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相新书选登】雍正探取皇位揭秘 -- 叶成斌

本文仍旧选自温相新书《帝国杀戮－清代皇族政治斗争史》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第四章《阿哥争位》。

有关雍正即位的真相始终扑朔迷离、难判真伪。力主给雍正翻案的认为他即位合法，而反方则认为他即立确系谋夺，两方面各执一词、各有偏颇。现在我们就内中的一些疑点做一下分析，借此对他的即位真相做进一步的探索。——作者

消息来源：飞扬军事论坛温相专栏

毫无疑问，这个直接的合法依据就是康熙遗诏。目前我们看到的康熙遗诏是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的，而且宣读时只宣读了满文版，而没有宣读汉文版。这份遗诏书写潦草、涂抹之处甚多，就连力主雍正合法即位的冯尔康也认为“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注17】（《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该书第62页）也就是说雍正即位迄今为止没有直接的合法证据让大家信服他的“得位之正”。

朝鲜人所作的《李朝实录•景宗实录》卷10记载了康熙病重时召见大学士马齐说：“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段话里面错漏更多，康熙临死之际召见的皇子、大臣的名单中根本就没有马齐，雍正自己就说过：“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可见并就没有马齐。至于康熙说胤禛的“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康熙晚年饱尝预立太子的苦头，因此他才决定不再谈及册立太子一事，并且把谋求太子的人称作“国贼”，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已经有了密建储贰的初步设想，他怎么能够在他临终之际将这种被他所深深诟病的漏洞继续传给储君呢？而且，搞的还是隔代指定，储君的接班人按照常理来说，储君本人最有发言权，康熙如果真的像朝鲜人所说的那样，无异于平添祸乱，以康熙的政治水准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再者，马齐后来从未对外透露过这段往事，试想这段事对雍正父子最为有利，哪怕有一点影子也很快会被雍正在批驳他的政敌时加以利用，可是，我们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类似的记载。所以，这个来自于外藩朝鲜的记录实属不确。

乾隆时的文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是了解康、雍之际的易代史的重要参考读物，在这本书里面萧某说：“以所带念珠授给雍亲王”，说的是康熙临终时把念珠交给雍正，朝鲜人也说老皇帝死前把念珠交给雍正，还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这个说法也很荒谬，要知道，康熙此前还把腰带赠予胤禵，按照萧某的逻辑，岂不是等于早就明确了胤禵的储君的地位了吗？而朝鲜的《李朝实录》的说法便更加不堪，例如它说康熙对雍正讲，这是顺治皇帝临终赠朕之物，康熙称呼乃父怎么能叫“顺治皇帝”？而是应该称呼“皇考”或者“世祖章皇帝”才符合习惯。而最为滑稽的是这个编造的离奇在于老皇帝召见雍正，既而大谈自己病情，又忽赠念珠，就是不告诉眼前的儿子储君到底是谁，既不明言遗命内容，还说什么“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这不成了故意捉弄当事人吗？况且康熙临终赠给雍正念珠一事，雍正自己都没有提起过，想来应该是“海外东坡”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雍正即位的直接合法依据、间接合法依据都不可靠，也都不成立，唯一成立的就是雍正的确在康熙死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雍正亲自参与修定的《大义觉迷录》中说在老皇帝康熙临终现场聆听遗命的有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礻右、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二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步军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一共是八个人。然而，《大义觉迷录》颁布的时间是雍正七年，这时候，八个人当中的胤禩、胤禟、隆科多都已经不在人世，胤祉噤若寒蝉、动辄得咎，胤礻我圈禁高墙、形同走肉，胤裪失宠在前、不敢多言。胤祥则是心腹亲信、政治盟友，胤礻右安分守己、小心谨慎。所以，《大义觉迷录》的颁行自然在皇族内不再会有人多嘴多舌。而在清雍正七年之前，雍正从未认真交待过康熙的临终现场到底有几人参与聆训。然而，也就是这个《大义觉迷录》在乾隆即位不久就禁止颁行，列为禁书。况且，《大义觉迷录》中所说的“八人在场”说，也得不到有力的回应，作为雍正的继承人乾隆本人就回避这一说法，乾隆说：“圣祖大渐，授位皇考（指雍正），其时系内大臣隆科多宣传顾命”，乾隆说“隆科多宣传顾命”这点与雍正所说的“皇考宾天之后，（隆科多）方宣旨于朕”相吻合，但却没有提及“八人在场”一说，何故？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卷4记载“上升遐，•••隆科多受遗诏”，也没有提及“八人在场”一说，按照常理，弘旺是胤禩的儿子，当年胤禩被圈禁的事情，他都记录在案，何以不提乃父曾经守候在康熙临终现场一事呢？忌讳？显然不是，因为御制的《大义觉迷录》都公开记载，他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弘旺不提，就说明所谓的“八人在场”一说显系有人故意编造，用意在于似乎雍正得位乃是众目睽睽之下的“阳光行为”。至于《永宪录》中则根本不记此说。

