃及居民还在广播里收听着清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取得光荣成功的公告。这一仗埃军阵亡了一万五千人，被俘了五千人。多年以前，胡志明曾经与戴维.本.古里安套过近乎，表示愿意在河内为草创阶段的以色列政府提供栖身之地——当时是1946年，胡志明已经当选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而本.古里安尚未成为第一任以色列总理；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越南独立运动的形势看上去要比试图建立以色列的犹太游击队更加巩固。如今胡志明的立场彻底调转了过来。六日战争的第一天他就宣称以色列人作为“美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注定要落得可耻的失败下场”。事实证明他的预测并不比开罗电台的播报更加准确。经此一役，支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几乎消散殆尽。对于在1954年突然将支持对象从以色列转向阿拉伯国家的苏联来说，这场惨败尤其浪费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且打破了共产主义赞助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场奇迹般的胜利也改变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用正统派神学家大卫.哈特曼的话来说：“整个世界都爱上了我们。身为以色列人一下子成了一件很性感的事情。”随着以军占领耶路撒冷，圣经当中记载的地点重新进入了犹太人的日常生活。战火刚刚熄灭，世界各地的无数犹太人就蜂拥来到希律王圣殿的西墙遗址祈祷，其中也包括赫歇尔拉比。他记录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无数灵魂当中升起了巨大的惊讶，就像先知们纷纷从坟墓中复活过来一样。”战争结束后仅仅两天，纽约的犹太裔社区就带头掀起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在庆祝现场，为了感恩另一天的生活所做的传统祷告融入了一波又一波哭泣，阿瑟.赫兹伯格事后指出，这些泪水席卷了无数曾经“远离犹太会堂”、对以色列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融入美国的犹太裔公民。在华盛顿，经济机会办公室的官员海曼.布克宾德（Hyman Bookbinder）参加了一场户外庆祝，并且负责看管了众多捐款摊位当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摊位总共收获了惊人了一亿美金捐款。尤其令布克宾德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气质谦逊的妇女在他的摊位上捐出了一千七百美元。后来他得知这笔钱是这位妇女的全部积蓄。布克宾德是一位世俗化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于波兰的一户同盟主义者家庭。他很快就辞去了政府工作，转而投向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并且将会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首次加入犹太会堂。

战士们的欢呼声使得犹太精神的觉醒变得更加刚硬起来。大卫.哈特曼观察到：“我们如此迅速地长成了人所共见的核心强国，以至于傲慢的种子也随之而来。”艾毕.福塔斯大法官得知以色列大获全胜的第一条消息之后忍不住在最高法院办公室里爆出了粗口：“我要用阿拉伯人的包皮来装饰我的办公室！”这场战争的意义如此奇妙，以至于美国上层在战后闭紧了嘴，因为他们麻木地意识到，小小的以色列不仅不顾华盛顿的劝阻，单枪匹马地击败了周边一圈阿拉伯国家，而且还狠狠地戳刺了一下冷漠的恩主。在战争第四天，以色列战机在埃及海岸外的国际水域冲着标志明显的美国间谍船“自由号”开火了三个小时，不仅用机枪扫射，还投下鱼雷，造成三十四名美国水手死亡，一百七十人受伤。两国官方的遗憾声明将这次袭击的来龙去脉笼罩在一片神秘当中，仿佛双方都觉得丑事不可外扬。作家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后来指出，在流离四方的千百年间，零落分散的犹太社区只能依靠犹太教义来敦促东道国施行宽容与社会正义，因此犹太民族精心培育了一套劝人向善的道德主义信条，但是如今在这套信条旁边却又滋生出了一套雄赳赳气昂昂的新兴“肌肉型犹太教”。六日战争结束后，一贯直言不讳的美国学者I.F.斯通（I. F. Stone）指控称，强大的参孙令人陶醉的重生实际上让以色列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觉得只有武力才能保证正义。一切民族中心主义运动都伴随着某种道德低能。在民族中心主义者看来，其他民族要么低于人类，因此理应无视他们的利益，要么高于人类，因此非常危险，必须消灭他们。”

在美国，六日战争明确了犹太政治文化的两场历史性转变——两场转变都伴随着赤贫的犹太移民家庭来到美国，在意识形态发酵的大熔炉当中燃烧了一个世纪。大部分不断进化的左派内部辩论都将神秘拗口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应用于竞争性的论战，左派分子们争论着究竟是哪个派别发明了、拯救了或者背叛了抬举世界各地受压迫人民的最佳综合计划。无数理论适应了大萧条和大屠杀的冲击，进入了冷战时期，但是并没有多少专家或者思想家能够预料到南方黑人会掀起一场重要的群众运动。虽然犹太活动家大量参与了以教会为基础的非暴力政治的奇特内部运作，但是主要的犹太作家们却一边充满戒备地表示赞同，一边与民权运动拉开了距离。早在1963年伯明翰运动之前，《评论》编辑诺曼.珀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就撰写一篇关于种族疏离的开创性文章。珀德霍雷茨承认，尽管他在成长过程中在口头上为民权运动说了几句好话，但是“我仍然害怕黑人。我仍然全心全意地憎恨他们。”珀德霍雷茨认为认为无论是种族融合还是民主制度都只能为“这个国家的黑人问题”提供虚假的希望，这个问题在“肤色在事实上消失”之前根本无法解决。他还承认了自己怀抱的绝望幻想：“这意味着——说句难听的话——种族杂交。”1967年初，《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场辩论，辩论双方对于种族关系本质的假设存在着显著分歧。黑人思想家詹姆斯.鲍德温撰文高呼“黑人反犹，因为他们反对白人”；犹太神学院的罗伯特.戈迪斯（Robert Gordis）则回敬道：“黑人反犹，因为他们想找替罪羊。”六日战争加速了一种全新的进步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仰赖而非反对根深蒂固的美国势力，并且还与在中东地区彰显强大民主模式的以色列结盟。在这种意识形态眼中，黑人权力无非是遭到浪费的潜力，只配充当真正进步的陪衬。突如其来的武运昌隆致使先锋派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更加好战，对于少数族裔与穷人的关注也在消退，但是他们仍然向往着富有远见的世界观。在《新保守主义：一个理念的自传》当中，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将自己奉行的理想主义政治哲学从追随托洛茨基的青年时期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盛顿的全国政治中心，完全没有提到非暴力民权时代。

另一条并驾齐驱并且同样富有影响力的犹太思想路线遵循着马克斯.夏克曼（Max Shachtman）的非凡人生经历。这位出生于波兰的政党领袖曾经参加过1925年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当时他满怀希望地称赞共产国际是“资本主义黑暗当中的一道亮丽红光”。根据第一手资料，夏克曼首先与斯大林决裂，然后与托洛茨基决裂，因为托洛斯基低估了斯大林对于工人运动的恣意扭曲，再然后又与诺曼.托马斯和A.J.穆斯特等等“二流”反苏竞争者决裂，最后还与美国政治当中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理念决裂。1965年，作为纽约书斋辩证法圈子里的杰出人物，夏克曼在“我们位于第14街的社会主义阁楼”里面发表了一句不经意的评论，让他的座上常客们目瞪口呆。他认为目前管理南越的美国傀儡 “与河内的暴徒相比恐怕也差不到哪里去。”贝亚德.拉斯廷是当时正在美国工人运动当中建立 “夏克曼基地”的众多夏克曼门徒之一，如今他十分不安地得知，新的工会雇主要求工人支持林登.约翰逊的越战政策。1967年，《异议》杂志创始人欧文.豪（Irving Howe）记录了拉斯廷在团体压力下的痛苦。工人运动的同事们不仅要求他违背奉行终身的和平主义立场，还要求他为了美国的战争事业多说美言。拉斯廷恳求工运同事们手下留情，别让他在民权运动那边失去容身之地。例如考特兰.考克斯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这样非常年轻的民权领导人多年以来一直以拉斯廷为榜样，如今他们却指责拉斯廷率先背叛了非暴力，这才刺激得他们有样学样。与拉斯廷不同，社会主义领导人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越战问题上与夏克曼彻底分道扬镳，还创造了“新保守主义”一词来形容夏克曼的联盟主旨。这个词很快就在曼哈顿知识界流行了起来。它暗示了强烈的军事目的，还伴随着专注以色列的乌托邦理念残余。新保守主义流派很快就会成长为美国政坛的强大势力，工人运动阵营的夏克曼追随者们很快就会融入欧文.克里斯托尔代表的更广大政治运动。

另一方面，中东战争的爆发也让越南和平运动瞬间陷入了政治困境。马丁.路德.金从日内瓦回国之后遭到批评，人们认为他放弃了非暴力，因为在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曾经与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其他宗教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警告人们关注阿拉伯世界针对以色列的敌意包围。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之间来回奔波的金抱怨说，“《纽约时报》把这则广告渲染成了对于以色列的完全认可。”金回国后的第二天，斯坦利.利维森告诉他，眼下的人们过于情绪化，看不到战争除了生存问题之外“什么都解决不了”。第五天，埃德加.胡佛匆匆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金身边一心从事颠覆活动的顾问们不惜危害以色列也要在越战问题上削弱约翰逊总统的立场。与此同时，赫歇尔拉比也在以色列问题方面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以色列的使节警告说，他对于越战的抗议威胁到了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重要保护，同时支持两场战争的犹太神学院同事们更是进一步排斥了他。运动领袖们将通常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痛苦反省压缩到了充满战斗的短短一周当中。安德鲁.杨告诉金，他担心以色列在征服耶路撒冷的问题上不会妥协。利维森和哈里.瓦赫特尔表示，各个大国应该在中东强加全面和平，但是它们肯定不会这样做。6月11日，也就是停火后第二天，金向顾问抱怨说，他把自己的非暴力主张解释为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但是“现在反而是以色列面临着自以为是与不肯让步的危险。”

关于立场一致性的顾虑严重困扰着反战教士们，以至于他们几次秘密聚集在《时代周刊》反战广告的主要组织者约翰.贝内特的联合神学院办公室里交换意见。教士们想要知道，他们能否真诚地反对一场战争并且赞扬另一场战争？他们究竟应该如何区分战争之间的差异？赫歇尔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以色列、基调欢乐的冥想书。在聚会期间他第一次努力从品行与处境两方面为以色列战争开脱，反响非常糟糕。他几乎有些眩晕地声称犹太士兵不仅不情愿作战，而且几乎无意伤害任何人。哈里.瓦赫特尔回忆说，赫歇尔因为这番言论而遭到了一贯尊敬他的同事们的“粗暴对待”。赫歇尔与丹尼尔.贝里根牧师（Daniel Berrigan）甚至一度闹翻了脸。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别人发言。巴尔福.布里克纳拉比认为，CALCAV小组应该尝试着同时解决越战与中东战争的问题，立即进行和平宣传是防止合法自卫为暴力大开方便之门的最可靠方法。但是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这两项任务单独执行起来已经困难重重，捆绑在一起更是毫无希望。赫歇尔曾经在梵蒂冈理事会内部担任过犹太事务联系，他基于这段微妙经验认为，针对以色列开展宗教和平运动难免会激起反犹主义。约翰.贝内特给阿尔.洛温斯坦和其他人发送了一份关于两场战争之间对比的事项清单，但是又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建议将两场战争分开处理。赫歇尔在他的新书当中保留了跨越教派的憧憬——“人人生而平等，但是没有两张面孔一模一样”——还收纳了一段塔木德的严厉斥责。“当奴役以色列子民的埃及人溺毙在红海时，天使们欢欣鼓舞，想要歌唱赞美与胜利之歌。但是上帝，众人之父，却对天使说：‘我的造物溺毙了，你们却在唱歌！’”

不管怎么说，中东战争点燃的激情确实严重打击了反越战抗议运动的动员能力，金对此表示十分遗憾。他对利维森抱怨道：“约翰逊这回在越战问题方面得到了他想要的片刻喘息机会。”对于金来说，越南战争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美国人必须承担反对这场战争的公民责任。他自然无从得知政府内部的疑虑。6月13日，哈里.麦克弗森向约翰逊总统介绍了他对越南的原始印象。他强调了南越当局的公然腐败与美国士兵的坦率看法。一位中将告诉他：“我一年半之前来到这里，没来的时候我还认为我们正处于零度低温的状态。我错了，那时候我们处于零下五十度，现在我们才上升到零度。”麦克弗森在报告当中一方面努力理解敌军令人费解的凶猛战意，另一边也在极力避免妖魔化北越方面。他直言不讳地假想道，如果他不是美国人，而是此行考察过的某个小村庄里的年轻农民，而且眼前就有机会“反击我的法国化压迫者以及他们的美国盟友，顺便在越共当中爬升到领导地位，那么我肯定会参军入伍。”话虽如此，麦克弗森依然忠心耿耿地投支持越战。他向约翰逊保证：“我国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及我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都与越南息息相关。许多人都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当成赌注押在了那边，我觉得我无非仅仅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已。”

