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北志－－－北朝志－－－第三章（未完，填坑中） -- 南北朝大蟑螂

自三十八到到与此的这三章放到本志里或者并不合适，因为它实质上的庞大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使我战粟而不安，我愧对于一直支持本文直到今天的朋友们，因为我不知道在如许庞大的命题下，我所能提供的渺小是否能满足大家的期待。然我又开心而自傲，因为我毕竟走出了这一步，并激起了些许的水花，在这茫茫无边的死海之中。

这一章节主要是介绍几个关键词，在将来的日子里，它们将以不低的频率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了，与之伴随着的，自当是北朝这片汪洋大海的阵阵剧动，以及一个影响了一代王朝的民族，突厥。

西域，对于这个词语大家应该不会有陌生的感觉―――近年甚至出现了诸如《张骞通西域》之类的动画，虽然制作水平低劣，不过也勉强可以算的上一堂不错的教育课了。―――而这个词，就目前我所知，似乎与其说是地理概念，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名词更为恰当。

倘若单从地理角度上来看，西域通常指的是河西走廊以西地区，这个叫法起源于西汉，唐代略有修改称为“碛西”。其中碛为哈密与敦煌之间的流沙大碛，当时称莫贺延碛，《唐会要》卷七十八崔融奏疏说：“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寸草不生。”而这个概念如果在上溯一点，似乎也是可以的，2000多年前的《尚书》、《竹书记年》、《禹贡》、《庄子》、《管子》、《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先秦古籍，对西域的流沙、大荒、火山、西海、昆仑已有记载。

《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山海经•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而有九井，以玉为槛。而有九门，门有开门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也海外，既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禹本纪》：“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列子•周穆王》：“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驰驱千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诏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王和之，其辞哀焉。”《穆天子传》：“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邱，以观黄帝之宫。”《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西次三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淮南子•坠形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十洲记》说昆仑山上有天镛城，“而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

倘若撇开神话对于地名命名的影响不谈，我们可以认为昆仑之丘即新疆南部的昆仑山脉，流沙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敦薨之水是疏勒河，坳泽则为罗布泊。《穆天子传》所涉及的昆仑之丘为昆仑山余脉和田南山，舂山即葱岭，其具体介绍见下文，旷原则指中亚吉尔吉斯大草原，西王母可能是西域某城邦以虎豹为图腾的女王形象。当然了，这一切假设也极有可能并不成立，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在西汉以前，西域，以及西域传说中的万物是一个缥缈而虚幻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中华先民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大的想象―――类似的词语譬如“东海”，而一直到西汉丝绸之路的开辟，真正意义上的西域才成为现实。

西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居民，在天山以南绿洲地区，开初主要是羌人，以及与周人有着远缘亲属关系的赤乌人。而其后西域的人种似乎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西域一带占主要领导地位的已不是最早的先民们，而是被称呼为塞人的印欧人种。考这种所谓的塞人，或与中亚历史上的望族斯基泰人（Skythai, Scythia，又译西徐亚人、塞西安人）同源，中亚西部操东伊朗语的民族叫斯基泰人，中亚东部讲东伊朗语的民族称为塞克人，这是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人的叫法。而稍微早一点的，在波斯阿赫门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中所见的萨迦人（Saka），更早一点的，亚述人口中的阿息库兹人（Ashkuz），都指得是这一个民族。

但塞人，明确说是“塞种人”出现在在中国典籍中的时间则要晚上许多。大致在西汉时期，《汉书.西域志》中所言“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面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一段，似可说明原因。即约在公元前177－176年，月氏为匈奴所破，被迫向西迁徙，从而达到塞人的势力范围，并迫使塞人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一部分南下，散居帕米尔一带，後来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诸绿洲。而至公元前140年左右，随着大月氏复为乌孙所破，向南迁徙，塞人，也纷纷南迁。若援引希腊学者斯特拉波（Strabon）的《地理志》来看，南迁的塞人主要有四个部落：Asii, Gasiani, Tochari和Sacarauli。

这里说句题外话，今人认为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传世名作《历史》的如下记载“Aristeas also, son of Caystrobius, a native of Proconnesus, says in the course of his poem that wrapt in Bacchic fury he went as far as the Issedones. Above them dwelt the Arimaspi, men with one eye; still further, the gold-guarding griffins; and beyond these, the Hyperboreans, who extended to the sea. Except the Hyperboreans, all these nations, beginning with the Arimaspi, were continually encroaching upon their neighbours. Hence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Arimaspi drove the Issedonians from their country, while the Issedonians dispossessed the Scyths; and the Scyths, pressing upon the Cimmerians, who dwelt on the shores of the Southern Sea, forced them to leave their land. Thus even Aristeas does not agree in his account of this region with the Scythians。”《历史.卷四》，中的Issedones 应为Asii之对译，而希罗多德之所以如此描写的原因则很可能是由於这是一个以Asii为盟主的部落联盟。持此意见的，主要为我国学者彭树智，余太山等，考希罗多德时代为公元前五世纪，也就是说Issedones为Arimaspi所驱逐的事件应不晚于前五世纪。而再考虑到希罗多德资料的起源，也就是诗《Arismapea》（翻作“独目人”）的作者希腊诗人阿里斯泰Aristeas 的生辰的话―――约公元前七世纪，假如取百年为误差范围对比同期中国历史，则不难将Issedones被驱逐事件与同期秦国击败西戎而崛起相关联了。―――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胡果文先生的《碰撞与迁徙，公元前九至七世纪欧亚草原上的历史场景》一文，这里就暂且略过。

葱岭，其中心位置为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帕米尔”一词古波斯语意为“平屋顶”），平均海拔在3200 米至4500米之间，其上天山、喀喇昆仑、兴都库什三大山脉汇聚，磅礴逶迤，享有“万山之祖”的美称。自汉起便被变认为是中国的西域和中亚的天然分界岭。其名亦似起与汉代，起创大致年份若从《史记》编写之时尚无此词出现到《汉书》中比比皆是推断，则最早不应该先于武帝后期，当是在昭宣两朝间，其时西域初通，商旅往来逐渐频繁，兼之其边陲乌斯秋尔特高原（Ustyurt Plateau）上阿克陶群山之中多野洋葱，是“葱岭”得以为名（“其山高大，上多大葱”，有说法认为此说源于班固，但惭愧的很，我遍寻《汉书》却皆未见到原句，只好在此做一个书签）。而又因为起地远在中原文明以西，故也曾和上古神话牵扯在了一起，如汉安帝时期大儒王逸注《离骚》便认为上古时期的名山不周山在昆仑山西北，也即葱岭的所在。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丝绸之路。谈及丝绸之路，就有四种说法，即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经过中亚沙漠地带的绿洲丝绸之路；经过东南亚、印度、到达波斯湾、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广西到印度、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本文所指的丝绸之路，则为绿洲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而对于其他丝绸之路有兴趣的朋友，建议从《光明之城》等作品入手，好好的探究一番。

其实有关丝绸之路，这是一个相当悠久的概念，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商业概念上的丝绸之路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即已存在，一些外国学者称之为“草原之路”或“毛皮之路”， 这虽只反映了中西交流的一面，但如考公元前3世纪时，西方把中国称为“Serice”国―――见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腊志》，再分析“Serice”是希腊语蚕丝的意思的话，其作为商业要道的两面性也就不难的出了。其走向大致东起河西走廊，经蒙古高原、阿尔泰山，沿乌拉尔山之间的宽广缺口，通向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而在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丝绸之路的走向微有变化，自长安（西安）出发，经渭河入陇，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由阳关、玉门关、哈密分为南、中、北三道分出了中，南，北三条支路，这才衍变为了现今意义上经济和政治并重的丝绸之路。