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雍正如果说的是假话，即“八人在场”说是子虚乌有的话，在场的皇子特别是敌对雍正的后裔不会不记，实际上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已经用曲笔点明了这一点，岂可不察？既然“八人在场”说不成立，那么也就是乾隆等人所说的隆科多一人承旨，清朝自顺治入关以来，像册立储君或者安排后事这类国家的头等大事，从来没有大臣一个人独立承旨的历史。清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在口述他自己的政治总结时，还特意安排的为数不少的皇子、大臣们一起聆听。雍正编造“八人在场”说的目的也就是在于如果只说隆科多一人承旨似乎与祖制、惯例不符，容易引起质疑，由此可见，即便是隆科多一人承旨仍旧存在很大的质疑空间，康熙末年皇子争位到了白热化的境地，此后虽然二废太子、苛责胤禩，然而依旧没有化解其主要矛盾，储位之争犹自暗流涌动，康熙对此当然洞若观火，他将如此大的政治安排只交给隆科多一人料理，一旦隆科多心存不轨或者发生意外，谁能保证老皇帝的遗命贯彻始终？康熙到底出于何等目的把传旨这样大的事情只交给隆科多一人办理，其背景已经难以详考。

康熙临终现场的当事人究竟有几位，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就两种说法，再加上弘旺的旁证，足以说明此事内藏的绝大黑幕正是雍正所谓合法即位的漏洞所在。

在封建王朝的宫廷内部，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从来就是辩证的统一，这说明母子在皇权背景下的特殊依存关系。康熙晚年，阿哥们为了储位不惜反目成仇、不惜倾轧诬陷。而雍正如果真的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在如此恶劣、危险的环境下最后由乃父亲自指定为合法接班人的话，那么首先倍感欣慰和高兴的无疑是他的生母德妃乌雅氏。可是，老太太并不高兴，不但不高兴，而且还因为种种难言之隐居然导致了暴死的结局，这种完全不合情理、不符常识的下场是发人深思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乌雅氏的反常表现。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乌雅氏公开表示：“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后来，雍正请生母按照清朝祖制接受太后的尊号，老太太不答应；请接受百官朝贺，老太太还不答应；最后还请老太太搬到宁寿宫（历朝太后所居的住处），老太太仍旧不答应。清雍正元年三月，老太后的第一个万寿节，在雍正的固请下，老太太才勉强同意办理，但不同意大家向她“行礼”庆贺。五月二十三日，老太后突然病故，从发病到死亡前后不过十几个小时。作为雍正的生母，看到自己的儿子非常幸运的成为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以来最为正宗的接班人，非但不高兴，反而一再表示出情绪化，这是为什么？乌雅氏说：“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这句话不见于《实录》，却见于《雍正朝起居注》第一册（该书29－30页）。这里的“予子”指的是雍正，老太后说雍正的即位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这是一种故意客套、谦辞的说法吗？从她后来的那些很让新皇帝兼儿子的雍正下不来台面的做法看，老太后的这句话不是虚晃一枪的客套话，而是真话，真的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这里所说的“实非梦想所期”的关键意思在于并不是老太后事前不知道由谁来承接大统，而是实在没有想到竟然是皇四子继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康熙后期不再册立太子，储君的人选只有老皇帝自己最清楚，他没有半公开透露过，但不等于说完全保密。康熙朝还没有把密建储贰订立为制度，而从雍正朝开始则把这一措施逐渐完善化、制度化，然而，即便是这样，“密建”的密也不是绝对的密，而是相对的密，皇帝身边极少数人仍旧可以得知储贰到底是谁。这点我们只要看看道光帝的继承就可以知道了。

清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猝死热河，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没有找到立储的锦匣，热河方面更是乱作一团，这时候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提出应该扶立皇次子智亲王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军机大臣犹豫不决，因为祖制规定的密立储贰的锦匣没有看到，嘉庆生前的密旨没有拿到，自然不敢轻易答应，于是，大家决定请在京的嘉庆的皇后出面讲话，皇后下达懿旨，支持禧恩的说法，提出拥立皇次子绵宁为继承人。嘉庆帝皇后的懿旨中就说“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为降谕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嘉庆皇后说的“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见随行在，自当上膺付讬，抚驭黎元。” 这绝对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来自于嘉庆生前所言，而嘉庆皇后说：“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予所深知。”也不是她亲身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来自于嘉庆帝的灌输。作为中宫皇后，她对于皇次子绵宁将成为嘉庆的接班人的事情应该清楚，否则她绝对不敢断然决定由皇次子承继大统。事后，嘉庆的锦匣找到，里面果然内定皇次子绵宁即位。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道光在选择皇储时的一些表现，李岳瑞所著的《悔逸斋笔乘》中记载静妃后来自述：“但恨汝父（道光）当年欲立汝（指奕?）时，吾矫情力辞，铸此一错，使汝从此低首他人下耳”。这说明道光帝在考虑皇储人选时通知的重要人士中也包括该皇子的生母。自雍正制定密建储贰制度到道光即位，期间已经经历了三代，可以说制度本身已经比较完善了，否则禧恩提出拥立皇次子，军机大臣为何犹豫不决？然而，即便是这样，密建储贰的具体人选作为中宫皇后仍旧可以窥知一二。再以创建密建储贰制度的鼻祖雍正本人来说，清雍正十年，雍正对心腹重臣张廷玉、鄂尔泰亲口交待过有关储君人选的内容，张廷玉自己编撰修定的《张廷玉年谱》中予以透露：“圣谕曰‘汝二人外（指张廷玉、鄂尔泰），再无一人知之。”而且，雍正也在密折里面和鄂尔泰探讨过有关储君的问题，可见，密建储贰从建立那天起就不是绝对保密的，就不是绝对只有皇帝一个人知道的。从嘉庆皇后下懿旨指定道光即位以及雍正密语张廷玉等人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还没有完全树立密建储贰思想的康熙末年，如果康熙内定雍正日后接班的话，他不可能一点都不透露给雍正的生母德妃乌雅氏。

