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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 淡淡忧伤
家园 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 历史需要光谱。对于大事件，普通人讲述的身边第一手“小”故事，极为可贵。
请大家讲一讲亲历或耳闻的身边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人的故事，还原历史，免得又有人否认或歪曲。
（又，河里挺文革的，大多经历过或是耳闻过身边的三年大饥荒，也请发个言。）
我先带个头。我出生晚，耳闻亲人们偶尔说起。
坐标皖北地区，属中原。小镇上，家在供销社，吃商品粮的。
供销社好啊，一人在供销社，少饿死一家人。镇上供销社流传着一个李某某，著名的邋遢大王的邋遢传奇。李某某妻子孩子都是农村，家中老人说，若李某某不在供销社，妻子孩子60年早饿死了（意指李懒）。到最难的时候，供销社进了大批“跃进饼子”，甜的，不知道什么做的，反正不是正经粮食做的，顶了一阵时间。
农村里的亲戚，两个舅所在的ZW庄，家中老人说，因为靠城近，种的菜多，菜比草有营养，所以基本没饿死人。
而一个姨所嫁的庄，是“湖”地，本来粮食产量就低，饿死的就多了。姨夫的父母，全饿死了。家中老人讲，第二年“湖”地收麦，因饿死人劳动力大减，发动镇上商业的（城市户口）去帮助割麦，割不多远（发现）一个人kelang子，割不多远一个人kelang子。
镇供销社有个员工，之前夏天夜里在柜台上睡觉，太累了睡得沉，营业款被盗了，公安找不出作案者，于是该员工坐了牢。直到后来，一个寡妇的孩子，经常拿个5块的票子出来买东西，周边人起了疑心，公安在寡妇搜出了大量票子，供销社员工才洗清罪名。该员工出狱后，和我父亲说起，60年监狱饿死人，架子车往外拉，就填到坑里去，有一次轮到他拉死人，饿的没力气啊，架子车也掉下去了，那时那个怕啊。说到这场景，嚎啕大哭。
以上是耳闻，从来没刻意去问去调查。将近20年前，我刚接触到丁抒的书，以及夹边沟、大兴、广西、道县，有次出差，对面两老农打工回家，刻意聊了下60年。老农说，他们庄（支书、队长？）有经验，打粮食时不打净，60年饥荒时将麦秸（稻秸？记不住）再打一遍，所以他们庄没饿死人。——这是旧社会对付地主的经验，用在对付共产党了。
通宝推：otto,乱翻书nn,家园 看看官僚主义 看看官僚主义：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啰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儿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
毋庸置疑，毛的文革，有探索怎么对付官僚主义的成分在。但文革的实践，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第一、个人思想未经过反复的磨砺，是不能做到真正完全大公无私的，特别是有权者，毛本身也做不到；第二、运动起来的，未必都是动机单纯大公无私者脱颖而出，尤其是，中央文革这个“天线”选出来的造反派，往往是凭口号选，越左越革命，“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第三、造反派思想简单化、口号化，阶级出身、口号左不左、语录歌、忠字舞，并不能靠什么来界定谁是革命的，两个相邻学校10几岁的中学生都可以是对立造反派杀对方十年之中我是如何沦为杀人犯的；第四、对权力的畏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敢起来斗争，起来的也有部分是私利为了权力。
再看一个60年的公社书记：
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吃人肉的：
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就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家园 表扬一下这些造反派 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1965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
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通宝推：真理,乾道学派,家园 文革李井泉被斗，“萧李廖”又有群众基础，为什么迟迟不平反 按理说，“萧李廖”是向中央揭开了四川饿死人盖子被李井泉迫害。
李井泉民愤又极大。
文革李井泉被斗，“萧李廖”又有群众基础，应该振臂一呼，成为造反派领袖才对，为什么迟迟不平反？甚至廖进监狱？
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谈话的问题。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
家园 掺和掺和 首先，那个时期全国6亿多人口，每年正常死亡几百万，如果每年多死1千万，超100％-200％，而且主要分布在贫困地区，那些地区死亡率超正常几倍甚至上十倍，连续三年，每年持续365天，难以想象。结合这一年的疫情美国死人最多，也就超正常死亡率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可见几倍甚至十倍是一个相当极端的数字。
