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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 淡淡忧伤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表我专门算过，至少饿死两千多万
标准是超出正常年份死亡率的算是饿死，正常年份死亡率内的死者肯定会加速死亡还没往里添加，添加的话3600万并不夸张
56-58年死亡率约千分之11.5……
把总人口，相关年份出生率结合，加减乘除最多15分钟即可得出结论
老家村死亡率至少15%左右（夭折儿童还没算）
本地党史，58年下半年就有一公社死了600多，实际数字只会更高
本地60冬-61麦收最残酷，玉米芯、地瓜秧、花生壳磨粉分的也很少，小孩吃了拉不下屎要用棒棒掏
按本地党史，到61年8月还有数以万计的浮肿干瘦病人，一次几万斤麸子（党史提到的累计也不多）就是上级难得的救济
说两千多万是估计外逃和战争死亡的二百万以上
外逃的起码没死，不是为吃饱肚子造反，平叛死的不能归咎于饥荒
谁要能保证官方数据是5060年代原始数据，我接受，但似乎不是，数据是改开后公开的，从措辞也可见其隆重。
三年正常死亡2千万以上，正常出生至少3倍，这个比例之下，定向搞出千万级别的数据很轻易，不须恶意做假，定向处理就可以做到，特色党必须这么做，为什么不做，人畜无害，皆大欢喜。如果真实数据确实表明非正常死亡n千万，特色当局为什么不正式做个结论，也是人畜无害，皆大欢喜，而是装模作样公布数据，而任由民间下结论。
下面引用，光一句话59年就饿死／非正常死亡3千万，如果你认为这是权威，你赢，我无话可说。
第一作者：孙经先
作者简介：孙经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大复印：《马克思主义文摘》2011 年 10 期
原发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 第 页
1983年，国家统计局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以下简称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显示，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很久前看过论述，联接在下面，四川当时人口7千多万，5年非正常死亡940万，平均一年近200万，但很不严谨，用出生人口，迁移人口，人口增长率，总人口变化，进行推算，用一个县／地区的数据，加权平均推算其它县／地区，等等，很轻易就能搞错百万级别，其中迁移人口统计的误差，西西河很久前有介绍或转载，懒得找。
http://agri-history.ihns.ac.cn/scholars/caoshuji2.htm
看看官僚主义：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儿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
毋庸置疑，毛的文革，有探索怎么对付官僚主义的成分在。但文革的实践，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第一、个人思想未经过反复的磨砺，是不能做到真正完全大公无私的，特别是有权者，毛本身也做不到；第二、运动起来的，未必都是动机单纯大公无私者脱颖而出，尤其是，中央文革这个“天线”选出来的造反派，往往是凭口号选，越左越革命，“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第三、造反派思想简单化、口号化，阶级出身、口号左不左、语录歌、忠字舞，并不能靠什么来界定谁是革命的，两个相邻学校10几岁的中学生都可以是对立造反派杀对方十年之中我是如何沦为杀人犯的；第四、对权力的畏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敢起来斗争，起来的也有部分是私利为了权力。
再看一个60年的公社书记：
吃人肉的：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一、毛的批反冒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批彭德怀、7000人大会还坚持人民公社——毛的左的倾向很明显（我认为这是毛历史上第一次大左），虽然期间有小的反复。“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二、因此形成了气氛——左点问题不大，右了完蛋。象左的五虎上将，没大事；要求包产到户的邓子恢、刘少奇、田家英，都完蛋。所以李井泉才敢于批示“要各级对毛主席《党内通信》从积极方面去领会贯彻”。
三、党内一些官僚迎合毛的好恶。刘邓开头都是迎合毛的，直到七千人大会，邓仍在迎合毛（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对付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而刘少奇则已开始反思（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地方封疆大吏更是顺上、媚上，压下。——但，始作俑者，是毛，是毛创造了左点问题不大，右了完蛋的氛围。
四、饿死人时上传信息不畅。
成都有个县作假亩产万斤，被地委揭穿，李井泉强迫地委承认亩产万斤。
如果三年死了3000万，每年死的比抗战还多，可能吗？
本地地方武装杀伤鬼子至少过千，绝大多数还是老鬼子
本地抗战八年战乱+天灾，也比不上那几年惨！
查资料还有更惨的，那些绝户的鬼找谁诉苦去？
邓子恢、彭德怀、张恺帆的被批，包括毛支持吴芝圃批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而上位，吴的公社得到毛的极度表扬——这些不需要“预知”了吧？
左点不要紧，右了要完蛋——这个氛围是事实。中国人聪明着呢，上有好者，喜欢什么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