特别是在力主给雍正翻案者看来，康熙末期储贰基本上圈定在皇四子雍正与皇十四子胤禵二人身上，而此二人都是德妃乌雅氏的亲生儿子。作为生母的乌雅氏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退一步说，就算是老皇帝为了保密，为了让皇四子、皇十四子的共同生母不至于有所偏废进而不能透露一点消息给乌雅氏，那么，雍正即位之后，乌雅氏的那些个不留情面的峻拒又当何解呢？有的人或许要说，老太后所以不高兴主要在于看到雍正与胤禵的兄弟失和。这样问题又来了，既然雍正是奉旨即位也就是合法接班，胤禵不服雍正就是违反大原则，就是公然对抗康熙的遗旨，老太后居于深宫几十年，难道不懂得这个规矩？她还能为幼子胤禵的不明事理而迁怒于雍正吗？她放着合法合理的皇太后不做，为了小儿子对抗大儿子去跟大儿子怄气直至突然病死，这符合人之常情吗？这符合常理吗？这符合德妃乌雅氏的一贯作风吗？

康熙封乌雅氏为德妃，德，顾名思义就是有德、以德服人，说明乌雅氏在德行方面有让康熙比较满意的地方，她曾经先后诞育三个儿子，清康熙二十七年，她还为康熙生了皇十四子胤禵，这一年她已经三十岁了，按照当时的年龄标准，这个年龄早就不算年轻了，这也说明她的得宠程度。康熙能够最后把接班人确定在德妃名下的两个儿子身上，其本身就说明德妃在他心目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像胤禩不得立的一个原因不就是康熙所说的生母出身“微贱”吗？而康熙当初册立皇次子胤礻乃不也有早逝的皇后赫舍里氏的影响因素吗？正因为德妃“有德”，所以，康熙才格外青睐她的儿子们。换言之，以德妃的如此贤德，是不可能在雍正属于合法接班的前提下还与儿子因为胤禵的不服而生气，更不会在一些有关祖制家法的大礼节上给雍正新君以难堪。

而这位有德的德妃做了皇太后以后却行事古怪、脾气大变，不在“德”的一面继续保持本色，这又是为什么？《清世宗实录》记载，太后乌雅氏在清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未刻（午后一点到三点）发病，二十三日丑刻死亡。（凌晨一点到三点）乌雅氏的身体“素称康健”，半天的时间就病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实录》上不说，《清史稿》上面也不记，倒是胤禟的太监何玉柱（一作何国柱）说：“太后要见允禵，皇上（雍正）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胤禩的太监也这么说，也说老太太是撞死的。因为胤禟、胤禩是雍正的政敌，后人以为这些可能出于诽谤。可是，他们恰恰忘了，胤禩、胤禟是雍正的政敌并且遭到严厉的清洗，他们手下的亲信太监自然也难逃法网，在这种必死的情况下，他们还有编造谎言的必要吗？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据说胤禩、胤禟府中的太监被发往外地时亲口对当地人说过：“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例如他们说过的“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指雍正）”就和乾隆等人的后来所说相吻合，说明他们口中传递出来的消息不见得都是假的，都是诽谤。我们再回到乌雅氏之死的话题上来，清雍正元年三月底，雍正亲奉康熙的灵柩前往景陵安葬，皇太后乌雅氏随行，四月初，雍正回京前夕让胤禵留在景陵守陵，这样一来，胤禵就等于给变相的禁锢起来了。随后便发生了太后暴死事件，如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考虑，雍正如果是合法接班，如果胤禵就像雍正自己说的那样“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那么雍正何以如此加意防备，何以冒着不孝的罪名不顾太后的颜面也不准胤禵返京？而太后如果是在雍正合法接班的前提下即便是心疼幼子，也要给足新皇帝的面子，因为曲在胤禵，怎么就在返京不到两个月后忽然发病身死？

让老太后乌雅氏的反常举动正常起来的唯一前提就是雍正得位的不正，一个在已经了解到十四子胤禵接位的生母看到另外一个儿子矫诏即位，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而不当立的儿子又进一步的迫害当立的儿子，这就让生母更加愤懑。母子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老太后的暴死。