&&&&&&

在传说当中的1967年夏天，希望与恐怖交织在一起，其中许多事件都以特殊的力量渗透进了金的生活。6月12日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拉文等人诉弗吉尼亚州政府一案推翻了十六个州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该案源于一次警方针对居民卧室的突袭，致使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拉文（Richard/Mildred Loving）因为假借婚姻同居的罪名而被定罪。在本案之前弗吉尼亚州一直宣称，倘若一对夫妻当中仅有一人按照弗州书面法律标准划分为白人——“除高加索血统外没有任何其他血统”——则二人的婚姻无效，可是米尔德里德.拉文却同时具有欧裔、非裔和切罗基印第安裔血统。弗吉尼亚州的上诉法院在反异族通婚法规当中发现了合法的国家目的，即预防“血统的败坏”、“公民的杂交“以及”种族自豪感的泯灭“。对此大法官们裁定，这一罪名的种族定义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对于法律平等保护的保障。大法官们的裁决直指长期处于白人至上主义暴力核心的性禁忌。1967年足足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反对跨种族婚姻，下一代人美国人当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觉得这种看法陈旧过时或者不可思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文字记载的最疯狂想象也没能预测到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将会面目全非，届时关于同性婚姻权益的激烈分歧将会彻底取代眼下关于种族通婚的激烈分歧。

同一个星期一，大法官们在结束他们的年度任期之前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支持了阿拉巴马州的法律诉求，重新监禁了金与七名同工，因为他们违反了法院禁止抗议的命令。这一起沃克诉伯明翰市案源自1963年伯明翰运动早期关键的耶稣受难日决定。尽管金等人的藐视法庭罪刑期仅仅还剩下五天，但是这一裁决带来的影响远比具体判罚更加严重。安德鲁.杨在第一次震惊的电话会议上指出，眼下金依然背负着好几起类似的上诉官司，相应的刑期要长得多。斯坦利.利维森则认为这项裁决足以削弱任何运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强烈反对这一裁决结果并且斥责了同事们的立场。投下赞成票的五位大法官认为，尽管伯明翰禁令确实非法限制了抗议权利，但是在过去四年关于禁令效力的诉讼期间依然应该得到遵守，”在此期间其效力甚至完全高于美国宪法。“

“现在连最高法院都和我们作对了，”金在私下里感叹道。《纽约时报》社论认为针对金的追溯性监禁“对美国的良好声誉来说确实非常尴尬”，但拒绝了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反对意见。“多数大法官认为——我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对于法律与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的服从必须高于一切。”

对于示威活动的新闻报道加剧了美国人的厌倦情绪以及对于混乱的恐惧。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早已不再费心宣称奉行非暴力的过去五年多么难熬了。他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的监狱里得知了周一最高法院的决定。他这次被捕的罪名是煽动暴乱。警察没收了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影片，显示他在周日下午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二十名年轻妇女坐在浸信会教堂门外树荫下的折叠椅上听他讲话。他针对自己遭受的持续监视发表了十分尖锐的言论——冲着警察巡逻队大喊“黑人权力”，还要求警方将他称作“卡迈克尔先生”——致使他遭到了逮捕。当天夜里黑人社区内外枪声大作，有谣言说他遭到了私刑处死。约翰.胡莱特从邻近的朗德斯县赶来调查，结果在周一早些时候的安陶瓜县法院附近遭到了殴打。非学委主席拉普.布朗在亚特兰大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我们觉得这是美国盖世太保战术的一部分，旨在摧毁非学委并且针对黑人进行种族灭绝。我们呼吁全美国的黑人社区进行全面报复。我们谴责林登.约翰逊。”星期一下午，布朗为卡迈克尔交纳了保释金。两人走出监狱，穿过两排年轻的阿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队员，这些年轻人站姿僵硬，紧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联邦法官弗兰克.约翰逊将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分类整理阿州政府与民权阵营相互提起的指控，并且得出结论：“双方都有过错。”

6月13日星期二，约翰逊总统通知他的黑人助手路易斯.马丁与克利福德.亚历山大，他即将对最高法院进行种族整合：“你们要知道，这样做在政治上对我没有一点好处。”总统一边抱怨一边抛出了一大堆不该这样做的理由来为自己造势。紧接着，总统看中已久的黑人大法官候选人、现任司法部副部长瑟古德.马歇尔就在精心隐蔽行迹瞒过媒体之后来到了约翰逊面前。约翰逊半开玩笑地指出，当年杜鲁门总统曾经因为一则不利的法律意见而与即将退休的汤姆.克拉克大法官决裂，日后恐怕他自己也注定要因为政见不合而毁掉自己与马歇尔之间的美好友谊。马歇尔答道，如果总统原本指望在最高法院安插一名唯唯诺诺的应声虫，那么他的担心确实有几分道理。这句不卑不亢的答复让约翰逊大为满意，感到自己任命了一位和他本人一样富有常识的人。总统习惯性地对亚历山大吐槽道：“他可不像你一样有哈佛学位，克里夫。可是你看看人家。”当天中午约翰逊在玫瑰园宣布了马歇尔的任命。新闻报道中闪现了民权领袖们的欢欣鼓舞：一名奴隶的曾孙即将成为第一个在政府三大宪政部门之一担任最高职务的少数族裔成员。至于报纸上的其他文章几乎全都围绕着六日战争之后的世界稳定。

这一周的周日，金参加了全国广播节目《问题与答案》并且接受了一次相对平和的采访。他谈到了两场艰难战争对于种族关系的影响。关于中东问题，金认为要想走通曲折崎岖的和平之路，既需要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也需要顾及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全世界和所有善良的人们必须尊重以色列的领土完整。”他列举了对于以色列至关重要的港口和贸易路线。他还提出应当在中东推行“马歇尔计划”，从而缓解众多阿拉伯公民和难民的绝望贫困：“只要他们发现自己沦落到了希望的边缘地带，就一定会发表激烈的言论。他们将会保持战争心理的活力。”主持人提出了民权领袖主要关心越南黑人士兵的说法，并且指控金曾经愚蠢地将约翰逊总统作为侮辱对象。金围绕前一点与记者争辩良久，至于后一点更是让他十分不快。他坚定地宣称：“我在针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时从未提到约翰逊总统的名字。”在金看来，越战的责任要追溯道从哈里.杜鲁门在1945年决定不承认越南独立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到现在的四位总统要为这场战争承担集体责任。科瑞塔在参加反战活动时同样强调了这一论点。她在旧金山的反战动员会上将约翰逊称作“举棋不定的总统”，受困于相互矛盾的建议。听众们对于这番言论的反应莫衷一是。

6月19日星期一晚上，约翰逊总统再次派人去找拉塞尔参议员问计。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即将访问联合国，总统想知道是否应当趁机与对方举行峰会。但是历来“知道他厌恶孤独”的拉塞尔却在日记当中写道，他认为总统问计是假，想要找人陪自己说说话是真。身为佐治亚州参议院代表的拉塞尔借此机会哀叹道，总统不该选择瑟古德.马歇尔担任大法官，但是他并不打算发动参议院否决总统的任命。他声称自己只是希望最高法院的新任大法官能够引用一些“第十四修正案以外的内容，因为这条修正案现在仅仅被人拿来充当推翻宪法其他部分的借口。”拉塞尔告诉总统一句谚语：失去传统意味着扼杀了“至少一半的爱国主义”，他认为这句谚语为总统留下了些许印象。总统随后在新泽西州的格拉斯伯勒与苏联总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这座城市位于华盛顿和联合国之间的中点。这样的安排出于精心策划的预感，即苏联在中东面临的一塌糊涂局面可能会诱使这位古板乏味的的苏联官僚敦促北越实现停火。然而柯西金与约翰逊秘密交谈时的表现却象是个气急败坏的叔伯长辈。他表示他从直接报告中得知美国士兵在越南战场上打得很好——事实上就像他对于苏联士兵的期望一样勇敢——但他不明白，除了在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让无数年轻美国人致残之外，约翰逊究竟打算达到什么目的。美国在六月份的战斗死亡人数超过了一千人，1967年全年平均每月阵亡七百七十人，明显高于1966年的四百一十二人。来自格拉斯伯勒的联合声明表示会谈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不过进展很有限。

&&&&&&

6月24日，在约翰逊与柯西金会谈期间，金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给斯坦利.利维森，讨论他的新书《我们往何处去，混乱还是团结？》的营销策略。利维森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即向所有一万八千名捐款额度超过二十美元的领导大会捐款人发送一份宣传稿，从而起到促销的作用。但是金的情绪要沮丧得多，此前他“在全国各地、克利夫兰和芝加哥来回奔波”，却发现人们对于他的新书没有多少兴趣。《纽约时报》杂志曾发表过关于梅雷迪思游行与黑人权力的新书内容节选，结果仅仅激起了早已令人厌倦的争议。哈利.贝拉方特参加了金的电视采访，为‌新书宣传增加了明星效应，但是书中涉及的内容究其根本而言本来就十分困难。贝拉方特告诉观众：“我反对暴力，我真的反对，无论出自黑人之手还是白人之手。”他表示他相信，尽管相当比例的黑人愿意咬紧牙关奉行非暴力斗争来应对美国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但是回应他们的白人社区的抵制态度才是美国民主进程的致命弱点。”金在书中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是历史上始终存在的力量，这是黑人怨愤与暴力的原因而非结果。另一方面他又警告人们，在孤立的朗德斯县勇敢推进的全黑人政治 "不能充当衡量整个美国的标准"。他反对一切情况下的暴力，以至于一位电视观众尖锐地质问道，既然共产主义者是美国的敌人，那么任何逃避越战战场的人们都是叛徒：“先生，你对此怎么看？”

评论界对于新书的点评来得很慢，点评的口吻充其量算是不温不火。《时代周刊》的艾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认为，”回归非暴力“并不比金所倡导的其他奇迹更令人怀念，"也许在他本人绝望之前，人们不应该绝望。" 一些评论家认为，作者在一个更单纯的时代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之后，如今又遭遇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或许有些不知所措了。一位评论家认为金的方法被美国人当成了“史前遗迹”，而另一位评论家有气无力地肯定了金“强烈反对使用暴乱和暴力来追求种族变革”的立场。几乎所有评论家评估金的非暴力政治论点的标准都是这些论点是否适用于除了他以外的别人，尤其是城市里的黑人。纽约的一位评论家说：“黑人男性现在也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似乎认为暴力能够比非暴力更有效地证明这一点。”最严厉的白人评论家指责金对于黑人“无关紧要”。大卫.斯坦伯格（David Steinberg）为《公益》杂志写道：“他好像在错误地定义黑人权力，以便使其更容易遭到拒绝。他灾难性地得出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结论。”安德鲁.科普金在《纽约书评》中指控道：“白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也不再真正关心他；黑人则几乎不听他说话。”科普金列举了许多金“原本可以看到”或者“原本可以领悟”的见解，如果他不是如此轻信的话。全文最后是一则根本性的断言——“道德就像政治一样，从枪杆子开始。”根据这则断言，他在任何右翼评论家大胆开口之前就从左翼立场否定了金的承诺。科普金德总结道，越南战争与黑人叛乱“在这个夏天设法谋杀了身穿官方袍服的自由主义。哀悼者寥寥无几。”

年轻人在这个越界的夏天主导了大众文化，当时十八岁以下的婴儿潮一代美国人达到了七千万人的高峰。6月25日，在伦敦献艺的披头士乐队登上了有史以来第一场通过卫星向世界大部分地区传送的完整电视节目，演唱了一首新歌《你所需要的就是爱》；在加州蒙特雷音乐节，从詹尼丝.乔普林到吉米.亨德里克斯等等一众流行音乐新秀纷纷闪亮登场。六月还进行了一连串以年轻被告为卖点的高调公开审判。陪审团判定理查德.斯佩克犯有大规模谋杀八名芝加哥护士的罪行。军事法庭判处霍华德.利维上尉（Howard Levy）三年苦役，罪名是拒绝在越南执行医疗任务。利维辩称即便仅仅在越南担任医疗兵也会使他沦为凶残暴行的帮凶，至于此类暴行的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军事小说《绿色贝雷帽》，作者罗宾.摩尔在书中漫不经心而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美军为割下的人耳朵支付赏金的情节（“在那里，残暴是一种生活方式”）。军事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利维的辩护律师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也是穆罕默德.阿里的辩护人，后者在6月20日因为逃避征兵被顶格判处了五年刑期。两年后，摩根针对一名联邦调查局证人的质询首次正式揭露了政府监听民权领袖的行径。当时特别探员R.R.尼科尔斯（R. R. Nichols）在上诉法庭上承认，他曾经通过窃听电话线听到了阿里与马丁.路德.金的谈话，当时他的身份是亚特兰大金窃听小组的主管。胡佛局长随即将尼科尔斯驱逐到了俄克拉荷马，因为他的坦白撬松了联邦调查局的隐秘政治机制。

