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论】（转）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 包子1971
家园 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上） 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要谈一般共产党人关于文艺的见解，特别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我们先得谈谈列宁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一贯被奉为这一方面的最高标准而加以征引的。这篇文章便是列宁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人们不断地征引这篇文章，拿来做他们文艺政策的护符。但是，我们假使详细地研究列宁的原文，却不难发现，列宁的本意与征引者们的用意并不一致，至少有不小距离。
首先我们想指出，欧洲文字里Literature那个字，并不仅仅与恰恰等于中文里的「文学」。除了「文学」之外，??还有「文献」或「文件」，「出版物」或「出版业」之意。在普通文字中方人们应用这个字，倒是取其后一意义者为多，取其前一意义者较少。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谈到Literature时显然不是专指狭义的文学，却同时指广义的「出版物」或「出版业」而言的。这个词义在通篇文章中并不统一，有时着重其广义，有时又偏重其狭义。约略区分，可以说在文章的前一小半作「出版物」解，在后一大半作「文学」解。征引者们一律将??作狭义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次，我们看到，所有征引者都不曾把列宁的这篇文章，与??写作时候的客观条件联系起来，因而他们的征引是断章取义的，他们的了解是片面甚至歪曲的。
其实，只要我们不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列宁文章的头两段，上述的误解与曲解都很容易避免。文章一开头就说得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按指一九○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罢工――双山）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文学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非常含糊和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们由各个组织出版，??们由各个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性是被禁止的――但是??「倾向」于这个政党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虚伪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愿意表达党的观点的人被迫说出的含糊其词的话，同那些还没有成长到党的观点的人，实质上还不是党人的人们的考虑不周和思想畏缩，混淆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文学上的卑躬屈膝，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呵！……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澈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藏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看得到！……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重新安排工作。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的文学。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营利的商业性的出版业相反，与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文学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汇报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则――「作家写，读者读」――的一切基础。」
从上面这些引文中，很显然可以看出，列宁此地所用「文学」这个词的意义，并非专指狭义的美文学，而时时兼指出版物而言的。否则，像「现在文学都可能成为、甚至可能「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的党文学」那样的句子能有什么意思？如果依照该文最大多数的征引者的意思，将列宁此地所说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解释为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那末，下面像口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那样的话，将何从而生？又能有什么意义？其实单凭我们上面摘引的几段话，已清楚地可以看出列宁写这篇文章的重要用意之一，是在于主张把一切与革命有关的刊物置于党组织的监视和领导之下，要??们完全为党和革命的利益服务；又在于主张这些报刊上的文章（文学）应充分表明自己革命的立场，不应为了合法地位，说些灰色的、模棱的，伊索寓言式的，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而应该代以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列宁提出这样的主张，并非空空洞洞的（列宁终身不曾空空洞洞地写过一篇文章），却是针对着当前的情形，有所指而发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查清楚列宁写作此文的时代背景，简直就不能正确了解文章的内容。
我们知道列宁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生活报」上。这时候，一九○五年的革命正处于日益上涨的高潮中，在一切因革命而爆发出来的新事物中，最显著的是那个做了几世纪大哑吧的俄罗斯，突然间说起话了，他通过街头，通过会场，特别是通过了报纸，发出了最宏亮的声音。形形式式的报纸，可说像雨后春笋般创办出来。其中最出名、影响最大的，则有下列几种：「消息报」，彼得堡苏维埃的机关报，创刊于十月卅日；「俄罗斯报」，该报原属激进自由派，此时由托洛茨基与巴尔武斯接过来办，变成社会主义派的刊物；「开始」，孟什维克派与托洛茨基合作发行的，创刊于十一月十三日；「新生活」，布尔什维克派的合法刊物，由列宁、高尔基、卢那查尔斯基、波格唐诺夫编辑，大约创刊于十一月十五日。此外，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办了一份「战斗」报，孟什维克派办了一份「莫斯科报」，全俄其它的较大城??中，也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倾向革命的合法报纸或期刊。这些报刊有的是由某些个别的革命家或文人创办，他们表示了对其一革命党派的某种程度的倾向；或者直接由某一政党的某一机构主持，作为该党该组织的合法的发言地盘。不过无论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党性都是不够的，换句话说，这些报刊的言论大多不是「公开、诚实、直率与彻底的」，??们对敌人的攻击婉婉转转，对报纸的立场掩掩饰饰，对自己的主张吞吞吐吐。所以会如此之故，客观上固然是由于革命尚碉获得部分胜利，主观上却又由于在党革命家与非党革命者的见解都尚未成熟。这里的所谓未成熟又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其本人的思想见解确实不曾跟得上革命的发展，他们那种「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语言」其实代表了他们「卑躬屈膝的、奴隶式的思想」；另一种，他们本人的思想是已经成熟到革命了（战略上与策略上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但是写文章，办报纸，都不敢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出来，故意说些转弯抹角的，假撇清的，灰色的与「伊索寓言」式的花腔，以此（照他自己的辩解）取得「合法性」，求取存在，「适应环境」。
正是这后一种态度（这态度在任何革命初期都会流行），列宁在那篇文章里特别加以攻击的。当然，列宁在这里也攻击了那些对党独立的，个人自由的办报态度，所以他特别强调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文学家一定要参加党的组织。出版社和书库、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我们知道，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贡献，一半在于政治理论方面，一半在于组织原则方面。列宁关于党的看法，他主张必须经过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革命的任何方面加以监督和领导，无产阶级栗能推翻统治阶级，实现民主的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组织观念，对于布尔雪维克党的完成革命，无疑是起了十分重大作用的，其重大意义，如果说与列宁的政治见解不相上下，决非过分。列宁这个以党领导一切革命工作的观念，在不同时候，不同情形，曾经在不同的活动范围内为其实现而斗争。而在一九○五年十一月间，列宁便是为??在「文学事业」中的实现而斗争的。针对着党内党外某些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以「作家写，读者读」不受其它任何束缚的态度来办革命报纸，他就叫出了「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并且明白声明：「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加重号是列宁自己的），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这里的态度和用意都是非常清楚的，他决不是对狭义的写小说诗歌的文学家说话，更不是说这些文学家若不加入本党就要「打倒」，如果列宁真的「蛮横」到如此程度，他也不成其为列宁了。列宁这里显然主要是对党内或接近党的「文学家」（包括一切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发言的，说他们的活动和事业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与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机器，有组织地与有计划地配合起来，成为这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否则，他们不可能为革命服务，革命亦必因此蒙受损失，所以必须「打倒」。
因为一九○五年十月以后俄国发生新形势，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文学事业」与革命及革命党的关系问题，列宁便及时地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解答了??。列宁是从来不会无的放矢的。
我们还可以有相当理由说，列宁这枝矢乃射向他自己党内的一些文学家，特别还可能是射向高尔基或卢那查尔斯基的。有一件事实应该在这里提起：当「新生活报」刚在彼得堡创办之时，列宁还留在瑞典施笃克霍姆。那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对此组织，却采取了教派的不合作态度，因为他们认为不问党派、每一千工人得选一个代表的办法不对，他们主张以党派为基础。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此一态度，从瑞典京城寄来了长信，要在「新生活报」上登载，可是始终不曾注销来。（按：此信要在三十五年之后，首次发表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的「真理报」上）。我们不知道此信不被刊登的确切原因。可能因为邮递延阻（即列宁本人比信早到，一到彼得堡，他就将布尔什维克的教派态度转变过来了），但也可能因为信的立场不合当时彼得堡一些布尔什维克派的意思，更可能因为文章的口气和调子，与「新生活报」上其它文章的「伊索寓言」与「外交辞令」不相一致，于是信被编辑部同人为了顾全报纸的「合法性」而压下来了。
不过无论如何，列宁在此事发生后不到旬日的时间内多写出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二者之间，多半是有若干关联的。多半是由于此事，列宁在一个实例中看到了「合法」革命刊物不受党组织监督与领导的害处，由于此事，列宁更痛感到那种迁就合法存在而大量涌现的「奴隶式」的废话；由于此事，列宁要「在日程上提出党的文学问题」，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法刊物与合法刊物的关系问题，要解决党领导与一般的党的出版事业之间，以及党领导与特殊的党的文学活动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如此设想，看来与史实不会有甚大乖离的吧。
历来斯大林派的文学理论家们，抽出了列宁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抽去了??的客观条件，更不肯研究此文的实际用意与所指为何，却简单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或字句，从而昭告天下，说马列主义关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唯一正确立场，便是??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样的昭告，不但贻害无穷，而且也厚诬列宁。
要求在革命时期，一切有关革命的文学（出版）活动必须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其它革命活动配合统一起来；同时要求此时的报章文字必须充分澈底地发挥党性，不可吞吐掩饰，玩弄外交，以致瘫痪群众的革命意识――这是列宁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重要含义，这是一回事；至于要求在任何时期，即不管在什么时候，（狭义的）文学家的创造活动必须在党机关的监督与命令之下进行与完成，必须适应于党的政策与口号――这是列宁文章中未曾说过的，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符合列宁精神的，后一回事却是斯大林主义的。
「然则列宁在文章里根本没有原则地与一般地谈及狭义文学的创造活动与党和革命的关系吗？」
有的。前面我们曾经说过，文章的后一半段，主要就是谈到了这种关系。对于某些人指责列宁「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他答复了两点：第一，「我们说的是党的文学及其对于党的监督之服从」，即是说，这里问题首先碉关于党和??所属的文学家（一般的作家）之间的关系。文学家固然「有写他所愿意写的和说他所愿意说的」自由，但革命党却同样有「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成员」的自由。一个革命党为了不愿自己在思想上瓦解，不愿在实践上瘫痪，为了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坚守自己的党纲，坚守自己策略上的决议和党章，因此??一定得要求自己的成员，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文学活动乃此种范围之一），严格服从党的领导。如果有谁不肯那样做，那就得请他离开。第二，所谓创作的「绝对自由」其实不过是一种伪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社会主义者要揭露这种伪善，要「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使真正自由的，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学，去对抗假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联系的文学。」
列宁这里非常扼要与恰当地阐明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文学家与文学的态度。首先，文学家如果想革命，想以自己特有的劳动催促人类历史的前进，那他必须参加革命党的组织，并使自己的文学活动遵照着党纲、党章与决议的领导，不能一任己意，胡乱发表与党相反的观点。否则，党有必要将他清洗出去。这在文学家方面说来，也就是丧失了为革命服务的可能。其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文学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不能不无意反映着或有意代表着某一阶级立场。所谓超阶级与非阶级的文学根本是一种欺骗与伪善。当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的文学家必须有意识地去反映乃至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去赞助革命，并使文学本身成为有价值的、真正自由的文学。这两个态度，虽然表明于一九○五年革命的条件中，是联系于当时合法刊物问题而表明出来的；但基本上却一直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对文学家与文学的正确态度。不过历史证明出非常不幸，列宁的此一态度却被可怕地曲解了、滥用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党的领袖们，假列宁这个立场来实行的，却是党机关（实则党官僚）对文学艺术的极其精微的创造活动，做了极其粗暴可笑的干涉与指挥。这些官僚们在进行此种干涉时，老是抬出列宁上述约两点态度，却根本不理列宁同时在同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注意：
一、「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二、「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按：文学事业的创造任务――双山）。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上面我们替列宁的一篇短文做了冗长的诠释。读者们由此不难看出，斯大林与毛泽东们的文艺政策，与他们自称为所从出的列宁态度，其间有着多么大不同。
首先让我们约略回顾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然后再详尽地评介由此派生的毛泽东的文艺理论。
斯大林自己说过：「我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批评家。」（见他写给别塞勉斯基的信）这句话，在斯大林及其所有信从者方面，虽然是含有无上优越感的一种谦辞，但在客观的读者看来，这倒是斯氏以谦虚来掩饰的一种真实的、虽然是痛苦的自认。斯大林当然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不管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的文章被宣布为俄文修辞的典范，他对文学（乃至所有艺术）的见解及其一己的爱好被当作一切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可是事实仍旧是事实。斯大林既不是文学专家，当然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斯大林甚至不是文学和艺术的喜爱者，他根本对于这些空洞的、无助于权势之获得的东西不感兴趣。因此，即使他在「语言艺术」方面亦被捧为无上权威之后，他也不曾对文艺政策，不曾对共产党与文艺创作之关系等等，作过任何有系统的与正式的发言。（有之，只有被编入「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中的六封信。）「斯大林主义的文艺观」，乃是以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日丹诺夫为发言人的。
斯大林最初注意到文艺问题，碉因为他的主要政敌托洛茨基基在这个问题上发了言。那是在一九二○年代的初期。内战停止，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的文学艺术生活也跟着活跃起来。这时候，在某些年青的文学家中，同时也在一些负责文化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中，发生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思想和活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好如过去的封建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一样，应该有符合于自己阶级观点的文化和艺术。他们否定过去一切阶级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遗产，要一刀斩断过去的传统，要单靠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们，凭空创造出无产阶级特殊的文化。这当然是一种左倾的革命幼稚病，是文艺方面的虚无主义。列宁竭力反对这个倾向，斥之为有害的（暂）。这些「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们」受到了列宁方面的怒斥，就转而求助于当时与列宁齐名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答复是这样的：他无论如何要保护他们自由主张这种观点的权利，但他同时声明，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艺术的有害性与空洞性，却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夏季及笫二年的夏季，他利用了休假的时间，写出了那本非常出名的著作，「文学与革命」，他在那里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对于文学与文化的全盘看法，并且确定了一种在他认为可取与应取的政策。
托洛茨基首先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理由是：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像封建贵族统治与资产阶级统治那样，构成一个漫长的与独立的历史时代。它多半碉能延长数十年。在此短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个特别文化的。因为所谓文化，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并非指某一作家，在某一作品或某一学问方面的突出成就，而是指某一社会的「知识与技能的总和，这个总和要成为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要成为其统治阶级的特征的。」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说，总不是产生新社会的文化的一种组织，而是为新社会作斗争的一种革命的与军事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非常活跃的变动性集中于政治，集中于革命与战争，而这二者却是要大量破坏技术与文化的。理由之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过去各种的阶级统治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在于巩固阶级，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创造一个阶级的文化，而在于创造没有阶级的文化，即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可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却碉有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栗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它碉当无产阶级专政业已消灭的时候，栗能出现的。
那末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统治形式的过渡时期中，难道没有文化艺术工作？没有新文化的建设任务了吗？托洛茨基当然不否认这种任务；不过他认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不顾基础之缺如而造成抽象的新文化，而在于从事明确的文化孕育工作，即是说，他们应该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又要批评地，将既存文化底重要成份输送给落后群众。」他认为：「工人阶级拼命把国家机关变成一架强有力的压入机，将文化的液浆灌注到群众中，藉以解消他们的文化饥渴。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无比的历史意义的任务。」总之，他认为：「过渡时代还不是一个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进入新文化时代去的入口――给一种新文化铺平道路。」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可以产生而且必须助其产生的，托洛茨基认为是革命的文艺。这种文艺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是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注意到无产阶级所读、所需与所吸收的是什么，注意到什么能催促他们行动，什么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且因而给一种新艺术准备基础。」
关于共产党与工人政府对于文艺与文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对于互相竞争着的文学团体，党不应该急躁地与粗暴地作左右袒，「碉要这个派别在企图接近革命，而且在企图加强革命的一个环节，即加强城乡之间，或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或知识分于与工人之间的连系」，那末即使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都不应该加以排斥的。
那末党是否在文学艺术方面采取折中态度与放任政策呢？托洛茨基说：不是的。他主张党应该在文化方面亦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不过他叫人家注意这一方面的特殊性质，注意到党领导的特殊方式，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藉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碉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全部〕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地用命令来领导，在某些领域中，党碉能协助。最后，在又一些领域中，党碉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与帮助艺术，但它碉能间接领导艺术。对于某些艺术派别，??们诚心在趋向革命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予??们以额外信任，以此帮助一种革命艺术形式的确立。」
最后，托洛茨基谈到了革命艺术所应采取的艺术态度，他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态度是合适的；不过他对现实主义有他自己的了解法，那就是指「人生哲学中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一元论」，不是文学派别传统武库中所贮放的那个「现实主义」。所谓「人生哲学中的现实主义」，意思是指：「对如此这般的人生所发生的感情」，「在艺术上接受现实而非躲避现实」，「对生命的具体动静具有积极的兴趣」。一句话，托洛茨基所主张的现实主义，首先是指艺术家必须以如实的人生作活动的对象，而且必须对这个对象抱有积极关心的态度；至于革命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手法去体现这个态度，托洛茨基却并不以为必须套取文学史已经有过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他倒认为：「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还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他认为重要的在于艺术家必须「首先关心于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生活。以之作为足够的与无价之宝的艺术主题。」至于如何处理这个主题，那末他说：你可以「如实地描绘人生，或者把人生理想化，或为??辩解，或给??以谴责；或加以摄影，或加以一般化与象征化」（暂），这些都没有问题。
以上是托洛茨基和「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时所提出的全部积极意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派有关文艺和文化政策的首次详尽的阐明。此书出版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年来苏联以及其它由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们文化建设与文艺斗争的历史，曾经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让我们来和「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所作的预断和主张作一个对照。让我们看出那一些已被证明为不确的，那一些证明出有先见之明的，那一些是今后必须要让人引作借鉴的。
人人看得清楚，托洛茨基没有料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但是，以此预料作为理由之一，托氏所否定的无产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文化，却并未因这一个理由之失效而呈现。无论在苏联，无论在其它后起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我们都不见有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文化。有之，不过是资产阶级既有文化的加速的采纳，以及歌颂政府乃至歌颂领袖的一些毫无光彩的艺术吧了。
托氏有关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应如何领导的方针，他关于革命艺术应如何方能茁长的种种意见，可说已由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供给了最出色的例证，让人们从正相反对的方面，去认识那些方针和预见的完全正确。
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得先把当时的情形讲完。
当「文学与革命」出版及上述文学争论进行之时，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正受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其它领袖们的排挤与攻击。为要在苏联群众的眼中，把一向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打下去，斯大林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择任何手段的。他与任何反对托洛茨基的人缔结联盟，他插手于任何与这个头号政敌有关的斗争。托洛茨基既然在文学艺术方面树了不少敌，斯大林就很自然地成为他论敌们的保护人与朋友了。不过他并不亲自出马，他只假手于人，多假手于布哈林与卢那查尔斯基「甚至假手于某些少不更事的「无产阶级文学家」。经过他们，终于判定了托洛茨基的见解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孟什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见一九二五年一月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届大会的决议）。他们特别攻墼托洛茨基下述这个说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决议案把这句话的文字改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并从而加以解逸道：「用了别的话，便是说，在艺术上，阶级斗争的法则是不通用的。」这个明显而幼稚的曲解，如果碉牵涉到论争的良心问题，那还是小事；不幸，它更是有关乎往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整个方针的。根据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方法不等于艺术方法，因此，精通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不一定能很高明地从事艺术创造。一件艺术作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非常正确，但从艺术观点看完全糟糕，或并不出色，那它便不是好的艺术品；反之，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看并不正确，或不甚正确，而从艺术观点看却是相当高明的，或甚至很高明的，那就仍不失为好的艺术。但是根据托洛茨基的反对者的意见，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是一个东西，即认为不论在政治活动上或艺术活动上，最主要的方法同样是「阶级斗争的法则」；那末，其结论便必然是这样：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把握，是他对马克息主义的认识；换句话说，一件艺术作品价值的大小高下，决定于其中所含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多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最类似党报社论的诗歌小说，便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流风所及，真叫做不堪设想，斯大林时代文宇贾祸，怀才遭殃，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被捕入狱，被送劳改，不少人才枉死骊下，虽然原因甚多，而此一以「政治标准」衡量所有艺术的那个见解，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当然，从这个标准的确立发展到凭此标准以坑人，其间经过了将近十年。离上述的文学大争论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六月由俄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这个决议，本质上是排斥了「无产阶级作家」们那种专横、放肆与幼稚的想法，在很大程度内还采纳了托洛茨基的立??，譬如：它声明：「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都还没有同样肯定的回答」；它反对「纯粹在暖房里培植『无产阶级文学』的尝试」；它主张「利用旧技巧的一切成就」，主张文艺「这个领域中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反对「用任何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认为这样的解决「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假解决」；又譬如它强调：「共产主义批评应当在文学上避免使用命令的语气」，认为「这种批评只有以自己思想的优越性为依靠的时候，才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号召「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从自己中间坚决驱除狂妄的、半文盲的和神气十足的共产党员架子。」「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和不胜任的行政干涉底尝试。」所有这一切都规定得很好，很正确。虽然在这个决议后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已经「舞着斯大林的指挥棒」了，但若和十年以后的苏共文艺政策相比，那这简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或十足「托洛茨基主义」的了。事实上，这个决议也确乎反映着那时还存在于苏联的十月革命的平民民主精神，还反映着大时代群众觉醒的创意力，还保持着列宁以下整辈老革命家的那种非官僚的风气，并且还遵守着列宁关于文艺的那种正确态度，即一方面强调党性，另方面又强调文学事业之「最不能机械地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
由列宁时代转变到斯大林时代并非完成于一朝一夕的。而二十年代，即令在一九二五年，列宁精神也还远不曾为斯大林精神所代替。不错，那时政治的气候在变，反对十月革命精神及其制度的势力在抬头，但这个更替并非在所有范围内以同一步骤完成着的。苏联的「特米多」派首先在党、政、军方面着着夺取阵地，而文艺学术方面的风气转变，虽然也依照了同一方向，但总是落后些，跟在后面。
在共产党对文艺活动采取比较开明与放任的条件下，二十年代的苏联文艺，在各方面都有了辉煌成绩。
无怪许多苏联的文学批评家，在斯大林死后，要在回顾中称二十年代为「苏联文学史上失去了的乐园」了。事实也确乎如此，你们看，马雅可夫斯基的力作都是在这些年中产生的，诗人别德纳衣也碉在这些年月里，写下了他最出色与最完美的诗篇；小说方面，这时期出现了法捷也夫的「毁灭」，富曼诺夫的「恰巴也夫」，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格拉特可夫的「士敏土」以及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极其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为同一作家的后期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至于戏剧方面，特别是电影艺术方面，由爱森斯坦，普道符金等导演摄制出来的几部电影，例如「波捷姆金战舰」与「震动世界的十日」等片，简直将电影一下子提高了好几级，从技术性的活动影片高升到有十足资格的电影艺术，以此震惊了国际影坛。此外，无论音乐绘画建筑等方面，即令成就上大小不同，却总也是生气蓬勃，意气昂扬，在继往开来的创造上，作出了多??多姿的，清新别致的贡献。
二十年代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成就，确实无愧于由十月革命开放出来的时代精神的。虽然就积极成果说，就各个作品的质量说，它们中间还不曾都达到俄国古典文学的高度水准；但就风格、气魄与抱负论，却早已迈越前辈，甚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这个文艺新军，如果假以时日，不用说，一定会产生空前绚烂的，不仅属于俄罗斯，而且属于全世界的花朵来的。
