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钟相、杨太起义 -- 支持李梅

一一三○年春，洞庭湖畔的鼎州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鼎州武陵人钟相领导的起义军原来曾是一支人民抗金队伍。一一二七年春，高宗在南京（商丘）号召各地军兵“勤王”。钟相组织义兵三百人，由钟相子钟昂率领，赶到南京，拥戴高宗反抗金兵的南侵。高宗决策南逃，便又下令将各地前来“勤王”的义兵遣散，要他们“归元来去处，各著生业”。钟昂率领的义兵亲眼看到高宗小朝廷妥胁求降的面目，归来的途中更看到各地官军、盗军的劫掠情景。钟相并没有按照高宗的意旨解散回乡的队伍，而是继续结集，结寨自保，并设置旗 帜器甲，作起义的准备。荆南一带不断遭到宫军和盗军的蹂躏。一一三○年初，金兵攻陷潭州，大事掳掠后，屠城而去。孔彦舟乘机收集溃兵，占据荆南和鼎、澧诸州，并利用钟相在民间的威信，诈称是“钟相民兵”，四处窜扰。在这样的形势下，钟相毅然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号召抗拒孔彦舟的盗军。鼎、澧、荆南各地的人民纷纷响应，农民起义的烈火点燃了。

　　早在起义的二十多年前，钟相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作工具，联络组织农民，宣传反抗思想。史书记载，钟相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道的“左道”。很有可能，这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仍在各地农民群众间秘密流传，成为他们相互联络、准备起义的工具。宋朝统治者不断下令禁止，对。“事魔”的农民严厉镇压。起居舍人王居正向高宗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宋朝统治者们，在向金兵屈膝求降的同时，不惜大规模地屠杀“事魔”的农民，宋朝杀人越多，反抗的力量越大。自温州、台州、衢州、徽州、严州、信州以至河南的信阳军、河北的沧州、清州，南到两广、福建，到处都有摩尼教的秘密起义组织。钟相发动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荆州就建有大云光明寺，是摩尼教的一个传布中心。

　　长期形成的钟相农民军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队伍。钟相自称“有神灵与天通，能救人疾患”。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早在五代时，南唐诸佑利用“左道”组织农民起义，就曾提出“吾能使富者贪，贫者富”的口号。钟相继承诸钓和王小波的口号，更加明确地提出“等贵 贱，均贫富”的平等、平均思想以反抗官僚、地主的封建统治。“人法”（人教）的民众，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又有自己的武装，有效地抵制了官军和盗军的骚扰。洞庭湖周围各县的广大农民，自备干粮，络绎不绝地到武陵投拜“人法”，尊称钟相为“老爷”或“天大圣”。一些士大夫也到这里来避乱。

　　但是，一一三○年二月钟相发动武装起义后，并没有停留在宗教组织的范围。钟相立即建立国号大 楚，钟相称楚王，钟昂为太子，立年号天战（一作“天载”），建置将相官属。起义军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焚烧官府、寺观、庙宇和“豪右之家”，镇压官吏、僧侣、道士、巫医、卜祝以及跟广大农民结有仇隙的地主富豪。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还给农民，称为“均平”。起义军的行动，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说这是“天理当然”。

　　钟相在武陵发动起义后，鼎州武陵、桃源、龙阳、沅江，澧州澧阳、安乡、石门、慈利，荆南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峡州宜都，岳州华容，辰州沅陵，各地农民群众纷起响应。起义的烈火燃遍了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钟相派出一支农民军攻打桃源县城。知县钱景持率领保甲兵丁来镇压起义，农民军杀钱景持，大败宋兵。两日后，钟相军又攻克澧州，杀宋守臣黄琮，胜利进入州城。

　　来势迅猛的钟相起义，震撼了南宋王朝。孔彦舟叛军勾结鼎州的地主豪绅，占据鼎州。南宋小朝廷便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去镇压钟相起义军。南宋驻守鄂州的宣抚司访察使李允文，派遣统领宫安和统步兵入益阳，统制官张崇领战舰入洞庭湖，张奇统水军入澧口，分道镇压起义。