胤礼是康熙第十七子，按照《大义觉迷录》的记载，康熙临终时，胤礼等年轻的皇子还在寝宫外等候。等到隆科多见到胤礼时告知胤礼，老皇帝已经遗命皇四子胤禛继承大统，哪知道胤礼不听则已，一听反而大为惊恐不安，“果亲王（指胤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在宫迎驾侍候。”这段话是后来隆科多向雍正汇报的当时情景，应该比较真实。也就因为胤礼的态度失常，导致雍正误以为他是胤禩一党，即位不久就打发胤礼去守护景陵（康熙的陵寝），处罚很重。后来怡亲王胤祥对雍正评价胤礼是“居心端方、深明大义”，这才打消了雍正的疑惑，很快就把胤礼放了回来，并且加以重用，胤祥病逝，胤礼和庄亲王胤禄一起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临终，胤礼又是顾命大臣之一，乾隆初年，胤礼兼任总理事务王大臣，乾隆三年病故，因为无子，皇帝指定把雍正的幼子弘瞻过继给他承袭果亲王的爵位。从胤礼在雍正、乾隆两朝的显赫经历，如果胤礼真的党同胤禩的话，胤祥何敢保荐？遍索史料，很难找到第一手的资料证明胤礼曾经在康熙一朝深深卷入胤禩一党，目前唯一的一句有关胤礼可能同胤禩有所关联的话还是雍正间接所说：“果亲王（胤礼）在皇考时，朕不知其居心，闻其亦被阿其那（胤禩）等引诱入党”，这里雍正用的是“闻”意即听说，可见也不是第一手资料。而雍正所以有“闻其亦被阿其那（胤禩）等引诱入党”则是与隆科多的汇报胤礼失态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胤礼的惊惶失措让雍正感到胤礼可能和胤禩一党，但是，如果胤礼真的陷在胤禩集团里面，雍正后来是不会那么重用他的，更不会有“居心虚公”等异常的褒奖，胤祥死后，胤礼一度有取代胤祥地位的趋势，雍正的著名宠臣李卫得到胤礼的赏赐，他同雍正说起来，雍正非但不猜忌胤礼，反而高度评价胤礼与李卫的交往是“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并表示“深信而无疑者也”，试问，胤禩一党即便是倒戈一击者（包括大学士马齐在内）谁能享受胤礼这般高规格的政治待遇？这样推心置腹的信任？由此益见，胤礼在康熙朝是一个没有什么具体政治立场、政治派别的闲散皇子，惟其如此，胤祥才大胆的提出拉拢胤礼借以扩大团结皇子的一面并且淡化雍正诛戮胤禩集团留给社会的“骨肉相残”的政治形象，雍正当然清楚胤祥的良苦用心，所以，胤礼很快得到启用并且一直受宠，成为雍正树立的兄弟友爱的样板之一。

康熙曾说过他百年之后留给大家的储君是“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这里的“可托”，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可以托付给基业的意思，一层是众兄弟可以依托的长者。康熙要求他的储君既有政治风范，也有长者风范，既有理政听国的才能，也有调和家族的本事。他不希望看到在他身后出现骨肉相残的局面，也不希望他的继承人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强人，更不希望储君是魏文帝曹丕、隋炀帝杨广的翻版。其实，康熙的这一想法并不孤立，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提及“八王共治”的理念时，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不要让新罕王出身“强梁”，也就是不准新罕王具备凌虐兄弟的素质和基础，尽管努尔哈赤自己囚弟杀子，可并不等于他希望这样的伦常悲剧在他死后继续上演。同理，康熙也是一样，而且，康熙做的要比努尔哈赤强出很多，他虽然废黜太子胤礻乃，可没有像唐玄宗李隆基那样赐死自己的儿子，相反对废太子的一家仍然表示出足够的亲情。他虽然囚禁皇长子胤礻是、大骂皇八子胤禩，可都没有在生活上难为他们，特别是对胤禩，教训从严、处理从宽，后来还恢复了他的爵位，还让他参加祭天等重要活动，没有将其始终排斥在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熙口中的坚固可托之人是要以他的宽厚、宽容为范本的，这也就是老皇帝所说的“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可是，雍正呢？康熙对雍正在性情上的评价始终缺乏足够的赞誉，清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表扬雍正在给废太子说话，说雍正“性量过人”，包括后来册封他为雍亲王都有这层意思在内，可这毕竟是清康熙四十七年、四十八年的印象，在后面有没有改变呢？同样皇十四子胤禵在一废太子时还受到乃父的责罚，挨了二十棍子，可后来康熙竟然委其以重任，胤禩、胤禟原本与雍正关系不错，可到了康熙末年竟然分道扬镳，可见印象是会随着时间、随着新的接触发生改变的。后代人说雍正“性高傲而猜忌”，，雍正刚刚即位，胤禟就对身边人说“我辈生不如死”，胤禟对雍正有这么激烈的印象不会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期观察形成的，按照胤禟的脾气秉性，他一旦知道雍正是这么残刻的人，怎么会不告诉其他兄弟呢？况且，雍正不仅是给胤禟一人如此印象，像胤礼这样的远离是非的皇子在听到他即位的消息后都“有类疯狂”，想来在康熙生前也应有所耳闻。以胤禟这样的资质、以胤礼这样的年纪都能了解到雍正如此性情，“知子莫若父”的康熙特别是作为细心的政治家的康熙应该不会没有察觉，有的研究者认为雍正蒙蔽了乃父的视线，这是小看了康熙的眼光，如果说在一废太子前后，康熙也许被雍正蒙蔽一时，那么经过十几年的继续观察，他还不能发觉儿子的弱点，这无异是把后十年的康熙说成政治白痴。从康熙在四十七年圈禁雍正这件事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老皇帝对于儿子们的重大是非举动都是了如指掌的，只不过这种察觉已经被善于删改史料的雍正一笔抹煞掉了。即便是这样，从雍正即位后的一系列行为上仍旧可以找到事情的真相。