可是不幸得很，苏联政治上对于十月革命的反动，在一九三○年左右澈底完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独裁，代替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在苏联人生活的任何部门中，官僚们的专横「领导」扑灭了群众自发性的创造。结果，初显丰收美景的苏联文艺，就在官僚统治的惨酷摧残下断送了。
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三○年将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生命，那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被十月革命唤醒，茁长，发扬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新文艺，此时给官僚统治的手骊射中了心房。
为的要把所有的天才变成奴才，斯大林也应用了他对付革命同志的同样方法，应用了十分恐怖与血腥的手段。首先被斯大林拿来开刀的，是当初曾经被他利用来反对托洛茨基，那些文学艺术中的极左派，那些主张过各式各样无产阶级文艺的人们，几乎毫无例外的士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茨基分子」的罪名而肃清了。其中大多数人之被清除，是所谓「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准则」的，即简单地加以拘捕，投入牢狱方或干脆杀死。对那些成就较大，名气较响的作家或艺术家们，大抵经过了开会批评，自我检讨这个阶段，藉收警戒与宣传之效。这时候，一个无情的抉择提出于那些才子艺人之前，或者跟着官方的指挥棒跳舞――这对于其中的多数人意味着抛弃自己所信，意味着虚伪的奉迎――以此达到精神的毁灭；或者坚持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以此走向了肉体上的毁灭。所以三十年代初的苏联，真乃是才智之士遭大难的年头。这些年头里一方面充分表现了荒谬的无知，暴露了官僚们可笑与可悲的颟顸，可恨与可恶的粗暴；另方面，却造成了最惨痛的精神分裂，逼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最辛酸的血泪。人类「灵魂」中的软弱与坚强，卑鄙与高贵，这时候也假借了不同气质的作家，尽情表现了出来。有些人逞其小慧，揣摩当道心意，极尽了文学弄臣的能事；另一些人珍惜一己才能，重视本人创造活动的成果，不肯人云亦云，不愿违心说话，他们便受尽了屈辱摧残。有关此一时期「斯文遭殃」的详细情形，我们不必在此地叙述。因为自从赫鲁晓夫们掌权以来，这类记述已经发表过不少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苏联共产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并责成中央组织局拟订实行这个决议的办法。这是实行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文艺界整肃运动的正式宣告。至于将整肃的经验加以归纳，并且为未来整肃定下标准的，那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协会章程」，以及在大会上发表的日丹诺夫的讲演。这个章程和这篇讲演，从此成为苏联文艺工作的最高指导，而且也扩大其影响到外国共产党去，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一九二五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决议中的主要精神，在这两个文件中完全消失了。「章程」首次提出了文学必须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服务，同时，??首次宣布了一个苏联文学的新的创作原则已经找到，那便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如果借用日后中国胡风的话来说方可说是两把刀子，悬挂在苏联作家的头上，它们斩去了任何创作的萌芽，甚至斩去了不少创作家们本人的头颅。
文学必须要为党和政府的当前政策服务，原则上是否对呢？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到底它的含义为何？为什么会扼杀作家与艺术家们的创造生机？这些是必须讨论的，不过让我们留待后面，联系着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联系着中共推行文艺政策的史实，来详细讨论吧。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完全是从斯大林那里承继来的，其中真正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者，简直少之又少。实质上它不过是斯大林的文艺政策，由毛泽东作一番中国化的讲述与辩解吧了。
斯大林文艺政策自称以列宁一九○五年那篇文章为主要根据，反对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亦然。毛泽东一方面抬出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他也攻击托洛茨基，说托氏曾经主张「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资产阶级的。」
其实，读者诸君，你们读过了我们在本章前面的叙述，就不难看出，毛泽东既不曾正确地了解列宁，又不曾亲自研究过托洛茨基。他只是受了（当然出于自愿地）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欺骗，把斯大林对列宁的曲解当作列宁意见，又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诬蔑当作托洛茨基主张。
毛泽东在这里是完全欠缺了他一贯向人推荐的所谓调查研究精神。
不过我们现在也不想为毛泽东而重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无论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切意见，也无论托洛茨基为此发表过的主张，前面已经介绍和分析得足够详尽，此地不必再来浪费笔墨。在此地，我只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究竟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是否应该由列宁来负责？
因为人们看了我们上面的论述，很自然地会说：「你自己承认，列宁文章中所指的『文学』，除了广义的『文学事业』之外，确实也指狭义的『文学艺术』而言。那末将文艺活动比作党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要将文学创造严密地置于党的监督之下，始作俑者到底还是列宁。因此，斯毛二氏的文艺政策不论正确与否，毕竟要由列宁负责的。」
好吧，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以为列宁不应该替他们的文艺政策负责。
你们看，列宁在文章里做了「螺丝钉」的比拟之后，接下来他便立刻声明：「法国俗语说：『一切比喻都有缺陷』。我把文学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为要指明比拟的缺陷所在，他就特别指出：「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接下去，他说过了「文学事业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之后，又着重地声明：「我们还没有想宣传什么清一色的制度或者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来一套公式主义的。」
列宁的意思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并非简单地作出决定，要使普天下的文学艺术活动，统统听命于党的命令和指挥。他是在极其明确的条件下，在很清楚的意义中，将文学事业，或甚至文学艺术，比之以「齿轮和螺丝钉」的。换言之，他不是无条件地要文学活动服从于党的监督，而是有条件地，或竟可以说是「双方互惠」地使??服从于党的领导。党一方面，必须尊重该一部分工作的特殊性，充分保证??的个人创造性等等的「广阔天地」；而文学家的一方面，则应自愿地，根基于清楚认识的需要地，在其创作的范围内充分保持独立地，将文艺为革命服务。所以列宁的党的文学观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１文学事业要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它必须受党的监视；２党对文学事业实行监视的同时，必须保证这个特别部分工作的充分独立和自由。
我们说这两个要素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如果没有前一要素，那末文学本身固然又要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文学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又要堕落到「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自图」，而革命也将失去一件最有影响与最有力量的武器。但若没有后一要素，那末，文学艺术必然会被机械地平均化了，被划一化了，被置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机器中，因此，被根本摧毁了。
这两个要素就是这样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二者合一，??就成为既有利于文学又有利于革命的正确立场；倘有偏颇，那就是首先要扼杀文艺，然后又要贻害革命的恶毒路线。自从一九○五年列宁提出这个党的文学方针之后，直到他的去世，中间再不曾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我们从他关于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以及他最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看，很显然，他是始终坚持这个立场中那两个既矛盾又统一的要素的。
列宁是一个渊博精深的学者，他充分了解文学艺术活动的独特性质。他自己虽不是文学家（就其狭隘的意义而言），但他是极其高明的文学欣赏者。又因他在哲学上的深邃造诣，他通达了一般的、以及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自非列宁刻意经营，专为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字，文章的主旨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完全是政治的。但是，从他不着意的论述中，即从他为了补救「螺丝钉比拟的缺陷」而作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多么精确地指出了文艺活动生命所系的那几个必要条件。他这里指出了两个要点：１「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２「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两种「广阔天地」，亦即一切文艺创作活动的必要条件，列宁这里指点出来是极端重要的。因为列宁文章的主旨，是要将个人主义的文艺活动，变成为集体主义的。形象地说，就是要使??变成一架庞大机器的小「齿轮与螺丝钉」，但是，正因为列宁不是不懂文艺的革命政治家，所以他先从革命利益，或从革命角度提出了这个集体主义的要求之后，却立即又从文艺本身的利益，或可说从文艺特性的角度，提出了「个人主义」的要求。这里，既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革命家与思想家的深广莫及，而且表示了列宁这个天才的辩证法家对于事物观察之聪明无比。他在文学政策上，也首先把握了矛盾统一这个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性与纪律性，要求文艺活动也一定要参加这个集体，服从这个纪律，否则，文艺便不能随革命而俱进，不能帮助革命，而且还要妨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所以使文艺具有充分的党性，公然为革命，帮革命，使自己的活动像一枝螺丝钉那样紧扣在革命机器上，那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变成了「螺丝钉」以后的文艺，一定要仍不失其为文艺，而且要成为更好与更高的文艺。如何栗能做到呢？使文艺家集体来创作吗？叫他们完全受命于革命党的指挥吗？这，显然不是办法。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创造绝对离不开个人的才能，离不开由某些个人秉赋的天才，所以就创造活动的具体过程说，这总是个人的，亦可说是个人主义的。当然，如今文学上有过不少所谓「集体创作」，在艺术中多特别像建筑与电影之类，都属于集体创造的范畴；但无论集体创作的文学也吧，或艺术也吧，如果想有一个浑一的风格，那其中总得有一个主导的「灵魂」，而「灵魂」却必须属于某一个人的，因之仍然是「个人主义的」。
文艺活动的特性使然，需要特别保证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特别尊重个人的爱好。没有前者，根本产生不出任何形式的集体创造，没有后者，便无从激发任何种类的创造热情。因此，列宁认为当我们提倡党的文学同时，必须要给文艺家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以「广阔天地」。换句话说，就是在这方面要让文艺家享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的活动自由。
指明了这一点还不够，列宁更加具体而明确地说道：文艺家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应该被赋有「广阔天地」，不应该受革命党的束缚和规定。列宁说这句话的时候，彷佛预先见到了后来的思想统制，彷佛他已经看见有些大权在握的革命领袖们，发出「不许幻想」，「不许叹气……」那一类的可笑命令。他彷佛已经知道有人规定某一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所因他特别提出了这一方面的「广阔天地」。非但思想，而且连幻想；非但内容，而且连形式，他都不许革命党给他以狭小的范围，而主张保证??们自由翱翔、从容飞跃的「广润天地」。
这样，我们看见了列宁那个「螺丝钉」说的全貌，认识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正确立场、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根本与列宁的相反，所以绝对不能由列宁负责。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如果简单地说，只是袭取了列宁「螺丝钉」的譬喻，却非但不曾纠正其缺陷，反而荒唐地夸大了这个缺陷。
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关于文艺与文学批评的方针，主要确定了那个标准：１「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当前政策问题的密切和直接的联系」；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的主要原则。
在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如下方式复述了这个标准：「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暂）
说文艺要为党和政府的政策服务，或文艺要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自然都可以解释为列宁「螺丝钉」说的应用和引伸，但因其片面着重之故，一个原本正确的立场，便被歪曲成非常错误，甚至有毒害性的态度了。
这个态度的第一个不良结果是：将整个文艺活动缩小成文工团的宣传工作。我们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者，好的文艺作品必然是与人生深相结托的，也必然是自己时代的镜子。在革命时代，离开革命的（不必说反对革命的）文艺作家，不可能是优秀的，更不可能是伟大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深刻而成功的革命，多半有其文艺革命作为先行，并且在革命中会产生成形成出一种符合于革命精神的新文艺来。此外，在现代革命中（暂），革命党方面又都有意识地利用文艺的诸般形式，从事宣传，当作与武力相配合的「文化大军」。因此，文艺与革命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革命文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而且是必须密切的。但虽如此，我们却不能说，革命文艺，甚至一般的文艺，碉能够，并且碉应该起革命某一组织的文工团的工作。换言之，它碉能与碉应完成着由革命机关交给??的定单，碉能与碉应跟随在革命组织后面，密切配合??们的变动不居的政策，为每一个任务，每一个运动与每一个口号做出文艺形式的宣传。
我们不否认革命文艺应该起这个作用。我们相信文艺也能够在这方面对革命作出贡献。在剧场、电影、无线电、电视业已普遍化的现代，在印刷业发达、书报阅读已成为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现代，一个文艺家要想参加革命，完全不必「投笔」，完全可以用笔来战斗的。这情形，决不是现代文艺家的不幸，而是他们的大幸。革命对他们提供了广大的战场，让他们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武器来直接参加战斗，参加革命。在这样的战场上发明出来的武器与所完成的战绩，非但不会降低其价值，反而有大收获的可能，因为这些文艺家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认识了革命的；他们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体会了战斗生活的。俄国革命时，别德纳衣在报章上所写的时事诗，曾经受到了列宁以下的革命领袖的热烈称赞，便是成功的例子。
但是，那种文工团式的「任务文艺」是否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呢？是否除了这种形式的文艺之外，便不是革命文艺，甚至不是文艺，或碉配被打倒的文艺呢？当然不能这样说，理由何在，且待后面再说。
说文艺碉应为革命党政策服务的第二个不良结果，便是：以政治标准否定艺术标准，根本漠视艺术的特性。在「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批评的那个标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个提法的本身原是正确的。问题祗在于如何应用与如何对待??们。在这方面，我们看见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这样的：
「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无上的与不可宽容的。但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党一定要清楚明白地规定自己的活动界限。为了要把我的意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我愿意这样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警戒的革命检查制，还应有一个对艺术方面的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不应带有小派别的恶毒意气的。」（见「文学与革命」第十章。）
另一种态度可以毛泽东为代表，譬如在「文艺讲话」中，他说：
「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上面这两种态度，初看彷佛是相同的。大家都分出两个标准，大家都将政治标准放在首要地位。但是细按其实，二者却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精神。依照前者，党和政府的干涉祗限于政治方面，??要求树立一个警戒性的检查制，要求立下一些明确的政治性的限制，??要写明着什么不准侵犯，什么不准触动，以便文艺家一望而知，易于遵守，至于此外，在艺术方面，那让文艺活动家自由自在，各适其适，党和政府并不命令他们该做什么方可做什么。??们定下了「宽广而融通的政策」，「保证」他们在「个人创造性与个人爱好方面的广阔天地」，保证他们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广阔天地」。一句话，按照这个态度，党碉是消极地预防着文艺犯政治标准上的错误，却并不积极地拿了这个政治标准，去广泛干预文艺家们的艺术活动。
可是按照了后一态度，事情恰好相反：既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既然文艺活动必须处处服从政治指导，那末政治家提出的政治标准，首先也就是文艺家们的艺术标准。政治家不但应该按照政治标准来指挥艺术家的政治思想，而且也可以凭它来「领导」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结果就必然是碉有政治标准，没有艺术标准。不管你口头上说得如何好听…不管你主观上是否真诚地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但只要你主张政治家应该而且有权对文艺活动作广泛与严密的干涉，那么，无论你怎样进行「两条战线斗争」，而结果碉能有「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即完全符合当权政治家的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文艺。
前一态度是严格地限于政治的，而且碉在明确与有限的范围内行施这个政治标准的干涉，以此保证了艺术标准的确立，亦即保证了文艺活动的健全发展与蓬勃生长。后一态度是既政治又艺术的，而且无论在政治上或艺术上，??都不给自己立下任何明确的界限。??无所不管，无所不理。它主张管得宽，管得多。它要求文艺家在任何方面都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创作的题材固然要符合于党在某一时期政策与任务的需要，就是他们从事创造的「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都必须时时听「上级」命令，处处受领导指挥。至于列宁提起过的「个人爱好」之类，则被归入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范畴，一定要弃尽弃绝的。
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自是前者对后者的否定与毁灭的关系。在这样关系中，其实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标准，因而也根本不容许产生完美的、且别说伟大的、文艺作品。
主张对文艺工作实行无微不至的领导，主张以政治标准来包办艺术标准，这些人的起码错误，就是不承认文艺创造有它自己特有的道路。在某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的头脑中，以为文艺作品的产生，与任何物质生产的过程一样。所以碉要在上者定出计划，发出指示，标明规格，就可以坐待来取了。其实这是大错的。不错，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也是劳动，他们的创造也是生产，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劳动，相当微妙的生产。和一般的劳动生产相比，它显然具有不少特点的。列宁说得好：「在这个领域中是最不能谈公式主义的」。「不能机械地平均」，不能「划一化」，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其劳动不能还原成简单的劳动日的。显然，当列宁考虑到党的文学政策的时候，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文艺的特性。
可是毛泽东并不如此。在「讲话」的结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他是如何考虑问题的。他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们来规定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夫方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完全不顾文艺活动的特性，而碉从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其实在这里，光从方法论的观点看，不正确的也恰恰是毛泽东自己。试问，要制订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基本政策方针，怎么可以简单罗列一下当前的政治局势与阶级关系就够了呢？不从文艺创造这夫劳动生产的特殊性质（亦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着手，如何可以按照「客观的形势需要」，对这门特殊的「生产部门」定规划，下命令，落定单呢？研究客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斗争的情况，乃是一个革命党起草宣传大纲、工作纲要或政治决议的前提，但绝不是党决定??对文艺创造活动的基本方针的前提。要决定这样的方针，重要的（当然不是唯一的）恰恰是要从「定义」出发，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不是从随便哪一本「教科书」所给的定义出发，但必须从研究文学艺术这门劳动生产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出发。不清楚明白地了解这些性质，党便无法规定自己对??的态度和方针，无法对??进行任何形式的领导，无法利用??来促进革命。如果不了解这些特性，或者了解了而不理会这些特性，一味依照客观需要，将文艺这枚「螺丝钉」与革命机器上所有其它的螺丝钉等同起来，用同样的命令方法来领导文艺，来对文艺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那末结果必然与「丰收」的期望相反，必然要造成文艺的大荒歉。
什么是文学与艺术？我们毋须给??们下定义的，也不必抄录前贤先哲们对??们业已下过的定义。从党的政策观点看，这样的定义是多余的。但我们必须解答这个问题：什么是文艺活动的特性？因为碉有符合这些特性，顺着这些特性，不违反这些特性，党的文艺政策栗能一方面葆育文艺，另方面从文艺获取有利于革命的成果。
家园 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下）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学和艺术都是「上层建筑」。??们的形态和发展在某种程度内决定于社会的物质基础，??们与这个基础相适应，并且反映了建筑于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时代。但是，这里的所谓「决定」，「适应」与「反映」，从马克思本人开始，一切高明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断地警告过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或不断地给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反复说明过：千万不可以把??们解释得机械了。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就指出过：「大家知道，在艺术上，它的某些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同那成为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也决不是成比例的。」
可见机械的决定论或反映论，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来并非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创作；并非较高或较低的生产发展，就决定了较好或较差的文艺作品；并非某一社会和时代的阶级关系，必然会像照相一样全部如实地反映于文艺之中。在一个意义中，在基本的与长远的意义中，文艺虽受决定于「客观事实」，适应这个「事实」，反映这个「事实」；但在另一意义中，在一种并不微小的意义中，??对这个「客观事实」却显得不受拘束，独立而主动。诚然，在所有的「上层建筑」中，对他们脚下的基础都表示了或大或小的游离。??们都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不过游离最远、独立性最大的一种上层建筑，大概得数文艺了。
这里的秘密就在于文艺活动的特殊性质。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派大师中，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可说与文艺最有缘。是他，曾经出色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欧洲的文艺史。是他，拿了无可驳斥的实例，极其雄辩地说明了碉有唯物史观栗能够解释文艺的发展史。可是也正是他，指出了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一般的思想与特殊的文艺，该有哪些「保留」之处；也正是他，指出了文艺家之反映客观，并非单单靠了解客观就够了的。在「历史一元论」那本着名的著作中，他说道：「……我们要告诉米哈伊洛夫斯基先生，在那些涉及思想发展的问题中，就算是非常熟悉「弦」（按：此地指生产力的发展）的人，如果他们不赋有某种特殊才能，即艺术感觉，也可能无法去解释历史过程的。心理自行适应于经济。但这个适应乃是一种复杂过程，为的要了解其全部进程，且能生动地给自己与别人描绘出来，描绘得有如真实发生一般，那末不止一次地需要有艺术家的才能。」
由此可见，「艺术感觉」与「艺术家的才能」，同那对客观事实或客观史实的明白理解，并非一同事。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或「政治标准」，可以给人以那种理解，却不能给人以那种感觉，也不能给人以那种才能。至于从「客观事实」出发，那至多可以让人获得正确的理解，明白时代的要求，却不能让人取得艺术感觉和艺术才能。
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之非属一物，是显而易见的。
那末艺术方法的特性究竟何在呢？??是否微妙得连捉摸都不可能？玄虚得连说明都不可能吗？不是的。据我看，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性，有如下述：它是情感的多于理智的；幻想的多于纪实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浑统体会的多于分析理解的；形象的多于理论的；表现的多于论说的。它主要是个人的而非群众的（暂）；是发乎内心的而不能受自外命的；它必须真诚的与自愿的，带不得丝毫虚伪与勉强的。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所述确是文艺创造活动的特性，是为??所固有的，即如果违反了??们，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价值的文艺创造的，那末，艺术是否可以像哈吧狗跟随??主人那样，寸步不离地跟着党的政策走，跟着口号走，也就不言而喻了。
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总是把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分开。他从来不凭前一标准来抹煞后一标准，也不强迫叫谁去服从谁，或分什么第一与第二的次序。他是革命的政治家，是在思想问题上绝对严格的政治家，对于一件艺术品，特别对于含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自当首先着眼于那位作家的思想立场，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在这方面，列宁总是应用他犀利无比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把对象进行无微不至的分析和研究。但同时，他却能以艺术欣赏者与批评者的资格，在政治思想以外的艺术标准上，指出这个作家的地位，指出这篇作品的价值。有文字为证，列宁是能够分清这两种资格的，并且能够使??们不相干扰，各自存在的。最显然的例子是他对托尔斯泰的看法，譬如他说：
「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俄国生活的无比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因为迷信基督而变得傻头傻脑的地主。……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所有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一种东西，即宗教，企图用信奉道德的神父来代替官方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巧妙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列宁处处着重托尔斯泰身上这个矛盾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天才的伟大的艺术家，另一方面是反动的与胡涂的思想家。「为了使他的伟大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列宁认为「，就必须作斗争，就必须向那使千百万人陷于愚昧、卑贱、苦役和贫穷的社会制度作斗争，就必须有一个社会革命。」可是在同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地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讲是反动的，而且是在反动这两个字的最准确和最深刻的意义上。」
列宁没有因为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而曲宥他的反动思想，同时，他也不曾因为托尔斯泰的反动思想而抹煞他的艺术成就。
同样态度，我们可以从列宁对高尔基所表示的关切和批评中看出来。譬如在「远方来信」中，有这样的一些令人感动的话：
「本文作者有一次在卞普里岛会见高尔基的时候，就警告他和责备他在政治上的错误。高尔基用他的无比的和善和真诚的话挡开了这些责备：『我知道，我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有点不大负责的人。』要反对这个话倒不大容易。」
「无疑的，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
「但是为什么高尔基在政治上搞错了呢？」
这里列宁显然也没有因为高尔基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而否定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更有趣的是下面一节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我认为艺术家是可以在任何哲学里采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的。最后，我完全绝对的同意：在与艺术创作有关的事情上你是最好的裁判者，当你既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又『从哲学里，那怕是从观念论的』哲学里，提炼出『这样的』的一种见解，你会达到对工人的党有巨大利益的结论的。」
列宁认为一个艺术家，当然是真正的艺术家，可以从「任何哲学里」，「那怕是观念论」的哲学里，「采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说法跟思想决定艺术，特别跟政治思想决定艺术的见解，有着多么大的距离！今天，如果有位艺术家，为了「挡开」斯大林主义者或毛泽东思想者对他所作的政治错误的责备，说道：「我知道，我是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位斯大林主义的，或毛泽东思想的对话人，是否会觉得「不太容易反对这个话」，并且还会宣布那个被批判者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呢？
不，决不会，这些文艺领导人一定会觉得非常「容易反对这个话」的，他们碉要舞起「政治标准」这条粗棍子，一棍子「澈底解决」了任何一位真的或假的艺术大天才。
光想想这些小地方，我们就可以断言斯大林――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根本不是列宁主义的。
恩格斯自己在很大程度内就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极其清楚文艺创造的特性，所以他遗留下来的少数有关文学或文学家的书信与文章，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典范。恩格斯对于巴尔札克和歌德所说的话，在基本上，与列宁对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态度吻合的。他们都指点出思想和艺术不是一个东西；他们都告诉了我们：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不是一个东西。恩格斯一方面说巴尔札克「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另一方面却说他「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佐拉都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为什么一个思想上十分反动的人，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因为这个艺术家采取了正确的艺术创作方法之故。恩格斯说，「我所提到的现实主义，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也会显露出来的。」一个作家采取什么创作方法，问题主要不在于他有意识的选择，而更在于他整个艺术修养与艺术才能所决定的方法。因此，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意思，显然不是仅要推荐一个好的创作道路，而且还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不是由他的思想观点来决定，而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才能来决定的。好的思想固然不一定能使艺术家创造出好的艺术，同时坏的思想也不一定就使艺术家创造不出好的艺术。因为，艺术品的好坏毕竟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创作方法，即取决于由艺术家的艺术才能与艺术素养所选定的创作方法。
关于歌德，恩格斯在他的论文中说：
「……歌德在他的著作里是以双重态度对付他当时的德国社会的。他是对??敌视的，他厌恶??……但是，相反地，像在……作品里，他是和??亲善的，和??妥协的……他心里经常发生着天才诗人与法兰克福??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前者对于环绕在他四围的鄙陋抱着嫌恶的心情，后者使他必须和??妥协，适应于??。因此，歌德有时候是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拘谨的、满足于一切的、狭隘的小??民。」（见「论歌德」）
