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文论武之董公当出（一） -- 达雅

谨以侵犯知识产权向井底望天致敬。

诸位担待则个，我这是给急的。国庆的时候我就想写这一篇了，看了井大的《说文论武六十甲子》系列，觉得这不和我想说的差不多嘛，井大肯定写得比我好，那我就不用写了。结果井大写完《六十甲子》接着写《国进民进》，再接着写《民族主义》，可能接下来还有别的什么。得，我等不下去了，自己写吧。

说文论武之董公当出（一）马克思和汤因比的理论

业余历史爱好者可以分两个层次。对于感兴趣的历史，有相当多历史事实还没搞清楚的，这属于业余无段组；基本都搞清楚了的，这属于业余有段组。专业历史工作者也分两个层次，研究具体历史事件、历史阶段的，那是一般专业；能把握历史大势，并用一个简单的表达把历史发展规律说得理法圆融的，那是超级牛人。例如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是超级牛人啊。

但是我不太喜欢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史观。我喜欢的是马克思和汤因比。

马克思的理论大家都很熟悉啦，人类首先要解决吃喝拉撒睡，所以生产力是第一位的。生产过程中要结成生产关系。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年中考高考考过政治的肯定都背得出来。

汤因比的理论是，文明和个体的人一样，有个起源、成长、成熟、衰亡的过程。成熟的文明会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汤因比的原话是“宗教”）。

我觉得吧，一手拿马克思，一手拿汤因比，就可以比较理法圆融地谈论“天下大势”了。生产力总是要发展的，所以前途是光明的；文明是有起源、成长、成熟、衰亡的，所以道路是曲折的。关键是得看清楚咱们现在正在哪一段。

最后说一下，汤因比因为对中国历史不太熟悉，所以把整个中国历史当成一个文明，这是不对的。中国文明其实是由几个凤凰涅槃的文明连成的。周是一个，秦汉是一个，隋唐是一个，魏晋、两宋、明、清也可以各算一个。

说文论武之董公当出（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看天下大势的关键是，看当前正处在哪个阶段。我们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末期，同时也是一个中华新文明正在走向成熟的阶段。

1840年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变局之中。这个变局就变在，中国全面落后了，这是过去三千年没有过的。自从周公礼乐以来，中国对于周边就是领先的，我们是中华，他们是蛮夷。然后我们就努力教化他们，“夷狄用华夏礼则华夏之”，他们也基本都还是可教的。具体过程我就不说了，请参阅《说文论武之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华虽然也可能被打得很惨，山河破碎，但是这种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是不变的，我们是天朝，我们就是文明，这是常局。

1840以后就变局了。首先是军事上被打败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军事上被打惨了。然后就研究为什么被打惨，结论是我们全面落后了。器物是落后的，船不坚炮不利；制度是落后的，有皇帝不民主；文化是落后的，还有孔家店封建残余三从四德等等等等。反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我们是天朝”再也不敢想了，甚至“天朝”都被称为被嘲笑、被批判的了。一切都是洋人的好，全国上下整个一夷狄心态，这就是变局。

什么时候中国人总体上没有夷狄心态，恢复到“我们天朝”了，那变局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变局的末期。

说文论武之董公当出（三）武略文韬六十年

新中国的六十年，是斗争的六十年。前三十年军事斗争，后三十年经济斗争。

前三十年，完全是在打仗和准备打仗，把能打的都打了。最后对越自卫反击战，把苏联的底牌给看了，原来苏修也是个纸老虎不敢真干嘛。于是新中国的生存不再成为问题，军事斗争胜利完成。所以，邓小平华国锋他们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打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接下来的三十年，是经济斗争。这经济斗争搞出很多问题赖，例如贫富分化严重，按邓小平自己的标准都是失败了。但是经济斗争取得了两个成果：