和雍正年纪相仿或者比较年长的，大致有这样一些皇子：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礻右、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礻我、皇十二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这九位皇子中除开皇十三子胤祥是雍正的嫡系亲信、皇七子胤礻右素有残障外，其它七个皇子都先后被雍正整治，其中皇三子胤祉、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均死于幽禁，皇十子胤礻我、皇十四子胤禵直到雍正死后才得以释放，皇十二子胤裪迭遭打击，处在苟延残喘之中。就连素无野心、小心谨慎的皇五子胤祺也在清雍正二年因为帮助发遣犯人区区70两白银的小事遭到罚俸三年的严厉处罚（后来雍正表示可以宽免），雍正五年，胤祺再度遭到惩罚，被革去世子（可以继承王爵的儿子）。连胤祺这样的本分的兄弟，雍正都不准备放过，这哪里还有一点康熙遗愿中的影子？雍正口口声声说他师法乃父，可是乃父在对待骨肉上的亲情，他是很少学得到，似乎也不准备学。有的清史研究者说雍正“在家中并不孤立，没有必要，也没有全部打击亲兄弟”，（参见《雍正传》，第47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这实际上是对雍正打击一批、拉拢一批、分化一批的政治剪裁。我们前面列举的九位皇子，年龄最小的皇十四子胤禵在清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时也有二十岁了（胤禵生于清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成人了。他们对于雍正在一废太子前后的种种阳奉阴违的表现不可能不了解，也不可能不知道，例如胤禩、胤祉对雍正的为人品行了解的更多一些。所以，这些人都在知情者范围内，都是雍正的“严打”的对象，甚至可以杀人灭口。而从皇十五子胤礻禺、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等人算起，这班小兄弟最大的也是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也就是说在一废太子前后还处于青少年阶段，涉世不深、懵懵懂懂，最有可塑性，他们既不可能参与储位之争，也不可能深知雍正的为人真相，所以，胤祥很早就提出要对他们放手使用，雍正当然心领神会。我们注意到康熙十五子以后除开胤禄、胤礼在雍正朝比较显赫外，另外还有两个人得到晋封王爵的特殊礼遇，一个是皇二十一子胤禧、一个是皇二十四子（康熙幼子）胤袐，胤禧受封慎郡王，胤袐受封讠咸亲王，而胤禧生于清康熙五十年，胤袐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他们在康熙死的时候也还是孩子，所以，这几个人的受封决不是偶然的。雍正没有打击其全部兄弟并不是他手下留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统筹安排，籍此说明雍正在“家中并不是孤立”的，有对雍正屠戮兄弟变相粉饰之嫌。

胤礼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康熙死时，胤礼已经二十五岁，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应该对乃兄雍正的为人有所了解，至少是听说了一些有关他的为人方面的事情，否则隆科多一旦说出是雍正即立，胤礼“神色乖张、有类疯狂”怎么解释？应该说胤礼对雍正即位的反应具有普遍意义，在一些并没有参与储位之争的皇子中，胤礼的态度很说明问题。说明雍正在兄弟间缺乏可亲可敬的形象，换言之，在团结大家庭、最大限度上容忍兄弟们等方面，也就是“服众”方面，雍正不是康熙的合适的储君人选。

康熙甫一死亡，雍正就紧闭京城九门长达六天，诸王没有令旨不得进入大内，这种类似戒严的管制甚至让朝鲜人以为“秘不发丧”，雍正的这一做法是有清一代所仅有。纵观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还有隋炀帝杨广的登基差不多就是如是办理，杨广是在乃父杨坚死后的第八天在灵柩前面即位的，秘不发丧时间长达八天，而且也是动用了禁卫军的力量。有的清史研究者认为，雍正的这一做法很可理解，主要是为了防范皇子们的可能出现的变乱。我们前面提到过，康熙在清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说他将来给大家选定的储君是“坚固可托之人”，如果雍正真的是康熙所要册立的储君的话，也就是“坚固可托之人”，也就是“深孚众望”之人，那么他的即位不说在情理之中也在大家的视野之内，何以皇十六子胤礼“有类疯狂”在前，京师九门戒严在后呢？而且，紧闭京城九门长达六天，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概念，而且对诸王防备最严。我们都知道在康熙末年反对太子最力、力量较大的集团就是胤禩集团，可是，这个集团的最大弱点就是没有军队方面的支持，也就是并不掌握直接的武力。康熙生前对胤禩说过狠话：“朕恐日后必有形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胤禩）恩，为之兴兵搆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然而，康熙对胤禩集团的骨干分子的处理却是格外宽容，例如胤禩集团中的阿灵阿，康熙后来仍旧重用，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还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另一骨干揆叙，康熙很早就评价揆叙“人品极好”，揆叙死后，康熙感叹翰林院再也找不到像揆叙这样的称职的掌院学士了，揆叙谥号“文端”，康熙朝另一名臣熊赐履也是赠谥文端，可见揆叙在康熙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而胤禩集团的哼哈二将胤禟、胤礻我在康熙朝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责罚，其中胤礻我始终得到康熙的喜爱，受封爵位也比较高。由是观之，康熙当时的狠话更多是气话，如果真的有人敢于动用武力威胁到他的皇位，怎么可能逍遥法外呢？康熙既然能够在清康熙五十六年就明确告诉大家对于储君，他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还是“坚固可托之人”，那么在五年的时间里，康熙能不做准备工作为储君的异日即位铺平道路吗？难道还需要像雍正那样发丧前后大动干戈、大肆戒严吗？雍正所为并非神经过敏，而是事出有因。