从恩格斯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悟出如下几点道理来：１像歌德那样世界上稀有的大天才，也不是百分之百用伟大的原料来做成的，他一身含有极其明显与尖锐的矛盾，他有伟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２我们绝不可以因为他是天才而宽容、甚至赞美他的缺点（恩格斯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这一点），但在反面，我们当然也绝不可以因为他狭隘的小??民性而抹煞或否定他那纵横千古的天才；３并非先得有完美正确的思想性格，栗能产生出完美伟大的美术品的；不错，伟大的艺术家的思想气质不可能是庸俗渺小的，但??们并非时时如此，亦非事事如此；他们有时可能庸俗，对某事的态度亦可能渺小，因为，艺术与思想，艺术与道德毕竟不是一回事啊。
「一般说来，我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歌德）加以责难。」恩格斯这句话说得好极了。彷佛恩格斯事先知道，当他「百年」以后，会有许多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出来认为除了道德的与党派的观点之外，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美学观点，不可能凭此观点去批评文艺作品和作家的！
毛泽东承认矛盾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所有斯大林主义者亦都承认矛盾是进步的动力。但是他们要求文艺活动家具有绝无矛盾的思想与性格，他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思想百分之百正确，他们绝对不能容忍思想上错误（或碉有部分错误）而艺术上完美的作家和作品。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如此，则不但宣扬「特别恶劣的神父主义」的托尔斯泰，不但将同情放在保皇党一边的巴尔扎克，应该为了他们天才的艺术性（因为??最能毒害人民）而「愈应该排斥」，便是有时发散出庸俗的小??民性的歌德，便是哲学上同情马赫派，政治上自称「不负责任」的高尔基，也要因为他们天才的艺术才能而更受到打击了。
矛盾是进步的动力，绝对顺从是停滞与衰退的起因。这情形如果在自然界与社会现象中是正确的，那末在文艺家的创造活动中是更加正确的。文艺家的创作「灵感」，首先与主要地乃由于他自己身上的矛盾，由于他和周围世界的矛盾，由于他和过去或现在的时代之间的矛盾，所激发出来的。说「文艺乃苦闷的象征」，未免失之于偏颇。但说文艺的创造活动基本上乃由矛盾所激发，却是合乎实情的。因此，「不许有矛盾」，事实上等于堵塞了文艺的来源。而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要求文艺家在绝对顺从政治标准的条件下，甚至在绝对跟随政策口号的条件下，从事文艺创作，事实上便是不要他们创作。
让我们做个这样的假定吧。假定中国目前产生了像歌德、巴尔札克、托尔斯泰与高尔基那样伟大的艺术天才，他们写出了够得上世界第一流水准的文学作品；但是从政治标准看，这些作品却不是完全正确的，或竟是很不正确的。他们将得到怎样待遇？他们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呢？根据毛泽东的标准，既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既然前后两者有着主从关系，那事情就很简单：首先，要他们依照政治标准，即依照当时面对的特定政治任务，亦即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彻底修改他们的作品。如果作者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若干基本分歧，那作者首先得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然后再去改作他的艺术作品；在修改中，应该不吝惜在任何艺术上的优点，应该把一切不合标准的东西大刀阔斧地砍掉，务使作品在政治标准上达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即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党和政府的迫切要求，这是第一关。这几位艺术天才如果闯过了这座政治关，并不就此一无险阻了，他们还得通过艺术关。这座关口虽然号称艺术，但守将手里拿的武器都还是政治，而且是更加空泛，更无范围可守的政治，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究竟有什么内容，言人人殊，一个领导者有一个领导者的解释。毛泽东没有给??下过定义，他只给??下过一个反定义，即他曾经列举了一些创作情绪，号召大家澈底破坏它们，以便建设起新东西来，即确立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毛泽东所列举约有如下的一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天条」如此之多，如此之宽，又如此之伸缩不定，要想使一个作家全都不犯、实在是难而又难的。更坏的是所有这些「天条」的解释权，完全操于文艺党官之手；其解释又完全要依据于这个或这些领导者的个人口味，以致作家即使想努力遵守种种标准，拼命想不违犯清规戒律，事实上亦很难办得到，因为顾此势必失彼，「顺了哥情失嫂意」，原想面面俱到，而结果却处处碰壁。万一你百依百顺，奉命一改再改，终于让你连这第二关也闯过了，可是，试问，如此通过出来的中国艺术天才，还可能有歌德、巴尔扎克、托祟斯泰或高尔基的成就吗？
不过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形哩。在我们这个假定的例子里，那位艺术天才多半不会顺利过关的。打从王实味事件以来，中共表现过不少次的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具有真正艺术家气质的人（更不用说艺术天才了），都无法通过那道关口的，他们多半在第一道关口就要蒙上「不光彩的政治罪名」倒下去，以致不但失去了艺术生命，而且丧失了肉体生命的。说到这里，就得谈斯大林主义文艺政策的第三个恶毒结果了。
那便是宗派主义的假公报私，以及阿谀成风的领袖膜拜。这两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上助者必下骄，骄下者必助上。为的要傲视侪辈，欺凌同行，一些本无才气而偏好文艺的作家，或不喜辛勤而极想成名的文人，就拼命想从文艺创作以外的活动中去造成作家身份，一味想从「政治标准」上去抬高艺人地位。对于这些「文艺活动家」，斯大林主义的文艺政策真是大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必辛勤创作，却可以成家成名，他们只须登台指挥，便能高人一等。
不过要想登上台去做文艺的指挥官，虽然不需要艺术上的才能，却需要有做官的本领。为的要爬上台去，为的要爬了上去而不倒下来，那就得付出代价，对上谄媚。否则，这些文化官既无革命功劳，又无文艺成就，叫他们凭什么树立起威望来呢？
就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造成了；一方面，党为了要维护??的那个标准，为了要严密地控制文艺活动，必须成立一整套机构，必须保持一大批文化官僚；而另一方面，这批文化官僚为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无所不用其极地来发挥领袖讴歌制度。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制度，成因当然很多，不过他们文艺政策所必然产生的歌功颂德风气与阿谀谄媚的作风，在不少程度内，总曾经起了推波助澜、帮腔作势的功用的。
在苏联，斯大林崇拜的疯狂推行，与苏联作家的统一组织，与控制文学的整套衙门的设立，是同时开始的。在中国，毛泽东崇拜的建立经过，简直与中共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分不开，特别与中国文艺运动中的宗派斗争分不开。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这是由同年三月间王实味发表的「野百合花」引出来的。「野百合花」事件是中共文艺战线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那几篇杂文的本身。作者王实味这个人，和后来的胡风一样，其重要性也并不在于他们本人，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倾向，在于他们有意或无意代表着的宗派。就「野百合花」那几篇文章的本身说，并不含有什么了不起的深远意义，??之所以能引起轩然大波，能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学大狱，能促使毛泽东亲自出面干涉，亲自出来领导座谈者，主要因为它代表着鲁迅倾向耳。
中共对于鲁迅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鲁迅反对国民党，拥护中共，这自然使中共欢喜，使他们由衷地高捧鲁迅，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鲁迅的骨头太硬，有自己主张，欢喜批评，不容易受指挥，这却使中共头痛，希望给他一点抑制或教训。鲁迅本人非常幸运，死得其时。正当他的可喜作用发挥到顶点，他的可憎作用初露端绪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因此，中共碉需要捧他扬他，完全不需要打他抑他。鲁迅就这样以最完善的人格留在中共的历史上，而他和中共的关系，也碉记载着和洽愉快，没有多大的隔阂揆离。
可是鲁迅作风和中共之间的本质上的矛盾却不曾因鲁迅之死而消失。相反，随着中共势力之巩固与扩大，随着中共自己一套文艺政策与文艺控制制度的确立，中共与鲁迅风格代表者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尖锐了。
直到一九四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在中国左翼文艺队伍中，鲁迅享有无上权威。一切趋向革命的青年们，可说无一不以鲁迅为师的。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他那反帝反封建的批判精神，风格上承继了他的嘻笑怒骂的讽刺笔调，抗日战争把大批青年送到了延安，鲁迅风也跟随他们吹到了延安。结果，鲁迅与中共之间潜伏着的矛盾，在事实接触之下而终于爆发出来了。
与中共的过事吹捧相反，鲁迅不曾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但就五四运动的精神说，鲁迅却确实比当时任何一个领袖代表得更充分，继承得更澈底。鲁迅，不管他后来在思想上已接受了多少马克思主义，可是他的整个精神，在他的灵魂深处，却主要仍是一个澈底的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的批判精神的坚持者，一个孔家文化的叛弃者，一个西方文明的崇拜者。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如果光从思想与政治的标准看，他实在应该像高尔基一样，是「一个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是这样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倘在列宁眼光中，不管他在思想上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有着多少距离，特别和无产阶级的战略与策略，有着很大距离，却仍然会「带给了，并且还将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许多贡献」的。因为列宁对于高尔基（如果在中国的情形中，亦都会同样地对于鲁迅），所期待与要求的并非一般革命者的工作，而是一个赋有巨大艺术才能的人，在他特殊的范围内所能做的对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贡献。列宁的这个态度，我们可以从他给高尔基的书信中看得最清楚。对于他的思想上的胡涂与错误，列宁总是严格地加以批评的；但他从来不因此而减少了对于艺术家高尔基的敬爱，从来不因为哲学与政治上的「负号」而抹煞他在艺术事业上的「巨大的正号」。列宁曾经一再声明：「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容许把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和「党的」（即「派别的」）事混在一起」。所以列宁始终不断地要求高尔基在党报上合作，时常要他写些短文，有时甚至要他起草传单，有时要他编辑报纸的文学栏。他希望高尔基以这样方式「把文学批评『更密切地』和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但在同一信里，列宁却又说：「如果你觉得更欢喜写『大』作品，那末当然，我不劝你中断??。??会带来更大的贡献！」列宁说这几句话绝不含有讥讽之意。在同一时候，为了同一件事情，列宁给卢那查尔斯基的信上还说得更加明白，他说：「因为我『不知道』高尔基工作的性质（以及他的工作意向）。如果一个人在忙着某种重要的巨大的工作，如果拖他来搞些琐事，搞报纸，搞政论，而损害到那个工作――那样，扰乱他，拖他离开那个工作就是愚蠢行为，而且是有罪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意见非常重要，列宁希望高尔基能尽「螺丝钉」的作用，希望他的文学工作能与党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重要的「但是」！）如果高尔基自己有更大的工作（自然是文艺创作工作）在着手，那就不应该「扰乱他，拖开他」，应该让他给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贡献」；这时候如果硬叫他「搞琐事、搞报纸，搞政论」，「就是愚蠢行为」，甚至是「有罪的行为」！
列宁是多么尊重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活动！多么懂得区别政治活动与艺术活动！多么正确地一方面对艺术家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充分保证艺术家创作活动的「广阔天地」呀！
如果列宁遇到了鲁迅，毫无疑问，也一定会采取同样态度来对待他的。对于他思想上的不足之处，一定会用严格而亲善的态度来批评，来帮助其前进；而对于他艺术上的才能，则一定会予以充分的尊重：不仅给以崇高的评价，而且还一定会保证不干涉他的活动，一任他自己发挥和发展的。
说到这里，读者们也许会说，中共与毛泽东不正是这样对待鲁迅吗？是的，他们是这样对待死去了的鲁迅的；但他们用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了继承鲁迅衣钵的人，对待了鲁迅未死的精神。
谁是继承鲁迅衣钵的人？什么是鲁迅未死的精神呢？把鲁门弟子仅仅限于胡风，雪峰等人，未免将问题看得太小了。其实，二三十年代整整一辈的中国进步的文学青年，都可以算是鲁迅弟子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祗在程度上略有差别地，都学习着鲁迅的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凋。那末究竟什么是鲁迅精神呢？它简单可以归结为：对黑暗的反抗，对权威的挑战，对传统的批评，对弱小的同情。这个精神，我们上面说过，主要是五四时代形成的，其思想根基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随着中国社会情形的发展和改变，鲁迅精神的思想基础也逐渐在变，在固有的「启蒙运动」式的思想中，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成分。这样，到了晚年的鲁迅精神，确实建筑在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它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及其体制，应该可以融合无间，完全可以适应的了。
那末为什么会和中共发生冲突呢？
原因在于：一九四二年前后的延安中共政权，早已澈底斯大林主义化了，??完全不等于列宁的苏维埃政权，而完全依照了斯大林官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了。对于这样的政权，不用说，由上述内容所构成的鲁迅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为了要造成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当然首先要清除这种鲁迅精神。
一九四二年春天的「野百合花」事件与按着发表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其主要意义应作如是观。
王实味是北京大学学生，胡风的同班同学，鲁迅的崇拜者。由这样一个人来引起中共和鲁迅之间的斗争，具有很大象征意义。「野百合花」的几篇杂文其实不配造成「事件」，??之所以被抓住来迎头痛击，碉因为??代表着鲁迅风吧了。
所以等到毛泽东出场，「讲话」中便不再提到什么王实味或「野百合花」，干脆就打击鲁迅本人和鲁迅精神了。在讲话中方毛泽东列举了延安当时存在着的一些「胡涂观念」。??们是：
「人性论」；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用未必伟大，刻划黑暗者其作用未必渺小」；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上述八种「胡涂观念」，归结起来，最中心的其实只有一点：内容不许批评黑暗，应该歌功颂德；笔法不许冷嘲热讽，应该热情赞扬。他宣布「杂文时代」的鲁迅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必须废除。当然，毛泽东的讲话没有说得那样简单直率。其中有些批评，例如关于人性论与人类爱那些段落，说得又颇为对症的，同时在明显涉及鲁迅的段落中，褒贬也颇有分寸，所谓废除也保有限度；但是我们如果不拘拘于文字，如果着眼于文字背后的精神，以及??发表时候整个中共的政治形势，那我们就能清楚看出，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用意，是要阻遏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已成主流的批判暴露精神，就可以懂得讲话的中心打击是向着鲁迅及其门徒的了。一九四二年，即发表「文艺讲话」时候的中共政治形势，有什么特点呢？那便是毛泽东对王明系统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暂），他的一尊地位业已造成而有待于巩固与扩大：因此，迫切需要消灭文艺方面的鲁迅传统与鲁迅精神。因为鲁迅精神既然以反权威、反压制、重批评、倡民主为其骨干，对于以神化领袖为其象征的官僚极权制度的造成，自必被证明为最大的障碍物；自必要以任何代价去扑灭??了。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方，可说是中共反对「鲁迅风」的第一声战号，是第一个完整的纲领。
信号一出，团集在中共内外的各个文艺小宗派便纷纷响应。??们以不同方式，将各自的立场去迁就这个纲领。由此爆发了新的斗争。原来受鲁迅影响的人，有的被加上「托派」罪名被整肃了，有的真心地或假意地由「批评派」转变成了「歌德派」。其中处于中共军政势方以外，以胡风为精神领袖的一群人，则表面上接受「讲话」，而实际上坚持鲁迅作风。至于原本在非解放区「领导」文艺的一群文艺官僚，那当然奉毛氏谈话作圣旨，「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变本加厉地去「吓呼别人，定人罪名」了。这一批人，就是当年被鲁迅痛骂过的周扬（即周起应）和徐懋庸等人所率领的。
关于中共治下文艺小派别的斗争，我们不将作充分叙述，因为后来的反胡风，打丁玲，踢倒冯雪峰，压下王任叔的连串事实，都是公开进行，众所周知的，毋需我们在这里浪费篇幅。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来的，只是那个斗争的历史渊源。原来所有这些斗争，归根结蒂，无非是当年（一九三六年）见拒于鲁迅的周起应辈，「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将曾经受鲁迅保护而多少保持着鲁迅精神的胡风、雪峰、巴人等辈，「锻炼」入罪，「充军……杀头」，以遂公报私仇的宿愿吧了。（以上引号中文字，均见鲁迅「答徐懋庸信」）
被鲁迅画尽了嘴脸的周扬等辈，这些「戚戚嚓嚓的作家」，这些「破落户的漂零子弟」，这些「轻易诬人的青年」，这些「信口胡说，含血喷人，横暴恣肆达于极点」的人，能够干出鲁迅所预言的龌龊勾当来，对于稍明近三十余年来中国文坛内幕的人，一点都不稀奇。稀奇的是：显然与此文坛恩怨毫无瓜葛的毛泽东，对鲁迅又表示敬佩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将「大旗」与「虎皮」授给周起应等人，让他们去胡作非为，让他们去摧残陷害鲁迅的那些及门弟子？
要解释这个疑问，当然不能从宗派利益着眼，更不能从个人思怨着眼。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乃是中共党制走向个人崇拜的过程，是斯大林主义文艺政策的性质。那个过程和这种性质所加于毛泽东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毛泽东个人的爱憎。在艺术上，毛泽东可能喜欢鲁迅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却必须扑灭鲁迅精神。因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而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艺术必须为政策服务的。所以中共将文艺大军的帅印付托给周扬而不交给鲁门弟子，祗有一小半是人追路线，一大半却是路线择人。试想，必须将文艺家的脊骨折断的路线，有谁比那些原本无骨的人更能和??配合呢？吮疽舔痔者流，未必为神化了的独裁者们所珍视；但是个人崇拜制度建立时候的需要，以及这个制度建立后??本身逻辑的推动，使独裁者祗能喜好与利用那些随时准备舔靴的人。这是个人独裁制度无可解决的矛盾之一，也是独裁者本人无法解消的悲哀之一。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希望有真正杰出的文艺来装点他的时代，连最反动的墨索里尼都存在过这个希望；但所有这些希望都落空了，因为文艺，正如意大利小说家伊那齐‧西龙对墨索里尼所说，是「一朵野花」。毛泽东固不能与墨氏相提并论，他是代表进步的个人独裁者；但他既然踩死了「野百合花」，他那温室里的「百花」，也就不可能「齐放」的了。
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甚至必须为变动不居的政策服务，其对于文艺的毁灭性的影响，到此我们已相当详尽地说明了。这里我们还想简单谈谈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把「刀子」。
首先我们觉得，将某一个创作方法定为标准，命令所有的作家与艺术家严格遵循，不得有违，根本就不是在「内容和形式上」给文艺家们「保证广阔天地」。在题材与内容上限制文艺创作已经贻害无穷；在形式和方法上定下规格则简直是愚不可及。限制内容，还可以说是由于革命的利益需要；而规定形式，即使就「革命的功利主义」说都是多余的，都是有害无益的。一个革命故事，或者一个革命激情，谁能说如果用现实主义派的手法表现出来，一定会比用浪漫主义派手法表现高明而进步呢？毫无根据这样说，也全无理由这样说。
无产阶级革命政府最大的责任，是要保卫革命的利益，使??不受任何方面的攻击。??关心到了文艺，首先也应该在这个方面。这即是说，??所关心于文艺的是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对革命的政治态度如何，绝不是他或他们所从事创造的艺术态度如何。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发号施令，甚至制定条?E，使普天下的文艺活动家一定要按照这种方法创作，不许采取那种方法创作，那不但徒劳无功，而且会根本窒息任何文艺的真诚活动。这样办，于革命并无一利，于文艺却有百害。那末斯大林为什么要行之于前，毛泽东又要继之于后呢？理由很简单：官僚制度向文艺领域的延伸与控制而已。
这里还应该指出：由斯大林与毛泽东们钦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只是「碉许歌颂、不许批评」那个?攘畹谋鹈?吧了。
不过说到这里，斯大林主义者与毛泽东思想者一定会提醒我们道：「现实主义方法是恩格斯首先提倡的；而且，在你前面一再引证而认为正确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不也是主张现实主义的吗？」对，我们得解释两句。首先我们得清楚，不论恩格斯在「致?蹩四崴埂沟男胖校?或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他们之推重现实主义，都不是简单指文学中某一特定的流派而言的。恩格斯说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都是属于历史的，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其意义显然是说：凡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进程的事物都可以而且都应该现实主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他认为，一部小说「如果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那末甚至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也会让他看出历史的真相，看出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势，并且完成很好的艺术作品。这里恩格斯主要是在应用哲学唯物论的认识方法到文艺领域中，他不曾排斥文艺中的其它创造方法，更不曾给现实主义方法谋取唯一独尊的地位。在「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把这层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他如何在宽广的哲学意义而非文学派别的狭隘意义中，说「新艺术将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已经在前面充分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
总之，恩格斯与托洛茨基所竭力推荐的现实主义，决不是想在文艺创作的形式上限制或缩小文艺家们的「广阔天地」。??们碉是以社会主义的革命家资格，以文艺批评家的资格，指出了认识世界与认识人生方面的现实主义态度对于文艺活动家们的极端重要性，却完全不以为现实主义乃是文艺创作唯一可行的、或唯一准许的方法。
这和斯大林毛泽东将现实主义当作文艺创作的唯一方法，以决议昭告天下，咸令遵守，违者有罪的做法，根本是两回事。何况，斯大林毛泽东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解释为文艺对于政策的追随、仅仅解释为对于「最高领袖」的歌颂，仅仅解释为对共党政权下一切举措之最浅薄无聊的宣扬，这和恩格斯所说的「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非但不符，而且是正相反对的。因为这样的追随、歌颂和宣扬最不忠实，往往最为虚伪，因而是最非现实主义的。
碉有一方面坚持「新的艺术家反而需要以往演变完成了的一切方法，并且需要一些补充的方法，以便把握新的生活」，同时另方面提倡文艺家去学习和把握一般哲学意义上以及特殊的人生哲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态度――栗能促进而非妨碍文艺家的创造，栗能既使文艺为革命服务，又使文艺创作的「广阔天地」得到保证。
不然的话，如此这般的规定碉能窒息任何文艺创造的生机，更坏的，碉能成为宗派斗争的武器，成为某些得势文人坑害敌对文人的陷阱。
胡风们曾经拿了这个武器去攻击「浪漫主义」的郭?i若一伙。反过来，后者则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这面大旗之下，对业已落井的「胡风集团」下石（暂）。一种文艺创作上的形式或方法，竟然变成毁谤乃至罗织对手的罪名，这当然违反了列宁的立场，也决非首先推重现实主义的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所能料及的。
× × ×
谈到这里，有两个问题很自然地会在人们心中发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否仅仅起了负的作用？在??的控制之下，二十余年来，中共在文艺方面是否从来没有过值得称道的任何收获？
下面是这两个问题的简短回答：
我们说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承袭自斯大林，但仍然有一小部份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极大部份起的作用属于负数；可是这个小部份却不失为一个正数。这里的所谓极大部份与小部份，也就是结合在他思想的任何领域中的所谓国际因素与民族因素，亦即所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如我们在以前诸章中所述，在许多领域中，毛泽东在民族特点方面的发挥，总是比「普遍真理」的运用上要高明得多，甚至还正确得多。这里最主要的一个道理，乃是在于毛泽东所学到的「普遍真理」，实质上与主要是斯大林主义而非马列主义。因之，如上所述，凡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地方有时反能有利革命，抑且走向胜利，而照抄了斯大林办法的时候则或者失败，或者有所成功而倾向反动。情形在党、政、军方面如此，在文艺方面尤然。
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普遍真理」如何为害了乃至如何可能为害中国的文艺创造，前面已经充分讲过，不赘述，这里得谈谈他文艺思想中的民族特点。
批评地肯定传统文化，提倡民族形式，推重民间艺术，这些，虽然不能完全记在毛泽东的功劳簿上，但总是与他的思想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运动在「反对旧礼教」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之下，曾经企图用「全盘欧化」来建立新文化。他们不加选择地崇拜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中国文化的遗产（暂）。等到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发生分化，向左的一群接受了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并且组织共产党，决心把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改造时，他们――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仍旧采取着根本否定态度（何以如此，也不在此讨论）。因此，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一年）直至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众说来，始终是外来的东西，始终不曾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生根，因而也难于结果。这情形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是如此，在文化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革命失败，部分的革命群众势力被逼深入到广大的农民区域，深入到真正的中国去。那时，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逼迫，另一方面由于主观上求生存和求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不得不逐渐放弃其「假洋鬼子」的思想和作风，不得不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作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适应。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民族化了，农民化了。因此也更为群众化了，在中国的社会中扎下了比较坚实的根。这个过程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怎样的好处和坏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怎样的作用，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我们在本书其它适当地方论列过了，这里不赘；我们在这里须得指出的，碉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凭了他过去的教养和性格，曾经非常合适地，甚至相当出色地扮演了将斯大林牌共产主义稼接给中国固有文化的角色。关于这方面，我们觉得毛泽东的下面两段话值得征引一下。其一：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其二：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栗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见一九四○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这两段言论所代表的态度，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化固然有帮助，对于中国新文艺之民族化却有更直接影响。五四以来，在语法、体裁乃至题材与思想上都以西方为师、竭力向外国摹拟的新文艺，在三十年代末与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确实让人看到了某些不同以往的新气象，首先是小说，其次是诗歌，戏剧与音乐，都产生了一些土生土长的、内容上超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的、读过来顺口，听起来熟悉的文艺作品和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以农村的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大致采取着中国文艺的传统形式，应用着民众的口头活言语，或采用了民间流行的老曲调，在这样的基础上加工与提高，其成就是不容否认的，同时，这点成就与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族化主张有关，也是明显的事实。
自从中共在内战中胜利，建立起全国政权以后，新文艺方面的这一种民族化趋势，不但继续着，而且加强了。??被规定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口号中。不管这个口号后来与「百家争鸭」联系起来之时曾经变成了骗人的圈套；但是在文艺领域中，??无疑是起了进步作用的。特别在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方面，??确实尽了些起死同生的作用，做了些改旧创新的工作，??确曾相当刺激起群众的创造努力，大大提高了那些部门内的数量和质量。
但是不幸得很，上述种种成就，还只在初见端倪的时候，却很快被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另一个因素，即继承自斯大林主义的那个毒素所抵消了，甚至被以压倒的优势摧残了。文艺必须为政治口号服务，??必须成为这些口号的文学上与艺术上的表现，结果便把文艺因民族化及群众化而获得的若干生机窒息了。
疯狂的领袖膜拜制度，又来完成了这个窒息过程。原本在「政治任务」追迫之下奔波得气尽力竭的新文艺，再给??戴上那副「唯毛是颂」的镣铐之后，终于就一蹶不振，整个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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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最后还得谈一谈毛泽东本人的文艺作品。这位中共领袖赋有文学才能，并且对中国的古老文艺有相当修养，那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点，便是台湾方面的文化小卒，那些千方百计想贬损毛氏的「专家们」，也不得不默予承认的。
其实，非凡的遭遇总能产生非凡的感情，而「情动则言形」，这个非凡的感情又常能产生动人的诗歌。刘项原来不读书，但是一则荣归故里，一则兵败垓下，却都自然地给我们留下了「大风」之歌与「拔山」之词。然则，自来文宗昌黎，词追苏辛的毛泽东，当他功成业就，志得意满的时候，又怎能不写出些壮丽激昂的诗篇来呢？
毛氏诗词，没有疑问，将来一定也会像汉高祖酒酣击筑所歌的篇什一样，可以传之永久。
至于??们从中国旧体诗词的技巧标准上看，究竟其成就达到了什么程度，那末笔者既没有批评资格，又觉得没有批评必要。同时这方面早已出了专业人材，有郭沫若在那里作只此一家的诠释和无以复加的赞扬，我们更不必多所辞费。
我们从毛泽东诗词里所感到兴趣的有如下两点，第一，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否定了他自己的文艺政策；第二，他的诗词比他的文章更好地表明了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的文艺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心问题：１为谁服务？２怎样服务？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革命文艺应该为工农大众服务，「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应着眼于通俗和普及，给工农兵大众「雪中送炭」，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设法提高，「锦上添花」。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在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为革命利益所需要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如果以为这是唯一可能的革命文艺，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文艺，除此以外，一概都被斥为「非无产阶级文艺」，非革命文艺，因而必须打倒，那就将文艺创作活动仅仅限于文工团的活动，未免把文艺的范围划得太小了，把文艺创作的能事看得太低了。结果，是会窒息文艺，会杀害文艺的。理由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此地我们只想以毛氏本人的作品，反观一下上述道理。
毛泽东迄今发表的三十七首旧体诗词，据郭沫若的推荐，已「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见「红旗」：「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自不必同意这位毛诗权威诠释者的评价；但我们仍愿承认，这些诗词是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也真诚地喜悦，看见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增加了几首传诵的诗篇。不过有一点使我们大惑不解的，乃是这些诗词如何能够与毛泽东自己提出的那两个立场相调和。同时这样显然不是「为大众」和「谋通俗」的文艺，即属于毛氏自己所说的「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的作品，为什么「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括号中语，均引自「讲话」）；不但此也，在「上??」和「宣传」的时候，竟是以强大无比的声势，以比登载中共最重要政治决议更显著的地位，并且以同样方式登载于全国所有报刊之上，――如此做法，是否也为毛氏自己所斥，有「不但污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呢？
