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吴思的潜规则和封建王朝的命运 -- johny

闲扯两句。

看了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之后，觉得作者眼光独到而深邃，而且作者多取材明清官员的笔记，更与鲁迅先生“不要光看正史，要多往地底下看”的教导相符合。看完之后，理解了封建王朝的寿命为什么总是不超过两三百年，为什么到了王朝末年，无论外族入侵的危机多么深重，总有官员贪污腐败，搞到民不聊生。

但是也生出一个疑问，幕府时期的日本应该也是封建王朝，但是即使在幕末时期，好像贪污腐化也没有中国的宋、明、清之甚。为什么呢？按照吴思的说法，封建王朝中，对官吏的或明或暗的敲骨吸髓，普通民众无力通过合法的渠道反制，最后将导致崇祯死弯和李自成的出现。但是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日本的中央集权程度还不如中国？各地的大名或多或少还有相当的自主权？

欢迎大家讨论。

日本是幕府换天皇不换。天皇没实权倒也导致他本身不会受到农民起义（姑且用这个词）的冲击。但是幕府不是也会维持不下去的吗？再说日本比较穷，贪污恐怕也是有限的，作为贵族的武士，他们不是文官，他们重视的是死得光荣。

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贪污腐败的一种反制？导致官吏对民众的压迫也不能太过分？不过武士属于统治阶级，不属于被剥削阶级。

如果经常对外扩张，倒也会减轻国内贪污腐败的程度，但是德川幕府的大多数时期都没有对外扩张，难解。

日本近代没有什么农民起义主要是从风城到德川建立的“石高制”、“兵农分离”、“身份统制”。石高保证了农税征收与所有分离，防止了地主过度剥削；兵农分离特别是刀狩令又拉开了武士与农民间武力差别，使反抗成本增加。身份统制限制了人口流动，流民可是暴动的主力呀。所以封建日本就 很和谐了

中央集权的国家，如果地方又比较大，国情比较复杂，很容易出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的问题，这个有时候很害人的。封建制里政策大多由领主制定，反而灵活些，可能也更让人接受些，到底杀鸡取卵的傻瓜不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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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你这么说，有点感觉了，但是具体的分析还不清楚。

这三个制度的具体作用能不能展开谈一下？

把土地面积、平均收获量确定下来并按此确定田税数量。受封一定石高的武士并不能控制土地和人口，而是由农民直接向领主交纳年贡，再由领主向武士分配。这样就避免了中国可怕的土地兼并和地主无节制的盘剥。呵呵，后期很多武士没钱了都得向商人借。刀狩就类似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主要是没收农民手上的武器，这样想反抗也不容易了。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搞了12铜人，而丰臣没收的武器都拿去造京都大佛殿了。

补一下，石是中国古老的重量与体积单位，高等于数量。唉，当年玩太阁立志的收获

权力全集中在老中（相当于首相）手里，至于“大老”其实只是临时性的职位。

之前的室町幕府的足利家也是如此，

尽管日本是封建领主制，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但不能说日本就是特例。

封臣和流官之间的最大区别是领地和领民都是封臣的私产，在实封制的封建领主制下，封臣掌握了封地上的全部资源，而流官的俸禄来自国家。

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管理者把其被托管的资源占为己有。

在实封制的封建领主制下，封臣掌握了封地上的全部资源。这时候所谓的“贪污”问题在表面上会看起来比较小。既然领地和领民都是封臣的私产，也就无所谓“贪污”。盖不存在“被托管”的问题，而只存在压迫和剥削的程度问题。而大多数的古代封建领地的经济都基本自给自足。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经济交流很小，不同地方间的经济交流也很小，于是管理者在交流中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少了。

从实质上来说，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封建领主对民众的压榨是一种剥削形式，而官僚的“贪污”也是一种剥削形式。而这种剥削形式是迭加在已有的剥削之上的，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实封制的封建领主制容易造成资源的分散，并鼓励割据的形成，削弱国家的统筹能力。对中央来说显然不是好事。所以不论中外，各封建国家无不向中央集权演化。

日本到最后采取的是类似于中国汉朝的半实封制度，领主的独立性低于中国明清的土司，但又高于中国的流官。日本是海洋国家，通过控制土地税收并不能完全控制各地的大名。大名们仍然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并能够通过走私贸易来获得经济实力。幕府发布“锁国令”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限制大名的财源。即使如此，德川幕府也不过三百多年寿命，和中国历史上的几个朝代相当。在其统治其间，也不是没有农民起义。只不过由于领主制的剥削程度分散的关系而规模不大罢了。而最后“倒幕”也是依靠地方诸侯的力量。这些力量都是在幕府的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