胡佛在金生前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参议院针对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与入室窃听行为的调查本来就时断时续且有气无力，然后一篇《生活》杂志的报道就彻底叫停了调查。文章指控腐败的参议员们只想削弱联邦调查局，从而保护卡车司机工会老板詹姆斯.霍法。洋洋得意的胡佛随即给调查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朗（Edward Long）寄去了一封皮里阳秋的祝贺信。《纽约时报》对此发表了一篇行文平淡的社论：“像胡佛先生这样的职业公务员以这种方式拍打美国参议院成员的脑袋，这种事很不寻常——或者说理应很不寻常。”这一结果与其他呆板的成人政治一起徘徊在新闻背景当中。密西西比州某陪审团宣布被控在开学第一天殴打格林纳达黑人入学儿童的八名被告无罪释放；南方浸信会在六月召开的主要宗教教派会议上主张，“除非实现了光荣且公正的和平”，否则教会对于任何形式的越南撤军都将持有保留意见；南方长老会不顾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反对，投票决定结束教会内部不同种族各自管辖的体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北方长老会完成了历时八年的艰辛传奇，通过了自从1647年《威斯敏斯特忏悔录》以来的第一份信仰声明。来自华盛顿特区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长老提议删除声明当中的一部分语句，理由是担心这些话语会禁止长老会成员担任政府中敏感职位。这项提议以微弱劣势遭到挫败，声明正文由此保留了这些语句：“教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被要求实践宽恕敌人的原则，并且向各国推荐寻求合作与和平的务实政治。这种探索要求各国跨越每一道冲突界线，追求全新的、负责任的关系，哪怕为此要承担危及国家安全的风险。”

被勒令返回伯明翰监狱的八名布道人当中就包括金家老二A.D。长期酗酒抑郁的A.D.找到大哥并且再次威胁要自杀。金赶紧打电话唤起路易斯维尔的朋友前去干预，直到A.D.平静下来为止。他于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在以便以谢教会发布了一篇名为“忘恩负义”的布道，谴责了一种 “尖酸”的普遍痛苦。他告诉会众们，芝加哥某个富有的黑人刚刚在听众面前吹嘘自己的成就，却从未承认过父母对于自己的帮助。金重复了一段布道词，宣称绝大多数人每天在吃早餐之前就要“依赖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们”——洗手的肥皂来自法国，搓澡的海绵由太平洋岛民打捞出水，提神的咖啡则是南美的物产。千百万人都过着像这样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生活，“如果没有三千多名儿童挤满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监狱，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民权法案。”金宣称忘恩负义是一种罪孽，既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纽带，也忽视了仍然在分裂人类的累积伤害。“最后，忘恩负义之所以是一种罪孽，还因为它使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于上帝的依赖。我不介意你怎么称呼祂，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着创造的力量。”在金看来，每天的休憩与第二天的精神焕发都是上帝的奇迹：“你闭上眼睛，然后你的意识与心智不知不觉就消失了，这其中有何奥妙？而且接下来还会发生一连串过程。你会做梦，梦见一些东西，看到一些东西，并且远离了一切。但是到了清晨你又会醒来。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奇迹。今天早上我想为睡眠感谢上帝。”

埃德加.胡佛于7月10日向白宫派出了他的联络员，并附上一份秘密报告，声称金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反对越南战争的诸多阴险动机之一是为了“补充他们空虚的食品储藏室”。德科.迪洛克向总部汇报说：“报告指出，一般公众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些人的民权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弄虚作假。”作为回应，约翰逊总统敦促迪洛克安排针对卡迈克尔而不是金的消息透露。总统小心翼翼的回避让胡佛倍感失望，因为约翰逊不仅仍然包庇金，而且拒绝自己承担透露消息的责任。胡佛抱怨道：“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我不喜欢这样。”他知道，只有总统才有资格在不牵扯到联邦调查局的情况下炮制贬低金的故事。

两天后，约翰逊在内阁会议室强行要求在越战政策方面意见相左的双方暂时休战。麦克纳马拉部长最近一次视察越南之后认为，“当地不存在军事僵局。”厄尔.惠勒将军（Earle Wheeler）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附和了对方想要听到的话语——“并未出现僵局。”于是他们将待定的出兵要求削减了十万人。麦克纳马拉坚持认为更少的兵力其实也够用，但是他依然在内阁首次宣布，预先规定的稳健路线将会赢得这场战争。他和惠勒都认为美国的战争记者们“心情非常糟糕”，以至于在战地报道当中掩盖了美军的进展。约翰逊总统在宣布暂停磋商之前语气阴冷地安慰了各位内阁成员。他指出自从1965年以来美军在越南已经战死了一万人，他时时刻刻都记得这一点，而北越仅仅在过去六十天就战死了一万人，因此他确信北越方面对于战损的感受只会更加深切。

当天晚上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有人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正在跟踪一辆巡逻警车。此前史密斯的驾照因为一系列八次轻微事故而被吊销，不过就算没这回事，身为黑人的他主动招惹警察的举止也依然十分怪异。晚上九点半过后不久，出租车调度员传达了来自现场的目击证词：趴在地上的史密斯被警察拖进了第四区警察局，他的乘客走在前面。多达两百多人随即聚集在警局门前，几枚自制燃烧弹砸向警局外墙。一个由市民和警察指挥官组成的联合代表团驳斥了关于私刑的谣言，但是确认史密斯被转移到了医院。黑人社区的领导人试图在午夜举行游行示威，从而疏导针对警方的敌意，结果游行沿途的商店橱窗纷纷被打破，碎玻璃撒满了路面。

纽瓦克市长休.阿登尼佐（Hugh Addonizio）在7月13日星期四早些时候宣布，昨晚的骚乱只是一起孤立事件并且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纽瓦克种族暴力爆发”——概述了史密斯事件发生之前当地的争议情况。最近几年纽瓦克全市学校系统黑人学生的占比陡然上涨，达到了70%（自从1960年以来，白人居民就开始纷纷离开人口四十万的纽瓦克市），可是市长不久前却任命了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白人区工作人员担任纽瓦克学监。该市百分之八十的犯罪发生在同一片破落的贫民区，而且市政府官员们此前主张要在当地征用一百五十英亩土地修建一所医学院。到了星期四下午，市政厅门外的抗议人群不再声讨警方施暴，转而要求市政府为搬迁人员提供住房。市政府放出消息声称该市同意雇用第一位黑人警察队长，试图以此安抚人群，示威者则轻蔑地报以“黑人权力！”的呼声。然后远处的商店亮起了火光，警察、记者与示威人群随即一起散开。

也是在星期四这天，约翰逊总统将新闻摄影师召集到白宫官邸的一间起居室，以此展示他所谓的“思想交锋”。他在记者面前逐一询问了麦克纳马拉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意见，让他们说明数量未定的增援部队是否能满足越南战场的所有军事需求。摄像机记录下了每一个人着重申明的同意。在内政方面，昨夜接连接到不断升级的骚乱公告之后，约翰逊与坚定的政治盟友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Richard J. Hughes）达成一致：州政府的武装力量足以应对纽瓦克的局势，无需借助联邦紧急援助。周五黎明时分，州骑警进驻了市中心的贫民区。到了下午，国民警卫队在城内设置了一百三十七处路障。零星的枪声点缀着火灾与随处可见的抢劫，此起彼伏的流言声称城里藏匿着不知多少狙击手。纽瓦克警察局长多米尼克.斯皮纳（Dominick Spina）日后作证表示，大部分所谓狙击其实都是警察、州骑警与国民警卫队误射的流弹，他们各自的无线电频率不允许他们相互交流。一个小女孩被穿透卧室墙壁的子弹击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听力。斯皮纳低头猫腰地来到海斯廉租房视察，一位居民告诉他，四楼的青少年正在往楼下投掷樱桃炸弹，来自街头的大规模报复杀害了十楼的两位母亲和一位祖母，那里的一名孤儿正在目光空洞地拿着咖啡罐收集弹壳，已经攒了十几颗。暴力事件直到接下来的周一才宣告平息，在此期间纽瓦克统计有一千二百人入狱，六百人受伤，二十三人死亡，包括两名白人警员与两名儿童。骚乱现场的画面传遍了世界各地，画面上的士兵们站在烧得只剩焦黑空壳的贫民区商店门外，被制服的抢劫者匍匐在他们脚下。约翰内斯堡的主要报纸《祖国报》幸灾乐祸地表示，顽固的美国人这回终于应该理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在道德上的必要性了：“美国对于种族融合的痴迷只会造成混乱、纷争和破坏。”

接下来的星期天，底特律警方在黎明时分突击检查了五家“瞎猪馆子”，也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地下酒吧。前四场突击检查仅仅发现了寥寥几位醉酒的赌徒，但是第五家酒馆里却挤满了足足八十二名酒客，他们正在庆祝两名黑人退伍军人从“终极暴乱”——这是一部分美军士兵对于越战兵役的称呼——当中安全返回。警方没怎么费力就与这帮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企图拖走全部被捕人员的拖沓努力充斥着拳脚相向、警笛嘶鸣以及呼叫增援的紧急呼叫。大约五百四十名警察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之前赶到现场，只见飞石如雨，劫掠四起。众议员约翰.科尼尔斯（John Conyers）在骚乱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却被骂下了台，他的地区办公室也被洗劫一空。抢劫者活活打死了一名试图保护自家商店的黑人男子。一名暴乱者在胆怯的记者面前撕开衬衫，袒露了胸前的丑陋疤痕：“这是我在德国留下的。朝鲜我也去过。我今年四十二了，却找不到工作。”乔治.罗姆尼州长乘坐直升机飞临底特律上空视察过后命令七千名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进驻了底特律。他声称地面上的城市看上去好像遭到了轰炸一样。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在7月24日星期一凌晨2点45分叫醒了约翰逊总统，表示罗姆尼正在询问能否派遣联邦部队。约翰逊随即将刚刚退休的赛勒斯.万斯拉到底特律担任临时特使，麦克纳马拉则匆忙派出两个空降旅奔赴了底特律城外的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

金在当晚的顾问电话会议上指出：“以前也有过黑暗的日子，但这是最黑暗的一次。”他批准了斯坦利.利维森的悲观声明，警告称任何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国家最终都将无法治理。金将会提醒人们，大萧条时代瘫软无力的美国曾经将糟糕的就业环境当作国家紧急状态，而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黑人面临的就业环境甚至要比那时还恶劣得多。不过金也很清楚绝大多数美国人肯定听不进他这番话，他们只有在他尽职尽责地谴责暴力犯罪以及支持联邦干预恢复秩序时才肯听他开口。巧合的是，正当金在国内的责任似乎越发紧迫之际，关于是否取消中东之行的决策也逼近了最后期限，而且他的非暴力主张必定会让刚刚大获全胜的以色列极为尴尬。金意识到，将遭到吞并的耶路撒冷当做中心的访问必定会激起中东各国的对立情绪，“无论你怎么说，他们都不打算放弃这座城市。”所以他取消了访问。

周一晚些时候，约翰逊总统为了是否向底特律城内部署空降旅的最终决定而苦恼不已。他丧气地说道：“好吧，依我看不出几分钟联邦军队就非得开始射杀妇女儿童不可。”万斯报告说城里的火势已经失控，目前共有一千二百人被捕，至于密歇根州警卫队不仅组织混乱，而且训练不足。福塔斯法官正在根据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底特律种族骚乱期间确立的先例起草法律公告*。一部分犹豫出自政治考量，因为罗姆尼州长是1968年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他很不愿意宣布眼下局势已经超出了州政府的控制。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在指责与干预的阴影下争论不休。万斯敦促将警卫队联邦化，从而使其得到更有经验的指挥。约翰逊对此非常担心，唯恐批评者们会说：“我们在越南杀的人还嫌不够多，还要去底特律射杀平民。”负责指挥空降旅的军事主官约翰.瑟克莫顿将军（John Throckmorton）坚称他的手下只有在遇到威胁生命的挑衅时才会开枪。胡佛则带着不祥的情报冲进椭圆形办公室，声称底特律已经失守，哈莱姆区也将在半小时内被“撕成碎片”。万般无奈的总统只得在午夜前夕登上国家电视台，解释了派遣军队的理由。

*【1943年夏天美国总共发生了五场种族骚乱，底特律骚乱是第一场。随着底特律汽车制造业转向战时大生产，大量工作岗位在1941到1943年间吸引了将近四十万来自东南各州的黑人与白人移民以及欧洲移民涌入城内，导致了就业机会紧张与住房紧张。6月20日，城内有谣言称一伙白人青年将一位怀抱婴儿的黑人母亲扔进了底特律河，骚乱随即爆发并且持续到22日。罗斯福总统派出了六千联邦部队前去平乱。骚乱共造成三十四人死亡，其中有二十五名黑人，大多死于白人警察之手；四百三十三人受伤，其中黑人约占四分之三；财物损失两百万美元（折合2020年约三千万美元）。绝大部分骚乱发生在城里最贫困的天堂谷黑人聚集区。】