退一步说，就算是雍正戒严九门是为了防止有人兴兵作乱，那么，在雍正即位多年以后也就是雍正一朝都取消了康熙朝的惯例“木兰秋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清雍正四年十月，雍正解释说：“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离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 清雍正四年十月，雍正的头号政敌胤禩、胤禟都已经先后病死，而且此后九年间雍正也没有举行木兰秋狝，难道还是因为“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吗？雍正不但没有搞木兰秋狝，而且连北京城都没有远离过（除了去一次东陵外）。这在清朝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例子。其实，自顺治清洗多尔衮余党之后，有清一代皇族内部敢动用武力直接威逼现任皇帝让位的例子为零。雍正鉴于康熙朝储位之争的白热化有所防备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一防就是十三年，这就过分了，过分的原因就要在他即位的背景上找答案。历史上“得位不正”的两位著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明成祖朱棣都是格外的警惕，甚至连太子也不放过。宋太宗的皇太子在外面受到群众的欢呼，宋太宗就不高兴，认为太子的声望有些盖过了他，要不是宰相寇准劝阻，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举措；明成祖的皇太子朱高炽（后来的明仁宗）始终受到明成祖的压制，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我们都知道宋朝得天下来自于陈桥兵变，赵匡胤在禁军将领的拥戴下“黄袍加身”，所以，赵匡胤一上台就大搞“杯酒释兵权”，有宋一代都把防范武将作为“祖宗家法”，狄青、岳飞等名将一再遭受陷害的本质原因还是“陈桥兵变”留给宋代统治者的巨大阴影，由此及彼，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一点，那就是雍正避免远离京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恐惧有人在他离京之后可能发动政变，比如他整治年羹尧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流行于当时的谣言即“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不是雍正的借口，而是雍正确实怀疑这些手握兵权的“奴才”有朝一日造起反来，而这种深刻的怀疑正是来自于他自己当年有过这样同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因为自己“得位不正”，所以，就怀疑几乎所有接近他们的人都有效法他们当初的可能性，这种政治上的“受迫害妄想狂”的症状同样也在雍正身上不定期的发作着。而发作的本身就是来自于当初在皇位问题上有着难以言表的污点的最大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康熙说过他选定的接班人应该是众兄弟仰望的楷模，即“必令尔等倾心悦服”，这个“尔等”当然包括胤禩、胤禟在内，可是，雍正却说胤禩、胤禟时刻准备跟他“造反”，这岂不是与康熙的说法前后抵触吗？前后抵触的唯一症结就在于已经出现的这位康熙的接班人并不是“必令尔等倾心悦服”之人，也就是并非康熙意中的储君。

此外，雍正即位后，他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时任四川布政使的戴铎立即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抚远大将军、郡王胤禵闹事，四川可以负责出兵出钱支持新皇。【注18】如果雍正合法即立，胤禵何敢闹事？凭什么闹事？胤禵要是一个如此混帐的皇子，康熙晚年为什么放心让他领兵在外？而且一再委以重任，难道康熙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吗？再者，就算是胤禵准备兴兵闹事，他远在西北，如何调度军马？如何发兵到京城？如果雍正合法即位，那么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最高当局，在封建时代，人们最重法统，以下犯上、以臣犯君那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胤禵究竟有多少胜算敢这么做？

清朝不比其它王朝，它是一个封建集权化已经烂熟的时代，皇帝的权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康熙初年，吴三桂那么大的势力仍然被朝廷剿灭，如今胤禵的实力难道在吴三桂之上？主子雍正京师戒严在先，奴才戴铎效忠表态于后，这一前一后的政治神经的高度过敏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不说明雍正的皇位来的有些蹊跷吗？

雍正上台后编撰的《清圣祖实录》实则是一次有计划的史料篡改、删誊的政治行动，虽说后代皇帝给前朝皇帝编撰实录已经成为政治必修课，可利用编撰实录的机会大肆诋毁对手、无以复加的褒扬自己也是《清圣祖实录》的特色之一。许曾重在《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一文中做过有关统计，他说：“（按照年平均卷数计算）《圣祖实录》较《世祖实录》少百分之六十，较《世宗实录》少一倍半，较《高宗实录》居然少四倍之多。”许曾重统计各朝实录的总卷数如下：《清世祖实录》为144卷、《清世宗实录》为159卷、《清高宗实录》为1500卷、《清仁宗实录》为374卷、《清宣宗实录》为476卷、《清文宗实录》为356卷、《清穆宗实录》为374卷、《清德宗实录》为597卷。而在有清一代身兼守成、开创，奠定统治基础的清圣祖康熙帝的实录即《清圣祖实录》的总卷数只有300卷，不要说和《清高宗实录》相去甚远，就是连末代皇帝光绪的《清德宗实录》都赶不上，这岂非咄咄怪事？作为监修《清圣祖实录》的总裁张廷玉更是受到雍正不同凡响的不次擢升与嘉奖，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上谕指出：“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朕万年之后，著配享太庙。”事实上，张廷玉享受“配享太庙”的政治待遇的上谕在清雍正八年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白。雍正还多次以“股肱”比喻张廷玉，甚至说张廷玉是他的“第一宣力”，海外学者杨启樵认为张廷玉不过是《清圣祖实录》的三位监修总裁之一，《圣祖实录》的修撰总裁是朱轼，张廷玉不敢公然瞒过这些人进行篡改或者删誊云云。（参见杨启樵所著《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该书第90页）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雍正说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何谓“独多”？既然那么多的总裁，何以雍正单把张廷玉挑出来享受“配享太庙”的待遇？“配享太庙”是清代作为臣属的身后的最高政治待遇，不要说张廷玉一个汉臣，就是满洲近支亲贵、皇族宗室、军功贵族能够享受到这一规格的礼遇也是屈指可数，而有清一代，汉臣享受配享资格的只有张廷玉一人而已。就张廷玉的功劳，在文治方面未必比得了前朝的李光地、熊赐履，在匡定大局方面也不见得比得上后面的曾国藩、左宗棠，可是，他得到了这些人都没有得到的最高礼遇，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雍正的那句话“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而所谓的“独多”无非就是在编撰过程中完全以现任皇帝的意思为依托，不惜大规模的删誊史料、剪除异己者留在历史上的真相。后代修改前朝的实录有所删减、有所损益这都是正常的事，可大规模的删改乃至将其总卷数压缩到区区300卷，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个合法接班的皇帝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一个并无特殊功勋的汉臣竟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纂修《实录》获取配享太庙的资格，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后来乾隆上台，对张廷玉获得配享的资格就不以为然，多次对其进行折辱，这说明雍正给予张廷玉的超规格待遇就是他的儿子都看不过眼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张廷玉的所作所为只有雍正最为理解，君臣的默契都在“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这上面了。