“南路作为汉代通西域最早的交通大道，经阿尔金山北麓进入楼兰（罗布泊），再沿昆仑山北麓西南行，通过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鄯善（若羌）、且末、精绝（民丰）、扜弥（于田）、于阗（和田）、皮山、莎车等地，然后越葱岭（塔什库尔干），前往印度、阿富汗，或过阿姆河到伊朗，直抵罗马（伊斯坦布尔）。中路汉代称北道，隋唐时随着哈密一线的北道日趋兴盛而改称中道，傍天山南麓的高昌越孔雀河流域，沿塔里木盆地北边西行，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过焉耆、乌垒（轮台）、龟兹（库车）、姑墨（拜城），由此又分二道，一条翻过凌山（天山木素尔岭），西北行至热海（伊塞克湖）西去，一条向西南经巴楚、疏勒（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地中海沿岸。北路位于天山以北，开辟于一世纪，兴盛于隋唐，时称“新北道”，较之南道、中道，为时较晚。它从敦煌西北行至伊吾（哈密），折西经蒲类（巴里坤）、庭州（吉木萨尔）、轮台（乌鲁木齐）、张保守捉（昌吉）、石漆河（精河）、阿力麻里（伊宁）、弓月城（霍城），渡伊犁河往碎叶（托克玛克）西去，到达里海一带。”《西域历史沿革》。

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为中原经济带来多少多少的附加值，而在于，正是这条通道的存在，在南北朝这个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下，新的空气才得以吹进。而正是由于这种新，在这个南北乱世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汉文明才得以体现，这一点，请容许我举佛教为例。

我们再来看五胡的最后一个，氐。这也是最让我头疼的一个民族。迷，太多的迷题充着这个几乎一统了整个中国的民族。包括他们的人种分类，在那段动荡的野蛮年月之前的所作所为，甚至他们的最后的结局。在我看来，这个民族就象风一样的刮过了那个疯狂的大地，然后又消失在了漠漠的荒野中。

而至于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氐羌”之类的关联词，更是加深我的困惑。或者这个民族是羌族的分支也不一定。带着这样的疑惑，我再次的翻阅了手上的资料，找出了一点似乎有些帮助的东西。零零散散的串接起来，虽然依旧无比的迷茫，但毕竟稍微有了一个头绪。

氐，这是一个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出现过了的古老民族。相关的记载如下“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其中的“东长”、“鸟夷”，根据司马贞《史记索隐》的分析，应该是“东长夷”，“岛夷”的笔误。而从这里面出现的方位词来判断，如果排开司马迁时代氐族的活动对于太史公著书立说的影响，在上古时代，氐族的活动范围应该和羌族类似，主要居住于中原文明区的西部。

有商一代，氐族的活动似乎也曾经相当的活跃过，《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中记商代残文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之句―――同句参见《北朝志.其三十八 追本溯源（上）》所引的《诗经》，“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氐族对于中原文明的影响，或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也是仅有的几叶记载而已，在此后颇长一段时间，这个民族的事迹都鲜见于典记，《尔雅》中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的说法，独独不见氐族，这是相当奇怪的一个事情。

而在司马迁时期，这个民族又重新的出现在了文献中，而与上古乃至商代时期不同的是，这个民族的活动范围已经转移到了西南部，并似乎已经在汉帝国的南方有了相当的势力。《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中有如下的文字，“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厓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厓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而从这段文字来看，若作为一个单纯的民族来分析，氐族的文化开教上的差异可以说是相当的大了。从文明程度相当之高并已经立国的夜郎―――就是留下了“夜郎自大”的夜郎―――，到尚在原始社会的巂、昆明―――这里的“巂”、“昆明”两名词，汉帝国对是氐族的两个部落的称呼，大致因为这两个部落的文明程度相当的低，只能因地点成名―――其差别仿若天地。真的很难令人相信，这居然是同样的一个民族。

因此，基于以上的资料，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氐族，至少在汉代的氐族并不是一个血统单一的民族，它极其有可能是处于中原文明版图西南方向的一系列民族的通称。从这点出发，《后汉书》中的“六夷七羌九氐”以及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样的一个推测上，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氐族，在上古时代，应该是一个活动在今天甘肃西北的民族，这个民族和羌族应该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和东方的新兴势力商朝的战争失败之后，这个民族被迫南下，越过青藏高原来到了云贵一线，并以此为根本，休养生息。并在这个漫长的阶段中，不断的和当地的民族合流，以致本身也产生了相当多的变化。

这个想法是从史籍中“氐”这一个民族的延续性记录来考虑的，或者太过浪漫。因为现实的结果也可能相当的残酷。或者可以说，出现在汉代的“氐”和上古时代乃至商代的“氐”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出现在上古典籍中的“氐族”早已经在商朝的不断征战中被消亡殆尽，而出现在《史记》，《汉书》中的“氐族”则是汉帝国对于自己西南边陲的一系列的少数民族的称呼，但亦不过是汉帝国大帝国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已。为帝国者将与古代的民族的蔑称赋给了现时民族，正一如日后北魏蔑称江南的刘宋政权为“岛夷”，如是而已。而这些民族之所以被统一称呼为“氐”，在裴松之为《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作注时引《魏略》认为“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可见，“氐族”的称谓，应该是以某种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成立的。

考“槃瓠”，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有记载如下“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这神话一样的东西，暂且做一个书签。

在汉帝国文献中的“氐”，在汉初的时候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独立王国。一个是上文说过的夜郎，而另外的一个则是滇王国。这两个国家，后来都为帝国所灭，废为郡县，这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都有记述，而同样出现在这篇貌同神话合集的文字中的，并同如下的记载“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由是可见汉帝国对于这个民族的看法了。但是，因为氐人在畜牧业上还是很有作为的，因而为了获得足够的马匹以发动和匈奴的战争，汉帝国还是给予了氐人相当大的安抚，甚至在武帝元鼎六年，设立了白马氐这一个行政专署，专门管理氐人的事宜。

但是，行政区的成立并不能完全的达成对于氐人的彻底的统治。“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即今甘肃酒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这段文字相当的重要，因为从这个之后起，氐族就分成了两条支脉，一条仍然以南疆为活动范围，而另外一条，则来到了现今的甘肃一带，这也就是上文所引“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的依据了。而到了晋朝末年，这两个支脉都对其时的版图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南疆的支脉在李雄的带领下与公元304年建立了十六国中的第一个国家，成汉。而在甘肃的另外一支，则建立了十六国中疆域最大的前秦。―――“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晋书.载记第十二》，按略阳，本为广魏，晋改广魏郡为略阳郡，治临渭(今甘肃天水县东北)。武都郡，汉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东南)，东汉移治下辨道(今成县西)。

在王莽时期，氐人也有了脱离汉帝国的举动，但不久即被平复。

到了三国乱世，在甘肃的氐人势力已经相当的庞大了，《魏略》中的记载是“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馀”，并在马超的军事阵营中相当的活跃。其后虽然马超战败，退出了中原的政治舞台，但是甘肃的氐人却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於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今虽都统於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馀落。”《魏略》。已经出现了自己的文字，并发展出了具有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双重特色的文化体系，这已经不同于汉朝时期仅仅在宗教信仰上具有统一性质的“氐人”了。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的认为，正是汉帝国的强行迁徙的举动，促进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

或者可以这样的认为，在汉末的氐人，除了发源地以及可能依旧相同的宗教信仰之外，在南疆的氐族和在西疆的氐族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的相似之处了。认为他们是两个独立的民族，或者会好上很多。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硃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逷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晋书.列传第二十六》。

在获得柏肆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拓跋珪并没有马上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对后燕王国的后继征服中，事实上，他也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决断。在《魏书.帝纪第二》中，有如下的段落似乎可以作为本章节的开头，“是时，柏肆之役，远近流言，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南安公元顺率军讨之，不克，死者数千。诏安远将军庾岳总万骑，还讨叱奴根等，灭之。”

本章的目的就是稍微的介绍一下拓跋魏国创始之初，活跃在中原，以及中原西北舞台甚至更遥远的西域上的那些少数民族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不为人所知道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力量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其中，比如柔然和吐浑。这些东西，比如羯族，在上文中已经或多或少的提及到了，这里姑且做一个整理，也比较符合本文《北朝志》中“志”的含义。本章中的有部分文字引自余太山先生所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一书以及cinason的《夷夏东西》一文，特此标出。