两千名陆军伞兵的进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五天内这些职业军人总共发射了微不足道的二百零五发子弹。仅有一名士兵死亡，此人在途径一处标记不清的路障时与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发生了交火，而且缺乏实战经验的警卫队无视了瑟克莫顿关于枪支一律退膛的命令。警卫队的无能还不止于误杀友军。一支警卫队部队得到消息称暴乱分子躲藏在某栋公寓里，于是冲着房屋发射了数千发子弹，将门口的石柱都打断成了两截，然后从屋里揪出了三名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交给由警察组成的“小巷法庭”，警察则试图刑讯逼供他们承认自己是暴乱主谋。其实这三人分别是这栋别墅的房东以及他的朋友与弟弟。房东与租客闹了矛盾，于是更换了门锁想要将人赶走，没想到租客却抢先向警卫队谎称公寓里藏着狙击手。结果房东被警察打成了脑震荡，他十七岁的弟弟被打得颅骨开裂，差点流血而死。但是某家远离底特律的地方报社却很快就将这场闹剧转悲剧总结成了耸人听闻且充斥着捏造内容的电讯报道：“两辆国民警卫队的坦克在星期三晚上用机枪撕开了一处狙击手窝点，逮捕了三名蓬头垢面的白人青年……警卫队在现场收缴了枪支弹药……在窝点发现了周边被洗劫店铺的货物……底特律的种族骚乱创造了现代的流血记录。”新闻报道主张此次骚乱造成了五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是根据随后针对民间骚乱的全国调查，这一数字被夸大了二十倍。7月27日星期四，约翰逊总统宣布成立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领导的两党研究委员会：“我们对于那些依靠恐怖言辞与行径的少数人表示遗憾。”底特律市中心有四十三人死于骚乱。《纽约时报》的一篇震惊社论随即指出，纽瓦克与底特律的骚乱虽然看上去极其骇人，但是累计伤亡人数却远远低于五角大楼公布的同一周最新越战伤亡统计：一百六十四人死亡，一千四百二十二人受伤，就这还是1967年前七个月的最低数字。选择性的恐慌掩盖了当局暴力机构的野蛮行径，但是同时又放大了人们的怀疑。长篇纪实文学《广岛》的作者约翰.赫西接受克纳委员会的委托前去调查暴乱之谜，并且很快就受到了一起案件的吸引。警方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围捕了十名名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与两名年轻的白人妓女进行审讯，之后所有嫌疑人都遭到殴打，衣不蔽体，惊恐万状，还有三人被放倒在地并且遭受了处刑枪决。

在加州，里根州长谴责了“与人民为敌的疯狗”。在洛杉矶，警方再一次收到了黑人穆斯林藏匿武器的错误线索，一百名警察再一次突击了清真寺。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指责约翰逊总统没能看到或者控制住“叛乱模式”，愤愤不平的约翰逊向胡佛打电话诉苦，胡佛当即抓住机会在回电当中向约翰逊指控马丁.路德.金本人与摧毁芝加哥鲁普区的计划有牵连。但是胡佛的荒谬攻讦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因为芝加哥在动乱期间始终保持安静。尽管如此，约翰逊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眼下的苦境是人为策划的结果。他指示内阁：“我现在不想排除阴谋论。”

黑人权力的热情拥护者们也互不相让地撂下狠话，助长了无端猜测。身在比米尼岛的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预测，在“黑人革命的一个必要阶段”将会有十三座新城市发生暴乱。他还称赞了骚乱人群针对约翰.科尼尔斯众议员的袭击——此人曾在调查他的众议院委员会任职——并且调侃说：“难怪他被石头砸了。”拉普.布朗在纽瓦克和底特律两地成为了名人，因为有消息称他半开玩笑地主张现在可能是“针对白种人打游击战”的大好时机。约翰逊总统则因为布朗在华盛顿圣公会化身教堂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而打电话给胡佛——“如果你给我一把枪，让我射杀我的敌人，我可能会打死伯德夫人。”布朗在在这次演讲当中还创造了一句震惊全国的警句，有些人将其视为真理，其他人则将其当成恶魔般的诽谤：“暴力是必要的，它就像樱桃馅饼一样是美国的风味特色。”7月26日，在底特律骚乱期间，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机场逮捕了非学委主席布朗，此时公诉方已经针对他提出了大约十四项煽动罪指控。（胡佛在呈交白宫的行动成功报告当中流露出了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种族改革的低声暗示：“我借此机会让一名黑人探员参与了逮捕行动。”）第二天，非学委前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作为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客人抵达哈瓦那并且在当地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正在组建城市游击战队伍，以便在城市当中进行自卫。” 新近被任命为克纳委员会成员的罗伊.威尔金斯作为嘉宾登上电视并被问及了关于卡迈克尔的问题，他的身体随即几乎肉眼可见地颤抖了起来。接下来主持人又询问坐在一旁的金能否为观众们解释一下卡迈克尔发表这番骇人言论的时机或者目的，金答道：“不行。”

约翰逊总统喘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在8月3日发布了严厉的夏季新闻。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并且减少预计超过二百八十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他呼吁征收10%的所得税附加费。他还宣布他决定再向越南派遣五万五千名士兵，争取在1968年中期达到五十二万五千人的新上限。五角大楼提出的加派二十万部队的要求仍然是官方机密，政府仍然在煞费苦心地宣称美国正在越南缓慢取胜。但是《纽约时报》的一篇重要报道“越南：僵局的迹象”在几天后揭穿了这一主张。这篇报道激怒了约翰逊，他立刻给西贡的军事新闻办公室打电话，谴责这篇流毒深远的报道必然得到了共产主义势力的授意。总统要求采取行动，根除那些向记者R.W.艾普尔（R.W.Apple）透露口风的指挥官。这些人告诉艾普尔，他们预计接下来还要在越南耗上好几年，因为尽管三十个月以来美军的杀敌人数有增无减——北越方面估计已经战死了二十万人，美军付出的代价则是一万两千二百六十九人阵亡，另有七万四千八百一十八人负伤——但是敌人的兵力实际上却增加了。另一方面，《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逼迫金进行二选一，要么寻求恢复针对越南的非暴力示威，要么努力预防下一场种族骚乱。主持人认为两者不可兼得，因为两股激情的碰撞会同时削弱两边的事业。金回答说：“悲剧的是，我们今天参与了两场战争，而且两边都在失败。我们在国内的反贫困战争正在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战争无论在道德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也都在失败。”

&&&&&&

金曾经承诺在领导大会年会上澄清自己的全新战略角色。年会前夕他飞往旧金山，在这里他私下谈论了自己怀抱的宏伟希望，然后向一个黑人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表讲话，主题是关于他们对“弟兄中最小的一个”的义务。第二天金飞回东部，面向一群少数族裔电台主播赞扬了他们当中精神昂扬的先驱翘楚，例如普维斯.斯潘（Pervis Spann）、华丽的蒙塔古（the Magnificent Montague）以及费城的乔金娜.伍德（Georgia Wood）。金指出：“没有人知道‘高个保罗’.怀特（Paul “Tall Paul” White）在1963年伯明翰青年的大规模非暴力示威期间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轻松地补充道，他很高兴听到他自己年轻时喜爱的“欢乐节奏”传遍全球，如今“带着英国口音穿越大西洋回到了美国”，这一点着实堪称奇迹。他赞扬广播从业者利用黑人音乐的活力，以非暴力的力量为基础建立跨界的桥梁。“是的，你们挖掘出了老山姆埋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力量！”金在一片笑声与掌声当中高声喊道。他意兴飞扬，用词也越发夸张起来：“通过惊人的科技发起的当代文化征服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与古典希腊文化的古代征服。” 然而金同时还指出，他们对于自由的更大追求这才刚刚开始。他告诫他们要在身为黑人的过程当中得到安慰——“我们要从自己做起，解放我们自己的心灵”——并且坚决反对贫穷、种族主义和战争的邪恶三合一。

为了参加《会见新闻界》，金进行了一次短途过夜旅行，然后回到亚特兰大参加8月14日的领导大会年会开幕宴会。伊万.艾伦市长在亚特兰大新凯悦酒店的宴会厅欢迎一千四百名客人。艾瑞莎.富兰克林表演了她的热门歌曲“尊重”和“宝贝我爱你”，这两首歌与披头士乐队的《佩珀军士长》专辑以及民谣歌手斯科特.麦肯锡以繁荣发展的旧金山青年运动为题创作的《旧金山》共同占据了当前流行音乐排行榜的首位。演员西德尼.波蒂埃描述了他多年前滞留在亚特兰大长途汽车站的“有色人种”一侧的经历，以及从那以后他先后饰演的开创性银幕角色，并且宣称金是“一个旧世界的新人”。接下来的三天会议议程期间，本杰明.斯波克在关于越南和平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金则在一场黑人文化遗产研讨会上解释说，本届年会打出的“黑人很美”海报标志着将深埋在英语当中的负面含义加以提升的努力*。金在自己的布道坛上发表了年度主席报告，他回忆说，当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过后，寥寥几位黑人布道人聚集在以便以谢教堂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当时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个组织居然能张罗一场如此华丽的宴会，而且还有三百名白人宾客参加。图书馆、白领工作以及“公共公园的新鲜空气”一直是黑人的禁区。即使是种族之间的随意交往，即使不违法，也充满了危险。“十年前，除了搬运工或者司机之外，没有一个黑人能够走进南方立法机构的大厅。”诚然，民权战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法律成就。不过为了基于现有成果进一步对抗贫穷和战争，金呼吁重新致力于非暴力。他再一次阐述了关于贫弱之爱与滥用权力之间的狭窄道路的哲理。他的语气听上去好像正在接受公共布道的考验，而听众则是他自己。“今天上午我想让你们看到，一个人可能在自我否定的同时依然目中无人，在自我牺牲的同时依然自以为是。他的慷慨可能喂养他的自我，他的虔诚可能喂养他的傲慢。因此如果没有爱，仁慈就会变成自我主义，殉道就会变成精神上的傲慢。”

*【《纽约时报》很怀疑金的语言学改革目标：“他并未说明这一目标要如何实现。”】

金将这些困难的想法与关于自由的励志演说联系起来，但是他的演讲主题缺乏实际的方向。困难、疲劳、骚乱以及外国战争带来的复合创伤打散了年会的优先事项。一位来自伯明翰的代表抱怨说，他听不懂关于扶贫研讨会的任何一个字。前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彻夜不眠，与斯坦利.怀斯（Stanley Wise）以及威利.利克斯争论不休，反对对方提出的“异化政治”主张。这两人认为黑人激进分子应该抛弃死气沉沉的自由派，支持海外政治联盟。个人纠纷和酒精困扰着幕后的领导人。贝亚德.拉斯廷和肯尼思.克拉克没有出现在原本应该由他们主持的城市危机研讨会上，于是金就独自上场了。他用异常强烈的语言抨击了国会，因为国会否决了约翰逊总统的适度控鼠法案，该法案旨在减少每年报告的一万四千起老鼠咬人事件，其中大部分受伤者是儿童。“悲惨的事实是，美国国会现在与美国人民相比更加因为种族主义而疯狂。”关于贫民窟的状况，金认为：“告诉黑人在他们应该愤怒的时候不要愤怒是毫无意义的。”他勾画了一个将不满情绪转化为有组织的非暴力行动的计划，并且断言：“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可以将愤怒作为富有建设性与创造性的力量。”示威活动可以遏制暴力，“如果我们着手进行这方面工作的话。”

这些言论在各地的报纸头版引发了不友好的反应。8月16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是“金博士计划举行抗议活动以‘破坏’大城市的秩序”。第二天的社论“不和谐的公式”认为金正在“在目前的过热气氛当中”招灾惹祸。《时代周刊》补充说，“无论金博士是否继续他的危险项目，”仅仅这一宣布就已经损害了他的事业，因为它加强了“强大的国会成员的立场，他们已经确信解决城市动乱的办法在于镇压。”类似的反应接踵而至，金自己的员工也承认对于他提出这样一个未经消化的计划感到震惊。既然芝加哥运动的目标都不得不从一开始的消灭贫民窟缩水到削弱住房种族隔离，那么全国性的城市运动怎么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斯坦利.利维森在领导大会年会之后猜测，金一定是从公众对于种族骚乱出乎意料的温和反应当中看到了机会——寄给国会的选民邮件当中涉及种族骚乱的信件数量很少，此外还有一项全国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仍然赞成采取积极措施来消除贫民窟。一些助手认为，金正在打算将下一步的运动地点从北方城市转回南方城市，或者将运动方法从街头抗议转为政治行动，或者将运动诉求从反贫困转为反越战，他的年会发言是为了进行铺垫。为了理清各种选择，金在芝加哥的劳工节会议过后与主要顾问们安排了一次务虚会。

&&&&&&

利维森敦促金不要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兴政治会议。这次会议的筹备历时两年，汇集了来自三百七十二个政治改革团体的近三千名代表。但是种族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已经使会议的赞助人们陷入了瘫痪。一位理事会成员愤然辞职以抗议黑人权力倡导者的过度行为，另一位理事提议成立一个内部休战委员会来处理“民粹主义的古老腐败”：白人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哈佛大学教师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是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主要设计师，他曾将年轻的活动家赶出家门，因为他们在六日战争期间唱起了反以色列的歌曲。佩雷茨希望金为1968年的总统选举培养一个支持越南和平的选民集团，但是其他人要么撺掇金自行竞选，要么骂他是汤姆大叔。利维森警告说：“你将要面对一帮根本不理解政治常识的人们，跟他们打交道久了你肯定不沾光。”金则表示现在才与斯波克以及威廉.斯隆.科芬割席断交已经太晚了，尤其要考虑到这两人都支持他在困难城市进行非暴力反抗的主张。于是金在8月31日发表了大会开幕演讲，心中暗自希望一切顺利。