饥饿并不是绝症，杀伤力也许甚至比不上新冠。一般人饿几天没事，随便有点野菜地瓜皮能撑几个礼拜。正如楼主描述的过来人的例子，“幸亏怎样怎样，挺过来了”，很多回忆材料也有类似描述，合理推测，那些并不是特例，实际上各地每家每户都会有点“幸亏怎样怎样，挺过来了”的招数，确实一点招没有，应该就是那些出现逃荒的地区，其人口数量顶多占全国的百分之几，很少数。
本人也经常询问广东贫困地区的过来人，得到的回答都是有间接饿死，没有直接。当一个灾难有稳定的杀伤力，而人口中的老弱病残比例是一定的，超正常死亡率也就大概有个限度。
文字材料当然是材料，有些情况下视觉材料也很有说服力。说起饥荒，一般人熟悉的是旧社会或者非洲饥民的画面，大人皮包骨头小孩肚皮鼓起那种画面。这一刻搜索一下，网上相关文章采用的基本可以肯定都是旧社会的照片，例如下面这一张，那是真正的大饥荒。如果说新社会那三年没有人敢拍敢流传饥民的照片，那有没有过来人见过那种画面呢，大人皮包骨头小孩肚皮鼓起的那种画面，本人印象里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回忆。那三年的中国政府好歹是为人民服务，而且组织力超强，随便调拨一下粮食，不可能连续三年每年365天大面积的（直接或间接）饿死人。
本人的判断，那三年的饥荒，与旧社会或者非洲的饥荒相比是小意思，从饥荒强度和持续时间来说都不高，其杀伤力很低。联系美国新冠死亡率，三年饥荒超正常死亡率，全国平均下来，顶多百分之二十三十，每年一百万，三年三百万，算是很“大胆”的估算了。至于流行的三千万如何解释，西西河玩数字的行家多了去，随便整整，别说三千万，三亿都能整出来。
通宝推：真理,ziyun2015,不如安静,三笑,桥上,- 复 掺和掺和
家园 【整理】有摄影能力的饿不着，也不敢拍罢了 有摄影能力的饿不着，也不敢拍罢了
本地党史资料，直到61年8月还有上万浮肿干瘦病人
老家村饿死率15%左右，还有浮肿抢救过来的
有些东西100周年生日前不提是一回事，但硬是颠倒是非不好。即使删除封权严重，相关资料太多了
天涯的，被删除和全面封杀的部分——
作者：真相历史202002Lv 11 时间：2019-01-20 10:54:04
1959年，四川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严重的地区连续几个月滴雨未下，粮食骤减60亿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再多调一亿斤粮食必然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后果将不堪设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调粮任务太重，要求中央相应核减外调任务。
然而，全国粮食告危，四川岂能只顾自保。
几个月过去了，负责粮棉调运的李先念一筹莫展，中央的调粮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是“乞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计划，无奈一直无人表态。李先念只好请周总理出面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粮食部也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有老同志回忆，1960年夏，小平来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紧紧握着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讲：“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邓小平握着的哪里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国人民的“救命稻草”。
满载着全国人民期盼的汽车、轮船、火车等从四川出发，传递着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国各地，也带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无力实现全国城镇人口27斤的定量标准，只能勉强维持21斤的标准，甚至后来机关厂矿职工只能维持19斤的水平。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
邓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1973年父亲被周“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20 19:26:06
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20 20:31:15
一个人如果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既还了旧债,又买了大量家当,是不是要追究一下"不明来源财产"呢?
当时的苏联也不是那么绝情的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年4月8日)上就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新华社4月8日电)原载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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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就好20195Lv 4 时间：2019-01-20 20:32:12
又要感叹一句"怎么感激?"