我们先来看被统称为“五胡”的中坚力量，也就是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这么认为，正是这被蔑称为“胡”的先民们，最后奠定了当今中国长江以北的所有民族的血缘基础。因此，个人认为，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对此探讨一番的，这也正是本节标题“追本溯源”的意义所在了（鲜卑和羯的民族来源已经在前文作了相当的分析―――鲜卑的情况见《北朝志》的第一章，羯族的情况，见《北朝志－其二十：什翼犍的代国（中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只是介绍一下以后的分支和发展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看匈奴，事实上，这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在史书中的出现是相当的突然的，而他的消失也是异常的迅速。尽管有人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匈人”是匈奴后裔的一支，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是对这个说法取谨慎的态度。

“匈奴”的来源，在正史中曾认为是华夏先民的一支，在司马迁的笔下正是如此反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匈奴列传》。而在此基础上，历代史学大家们都以融以自己的观点加以完善，如张晏认为“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应劭《风俗通》有“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服虔也有“尧时曰荤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的观点。其中最完善的当属乐产在《括地谱》中的记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但是，无论司马迁也好，乐产也罢，撇开“荤粥”，“獫狁”，“匈奴”这三个词的发音完全不同不谈（因为我个人在古音学上的所知基本等于零，所以只好放弃从这点上的考证。这里姑且引《华夏东西》的文字一段以作书签“…而据蒲立本（1962）等人的分析，这也（匈奴用阿尔泰语）很可能不成立。如果抛开近似对音的干扰， ‘匈奴’一名在史籍上的出现是相当晚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战国末期，而且它的出现也是十分突然的，没有同之前民族的任何继承关系，以至当时汉人不得不用新造的名词来称呼之。”），单是从文化习俗上来看，后世被称为匈奴的民族就和夏族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相近的地方。还是以《史记.匈奴列传》为例“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兒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游牧民族的写照，却何曾见到半点以农业兴盛起家并创造出了相当水平的文明体系的夏族的影子？（有关夏朝的存在以及夏朝的文明水平，这个也是一个相当的迷题，不过，如果二里头文明真是夏文明的中心的话，那么夏朝的文明体系无疑应该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准。）最典型的则在文字方面，如果一个民族从农耕发展为游牧尚且有情可考，那么，本民族的文字系统的完全丢失则让人无法相信了，更何况，这种情况居然是在这个民族一直有血脉延续的情况下发生。

在这基础上，比较合理的看法认为，匈奴其实并不是构成华夏文明主体的炎黄体系的一支，甚至在秦代之前他也并不是一个纯粹血缘的民族。他所谓匈奴的这个民族，实际上是在战国后期，融合了诸个小的游牧民族而建立的义渠国的遗孑。这个看法，我个人认为是相当可支持性的。而为了更加合理的阐述这个观点，首先我们还是上推数百年，来看看周朝建立初期塞北的民族分布情况。在那个相对简单的年代，在中原文明区的东面是东胡（也就是乌桓，鲜卑的祖先），西面是西胡（乌孙，月氏的祖先），而北面则是丁零（高车，救勒―――就是铁勒的祖先）。而在塞北游牧区与南方农业区之间的交接地带，则分布着众多的戎狄部落。这些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称呼相当之多，上文所述“荤粥”，“獫狁”两词，亦有可能是指这些部落中的两个分支。

这些部落，一方面收到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而另外一方面则在东胡，西胡诸势力的打击下，在战国初年，逐渐的衍变成了两个国家，这就是后来为七雄之中的赵国所灭的，位于东侧为由白狄为主体所建立的中山国，以及在西面以西戎为基础所建立并为秦国所吞并的义渠国。这两个国家，从文明水平上来看，更加接近中原文明区的中山国的文化水准的相当的高的，甚至一度可以抗衡三晋。而义渠则更加的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蒙昧未开”了，这也与当时义渠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西边是西胡，东边则是被其他的六雄认为是异类的秦国。“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诚如是。

在战国末年，这两个国家都遭到了灭亡，这也迅速的改变了塞北的民族力量构成。其中，尽管秦在义渠故地置北地和上郡，但是不为华夏文明所接纳的义渠遗孑还是逐步的向北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混合了早先夏遗孑的部分，而这也可能就是匈奴会被认为是夏遗民的原因。并逐渐的逼近了被后世认为是匈奴起源之地的鄂尔多斯，但这却是东胡的势力范围。

于是，在北有东胡，南有秦帝国的情况下，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充当了南方的中原文明和以东胡为主体的草原势力的缓冲地带的作用。一方面，秦帝国需要用一个棋子来控制塞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而另外一方面，他又不希望这个民族过分的壮大。从这点上来考虑，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蒙恬以大军横扫漠北却还需要修筑长城了。秦帝国在对于其北方领土的态度上看似采取守势，但其实却是一种相当具有弹性的进攻战略。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匈奴无疑是帝国对待北疆游牧民族的第一道防线，而以长城为补充点的北线秦军，则无疑是帝国的第二道防线了。这无疑是相当高明的战略，只是可惜，后世的王朝却往往忽略了的匈奴在其中的地位，只是惦记着长城的壮阔了。

然而，秦帝国对于北疆的经略，却在不经意中壮大了匈奴的力量，见《史记.蒙恬列传》“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这一举措使得塞北的其他残存的少数民族被迫进行了再次融合，而这次受益最大的无疑就是匈奴了。考虑到《匈奴列传》中匈奴崛起的时间和《蒙恬列传》中蒙恬征北之战的时间，再考虑到《史记.蒙恬列传》中通篇不见“匈奴”二字，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在蒙恬征北之后，匈奴作为一个正式的民族，才得以正式的踏上历史舞台。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主角，也就是羌族。这是一个颇为奇异的民族，虽然也在“五胡”之列，却和中原文明具有相当的渊源。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这个血脉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的民族即便被认为是中原文明的主体力量之一也并不为过。

羌的来源，据《后汉书•西羌传》说:“出自三苗”，曾被舜帝放逐。这系神话，可供参考，但不足为据。有史可考的，最早见于殷商时的早骨卜辞。甲骨文的羌字有数种写法（我打不出来）。而根据甲骨文记载，有两大部落，一个是“北羌”，一个是“马羌”。他们活动的地域甚大，大体在今甘肃省的大部和陕西省的西部。羌人和商朝的关系视两方力量的强弱对比而定。公元前16世纪的商汤时期，是商朝力量的最强盛时期，若从《诗经》“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似乎可考羌人已臣服于商朝力量之下。但到商朝晚期的武乙时期，羌商随着商朝力量的减弱而破裂，商王武乙甚至准备用“五族”的力量去征伐羌人，可见羌人势力甚为强大。

此外，和大多数少数民族不同的是，羌人具有中原文明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他们具有自己的姓氏。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大姓则为“姜”。 羌人选择姜姓，应与姬姓的周人有密切的关系。大约在夏朝末期，他们与在今陕西、甘肃一带活动着的周人部落世代通婚，周人首领古公檀父的妻子便叫作姜女，是有记载以来羌人第一位嫁给周人的女子，被后人称为“太姜”。而后来周太王和周武王娶的都是姜姓女子。可见羌人与周人结成了部落联盟，而此联盟的势力亦极为强大。而至商末，商朝奴隶主统治阶级腐朽已极。周武王联合的诸方国部落发动的征商之战中，便赫然有“姜”国的存在。

其后在周王所封赐的异姓诸侯中，也以姜姓贵族最多，齐(今山东北部)、许（今河南许昌东）、申(今陕西、山西之间)、吕（今河南南阳西）、纪（今 山东寿光）、向(今安徽怀远)、州（今山东安丘）、鄣（今山东东平）、厉（今湖北随县）等都是姜姓的羌人封国。这些封国是羌人中最早进入中原地区的，他们接受华夏文化最早，也最早同化于华夏族，因此，在战国时期，便不被认为是外族势力了。