芝加哥体育馆之外的抗议者们一边敲响邦戈鼓一边嘲笑金的到来，并且有节奏地高呼：“杀光白皮，杀光白皮。”拉尔夫.阿博纳西坦言，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受到了参会代表的威胁。当金为越南和平提出新的主张时，预先安插的小团体在会场边缘大放嘲讽。金直截了当地主张美国应当从越南全面撤军，因为无论呼吁谈判、停止轰炸还是缓和局势都仅仅只是回避了必要的艰难决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金甚至挑战了越南战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与反共越南人保持民主团结。（“我不想参加任何‘仇恨约翰逊’的活动，”他在一条遭到窃听的电话线上坚称。）他的克制立场反而激起了体育馆里的对抗情绪。会场外的示威纠察队打出了“打倒非暴力”的横幅，会场内故意捣乱的人们高呼“为拉普.布朗让路”来分散人群的注意力。金在木然地完成演讲后告诉利维森，这次演讲的体验“非常可怕……黑人民族主义者一直在找我的麻烦。他们不停地打断我，不停地冲着我大喊大叫。”一份警方监控报告指出，金在离开体育馆时显得“害怕、担心且疲惫”。第二天一早他就逃离了芝加哥。不祥的预感与走廊上的冲突致使朱利安.邦德也放弃了这次会议，尽管他是会议的全国联合主席。

开幕式之后，为期五天的会议在帕默尔宫酒店举行——结束了芝加哥运动的住房政策和谈去年夏天就在这里举行。在宴会厅吊灯的映照下，会议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大约三百名黑人代表因为不满议程安排而撤到了海德公园卫理公会教堂，然后威胁要烧毁这座教堂，直到本堂牧师以及所有白人访客全都离开为止。接下来一位发言者提议烧掉那些仍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空间的黑人教堂。其他人提出了十三项相互不搭界的决议，从“谴责奉行帝国主义的以色列政府”到“要求立即重新安置亚当.C.鲍威尔”。这些决议被发往帕尔默宫，作为黑人代表重新加入主要会议的硬性条件。主会场随即就这些决议进行了混乱喧嚣的投票，最后默然接受了决议内容。身为少数票代表的全国新兴政治会议创始人阿瑟.沃斯科（Arthur Waskow）感叹道：“一千名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阉割自己而成为激进分子。”接下来黑人党团又提出了全新的最后通牒：除非在每次正式投票当中获得一半的选票配额，否则他们将会继续留在海德公园，以此纠正种族主义的遗留问题。一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认为这个条件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只是一只非常强大的黑豹的尾巴尖而已。”在他与其他几人的说服下，参会主体终于认下了这个沉重的方案。此时的帕尔默宫已经化作了一座充斥各种党团与宣言的迷魂阵。粗壮的警卫只允许黑人参会代表入场收听拉普.布朗的冗长演讲：“林登.约翰逊和乔治.华莱士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其中一个人的老婆得了癌症……我们应该向白种人学习暴力。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白人。杀害八名护士的白鬼也是白人……你看，在美国生为残疾人也比生为黑人更强。”在舞厅里，詹姆斯.福曼不顾一切地强行通过关于非洲的决议，不顾台下“反对”呼声四起。两名女性代表提出今后一半参会代表都应该是女性，台下的男人们则报以嘘声与口哨，将两人驱离了话筒面前。查尔斯.谢罗德（Charles Sherrod）此时已经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开展了整整六年的非学委实地工作，他恳求人们不要玩姿态游戏：“我在这里提醒你们，南方还有人在为自由而战。”后来将代表们称作“受虐狂法西斯”的詹姆斯.贝弗尔则表示，会场的愤怒人群撂下狠话声称，如果他胆敢阻挠反以色列的决议就宰了他。他相信这帮人真敢下手。

在不参与派系之争的媒体当中，只有《纽约书评》宣称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商议堪称闪亮的政治探索成果。安德鲁.科普金德（Andrew Kopkind）写道：“会议组织者就是‘运动’本身。”其他所有人眼中的会议都是一场愚蠢的惨败。《纽约客》记者雷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有时对于民权运动感到困惑，但是依然受到了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远征的吸引。她嘲笑会议组织沉湎于自我陶醉，一厢情愿地疏远了广大公民：“在整个大会期间，满嘴飞沫。浑身颤抖的代表们似乎不断地从拥挤的电梯、辱骂的洪流、针对事实的马拉松式歪曲、无意义的极权主义手法或者不留余地的诡辩当中冒出来，宣布自己已经‘激进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都陷入了痛苦的悔恨或者虚火上升的妄想。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在给安德鲁.杨的信中表示：“我担心我们的许多朋友都被吓坏了，他们认为在芝加哥发生的事件简直不可思议。”全国新兴政治会议执行董事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则不管不顾地盛赞本次大会是“独立宣言以来美国人最重要的聚会”。

为了回应犹太政治领袖的抗议以及至少三十封拉比的来信，金忙着否认了全国新兴政治会议一边倒式的反对以色列决议。* 关于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少，缓解了更大的尴尬。代表们放弃了在越南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的任何托辞或者他们的既定议程，特别是在1968年选举当中团结在某一位总统候选人背后或者干脆成立第三党参选——这一目标尤其富有新闻价值——然后主流记者就迅速丧失了对于争吵不休的党团小组的兴趣。不过，公民群众运动的不体面解体对金来说依然造成了沉重打击，因为它提高了两场备选新运动顺利开展的难度。此前金的河畔教堂反越战演讲以及在暴乱城市进行非暴力抗议的呼吁都遭到了抵制，现在全国新兴政治会议的失败只会让抵制愈发加剧。与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相比，这次会议更加公开地揭示了全新的跨文化联盟如何受困于种族与战争的积年陋习并且备受压力。安德鲁.杨在信中写道：“在当天的反动气氛当中，联盟几乎不可能存在。”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胜家缝纫机公司的女继承人安妮.法斯沃斯（Anne Farnsworth）以及她的丈夫马丁.佩雷茨，前者是领导大会的主要捐款人之一。杨在9月6日补充说，抑郁情绪已经将他逼到了放弃的边缘，“距离‘嬉皮士解决方案’还有三步之遥”。但是他又回忆起了塞尔玛的突破，因此认为也许他们还能找到另一个突破口。

*【金在写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艾布拉姆（Morris Abram）的信中宣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安全存在的权利无可争议。同时各个大国有义务承认阿拉伯世界处于强加的贫困落后状态，这一点必然威胁到和平与和谐。”】

金第一次为非暴力斗争制定路线的尝试与他的刚愎自用的贴身圈子发生了冲撞。9月12日星期三，领导大会管理层聚集在弗吉尼亚州农村的艾尔利屋会议中心召开了务虚会。此前两年投身于芝加哥运动于反战运动的詹姆斯.贝弗尔享受到了浪子回头的欢迎，但是庆祝活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战略纠纷。民谣歌手琼.贝兹赞成采取协调一致的攻势来抵制越南战争。她概述了自己在军事哨所和征兵中心附近开展和平主义示威的准备工作，希望借此抗议美国政府胁迫美国年轻人去杀人或者被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的律师玛丽安.赖特（Marian Wright）坚持要把提高看不见的穷人的地位放在首位。她说虽然反战运动已经具备了众多新兵军团，但是国家的注意力却正在偏离她在密西西比州的客户以及类似的人们。她建议将来自各个地区和种族的代表人物——从未找到过工作的男子、不识字的妇女、吃不上饭的儿童——运送到华盛顿做见证并且教育美国社会，直到国会为他们提供工作或者收入为止。赖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组成的“兵役补贴军团”当成了蓝本，这些退伍军人曾经在大萧条时期占领首都以寻求救济。

何西阿.威廉姆斯攻击了这两个设想。他认为民权运动正因为黑人权力理念以及南方地盘以外的城市骚乱而停滞不前，即使是威利.鲍登的母亲也抱怨金不该在战时质疑国家的对外政策，"金博士走得太远了。"威廉姆斯主张通过塞尔玛的上一次巨大成功培训新的选民，并且仍然抱怨自己手下的员工数量不足——在南方范围内听命于他的班底已经从一百八十名现场员工减少到了大约十几名。贝弗像往常一样雄辩地反驳了威廉姆斯。他认为追求和平必须是任何开创性与预言性运动的首要任务，因为越南战争正在吞噬实现任何其他国家目标所必需的精神与财富。贝弗尔的门徒杰西.杰克逊则反对在取得局部成功之前就铺开全国范围内的运动，首先要拿下伯明翰这样的地区。他认为软弱的行动只会招致羞辱。杰克逊希望首先在芝加哥的中心地带重建领导大会的运动势头，理由是这一地区可以为和平游行或者反贫困运动动员大量参与者。

金在大部分时候都只倾听不发言。阿博纳西和杨偶尔会发表两句评论，支持组建一支贫民车队进行宣传。但是他们的态度并非体现了他们自己的信念，而是反映了金的谨慎愿望。事实上，只有金接受了玛丽安.赖特的提议，就像接受祷告一样。这一建议对于赤贫的关注为人权开辟了一个重要却长期遭到忽视的层面，在和平运动派系的交相争辉之外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来实现非暴力的民主化。此外，鉴于参会人员大都没想好如何戏剧性地展现远在密西西比州或者阿拉巴马州的贫困，金很欢迎赖特提出的组织穷人组队前往首都的设想。这样做让人们看到贫困的面容，听到贫困的故事。赖特从罗伯特.肯尼迪那里获得了这一构想的要点。罗伯特在密西西比州的听证会后告诉她，必须首先让国会感到不做点什么就不舒服，然后国会才会着手处理这种苦难。

争论不休的批评致使艾尔利会议厅的紧张气氛持续了五天。金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历史学家劳伦斯.雷迪克在离开会场之前撂下了刺耳的声明，宣称领导大会迄今为止仍然基本无能且濒临破产，可是张口闭口都是些宏伟的大计划，他实在听不下去。金尝试用音乐来打比方，想象着黑人、印第安人以及阿巴拉契亚白人各自的不同曲调都在贫困这一主题之下和谐相处，琼.贝兹却尖锐地质疑道，假如抛开了和平反战的主题，那么上述交响乐队的一切调音努力都是为了促进在越南的屠杀。华尔街律师哈里.瓦赫特尔质问杰西.杰克逊，对方主管的"面包篮行动“是否真的希望得到切实成果，而不仅仅满足于象征性的工作岗位以及大型企业的施舍。杰西.杰克逊愤怒地反驳道“奴隶主”没资格怀疑自己。金斥责了杰克逊，然后邀请他宣讲祷文以示和解。杰克逊随即选择了《以西结书》当中枯骨复生的异象作为主题，雄辩的口才让他的反对者们听得张口结舌。金很担心致使反越战抗议活动支离破碎名誉扫地的内部敌意正在激增。为了反驳金的担忧，贝弗尔贬低了贫困宣传攻势。在他看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遭到误导的战争酿成的危机，贫困问题与战争危机相比不值一提。他主张非暴力的首要职责是抵制有组织的残暴行为。如果华盛顿和杰斐逊当年甘愿冒着被国王“钉死”的危险来建立民主，那么如今最卑微的美国人也应该为了完善平等公民权的精神和实践而努力。陷入瘫痪的辩论让金心里又急又苦，以至于一天深夜他独自在客房里嚎叫了起来：“我不想再干这个了！我想回到我的小教堂去！”他拍打四壁，大喊大叫。焦急的朋友们循声而至，聚集在他的房间门外却不敢进去。最后还是杨与阿博纳西轻轻地取走了他手里的威士忌酒瓶，劝他先睡一觉再说。

第二天，发泄过后的金怯生生地问候了同事们。他在9月17日星期日务虚会结束前告诉新来的人们：“好吧，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不是圣人了。”

重新上路后，金继续坚定地寻找行政员工来帮助自己解决运动战略的僵局。在克利夫兰和旧金山，记者要求他对国务卿迪安.拉斯克的女儿的跨种族婚姻发表评论。金表示这对新人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婚礼是“一件非常美好的幸事”*。新人的照片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杂志内里的报道则记录了约翰逊总统关于国务卿不需要因此而辞职的强调性保证。新鲜披露的私人细节包括拉斯克刚刚正式将自己位于华盛顿的住宅转让给新人充当婚房，尽管这栋房产的房契明文禁止将其转售任何非裔、亚裔以及“奥斯曼帝国居民”的后裔。《纽约时报》总结了最高法院的拉文案裁决最近促成的几场先锋婚礼——“黑人和白人在纳什维尔结婚”——以及其他零星事件，这些事件在充斥着骚乱与战争的严峻夏季之后标志着更多的焦虑。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大巴哈马追踪了一个恶作剧团伙，他们巧妙地用金的头像覆盖了美元钞票上的乔治.华盛顿。共和党的美国众议员乔治.布什满意地承认道，联邦扶贫计划为他所在的休斯顿选区采购的七台显微镜已经用于了良性的学术目的。此前他在关于联邦扶贫计划杂项采购的演讲当中宣称这批显微镜被叛乱分子秘密装成了步枪瞄准镜，事实证明是他多虑了。卢琳.华莱士州长虽然身患重病，但还是推动通过了一项修正决议，要求阿拉巴马州的公立学校或者体育场馆每当举行橄榄球比赛之前都要全场齐唱“迪克西之歌”并且展示邦联旗帜，而不像州议员提议的那样仅仅在返校比赛时这样做。