我们不想拿毛泽东本人之矛，攻他自己之盾。我们也不想从扩大到荒谬程度的诗词宣传中，再论建立毛泽东领袖崇拜制度的反动用意。谈文艺时碉谈文艺，我们却愿意指出：毛泽东这几批诗词的发表，恰好证明了将文艺活动仅仅限制于文工团的活动，是如何的偏颇。当然，有人可以强辩说：「诗词」的题材都是有关工农兵，特别是首首都与革命有关的；所以??们是「间接」地为「千千万万人服务」。就算这样吧。那??们又怎能符合于通俗要求呢？为了一首「送瘟神」的诗义的诠释，臧克家与郭沫若有异，沈尹默则又和他们二人不同。臧、郭、沈三人，既不是「碉能欣赏低级文艺的」「工农兵」，也不是碉能欣赏普通高级文艺的干部，他们是成了名的诗人词家，是此道中的内行；但毛诗到了他们手中尚且了解不一，遑论群众？如果这些诗词不是出于毛泽东之手，而是别个作家所写的，试问，倘若绳以「讲话」中的标准，有不被斥为「谬种」，因而遭到围剿予以禁绝的吗？
幸而这是主席所作，于是乎，在大众与通俗文艺之外就别开一格，并从而出版之，流传之，无所不用其极地颂扬之，「使中国的文学宝库中增加了无比的财富」。
斯虽毛氏文艺政策之不幸，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也。
或者，毛泽东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不是文艺工作者，我作诗作词，原祗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感想，所以不计对象，不计形式。我碉用了我自小学到的一点形式，满足我的创作要求。我原不想拿去上市的，就是怕「谬种流传」。等到「诗刊」一定要拿??们去发表的时候，我也曾特别声明：「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这番话，毛泽东或他的辩护者一定会说的。我们承认说得有理，谈得非常对。但是我们要请问：不计对象，不计形式，碉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感想而写点文艺东西，这权利是否为毛泽东所专有？如果不是，那末其它专业的或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样做？为什么他们一做便是「侮辱民众」与「没有自知之明」呢？这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我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只因我自小学就的是谬种，做不来新诗，如果免强做，一定做不好。」――这也可能是毛泽东的辩解，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个辩解有理，说得非常对；但是我们要请问：除了毛泽东之外的专业或非专业的文艺工作者，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些「自小学就」的本领（顺便说一下：自小学就的本领与自小获得的感情感想，常是一个文艺家决定性的条件），难道他们便不会受各自特殊情况的限制，而可以随便依照党的指示（不论形式与内容），可以毫不免强地创造出好的文艺作品来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本人的文艺创作情形，非常突出地证明了：如果不给作家「保证个人创造与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螺丝钉」式的文艺政策乃是任何文艺创造活动的刽子手。如果有位文艺官将这些戒律硬叫毛泽东遵守，不许他采用那些连高级知识子分都不熟习的文学形式，不许他搬弄那些属于「封建主义」的帝王将相，更不让他拉扯到属于「神怪迷信」的吴刚、嫦娥，只准他用大众化的口头白话，写些现实主义的工农兵生活，那还能有这些「无比的文学财富」吗？很显然，毛泽东的诗词乃是毛泽东文艺政策的直接否定，同时也是它无情的讽剌。
至于他口称「不宜提倡」而偏偏大事宣扬，斥为「谬种」而广为「流传」；那不过属于个人崇拜制度下面必有的「侮辱人」的怪现象。它属于陈旧政治的权术范畴，不属于文艺，甚至不属于道德范畴，不必在这里论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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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歌?l怀，散文长于说理。所以诗歌情真，文章矫饰。在散文里，在论说体的文字里，固然仍须有作者在，仍旧能让人看出个别作者的个别风格；但若比之于诗歌，这种主观性总要差得多，隐得多，间接得多。诗歌不一定全是主观的，尤其属于史诗一类的作品，诗人的自我也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在抒情诗中，在咏怀诗中，却主要与首先总是把作者的感情感想呈现出来。
中国历来的诗歌最大多数是抒情体，毛泽东的几首诗词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如果在毛泽东的文章里看不到毛泽东这个人，那末在他的诗词里却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读毛氏诗词，呈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位作者的形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一个现代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联系到一起。甚至，连孙中山式的近代人都似乎想不起来。能从那些美丽铿锵的语言中唤起来的，好像总碉能是秦皇、汉武、唐宗、魏武；最摩登的，也只能让人想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或石达开。何以会这样的呢？那只盛酒的旧瓶子当然是一个原因。内容与形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中国的旧诗词，特别是词这个形式，彷佛已经给作者们规定了内容：不是风花雪月，儿女柔情；便是剑酒鼓角，壮士悲怀。此外的物和情，好像就不适于表达，抑且难于表达了。近代的、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固然装不进去，就是平民化的、不属于英雄豪杰或才子佳人的情操志趣，都和??格格不入。当然，有才气的人可以「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可以在这只旧瓶子里装新酒；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无需代价的。新的内容要想装得进去，总必须改头换面，甚至脱胎换骨，弄得面目全非，栗能两相适应，叫人看来顺眼。
旧诗词体裁之所以成为「谬种」，新体诗之所以成为「主体」，其故即在于为要歌咏新人新事，为要发泄新感想新感情，必须借助于新形式了；否则，新内容必然受旧形式的影响。
毛泽东诗词叫人读了碉能想起古人古事，想不起今人今事；碉能叫人看见帝王将相，看见才子佳人，却看不见百姓万民，看不见庸夫愚妇――在不小程度内，我想是旧体诗词的形式有以促成的。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却总在于内容，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他本人的志向、他本人的感情。
这里，主要是内容寻求着形式的。
如果毛泽东不擅作旧体诗词，那我们简直可以肯定说，他的感情抱负多半不可能记录下来；因为在近体白话诗歌的形式中，毛泽东诗词中所表达了的东西，便会显得非常不合适，会显得极端的不协调了。
正因为毛泽东怀抱的是帝王思想与英雄主义，所以栗选取了最适于表现那种思想和主义的旧诗词形式。这里表里相符，形式与内容二者相得益彰。
前面，在专门的一章里，我们曾经研究过毛泽东的思想来源及其组成成分。其中我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斯大林窜改与修正了的）祗占了毛泽东思想来源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是儒家思想与游侠精神。我们又指出过，这三种成分并非平均配搭，亦非同时拼成的，其间有深浅，有先后，后二者显然还是毛氏思想中的先入之见，因此在「灵魂」和意识的最深之处扎了根的。??们是进入了潜意识的东西，因之是半先天的，类乎本能性的东西。至于那在毛氏二十七岁上栗开始摄取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有力的成分，但始终还是有意识的、不是最纯熟的，一不小心便会走样，时时会让另二种成分捉住后腿的。
文艺创作的特殊性，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说，其中非常重要的两项是：感情的多于理智的；潜意识的多于有意识的。因此，尽管在毛泽东政论文章中充满了马列主义；尽管毛泽东在文艺讲话中号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要站稳工农立场，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尽管毛泽东还举出了自己的例子，说明他已经澈底完成了「感情变化」，已从头完成了思想改造；但是当他一进到文艺创作的范围，一从事于诗词的写作。那真是鬼使神差，不由自主，毛泽东思想中清醒时候占上风的三分之一不见了，那平时受着压抑，潜伏心底的三分之二却大肆活动起来。在抽象美丽的文字下面，在生僻古奥的典故下面，在现成词句的引诱下面，毛泽东不仅欺蒙着读者，甚至还欺蒙着自己，把一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精神及群众精神根本对立的感情，极其鲜明地发泄出来了。
从毛泽东的诗词里，我们看见的确实不是一个「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毛氏「讲话」中语），而是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的帝国。我们在那里当然看不见「工农兵的知心朋友」，看不见一个与工农兵感情上完全同化了的革命者；却看见了一个倚天抽宝剑，挽弓射大?m，同时又文??风流，为江山折腰的霸王雄主。文艺诚然是离不开夸大的。我们更不以为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绝对与革命文艺对立。但夸大中可以看见真实，浪漫的幻想其实反映着不浪漫的愿望，如果真是一个思想感情彻底解除了陈腐包袱的革命者，率领着一支工农革命的军队，在与反动派久经战斗之后，终于来到了河套外，长城边，眼见「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山舞银蛇，原驰腊象」，当然也会和毛泽东一样「发思古之幽情」，大吐一下胸中的壮志；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却多半会和毛泽东大不相同的。他多半会悼念那无数万抛妻子、离故乡、被牛马似的驱策到这里来服役的可怜的「黔首」们。他多半会同情那些敢于违抗焚书令，因而头上给刺上了字、被充军到此地来日夜修筑长城的士子们。至少，他多半会想起「适戌渔阳」，揭竿而起的贫雇农陈胜、吴广们的吧。因为这样栗算得上「站稳工农立场」，这样栗真的是处处从阶级同情出发，这样栗配称为痛恨一切压迫与剥削的革命态度。缅怀往昔，思考当前，本质上不可能出之于两种感情。如果有人将列宁和过去的沙皇相比，他一定要当作莫大的侮辱；对自己，他当然连一秒钟都不会作此种荒唐想法的。自从马、恩以下，所有澈底真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无一不以能和古之「叛逆者」等同为荣，无一不深恶痛疾古之「压迫者」，有如身受其害一般。
可是毛泽东怎么样呢？他站在这座古代劳苦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大血泪纪念碑旁边，首先想起了打江山的「英雄」们，想起了「秦王」、「汉武」。他想起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罪恶，而是为了他们的功业。他想起他们不是为的要批判他们，而是要拿他们来和自己相比。相形之下，觉得他们功业虽盛，但可惜「略输文??」。然后面对这多娇江山，他又按次想到了为此折腰终于成功的三位开国大皇帝：「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想到了又作对比，结果是其中二位「稍逊风骚」，另一位有勇无谋，不足挂齿。他们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因此，「数风流人物」，毕竟要让能文能武，智勇兼备的今朝的开国之君了。
试问，这是什么感情？这是什么感想？这是什么思想？
有好些文学侍臣，为的想替毛泽东掩饰表现在这里的太过明显的帝王思想，就硬说「风流人物」乃指「今天觉醒起来的工农大众而言」，那真是不知所云，欲盖弥彰。
其实，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并不碉表现在「沁园春、雪」里。有形无形，??几乎散见于所有的诗词中。譬如，在北戴河避暑，他就想起了当年曹操在此地「挥鞭」；又譬如当一位诗友想回故乡养息，他便想起了汉光武的老友严子陵的故事，叫他别回富春江去钓鱼。在这些地方，一部份虽然由于旧体诗词的限制，所谓「活人让死了的给捉住了」。可是较大部分，却总因为作者的感情和思想使然，以致一到情景凑合，便不期而然地流露了出来。
「我志未酬民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这诗句不管是否是石达开写的，但??总相当好地表达了一个革命领袖――自然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的悲悯心怀。自古奋起民间，率先倡义的英雄豪杰们，不用说都怀有雄心壮志；但因为各人的性格不同，处境不同，在这种雄心壮志后面，多少可以看出两种「发动力」，一种是为人的，大公的，即对于苦难者与受压迫者的同情；另一种则是为己的，自私的，即个人对于富贵荣华的追求。刘季游咸阳，遂见秦始皇的威风阔绰，于是就喟然太息日：「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在会稽，看到同样情形，也发了同样感慨，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项不是文人，说话直截痛快，他们毫不掩饰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其实，历朝那些开国之君，以及每当末造在各地崛起的豪杰们，其中大多数人的动机几乎是莫不如此的。他们往往打着「为民除暴」、「替天行道」的旗帜，但这些都是宣传，是幌子，是藉此博取广大起义农民拥护的；等到他们功业成就，总是原形毕露，一味在权势威仪、穷奢极欲的个人享受上去超越被他们打倒了的暴君。这种历史循环，其决定性的原因，不用说，在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停滞，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出世以前各个被压迫阶级的性质。领袖们的个人意志在这里是起着极小作用的；不过最小也不等于零，我们仍不妨从各个起义英雄的言行上看出两种心肠。我们仍能看出他们的贤抑不肖，正好像我们能看出他们的智或愚一样。
「仁政」与「我入地狱」精神，其本身自是崇高理想。不过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因为阶级社会的客观条件使然，这种理想不是做了暴君们欺人的幌子和面具，便成了庸君们被人所欺的可笑话柄。为了不忍见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中而揭竿起义的英雄，他们的悲悯襟怀，常常变成他们悲剧性失败的原因。或者，为客观事变的逻辑所迫，他们的初衷逐渐改变。逐渐抛弃，与无情的现实相妥协；终于以放弃对苦难者的同情为代价，换取了帝业的成功。
过去确是如此的；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却根本改变了这个情形。因为它造成了客观条件，使根本消灭人类苦难的理想有可能实现，使领袖们任何伟大的悲悯心怀有可能实现。
有一种见解，认为「仁爱」与「慈悲」，根本与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革命不兼容。??认为，这些都是过去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与欺骗被压迫与被剥削阶级的符咒。所以??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仇恨和无情来代替那些迷人的毒药。这个见解，我觉得碉对了一半。在划分了阶级的社会里，不用说，甚么道德都是盖上了阶级记印的。不曾有过超阶级的仁爱，也不曾有过超阶级的慈悲。在阶级斗争中，特别当??发展到激烈的时候，谁主张反抗的奴隶应该以仁爱对付压迫者，以慈悲对付垂败或已败的敌人，当然是最值得鄙视的说教者，是最可耻的叛徒。在这种情形中，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乃至一切性质革命的革命者，其首要的与最神圣的责任当然是要唤起和提高被压迫与被欺骗阶级的阶级仇恨，要号召他们，并且坚决地组织他们，以便进行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绝对无情的反抗和革命；以便「彻底、干净、漂亮」地打败阶级敌人，摧毁他们的反动力量，使他们不能再度起来为害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用仇恨和无情来反对「仁爱」与「慈悲」是完全对的。但这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为人的、大公的、即对于苦难者与受压迫者的同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向压迫者乞求慈悲，叫被压迫者实行仁爱是一回事，这是彻底荒谬与反动的一回事。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以悲悯心怀去唤醒群众对压迫者的仇恨，参加他们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帮助他们去组织斗争，领导他们去完成斗争，这却是另一回事，是完全符合于革命利益的一回事。后一回事并不与坚决的阶级斗争相矛盾，而碉是与群众领袖们的个人野心相对立。对被压迫者的深厚悲悯，非但不会减少对压迫者的强烈愤恨，反而是加深这种愤恨的。古来革命领袖，多数不是原来属于革命阶级的人，他们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半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份子，他们之所以「叛变」自己的阶级，投向敌对阶级里去领导革命，总是一半由于看不惯同阶级人物的荒淫无耻，另一半则由于同情被压迫阶级的悲惨无告。民主革命的领袖姑且不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大师们也不必去谈，就是拿科学社会主义的二位奠基人来看吧，他们的情形也是如此的。谁若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碉凭着冷静的理解，单单凭着科学的分析，一丝感情不动，即全无爱憎地，达到了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结论，并且发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号召，那是大大错误的。「资本论」是一本严格科学的大着。在这里，马克思用了解剖刀，用了显微镜，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当作自然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和批判。这是绝对冷静的、客观的、不渗杂半点主观情绪的。但是你如果读读「资本论」卷一的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两章，即关于「资本主义蓄积的一般法则」与「所谓原始蓄积」这两章吧，虽然仍是严格的科学，仍是无情的解剖；但那是怎样的严格与无情呀！在这里，马克思这个科学家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完全不是无动于衷的，完全不是冷静得残酷的。恰好相反，读者在那些无情与客观的材料和记载下面，感觉到了一种极度强烈的爱憎，感觉到了作者对于榨取者的无限愤慨，对于被剥削者的无限同情，对于资本主义辩护士们的澈底揭露，以及对于这一制度的说教者们的辛辣嘲笑。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蓄积，另外一极是穷困、劳动痛苦、奴隶状态，无知、凶暴及道德堕落等等的蓄积。」这个情形，马克思不但用科学家的准确性指示出来，而且用艺术家的非凡的感染性，用了满腔悲愤描绘出来的。他斥责那些「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有如特．托拉西门的「残忍」，这些人心安理得地指出「富国的人民一般都贫穷的」，彷佛这是「自然法则」，是「理所当然」。马克思对于「自从出世以来，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的资本，对于这些「血和污物」的叙述，是如此地不「心平气和」，是如此地充满了感情，因之竟可以说??是一首关于工农业劳动者悲苦贫穷的伟大史诗。在这方面，它简直是超越了同时代英国那些「人道主义」的作家们的。
人们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那是有完全的权利说：马克思也是「从爱出发的」，以深厚的「人道主义」作根底的，是以「悲悯心怀」作发动力的。
可是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我们却看不见这种心怀。诗篇中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无法让人看到悲悯的根底；这里面多的是慷慨激昂，多的是英雄气概；却完全缺少了人溺己溺的博大精神，更谈不上己达达人的利他主义。英雄壮志，如果不受着悲悯情怀的拘束，终于要变成个人野心的。「缚苍龙」，「驱虎豹」，闹??个「天翻地覆」，让「日月换上新天」，让「日月换上新天」，壮志诚然凌云，豪气可吞山河；但若脚底下没有那点子平民民主精神，心坎里没有一些儿为人为公的打算，那末充其量不过是「以野蛮对付野蛮」的所谓开明暴君，或者「以百姓为慑狗」的所谓圣人吧了。这样的「圣人」，郭沫若已经非常乖觉地从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身上给发现出来，并且聪明地影射到「领袖」身上了。看来，毛泽东还是乐意接受这个道统的。
可是这样的圣人，绝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差得太远了。
家园 第九章：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上） 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从行动中总结出来的。政治方面如此，经济方面也是如此。所以要研究毛氏经济思想发展的过程，得先清楚他经济实践的历史。
毛氏一生的最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是消耗在军专斗争中的。因此，他的军事思想也就最为丰富，最有特色。在经济问题上，毛泽东生平所耗的时间比较的少，比较的少得多。好像碉在一两年不长的时期中，他栗是专门负责经济指导工作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思想纪录也少得多。不过虽然少，虽然「选集」中碉有将近十篇专谈经济的文字，它们的意义却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这寥寥几篇文章，却已足够让我们看到毛泽东经济工作的大致面貌。
毛泽东的经济工作方以及他在工作中所采取的办法和所形成的见解，我们约略可以分四个时期来谈。它们是：１苏区草创时期；２苏区内的经济建设时期；３抗战中的「自力更生」时期；４全国胜利以后以迄目前这整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苏区草创时期大致可以说起于一九二八年之初，迄于一九三一年之秋，为时三载余。关于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初期，举凡「苏区」中的经济实况，以及当政者所采取的对策，在毛泽东的文章里有很好记录。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该文写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即在「南昌起义」之后一年又二月）中，有如下一段话：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疋、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日除粮食外约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这段文字把红色割据区域初期遭受经济封锁的情形，说得相当清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显然受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的应有注意。
在同期略后，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给当时中共中央的报告，即题名为「井岗山的斗争」的那篇文章中，对于这一方面，还有更详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疋、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G，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神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径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疋、药材完全断绝，其它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这是关于一般的经济困难的。在同一文件中，另有一处提到军队中的经济困难，写得更加具体，文如下：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场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它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所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见「井冈山约斗争」）
从上引几段文字里，我们大体上看到了红色区域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形，看到它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下所遭受到的极度痛苦。这种困难和痛苦，诚如毛泽东所说：假使没有适当的对策，「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其实毛泽东这里说的还是故意以轻松口吻出之的（或者，此地的文字在事后修改过的），事实上，照那时的情形看，毛泽东统领下的军队已经到了饿死、冻死和病死的边沿，如果没有适当的办法来改善，那末国民党不需军队进攻，都可以叫割据完蛋的。
当时毛泽东他们采取了什么办法来渡过难关呢？从毛氏的著作中，我们碉能找到这样的一些：第一，是收税，主要是收土地税。但一因游击政权的流动性太大，无法建立长期而稳固的税收制度；二因大部分割据区域「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所以同时采用了第二个办法，即绑架土豪。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告诉我们，当时「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所谓「打土豪」，亦即「绑财神」这个办法，自然是权宜的。如果用以为取得现金的主要的与长期的办法，那末这个军队未有不澈底堕落，变为土匪，而终被消灭的。中共没有因此而堕落而被消灭，并且还成长壮大起来，它当然还靠了其它办法，靠了一些经济性质的乃至非经济性质的办法。这些办法中的最重要的一个，从毛氏的叙述中看，不能不数那种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在同一报告中，关于这方面有如下一段有趣描写：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暂）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
以上是红军草创时期的经济问题，以及领导人如何应付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当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但因当时他是主要的政军领袖，他直接处理问题，所以其责任不能不归于毛氏。这些办法本身是简单的，中外古今的一切起义英雄，不管他们结果是功成为王，或终败为寇，在初期客观形势的驱使下，都曾经采用过这些类似方法。毛泽东在这里并无什么发明。对经济学家毛泽东这个资?妫?也不能因此而有所增益。
不过从这些措施中，我们仍不能不指出毛泽东所藉以表现的一些特性和长处。第一，他不会也不曾被经济困难所吓倒；第二，他绝非受传统法律和道德观念束缚的书生。有此需要时，他不会在任何「罪恶」之前却步的，能够取法土匪，「绑架财神」；第三，能够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梁山泊精神，和原始共产主义的绝对平等和民主作风联系起来，藉以维系军心，鼓励士气。这三点，自然与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并无关涉，但作为解决经济极度困难的办法，特别是作为一支革命队伍处于封锁包围之下赖以克服经济绝境的手段，那末，它们就非常值得重视了。毛泽东（当然在这个名字后面还代表着不少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特点和长处，或碉具备了其中的一点或两点，那末红区割据的局面绝对地搞不成，毛泽东的天下也无从打起了。
毛泽东的这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的成功发挥，对于他往后的经济思想乃至一般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谈到。
现在我们要谈毛泽东从事经济行政工作的第二个时期了。那是所谓「十年内战的后期」，即指起自一九三一年年底，迄于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知道，正是毛泽东最失意的几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斯大林直接派遣的王明系统逐出了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受打击后究竟被派担任何项工作，在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共党史中，并无明白说明（暂），不过从「毛选」所收该时期中的文字推测，说他被派去负责苏区内部的经济工作，大概是不会错的。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前，在这五个年头中，「毛选」中碉收录了四篇文章，其中除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那篇提纲之外，三篇都是纯粹关于经济工作的。所谓经济工作，在当时的「苏区」中，显然不受重视的。正如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篇演说中告诉我们，那时「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毛泽东被派去指导这项工作，显然是被当作「工作能力较差的人」了。
不过从「选集」所载的现有三篇文章看，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所表现的「工作能力」并不差，而且还能认识到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想法，还能看到这些见解和想法是怎样发生，怎样形成的。
一九三三年前后赣南「苏区」的经济情形，比一九二八年前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描写者，自然已有很大不同。割据的区域大得多了（当时估计人口为三百万），军队和党政干部的人数也多得多了（暂）。几年来，经济问题当已不能用原始的应急的方法来解决，它必须树立方针，建立系统，凭常规的课税制度来保证收入，以切实的计划来恢复乃至发展生产，而且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对付国民党的封锁，藉以安定区内的经济生活，或至少缓和经济「围剿」所造成的民生痛苦。不过从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对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所作的演说看，当时「苏区」，至少在他担负指导工作之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却并未做出多大成绩。譬如他说：
「……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利害。……
「……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b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还有，江西南部的许多土特产，例如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薄荷油等等，因为战争和封锁，有的根本停止了生产，有的虽有生产而运不出去，于是也不生产了。这对于「苏区」经济和财政的开源方面，都是大有影响的。
当时「苏区」政府面对着这些困难，已经采取而由毛泽东强调宣布，并督促其认真实行的，主要有下述三个办法：１普遍设立粮食调剂局；２发展合作社运动；３扩大与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粮食调剂局的工作是「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好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在恢复与发展「苏区」的手工业与工矿业，其次是帮助农业，这方面有如「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至于对外贸易局，主要当然是要一方面摆脱商人的过分剥削，另一方面又要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它的任务要把「红区」中多余的粮食及其土特产运到「白区」，换来日用必需品――主要是盐和布。
上述办法，当然是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也是必须采取的经济政策。它们是割据政权生死攸关的一些对策。这是因客观形势要求而提出这些对策的。几乎每一个人，碉要其地位与见识能关顾到该区全局的，都会想到它们，提出它们。因此，??们的创议权不能归之于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归之于毛泽东。不过这些对策几乎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能想出是一回事，把这些对策在实际上执行出来，而且要执行得好，却是另一回事。在当年「苏区」的实际情形中，后一回事自然比前一回事难能得多，可贵得多。这些办法，如果在某一人的指导之下实行得好，那末，这个领导人当然有功可居的。我们自然无法知道当时这些办法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实行得如何。究竟从此时（一九三三年八月）及稍前一直到长征开始（一九三四年秋），「苏区」经济情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我们现在也无数据可资判断。据毛泽东自己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宣布这些办法之后五个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说：「苏区」政府用以「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的「步骤，现在已着着胜利了」。他说各方面都有了改善，特别在手工业和土特产的恢复和发展方面，他说：「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开始走向恢复。」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措施，他说：「……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实行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毛泽东担任经济事务的主管工作，大概就是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或稍前日期开始的，所以他老是拿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分界线，标志着「苏区」经济之由恶劣走向改善，由无办法走向有办法。究竟事实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是难于加以证实或否认的。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当年红军之放弃「苏区」，从事万里长征，主要是军事受挫的结果，其次栗是经济陷于绝境所致。从这里，我们如果承认毛泽东在处理经济行政上也有一手，并且说他在那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大概不会与事实太不相符吧。
当然，从毛泽东思想长成史的角度出发，重要的不是这些对策和实施对策的能力，重要的乃是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方面的思想，乃是一些有关于经济建设的、比较基本的见解。这些思想和见解，对于日后，乃至今天，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方针，都具有决定力量的。换句话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坚决而彻底的一国社会主义者，甚至成为坚决而澈底的一国共产主义者，在别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之外，我们不能不回溯到此一时期与他后来在陕北时期，在此问题上所积累的经验，并由那些经验所归纳出来的理论。
在赣南闽西的割据时代，辖区仅有支离破碎的二十几县，人民栗达三百万，地僻民穷，且又流动不居，这时候，毛泽东当然不可能提出「自力更生」口号，更难于作「割据社会主义」的梦想，但是我们若细细研究代表他该一时期思想的那三篇文章，我们却不能不说，此时毛氏已经有建设「区域性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在所有那些文字中，毛泽东始终和一种不指名的思想斗争着。那种思想，据毛氏说：「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说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这些意思是不对的」，「是极端错误的」。反对着这个错误意见，毛氏提出了「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理由如下：