　　孔彦舟看到不能以战取胜，便另生诡计，向起义军散布说：“爷（农民军称钟相为“爷”）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假装无意决战。一面又派人到钟相处，请求“人法”，做打入起义军内部的奸细。钟相没有识破诡计，农民军中混入了内奸。一一三○年三月，孔彦舟军大举进攻，奸细作内应，起义军兵败。钟相、钟昂父子在山谷中被当地一个地主捉住。孔彦舟将钟相父子押送朝廷处死。钟相发动起义仅仅一个多月，便英勇牺牲了。

　　南宋王朝处死了钟相，却无法扑灭已被钟相点燃的起义烈火。洞庭湖畔各地的起义农民，在青年领袖杨太领导下，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战斗。

　　杨太是随钟相“入法”起义的一位青年农民。当地称兄弟中最小者为“么”，因此又亲切地叫他“杨么”或“幺郎”。钟相牺牲后，杨太和农民军首领杨广、夏诚等领导一支农民军占据龙阳县继续战斗。农民军沿洞庭湖分立寨栅，组成了八千人的队伍。

　　一一三○年六月，宋朝调任知荆南府程昌寓（音宇yǔ）去鼎州，任鼎澧路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寓途经龙阳县境，随从官吏和仆从们上岸掠夺民间财物。杨大部下的水寨首领谢保义，立即指挥起义军出击，缴获了他们在各地搜擂的金银财帛等赃物，程昌禽只身逃回公安县，改由陆路绕道到鼎州。程昌寓到任后，指挥官军进攻起义军，并对起义军展开诱降活动。起义军的一个首领杨华叛变，到鼎州投降。程昌寓又命杨华派亲信到杨太军中劝诱诸首领降宋。杨太“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痛加斥贡。接着，便率领水军，到鼎州诚下向宋军发动进攻。程昌寓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杨太起义军以洞庭湖为基地，采集木料，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声势大振。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年）正月，夏诚指挥的起义军大败程昌寓新组成的水军，获得大批战船。此后起义军又打造了多种样式的车船。每船可载兵干人，用人踏车，可进可退，船上役拍竿长十余丈，上置大石，下作辖护，遇敌军船近，即用拍竿发石击碎。车船的制造，始于唐代李皋。起义农民在都料匠高宣的指导下，以宋军的车船为样式，进一步提高了打造车船的技术。起义军用车船作战，宫船不能接近。起义军水寨数十处，车船数十只，布满洞庭湖边，雄壮非常。继承钟相事业的杨太，不再以攻取州县作为作战目标，而是继承并发展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传统，在洞庭湖建立了起义据点，形成可攻可守的指挥中心。农民军不断发展壮大。

　　宋王朝看到程昌寓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又在一一三二年十一月，起用李纲作湖广宣抚使，来镇压起义。李纲立即派将官招降溃散的官兵，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准备。朝中一些投降派官僚，担心李纲“剿寇”立功，再被重用，于是纷纷上章攻击李纲是“藩镇跋扈之渐，若久任之，将使军民独知有纲，不知有陛下，知有宣抚司，不知有朝廷”。高宗又把李纲撤职，改派龙图阁直学土折彦质为湖南安抚使，督率潭、鼎、荆南兵，镇压起义。

　　这时，杨大起义军以洞庭湖水寨为据点，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北到公安，西到鼎、澧，东到岳阳，南到长沙。洞庭湖沿岸各州县的广大农村几乎都已为起义军所占有。宋官军所盘据的，只是处在农民起义军包围中的几座州县孤城。一一三三年四月，杨太拥立钟相少子钟义作太子，自号大圣天王，下设三衙等机构。起义军占领地区的农民，在杨太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实现了钟相“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理想，境内人民安乐，物产丰盛。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战斗，不断袭击宋军。折彦质部难以前进。

　　一一三三年六月，宋王朝又增派王（音泄xiè）为荆南制置使，领兵六万，会同析彦质等镇压杨太起义军。王水军攻进杨太大寨，却是一座空寨。原来杨太早已转移到鼎口港地泊驻，伏军待战。十月，王军赶到鼎口，杨太发动车船迎战。农民起义军车船高数丈，用坚木二尺余，削尖两端作投掷武器，与矢石俱发，叫做“木老鸦”。官军大败。王本人也被流矢、木老鸦打中，逃回鼎州，留下统制崔增、吴全据守洞庭湖下游。