*【拉斯克的女儿玛格丽特.伊丽莎白.“佩吉”拉斯克（Margaret Elizabeth Rusk）时年十八岁，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一新生。她的丈夫盖.史密斯（Guy Smith）时年二十二岁，是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的一名数据处理员。这段婚姻将会维持四十四年，直到史密斯于2012年去世为止。金对于这桩婚事还有另一句评论：“婚姻的主体是人与人，不是种族与种族。”】

金努力说服温和的伯纳德.拉法耶特加入自己的员工团队。此时的拉法耶特已经离开非学委，投奔了芝加哥贵格会赞助的贫民窟项目。金认为他的非暴力立场足够强硬，可以用来制约贝弗尔、杰西.杰克逊以及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在公开场合，金与哈里.贝拉方特发起了一场途径八个城市的巡回筹款活动，从而改善领导大会的财政状况。但是演出的实际效果却让他们的希望大打折扣，不仅台下观众人数不足，而且表演者甚至还在舞台上争吵了起来。在奥克兰体育馆，歌手萨米.戴维斯警告人数寥寥的第一晚观众不要偏离传统的民权议题，而且还宣传了他为驻越美军表演的劳军之旅。琼.贝兹立即挑战戴维斯，看他敢不敢呼吁尽快让士兵们回家。接下来贝兹宣布她决心在黎明时分以非暴力方式封锁当地的美剧征兵站，赢得了台下一片掌声。共有一百二十三名抗议者与贝兹一起入狱十天。第二天晚上在洛杉矶举行的另一场小型音乐会遭到了炸弹威胁，演出也因为紧急疏散而推迟。

&&&&&&

听众对于金的评价陷入了某种公共关系的低谷。这道低谷的一侧是年轻人围绕越南问题的戏剧性冲突，另一侧是对于更单纯的种族英雄与恶棍的怀念，金的形象则卡在两者之间模糊不清。十月初，三名民权义工在三年多之前密西西比自由之夏的第一个晚上遭到私刑杀害的案件终于进入了全国瞩目的联邦审判阶段。庭审在梅里迪恩法庭举行，陪审团成员全都是白人。辩方律师询问第一批控方证人之一，谋杀受害者是否真的招募了 “年轻的男性黑人签署承诺书，要在1964年的炎热夏天每周强奸一名白人妇女 ”，此言一出法庭上立刻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控方随即提出反对意见，要求辩方律师为这一淫秽的询问提供法律依据，辩方律师透露，这一猜测是被告埃德加.雷.“传教士”.克林（Edgar Ray Killen）刚刚用手写字条传给他的。美国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敲了敲木槌，压制了法庭上下的笑声："我不允许这场审判沦为一场闹剧。“考克斯虽然是一名热心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但是他对待本案的态度十分严肃。他的呵斥镇住了法庭，也为接下来的诉讼程序奠定了庄严稳重的基调。联邦调查局检查员约瑟夫.苏利文提供了几名证人，他们透露自己曾经潜伏在当地三K党的白骑士团当中担任调查局的线人，这些证词引起了一片惊呼。一名当地警察指认了几位众所周知的三K党警队同事，还指出几名羞愧的辩护律师也是党徒。同样身为党徒的德尔马.丹尼斯牧师（Delmar Dennis）在证人席上表示，他之所以决定反对白骑士团，一方面是因为令人作呕的暴力事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三K党内的流氓混混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教堂里出言粗俗，而且从未缴纳过他征收的脏话罚款。他亲口描述了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当初是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将民权义工关进监狱，同时召集了私刑队伍。他还引用了白骑士团创始人山姆.鲍尔斯夸夸其谈但不准确的祝贺：“这是基督教徒第一次计划并执行针对犹太人的处决。”审判结束后，丹尼斯将会遭到无休止的人身威胁，将会被家人抛弃，三K党将会不止一次地试图伏击他这个叛徒。审判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几位重磅证人，他们承认自己参与了对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以及迈克尔.施维尔纳的系统性谋杀。其中有一位詹姆斯.乔丹（James Jordan）因为心脏问题与悔恨而面色苍白。尽管他害怕日后受到三K党的报复，但是他还是详细讲述了凶手们如何在谋杀当晚忙乱且协同地将三具尸体埋进了十五英尺深的新建土坝。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法庭戏剧与全国抵制征兵周瓜分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10月16日星期一，在琼.贝兹的反战团体在加州被捕过后几个小时，一百名教士带领四千人从波士顿公公园出发，来到历史悠久的阿灵顿街一神教教堂。这座教堂坐落在老后湾，修建于九百九十九根没入海水的桩基之上。教堂钟声敲响了“我们必胜”的曲调，警方的警戒线拦住了喧闹起哄的围观人群，近三百名经过预审的志愿者庄严地排队走进了塞尔玛烈士詹姆斯.里布生前主持过的最后一座家庭教堂，其中六十七人在数不清的电视摄像机面前用教堂的蜡烛烧掉了他们的征兵卡。另有二百一十四人将征兵卡交给了耶鲁大学牧师威廉.斯隆.科芬。科芬宣布，以他为首的反战运动高级顾问将会与所有人一齐分担遭受惩罚的风险。他将于本周星期五前往华盛顿，将这些卡片交还当局，以此表达对于征兵法的仪式性蔑视。他在布道坛上高呼：“难道我们要培养有良心的人，然后在他们践行良心的时候拒绝支持他们？”

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一个激进的学生团体联盟这一天在奥克兰整装上阵。他们嘲笑昨天琼.贝兹率领的和平主义者们全都是“牢中鸟”，并且试图通过比前一天更激进的策略来封闭征兵中心。。一系列的封锁、佯攻以及滚动式的嘲笑导致了警察的反击。警方逮捕与打伤了大约五十名学生，迅速清理了征兵站入口。这一被称为“血腥星期二”的事件立刻吸引了来自伯克利和旧金山的数千人，其中有些人带着临时头盔和盾牌，还修建了街垒，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蓝本发起了“城市游击战”，以此骚扰征兵中心。

周三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浓缩了接下来十年的抗议情绪。大学生们挤满了麦迪逊大学的商务大厅，为的是阻止生产凝固汽油弹的陶氏化学公司代表在校园开展工作面试。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和平抗议的经验，完全出于好奇才来到现场，并不特别清楚静坐示威究竟意味着什么。少数活动家则在现场散发传单，呼吁进行果断的肢体抵抗。警察推开门闯进面试室，学生们随即用手臂锁住他们的脚踝，阻止他们带走被捕人员。亲临现场的警察局长想要寻找一条退回到外面的出路，学生们则建议他从窗户跳出去。幽闭恐惧症滋生了惊慌失措的恐惧。被困室内的女生们听到了要求她们摘掉耳环的不祥指示，从外面赶来增援的警察则在冲进室内之前遮住了警徽。有些警察被自己的警棍击中，但是大多数伤者都是被挥舞的手臂与飞来的投掷物打伤的。最终四十七名学生与十九名警员不得不被救护车送走，许多人头部受创，血流不止。这场混乱看得几千名旁观者目瞪口呆。被激怒的学生们冲着警员高喊“胜利万岁！”，还斥骂身穿制服的警员们都是“猪猡”——这个称谓源自黑人权力叛乱时期的敌对俚语。直到警方在这块学术地盘发射了第一枚催泪瓦斯才将学生们驱散。作家大卫.马拉尼斯（David Maraniss）后来依据各方立场重建了这场冲突，并且追踪了大多数参与者的急剧转变。随随便便的抗议很快就消失了，模仿民权时代非暴力纪律的任何希望也破灭了。一名典型的学生在事后第一次战略会议上主张今后要采取更加激烈的抗疫措施：“我是个激进分子！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刚刚成为一个激进分子！”

联邦调查局窃听人员听到斯坦利.利维森向金转达了一则令人宽心的消息：他的儿子安德鲁——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新生——在星期三的动乱当中没有遭到殴打或者逮捕，“就是让催泪瓦斯熏了一下……这档子事太粗暴了。”小利维森还没达到拥有征兵卡的年龄就想主动拒绝征兵，为的是“堂堂正正地站直了”，但是他的父亲则建议他不要轻率放弃自由。利维森还试图安慰金，电话另一头的金此时身在休斯顿，正因为贝拉方特巡演接连三场的失败感到非常痛苦。金抱怨一篇“恶毒”的社论敦促黑人抵制巡演音乐会，因为他的越战立场“近乎叛国”。金截取的社论语句以火箭般的速度传送到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则建议：向“友好的新闻媒体”秘密分发这篇社论，特别要在巡演日程表的最后五个城市展开宣传。胡佛秘密批准了这项一举两得的计划，一方面利用令金“极为恼火”的材料来攻击他，另一方面趁机压制领导大会的收入。

同一个星期三，苏利文督察在密西西比三K党徒杀人案件庭审现场进行了总结陈词，宣扬了联邦调查局的公共使命。然后身为公诉人的约翰.多尔向梅里迪安的陪审团承认，本次审判只是他亲自处理的第二次审判。他在公开法庭上承认了这场非同寻常的调查遭遇到的沟壑与局限：“在内绍巴县的农村地区，午夜谋杀案几乎找不到证人。”他的演讲饶有兴致、不动声色，只有在冲着治安副官塞西尔.普莱斯举起手指时才会暂且中断。多尔一字一顿地说明了这桩凶案的污秽沾染得多么广泛：“普莱斯利用了法律的机制——他的办公室、他的权力、他的权威、他的警徽、他的警服、他的监狱、他的警车、他的配枪。他利用它们来抢夺、强占、俘虏以及杀害。”这位出身于威斯康星州小镇的助理检察长向陪审团强调，本案的裁判权完全掌握在他们这几位密西西比州公民的手中，至于他本人则想不出还有什么言论能比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结尾更加适用于当前的局面：“我所说的话，其他律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很快就会遭到遗忘，但是你们十二个人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事将会被长久铭记。”

在华盛顿，政府官员正在准备迎接周末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大会”。为了阻止人们参加大会，他们大力宣传共产主义破坏份子将会混入大会，以此挑起人们的恐惧，并且拒绝为大会提供移动式厕所或者饮水机。为了支援预计将要派驻现场的两千名警察，他们将一千八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收归国家政府指挥，还调拨了四个营的宪兵以及第82空降师的部队进驻首都，将这批预备队藏匿在商务部的地下室里。麦克纳马拉警告约翰逊总统，现有的监狱无法应对可能达到数千人的大规模逮捕。约翰逊放弃了暂离首都的建议，发誓说示威者“休想把我赶走”。但是随后他又询问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想要知道如果他拒绝在1968年寻求连任会怎样。这个问题让顾问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10月19日星期四，在一次气氛沉静的采访当中，总统赫然否认他曾经质疑或者后悔过干预与轰炸越南的基本决定。他比以往更为坦率地抱怨说，自己原本决定将这场战争当成一场有分寸的事业而不是针对魔鬼的讨伐，结果却很不如意。约翰逊叹息着预测道：“如果历史将会因为越南问题而指控我们，那么我们的罪名将会是在未曾尝试着激起爱国主义的前提下就打了一场战争。”

星期五，在动员会抗议的前一天，威廉.斯隆.科芬、斯波克博士以及九位满面焦虑的和平顾问一起来到司法部。他们提交了他们违反《义务兵役法》的共谋声明以及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九百九十四张全国各地的反战青年在反战仪式上交出的征兵卡——包括来自波士顿的全部卡片，此外还有二百九十八张来自加州，四十五张来自芝加哥，等等。助理司法部副部长约翰.麦克多纳（John McDonough）茫然地问道：“科芬博士，您这是打算交给我什么东西？” 身为耶鲁大学牧师的科芬几次把公文包递给他，麦克多纳几次不肯接过去。科芬等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犯下的多项重罪而主动自首，但是他们与司法部官员却陷入了瘆人的对峙。科芬试图轻描淡写地缓解现场气氛，不过与他同行的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却没这么淡定。瓦斯科已经为了接手改变生活的逮捕做好了心理准备，眼看着麦克多纳推三阻四，他忍不住大声宣称对方正在滥用自己从小到达对于法律的尊重：“先生，您怎敢拒绝证据？哥们，难道你忘了就职宣誓的誓词？”最终科芬一行人没能按计划入狱，只得悻悻离去，将那只公文包留在了司法部。