康熙生前对历朝出现的所谓的“祥瑞”现象最为鄙薄，经常有嗤之以鼻的评价。他亲口说过：“(朕)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风、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 不但如此，他还对唐太宗等人的炼丹、追求长生等行为做过系统的批评。这主要是和康熙本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有关，也与康熙的继承背景没有疑点有关。但是，作为康熙的接班人的雍正，虽说口头上多次说要师法乃父，可对乃父负面评价的“祥瑞”却情有独钟。雍正一朝，“祥瑞”此起彼伏，他的亲信大臣诸如鄂尔泰、田文镜等人个个都是献“祥瑞”的行家里手，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个皇帝也是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大搞“祥瑞政治”，一个是隋炀帝杨广，一个则是武周的武则天，特别是后者，最喜欢“祥瑞”，也最为痴迷。而这两位皇帝无一例外都是“得位不正”的典范。他们越是“得位不正”，也越是想通过创造一些人为的“奇迹”来说明他们的即位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屡见不鲜。而中国历史上大搞“炼丹”活动最终导致死亡的著名的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恐怕首推唐太宗，力主为雍正“正名”的学者诸如冯尔康、杨启樵辈都认为雍正最后也是死于“丹毒”，应该说这不是巧合，因为唐太宗等人的炼丹弊端，不仅史有名言，而且康熙也早有论述，雍正不可能不知道，而既然知道却又不断的追求此道，内中原由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唐太宗当年获取皇位的经历，如此对照之下，雍正的即立难道真的像他自己表述的那样“合情合理合法”吗？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雍正朝的“祥瑞”出现最多的就是“卿云”（庆云），传说上古虞舜传位给大禹，大家就一起歌唱“卿云烂兮”，而古书上说：“天子孝，则卿云现”，如果一个真的即位合法合情合理的接班人用得着如此卖力的利用“卿云”的内在涵义多次暗示来让人相信他的“得国之正”吗？

雍正在即位以后为了诓骗局外人，为了证明自己即立的“合法”，经常给自己进行无限制的“粉饰”，谁知道这种粉饰的结果矫枉过正、反露马脚。例如雍正自己说：““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 这基本是胡说，我们前面已经详细提及雍正在争夺储位过程中组建的小集团，在夺储的斗争中，雍正不但高度重视、而且亲自披挂上阵，年羹尧不过是接待了皇三子胤祉的门人，雍正就用揭发来进行威胁，我们也都知道，雍正利用笃信释老来进行必要的伪装，他之热衷储位之争不仅在史料上有着明确的记载，而且就在当时他的兄弟们中间也不是什么新闻。雍正如此矫饰本意是为了告诉大家，他的地位不是由竞争而来，而是康熙的“钦定”，可是，说什么“心实苦之”，其谁能信？雍正曾经准备在养心殿供奉康熙的画像，此举无非是表明他的“诚孝”，然而，养心殿素无供奉前朝皇帝的先例，而且历朝历代也没有在皇帝的第一办公区内悬挂前朝皇帝画像的例证，皇八子胤禩当时就表示质疑，他说：“从来帝王有供奉御容之礼否？今供奉圣祖仁皇帝御容，则太祖、太宗、世祖如何供奉？”一句话噎得雍正下不来台。雍正本来是籍此来表明他对乃父的尊崇，暗示他的“诚孝”乃是一以贯之的，殊不知，这种过分的举动只能让人加深怀疑。康熙晚年最为苦恼的就是皇子争位，按照儒家传统的关于孝的理念即孝为顺者的意思，雍正理应放弃参与储位之争来对乃父进行全方位的宽慰，可是，雍正并没有这么做。后来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的生母乌雅氏却奉养不终、死因至今疑团重重，这里哪儿还能看到一点“孝顺”的痕迹？自古孝悌并称，孔孟都主张“孝悌为本”，所谓“悌”也就是友爱兄长，然而，雍正是怎么对待他的三兄诚亲王胤祉的残忍却是斑斑可考，至于他残酷镇压他的弟弟们的手段更是史不忍言。这样一个不能对父母孝顺、对兄弟不能友爱的皇帝有一天突发奇想的要求悬挂乃父的画像在养心殿内，其真实的出发点不正是人们一直以来怀疑的他可能做过什么对不起乃父的地方借以用这种形式进行掩盖吗？