　　崔、吴军守下游，企图与上游程昌寓部官军夹击起义军。杨太军得知后，顺江放下三只大船，船上不树旗枪，也不见人，沉寂无声，交横而下。崔、吴军见了，以为起义军为上游官军杀败，流来空船，于是发动全队舟船，乱次争先，纷纷而上，到了水面宽广处，农民军车船突然擂鼓呐喊，踏车回旋，发动猛攻，迅速地把官军大小数百只战船全部击沉。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被起义军消灭。一日之间全歼崔、吴军一万人，获得弓矢甲胄不计其数。起义军获得重大胜利。

　　这时，王还在下?b江口营帐，不知道宋水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农民军百余人穿着新衣，打着鼓板，吹着笛子，弄着气球，到宋军大营，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喊宋军来取。宋军满以为这是“受招安”的文书，打开一看，原来是农民军缴获的宋朝的官告。农民军使者在旁哈哈大笑说：“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旗号、钱粮，一齐属我了也！”农民们在欢笑声中吹笛打鼓扬长而去。当晚，起义军又乘车船相继而来，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高喊：“崔增、吴全是天下有名水军，一万来人，只消我三支车船，尽底杀了。你们消得甚的杀也！”二更时，起义军的大小车船无数，大举追袭宋军。宋船两边都被打空，满身中箭。宋军士头破额裂，狼狈逃走。王带领残兵败回鄂州。农民军再次取得辉煌的胜利。

　　起义军乘胜前进。一一三四年七月，进攻鼎州社木寨，又大败宋军，继续获胜。

　　一一三四年二月间，张浚自西北被召入朝时，路过潭州，曾派枢密院计议官去和折彦质共同策划“招安”农民军，遭到杨太拒绝。这时，刘豫的齐国看到农民起义军胜利发展，也想以“联军灭宋，分地而王”，招诱农民起义军。齐“太尉”李成差密使来杨太大寨，送来金帛文书，说愿与水寨首领会合，水陆并进，取宋沿江州县，得县的做知县，得州的做知州。起义军严正拒绝，把来人打发回去。一月后，李成又派三十五人来，带着官诰、金束带、锦战袍、羊陵（音巴bā）等物，劝诱起义军配合金、齐大军灭宋。农民起义军将这三十五人全部处死，投入江中。高宗得知后，下诏向杨太等诱降，说可以给他个知州的官做，也被杨太拒绝。杨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坚持反对宋朝的统治，又坚持抗拒金、齐，始终如一，大义凛然。

　　和杨太的正义行为相反，一贯对金屈服的南宋，把农民军看做是比金、齐更为危险的敌人。江西一个地主向高宗上书说：“方今之大患有三：曰金虏，曰伪齐，曰杨幺。然金虏伪齐，皆在他境，而杨幺正在腹内，不 可不深虑之，若久不平灭，必滋蔓难图。”侍御史张致远也在一一三五年二月上奏说：“金朝侵侮，不过是皮肤病，如果善用药石，就很容易去掉。庶民作乱，是心腹蓄毒，若养而不治，实在难好。洞庭被占据这多年，招安之人屡遣，而大半不还，水陆之师每进，而无敢深入”。这时已掌握军政大权的右相张浚也说：“杨幺据洞庭湖，实占上流，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对待金朝，宋朝官员中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对立，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他们又完全一致起来。高宗派张浚亲临督战，又下令把精锐的岳飞军从淮西的前线调往洞庭湖。一场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宋军这次镇压杨太起义军，按照张浚的主意，改变了历来冬季出师的惯例，选在农忙季节进军，想趁起义军忙于生产，发动突然袭击，同时还想以毁坏田亩禾稼为手段来进行威胁。一一三五年五月，张浚、岳飞领兵到达洞庭湖地区，施展所谓“剿抚并行”的策略，大力开展诱降活动，释放俘虏，重用叛徒，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先后叛变，投降岳飞军。六月，杨太大寨由于杨钦等叛变而陷于孤立，被岳飞军攻破。杨太拒不降宋，和钟义泅水突围，被宋军俘虏。杨太被押送到岳飞面前，英勇就义。杨太就义前，仍然高呼钟相称号（老爷），至死不屈，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黑暗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

　　杨太就义后，夏诚仍然据水寨固守，继续战斗。岳飞军以巨浅塞置港汉中，用腐木烂草填入行船通道，使起义军车船无法行驶。起义军水寨被攻破。夏诚被俘，也壮烈牺牲。

除了岳飞，比如韩世忠，李光弼，狄青等等双手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连林则徐也是死在前往动手镇压的路上。不过只要是农民起义就代表者历史的进步？这也太“唯出身论”了吧