当示威者涌入华盛顿时，《梅里第安之星报》察觉到“13号星期五之后的星期五”刚刚背负了全新的诅咒。在有史以来第一起由密西西比州白人作出的民权案件判决中，陪审员在当天上午针对十八名三K党徒被告当中的七人作出了有罪判决，其中包括普莱斯和帝国巫师山姆.鲍尔斯。约翰.多尔对陪审团表示感谢，并且很快从司法部退休，结束了长达八年的艰辛工作。与贝拉方特一起前往芝加哥音乐会的金也对于这一结果“感到惊喜”，将其称作“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面对刑事指控，白骑士团轻蔑地加强了恐怖袭击的烈度。就在审判前夕，他们摧毁了杰克逊的贝斯以色列圣殿以及图加卢学院院长的住宅；审判过后他们又轰炸了一位黑人牧师、一位拉比以及一户被他们误以为是犹太人的波兰家庭的住宅。在等待判决之前的自由期间，鲍尔斯本人也在袭击行动当中露了一脸。当时一名交警偶然拦下了他的车，发现他随身带着一把点四五口径的冲锋枪，还有一名年轻乘客与他同车，后来此人承认自己参与了十几起三K党爆炸案。由于保护民权行使的联邦法规十分薄弱，鲍尔斯仅仅被判处十年监禁，而且仅仅坐了六年牢就获得了假释*。1976年，他在假释期间再次采用了“加利利人耶稣的布道人”这一头衔。（他所属的“基督教身份”教派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失落的”雅利安部落的化身）。又过了二十二年，当地官员才根据州法律对他进行了审判，并且以1966年弗农.达默尔燃烧弹谋杀案的罪名将他定罪。接下来直到2005年，密西西比州的政治气候与社会良知才在内绍巴县树立了当地法学的第一个里程碑。陪审团终于认定七十九岁的埃德加.雷.基伦（Edgar Ray Killen）参与了四十多年前的三义工谋杀案并且犯有过失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十年——或者说连续三个二十年刑期。

*【塞西尔.普莱斯被判处六年徒刑，于四年半之后获得假释，再未受到其他指控。1977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接受这世道今后也就这样了。”】

星期六在华盛顿，反战动员大会在林肯纪念堂进行了一系列演讲。现场记者注意到“一部分黑人”达成了非正式的共识，拒绝加入抗议人群随后与警方的对抗。约翰.刘易斯告诉动员会领导人戴林格：“我们不想在白人的堡垒门外玩印第安人的游戏。”他带领剩下的近五万名游行者穿过波托马克河，利用守夜、争执以及篝火等活动包围了五角大楼长达三十三小时。示威者把鲜花插进了守卫大楼的士兵的枪管里。激烈或者隐蔽的进攻有时甚至会突破五角大楼的某一个入口。 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嬉皮士剧团没能完成示威之前的宣传广告当中的承诺，没能让这座巨大的建筑腾空而起，从而“驱散军方的权威”，但他们确实沿着五角大楼外墙撒了尿。抗议派虽然遭受了催泪瓦斯的袭击和挥舞着棍棒的美国法警的反击，但是却并未让公众更加关注美国的越南政策，而是将注意力引向了自己。小说家诺曼.梅勒很快就以他亲身参与的这场精彩对决为题材创作了《夜幕下的大军》一书，并且宣称自己开创了全新的文学品种——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作为小说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小说”。梅勒是将近七百名被捕者之一，但是两百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学生当中并无一人被捕。他们刚刚在校园里遭受了血腥冲击的创伤，许多人蔑视“自由主义者”自我约束的信念，完全不相信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不借助暴烈的系统性变革就阻止这场战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难以攻击距离自己如此切近的“敌方”士兵。一些人与《时代周刊》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具有共同的预感：诋毁约翰逊总统的粗鄙歌曲与横幅——“屠夫LBJ”——只会适得其反，“几乎足以挽回他在选举当中的颓势。”在麦迪逊大学，反对示威的学生们早已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参加了陶氏化学公司的工作面试。

&&&&&&

在几乎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金于10月23日星期一悄悄步入了五角大楼围攻事件的余波当中。他在克纳委员会的证词并未向外界公布，但是这套证词显然在胆怯的祈求与破坏性的骚乱之间摸索出了“升级式非暴力”的反贫困策略。发言结束后，他告诉等在外面的记者们：“好吧，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如果我们依靠其他方式什么都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在华盛顿扎营好了，就像当年退伍津贴游行那时一样——就在这里扎营，成千上万人都要呆在这里。”这些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呼吁”的言论并未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金与贝拉方特以及艾瑞莎.富兰克林共同举行的华盛顿音乐会同样反响不佳。同一周在费城和波士顿的巡演最后一站，秘书多拉.麦克唐纳要求利维森安慰一下金，因为台下稀稀拉拉的观众人群让金十分担忧。金的律师昌西.埃斯克里奇则警告说，整场巡演“能实现收支平衡就不错了”。在波士顿，金发现伯纳德.拉法耶特因为领导大会的入职文书工作拖沓不决而正在考虑接受另一份工作。“我以为你已经决定要来亚特兰大了，”他恳求道，并且暂停行程亲自出面理顺了入职流程的若干纠结之一。与此同时，金的助手们疯狂地争取到一架捐赠的私人飞机，以便在爱荷华州的农村地区与金会面。金原本承诺要在星期天的秋季开学典礼上来到小小的格林奈尔学院发表讲话——他的导师本杰明.梅斯在那里获得了荣誉学位——但是接下来的10月30日周一他就要遵照最高法院判决返回伯明翰自首并且接收为期五天的监禁。有了这架飞机的接送他就不至于迟到，不至于蔑视法院、逃避司法或者拖延服刑。

演讲结束后，金匆匆赶回家换上一身吊带工装，然后与三名同案被告——阿博纳西、A.D.以及怀亚特.沃克——一起返回机场参加了出发仪式。根据法律建议，他们一旦降落在阿拉巴马州的土地上就会成为沉默的囚犯。金告诉亚特兰大的记者，这一判决是“为了始于1963年的历史性成就付出的一点小小代价”，当时“成千上万的黑人公民面对警犬、消防水龙、大规模逮捕以及其他践踏人类尊严的暴行，戏剧性地见证了弥漫在我国最隔离的城市当中的罪恶。”同时他又引用了最高法院四位持反对意见的法官的观点，指责多数派法官的决定粗鲁、恶意且十分危险，比起因为倾倒英国茶叶而追溯监禁波士顿爱国者更糟糕，因为自由游行当中毕竟没有发生盗窃或者破坏行为。金宣称道：“当我们今天前往伯明翰监狱时，我们要向美国发出呼吁：‘注意。不要让《权利法案》沦为战俘。”一队持枪的阿拉巴马州治安副官与金的队伍一起登上了出发的航班，并且在飞机落地时强硬主张了对于本次航班的控制权。他们向目瞪口呆的普通乘客挥手示意，让他们先行离开飞机。机场上大雨倾盆，乘客们穿过武装警员排成的两列纵队之间纷纷离去。一百名民权运动支持者正在在伯明翰航站楼等待迎接这四名囚犯，结果却看到他们被飞奔到跑道上的警车拖走了。摄影师拍到了即将入狱的金腋下夹着三本书：一本圣经，一本经济学著作，还有威廉.斯泰伦的历史小说《奈特.特纳的自白》。《纽约时报》刚刚刊发了一篇罕见的上下篇评论，赞扬这部以奈特.特纳领导的1831年血腥黑奴起义为题的小说“为一场我们几乎不知道发生过的灾难发出了条理清晰的声音”，不过黑人评论家却指责作者过于轻率地投射了作家本人对于起义黑奴内心想法的渲染发挥。斯泰伦则坚持认为“我通过渗透吸收获取了关于身为黑人的知识”。

星期一晚上，空荡荡的伯明翰监狱拉响了警报，随即吸引了五百名激动的人群聚集在监狱门口，直到治安官梅尔文.贝利（Melvin Bailey）出面表示他已将金转移到了十八英里之外的贝塞默县监狱，人群才逐渐散去。这座监狱不允许访客探监，但是周二晚上人们依然不顾大雨倾盆在监狱外面举行了守夜活动，有一个人在雨中好像着了魔似的祈祷。到了周三，四名囚犯又被秘密转移回了市区。怀亚特.沃克将一部袖珍相机偷偷带进监狱，拍下了金隔着铁栅栏凝视外界的照片。金抱怨说这两天感冒了，而且也没能实现为《伯明翰监狱来信》撰写续作的想法。这几天他只做了一些战术性笔记——比方说哈里.瓦赫特尔打算在联合神学院重新召开会谈，比较越南战争与六日战争的异同之处，金预料到这场会谈必将极其激烈，于是给瓦赫特尔做出了指示——他还草拟了一份拟议的“弱势群体权利法案”，仿照了1944年的《军人权利法案》，还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1936年的《退伍津贴法案》。后者虽然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否决，但是依然被国会强行通过。此前三年多以来，美国政府一直断断续续地试图驱散在华盛顿扎营的贫困一战老兵，《退伍津贴法案》彻底扭转了这一趋势。至于《军人权利法案》——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十分勉强且闷闷不乐的批准——则为一千一百万二战老兵提供了大学学费补助，也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助力。在监狱里，金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评论文章，借助类比历史先例主张如今的美国必须朝着纠错与机会的方向进行另一次信仰之跃。

此外金在监狱里也听到了许多关于伯明翰当局的闲言碎语。当局一方面认为最高法院判决意味着黑人应该为了警犬和消防水龙的萦绕污名而自行负责，另一方面也像再度遭到囚禁的四位抗议者一样心事重重难以解脱。治安副官们尤其为一位算命先生的预言感到不安：金将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遭到暗杀，然后这座监狱就会被夷为平地。一位当地法官将四人的刑期勉强缩短了一天。于是四位获释囚犯就在周五晚上的泰伯纳克浸信会教堂参加了庆祝他们出狱的弥撒大会。“这回总算有点六三年那时候的意思了！”本堂牧师艾德.加德纳（Ed Gardner）在音乐声中喊道。A.D.讲述了他从牢房里听来的故事。阿博纳西半开玩笑地吐槽自己的律师实在没用，居然让布道人进了监狱。此前他做出过对等的保证，只要这回律师们让他免于坐牢，他就祈祷让律师们远离地狱，不过现在他终于“解了套了”。他声称自己在监狱里将好几位狱友成功转化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支持者，还向众人讲述了他如何向白人狱警宣传黑人生活的艰辛：“想想我们靠什么糊口吧——白薯、颈骨、猪蹄和猪鼻子！”这番耍宝逗得金忍俊不禁，在布道坛后面捂住了自己的嘴。尽管感冒未愈，他还是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我们的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将不得不收拾起入狱的行装，前往华盛顿。”

离开伯明翰之后，金回到克利夫兰组织黑人选民参加市长改选。自从夏天以来他已经在当地部署了十几名领导大会员工，他本人平均每周也大约会花费两天奔波在城中各处的选民登记集会之间。11月7日选举之夜，候选人卡尔.斯托克斯（Carl Stokes）将金和阿博纳西安顿在酒店套房，并且承诺如果他成为全国第七大城市的第一位黑人市长，就将金请下楼与自己会面。两人在酒店套房观看了晚间新闻播报，得知记者们将本次选举结果称作胜负一线的奇迹，赢家仅仅获得了50.5%的选票——“斯托克斯，一名奴隶的曾孙，击败了塞斯.塔夫脱（Seth Taft），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的孙子”*——但是金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新任市长邀请他参加电视胜利发言的消息，他的满腔热情也逐渐消退了下去。安德鲁.杨认为新任市长的绝情源自冷酷的政治算计。斯托克斯首先引进了盟友，使得克利夫兰的孤立黑人选区的投票率达到惊人的75%，之后又过河拆桥，以免与可能冒犯更广泛支持的争议人物牵扯在一起。深感刺痛的金要求利维森在芝加哥与他见面协商。这一周恰逢退伍军人节周末，金在芝加哥发表了讲话。利维森对于之前金在克利夫兰初选当中取得的成功表示欢迎，认为这一成绩促进了金的公众地位，在他看来，金在克利夫兰政界取得的进展或许能回应那些“试图在芝加哥宣布你已经完蛋”的批评者，就像伯明翰运动的成功反驳了种族隔离势力在奥尔巴尼压垮了他的说法。金一直致力于成为高于政治的先知，现在利维森也感到自己有责任支持金的人生追求。

*【市长任期结束后，斯托克斯还会在1972年成为纽约市第一位黑人电视新闻主播，在1983年回到克利夫兰担任法官，并且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指派为美国驻塞舍尔大使。】

在兴建于殖民时期的威廉斯堡，约翰逊总统结束了行程长达五千一百英里的越南问题巡回演讲。11月12日，他来到历史悠久的布鲁顿教区圣公会教堂——该教会于1633年成立，教堂建筑于1715年竣工，通体采用十字形砖块——并且被领座员安排在了乔治.华盛顿当年坐过的前排座位上。本堂牧师考茨沃斯.平克尼.刘易斯（Cotesworth Pinckney Lewis）是两位美国宪法签署者的后代。在布道期间他突然中断了正统布道词，直接将话头指向了约翰逊总统：“就算仅仅只是问一下这个问题我都觉得万分冒昧，但是既然人们普遍认为越南出了问题……我们都想知道是否可以在不危及任何现有军事或者政治优势的前提下给出一些合乎逻辑的直接解释。”伯德.约翰逊夫人回忆道，当时她“看似化作了顽石，内心却烧开了锅”。刘易斯表达了直言不讳的困惑。在他看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在遥远越南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新殖民主义的愚行；“令人震惊”的平民伤亡已经达到了军事伤亡的三倍；勇敢的指挥官们也感到“束手束脚”，他们觉得许多作战限制反而延长了冲突。刘易斯最后说道：“在依然宣誓效忠于您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恭敬地询问一下：为什么？”约翰逊夫妇勉强堆起满脸笑容与刘易斯牧师握手告别，一场暴风雨随即陡然而至。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称这次布道是不可原谅的失礼行为。布鲁顿教区斥责了自家牧师，刘易斯本人拒绝进一步评论，国会议员们则强烈谴责了他的无礼行为。不过在指挥层之下，雪崩一般的公民邮件却纷纷感谢了刘易斯的直言进谏。几乎90%的弗吉尼亚新闻记者都责备他们的州长不该将恭敬顺从摆在战争利弊之上。