「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这些话当然全都对的。一支革命军队，当它占据了某些地区，在那些地区里且已组织了长久性的政权，此时的经济财政问题毋须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足够注意，对它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否切实执行与行之有效，――与那支革命军队的战争胜负，与那个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自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以为处在战争条件中，无法谈经济建设，甚至无法采取略为长期的经济措施；以为革命战争和革命政权的经济需要碉能靠紧急应付，祗好得过且过；以为任何经济问题的解决都得推迟至革命全部胜利之后――这种看法，不用说，是极端错误的。如果「苏区」当年确有这样一派主张，而其主张也恰如毛泽东所述，那末毛氏对此提出异议，主张采取成套的，积极的经济措置与政策，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我们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们感到兴趣而想要研究的，乃是毛氏当年的经济思想，亦即他生平第一次形成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思想，与他后来的思想，特别和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想要指出的，乃是在那一时期的思想中，究竟让人看得出哪一些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萌芽。问题的这一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史的研究，有极大意义。
毛泽东把当时「苏区」的经济工作与经济政策，称之为经济建设。其实此项所谓「建设」的全部内容，如我们上面所见，祗有三百万元建设公债，其中一百万元是红军战费；两百万元用以发展下面三种机构；（一）合作社，（二）粮食调剂局；（三）对外贸易局。这四项办法，实际上只像毛泽东所说的；「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但是他一定要将它们称之为「经济建设」。这样的称呼表示了什么？
有了内容上的明确规定，名称原本是次要的，甚至完全不重要。所以毛泽东如果在这里祗是应用了一个不甚贴切的名词，不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也不应该故作挑剔。我们现在要特别指出来，主要因为这个名词确实代表了一个思想。它代表了毛泽东（当时尚在萌芽状态）后来充分获得发展的一个思想，那就是：不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不论在怎样的经济基础上，也不论在多么大的一个地区内，碉要统治的政府想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便可以建设这个经济。
这样说，我们是否厚诬毛泽东，是否有意曲解他的意见呢？因为他在文章里处处着重指出「经济建投」的「必要和可能」这个限度；他还具体地说明：「我们并不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在现在的阶段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地说，「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那末，人们会反问：「你们究竟何所据，而说毛泽东即使在那时候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就已含有若干区域社会主义的错误呢？」
我们不曾说毛泽东在那时候就已主张建设「割据的社会主义」。但很显然，他那时的见解早已包含着一些萌芽，早已表示出某种趋向，它们在发展的形态中，必然会变成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或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在他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那篇报告里，毛泽东在谈到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道：「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这段话里，不是已表示出上述的所谓萌芽和趋向了吗？什么叫做「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呢？报告人是在什么时候与怎样的条件中预约了这个前提的呢？想想这些，问题便很清楚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自然随时随地都会想到社会主义的。无论他干着什么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是毋须说的，无可争辩的。因为若不如此，那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便是虚伪的，便是言行不符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前进的步骤都叫做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把革命中每一个设施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末同样是错误的。对于革命的利益说，同样是有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以真名称呼实物。名实必须相符。这不是为了什么道德上的理由，而是为了革命利益，为了能给革命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主观的因素能够起重大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这里必须遵守着一个条件，即这些主观的谋划是以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是符合于因而是推进着这些规律的。否则，如果主观思想违反于因而是逆转着这些规律，或者，它们不符合于因而是阻挠着这些规律，那末，其结果在最好的情形中是完全不发生作用，革命循它自己的途径前进；而在坏的情形中则是它使革命受到挫折，或竟致断送掉革命。主观的愿望，如果脱离了现实，都是无补于事，或于事有害的。向右脱离如此，向「左」脱离也是如此。在行动上脱离固然有害，在名称上脱离也不会有益，也可能带来害处。这种情形，我们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是累见不一见的。列宁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说是他当初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命名。他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名称，不但让好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满，甚至让某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民粹派吃惊。这些反对者们所持理由颇不相同，他们对社会主义服膺的真诚程度更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以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真实。
一九三○年前后由中共领导的军事斗争，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以主观愿望来代替客观真实的。他们称自己的军队为「工农红军」，称自己的政府为「苏维埃」――本乎此，他们也称这个地区内的经济措置为「经济建设」，称之为「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胡涂与混乱呢？原因有二：第一，由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斯大林为了要掩盖他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的罪恶，为了要配合他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所谓「第三时期」路线，于是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命令中国共产党组织「苏维埃」与成立红军；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对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无知，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苏联种种的景仰，他们一切「以俄为师」，以致不加考虑，随随便便地张冠李戴起来。这种错误的结果如何，我们已在其它章节里详论过了，此地不赘。总之，在事实的碰壁之下，失败一个跟着一个而来，终于乘着抗日之机，取消了所有这一切不合实际的名称和办法，走向了另一个对国民党几乎完全妥协的极端。
毛泽东为了造成社会主义前提的经济建设思想，事实上碰过怎样的硬壁，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在非常与极端贫穷的困难境地中，任何超现实的夸大的幻想无法付之实行，甚至没有可能作小规模的样版式的实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虽有建设「割据社会主义」的萌芽想法，却不曾实施的。但是正因为未曾在事实中试验，这个思想种子越发可以保存。
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一味着重「人定胜天」的官僚唯心主义，应该说，就是从那一棵种子发长出来的。
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直至中共的全国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定形时期。当他较有系统地补习了马克思主义，比较全面地阅读了斯大林著作，他便企图将自己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见解都弄出个系统来。这项工作当然也伸展到了经济思想的领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已在前面的有关地方详细谈过了，此地碉谈到他的经济方面。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作详尽的介绍和批评。因为这样做的话，许多地方难免要重复，而且会大大打破这本书所能给它的篇幅的比例。所以这里我们碉能指出毛氏在该一时期中有关经济思想的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我们必须指出他在这个时期初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二，他在此一时期中期所提出的「自力更生」口号。
「新民主主义」这个名字，首次见于毛泽东与人合着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那个课本上。这个未完成的小册子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写的。原计划要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别的人起稿，但经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乃毛氏所作，第三章「党的建设」，据说「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即在有关「中国革命性质」的那一节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紧接着这篇文章，在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把上面的观点更充分地发挥了。自来，至少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新民主主义」曾经被宣传为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因为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好像并未见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文件上。那末事实上是否如此呢？这个理论的价值如何？特别是它的经济理论，对一般的中国革命，对特殊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根本不是毛泽东的「创见」，也不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中的「创造性的发展」。归根结蒂，它不过是当时斯大林在全世界提出的「人民阵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说明而已。所谓「新民主主义」，就理论的基本点上说，原不过是受到斯大林曲解了的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旧立场，再由毛泽东做一番中国化和通俗化的手术吧了。在这次手术中，列宁那个早已过时而且早已被他本人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但换上了孟什维克「各革命阶级大联盟」的烂招牌，而且还替??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也划上了一个荒唐的等号。这手术乃是毛泽东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实则是斯大林主义）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之不高明的。毛泽东在此略前时期，曾经把他的军事见解与战争经验系统化了，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字，其中确实含有大量为毛氏所独有的东西，含有许多不愧为有创造性的见解。可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化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相形之下，未免差得太远了。这里没有任何独创，这里更谈不到什么发挥，有之，祗是他那种有时庸俗得出奇的通俗化本领。有之，碉是他那种古今中外牵强附会的拉扯手法吧了。凭了这些本领和手法，他不但把一九○五年时代的列宁立场和一九二七年的斯大林路线视同一物，不但把列宁政策与马尔丁诺夫政策搞到一起，而且还能将列宁当年的革命代数公式，硬套在孙中山幻想而反动的三民主义身上。
从「新民主主义论」表现出来的政治理论家的毛泽东，委实矮小得很。不过关于这一层，我们曾在有关的地方讨论过，此地祗想谈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学说。碉想看看这学说对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自己说得非常坦白：其实也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与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相结合吧了。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一半是策略性的，一半是原则性的。易言之，他一半是假信，另一半却是真信这个理论。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下策略呢？因为共产党既然宣称信仰三民主义，而事实上又不甘心这样做，于是就运用诡辩，耍点手法，说共产票所信仰的不是三民主义，却是新三民主义，而所谓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即等于新民主主义。这样一来，中共一方面洗刷了理论上投降国民党之嫌，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党内群众认真地走向三民主义。这是一个极好的事例，可以拿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那种无原则的权变作风，可以拿来说明他时时以原则服从策略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论」应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但是因为同样理由，这个「理论」本身却不值得对??作郑重研究。因为理论的「发明人」自己就没有看重??――他根本就不曾真正相信??。
但是，另外「真信」的那一半又怎样呢？当毛泽东宣布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当他宣布在此阶段里必须让「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同时又宣布这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多为此，他以「新民主主义」的名义拚命攻击「一次革命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竭力反对「不断革命论」――当这时候，毛泽东是否也在玩弄策略，是否也在说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呢？不是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是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这是既遵循了列宁主义，而又符合于中国国情的。那末这个信念，这一个基本思想，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充分注意与研究？它当然有很大影响，我们自然应该对它注意和研究。不过这个思想之本质上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中如何被证明为错误，因之，结果毛泽东不得不偷天换日地将「不断革命论」来代替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这些，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特别在谈到「不断革命论」的一章里，很充分地讲过，不必冉在此多所辞费了。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毛泽东与所有经验主义的实行家一样，即使他所深信的「理论」，祗要形势略变，或与事实发生冲突时，他也很方便地可以放弃，还可以毫不加以说明地采取昨天被他所攻击的理论；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总是将此理论应用或解释到荒谬地步，让自己走到另一个、与昨天所犯的正相反对的错误。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一下子跳到了「不断革命论」；从整个历史时期让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下子变成了在短期与一国之内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示出了毛泽东思想中一贯的原则性的缺乏，最明白地暴露了一个经验主义的实行家是如何地不受理论的拘束。
不过，毛泽东并非不受任何思想或理论的拘束的。人总是受思想拘束的，问题碉在于受哪一类思想的拘束。深刻与具有原则性思想的理论家，他的行为受着一贯的与系统的思想的指导；浮浅的与印象的实干家们则受他们由某些经验累积的个别思想所拘束。毛泽东不受拘束的是那些首尾一贯的「教条」，他受着牢牢拘束的则是他本人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一些见解。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类成见是很多的，其中占据着首位的，自是「枪杆子万能」这一点，其次恐怕要算他经济理论中的「自力更生」说了。「自力更生」这个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思想中属于不变部分，??不受时间与地点的影响，??进入了毛泽东的下意识中，根本不需要经过分析性的思考的，因此，它成了他有意识思想的出发点，成了他那些思想的决定性的基数。
「自力更生」这个思想是道地的传统货。不管毛泽东是从「板仓先生」那里继承了朱熹的学说，还是一般地接受了佛家的口头禅，这总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做人治学的老口号。毛泽东是从小就受了这个思想影响的，在中国革命初期，即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那次革命的初期，因为「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思想太有力量，「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口号叫得太响亮，这个「自力更生」想法无由抬头。虽然从当时的种种事迹看，毛泽东显然倾向于从国内找寻力量这个路线，而且也不太看得起处处寄托希望于莫斯科的那个作风，但无论在行动和言论上，他都不曾、也不敢以「自力」方向来和「他力」方向对抗。当红军困斗于江西之时，军事与经济都必须藉自力以图存，事实上也确乎凭自力在挣扎之时，毛泽东也不曾叫出这个口号，其原因，主要自然在于形势太明显，光靠当时割据区内的这点力量是难有前途的。当时的红军虽然不可能从苏联直接获得军火或某他种类的物质援助，但是多多少少仍旧要靠「他力」的，例如，红军的指挥员需要莫斯科训练出来的人来充当和补充，战争所必需的医药物品一定得从大城市购买，而这笔钱多数就是联共党来的（暂）……因此，不管毛泽东只依靠，甚至碉相信自己看得见、触得着、甚至握得住的力量，却仍旧不曾，也不敢将「自力更生」加以理论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毛泽东还将恰好相反的理论，充分加以发挥了的。他在该文的第七节中，写下了如下一些非常正确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毛泽东这番言语虽然是用来反驳「资产阶级专政」的，但很显然，如果拿??来反驳「无产阶级的自力更生论」，非但合适，而且毋需掉换一个字。为什么当时毛泽东会有这种正确主张？这首先当然表示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当「新民主主义论」写作的时期，毛泽东还存着获得外援的希望，同时陕北政权的处境，照毛氏自己的话说，是「还有饭吃，有衣穿」的。环境还不曾逼着他们自己动手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因此，「自力更生」这个问题还不曾在客观上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来，在主观上也就不需要郑重考虑，更不需要加以理论化了。
毛泽东将「自力更生」的思想着重地提出来，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将??当作革命地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那是在一九四二年。这是当西北边区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情形越来越艰苦的条件中发生出来的。关于这个时期的客观形势，以及在此形势下如何决定了这个方针，毛泽东自己有段话说得很明白：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见「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共的生产自给运动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的国民党「反共磨擦」逼出来的。因为这个办法使中共渡过了难关，做出了成绩，有了经验，毛泽东对它更加重视，更有信心，因而将它理论化和系统化了。但虽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曾完全用??来代替那个「他力援助论」。紧接着对于「自给经济」的高度估价之后，他立即指出「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其它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的。」这表明出，毛氏在一九四二年还不曾是完全的「自力更生论」者。
公然将「自力更生」这个口号提出来，而且当作一条与「希望国际援助」根本不同的路线提出来，将??确定为今后中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的，那是在一九四五年。这也就是说，在提倡「工农商学兵」及政府机关全部实行「自给经济」之后一两年，站在这一两年的新的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栗比较坚决，也比较根本地提出「自力更生」口号。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为题，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讲了话。在这篇讲话里，我们栗第一次听见他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
从此之后，中国人传统的这一个有关兴家创业的旧观念，这一个一直潜伏在毛泽东心底里的先入之见，就爬上了他的心头，正式压下了外来的关于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的新思想――这个思想他虽然一度信仰过，却从来不曾真正服膺的。从此之后，自力更生这个观念，基本上就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毛泽东思想」。
不过光就那篇讲话的意见而论，当然，我们并不能马上达到这个结论。因为在那里，毛泽东说他主张自力更生的直接用意，在于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在于反对他们「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他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中共虽也「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兵的创造力。」所以在这里，讲话者显然不是原则性地提出问题，显然不是谈论建设经济的方针，更不是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这里的问题显然是限于应急的，是属于权宜性的办法。
那末我们凭什么理由说这个时期毛氏的经济主张大大影响了、甚至基本规定了他今后一般的经济建设思想？
这当然不是凭一篇文章的文字和论据，而是以他后来的行为和事实作根据的。自从毛泽东正式宣布自力更生的主张以来，到现在已经有整整二十个年头。在这中间，对此根本问题毛泽东表示过不同的态度，经历过不少改变，但其基本倾向却是一贯的，总是朝着一个方向走去的。这个方向便是自力更生。
我们现在不预备详细叙述二十年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因为这样做是需要太多的篇幅的，而且，为要了解毛泽东思想中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本也不需要这样的详细叙述。所以我们在这里祗要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当他觉得有可能取得国外援助时，他就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反之，当他无法取得这种援助时，他就高唱自力更生的「真理」。本来，社会主义建设是否可以依靠单独一国的力量，是否可以在一国范围之内达到成功，乃是一个极其基本的原则问题，是国际主义抑或民族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可是在毛泽东，这问题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政策问题，变成为依可能性而转移的办法问题。毛泽东所以能有这样态度，其中最主要的理由，在于他本质上是「一国社会主义者」，是民族主义的，是自力更生论者。因此，在他看来，自力更生是不变的原则，而国际援助、国际合作或国际分工，则不过是附从于原则的手段，是为实现原则所需要的，但不是绝对必需的手段。
认识了这个主要点，那末我们就不会迷惑于二十年来毛氏在此问题上的种种变化，就可以完全了解他在我们上述的所谓第四时期中，即当中共全国胜利之后，毛氏对经济建设问题所曾提出的忽而这样、忽而那样的主张。
在胜利前夜，毛泽东写了那篇非常出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提出了「一边倒」的口号，强调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方针，并且着力地批判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思想。他庄重地宣告：「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这毋须说是「自力更生说」的否定。所谓「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意思自是指革命胜利后有关国家诸方面的初步建设，其间特别指经济方面的恢复、巩固和初步建设。既然初步的经济巩固和建设，如果没有国际援助都会是不可能的，那末长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必然有赖于国际援助，??必然要在国际范围内栗能思议，自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毛泽东在踏上全盘胜利门坎的时候，忽然把他多年来大力提倡的「自力更生说」收了起来，换上了根本相反的主张？是否他从「第三时期」走上「第四时期」以后，关于经济建设的意见根本改变了？我们得解释这两个问题。
我们不想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发挥的论点是虚伪的。当中共军队取得了意外的胜利，毛泽东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为全中国主宰之时，他面对这个原本「一穷二白」，而且又遭受了长达半个世纪战争灾难的大国，那是无法不有此想法的。这里不需要精深的经济学的知识，也不需要有关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只要具备中国旧式大家庭中一个负责的当家人的头脑，就会发生毛泽东在当时的想法。要想从无中生有，要想于百废之余从事兴建，至少在最初时期，总得略借外力，俾自力有所凭借，得以发挥其更生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之大喊「一边倒」，大叫「国际援助」的必要，以及他之亲赴莫斯科，亲自去向斯大林求教又求助，并没有意味着他抛去了自力更生的主张，并没有意味着他要在国际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中国当前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恰恰相反，那是为了取得在一国之内恢复与建设经济的初步条件，栗不得不将国际援助用作手段。这样的国际路线，恰恰是走向自力更生的。
那时候的苏联如果是列宁时代的苏联，??真能给革命胜利了的中国以无私援助，??真能不分彼此地考虑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那末，凭着事实与思想二者并进的教育，也许能将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至少是中共领导的大部分）改变成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吧。??也许能让毛泽东具体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国际任务，??也许能让他切实地懂得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国际规模，因而让他由衷地抛去那种狭隘的、实质上反动的「民族社会主义」吧。
不幸事实上并非如此。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他的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他之急欲恢复与坚持沙俄时代的对华特权，他之赤裸裸的民族利己政策，使那个被一时革命形势所促成的「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以一次切身的经验，证实了「国际主义」之仅属理想，甚至是仅属幌子，使他最后地完全相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必须以民族国家作坚实基础，必须靠自力单干以谋国家富强。当然，他没有立即把这个信念公开说出来。只要有必要与有可能取得苏联的「无私援助」，他是不会作这样的公开声明的。斯大林死去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这个系统最初表现得比斯大林慷慨得多，以此延长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姿态。后来，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逐渐恶化，「国际援助」的获得越来越显得不可能，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理论便遂渐地叫得响亮起来。直至最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将这个理论正式写进到「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去，这栗公然而肯定地宣布「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它不但公然而肯定地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个方针，而且还当作一般的真理提出来，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依靠自力更生。」
这时候，毛泽东栗算最后地从一个割据区内自力更生的经济行政家，发展成为一国之内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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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九章：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下）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得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力更生这个名词，究竟有什么含义。据我们看，它可能包含两个极不相同的意义。一个属于行为道德方面，另一个属于社会经济方面。主张自力更生，或反对自力更生，不管着眼于理论，抑或着眼于实践，都必须将这二者分清，绝不容许缠夹混淆。个人的自力更生已经如此，民族与国家的此一方针那就更不必说。所谓行为和道德方面的自力更生，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甚至不论其为何种人与何种国家，都是好的，应该的，合乎「道德」的。如果不肯定这个方面的自力更生，那就等于提倡懒惰、提倡依赖、提倡靠天吃饭、或提倡剥削他人、提倡坐地分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自力更生，在个人，其后果便是堕落腐化，在民族或国家则势必趋于衰败灭亡。毛泽东之强调自力更生，假使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完全正确。不但在赣南与陕北时期是正确的，就是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后，在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都是正确的，谁若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那他不是卖身投靠的洋奴，便是徒托空言的懒虫。不用说：真正马列主义者，真正国际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绝对不会反对这一种自力更生；恰好相反，他们毋宁是竭力提倡这种独立精神与勤奋精神的。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论不可能成为争论，也不曾引起过争论。
在国际社会主义者中间成了争论的，显然是为了自力更生的另一个意义，即为了??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意义，特别是为了??与国际协力这个观念适相反对，为了??肯定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意义的自力更生，恰恰就是一国社会主义。
因此，要问「自力更生」是否正确，碉要看「一国社会主义」是否正确好了。
也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略跑野马，谈谈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应该被推翻，以及它终将被完全推翻，这至少在所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了。旧世界被推翻以后，新世界行将实现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这也不会引起争论了，因为谁都知道（至少在表面上），而且谁都承认（至少在口头上），社会主义总归是和民族国家不兼容，??必须在全世界规模中栗能充分与彻底实现的。如今真正成为问题的，除了因如何全部推翻资本统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之外，便是关于如何达成这个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归结为如下方式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到来，究竟将在很大限度内有赖于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特别有赖于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自始就着重于世界全局，经常坚持国际协作，由全球观点来规划和建设暂时分为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它将由每一个大小不等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在??们逐一建设成功以后，再像七巧板似的拼凑到一起？
主张和坚持前一立场的是马克思和列宁，这个立场是传统的国际协力的共产主义；主张和实行后一立场的是斯大林，这个立场叫做「一国社会主义」。
马克思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及其趋势所作研究，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与政治发展所作分析，肯定了世界必须靠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努力来推翻；而推翻了资本统治之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则更非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可。
列宁不但在理论上继承了这个基本立场，并且在行动上实行了??。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经成功，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之后，列宁就全面推行了这条国际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向全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被压迫者呼吁，号召他们起来革命，同时又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起来革命，务使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成为世界革命的起点和火种。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公式，并且立即实行出来，务使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成为单独存在的国家，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成为不久便能实现的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组织中的一个构成分子。