攘外必先安内嘛。

有人说，洞庭湖是支援抗金的大后方，所以钟相杨么起义威胁到抗金大后方的安定，甚至说钟相杨么牵制了宋朝的抗金力量，这种说法完全无视历史事实。事实是，从钟相起义开始，到岳飞到洞庭湖之前，“内”不能安，农民不能安于生产的根由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宋军的奸淫掳掠，起义军才是“安内者”。

当时，洞庭湖畔受到金兵和伪齐的威胁，但往来于这“大后方”的宋军并不是以抗金的热血男儿，相反，是大批在金兵面前狼突豕窜的懦弱之师，这些军队面对金兵时望风溃逃，面对百姓时却敲骨吸髓。金兵和宋兵交替蹂躏着这鱼米之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把那里变成饥荒遍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赤地千里。试问，这样的“大后方”如何支持抗金？这样的军队能保卫洞庭之地吗？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入侵，钟相组织民兵300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勒令遣返。宋高宗限制南宋的军队北上抗金，也不许人民自发抗金。钟相不愿接受这样的限制，不愿意为了这个昏君的一纸圣旨就自行解散抗金武装，任人宰割，这才决定反宋抗金。事实摆在那里，钟相的义军本是为了扶宋抗金而建立，他们的反宋是因为失望于南宋的政策，为了维持自己保卫家乡的力量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他们不反宋，就得任金兵宰割，任金兵入侵。

事实证明，至少在当时，南宋军队根本没有力量保卫洞庭湖的土地和人民。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劫，统治者无力击退金兵，却借“用兵”之名横征暴敛，加重赋税，南宋的统治阶级借用抗金的名义把民脂民膏朘削无余，实际却不肯认真地把武装力量使用在抗金斗争上，以致长江以南的明州、杭州、江州、洪州、潭州等地全部遭受到金人的躁践、屠杀惨祸。在靖康年间从前线上溃败下来的一些散兵逃将，如孔彦舟、李成、张用、曹成等伙，都流窜于江南以及湖广地区，奸淫掳掠，打家劫舍。当时有人把这种情况概括描述说：“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至，金人既去而袭逐之乓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这就是被钟相杨么所危害的南宋朝廷在洞庭湖从事的“抗金事业”！

公元１１３０年，金兵攻占潭州(即长沙)，在那里大举屠城，奸淫掳掠。金兵走了，被金兵打败的团练使孔彦舟却尾随而来，就带着他的败兵残卒在那里继续金兵的“事业”，趁火打劫，催粮逼租，无恶不作。钟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外抗金兵，内拒匪军。杨么在怒斥伪齐使者的时候曾说，“吾之所以倔起于阡陌，盖欲内涤瑕秽，外歼丑虏，此心耿耿，神人共知”，诚其实业。

钟相死后，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实行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登舟作战，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洞庭湖一带的生产也得到一定恢复。

宋王朝迫于杨么起义的压力，在洞庭湖一带减赋税，均土地，并采取其他措施减轻民众负担，改善了这些地区民众的生活和生产环境。杨么起义失败后，他的部众有数万人加入岳飞部下，使岳家军的实力大为增强(这是岳家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军，规模超过历次扩军的总和)。南宋朝廷在洞庭湖改善民生和生产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派岳家军经营洞庭湖一带也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甚至，招纳数万洞庭湖百姓加入岳家军也不是自愿的(当初连钟相300人都容不下，如今却容得下数万人！)，也是被迫的----辛弃疾接受“招安”后的遭遇，难道不是一面镜子？是钟相杨么起义牵制了南宋的抗金力量吗？六年之间，南宋军队五易其帅，被起义军打败了无数次，这种军队凭什么去抗击金兵？没有钟相杨么，就凭南宋朝廷将抗金义军遣散的政策，就凭孔彦舟等人无力抗金，一心蹂躏百姓的作为，洞庭湖这“大后方”会变成什么样子？