而其他的未和中原文明发生交融的羌人们，则在中原文明的排挤下逐渐的西迁，在战国初期，羌人活动有记载在河、湟地区，即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一带（主要在今青海境内），这已经大致接近于后来的活动范围了。而到了秦献公时（前384～前362），随着秦朝势力迅速扩张，秦军逐步推进到渭水源头。引起羌人畏惧，其中发羌、唐旄等部西迁去数千里，逐步进驻到了西藏一带，它们与后来的吐蕃、藏族在族源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剩余的羌族部落则逗留在了原处，接受秦帝国以及其后继者汉帝国的统治。

这些羌族们，在汉景帝时期，被内迁安置在狄道、安故、临 洮、氐道、羌道等县（均在今甘肃西南部），以求用于抗衡匈奴。但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在汉武帝时，随着汉帝国的强大，汉朝已不满足于名义上的宗主地位，汉军开始进驻到河、湟地区，筑令居塞（今甘肃兰州附近），将羌人与匈奴的联系隔断，以达成对这一地区的完全统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羌族的不满，并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羌人联合匈奴反叛，围攻□罕（今甘肃临夏）的战役。此战虽然旋即为帝国所平，但也使中央王朝们看到了羌人的力量，于是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帝国设立了护羌校尉一职，治临羌（今西宁市以西），兼管民政和军务，总管有关羌人事务。这个职位虽然在王莽时期废除，但在东汉初年即得恢复，并从此保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似乎一直到隋朝建立才正式废止。在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青海湖边设立西海郡，下辖五个县。这都是为了加强对于边疆上的羌人们的管制。

在东汉时期，随着帝国对待游牧民族的政策有所改变，靠近帝国疆域的羌人们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自建武十—年（公元35），从先零羌被内迁，并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均在今甘肃南）起。此后，或因反叛被平息后的迁徙，或因归附的迁徙，汉帝国将羌人的许多部迁入内地，这些羌人们，多被安置在三辅(今陕西渭水流域一带)、汉阳（今甘肃天水一带）、安定(今甘肃镇原一带)和北地（今宁夏吴忠西南）、土郡（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一带）、西河（今内蒙古离石）等地。他们被称为“东羌”。而在汉帝国势力不及或是较弱的留居河、湟—带的羌人，则被称作“西羌”。内迁的羌人与汉人杂居，虽然可以受到汉族比较先进文化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汉族统治阶级更加直接的民族压迫。这也是羌人们虽然居住在中原文明范围之类却保有了自己的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晋朝末年。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其中以晋江统的《徙戎论》为最，此文章颇长，但是却颇能反映当时的民族情况，因此全文抄录如下，希望不要被人说我是骗字数了。

“拓跋珪建立魏国于代北之际，五胡乱华已经持续将近百年，而此时的黄河流域更是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东部虽然有好几个燕国，但连同拓跋自身一起，都还算是鲜卑的势力。相比之下，西部就要复杂许多，氐羌、鲜卑、胡羯，五胡的政权一个也不少；五凉，三秦，一夏，其中的多数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登场和退场。拓跋的幸运之处在于，当它基本平定东部的时候，西部也历经激烈的争夺与兼并，局势已经大大简化——此时主要只剩下了赫连氏的大夏和沮渠氏的北凉。”以上文字引自cinason的大作《夷夏东西》。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姓氏，赫连。而持有这个姓氏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这章将要详细介绍的南北朝前期也就是十六国时代最为骄横和血腥的胡夏国的建立者，赫连勃勃。

其实赫连勃勃本不姓赫连，他姓刘，是前文中和拓跋一族纠葛已久的匈奴铁弗部刘卫辰的三儿子。在刘卫辰对拓跋珪的战争失败而惨遭族灭的时候侥幸的逃了出来，并投靠了他父亲的朋友，位于三城（今陕西延安）处的薛干部（《晋书》中为叱干部）的族长太悉佛（《晋书》中为他斗伏）。当然了，刘勃勃之举并没有在薛干部上演一个类似王子复仇之类的童话，在对黄河以南的战略根据地的需求以及部族之间的仇恨的双重驱使下，救援西燕未果的拓跋珪奇袭薛干部，迫使刘勃勃不得不再次的逃往。―――这里在补充一个史料，“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闻将送勃勃，驰谏曰：“鸟雀投人，尚宜济免，况勃勃国破家亡，归命于我？纵不能容，犹宜任其所奔。今执而送之，深非仁者之举。”他斗伏惧为魏所责，弗从。阿利潜遣劲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奕于以女妻之。”，是段史料出自《晋书.载记第三十》，和《魏书.帝纪第二》中“先是，卫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征之不送”，《魏书.列传之八十三》“太悉伏送之姚兴”诸句颇有差异。但如果联想到叱干阿利在其后的胡夏国中身据要职，深的赫连勃勃所信任，则《晋书》的观点似乎更为正确。呜呼，五胡乱华，十六国崛起如白衣苍狗，朝露瞬息，其中史料匮乏区区一册不得以窥之全貌实乃无奈，所幸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或可寥解胸中之不快了。

在后秦的仕途生涯，对于刘勃勃来说，注定是以冲突而收场。尽管后秦的君主姚兴本人对于刘勃勃相当的喜爱，但是，他的大臣们却并不认为这个流亡者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落魄公子。姚兴的弟弟姚邕就指出“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宠之逾分，终为边害。”《晋书.载记第三十》。但是，姚邕的意见却并没有为姚兴所采纳。在为刘勃勃表面所蒙蔽的情况下，姚兴最后给了刘勃勃一个官职，“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而字面上的官爵倒还是其次，最重要的部分在于“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如是字样上，这些在姚兴看微不足道的杂胡势力，最终构筑了刘勃勃崛起的根基。

公元407年，后秦边陲羽翼渐丰的刘勃勃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欲望了，是年五月，借口后秦和他的死敌拓跋魏国缔和是对他的不公为由，刘勃勃正式脱离了姚兴的统治，而同年六月，刘勃勃正式建国，国号为大夏。这个国号按刘勃勃的本意是追究自自己的先祖匈奴夏后氏，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时候归附与刘勃勃的，已经不在是保留着当初纯正的血统的匈奴了，甚至连“胡父鲜卑母”的铁弗部都算不上，只是“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的民族杂烩而已―――这个称呼或者略带感情色彩，不过暂时我找不到更好的比喻了―――，因此，在更多的时候，刘勃勃的夏国被称呼为胡夏国。

而在立国之后，刘勃勃的名字有了变化，《魏书.列传之八十三》中认为“屈孑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其宗族刚锐如铁，皆堪伐人。”―――而网友cinason则引文认为“关于‘赫连’名称的解释，汉语记载的‘徽赫实与天连’当然是附会之说，但从中也透露出‘赫连’的本义当与‘天’有关；胡语的‘祁连’、‘撑犁’等指‘天’的词与之音近；而‘胡者，天之骄子也’，单于的全称即含‘天子’之义，由此可见，改用‘赫连’的称号为姓也是恢复古老匈奴传统的一种象征。”我没有见过引文的来源，这里姑且做一个注解。

但是，赫连勃勃的胡夏国却和同时期的若干个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非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固定疆土可言，而在建国的初期，它的创建者也并不热衷于开疆廓土这些在立国者看来是及其自然以及稀松平常的事情。在赫连勃勃的带领下，初生的胡夏国的百官以及她所谓的子民们，几乎是以一种全民皆兵的状况，在后秦的疆土上肆意的掠夺。

对于这种情况，赫连勃勃的大臣们也有看不过去的，有人就如此上书“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后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但是，面对这样的建议，赫连勃勃却一笑了之，并回复道“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晋书.载记第三十》，这段文字真是对游击战术的高度概括，就是用在今时今日，也毫不为过。《晋书》能保留此段文字，真是一大快事。