列宁所以要这样办，不是简单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更是为了客观历史的必然和必需。因为第一，他深信，这是俄国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如果没有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权是难于长期存在的。第二，他深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问题。在世界革命进展的条件下，如果某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们必须以「联邦」形式结成极密切的联盟，否则，??们便不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中保持自己的存在，??们便「不能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而更根本的，??们便不能「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以上引文见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节。）
很清楚，列宁是从世界历史现阶段的理论分析中，从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从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经验中，得出了这些结论的。这些结论归结起来，那就是：碉有世界革命栗能彻底打败与根本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碉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再由此过渡到「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栗能建设成世界一体的社会主义。
这个结论自然与「一国社会主义」无丝毫共同之点。??是在斯大林未曾发明「一国社会主义」之前，列宁提出来的最有力的反对论据。
但是有人也许会说，「一国社会主义」虽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立场，安知??不正是这个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正确应用？
我们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离题太远了。在这里，我们碉想略略叙述一下当年产生「一国社会主义」的情形，以及它实施以来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因为知道了这些情形，看到了那些结果，我们上举的问题就不解自答了。
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暂时已成过去了，跟着，长期间遭受了破坏的国民经济，也稳步走向恢复了。等得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后，关于苏联未来经济建设的问题，已经从各方面提出来，迫切要求有一个决定。可是正在此时，列宁却病死了，西欧的革命形势又迭遭挫折――??们不能像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望那样，及时地以革命支持俄国的革命，使之在联合努力之下，共同解决有关革命之继续前进与继续扩大问题，以及共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方针，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两派相反意见。
一派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既然夺得政权，并且保持了政权，那末不管国际革命的形势如何不利，不管苏联是否在一时间或在较长时期内行将处于孤立地位，这个工人政权却不但可以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应该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然的话，连政权本身都无法长期生存。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该国的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却必须始终信守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原则。因为他们肯定，在一个国家内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设成功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因为他们深信，当资本主义已经不能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的时代，社会主义是绝对不能在单独一国中建设完成的。根据了社会主义建设国际性这个原则，他们又得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态度：第一，必须把一国建设的利益从属于世界革命的利益；第二，决不能把民族范围内所已建设成功的东西叫做完成了的社会主义，更不能将它们当作共产主义，以免降底??的价值，丑化??的面貌，减损??的声誉。
这一派的意见，显然是列宁立场的继续。
另一派以斯大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的地大物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以碉要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干涉，俄国工人阶级不但在苏联一国之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而且可以建设到最后成功。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也采取了两个基本态度：第一，世界革命的利益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归结于「保卫苏联」。第二，当工业方面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数据完成了国有制之后，祗要再完成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上便已经取消了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便已经建设成功。
托斯两派的斗争，如所周知，主要因为苏联当年国内外的客观因素有利于保守的民族立场，以致它在苏联共产党中以斯胜托败而告终。因此，自从二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依循着「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而进行了的。
结果如何？
从第一个基本态度出发，斯大林将共产国际变成为完全替苏联（实则替克里姆林宫官方）利益服务的一个机关，将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每当外国的一个革命局势发生了，首先要看??是否与苏联利益有所冲突，如果冲突，即如果??妨碍了克里姆林宫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斯大林总是毫不犹豫地不加支持，或甚至帮同镇压那个革命。就这样，一大串亚洲和欧洲的革命运动，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名义之下被先后断送了，以致在德国促成了法西斯的兴起，使苏联认真地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最后为了自保，竟不得不投入希特勒的怀抱，以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让苏联陷入濒于覆灭的悲惨命运之中。
从第二个态度出发，斯大林采用了极端蛮横的官僚办法，付出极高的生命代价，不顾极大的财富损失，去完成农业方面的初步集体化。完成了这一步之后，斯大林就贸然宣布苏联「在基本上已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见斯大林对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八次苏维埃大会所作的「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和共产党内的民主却消失净尽了，代表十月革命传统的整代老布尔雪维克将被杀尽灭绝了，略有批评精神的年青一辈给摧残镇压了，全体劳动者被置于资本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严厉管制之下了。警察特务的魔掌控制了一切，文化生活在任何方面都受到了窒息。这样的社会制度，自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用苏联工农的血泪绘成的一幅对于人类理想制度的讽刺画。
可是这样的讽剌画，却正是「一国社会主义」所能绘成的唯一作品。
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决非马列二氏的国际主义革命立场在历史新条件下的应用；恰恰相反，这是人们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之下不能坚持马列的基本原则，叛离了这些原则，栗制作出来的一种理论，??在理论上根本背弃了国际主义，在行动上根本放弃了革命，在实际上根本弯曲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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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无论就社会根源说，或就思想内容说，都是一类东西，都应该归入民族社会主义之内。如果硬要在它们之间找出区别的话，碉在于前者比较着重「主观的能动性」，着重于「本国人民的辛动劳动和智慧」；后者比较着重「客观的实现性」，着重于俄国所具备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不过二者的畸轻畸重，根本不曾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论述的有关自力更生的不同含义，所以实质上??们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上对一国社会主义的所有批评，毫无例外地适用于自力更生论。
中俄两国不同的民族环境，相距二十余年的不同时代条件，是否能使这同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种理论，发生不同结果呢？我们以为不能，因为首先，中俄两国的民族差异丝毫不影响二国相同的阶级关系。其次，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虽然具有极不相同的时代特点，但这些特点不足以影响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或民族性这个根本问题（如有影响，那也是更加突出了国际性的）。换句话说，不管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时代的最基本的特点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挣扎和世界革命的不断进展。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时代的。
因此，斯大林曾经以一国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种种错误与罪恶，毛泽东在自力更生名义之下也一定要犯，有的已经犯下了，有的则迟早也会犯下的――碉要这个方针继续发展下去。
已经犯下的错误与罪恶，主要是在「三面红旗」底下干出来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指一九五六年开始扯起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挂出来的「大跃进」，以及一九五八年高举起来的「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是毛泽东自力更生思想的代表作。它们在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掀起过空前巨大的波澜，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闯下了连续三年的「特大灾害」。这个灾害，比起一九三○年代初期斯大林「全面集体化」所造成的人为灾荒来，纵未超过，也决不逊色的。
不过我们不想在这里多事讨论「三面红旗」的错误。因为要详尽地分析和评量这三件大事，需要巨大篇幅。做起来，将会大大超出我们本篇所定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要研究的，毕竟祗是经济学家的毛泽东，祗是想知道毛泽东对付经济问题的态度，想知道他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政策的结果，当然可以用来评量政策制订者的地位，而且在某种情形下，也应该用这个标准来评量的。不过为了测验和决定某一个政治家的思想家地位，那末，他制订政策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却具有更大意义的。当二十年代中叶，斯大林初次提出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与世界革命战略家的斯大林，其地位与身量固已完全确定，根本不需要以后二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了。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的毛泽东，其地位与身量，也碉要看他如何在思想上竖起这三面大旗就可以决定，不必更待??们造成的结果来证明的。
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们的经过和??们所造成的成绩（如果有的话）和祸害，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特别关于最后与影响最大的那面旗帜――人民公社，当??刚刚挂起来不久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分析和批评，也曾对??的后果做过预测。这些预测，不幸都被往后的事实所证实。现在我们将该文不加修改，附录在后面，请读者们参考，同时也补足本文在这方面的省略。
这里，我们将专谈围绕在三旗周围的毛泽东思想。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在一九五八年正式提出的。但在事实上，??在一九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实行，而??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最初形成，却更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这条路线如何闯进毛泽东的思想，是什么客观情势使他想到了这条路线，毛泽东又是怎样从客观的经验中做出他主观的意见，――这些，实在是极典型的例子，足以让我们凭此来认识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一九五五年年底，就中共的「经济战线」说，那是：经济的恢复阶段（一九五○―五二年）早已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已执行了三年。因为有了苏联等兄弟国家的援助，因为有了苏联早期建国的正反经验，再因为中国的工业落后，基础低，起跑点近，恢复比较容易，所以无论是经济恢复工作，或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执行，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方法相当健全，成绩是非常显著突出的。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在各项成绩中，自然以工业为最突出，根据政府所发表的统计，五年计划最初三年的工业生产，每年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截至一九五五年为止，工业生产的总产值已经增长到百分之六十五；而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要增长百分之九十八．三。这就是说，三年时间差不多已完成了四年的定额。又照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七，而在前三年少每年却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这种增长速度，不用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少见的。不特工业方面如此，其它部门，除了那从无到有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之外，例如交通运输部门，手工业与商业部门等等，它们增长和扩大的速度也都是如此――虽然程度上不完全一样。
可是在整个突飞猛进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农业。它非但没有跟其它部门一样去提前与超额完成计划，却一连两年（一九五三与一九五四年）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包含副业在内的总产值，原本应该逐年增加百分之四，三；可是，据说因为那两年在许多地区发生春旱秋涝的自然灾害，以致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非但不能按计划增长，反而差点儿达不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为要配合基本建设及工业方面的飞快发展，使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可以跟上来，使各部门的发展能够保持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于是，中共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就计划着，而且在秋天就发动了所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企图给前进了的生产力配上与之适应的前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同时凭借这样的关系和组织，进一步地加速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生产和运转，其中自然特别要想促进农业的生产力，想补救??在过去两年中无法完成计划的缺点，更想藉以解决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大问题。
这个运动，就其意图说是正确的。处在当时情形中，从正确的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原本应该如此。可是结果却大出乎意料之外：原本踏着相当坚实步子前进的中国经济的各个单位，此时，一经努力「改造」，却好像是几匹竞赛的马，突然被疯狂的骑师策进到一条完全没有规则的，凹凸不平的断头跑道里，以致混乱、冲撞、盲进、瞎退，发生了一场自相践踏的大惨剧。它让整个中国经济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因而也使中共的政治声誉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打击。
怎么会如此的呢？让我们从头讲起。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他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高潮」是一本材料书。全是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文章。中共中央所以要收集和编辑这些材料，目的就是要了解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个「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的成绩。特别是要了解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情形。这个收集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那是他从来爱好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一次大规模的实施。这部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第二次便是十二月。第一次材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发给一九五五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全扩大会议的各省级以下干部阅读，会后，大多数省、??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毛泽东于是将全部材料重编一次，同时又重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然不长，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不但告诉了我们中共怎样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而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毛泽东是怎样做他们「调查研究」工作的，又是怎样从「调查研究」中得出结论来的。
在那篇序言里，毛泽东写下了后来颇起作用，因而颇为出名的下面那段话：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这篇文章，尤其是文章中的这段话，对中共往后的全盘政策起了什么作用，刘少奇曾经给我们做过了系统说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向八届全代大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刘少奇说道：
「……事实上，到了一九五五年冬季，当生产数据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将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出现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常规』就已经必须冲破了。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他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
「……
「毛泽东同志接着把『序言』中所阐述的这个思想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并且指出了全党的迫切任务，是要克服实际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是一个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纲领。它不但给全国农村工作指出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而且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出了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这篇「序言」与五年计划的「冲破常规」有什么关系，它跟以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方向」有什么关系，刘少奇在这里是说得很清楚的。显然，「序言」代表着十余年来中共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关键，??标志出这个政策之由比较稳健转为狂妄，由比较注意客观规律转而为「冲破常规」，由各部分的较有协调转而为推翻平衡，由比较的遂年增长转而为大进大退，由比较地能考虑客观的物质条件和真实可能性，转而为唯心主义地一味强调主观的能动性，最后，由比较重视国际协作态度，转而为专靠本国人力物力的单干立场。
这样一个关键所系的重要文件，我们自须好好加以研究。不过在这里，我们碉想从上引文字中提出三个问题来谈谈。
一、根本变化的实质。 在几个月时间之内，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即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进入了半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无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它是否在中国的情况中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换句话说，这样一件大事是否真正能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情况？它是否确实能医治这个农业的落后病？那还得看其它条件的。
较为进步的生产组织当然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能力。合作化的农业经营，当然会比独户单干更有出息。可是归根结蒂，生产力的提高是要靠技术改进的；而合作社要想比单干户真能多出粮食，还得看人们走进合作社是否自愿。如果以合作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并没有与之适应的技术基础；又若这种经营方式并非为最大多数参加者自愿接受，那末，所谓「先进的生产组织」，非但不一定能提高生产力，有时还能降低生产力。
所以最健全的「先进的生产组织」，应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技术改良了，生产力提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无法与之适应了，那时候便顺理成章地，产生出较大的、从个体趋向集体的、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
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此，某一经济部门的变革也是如此。
当然，这个程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那种基础和上层关系虽然不变，但是二者之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却是可变的，而且是多变的。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主要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形，可以先发生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再凭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在某一个较为落后的经济部门中，也可以先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组织，然后凭此组织去加速促进该部门之内的生产力。
但是先变上层后动基础的办法，无论行之于一国之内或行之于一个经济部门之内，都必须时时记得二者应有的关系，务使二者不要脱离得太远，务使基础能随即追上并适应那跑在前面的上层。因为不然的话，那个太离基础的上层建筑必然无法稳固，必然要倒坍下来。
毛泽东似乎懂得并且注意了这一无的，因为在指出这个「根本变化」的同时，他要求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其它方面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藉以「适应农业方面发展的需要」。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彷佛正是说：现在，农业组织的先进架子是搭起来了，但技术基础跟不上，远远地落在后面。为的要让这副架子不致落空，为的要使??真能大大促进农业生产，工业必须以比前更大的规模，比前更快的速度，将新的技术来支持农业，给先进的组织及时提供先进的基础。
毛泽东是否这样想呢？并不。依照他的意思，合作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根本变化，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发展，其本身就已经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足够保证。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要求扩大和加快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其用意显然不在于使农业的技术基础赶上它先进的组织形式，而在于使工农二业齐头并进。
这是一大错误，也是中共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经济上一切倒行逆施的起始原因之一。本来，合作化的推进，为的要鞭策农业去追赶工业，可是突然间，发见农业中起了一个「根本变化」，于是倒转头来，要鞭策工业等等去追赶农业了。这样的「你追我赶」，只因那个「根本变化」既非根本而又非真实之故，以致一着错，全盘落索；那原已落后的农业竟因之而更落后，原本快速的工业却因进得太快而倾跌了。
二、怎样发生这件「了不起的大事」的？ 毛泽东把「根本变化」的表象当成了实质，主要的原因，除了上述之外，又由于他根本不查问一下，究竟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是怎样发生的。在「序言」里，他提出过问题：「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这问题当然间得很好。如果他认真、冷静而客观地去寻找答案，那末，他当能看到那个根本变化的真相和实质，因而可能收回这个宣布吧。不幸事实并非这样。紧接着问题，他便自己断然回答道：「完全是的」，理由呢？他举出了两个：第一，「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第二，「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这两个理由完全透露了一架全能主义官僚机器的最高领袖的可怕处境和他可怜的思想。同时步它们又暴露了毛泽东式「调查研究」的不济事。一切事，祗要是在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之下的，就已是足够的保证，保证它们是「在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了。这种论断，其实碉是如下一种逻辑的应用，??就是：因为党领袖的英明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一切党组织的领导也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党组织的一切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所以在??们领导之下的任何工作也不可能有错误的。依据这个逻辑，党领导成了正确或健康的同义词，党组织的本身就是正确与健康的本身。因此，当你要「调查研究」一件事进行得是否正确，碉要问它是否在党领导之下就得。至于党领导之绝对正确与永远正确，那是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根本不许成为问题。
这种态度是罗马教会那个「教皇永不犯错」，「教会永不犯错」态度的翻版，是斯大林官僚办法的承袭，与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的革命精神毫无相同之点。
当然，你也许会说，毛泽东这句话恐怕只是一时「语病」，因为事实上，他授集、批阅和编订了这样一大批第一手数据，已经足够证明他也在查究地方组织领导工作的是否健康了。对，他是在调查，不但调查，他还在不断地清洗这些组织哩。可是问题不在于调不调查，问题更在于目前中共业已形成的那种制度和作风是否还能让毛泽东调查出个什么来。
由于疯狂的个人崇拜，由于全能的官僚独裁控制，毛泽东要想在他部下所写的文章或报告中，看到一句半句他未曾说过或不准备说的话，那简直比在沸汤里找活鱼还难。地方组织的所有文章报告，不是遵旨上奏，便是先意奉承。其中不会有一点异见，更不会有丝毫批评。??们碉能把下面的实况砍之削之去凑合上级命令的框框，却不敢把框框以外或不合框框的真情反映上去。领导上发给下级的命令，行得通固然拼命去行，以便争取上级的表扬；如果行不通的话，干部们也得不顾死活去行，或者装模作样去行，以此表示他们自己有办法，有能耐，让上面赏识；如果终于无法「克服困难」，行糟了，那他们就来一个忧报喜，凶报吉，同样「证实了」上级领导的永远正确。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和这样的一种风气中，毛泽东纵使有万分诚意，想从那些报告中调查研究自己政策的执行结果，试问又怎么能够？从那些报告中，他所看到的祗是自己意见之较好或较坏的摹拟，以及自己爱憎之夸张的与虚伪的发挥。「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憎，下亦必甚焉。毛泽东想从这些报告中看到自己政策的正确反映，实际只是听到了扩大到可怕程度的自己说话的回声吧了。
当毛泽东在湖南向「穷秀才，破产的商会会长，钱粮师爷与小狱吏」作调查研究时，他可能得到点真实知识的，因为那时候，他「给他们当小学生」。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当毛泽东做了中国历史上权势空前的统治者之后，当全中国的党政干部与非干部都必须依照「毛泽东思想」说话和办事的时候，这样的调查研究便丝毫科学性或客观价值都没有了。
因此，以党组织领导来证明合作化运动的正确进展，是不能成为理由的。
毛泽东所举的第二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他说：「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他们是从哪里看见了「自己伟大的前途」的呢？据说是从五年计划中。「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无异在说：中国农民与全世界的农民根本不同。人家必须从长期痛苦的经验中，必须从亲自体验的利害比较中，栗能逐渐放弃小有产者的资本主义的偏见，栗能接受半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农民却碉要看见中共拟订的三个五年计划的数字，碉要听到将来计划完成后的美好光景，就能够大彻大悟，心服情愿地听从党组织的领导了。他们有热情又有秩序地加入了这个运动，并且将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提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如果毛泽东这个理由是符合实情而又正确的，那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便是错误的；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小农所说的一切话都是错误的。
英国人有句谚语：「你能够赶马入水，却不能强迫马儿喝水。」同样，你能够用命令（甚至像斯大林当年用过的机关枪）在「几个月时间」驱使五千几百万农户走进合作社，却不能用同一方法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三、是科革家的郑重先见呢，还是占星家的轻率预言？ 在「序言」中，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爱给重大事件开出期票的特点。他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一个革命思想家，当然有权利预言。甚至可以说，革命理论家的最大力量恰恰在于他对事变发展能有所先见。在预先指出事变的发展时，大体用上几个年份的数字，当然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首先要使这个确定的年月数字实在是分析了过去和当前种种条件的结果；其次，这个确定的数字，又必须是郑重分析今后种种条件的结果。碉有这样的时间数字栗是必要的，线对事变的推进有帮助，栗对政策的实现有好处。否则，时间预约变成不兑现的期票，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大大有害：因为预约者的丧失信用事小，全盘工作因时间表之错误安排而遭致严重损失则事大也。
毛泽东爱定时间，爱以明确的数字来规定时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郑重分析。他总是直觉地估定，随随便便出口，为了宣传，为了好听。这样的时间数字，当然不会比「烧饼歌」上的预言有更大价值，但是有无可比拟的更大害处。
星相「哲学家」们给你谈了流年终身，到时不灵，充其量不过让你损失少数金钱；一国元首给国计民生订定了计划，预言「交运」，「旺财」之期，如果一再失误，却关系着几亿人民的休咎，关系着无数财富的得失。
毛泽东的「张铁嘴」作风，便曾造成了莫大损失的。下面我们将约略谈谈「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不过首先请让我谈几句题外的话。中国旧文人对于数字的态度，不是玄妙的，便是文学的，却从来不是科学的。他们从数字中看出来的意义，多的是神秘的象征，少的是确切的关于量的概念。毛泽东虽然不迷信，却是个词人，他的数学又是「蹩脚得可怕的」（他的数学老师徐特立给下的评语，见「西行漫记」），这就使他很自然与很出色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当他将外来的共产主义拿来中国化的时候，也曾起了不小作用的。譬如：「三大……」、「八项……」、「五反」、「四清」之类，不仅见之于通俗的口号标语，而且见之于郑重的政策政纲。这类用语，在宣传艺术上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因为??们易懂、易记、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语法和想法。这是毛泽东在继承了中国文人「数字传统」的好的方面。
可是还有??坏的一方面，而且这方面为害之烈，其坏之甚，却是大大超越了它的好处的。
当毛泽东以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最高指导者资格出场时，他的那个词人式的数学头脑便闯其大祸了。无论什么数字，不管??是关于时间年代的，也不管??是关于经济资料的，或关于统计数值的，毛泽东都贯澈他那种词人态度：粗枝大叶，不求精审，以意度之，称心为尚。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类的时限和数字，在诗词里固然不失为好的词藻；但他以同样态度，应用??们于经济计划之中，应用??们于有关此等计划的指示之中，那又怎能不贻害无穷呢？