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作者：怀旧隐士5Lv 7 时间：2019-01-21 12:10:58
不过，要论荒唐，一千座水库也好，逼犯人写诗也好，统统比不上毁坏庄稼作物，将就要到手的粮食、棉花、油料毁弃的行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全国：
“现在棉花已经盛开，北方各省的棉花甚至已经全部吐絮，但除极少数地区采摘了一部份外，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开摘。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如果在棉花盛开的时候下一场秋雨，将使棉花遭受重大损失。”
问题提得很好，结论却是：“关键仍然是能不能……正确贯彻主席提出的‘一手抓钢铁、一手抓农业’的方针。”
但农民不是神仙，变不出三头六臂，没有本事贯彻主席的伟大方针，结果就出现了李葆华说的情况：“我去密云水库，沿途见到棉花桃被风吹得满天飞舞，像下大雪一样。农民都去大炼钢铁了。今年粮食、棉花都一样，是丰产没丰收。”
（李保华是李大钊的儿子，一九六二年初赴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之前是水利部实际的部长，名义部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
棉花如此，油料作物呢？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中说：“油料作物长期被忽视，而去年又大量没收好，严重的影响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种子……”
这“大量没收好”，显然与李葆华说的“丰产没丰收”是一个意思。
五八年“没收好”的油菜籽、黄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连五九年的种子都成了问题，事情是多么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一个是粮食。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大量粮食烂在地里。
这里不妨看看主席的家乡是怎样跃进的：
一九六○年底，主席表弟的儿子贺凤生手持主席五○年写给他父亲的亲笔信到北京去闯中南海，直接向主席告状。
这位农村生产队队长告诉主席说：
“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要拆了起居民点……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哭爹的哭爹，骂娘的骂娘。一百户二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
“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南方农家用稻草作燃料做饭，故灰土能肥田——引者注），筷子碗碟全部归公。”
“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
“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几千斤，就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
“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有关人民公社的真实记述。
风吹棉桃，火烧稻谷，如此大规模地暴殄天物，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仅见的（战争中被敌方烧掉的除外）。
主席没有下令做这些事，他也不赞成这么做，但是这个“鬼都笑落牙齿”的荒唐事情却发生了，直接受到灾难性打击的是中国农民，而不是这个国家的阿大夫们。
一九五八年毁弃农作物的范围极广，以河南省为例，当年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作仓。（罗荣桓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的讲话，见《罗荣桓元帅》一书。）
这可是全国最严重的，以后河南饿死的人数高居各省首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搜到的部分——
舒同不认为没有粮食，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是生产队、农民瞒产私分。因为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作过批示，2月28日发表在《经济消息》上，题《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舒同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1960年12月中旬，山东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指出：“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
（杨继绳： 以上材料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山东省档案馆。《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也有记载
网上有人说——舒同的品质俺到知道点，实在垃圾。80年代，这玩意摇身为书法家，老婆做经纪人，到处胡写乱花，一个字1500元，大概是大学毕业生的2年工资。他老婆的策略是到一处先免费给实权人物写几个字，这些地方官员就出1500元/字让他给管辖范围的宾馆，楼堂馆所题字。
再看这篇新闻——捐赠书法艺术不拿1分钱——舒同夫人王云飞谈舒同书法艺术 可惜出处资料没了
http://www.cnarts.net/cweb/news/readnews.asp?id=75694