1，总量上，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超级大国。这么说不符合“韬光养晦”精神，但却是是这么回事。发展迅速是不用提了，同时由于中国经济保留了较多的社会主义残余，中国中央政府比欧美日的中央政府强势，所以是超级大国的个头。尽管由于当权者指导路线有问题，常常吃亏。或者，换个比方，中国是现行世界经济体内的癌症，不断抢夺其他地方的资源壮大自己，而且远远看不到停止的迹象，这是很可怕的。

2，由于贫富分化，中国的富人，或者说，活的比较滋润的人，已经不向往去国外生活了。中国当前富人的一个生活模式是，当外国公民，在中国生活。这其实是这三十年经济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刚改革开放那阵子，多少人跑出国就不回来啊。现在是，穷人才偷渡跑国外去。

去年的奥运会和今年的国庆60周年，是后三十年经济斗争胜利的标志。这场经济斗争，在邓小平那里是为了保卫新政权的。邓说过，“人民生活不改善死路一条”，他是从这个高度来搞改革开放的。事实上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甚至90年代，由于生活上的差距，要求GCD下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很有力量的。改革开放固然加大了贫富分化，但对于中国社会的上等人，或者能量大的人来说，导致的后果是，维持现在这套制度比打倒它重新洗牌更有利。所以现在民运什么的以推翻GCD作为政治目标的也就衰微了。

改革开放固然加大了贫富分化，但对于中国社会的上等人，或者能量大的人来说，导致的后果是，维持现在这套制度比打倒它重新洗牌更有利。所以现在民运什么的以推翻GCD作为政治目标的也就衰微了。

说文论武之董公当出（四）新文明

1840年以后的历史，是汤因比挑战——应战学说的一个绝佳范例。面对强大的外来挑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应战。甲午老将目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义和团的后代痛打十八国联军，这是人类历史最扬眉吐气的瞬间。

1840年以后的历史，同时也是汤因比文明周期学说的绝佳范例。在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敌人的双重打击下，封建满清文明朽亡了。经过几十年的混乱，在它的废墟上，重新诞生了新的文明，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作为新文明，是显而易见的。生产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业为主；一夫一妻多妾制被废止；党组织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悍的组织把触角伸向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口识字，识的是简化字，而且识字者的思考方式也改变了，孔孟之道的至高地位被各种科学原理所取代，等等。

新文明也直接反映在中国人的思维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喜欢用“太祖”称呼毛泽东，老喜欢拿汉朝比今朝，这既反映了我们对今朝的期许，也表明，我们心里认为新中国就和秦汉一样，是一个新文明。

新中国和秦汉确实有很多相似。比如说，前三十年搞公有制，可比推行郡县；后三十年补资本主义的课，就和汉朝封异姓王同姓王一样，是一种前进中的后退。再比如，邓小平于毛泽东，可比吕太后于汉高祖。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这种可类比性其实是新文明在成长阶段的某种共性。新文明之所以新，必然是有大变革有大进步，但这种进步一时不能被接受，就必然遭到强硬反弹，反弹导致妥协，于是进两步退一步。看清楚这个道理，左派同志们就可以更心平气和一点。分封与郡县尚且折腾了那么久，搞出大大小小的乱子，更何况公有制呢。直线式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反而不是历史的常态啦。

但是，作为一个新文明，新中国的条件是西周以来最差的。

说文论武之董公当出（五）变局出变态

新文明总是艰难的，得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还得镇压旧文明参与分子的抵抗，这一点从周公到毛泽东都一样。但新中国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新文明有一点大大不一样。

中国从周公以后，一直是可见世界内，或者说，天下，最发达的文明，哪怕是在旧文明腐朽新文明诞生这样的阶段。事实上中国人一直是以唯一的文明自居的。这是中国文明的常局。这对于新文明来说，就有一个好处，基本不存在外部干扰。各种事情要解决，大家就琢磨怎么解决吧，等解决了就趟出路来了。比如说，汉高祖和他的谋士考虑封不封王，他只要权衡搞纯郡县、同姓王、异姓王的利弊，最多有儒生跳出来嚷嚷“三代之治”什么的，但绝不会在白马之盟的前夜，突然有个JY儒生跳出来说陛下匈奴制度先进咱得学习，您还是封左右贤王吧。