在「序言」中，方毛泽东给农业方面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期定为一年，给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转变定为三年到四年。这个「一」、「三」、「四」的数字是怎样定出来的？仅仅从一个事实推算出来，那便是：「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但是这里的「几个月」，究竟和「一、三、四」年之间有着怎样事实上与逻辑上的关系？文章中完全没有告诉我们。
也许毛泽东是考虑过这些关系的吧，不过事实证明；他即使考虑，也决非郑重的。他定下了时限而毫不受其拘束；时限让事实超越了，他从不加以交代；他时常以甲时限去代替乙时限，却绝不给人以解释。你们看，在「序言」中，毛泽东告诉我们：「只需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但是事实上，这种合作化的完成，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时间了。因为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之后，干部们就再不耐烦去按部就班搞什么「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了。他们干脆将未曾合作化的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和其它已经合作化的百分之六十的农户拉在一起，一同跃进到「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去了。因此，在「序言」中定下的另一时限：「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多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也受到了影响：这个转变不是在三、四年内完成，而仅仅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便完成了。
毛泽东如果对他自己走过的时期看得郑重的话，对于这两种合作化的提前实现，应该有个交代与解释，以便对今后新时限的订定能有所参考吧。然而不，他根本没有再作任何检查，甚至根本不再提起，干脆把??们忘却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即在毛泽东写作「序言」之后的一年零二个月，在他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关于合作化的迅速完成，关于「实际进展」远远超过了他一九五五年所定时间表这件大事，他不用一言半语来说明。他只是根据了新的「现实」，又给未来定下了一张新的时间表：「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合作社栗能巩固」。换句话说，那些提前了好多年办起来的「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虽然成立，都还不曾巩固的。据毛泽东的估计，如果??们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即到一九六二年或再迟稍许的时候多「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毛泽东这一次的时间表如果真是分析了当时的客观情况定出来的；定出来之后，如果他又真能郑重其事地依照这张时间表，切实加以执行的；那末，他不清楚交代旧时间表所以推翻之故，原不重要。因为问题毕竟不在于面子，而在于实质也。
不过事实证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时间表，比他的一九五五年时间表，制定得更加轻率，推翻得更加荒唐。
自从这张新时间表定下来，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即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那时候，依照「序言」的旧表，由低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尚未基本完成；若依「内部矛盾」报告中所定出的新时间表，则离开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的「巩固」，至少还差三年或四、五年；但是毛泽东通过那个震惊中外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告诉我们道：现在问题根本不再是关于合作社，不再是什么巩固或整顿，因为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因此，代替着那张过时的时间表，提出一张最最新的时间表：「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同样是一九五八年。但是在这一年内中国农村中将能与所能完成的大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在前后相距不出三年的时期内，却能有三种极不相同的想法与估计：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内将可使大多数低级合作社变为高级社；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氏以为在该一年中将开始「巩固」「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可是一旦正式踏进了这一年，毛氏却说一切合作社均已过时，现在要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这里我们不谈事情发展的实质，不谈毛泽东在此期间一再改变看法是否正确，不谈这些改变是否为客观所需；我们仅仅从他预约确定时限与年数，并随便改变时限与年数这一点看，也可以充分看出他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儿戏，多么的信口开河！
不过，以上所述还不是有关此事的最典型的例子，更精??的还在后头。
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少年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三、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他说，「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由这个制度发展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还需要一些时候。究竟需要多久？毛泽东没有给过确定数字，他碉是说「然后再经过多少年」。不过由于他接着声明「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这个「多少年」显然不是指几百年，甚至不是指几十年。
说了这样的话之后，又将近过了五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三年三月。那时，按照人民公社决议上所定的时间表，中国的社会主义，至少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是已经「建成」了。那时就要准备在并非很久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张新的时间表，据他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这两张时间表相差得太大了。第一张，对于革命成功才只九年、一穷二白的中国说，在「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多少年」之后，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了。第二张，对于十月革命后已渡过了四十六年，经济发展的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的苏联说，共产主义的实现却还离得「很远很远」；它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将要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实现的共产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的话，那末毛泽东在前后五年内对??能约许了两个如此不同的时限，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的。
不过，令人大惑不解的还有更基于此者。
自从毛泽东宣布苏联离开「共产主义的高阶段很远很远」之后一年，即是说，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透过另一个基本文件（「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再提出了一张时间表。根据这张时间表，「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栗能成功。」所以他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请大家注意，这回谈的不是共产主义了，更不是「共产主义的高阶段」，而碉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义的完全实现，据说都「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既然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都需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用说，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得在遥远的未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仅仅在六年之前，毛泽东曾经庄严地宣告：「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这是怎么同事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于不远的将来；一会儿，却又说连社会主义的实现都得在一百年到几百年之后！如果前一个断语是对的，那末后一个时限便错了。反之亦然。但是毛泽东却能兼包并容，彼此相安，或竟能前后两忘，说过就算！
如此这般的确定时限与年数，那是多么的轻率，多么的任意与不负青任！
当然，轻率、任意与不负责任只是表象。在它后面隐藏着远较严重的实质。透过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无知或忽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重大的经济问题是多么的不严肃，不科学；我们又可以看出他在处理任何重要问题时，是多么的欠缺一贯性，多么的陷于经验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如果联系着一九五五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实际情形，我们再来研究上举的那些时限和数字，那就更加可以看出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弱点。因为那时我们将会看到：毛泽东之宣布??们，虽然轻率，却非任意的。原来每一个时限和数字，都是以毛泽东在该一时期的经验印象为基础的。「形势大好」了，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便即将在中国实现；等到形势一变，三面红旗倒下来砸坏了他的脑袋了，他就宣布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得在「几百年之后」。一切都有根据，一切都有基础――可惜根据的不是真实的客观，而只是行情性的变化；它们的基础，不是严肃的分析与一贯的认识，而只是毛泽东眼中以幻作真的印象。
×××
上面，我们主要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观察了并且研究了他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如何竖起那三面红旗，如何对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我们的研究是极不全面的，因为我们不想埘越给自己划定的范围，度量作为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身材。根据上面所说，大体上已经可以让人看出这个身材高矮了。我们原可以不再词费。只因人民公社是三旗之中最大最后的一面，毛泽东之提出这个办法，据宣传又是他对马列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因此，毛泽东如何想到这个办法，如何提出这个办法，如何决定实行这个办法，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在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性的问题。我们还得谈一谈。
前面我们叙述过：因为在一九五五年夏秋之间的短短几个月中，中国农户百分之六十以上合作化了，毛泽东从这里看出了中国情况的根本变化，主张在经济文化建设的所有方面，都要突破常规，加快发展速度，以便和起了根本变化的新情况相配合。接着，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又号召了「全民炼钢」，大兴水利的「大跃进」运动。由庞大严密的党机器带头，在更为庞大的各种群众组织的辅助之下，一个「热火朝天，气吞山河」的生产建设运动发动起来了。结果，「捷报」像雪片传来，「奇迹」不分昼夜出现，弄得北京城里的中共领袖们欢欣鼓舞，认为马克思说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预言正在实现中。于是，原本被他们认为能促成生产建设战线上全面大跃进的那个农民生产合作社，现在却倒转来成为农业生产更大高潮的障碍物了。必须突破合作社这个小框框，于是「人民公社」这面红旗就适应需要而升起了。
这是三面红旗先后升起的程序，也是那几年事实发展的表面经过。这个程序的推进是否由于客观群众的要求，那个表面的发展下面是否有真实基础，我们已在别的地方讨论过，此地不赘（暂）。此地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来谈谈，所谓合作社妨碍农业生产的更大高潮，因而必须打破这个小框框，必须代之以人民公社这个大组织――这究竟何所据而云然？还有，毛泽东对于这样一件大事，究竟做了怎样的调查研究？
关于农业生产飞跃发展这个判断，中共领袖们所根据的显然是下级机关送来的「喜报」，甚至是领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奇迹」。不过二者相比，我们看见，「奇迹」所起作用，还大大超过了「喜报」的。
农业的全盘合作化，最后完成于一九五六年初。这一年，据宣布，乃是建设战线上初现高潮的一年。这一年，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报告，农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五六年又是所谓「右派猖狂进攻」之年。这一年，根据刘少奇的同一报告，因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这就是说，一九五七年的农业生产没有增长，也许还减少了。究竟减少了多少，刘少奇没有发表具体数字，在同一会议上作「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的谭震林也不曾提及。按着便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了。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据谭震林在五月间对中共大会发表的乐观估计，「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全国粮食增长的比例，将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这样，我们看见了：自从农村中实行了全面合作化之后，一直到合作社被宣布为「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而必须转变为人民公社，这中间，农业生产的增长率是一九五六年所曾实现的百分之四．九，以及一九五八年所预许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
可是，请读者们注意读一下同年八月，即在上引刘少奇和谭震林发表报告之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特别请注意读一下决议案的第一节，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客观原因一段。??说：「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加重圈是我加的――作者）
所谓「成倍」，即百分之二百；「几十倍」，即百分之几千。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前，农业主管人在正式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当作理想年景的，到一九五八年的年底，栗碉希望增长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哩！
究竟哪一个文件对呢？究竟连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都尚待实现对呢？还是两年来早已增长了百分之几千对泥？根据那时以前和那时以后的中共自己发表的文件，再核对一下客观事实，当然，谭震林的数字是较为老实的――虽然也已经大大夸张了。
然则，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委员们，怎么能全无根据地，显然与自己刚刚发表的数字完全不符地，甚至跟最起码的常识都违反地、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这样荒唐的数字写下来呢？要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宣传，不是群众大会上的鼓动演说，而是中共中央的决议。它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普通决议哩，而是在一次非常的中委会上关于一件非常大事所作的决议。这件大事与五亿以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有关。这件大事将要在数千年中国的历史上完成一次空前的转变。这件大事甚至要在整个人类史上创造一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如此伟大的一件事情，为这件事所作的如此郑重的决议，其中写下来的客观的物质的理由，怎么可以如此的信口开河，如此的胡说霸道，如此的随便到近于儿戏？
撇开客观的需要不谈，这里主要是由于毛泽东那种轻率、大胆、冒险、浪漫与非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自然让他做成过一些事情，但是也让他搞坏了不少事情，而在这些搞坏了的事中最大的一件，大概要算这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了。
在毛泽东决心制定人民公社办法之前，中共曾经大事宣传，详尽地记录了毛主席亲自访问各地农村的情形。这种宣传的目的无非想告诉大家：毛泽东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走群众路线的，事非调查研究是不肯轻易举办的；所以那些报告竭力报导了毛主席如何不耻下问，如何谦虚和蔼，如何一边学习又一边教导。总之，这些报告一方面宣扬毛泽东处处落实的工作态度与思想方法，另一方面想证明人民公社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的一个普遍要求，然后栗是「向群众中去」的一条指导路线。
事实上，这些报告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去管??。不过我们却应该感激??们的，因为正是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形象地，因而更真实地看见了毛泽东怎样「到群众中去」，他的所谓「调查研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下面是摘引自当时各报登载的一篇有名通讯。题为「毛主席到了徐水」。作者署名「康濯」，日期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再过半个月，即到了同月廿九日，中共中央就要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了。毛泽东在赴会之前，顺道访问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显然，这次调查研究，是要给人民公社制度寻找「客观的事实」根据的。那时人民公社已开始在河南的一两个地方建立，所以不能说，这次调查促发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思想；但是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起意的人民公社办法，经过这次调查，巩固下来了，坚决起来了，一定要把这制度推广到全中国（不仅农村，当初连城??都包括在内的），因之写下了那个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并且轰轰烈烈地，如火如荼地，搞起了人民公社的运动。
现在请看他是怎样调查研究了徐水的。
「下午四点半钟，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陪同，首先到了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毛主席精力充沛，满脸红光……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且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
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们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毛主席亲切而很有风趣地笑着，一边就站起来，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读到这里，我简直疑心是在读红楼梦了。「老祖宗」游花园，身送围绕着一大群夫人、姑娘、媳妇、丫环。她们像众星拱月似的，簇拥着这位宁国府里的最高权威，这里看看，那里坐坐，千方百计地奉承她，迎合她，逗得那个老太太心花怒放。老太太乐了，偶尔也说上几句笑话儿，那时这些丫头，媳妇们便互相小声说着：「老太太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乖巧的王熙凤，配上那个善体人意的刘佬佬，即席表演了一两段胡闹剧，老太太就笑她们小家子气，说道：「谁教凤丫头这么塞伧来着，像咱们这种人家，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琏奶奶就立刻打自己的小嘴吧，趁势儿又大捧了一阵贾母。大伙儿自然又免不了齐声颂赞一番。
宁国府里的老祖宗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摸清楚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境家底；同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游玩中调查出农村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围绕在这个「老祖宗」身边的，虽然不是珠光宝气、千娇百媚的娘儿们；但是这些身穿中山装的伟丈夫，这些书记、省长、主任和社长们的伶牙利齿，他们的刻意奉承，他们那窥伺颜色的本领，他们那「逗人开心」的能耐，却决不在于王熙凤，薛宝钗等人之下的。
不过，让我们跟着这位现代贾母再游一两处风景吧：
「从食堂出来，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鼓掌欢呼，毛主席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毛主席大概是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一边又对陪同他的人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由于这样的一问一答一肯定，我们看见，在那时以后的至少整整半年中，全中国农民家庭中的锅台全给拆了，人们必须每天两次，在炎日下，或寒风中，走上长短不等的路，上被庙或旧祠堂改成的「食堂」里去吃那半生不熟的，或焦黄墨黑的公家饭。这办法给五亿农民带来了莫大的不便和痛苦，却原来是如此轻松地调查研究出来的。
让我们再往下看吧。
「毛主席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这一段游园的精??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又是怎样调查出来的。
最后――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首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的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最后说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不出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这些凤奶奶们也算真的有本事，哄得老祖宗只好「嘻嘻笑着，不断点头」。不过老祖宗给哄胡涂了，充其量不过是叫丫头打开私己的箱笼，拿出些绢帛珍宝来打赏打赏吧了。毛主席给哄胡涂了可完全不同的，他真的以为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过去几千年的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了。」他真的以此作为根掳，在十几天之后草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上，写下了「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千倍地增长」那样的字句。他真的以为那时中国农业之所患已经不再是「寡」，而是「太多」，而是「大大地过剩了」，所以不但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让人人多吃小麦，多吃猪肉，让玉米和山药喂牲口；而且有充分的基础进入农村共产主义组织了。
「七点半钟，毛主席走了。毛主席脸上焕发的容光，把西边地平在线黄金鲜艳的彩云照得花团锦簇。……
黑夜，县委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在电话会议上向党和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
黑夜……早晨还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十几个钟头以后就不仅办到，而且被超过。大寺各庄早已酝酿的公社，也在这天黑夜正式成立。树木全部由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我们真得感谢这位随驾记者的精细描写。它不但让我们看到了在人民公社决议拟订前夕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已经形成的那架官僚主义的机器。这架机器性能不坏，效率很高，结构严密，行动迅捷。它是非常便于操纵的，而且是在毛泽东的绝对操纵之下。这是好的方面。如果毛泽东想对了主意，把正了方向，碉要将电纽一按，机器开动，行动和效果立见。但这架机器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坏的一方面，那就是：它的严密结构靠下对上的完全服从来维持，它的高速的效率凭上对下的绝对控制来获致；随着机器的愈来愈庞大复杂，控制者的愈来愈骄纵自满，纪律的服从或变成盲目的执行，或变成虚伪的做作；上级领导堕落成神化的膜拜，又辅之以最残酷的镇压，以致这架机器的性能大成问题了。效率也许还是很高的，但因上骄下谄成了风气，批评精神荡然无存，在上者一味好大喜功，在下者只会推波助澜，以致这种效率时常向相反方面表现！不是成就大功，而是闯下大祸。
对于尚未腐化的官僚主义的党政机器言，碉有自己行动造成的祸害，而且还得是非常显著、绝对无法掩饰的大祸害，栗能起若干批评作用。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每一个动作都要去证明最高当局的「英明领导」，每一个报告都要歌颂上级决定的「完全正确」，每一个结果都要说成是总路线带来的「伟大成就」。
在这样情形中，最高领导者要想从下面执行者那里获知政策执行的实际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毛泽东方式的调查研究，原本算不得什么科学方法的，它仅仅是新闻记者的访问；可是等到后来，特别是当他成了一尊，充分神化之后，那末它的这一套调查研究方法，正如另一位新闻记者所纪录的徐水情形告诉我们的，简直连新闻记者式的访问价值都没有了。我们不想怀疑毛泽东的动机，他仍旧是「实事求是」的，仍旧想先做调查而后取得发言权的，所以他虽已贵埘帝王，却仍不辞炎热之苦，不辞跋圪之劳，自行到乡村去下放几个小时。也许，他仍然怀着做小学生的心情，去向父老们学习研究的。可是那整个的官僚机器不让他这样做了。眼见的都是逢迎的笑脸，耳听的都是他最乐闻的答案。「圣意」是昭告过的，根本连揣摸都用不着，人人碉要顺着这个方向（即所谓总路线），添油添酱，推助煊染，以此去证实主席的远见，以此去让「老祖宗」既惊且喜，让他觉得凡事都一如他之所料，而且还超过他之所料（暂），因此乐得连连点头，不断欢笑。
拥有无上权势的人也自有其不幸的。一道人为的墙，甚至许多道人为的墙，将他和周围世界，和周围的人，甚至和他最亲密的人，都隔绝起来。不管他原本是多么的聪明，一旦被隔离在这道权势之墙的后面，总就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了。当然，这也是生活决定意识的绝好例子。就拿这篇「徐水纪行」中的情形来看吧，毛泽东在和下属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天真、轻信与颟顸，简直是令人万分惊奇的。譬如！他听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十一亿呀！」按常理，亦即按昔通人的思想方法，这两句话接下去一定会问：「这样大幅度的增加真的办得到吗？如果办得到，那到底是怎样办到的？」因为这样发问栗能算作「调查」，这样追寻栗能称得上「研究」。可是事实上，毛泽东并不这样问。打上引的说话跟下来，按着他问道：「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关于粮食收获量之「成倍、几倍，十几倍、数十倍的增长」，关于这个自然界中未曾前见的奇迹，毛泽东听了连丝毫惊奇的感觉都没有；相反，他竟把??当作当然之事，把??当作完全已经实现之事。所以问题不再是研究这个「奇迹」，而是要以此一奇迹作为前提，研究如何处置这个奇迹，如何适应这个奇迹，乃至使其它种种如何都去追上这个奇迹了。人民公社及其有关的整套办法与全部理想，便是以「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个「科学」结论为前提的。人民公社这个「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恰恰因为出现了「农业飞跃发展」这个奇迹，恰恰因为具备了这个「客观物质基础」，栗「不得不」设计出来的「上层建筑」，以便适应和追上这个奇迹的！
以这样的奇迹为前提，以这样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人民公社，焉有不倒裁逾斗，惨遭失败（暂）之理？
人民公社的试验给六亿人民带来了莫可名状的痛苦，造成了无法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唯一的好处，就是作为一个最集中与最澈底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让我们确定了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毛泽东的高度，并且让我们看到了成为最高权威后毛泽东那种「调查研究」的无用而且有害。
上面，我们观察了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毛泽东的许多方面。已经够详细，而且近乎琐碎了。现在得总起来说几句，做个结束。在经济问题上，跟他在其它问题上一样，毛泽东始终以民族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经验主义为思想方法。这样的基础和方法，也曾经在经济事务和经济建设方面，大有助于毛泽东这个高明的策略家之成功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共官僚主义化的愈来愈严重，中共所控制的那架国家机器的愈来愈完备，毛泽东要想凭调查研究去获得直接经验的可能就愈来愈小，以致逐渐碉能以被官僚机器可怕地加以夸大了的他主观的意图或幻想，当作「客观经验」，结果，他那策略家的特点再也不能起正的作用，而碉能起负的作用了。另一方面，因为中共已不是某一割据地区的主人，??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再是如何克服困难藉以谋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是全国的统治者，??的任务，用列宁的话说，不但要在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中图存，也不但要在被严重破坏了的穷白国土上从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且要「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世界经济」。面对着这样一个任务，毛泽东一向发挥作用的那个「自力更生」方针愈过愈不合适，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愈过愈显出其反动性质，而战略家毛泽东的弱点也就暴露无余了。
中苏两个共产党所以会发生严重分歧，原因固然甚多；不过其中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苏共方面「反」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方面自命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家都坚持了和坚持着一国社会主义（或一国共产主义）。
家园 最后一章：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 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
我们从各方面研究了毛泽东思想。最后，我们还得谈一谈毛泽东这整个人物，谈一谈他事业的功过，谈一谈他在纵的历史与横的世界上的地位。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泽东自己在一首词里发泄过的感慨，这里我们却想来试做一个交代。
衡量人物，与衡量任何事物一样，首先得选好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人物之所谓伟大或渺小，很难在绝对的意义上显示，而碉能在相对的与比较的意义上确定的。
用以衡量一个革命家的尺度，自然应该是革命家。人们不能拿袁世凯和孙中山比功业，更不能在俾斯麦与马克思间论高下：类型不同，无从比起。
中国有句古话说：「拟人必于其伦」，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道理，又可以反过来看的：一个政治家拿历史上的什么人来和自己相比，总是毫不含糊地泄漏出他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物。孔夫子梦见周公，诸葛亮自比管乐，斯大林从伊凡雷帝的镜子里欣赏自己，蒋介石将「曾文正公」的家书当作他本人的手谕－－这中间，不但透露出相同的性气，而且表示出了相同的抱负，甚至相同的阶级立场。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尺度乃是测量人类用的最巨大的尺度」（见托洛次基「自传」、「列宁的死和政权移转」一章）。所以他虽然「永不在历史的镜子里照面，永不想到后人对他会怀着怎样的感想……」（卢那查尔斯基语）但据列宁夫人告诉我们，当他死前不久，却曾注意地，也许感动地，一再读了托洛次基将他和马克思相比的文章。
这是十分自然的，列宁碉能以马克思来自况，祗能以马克思来自励。
人们也祗能从马克思这个「最巨大的尺度」，栗能确定像列宁那样伟大的身型与崇高的地位。至于俄罗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沙皇们，在列宁的词汇中，永远与「刽子手」和「绞刑手」联在一起的，他们与列宁属于绝对相反的类型，又怎么可以相比？又怎么可以拿来测量？
然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情形却非常特别。他们一方面虽以马列主义者自居，即是说，他们以今之马克思或今之列宁自命；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自拟于古之君主，沾沾自喜地同各自的「伟大祖先们」较文??，比武功。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
因为：列宁所代表的是纯粹与彻底的革命；而斯大林与毛泽东所代表的却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因此，对于列宁，以及次于列宁但与列宁同属一型的真纯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们，我们碉能用马克思这个唯一的尺度去评价其意义，去确定其历史地位；但是对于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的同类人物，都可以，而且也应该用双重标准去测量的。我们必须一方面从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角度去测量他们；另一方面从过去历史上那些进步的与反动的大统治者的镜子里去观察他们。
这里我们自然不谈斯大林，碉论毛泽东。
毛泽东如果站在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个巨人身旁，其高度纵然能高及膝头，却总不能升达他们的腰际。在这方面毛泽东似乎有自知之明的。从来毛泽东的言论与行动，都甚少想到从马列二人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之所以如此，一半由于语文上的限制，而更重要的一半却由于他心智上的隔阂。关于政军二方面的行动，他觉得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和经验，已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汲取。从国外输入的，碉要共产国际的若干决议，斯大林的少数著作，已经够他受用了。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的眼中，也不是了不起的，其主要作用，与其说是做他行动的理论指导，毋宁说是替他的独自行动作辩护的幌子。毛泽东至少在他从事最近这次国际思想战之前，根本不曾普遍与深入地研读过马、恩、列三人的基本著作。更不必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另一些理论家们的作品。斯大林的著作，如我们前面所述，他是读过了的，但也碉限于「列宁主义问题」，以及另一些不收在该书中几篇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因此，若从社会主义的知识和理论的水平看，毛泽东不但对马、恩、列三人是望尘莫及，便是与第二第三两国际鼎盛时代的那些其它领袖，例如与未曾变节以前的考茨基，与卢森堡、默林，与普列哈诺夫、托洛次基、齐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都有着很大距离。事实上，毛泽东所掌握到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几个大的方面，仅仅是几条一般的原则，仅仅是有关组织和行动的一些方法，而所有这些，特别是那些方法，又都是斯大林工厂里制造、冒名列宁的假货色。所以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家的谱系中，所能占据的地位是很小的。倘就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挥上看，那他甚至还根本没有地位哩。