章丘“黄河事件”: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章丘“黄河事件”: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40718/ArticelE15003FM.htm
“ 1958年底,地瓜“丰收”,大量的地瓜没有办法储存,只好全部挖沟存在了地下。哪知当时天寒地冻,冰冻三尺,地瓜全部腐烂,老百姓的口粮成了大问题。1959年初,章丘县黄河公社的许多村子断了口粮,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了许多人。”
报道部分有误，本地党史资料，58年就饿死了几百个
回忆舒同同志在章丘的一年
http://www.cnepaper.com/jrzq/resfile/2014-08-03/04/803JRZQA04JRZQ04C_h.pdf
“有时是到集市上（这时刚刚恢复了集市， 这是一九六一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提出的 “三自”， 即农民要有自留地， 企业要自负盈亏， 农村要有自由市场）看看， 但他从来不语， 用手一指干菜叶子， 随从的同志就问多少钱一斤？答一块五； 再指胡萝卜， 问后， 答一块三………… （当时正常价才 3 分钱）
”
“那时老百姓都知道山东叫舒同给治坏了， 章丘叫郭林（县委第一书记）给治坏了， 时下郭林下放水寨公社任书记， 他背着粪筐走在辛庄北的田野时， 见一社员， 郭问：“大爷这灾情怎么样啊？” 那社员说，“都叫郭林这婊子生的给治坏了！”郭说：“大爷你别骂， 我就是郭林， 咱们谈谈”， 那人一听便跑了”
《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了舒同在山东期间“极左”的一面。
反右派中舒同忠实执行毛泽东的反右路线。本来19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人。在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处级干部占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共打右派34800余人、开除党籍11900余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个右派都没有。
它闺女洗涤的——回忆我的父亲舒同：马背书法家的从政之路
口述｜舒均均 整理｜程诉
2011年11月09日13:55 来源：《文史参考
“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李锐女儿李南央在《童年琐忆》（原载《老照片》第53辑）中，记述1962年春节她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渡寒假的经历。
何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后院是宿舍区，前后院都有解放军站岗。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地板。我一人住了间客房。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很大，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上的一道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色香味都诱人。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我还几乎天天晚上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的，没几个观众，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伯伯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中国新年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回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的饥民发生过抢国家粮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打死了人。
吴芝圃检讨大跃进饿死人：我欠河南人民的债还不清
2014年05月21日13:54 党史文苑 收藏本文
http://history.sina.com.cn/bk/jgcqs/2014-05-21/135491353.shtml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原题为：吴芝圃与大跃进
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 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家园 第一个材料把李井泉洗白了，其实他的责任最大。 四川省委59年抗拒主席指示，搞1000万亩万斤田为代表的密植，还有放干冬水田种小麦，导致粮食大减产，却把责任推到老天头上。
调粮的数量和减产数量比起来可以忽略。
家园 洗不白，把更高层责任者牵扯进来罢了
家园 这些都是政治材料和文学抒情材料，用来论证3千万则毫无价值 -- 有补充 太长看不完，如果作为数字论证材料，审核写评语，一句话退回去，不可能发表。
粗看看，没看到一处能佐证3千万，边都挨不上，用来证伪3千万的证据则很多。
例如，“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查查山东单县今天135万人口，当年少算点，50万，寿命期望算70岁，平摊下来三个月正常死亡一两千，非正常死亡253相当于超出顶多百十之十几二十，记得我上面帖子，全国得超出百分之一两百，困难地区百分之几百，才能出来3千万，“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这个比例，连3千万的边都挨不上是不是。