但是新中国不一样。新中国始终面对着外部成熟文明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成为新中国探索自己道路过程中的一种严重干扰。本来，新文明既然新，当然就不成熟，就有些事情一开始干不好。干不好也不要紧，只要多干干，失败了吸取经验教训擦干身上血迹掩埋同伴尸体继续干，最后总能干好。这里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对自己的文明有信心，相信最后胜利是属于自己这一方的。对于历史上的文明，这不是一个问题，反正天下就我们是文明，你相信也是它不相信也是它，咱总不能华夏弃了衣冠礼乐去学夷狄。当然了，这里说的是文明的幼儿园到少先队时期。

新中国从诞生起，就面对美苏两大阵营，其实也就是两个更成熟、更强大的文明，这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于是新中古探索道路的过程中，一直有“全盘苏化”或者“全盘西化”的声音。这其实是想偷懒，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偷懒取巧走捷径的先天基因，不愿意下苦功夫，修禅都修出个“见性成佛”来。因此“全盘苏化”或者“全盘西化”在知识分子那里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8平方几乎翻了天，幸亏了邓小平。所以，邓小平哪怕有千般不是，就这8平方一件，足以配享毛主席纪念堂。

其实“全盘X化”这事情，人类历史上也常常搞。新文化运动就不说了，伏尔泰也鼓吹过“全盘中化”。距离产生美，制度如老婆总是别人的好，这大概是普遍的人性。但问题在于搞的时机，在自己文明衰朽到不可救药的时候搞，那是摧毁旧文明推动历史进步能成启蒙思想家，在自己文明的成长期搞，那就是舍我文轩窃邻敝舆的变态。

中国目前之所以仍然存在这种变态，声音还挺大，是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变局，还没有回到最强文明的常局去。反过来，这种声音走向衰亡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从变局回到常局的过程。一方面靠中国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搞了开放，大家跑外国去亲身体会一下，蛮夷制度远看大美女近看全是毛嘛，于是就念起天朝的种种好来。

文明的道路，其实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新文明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整合各种资源有效应对挑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智力中枢会得到极大的训练，逐渐学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解决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新制度、新文明也就水到渠成了。直接把一套制度加上去，看起来快，但是也取消了民族智力中枢的训练过程，它的能力没有提高，下次遇到挑战还是不能有效应战。这就是某些东欧国家总是那么菜的原因了。

为了突出TG的历史地位，这么夸张也过了，

这篇和那篇“演义”打算混为一谈吗？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大约也就是伏尔泰对于

法国吧。

实践显然应当比理论具有更高的地位。

中国人民现在就一实用主义哲学，各方神佛，国内国外，历史未来，谁来了都没用。

爱未未不是说了么：什么左派右派，我们老百姓就是操泥马派。我觉得说的好。

从封建式社会主义到原始野蛮资本主义，你还能让老百姓相信谁？

绝属扯旦。

中国老百姓根子里还能相信的：就是暴力美学----比如哪一派起来了用几千万人命做地基。再比如将网上发贴骂人都送进集中营。或者将当官的（科级以上）全都排成队报数，报单数的枪毙，报双数的送沙漠里劳动改造。

这比谁出来都顶用，国人到了今天这一步，恐怕就上述招式还能起点作用。

否则屁都不顶。

教化？

中国老百姓啥没见过？

从孔子到胡氏，教化还少了？

所以要不大家一起混，举世混迷。要不理想主义者受不了出来闹事然后进步成前无所有的暴徒，用数以万计的人命做洗礼。

所以我觉得还是举世混迷算了----圣人就不要出了。

哪个人敢冒充圣人站出来，大家先拿砖拍死他。

本来，新文明既然新，当然就不成熟，就有些事情一开始干不好。干不好也不要紧，只要多干干，失败了吸取经验教训擦干身上血迹掩埋同伴尸体继续干，最后总能干好

这是误解。

见性成佛其实很难的。和其他道路相比截然不同。最上乘，最难，最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