其实，雍正在对待乃父这一问题上始终很苦恼，这种苦恼甚至牵扯到了他的“万年吉地”即陵寝的修建上。顺治、康熙两朝皇帝的陵寝都在遵化，清雍正五年，作为雍正的头号亲信、怡亲王胤祥亲自考察看中了一块山地可以作为雍正的“万年吉地”，动工以后发现土质不好，这才改易在易州选择陵寝所在地。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说法说雍正一反在遵化建陵的祖制改易易州是说明他内心自觉有愧于乃父康熙。力主给雍正“正名”的学者认为这是无据的揣度，他们还列举了雍正在《上谕内阁》中的讲话即否定在遵化建陵的意见：“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那么，后来乾隆在遵化建陵时何以就没有遇到这类问题呢？至于说到乾隆建陵选在遵化或许有人要抬出清嘉庆元年乾隆有关昭穆制度的上谕即父葬东陵、子葬西陵，那么，道光帝就没有尊奉这一遗命，道光的陵寝出现渗水，所以改葬西陵易州，这说明所谓的遗命还要看到实际情况而定。雍正身后，乾隆、咸丰、同治三位皇帝的陵寝都选在清东陵即遵化，特别是慈禧太后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来修建完善她的陵寝，更说明遵化并非没有“吉壤”，雍正稍作考察就断定遵化不适合建陵，而且，清朝正是从雍正开始，父子东西别葬，这一皇室丧葬制度上的重大改变，绝非所谓的“穴中砂石”能够全部予以解释得了的，雍正的如此变异，其行为殊为可疑。联系到清孝庄太后死后不愿合葬的历史典故，我们认为，雍正之所以选在易州建陵，与他内心深处有愧于乃父有着直接的关系。雍正此人素来迷信，亲信大臣的八字他都要要来算上一算，有一次年羹尧来京陛见，雍正不同意，还告诉年羹尧说：“有看八字人说年熙不宜你来。”年羹尧还被雍正告知要收藏好自己的八字，免得给仇人看到不利于自身。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荒诞不经，可在雍正一朝却是经常给当作十分要紧的大事来办的。对于“八字”尚且如此迷信，那么对于自己的“万年吉地”的选址、修建不是更需要“高度迷信”吗？其实，就以乾隆分建陵寝于遵化，有别于乃父的西陵易州而言，尽管有乾隆的上谕那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放在那里，仍旧掩饰不了乾隆的内在深意。乾隆如无乃父雍正，最多做个亲王郡王，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可能？可是，众所周知，乾隆却对乃祖康熙有着不同一般的感情，多次回顾他们祖孙之间的交往，清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协作《纪恩堂记》时居然还唏嘘不已：“至今，每一念及，即欲坠泪。”乾隆这么说，固然有他借此表示他的皇位早已“天命攸归”，在他祖父时代就已经有所明确的涵义，可也不乏亲情。只不过，他如此的强调实在令人倍感困惑，乾隆生于清康熙五十年，康熙老皇帝死的时候他才十一岁，而且，他与康熙也没有做到朝夕共处，远比不得他与雍正之间相处的时日，哪来的这么多的感情需要宣泄？这里面应该是一种以前人压后人的味道，用对祖父的尊崇抵消对乃父的不满。儒家传统讲究“三年无改父志”，乾隆一上台就大搞翻案，雍正的亲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在乾隆朝处境都很不妙，雍正御制的《大义觉迷录》甚至给儿子乾隆列为禁书收缴。而在雍正年间，皇帝也向亲信诸如鄂尔泰者透露过乾隆并非密建储贰的唯一合适人选。可见，雍正、乾隆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是“煌煌上谕”和编改、删削的“实录”所描述的那样和谐、天性，倒是不断有着冲突的暗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乾隆改建陵寝在遵化，旁依他的祖父康熙就有着可以理解的一面了。而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再来看雍正首创父子别葬的制度的目的、企图和背景不更加昭然若揭了吗？

雍正即位的合法性的质疑以及疑点所在近三百年来从无停息，而且疑点随着资料的不断翻检还有出新的趋势，试想，如果他真的是合法、合理、合情即立，那么这些所谓的流言怎么会传播的如此之久、如此之广呢？迄今为止就是那些个力主给雍正即位“正名”的清史研究者也没有拿出像样的证据有力的回驳这些质疑，他们的“翻案”工作明显“任重而道远”。

既然雍正的即立存在着重大的疑点，存在着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一面，那么康熙最后确定的皇储到底是谁呢？民间始终有着一个传说，那就是康熙传位诏“传位十四子”的内容被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把十改成了于。关于这一说法的正确性，近年以来被一批力主雍正即立合法的翻案派学者所攻讦，他们举出来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云于是简体字，而非当时通行的於；二云清朝习惯称呼“皇某子”，所以，康熙传位诏应该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再改十为于也就不通了；三云，汉文易改，满文难改。理由很多，似乎也很充分。可是，这些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也是令人哑然失笑的。试问，这个民间传说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皇四子雍正夺了他十四弟胤禵的皇位。

至于修改十为于或者其它的什么手法那不过是手段而已，手段不通，不等于目的不通。就像民间传说的隋炀帝杨广弑父，有说是用金针扎死的，有说是杨广亲信出手弄死的，可这一传说的核心即杨广杀害生父隋文帝杨坚却是实有其事，不容否认。抛开雍正夺取皇十四子胤禵的皇位这一核心要点不谈，却大讲什么把十改成于的不成立，这才是真的不通。

尽管“九王夺嫡”到现在也是一个不断被争议的话题，但有一点却非常明确：雍正对的起他接手的那个国家。

研究雍正怎么治国，不是更有意义吗？毕竟康雍乾盛世中，雍正地位非比寻常，国力到了顶峰又埋下了祸根，所以研究雍正治国的成败得失远比研究雍正篡位有意思的多。当然温相大师作品那也没得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