其实赫连勃勃设计出这样的一个战术方针，其实也是事出无奈更多一点吧。从他后来建立统万城来看，他对于根据地还是有着相当严肃的认识的，而之所以在现阶段并没有一个严谨的国土计划，前面文字固然是条件之一，而另外一个，恐怕也和他目前的手下情况有所关系。从上文我们可以知道，赫连勃勃现在所拥有的兵力，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而如果用这些游牧民族来和已经在城防上具有相当的水准的后秦部队打一场堂堂正正之战的话，即便是孙武在世，只怕也只有失败一途吧。舍己短而扬己长，赫连勃勃不愧是一代名将。

采用这样的游击战术的胡夏军，很快的就让拥城自重的后秦尝到了苦头。甚至到了“岭北诸城门不昼启”的程度，就连后秦皇帝的姚兴，这个曾经击败前秦苻登的名将也对此无能为力，面对形如鬼魅，无可下手的胡夏军，只能哀叹自己没能早点采纳姚邕的意见。

面对后秦的坚壁清野，缺乏攻城实力的赫连勃勃把目光暂时的投向了西部的又一个力量，也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鲜卑的一个苗裔部族秃发部所建立的南凉。秃发一部，按《魏书.列传八十七》的说法是“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到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此说法同《晋书.载记第二十六》，由是可见秃发一族和拓跋一族的血缘亲近程度。而“秃发”这个姓氏的来源也很有意思，按《晋书》的说法是“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但是，和同为鲜卑一族的慕容以及拓跋两部不同的是，秃发部尽管上位者多仰慕中华文化并有极高的造诣，在社会的组织结构乃至政治体系上，秃发部却还是原始的很。这一点，南凉自己也明白的很，南凉的大臣就有过一段这样的评价“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义，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士，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晋书.载记第二十六》，这段话在《晋书》中被认为是出自秃发利鹿孤的部将鍮勿仑之口，但也有说法是秃发利鹿孤的弟弟，也就是后来成为南凉的国王的秃发傉檀所说的。这段话我以为史料价值相当的重要，是研究南凉当时的社会的组成结构的极好材料。

赫连勃勃在缺乏可以支持军队运转―――这个时候的胡夏国，我以为仅仅只是抱有国名和一个粗糙的官爵体制，并没有任何可以支持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自我资源―――下，以秃发傉檀不同意和亲为名，将战火点向了已经安逸了许久的南凉。

面对如虎如狼一样的胡夏军，南凉军顿时失去了阵脚。事实上，这几年南凉被经营的有声有色，主要还是要归功于南凉此时的君主秃发傉檀。此人如果从外交上来看，就是夸称十六国时代的第一高手，也并不为过。兵不刃血而取西凉重镇姑臧，实在是第一流的杰作。但是，如果从军事才干而言，则秃发傉檀连中流只怕也是勉强的很。而如此秃发傉檀，面对堪称第一流战将的赫连勃勃，后果可想而知了。初战，赫连勃勃率骑二万，自杨非至于支阳三百余里，杀伤南凉将士万余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次战，赫连勃勃面对秃发傉檀的亲自出击，在自己被射伤的情况下，率领胡夏军逆境而上，奋战八十余里，杀伤南凉万人，斩大将十余人。而这还不算，按《晋书.载记第三十》的说法，“以为京观，号‘髑髅台’，还于岭北”。―――关于胡夏国的“骷髅台”，还有一个说法见《魏书.列传八十三》“及裕擒泓，留子义真守长安，屈孑伐之，大破义真，积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看来赫连勃勃之凶名，南北都有风闻。

有了南凉的资源，赫连勃勃得以从容继续他的既有战略―――赫连勃勃的初期游击战术，可以说是针对自身不完善点的一个最好的修正，而让他真正可以在战略层面上考虑灭后秦问题的，则是在他获得了后秦的镇北参军王买德之后，此人真正将赫连勃勃的天才战术和胡夏国的存亡大战略结合在了一起，采用了持久战略，逐渐的改变着两方的力量对比―――不断的消耗着后秦的实力。这样下去往复数次，曾经为中原一大国，以宗主国的身份支配着凉州各小国的后秦终于在这样的持续性失血中被消耗的一干二二净，这也最终导致了它在其后不久为刘裕所灭―――关于它如何被灭的，可以参考《南北志―――南朝篇》。

在根基差不多稳下来了之后，赫连勃勃终于决定认真考虑一下建都问题了。公元413年，也就胡夏国建立之后的第六年，赫连勃勃征伐民众十余万众，在今天的陕西靖边县红搀界公社白城子附近以当初救他出生天的叱干阿利为总监，筑起了一座坚城。而这个城市，其建造过程是相当的血腥和残忍的，《晋书.载记三十》称“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这个城市的名字，根据赫连勃勃本人的看法是“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名为统万城。

总的来说，从慕容垂的死开始，拓跋珪就已经将目光放到了战乱频频的中原了。尽管结果已经为我们所熟知，是来自草原的鲜卑拓跋部落最终为北方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大动荡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关于这一个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也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可以忽略并一笔代过。

还是从扬城之战开始说起吧，那是一个标志性的战役。从那时候起，那一个作为一个可以左右中原政局的大国的燕国开始不复存在。而魏国作为一个新兴势力，也稍微的让当时尚在鏖战之中的中原看到了一个统一和宁和的希望。

这个事情要从公元397年的鄴之战说起，有一个说法是在这一年，在鄴处镇守的慕容一族的最后一个支柱慕容德巧妙的利用魏军前军主帅拓拔仪和后军主帅贺卢之间的矛盾，巧妙的击溃了魏军，这个也是上文所采纳的。是文或是源自《魏书.列传第七十一》中的“讷弟卢，亦从平中原，以功赐爵辽西公。太祖遣卢会卫王仪伐鄴，而卢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仪节度。太祖遣使责之，卢遂忿恨。与仪司马丁建构成其嫌，弥加猜忌。会太祖敕仪去鄴，卢亦引归，太祖以卢为广川太守。卢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下，袭杀辅，奔慕容德。德以为并州刺史、广宁王。广固败，卢亦没。”等文字。这个是《二十五史》中不多的几段关于鄴之战的文字之一，而在蔡东藩的《两晋演义》中，这个事件就构成了丁建投书以引慕容德袭击魏军的一个经典战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本《两晋演义》看看“第八十回　拓跋珪转败为胜　慕容宝因怯出奔”中的相关段落，这里就不再引文了。

鄴之战的胜利对于慕容宝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消息，而之后传来的魏国有内乱的情况更是让这个落魄的后燕王国的国王分外的高兴。在大喜之下，慕容宝大开国库，召集在中山的种种地痞无赖等等等等，纠集了一只上上去颇有能量的部队，浩浩荡荡的杀向当时魏军的战略本部，杨城。他的想法倒是不错的，或者他也充分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部队虽然人数众多，可是都是一些贪财好利的无用之徒，这样的部队，要在金钱的驱使下打一个两个小胜仗或者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一旦要进入相持阶段或者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战役，那就会很快的原形毕露了。因此，与其用这支部队于魏军进行一个执着于一州一县的拉锯战，倒还不如孤掷一注，乘着这些人尚自血气方刚的时候，全力攻击魏军的指挥中枢。这样，或者还有可以扭转整个后燕王国不利的战局的希望。应该来说，慕容宝这点想法还是不错的，这也证明了他也并不是一个十足的草包。但是，糟糕的结果却令他在这个只有成王败寇这一唯一的法则的国家的史书中成为了一个只有奇思异想无用之辈的典型而被大书特书，这一点，不仅仅是已经作古了的慕容宝的悲哀，也是我们的悲哀。