与此同时，金启程赶赴了英格兰北部去接受纽卡斯尔大学的荣誉学位。这所大学位于哈德良皇帝当年兴建的罗马帝国石墙边界的最前哨，以校内收藏的众多古罗马文物而闻名。金出发时的美国正在被各种各样要么愚蠢要么深刻的社会动荡搅和得晕头转向。《纽约州医学杂志》公布了一项对于吸食干香蕉皮的年轻人的科学研究，发现他们在吸食之后的狂热完全是某种“复杂的心理表现”，因为香蕉皮并不包含活性化学物质，根本没法刺激神经。《新闻周刊》的编辑们第一次公开宣称了他们的倡导立场，出版了一期关于种族危机的特刊——“必须做些什么”——其中的故事剖析了令黑人身陷贫穷且遭到无视的巨大障碍：“冷酷的事实在于，美国的黑人并不真正生活在美国。”《新闻周刊》的调研组认识到，改善黑人处境这一艰巨议程的最直接障碍“显然是越南”，但是却并没有任何因素规定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就非得是唯一或者最高的优先事项。对于金来说，《新闻周刊》的认知力巩固了他对于贫困运动的本能偏好背后的两大原因。反越战抗议强烈地暗示人们，停止战争是一个消极且局限性很大的目标；反之，扶贫运动则寻求以民权为基础的建设性变革，要求美国“挺身奋起，活出立国信条的真正含义”。在战术上，反战抗议活动已经充斥了混乱的能量，其中好些团体都沉溺在了暴力当中；但是反贫困领域仍然处于休眠状态，对于非暴力运动纪律来说是一片未经开垦的沃土。金让利维森起草论据，说明黑人仍然是非暴力运动的先锋，并且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自己接下来将要激情投入的领域。

&&&&&&

&&&&&&

金发誓要带领穷人到华盛顿“露营”。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弗洛格莫尔的佩恩会议中心告诉将近七十名领导大会员工：“这件事让我感到十分兴奋。”他表示这些天来的反思与祈祷让他觉得，他们原本应该在1966年将反贫民窟运动扩展到西塞罗。通过忍受那里的暴行，他们原本可以在1967年的一连串种族骚乱之前提升一套饱含希望的城市见证标准。金认为他们必须超越由外国战争与国内绝望滋生的暴力症状。在11月26日开始的为期一周的务虚会上，他警告说，只有歇斯底里的人们才会企图依靠愤怒来维持理想主义。“暴力一直是物质主义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也是后者的招牌标志。我绝不想效仿现代文明的这一方面。”他透露说，他刚刚会见了试图为墨西哥城夏季运动会精心设计抗议种族主义的奥林匹克运动员，结果发现他们对于一场黑人权力会议感到失望乃至痛心，因为参会代表们威胁要互相殴打。他们的磨难强调了金的教训：“仇恨没有限度……我拒绝仇恨。我们内心的许多冲突都源于仇恨。”金宣布在道德上有必要消除国家的敌意，尤其是因为现在这种敌意已经掩盖了民权运动的奇迹。如果华盛顿对于反贫困运动的抵制强度超过了伯明翰乃至塞尔玛的苦难，金承诺将会相应地加强牺牲的力度。他在务虚会上宣布：“所以我今晚告诉你们，我已经发下了誓言。‘我，马丁.路德.金，接受你，非暴力，作为我的妻子。’”

贝弗尔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就算金戏剧性地一头扎进去也无法挽救在战略层面上误入歧途的反贫困运动。他预测美国人将会忽视“露营示威”，并且认为对于一场致力于民主价值的运动来说，越战问题才更值得集中精力加以应对。金认为旨在提高生活水平的运动具备宪法基础，贝弗尔则提出异议并且大力宣讲，以至于联邦调查局关于领导大会领导层摩擦的情报报告在几天内就传到了约翰逊总统那里。“（贝弗尔）在务虚会上长篇大论地反对金的计划……金对于贝弗尔在这方面反对他的做法明显感到愤怒。”杰西.杰克逊更巧妙地批评了金。他认为金的计划过于狭隘地依赖示威与穷人的支持，然后他就离开会场前往纽约与顶级投资银行家会面。此前有一位圣公会主教通过电话和信件请求金允许杰克逊暂且离开南卡，因为早熟的杰克逊十分擅长应对重要的捐款人——“他很擅长在与人对抗的同时还不让对方心生反感。”与此同时，何西阿.威廉姆斯针对金的构想开启了第三条攻击路线。威廉姆斯一方面坚持要自行判断华盛顿反贫困运动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又反对了金的一项人事安排。当时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新任领导大会执行董事威廉.卢瑟福（William Rutherford）背书，唯有威廉姆斯反驳道：“这个事我不能支持你。”金认为卢瑟福是领导大会严重缺乏的成熟管理者——此人有过管理多家公司的经验，曾于1966年组织了领导大会欧洲之友项目，出身于芝加哥南部，而且还在巴黎的索邦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他为卢瑟福举出的每一项资质都遭到了威廉姆斯的激烈反对。在威廉姆斯看来，这位牛逼哄哄的卢瑟福就连一天民权运动经验都没有，而且长年在欧洲厮混，基本上就是个外国人。一想到自己要接受这种人的监督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私下里他用针对卢瑟福的破口大骂来回答金的受伤呼吁：“那个黑鬼根本不知道黑鬼是怎么回事！”

安德鲁.杨的发言让会场安顿了下来。他分析了有可能在华盛顿兴起的公民不服从。杨认为，比起伯明翰公然存在的肤色界限或者塞尔玛充满偏见的投票标准，华盛顿的法律法规至少明面上还算公正，因此各位员工们尤其需要面向社会做好解释工作，并且以更加细致高效的方式展开“不合作”行动——既要开展针对性示威，从而展示穷人的权利如何遭到扼杀，扶贫工作的地位如何落在了战争之后，也要举行阻碍首都正常生活的一般性示威，从而向当局施压。有些参会员工要求杨说清楚两种示威在哲学上的区别，其他人则质疑利用示威队伍堵住农业部的出入口究竟有什么价值。金则敦促他们，就算心里还有疑虑也要首先将工作干起来：“这件事的巨大负担将由你们来承担。我自己做不到。安迪自己也做不到。”他表示他将试图在运动开始之前引诱对手与怀疑者们“咒骂我这是在做无用功”，从而让他们在运动开始之后无话可说。他认为还没有人能够证明非暴力不适合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就好比不能因为一桶水浇不灭熊熊燃烧的房屋就认为水不能灭火。金设想首先组建一个失业者代表团，让他们前往劳工部请愿，要求提供工作岗位或者救助款，然后再安排他们分散开来游说国会议员；与此同时其他贫困群体则从城市贫民区、印第安人保留地、阿巴拉契亚白人区以及农村种植园出发，多路并进赶往华盛顿，其中有些还要依靠步行或者骑着骡子“穿过崎岖难行的地区，这样一来戏剧性就有了。”他们还可以邀请盟友一起参加首都的非暴力见证活动——教士、大学生、约翰逊总统的贫困问题专家、《新闻周刊》读者、和平运动参与者，等等。金承认道：“现在他们可能不会回应这一请求，我不能保证他们一定会答应，但是我确实认为这次我们必须破釜沉舟。”在金看来，假如缺少了盟友们的支持，这次运动就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投降认输，要么蜕变成骚乱。他惆怅地设想道：“我想我们的骚乱大约可以持续四天，然后你就会看到无助的母亲们排着长队试图为她们的孩子买点牛奶。”

接下来金和杨离开会场，在佩恩中心的松树下检视了卢瑟福带来的文化冲击。卢瑟福在1949年带着一口汽船行李箱和一张单程船票移居到了欧洲，此前种族问题已经撕裂了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姐姐只能帮佣维生，他的父母则拒绝款待他作为芝加哥大学仅有的七名黑人学生之一带回家的白人朋友。十八年后在日内瓦，卢瑟福在和平于世会议上自发地为围绕在金身边的法国与德国记者翻译了金的话语。这场机缘巧合迅速演变成了正式合作协议，于是卢瑟福出售与转让了自己名下的企业，辞去了瑞士.美国商会的宣传主席职务，一跃投入了他错过多年的美国社会革命。这对新近结交的合作伙伴随即交换了各自的机密信息。卢瑟福向金披露道，自己小时候曾经是芝加哥某黑帮的一名马仔，道上人称“狂野比尔”，偷过好几辆汽车，不过金对于这番警告毫不在意。接下来卢瑟福承认自己不太适应领导大会的团体文化。按说金在领导大会的地位相当于企业当中的首席执行官，理应受人尊重，但是这几天卢瑟福却看到金一直干坐在会场里忍受下属们的尖锐批评，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金回答说有节制的疯狂是驱动民权运动的动力，任何激励他人承担非暴力风险的人都必须尊重他人身上的疯狂气质。他建议卢瑟福接受贝弗尔的自由不羁精神。但是另一方面，金又向新近入伙的卢瑟福下达了两项充满怀疑的秘密任务。首先，金注意到何西阿.威廉姆斯与领导大会审计长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在各自住址之外还另有一套公寓，他很想知道这两人的微薄工资如何负担得起相应开销，威廉姆斯是否参与了任何挪用公款支付房租的行为。金表示，“我希望你能一查到底。”其次，金委派卢瑟福查明杰西.杰克逊那令人不安的独立作风是否源于自立山头的野心。他直截了当地命令道：“我希望他要么加入领导大会要么退出，要走哪条路让他自己选。”卢瑟福答应为了实现金的目的而整顿领导大会，前提是金必须给他一把尚方宝剑，赋予他不受约束地解雇员工的权力。“莉莉安也不能例外吗？”金问道。他指的是不可缺少的办公室经理莉莉安.亨特（Lillian Hunter）。卢瑟福给出了肯定的答复，金只得闷闷不乐地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贫困运动在弗罗格莫尔的研讨会上滞留了一星期，只有领导大会的新任项目主任伯纳德.拉法耶特全心投入了自己职责范围内的筹备工作。热情的技术员卢瑟福则发现他的祖国的社会情绪明显不乐观。（他告诉杨：“公众对于越南的偏执关注令人震惊。”）金在黑板上又写又画，竭力对抗反对意见：“示威的日子还没有结束。我告诉你们，我们的许多困惑都能通过示威来化解——在示威当中得到提炼。”有人认为本次运动的口号“工作或者补贴”听上去优柔寡断软弱无力，金并不认可这种看法。他表示他们的公共目标在伯明翰和塞尔玛一直很简单，而且就连耶稣本人的主张也可以仅仅归结为悔改二字。金宣称：“你看，就算我们不说明我们的需求我也不在乎。总之我们就是要去华盛顿！”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这可能是最后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因为贫困问题比种族问题更重要。金的一句话——“我们所寻求的胜利，我们永远也赢不了”——气得何西阿.威廉姆斯当场发作。他声称为了一场必定失败的战斗而煽动这么多弱势群体成员实属大错特错。（威廉姆斯回忆说：“我当时真的很生气，都快气炸了。”）金恳求员工们不要在失败的事业面前畏缩后退，也不要害怕与社会的弃民们扯上关系——“我希望领导大会能够成为希望的监护人。”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员工们振奋精神，有时还会思路发散地宣讲几段神学教诲：“我所说的并非某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不过是戏法而已。我所说的是那种‘不惧万难’的希望。”说到动情处的金忍不住演绎了一段圣经经文：“《启示录》说得好，‘要与你余下的所有做个了结，即使你几乎一无所有。’”

金最终推翻了手下人的所有怀疑与异议，然后直接回到亚特兰大参加12月4日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这一天距离他在河滨教堂挑战越战的怒火刚好八个月，也是他首次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发表演讲十二周年的前一天。当年的金还是个不情不愿的发言人，他那雷鸣般的演说风格第一次通过蒙哥马利的地方抗议活动而风行开来；现在的金则凭借纯粹的意志力唤起了一场运动精神的复苏：“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将于明年春天带领全国的穷人与无权无势之人前往华盛顿特区。”这场运动将会由三千名“接受过非暴力训练”的朝圣者打头阵，并且持续到国家作出回应为止。金坦承道：“我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试图把我们赶走。多少年前的退伍津贴游行那次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你们还记得吧。”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金发誓只有在抗议者自己放纵暴力时才会叫停这次运动。《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位黑人领袖的情绪似乎非常悲观。”头版新闻更是预示着麻烦的到来：“金博士计划在争取就业的过程中扰乱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