不谈理论家，仅就马克思列宁型的革命家标准看，毛泽东的地位是否会高得多呢？是的、会高得多的，但也决计高不到与那标准齐肩的地步。这里最大的原因是：在马克思与列宁那里，永远是原则决定问题，而毛泽东却与斯大林一样，总是准备拿原则来交换一时政策上的便利。实例甚多，在本书适当的地方曾经讲过了。
在马克思与列宁的尺度前面，毛泽东显得非常渺小的还有国际主义者这个身份。尽管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毛泽东就知道了，也接受了共产党人那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本口号，但是实际上，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却完全不曾进入毛泽东的灵魂里。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毛泽东碉是观念上存在的东西。那些地方的无产阶级，跟这位成长在华中农业地区的知识分子既无生活上的接触，亦无精神上的交流。他对他们是陌生的，不了解的。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毛泽东从苏联所给与的物质援助与精神援助上，首次体会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真义。但因苏联在斯大林当权之后，那种援助在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策的支配之下，结果却促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以致毛泽东在这中间仅仅获得了中国革命必须自力更生的教训，巩固了他的民族成见，巩固了他的非国际主义的成见。等到中国革命成了功，以及成功后他所统治的中国和斯大林统治的苏联之间所发生的关系，那就最后打消了毛泽东心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理想。今天，毛泽东虽然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派领袖自命，可是实质上，正如我们在有关中苏争论的两章（这里是指作者另一著作＜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一书。详见「出版者言」--------编者）中所指出，促成毛泽东出来扮演真正国际主义者这个角色的，主要是他所代表的中国的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这和列宁当年之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立场上，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始终一贯地，不计成败利钝地，反对修正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站在马克思与列宁这两个伟大标准旁边，毛泽东的身型显得最为渺小的，乃是在领袖神化这个方面。马克思与列宁都非常看重领导和权威的意义；但因他们是彻底唯物史观的阐明者，是真正无产阶级的领袖，所以他们最懂得伟人和天才在群众的历史运动中的适当地位。他们一方面是决不「妄自菲薄」，当仁不让，另一方面却更不「妄自尊大」，把自己的作用扩张到不相称的、甚至荒唐的地步。他们是始终谦虚的。马克思穷困一生，未尝当权，所以他的谦逊还不曾有充分表现机会；列宁及身成功，当上了国家、党乃至国际共产党的领袖，可是他的谦虚平易作风，非但不曾因此稍有改变，而且因实际责任的重大，在这方面更加警惕了。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最清楚的要数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俄共莫斯科委员会给他庆祝五十生辰大会上的表现。在那次大会上，他没有公然斥责那些好心为他祝寿的同志们。他感谢他们──为的没有叫他听祝寿演说，没有听那些纵非无聊，却属多余的恭维话。其次，他拿了一幅讽剌祝寿的漫画给大家看，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接着，他引证了考次基还是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时候写的一段文字，其中说到「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有效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按：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王凡西）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最后，他说，「这段话使我想起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卖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党的地步。」（引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卷，四八四页至四八六页。）
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多么朴素，多么高超，多么有远虑与多么彻底的大革命家！在这种并不铺张的（没有后来斯大林时代同样仪式万分之一铺张的），完全出于同志诚意的（其中绝无由上面安排的成分的）祝寿会上，列宁却已经无法忍受了。列宁是绝对不会容许，也绝对不能容忍颂祷与助谀的，那怕是一点点的阿谀，那怕是真实的称颂，他都要提出反对，要提出警告。这样做不单单为了谦虚的美德，更为了这种无聊习气会使一个政党堕落，会使它衰败。
可是，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谆谆告诫的事物，他所竭力反对的习气和作风，等到十年以后，在他所缔造的党内和国家里，不但一一出现，而且以最狂妄的方式出现，以一种比普通官僚国家中所习见者还要严重千百倍的方式存在着。等到列宁五十生日之后的第十九年，当斯大林做他的六十大庆之时，那种列宁所忧虑的「骄傲自大」，那种无聊庸俗，在斯大林神化手术中简直达到了人类史上空前荒唐的程度。
光从大革命家鄙弃虚荣这个必不可少的特性看，列宁与斯大林二人的身型高矮，也已经有霄壤之殊了。
而毛泽东的身型，显现在这个问题上，恰好与斯大林看齐，因而无法望到列宁项背的。
毛泽东表面是谦逊的。人们还能指出，迄今为止，他还不曾大做生日呢。不但不做，而且还在党的决议上规定，根本不许给在生的党领袖们祝寿，也不许以他们的名字去「占有」工厂和街道。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人人能够看到，一点也不妨碍中共所推行的疯狂的领袖崇拜，特别是毛泽东崇拜。
毛泽东的表面谦虚同他实质上的最不谦虚，应该怎样解释？它的原因何在呢？客观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一般落后，在于中共与中国革命的深厚的农民基础，它们无疑给了伪善、官僚习气与领袖膜拜以适于生长的气候和土壤。不过在主观的、思想意识方面，我们还不能不从毛泽东的儒家思想中去寻找根源。儒家是讲谦德的，而实际上却是最不谦虚的。因为首先，儒家的谦，和他们的全部的所谓「礼」一样，严格地受着阶级与阶层的限制，它与庶人与小人无缘。谦，碉实行于「君子」之间。它是实行于封建贵族上层社会中的一种行为守则，因而不适用于对下的关系（「礼不下庶人」），更不适用于对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其次，儒家的谦，还受天命说的决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构成了懦家阶级学说的基础。它抵消了某些儒者－－例如孟轲－－的一些改良主义成分，它窒息了任何民主主义的萌芽，给一切成功了的专制暴君的存在作了护符。可是在同时，这个「天命所归」或「天生德于予」的信心，有时也能使暴君谦虚起来，甚至会扩大到自己的阶级之外。他们越是相信自己的天命，越是有恃无恐，就越能「谦恭下士」，越能「纡尊降贵」，去同小民们「同甘共苦」。这时候，我们便见到表面上的异常谦虚与实质上的最不谦虚联在一起了。在这种人身上，最狂妄的优越感往往以最谦虚的形式表示出来。
毛泽东的外表谦虚与他内里的最不谦虚，应作如是观。
当然，限制了儒家谦德的那种阶级观念，在毛泽东身上换上不同性质。他不代表旧式地主贵族，但他代表着一种新式贵族，一种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官僚贵族。要明白这种贵族，我们就得看一看列宁与斯大林关于共产党的不同看法。
列宁的见解是这样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有别于本阶级的大军，乃至有别于其它所有的劳动者，碉在于前者的阶级觉悟比较高，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并且其中大多摆脱了一般谋生的职业，倾其全力来从事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列宁虽然将先锋队（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与非先锋队加以区别，但没有将这二者划成两个等级、更不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与不可埘越的差别。
斯大林修改了这个观念，他提出了那个有名的说法，「布尔雪维克是用不同材料造成的」。根据这个认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以及一般的劳动群众，不再仅仅是先锋队与后续大军的关系，却是两种天生不同的人的关系了。前者用较高材料制成，后者用次等材料制成。因此，前者指挥，后者被指挥；前者役人，后者役于人；前者天赋特权，后者天生无权。从这个认识引伸，共产党中的领导者，当然用最上等的材料造成；而领袖中的领袖斯大林，不用说，那是由造物主特选的无以上之的材料来制造的了。
斯大林这个学说远远地向后倒退，退过了十七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诸大师的主张，回到了最反动的基督教的「上帝选民」与「先知」的谬论。
毛泽东完全接受斯大林这一个谬论，并使这个外来的「真理」和他固有的儒家「天命」之说结合了起来。于是，中共变成了从上而降，从外而入的中国工农的「解放者」，而毛氏本人则成为「天命所归」的「大救星」。
就这样，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谦虚」一方面为新的「阶级」，即为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所限制，另一方面为最反动的神权说所决定，他们不管嘴上说得多么谦虚，而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僭妄。这，和列宁之真正从工农大众的民主出发，真正以劳动者的一份子自居，真正弃绝过去一切统治者们的庸俗与小气，真正做到无产阶级大革命者的朴素与谦虚，那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由此可见，站在「测量人类用的最伟大的尺度」前面，毛泽东的身型确实矮得可怜；特别在个人崇拜与领袖神化这一点上，简直显得渺小而丑陋的。
然则，站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孙中山」的尺度前面又如何？
那当然是不同的。如何不同？让我们先看看这尺度本身。
如果马克思列宁的尺度主要标志出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主义与平民精神，那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这个尺度，主要代表的乃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专制一统的君主绝对主义，以及等级严明的官僚主义。
这个尺度也就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所谓「道统」。??一方面以汉民族的崛起、巩固、图存与扩张的传统为经，另一方面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纬：二者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编织而成的。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绳绳相继（注 ），在各朝各代的伟大人物身上体现出来，而一切自命为圣贤之人，也都以此道统为自身努力的标准，并且拿??来作为评量他人成就大小的尺度。
久远的且不谈，就拿毛泽东所举的四位「先进中国人」来说吧，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找寻真理」；可是在本质上仍然受着这个道统支配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三人当然如此，就是孙中山也是如此。
将孙中山排在这个道统之末，不能说单单由于戴季陶蒋介石们的别有用心，孙中山自己也确有此一抱负。在他提倡的三民主义中，虽然包含得有民主和民生，但归根结蒂，这二者都还是为了民族。对于孙中山，正好像对于清末所有的志士一样，复兴民族是主，是目的，至于其它的主张则全都是辅，是手段。孙中山正为的要完成民族主义，所以他一方面要推翻那个统治了汉族达二百余年的异族专制，另一方面，要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社会改良主义），拿来替换那个腐败无能的君主绝对主义。他这是处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承继着并且企图更加发扬这个道统的。
不用说，这个样子的承继和发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在离开这个道统，已经在部分地否定了这个道统。但是总的说来，孙中山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所占地位，恰恰要用这个尺度来评量，而且也碉能用??来评量，栗能显出他应有的高大。
毛泽东比诸孙中山，自然离道统更远，其所否定的部分，也比较的为大；但是无论如何，他总不曾远到和大到不适于用此尺度来评量的程度。事情恰恰相反。要彻底了解毛泽东，要估定毛泽东的真正意义和地位，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倒是非用这个道统来做尺度不可哩。
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毛泽东利用俄国人所曾用过的方法，把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人民政府的形式下，毛泽东已经将集权一统的政制发展到了极致。从这个尺度望出去，我们便看见在处处组织与层层领导中，毛泽东已经把尊卑长幼的等级官僚主义完成到理想的程度。
总之，无论从个人角度看，或者从全体中国人的角度看，毛泽东站在「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前面统是非常合适的，而且非常巨大的。以个人论，他是英雄得意，「帝业」成就；对民族言，则不但使赤县神州免于沦亡，而且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这般功业，纵使尚未能超越成吉思汗，却已迈过唐宗汉祖了。
自从人类的历史进入到以世界为单一舞台之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人，一直居于被奴役、被鄙视的地位，起着可怜与卑屈的作用。中国政治家，自从在清末被资本主义的风暴强拖进国际事务中去以来，一直扮演着被人揶揄，受人欺压的小丑角色。透过这些「代表们」，中国人的脸是丢尽了，气也是受尽了。结果是：小部分、主要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中国人，便根本丧失了自信，在外国帝国主义面前彻底认输，变成了十足的奴才，另外的最大部分中国人，在重重的卖辱和压榨之下，深深感觉到民族自傲心的受到损伤，他们被激怒了，吼叫了，起来反抗，他们成了反对国外侵略者与反对国内洋奴的革命者。近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前后相继的动乱和革命，无数中国人抛头颅，洒鲜血。所以然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自傲心的寻求满足。这个具有数千年悠长文化历史的汉民族，决不肯长期屈居人下，遭受欺凌的。他们要翻身，他们要不受鄙视和轻视，他们要在现代国家的行列中纵使不占据主要地位，至少要占据平等地位。
不过，为要实现这个愿望，得通过颇为艰苦曲折的斗争，得经过很不短暂的时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中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一九二五年开始的革命的发展，一直到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胜利」－－在此时间内，希望不断出现，失败却很快跟来。中国人以血泪换来的代价，往往只是梦想的破灭。同时许多次「民族地位」的抬高，实际上却是更加屈辱的嘲笑。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被捧为「四强」之一了，而其实呢，事事随人摆布，处处被人鄙视，「胜利」归来的国民党中国，无论在内政外交上，实比过去更明白地仰美国人的鼻息了的。
蒋介石国民党之失尽人心，不小原因是由于??违反了这种民族自傲心的复兴运动。
同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胜利，在不小程度内，也得归功于他和他们对这个自傲心的尊重。
中共军队一进大城市，平素那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大人，忽然变得服服贴贴，老老实实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中国派出去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们，或者受人尊重，或者遭人痛恨，却再也不扮演让人操纵的傀儡，或叫人取笑的小丑了。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第一次。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人对敌人敢于怒目相向，敢于以牙还牙：对「朋友」不肯奴颜婢膝，在「一面倒」中不肯放弃自己立场，于必要时还能说个「不」字。
这也是中国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事。
这些事，既然都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给中国人干出来的，那末，他在「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个尺度之前身长如何，也就不言自明的了。
当然，将中国国际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的，是中国工农大众胜利了的革命，决不能归功于毛泽东个人，也不能归功于他的民族主义。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却最容易造成这样的错觉，而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个错觉，将所有这些都归功于己，以此造成了个人膜拜制度。
不过我们这里不想再来讨论前面业已充分讨论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碉想指出一点，即：毛泽东在自己「伟大祖先」面前越显得是好子孙，那他在马克思列宁面前便越显得是坏学生。本来这两个尺度并非绝对冲突的，也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相容的。问题第一在于你到底认哪些伟大人物作自己的祖先。第二在于你的「民族主义」在国际主义中占着怎样的地位，多么大的比重；又在于当「民族主义」在革命过程中业已完成了??的进步作用，开始在发挥反动而有害的作用时，你是否能及时与坚决地遏止??，反对??，抛弃??。
关于第一点，我们又想借用列宁的文字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一文中，有一段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极有关联，文字如下：
「我们大俄罗斯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歧视民族自傲心呢？当然是不歧视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最努力于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觉悟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皇朝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最感伤心。我们因这种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受到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造成了群众的革命党，大俄罗斯农夫在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推翻牧师和地主等等事实而自傲。」（见列宁文选两卷集中译本第八九七页）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已经很清楚地解决了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原来列宁以自傲的伟大的祖先，不是可怖的伊凡，不是彼得大帝，不是罗曼诺夫家族中任何一个「明君英主」－－虽然站在历史观点上看，既然某几个沙皇多少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俄国的西方化，尽过一点力，因而也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列宁也不曾把苏伏洛夫与库图左夫一类杰出的将军当作「民族的骄傲」－－虽然他们的赫赫战功，如果从大俄罗斯人的「爱国」立场看，确乎值得自傲的。列宁当然更不曾把东正教中的任何一位「圣洁的」主教当成民族自傲心的原因－－虽然在宽广的意义上说，东正教对于大俄罗斯人的民族文化，包括列宁所提及的语言在内，确实有过多少贡献的。列宁是最懂得，并且最能应用辩证的历史观的。他当然会「历史地与客观地」给这些祖先们以应有的价值。但他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积极革命者，所以当他对待民族的历史问题时，他也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阶级立场，决不会片刻忘记自己的斗争任务，因此，他所引以自傲的大俄罗斯人的伟大祖先，是拉吉舍夫（注 ），是十二月党人，是七十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列宁这样认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这样分清谁是自己真正伟大的祖先，真是给了一切（特别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者以一个极好范例。??指示出应该如何去「酷爱」自己的祖国。??告诉人们究竟是怎样一种「民族自傲心」，栗能无损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还能巩固和加强国际主义。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背道而驰。毛泽东则与斯大林殊途同归。
诚然，毛泽东也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起义领袖自傲的。他也曾给中国的拉吉舍夫，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中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以崇高的地位。但是在同时，甚至是更为经常地，他却着眼于那些为「多娇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们，怀念那些为竞争帝业而终于获胜的豪杰们。他以这些人自况，以这些人自傲。可是在列宁眼中，在俄罗斯，这些人却是「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因而使列宁「最感伤心的」。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和列宁之间的最大不同点。
关于第二点，我们这里就不用多所辞费了。前面我们不止一次地讲到过??。在本节中也曾联系着毛泽东和列宁的对比，讲到过??。总之一句话，在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始终从属于民族主义的，前者是方法和手段，后者栗是目标和目的。自然，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从中苏发生思想争论以后的中共言论中，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多么地矢忠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不想在这上面多所争辩。因为有关中共起来反对修正主义的种种原因，本书在专门的章节中已经充分地讨论过了，此地我们不怕多余地想再提醒一下读者的，碉是下面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持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即认为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可以建设到澈底胜利，并且认为纵使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完成之后，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都得与都能成为独立单位的──保持和坚持这种思想并切实加以实行的人，决不是、也决不可能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不管他国际主义的旗帜举得多高，不管他世界革命的口号叫得多响。
毛泽东目前已经是七十高龄的人了。不容说，他的思想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变化。不过，尚未「盖棺」，即不能「论定」。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论是多么坚强的人，总要受事变影响的。现在，中共和苏共正在争论。在此争论中，毛泽东是当上了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旗手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毛泽东的这一个新角色是事态逼成的，是表面与实情不符的；但是由此我们难道可以断定：今后在事变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作用下，这位逼上梁山的国际革命派的盟主，不会假戏真做，并且愈演愈真，因而使他纵使站在马克思列宁的尺度前面，也具有伟大身型呢？在理论上，我们自不能否定这样的前途。但是这里必不可少地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世界革命的进展中，要有一群真正国际主义的革命者产生，特别在中国，在中共内外，必须有这样一派国际主义者形成，而且获得能起作用的地位，这样栗能使毛泽东虚假的国际主义，在相应的程度中，在左边的压力下，由假变真，实行出来。这样的条件，实际上多少已意味着中共及其国家经历了政治性的革命。它将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化方面进行澈底的改革，而对此改革，毛泽东是不能适应，并且多半要成为改革矛头所向的目标的。因为，毛泽东身上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与帝王思想，他的民族道统与绝对主义，实在使他无法去适应（更不用说真心接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工人革命的国际主义了。
说到这里，不期然而然地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句：
「原来美德有一个永恒的仇敌，
更甚于暴力和欺诈的；
那便是古老的习惯……」
雪莱的这首诗是为拿破仑而作的。为了他的称帝，雪莱骂他为「最无大志的奴才」，说他「选择了脆弱而血腥的辉煌」。这种辉煌是一种最最古老的习惯，??不知毒害了古往今来多少「美德」的。
斯大林受惑于「脆弱而血腥的辉煌」，变成了历史上最有野心却「最无大志的奴才」。他成了那个「永恒仇敌」的牺牲者。
毛泽东具有斯大林同样大的野心，但迄今为止，却表现得同样地「无有大志」。是否将来在百年定论之时，毛泽东能终于证明出不做「古老习惯」的奴隶呢，能终于在行动上否定我们的看法呢？
这，主要将不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中国的国际主义革命者的斗争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可能会有种种摇摆，但是无论如何，这摇摆决不会有如此大的幅度，以致使他不成为未来革命之首要目标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写完
家园 王凡西（双山）小传 王凡西小传
向青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王凡西是他许多笔名之一，但是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正名，代替了王文元。他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儒商之家。自小喜欢读书，多思考，有志气。14岁小学毕业那年，开始受到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决心追求学问，做大事。中学时养成对文学的热烈爱好，也显出了演说的才能。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正在杭州读中学最后一学期，参加了响应五卅的运动，并担任了新成立的杭州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由此开始热心于政治，而且思想左倾。
1925年进北京大学后，很快就参加了校内的共产党组织.。亲近的同学中有陈其昌、王实味、胡风等。共产主义革命的志向压倒了他原先想做文学家的志向。1926年秋，曾因贫困而停学去广州，想找全职革命工作。不久重回北京继续党的地下工作，靠朋友支持生活。1927年6月奉派往当时号称革命中心的武汉工作。因私自写下文字骂汪精卫反革命泄忿而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拘留。7 月下旬，武汉政府也宣布“清共”后，奉党指派去苏联留学。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期间接受托派思想影响，并秘密加入托派组织。1928年秋，成为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苏与一同学兼同志结婚。
1929年8月偕妻离苏回国。到上海后任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依照在苏中国托派内部的决定，王凡西回国后一直服从党的纪律，在党内工作，同时秘密进行托派活动。到1930年初，因托派身份被发现，在大病住院期间遭党开除。自此生活更加困苦，卖文为生。
王凡西回国后，起初参加托派的“我们的话”派组织，后来属于“十月”派。在四个托派组织商谈统一时，王凡西属于真诚争取统一者，并于那时开始和陈独秀密切合作，终于促成1931年的统一。王凡西当选为统一的托派的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当时才24岁。
中国托派统一不满一个月，大多数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他自此坐牢4年。一直同牢者有同志楼国华，二人由此开始一生的深厚友谊。1934年出狱时，二人都得知妻已另婚。1935年底，他参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临委，创办《斗争》及《火花》。前者是托派政治机关报，后者是理论机关报。1937年5月，他又被捕，被押去南京。那时他第二次结婚才一年。
这次捕他的是特务机关，完全不依任何法律，对他施以残酷的刑讯手段和长期的虐待。他的亲友和同志完全不知他的下落。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南京，日军正式开入之前没几天，一切政治犯早已释放，南京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都已解体时，王凡西才从特务的监牢中走出来。他狼狈不堪，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12月中旬去到武汉。幸亏不久找到陈独秀。1938年2月他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参加托派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恢复了正常活动，而且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这期间王凡西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文字工作。如担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的编辑和撰稿，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1941年，他正在对《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的译稿最后校对时，肺结核病大发作。
1940年秋，王凡西提出“抗战变质论”。他认为，中国独自对日本抗战时是进步的，但一旦美日战争爆发，中日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份时，这个进步性便失去了。这意见起初在中国托派内部上下层都得到多数支持。但经过大半年的激烈争论后，由反对意见(认为即使中国抗战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除非美英军队在中国登陆，在中国战场上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取得多数。这场争论后来又牵涉到组织问题。终于在1942年(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中国抗战已和帝国主义大战结合起来)使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和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
大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他还把所有已经译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集中起来，经过校订，编成一册出版。1949年5月，王凡西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几个月后就被香港政府逮捕并驱逐到澳门。
中共夺取政权的胜利大大出乎中国托派意料之外。为了解释这个意外的发展，王凡西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苏联研究》。他在其中提出一种见解：堕落后的苏联其实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共的政权也属于同一性质。但是几年后他放弃了这见解，重新接受托派的传统理论，承认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
王凡西在澳门住了二十五年多。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时期，尤其是一九五二底大陆上所有托派全部被逮补之后。但这时中国托派两派之间的壁障已渐松弛，王凡西陆续新认识了不少属于多数派的后辈同志。其中有的和他密切交往。至今在后辈朋友中流行称他为根叔，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继续思考和写作。较大的著作有《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译作有《帝王术》、《诗与自传》、《文学与革命》。
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国。取得居留权之后，生活算是一生中最安定而且自由的了。他和各国人士交往，作思想交流.，也继续写文章，给许多新朋友(各种年龄的都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跟他通信。2002年12月30日，他在英国利兹以95岁高龄去世。
2003年1月28日
包子补遗：王凡西属于那种死硬派的共产主义分子，所以一辈子也不大得意。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受到蒋老王八国民党特务“心理拷问”的折磨，被关在秘密监狱里两年，没有见一个人。老王没有发疯，说明他的心理很平衡，这是想搞革命的人应该具有的素质。
老王进监狱以后他老婆就飞了鸭子，跟别人走了，老王出来以后还找老婆哩，哪里找得到。所以本人的体会是，一定要及时行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天长地久的。老婆如此，社会革命如此，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家园 贴个目录吧，也不知道一共有几章 家园 目录在此（本书写于1963年） 毛泽东思想论稿目录
胜利中的失败------＜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2
台湾版序言11
序言15
写在前面18
第一章 论个人崇拜22
第二章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42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57
第四章 高明的战术家72
第五章 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96
第六章 不高明的战略家（下篇）121
第七章 理论与实践149
第八章 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170
第九章 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208
第十章 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245
另外，还有一个双山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另外贴出来，这个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