这里附带在分析一下魏国的内乱的情况。关于这个内乱的情况比较奇怪，此事件我暂时没有在《魏书》中找到相关的记述，而在《晋书》中的记载也是相当的泛泛，大体之有“受魏国内乱的影响”之类云云。而如果按照编纂年代更为靠后的《资治通鉴.一百零九卷》中的看法，这个情况其实也和鄴之战脱不了干系，在贺卢不耻于魏冀州刺史王辅之下并愤杀王辅出奔慕容德之后，贺兰部的贵族们开始琢磨起拓跋珪的心态来。而在他们的研究下，以贺卢的侄子丑提为首的一些少壮派开始担心拓跋珪会以此为借口大力清洗贺兰部的权贵来。而为了避免这种命运，丑提会同其他一些在贺兰部中尚有实力的贵族，在魏国的大后方拉起了反叛的旗帜。这个说法颇有蹊跷，首先是司马光此文的来源，在目前的几个涉及到魏初的外戚势力以及组成的章节中，我完全没有看到丑提这个名字。其次是反叛的贺兰部的兵力来源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在征燕的过程中，魏国的北疆并没有完全的消除其他游牧民族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在本土上，也很有可能驻扎了相当数量的部队，而与之相对的，受到了分部之间的影响的贺兰部，则可以说是完全的被划分的支离破碎了，这样的贺兰部，又怎么可能具有纠集起一直比较有战力的部队的可能呢？以上两点是我所不解的。或者是拓跋珪为了引诱坚守中山而不出的慕容宝而故意散布出来的一个假消息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测而已。

慕容宝的行军相当的迅速，公元397年，魏历皇始元年二月，后燕军抵达战场，钜鹿之柏肆坞，与在滹沱河南扎营的魏军遥遥相对。这样的后燕军的数量，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众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屯于曲阳之柏肆，营于滹沲水北以邀之”云云，如果所言不虚的话，这也确实是后燕王国的最后的班底了。而与这样的一只大军相对的，在魏军的本阵中，则有刚刚赶到的为这场即将决定两国命运做一个见证的拓跋珪。

但是，让慕容宝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手下们，也就是那些临时召集起来的可以说是乌合之众的兵士们，在见到了魏军的军势之后，开始有点畏缩了起来，这样的情绪甚至也影响到了作为一军之帅慕容宝，他也开始有点自危了起来，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对魏军进行偷袭，以避免和士气正旺的魏军进行一次堂堂正正的正规大战。

二月丁丑，是夜，慕容宝再次在大营之中重赏军士，并选拔出精壮万余名，承担对魏军进行攻击的主要突击力量。在这个晚上，这些亡命之徒们乘舟夜渡遍是浮冰的滹沱河，正式拉响了后燕王国对于魏国的最后一次反攻的序幕。

这一次的突袭至少在最初达到了让慕容宝满意的效果，对于后燕王国如此孤掷一注的做法完全没有预想的魏军是夜完全是在一种扬扬自得以及满怀着即将就可以轻松的解决战斗的轻松感中享受着睡梦的香甜。对于这支魏军而言，最近的进展实在是太过于顺利，鄴之战？那除了证明贺兰部都是一些草包还能有什么呢？全军弥漫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甚至连警戒也没有对于后燕军的进袭作出任何的反映―――事实上，很奇怪的是，从我写《南北志》到现在，似乎很多的游牧民族都不安置警戒部队，或者是完全的把警戒部队做为一个儿戏，是他们完全不重视警戒部队的作用，还是受淳朴的民族性的影响，使得他们对于偷袭或者夜袭这种似乎是下三滥的做法相当的不耻并将这种情绪想当然的投射到了对手的身上呢？至少，我比较怀念那个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燕部队很快的就突破了魏军的稀松的驻防，乌合之众们更是在魏军的大营中四处放火以助声势。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几乎是参合陂之战的黑夜翻版了，至少在对岸等着好消息的慕容宝如是的想到。―――这里不能不说的就是，慕容宝在这个时候犯下了一个大错，他实在是太过于高估他那些所谓的死士们的力量了，在这些脖子上只有金子的部队都已经完全的突入了魏军的营地的时候，他却还在北岸隔岸观火，只是等着最后出来收拾一下战局，这样的延误战机，实在是…

在睡梦中被后燕军夜袭所惊醒的拓跋珪，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全军统帅的架子了，情况危急，他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出奔门外，寻找能够集结起来的反击的力量。他的出逃倒便宜了接踵而至的燕军大将乞特真，此人带着百余人在拓跋珪的营帐中横冲直撞，四下搜刮，连拓跋珪本人来不及穿的衣服和鞋子也成了战利品。一方面已经达到了突击的效果，而另外一方面则连统帅都颜面尽失，有是看来，战役的结果似乎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历史就是如此的出乎意料，她就象一个情绪琢磨不定的少女，总是在最不可想象的地方给你那么温柔的一刀，然后让你如梦初醒，让你欲死欲生，让你无能为力又感慨万千。

就在拓跋珪最无可奈何以致于濒临崩溃，慕容宝最是欢天喜地即将要烧香拜佛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突入魏军阵营的那些后燕军的所谓的死士们，这个时候完全的被囤积在魏军仓库中的那些金银珠宝所吸引。之前也已经说过了，这些家伙们，几乎都是一些见钱眼开的亡命之徒，在这些金银的灿烂的光芒面前，什么国家的责任，什么军人的任务完全的被抛到了脑后，很快的，这万余人的部队就开始为了争夺这些金银而乱作了一团，甚至大打出手了起来…

在北岸看见自己的部队乱作了一团的慕容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南岸正致力于调拨兵力的拓跋珪可是喜出望外，他马上带领已经稍稍集结起来的部队向着这些只知道望自己的荷包里塞钱的顶着军队之名的无赖们发动了近乎于屠杀一样的反攻。这样的攻击已经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身上揣着十几公斤的铁块之后在作战的场面是何等的血腥和残酷…至少我不是愿意再复述一遍当时的历史了。

“募兵大败，还赴宝陈，宝引兵复渡水北。戊寅，魏整众而至，与燕相持，燕军夺气。宝引还中山，魏兵随而击之，燕兵屡败。宝惧，弃大军，帅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士卒皆弃袍仗、兵器数十万，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将卒降魏及为魏所系虏者甚众。”《资治通鉴.一百零九卷》。在这样的失利下，本来就斗志不高的后燕军彻底的崩溃，这已经不是一个统帅或者一个国王所能解决的问题了，这是一只军队的失败，更是一个国家的失败。

回说慕容宝，这位一直以来都在富贵乡中长大的皇帝在此之后彻底的失去了信心，四处流浪，怜怜如丧家之犬，只是在同族的的内乱与魏军的追袭中过着一种一种苟且偷生的日子―――说起来，前文中提到的为慕容垂相当赏识的慕容会就是在自己的父亲已经处于一种对任何人都完全不信任的情况下被迫造反并失败被杀的―――其后更是398年被自己的舅舅兰汗诱杀于龙城。至此，后燕在北中国已不是北魏的对手。不久，它又分裂为辽东的北燕和山东的南燕两个小国，慕容氏至此一蹶不振。而拓跋魏国统治整个北中国的日子，其时也不会太远了。

在慕容垂死后，遵照慕容垂遗命的慕容宝等人在拓跋珪没有深入追击的情况下，回到了燕国都城中山。而之后的事情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后燕的太子慕容宝接任皇帝之位，追封其父慕容垂为太祖，改元为永康。

在顺利的登上后燕的皇帝之位之后，慕容宝开始对慕容一族的内部进行了新一轮的权利更迭。是年（公元396）五月，慕容宝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鄴；辽西王农为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晋阳。又以安定王库傉官伟为太师，夫馀王为太傅。甲寅，以赵王麟领尚书左仆射，高阳王隆领右仆射，长乐公盛为司隶校尉，宜都王凤为冀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涉及到这些变更的几个重要人物里面，慕容农以军功起家，后镇守辽东，颇有建树。而慕容德，在慕容垂时期就已是可独当一面的良将，在后来，更是后燕得以在魏军的强大攻势下仍得以坚持良久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不用说后来在后燕国破之后他率领残存的慕容一族建立了慕容一族最后的一个国家南燕了。唯一的漏洞在慕容麟方面，此人虽然多次担当后燕的领军大将，但是，在魏军面前曾经有过参合陂之败的慕容麟其实并不适于担当这样的一个制定全国战略战策方针类似于现在的参谋本部部长的角色。当然了，这一点，也是从日后后燕王国的发展来看，至少在现在，平心而论，确实，慕容宝做的很不错。