钟相杨么起义令人想起宋朝的另外一位起义领袖----壮族人民起义领袖侬智高。有人说侬智高反宋“分裂祖国”，却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当时，侬智高所在广源州是宋朝的行政区域，但宋朝却无力保护这一区域，而任由其治权落入交趾国的手中。在国家弃国民于不顾的情况下，侬智高起兵反抗交趾，自立“南天国”，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多次主动向宋朝进贡，希望能够得到宋朝“节度使”的册封，成为宋朝的臣民。但是，堂堂大宋竟然因为害怕得罪交趾国而悍然拒绝自己国家的国民反抗外来统治，要求重归祖国的请愿。在这种情况下，侬智高仍不愿接受交趾人的统治，为了与其相对抗，他不得扩大起义根据地，加强自身力量，这才有了反宋和攻略宋土之举。

侬智高起义和钟相杨么起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起义者原本并没有想反抗朝廷，尽管他们受到统治者的欺压(无论是宋朝统治者对壮族民众还是洞庭湖地主、官府对农民的层层盘剥)，在外敌当前的情况下，仍然在努力设法统治者合作，共御外侮。但是，统治者不仅自己无力保护民众不受外侮侵犯，也不承认民众自发的抵抗行为，自己没本事攘外，也不让百姓攘外，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攘外的权力才造反，这个责任究竟该由谁来负？

岳飞在平叛时总是尽最大可能减少杀戮，对于归降者，不论是起义地区民众还是参加起义的将领都宽大相待，他曾经为了保护归降的起义民众坚决对抗皇帝的“屠城令”，最终使皇帝收回成命，起义民众为他立长生牌位，他在平定杨幺起义的过程中，推动了宋朝政府实施减低赋税的政策，起义平定后又对恢复当地社会、生产秩序做出很大努力，而且对归降的起义者、普通民众一律不假追究，还吸纳了大量起义军作为自己的部下，对其一视同仁，并无任何歧视。至于岳家军的军纪，更不用我多说了。

同样出与自身立场镇压农民起义，岳飞总是尽可能为民众设想，总是在寻求社稷与民众利益的协调统一，和后来某些为了邀功而滥杀无辜，为了获胜而动辄屠城、焚掠，为了刺激士气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安内有术攘外无能，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在统治者面前一副奴才相的人的对比何等鲜明！

历史终归不是虚无的

掷地铿锵!

零胞久违了。

有几个问题必须要弄清楚：

1、岳飞数次派人去招降杨么，给出的条件十分宽大，但几次都遭到了拒绝。岳飞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在一致抗金的大趋势下，杨么为什么还要紧守自己的地盘呢?

2、当时类似杨么这样的割据势力很多，比如桑仲、李横、李孝忠、李成等，这些人来历复杂，但大多数是因朝廷对待不公而被迫造反的。虽然他们都怀有报国心，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

（1）统治经验不足，供养军队较多，领地内不堪重负。像钟、杨那样算是很特殊的例子了，大多数起义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只能靠抢掠为生，给周围的百姓其实也带来了很大苦难。

（2）战斗力低下，李横北伐失败是个很明显的例子，面对金和伪齐的正规军，起义军基本不堪一击。指望他们在抗金斗争中有大的作为，是不可能的（河北义军在丧失了南宋正规军的支持以后逐渐失败、瓦解其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金人压力那么大，南宋政府利用宝贵的几年缓冲时间解决内部问题，团结力量，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待各种类型的叛军，南宋将领也还算宽大，大部分都收编进了军队，杀俘行为并不是特别多。

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个别人还非要维持自己的独立王国，恐怕很难称得上是什么“迫不得已”、“官逼民反”。

特别在起义开始阶段，不靠抢掠，连生存的成问题。

对农民起义不分原因一律持正面评价，其实也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

当时论收编流寇的数量，岳飞还算后面的，投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人的大寇更多。

南宋政府基本还是以抚为主，之所以没有像明朝那样失败，主要是其军事将领比较优秀，在应该如何“抚”的问题上把握的比明朝的那帮文臣强的多。

事实上高宗解除统兵将领的兵权的时候，依赖的主要还是宋朝一贯轻视武将的传统，也他手上并没有足够制约地方将领的兵力。而且当时宋朝皇室的嫡系就他一个，也没有可以换的人。即使这样，他的这个调整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走钢丝，稍微不小心就容易发生兵变。还好那些统兵大将还是尊重他的皇帝的权威，地方兵权中央化的过程顺利完成。后来南明时期这个过程根本就无法实现，到处军阀横行，军阀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废立皇帝，皇帝完全成为了军阀的傀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