“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 --- 可见宏观上有努力补锅，1亿斤 = 1万人，二十万吨粮食 = 4亿斤，宏观补锅影响的规模是万人级别，搞的好不饿死，搞得不好饿死规模也只能是万人级别，顶多一百几十万，当然那也是很严重，至有后人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大书特书。
但是，3千万绝对是瞎编，别说3千万，随便脑洞一个3亿的，其实当年人口远不只6亿多，旧社会人口统计年年漏报，40年代真实已经达到7亿，解放后黄金10年人口猛增，但统计也不完整，1960年准确应该是9亿多，62年剩6亿多，所以饿死非正常死亡3亿，派我几个女秘书，我指导他们上哪几个文库查查数据，上哪些地区采访一下，再翻翻哪几家医院出生记录，一个月保证完成一个定向报告，人口从9亿掉到6亿。
还是那句，但凡饿死人，几万也是大规模，农民饿到无力下田，民兵饿到无力训练，妇女饿到无力生娃，是严重的问题，当年中央也承认，但作为后人的思路不能“当年饿死人了，所以是三千万”。
通宝推：ziyun2015,不如安静,陈王奋起,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补一句 -- 补充帖 “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即使全国都按这个比例，相当于全国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0-30万，整个困难时期顶多百万。
家园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表我专门算过，至少饿死两千多万 -- 有补充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表我专门算过，至少饿死两千多万
标准是超出正常年份死亡率的算是饿死，正常年份死亡率内的死者肯定会加速死亡还没往里添加，添加的话3600万并不夸张
56-58年死亡率约千分之11.5……
把总人口，相关年份出生率结合，加减乘除最多15分钟即可得出结论
老家村死亡率至少15%左右（夭折儿童还没算）
本地党史，58年下半年就有一公社死了600多，实际数字只会更高
本地60冬-61麦收最残酷，玉米芯、地瓜秧、花生壳磨粉分的也很少，小孩吃了拉不下屎要用棒棒掏
按本地党史，到61年8月还有数以万计的浮肿干瘦病人，一次几万斤麸子（党史提到的累计也不多）就是上级难得的救济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家园 说两千多万是估计外逃和战争死亡的二百万以上 -- 补充帖 说两千多万是估计外逃和战争死亡的二百万以上
外逃的起码没死，不是为吃饱肚子造反，平叛死的不能归咎于饥荒
见前补充 4585494 家园 西西河有旧贴，主要是国内迁移，当时无法统计 家园 户口牵扯口粮，国内再怎么迁移几年内不也得计入人口总数吗 家园 59年前后是否大量人口没有报户口，存疑吧，我懒的找贴 我主要是不相信特色党的节操，否则，有没有报户口都能在合理误差范围内估算。80年代煞有介事的公布数据，比如，把部分59年的人口归到60年，60年的归到61年，修正一下，造出一个59年千万级别的断沟，不难，这个政治重要性很重要。
家园 那几年国家统计局的死亡率被大大瞒报了，总人数漏了马脚 特别说一下55年肃反，政府相关单位好像20（还是18，记忆有点模糊了）岁以上都要查一遍，外调员带着枪骑自行车（远的租）到处跑，几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隐瞒历史的（未必够判刑）
58年是严格户籍制度的开始，没户口没口粮，仍然揪出大批隐藏的潜逃人员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81年及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后面是人口普查推算和抽样调查推算
82后分地同时户籍再次稀里糊涂，别看为了地蟾党中下层考出去户籍被卡着（到2021了笨狼身份证都卡），一直到前几年，某些狗官和房哥房姐等一人多个户口很简单，还有虐待发妻的蓝翔技校老板，屁事没有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表，开始时我只算到1962年，按照每年超出千分之11.5的死亡数字算作饿死（千分之11.5之内加剧死亡的还没算），那样是一千多万。后来看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多了，同时无耻洗涤的水军没有下限，仔细扫了一下，多算了几年，发现人口总数变化和新出生数-死亡数明显对不上，发现那几年国家统计局的死亡率被大大瞒报了，但总人数这个“区块链”漏了马脚，隐瞒了1800多万
虽然笨狼亲友是大饥荒受害者，而且现在党国还专门压制，本来不想在100周年前夕提这档子事的，但实际应该承担罪责的派系水军胡搅蛮缠，低水平狡辩还自以为是，不敲打几下实在对不起良心。当然要不是笨狼有亲友遇难而且应得名利被卡住近20年，公开场合可能就沉默了
总人数、出生率、死亡率很简单的东西，加减乘除最多15分钟即可得出至少饿死两千多万的结论，还是去掉200多万外逃+战乱死亡后的结论，不去掉就是3000多万了。如果把60-61死亡率千分之11.5以内部分4成算作因饥饿加速死亡也算饿死的，3600万已经保守了。写墓碑的杨继绳什么身份？他在国内不是在海外，敢在3600万问题上抹黑早死无葬身之地了
对饿死多少人感兴趣，稍有脑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即可轻松得出结论。得不出或得出错误结论，甚至花了好多功夫还是轻易被水军忽悠，只能说智商偏低，玩政治基本是垫脚石，不管什么出身。哪怕重要元凶后人，嘴上怎么狡辩是一回事，实际结论是另一回事。饿死多少人很好算，主要是板子打谁怎么打的问题，毛主席庐山会议整彭（继而一野跟着倒霉，但不是毛动手）责任也跑不了，另外部分深层因素想到了但有点害怕，颠覆了自己认知否则自己解释不通。笨狼迟迟不发表相关主贴，也是卡在了这里，哪怕实事求是做结论成为部分派系死敌是肯定的。不过看来20大前伪共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党国水军水平，只会越抹越黑，狡辩还不如装哑巴。伪共想轻装上阵，部分事坦诚一点好，否则炮党把《墓碑》等大肆散发，遮掩绝没有好果子吃。哪怕这件事上还是毛主席有先见之明——
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