但是，如果到此止步的话，慕容宝也不失为一个人物，最糟糕的是，在内有后燕新败，国力亏损，外有魏国崛起，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慕容宝并没有将精力用在治国理民上。相反的，他反而对以前亏待过他的人计较了起来，而在这些人里面，就有慕容垂的王后，慕容宝的阿姨小段氏。原来在以前慕容宝还没有当上太子的时候，小段氏曾经认为，慕容宝在平和时代或足可为守成之主，但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国事艰难的当口，却未必能带领慕容一族生存下去，至于经常和慕容宝走在一起的慕容麟，则更是野心勃勃，恐怕将来对造成祸患。应该来说，小段氏的意见相当的对，但是却遭到了慕容垂的怒斥。慕容垂认为小段氏是想以后宫乱政，如春秋时期晋国的那位逼的后来身为五霸之一的晋公子重耳出逃的骊姬一样。因此，反而更加努力的提拔以上两位。这个事情也很快的通过慕容宝安插在慕容垂身边的眼线传到了慕容宝那里。这就是这两人结怨的开始。

而现在，慕容宝当上了皇帝了，别的事情他并没有理会，第一就找上了小段氏。他让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慕容麟以要灭段氏一族为要挟，生生逼死小段氏。这就让原本稍稍平静的后燕王国再度进入到了恐慌之中。那些慕容宝慕容麟多多少少有些过节的无不人人自危。而这其中，就有刚刚被委以重任的范阳王慕容德。在小段氏的进言被慕容垂怒斥之后，小段氏曾经让自己的妹妹向慕容德带话，她认为慕容宝和慕容麟两个人，迟早会将后燕的大好江山毁与一旦，而这个时候，或者只有慕容德有能力可以力挽狂澜与慕容氏一片生天，其言下之意，无不希望慕容德能够渐养羽翼以图王业云云。而眼下小段氏被逼死，慕容德自然第一个忧心忡忡，生怕慕容宝的屠刀下一个就轮到自己的脑袋上。

而单单一个慕容德也就算了，为了缓解兵源问题，慕容宝又“定士族旧籍，分辨清浊，校阅户口，罢军营封廕之户，悉属郡县。”《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重点在于这条“校阅户口”上，严格的来说，针对后燕王国边疆不断吃紧且兵源搞竭的现状，这条政策却有制订的必要。但慕容宝如此雷厉风行的在这个时候下达，却引起了后燕王国豪族势力的不满。我们知道，在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的豪族体系最颠峰的时期，而维持这些豪族们日常开销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乱世所不断的积累起来的农奴庄园经济体系。而与之配套的，为了能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存活，豪族们的庄园都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动到这些豪族们视心上肉的农奴经济的基础农奴们，非要有机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执行不可，而这一点，却是在大战败北后国力衰弱的后燕不能保障。此外，那些豪族在这样的一个乱世畜奴无数，虽说使得后燕户部上的人口基数少了不少，但后燕农业却有大半来源这些豪族的庄园受益，更不要说仰仗这些庄园生息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新的农业技术也便于得到推广，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的诞生背景也大抵起源于此。慕容宝如此政策一下，不但令他的政权失去了豪族们的支持，更让后燕的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后燕政局经济混乱，这就自然给了正在北疆雄心勃勃意欲南下的拓跋珪一个最好的机会。公元396年8月，拓跋珪撤回在西部防范慕容德的部队，由自己亲自率领，南下马邑，越句注山，吸引燕国主力，同时又让别诏将军封真等三军，从东道出袭幽州，围攻蓟城。从而拉开了魏国和后燕连年大战。

其年9月，拓跋珪兵围后燕王国重镇晋阳（太原），后燕晋阳的主将正是慕容农。慕容农不愧是慕容名将，在收到了魏军兵临城下的报告后，他亲自率领后燕军迎头接上，打算阻止魏军的攻势。但是，尽管慕容农将略有余，他手下的士兵却毫无战意，这一点正是来自于参合陂之战的遗痛。仆一交战，后燕军随即败北，慕容农无奈之下，打算撤回晋阳以图后继，却没有想到他的司马慕舆嵩早已经和魏国暗通声讯，这个时候更是紧闭大门，毫不松口。慕容农无奈之下，只好带着紧剩的数千骑兵赶回都城中山，这期间又被追击而至的魏军赶上，促不及防之下，慕容农又是一场大败。而等到他狼狈不堪的赶回中山，他的手下已经尽墨，只余一马而已（这里采纳《晋书.载纪二十四》的说法，《资治通鉴》上认为是“独与三骑逃归中山”。）。

在收到了名将败北，重镇丢失的消息后，且魏军即将兵临城下的消息后，慕容宝马上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宝引群臣于东堂议之。中山尹苻谟曰：‘魏军强盛，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度险距之。’中书令晆邃曰：‘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无出，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勍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距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自完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 《晋书.载纪二十四》。可见后燕群臣到这个时候都已经被魏国吓破了胆，完全就没有想到在野战中取胜一途，只求能够将魏军拒之门外或者更加严格的说是拒之眼外而已，一派鸵鸟作风。而慕容宝却偏偏采用了这样的计策。

而慕容农败北的消息传到了地方，后燕的守军无不震动，在魏军的冲击下，后燕守土之士无不望风而逃，冀州全境只留下了中山、邺城、信都(河北冀县)三城而已。在这个情况下，拓跋珪令征东大将军东平公拓跋仪五万骑南攻鄴城，冠军将军王建（就是建议参合陂屠军的那位）、左军将军李栗等攻信都，而他自己，则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后燕的首都中山。

未几，魏军已至中山城下，果然，在后燕君臣固守一城的情况下，对于中原攻城战的战斗模式还不是很了解的魏军遇到了一个老大的难题。而在这个时候，拓跋珪则采用了一个相当明智的做法，他正确的评估了魏军的能力限制之后认为“朕量宝不能出战，必当凭城自守，偷延日月。急攻则伤士，久守则费粮，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后还取中山，于计为便。若移军远去，宝必散众求食民间，如此，则人心离阻，攻之易克。”《魏书.帝纪第二》，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策。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不但避免了急切攻城不果而给魏军带来的人员上的伤亡以及士气上的打击，更主要的是，他洞悉到了已经存留在后燕境内的种种对于后燕政权的不满，并采用顺流而下的方式瓦解了后燕统治的根本。

果然，在魏军的军势以及豪族们的推动下，在若干年前还是口颂“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晋书.载纪二十三》的州郡，一夜之间王旗变换。“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郡县悉降于魏” 《晋书.载纪二十四》。眼见的大好江山旦夕即没，这就让在中山城里面等待魏军自动退归的慕容宝再也忍不住了。公元397年一月，慕容宝令左卫将军慕容腾进犯博陵，希望可以缓解一下信都方面的局势，并多多少少给河北方面的所谓的燕国的国土将士们一点激励。但是，慕容腾毕竟还是晚了一步，尽管他令魏军的供应多多少少的受到了点阻碍，可他的举动却无关此时的战场大势，一个月后，在拓跋珪和王建的合兵的情况下，率领信都后燕军苦苦支撑数天的守将冀州刺史慕容凤再也支持不下去了，被迫弃信都返回中山。至此，后燕的国土已被一分为辽东以及山东两部。