就拿日本而言，尊卑长幼制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明确裁定为违宪而废除。这种体系下上层人物的特权可想而知，当然没必要去贪法律体系以外之污了。

所谓的贪污首先要看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公平。如果这个体系整体已经不公平地倾斜于某些特权阶层，法律上的贪污不但没有必要，事实上也贪不出比这些不公平的特权更大之污了。

顺便，恭喜一品了。第一次站在跳台上吧？

“把土地面积、平均收获量确定下来并按此确定田税数量”，这种制度中国古已有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明代部分讲到了鱼鳞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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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经济方面，讲起来很琐碎。关于制度，无甚特创，此刻不拟再多讲。自明迄

清，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

亩的。直到清代后期一百多年间，黄册没有了，户口很久不调查，但鱼鳞册则相沿至

今，纵有许多改进，但依然还是明代创制川峡。这是值得提及的。黄册以户为主，每

十年更定一次，凡四本。一上户部，三份分送布政司府县。册上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

在之数，为四柱式。所谓以户为主者，如某户有四百亩，或卖去二十亩，则造册曰旧

管百亩，今卖，当开除户下田二十亩，彼买者新收二十亩，而此户实在则止八十亩。

这是专据某都某家之一户来登记的。如买者乃别都人，则立为子户，登记于买田人户

图中，逐项注清楚。此项造册制度，一看像麻烦，其实在当时，本兼有限民名田之意

。好使兼并之风，不易随便滋长。但此项黄册，积久弊生，便多变乱了。如有一豪家

，置田万顷，他的田亩，侵入别都的太多了，便会有人想法变乱黄册，把新收随便挪

移成旧管，来迁就此种兼并之恶风。又黄册规定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择其中丁粮多

者十户为长，余百户分十甲，一甲分十户。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理此一里一

甲之事。主要是替政府主管催征。但兼并之风既盛，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小户三十

亩也是一里长，则小户更非荡家破产不可了。

我们只看明代黄册制度，便可由此想像唐代的账籍制度，在他们初创法时是各有

一番精密恳切的用意的。但时间隔久了，便弊端丛生。最先是有人运用那项制度来迁

就那弊端，最后是那项制度无法保留，只有根本舍弃了来另立新制度。

其次讲到鱼鳞册，远在宋代已开始有了的。但到明代，此项图册，才为政府普遍

使用，而成为一制度。黄册以户为主，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当时亦称鱼鳞图。每县以

四境为界，每乡每都亦如之。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图中田地，或

官有，或民有，或是高田，或是污田，或埂或瘠，或山或荡，都详细注明，并添注上

业主的姓名。其有田地卖买，则一年一注。人户纵然流动，田地则一定不移。因此，

当时人称为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于母，亲切可据。我们若就黄册鱼鳞册这两

种册子来细想当时创立此项制度之用心，实有未可厚非的。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

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的。但若论历史大趋势，自唐代两

税制以来，政府方面，究竟是只顾虑在政府自身的财政上如何图谋征租手续之方便，

而再不能在经济理论上来努力社会民众方面土地制度之建立。此种原因，一则由于两

汉以下，地方行政规模日趋简窳陋，无法注意到此等大政策。再则自中唐以下，社会

上大门第势力全归消失，畸零割碎的小户农田，全归政府直辖，征收租税的手续，更

麻烦了，于是不得不在这上面尽力想方法。而民间的舞弊取巧，则层出不穷，上面立

一法，下面即跟随着这一法来做弊生巧。自从有了鱼鳞册，民间即在鱼鳞册上想花样

，如当时所谓飞洒诡寄之类，一切做弊的花样，一时也说不进。因此，册上的田地四

至，纵然是准确，而业主花名，则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则仍变为一笔糊涂帐。远在嘉

靖以前，实际上明代的鱼鳞册，也早等于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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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很精到，所以感觉不到这种田亩清丈的效果会有多大。这也是张居正为什么后来要推行清丈土地的原因。（张居正于1580年要求全国清丈土地，但由于1582年张居正去世，之前全国仍有地区未实行清丈。后来清朝的“地丁合一”制度，当是张居正改革的延续。）

“受封一定石高的武士并不能控制土地和人口，而是由农民直接向领主交纳年贡，再由领主向武士分配。”这项制度看上去倒似乎可以避免中间人上下其手。

像日本那样真正完成所有权和受益权的分离，所以不能抑制土地兼并与过度盘剥。为什么元禄后期武士穷的没有饭吃了也只能去向商人借钱？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是“虚拟”的，就和我们都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你要去一国有公司白吃白拿肯定被打出来，武士也是这样呀，想抢也不知道上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