这样看来，后燕的覆亡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在鄴的慕容德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他成功的利用魏军统帅之间的矛盾，击败了进攻鄴城的魏军。这个消息大大的振奋了一直都收到的是战败的消息的慕容宝。在这个消息的鼓舞下，慕容宝开始积极策划还击的举措，于是，一场大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发生在公元395年冬天的参合陂之战给魏国和后燕带来的影响是相当的巨大的，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甚至可以就此写出一本厚厚的砖头书。不过，本文的目的既然不在与此，详细的记述也就显得并无必要了。在这样的前提下，本节将长话短说，仅仅是做一个注解而已。至于细节方面的部分，可能在以后，会以《北朝志附》的形式再填上一点什么吧。（实际上，《北朝志》对于史料的大量引用已经让我被不少朋友们砸砖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形式。落花纷飞，如雪飘零的情况诚然是历史，不过惊涛拍岸，森森严严又何尝不是呢？如果仅仅认为过去的故事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佐料，那样的话，我在这里很努力的敲键盘也就显得有点蠢笨和多余了。）这里，只是稍微的将笔者目前收集到的情况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而已。

先来看拓跋硅方面，挟参合陂之战胜利之威，公元396年，拓跋珪改年号为皇始，并开始针对拓跋魏国的旧有政体进行改制。这一次的改制在拓跋一族的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在此之前，拓跋一族不是没有针对固有的部族联盟形式的政治以及军事体制进行变革的先例。公元339年，拓跋珪的祖父，当时还是刚刚即位为代王的什翼犍就雄心勃勃的进行过一次类似的改革。不过，也正如我们在前文所了解的一样，什翼犍的变革，更多的还只是表现在了形式上面，并不涉及拓跋一族的政体的根本。因此，在拓跋珪继位为魏王的时候，由于没有先例可以循，再考虑到所面临的严重的外患，不得不因从旧例，只在小的地方作一些改动和修正。

这样的情况下，魏国在建国之初到参合陂之战的这并不算短暂的九年的光阴中，所采纳的政治体制，基本如《魏书.志第十九》中所述“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是年（公元386年）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巳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怎么看都和什翼犍当初的体制并无太大的差别。这样做的弊端，除了前文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最高君主的拓跋珪对于地方上的影响力相当的弱小。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参合陂之战前（公元395年）“太悉佛自长安还岭北，上郡以西皆应之。”《魏书.帝纪第二》，这样的事情得以发生的原因了。

因此，出于加强皇权的考虑，同时也为了统治新征服的地域的需要，公元396年，拓跋珪开始做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动。“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巳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 《魏书.志第十九》。这次变革的关键并不在于设置百官，而在于外职，也就是“刺史，太守，令长”等官职的设立。这一点相当的重要，这就令拓跋珪的能量得以延伸到了魏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也是拓跋珪大有远见的地方。（刺史，太守，令长等官职的存在，也使得我们可以对魏国当时的国土大小做一个简单的推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的认为，在公元396年的时候，魏国的疆域已经不仅仅局限与黄河以北的草原民族传统的势力范围了，魏国的影响，甚至已经延伸到了黄河以南的传统的农耕地域了。）从这一点而言，这一个在历史书上并不是太长的事件，或者却正是魏国这样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吧。

再来看看后燕方面的情况。在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失败之后，后燕的国势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与后燕的军势亦然。再考虑到魏国籍此战的契机，已经成长的相当的可怕，为了自己的子孙后辈考虑，已经是垂暮之年的慕容垂终于决定亲自出战，以消除魏国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忧患。对于这个时候已经是重病缠身的慕容垂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胆和无奈的举措，考虑到他当时的年龄也身体状况，出面试图说服他放弃这样的一个接近与完结自己的生命的做法的大臣们大有人在，后燕的太史就以天象为由，论证此时并不是出兵魏国的最佳时机，“太白夕没西方，数日后见东方，此为躁兵，先举者亡。”《魏书.列传第八十三》。但是，这样的建议却并不能打动慕容垂的心。在慕容宝的怂恿下，他还是执意的召回了驻扎在龙城旧都留守的慕容隆部队，决意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下一个最大的赌注。

公元396年，慕容垂以慕容隆为留守。自己亲自率领大军从中山出发，沿着慕容宝逃回的参合陂一线。同时知会慕容隆，慕容盛于青山，慕容宝于天门，目标指向魏国的重镇平城（有说法认为此时的平城为魏国的都城，这种说法似乎不妥，平城在魏国时期被确立为都城应是在天兴初年（公元398年）的事情了，如果硬要说这个时候的魏国有一个类似于首都的地方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盛乐的可能性大一点）。再考虑到在参合陂之战中，后燕的精锐已失，慕容垂不得已开山造路，以求达成突袭的效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后燕军于公元396年3月突然出现在了距离平城不远的桑乾河处，这就让魏国镇守平城的拓拔虔大感意外。但是，或者是因为前次参合陂实在是赢的太过轻松的缘故，拓拔虔丝毫没有把这一支劳师远来的部队放在眼里，在没有召集所有防卫力量的情况下，拓拔虔贸然出兵，却正好迎上了一直以来镇守后燕的根本的精锐部队的龙城兵。以骄傲之师对一支负气而来的虎狼之旅，拓拔虔这一次也实在是太托大了。当然他所付出的代价也并不是太小，一战之下，魏军全军尽没，平城也就此易手，沦陷后燕不说，拓拔虔自己也丢了性命。

按拓拔虔，当时的封爵为陈留公，是拓跋珪的叔叔纥根的儿子。相貌英伟，从小就以武略闻名，据说他打仗的时候，嫌一般的马槊的分量实在是太过轻巧，便在自己的马槊上加坠重铃，但就是这样，在对阵刺穿了对手的时候，他还往往将对手挑起来举过头顶。这样的力量，实在是大的可以了。更不用说他还有一手相当惊人的箭术了，经常有一箭下去贯穿两，三个人的情况。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勇将。而就是如此勇悍的拓拔虔，却在对阵后燕的时候一战身死，这就让魏国举国上下震惊不已。而平城附近归附于魏国的若干小部落也在此时顺势倒戈，人数多达三万之众，这就令慕容垂一时声势大起。逼得匆匆赶来回防的拓跋珪尽管没有弃平城与不顾，以躲避后燕锋芒的想法，却也不得不紧守军营，不敢擅出塞门一步。

看到拓跋珪做了缩头乌龟一般，慕容垂也并没有太多的办法。龙城兵固然精锐，但是在参合陂之战中丢失了大量的辎重和装备的后燕军也确实缺乏足够的攻城器械，再加上拓跋珪的后援不断赶来，在突袭效果已失，兵力对比又逐步不利的大前提下，在无可奈何的和拓跋珪在平城西北对峙月余亦毫无所获之后，慕容垂便领兵北向，看似置拓跋珪与不顾，实则以深入打击魏国的根本为饵，诱使魏军出阵。

而就在这个计划的操作中，偏偏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没有选好，慕容垂不由得经过伤心之处参合陂。眼看着尸骨累累都是昔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士，慕容垂决意亲自设祭。而这祭坛一开可不要紧，在后燕军中有不少都是那些战死的士卒的亲人，或为父子，或为兄弟。一时之间哭声震天，上彻云霄。至于身为主祭的慕容垂一时之间更是百感交际，后继无能的惭愧，敌人凶残的愤怒，岁月迟暮的无奈，一齐涌上心头，（这段心境描写是我抄袭自《激荡的鲜卑史略●参合陂●慕容垂》一文的，就此点出，^_^）一个没忍耐下来，一口鲜血飞溅而出。而这口鲜血所带走的，已是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最后一点的气力。就这样，这个十三岁就领兵出战，历经数十年的战场生涯却未有一败的神话之花，到了这一刻，也终于等到了该凋零的时候了。

慕容垂此后尽管病情加重，却还强拖着病体行进了三十多里，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在就地安置了一个针对魏国的前哨要塞燕昌城之后，被迫沿平城返回燕国。同时，慕容垂传书给远在云中的慕容宝，让他迅速赶来，以求交代后事。这段后事在《晋书.载记二十三》中交代的很明白，这里也就全文录入了，“方今祸难尚殷，丧礼一从简易，朝终夕殡，事讫成服，三日之后，释服从政。强寇伺隙，秘勿发丧，至京然后举哀行服。”，这倒很象《三国演义》中所记载的“死诸葛走活仲达”的例子，而实际上，慕容宝也正是照着这么做的，魏军也果然不敢追击，眼看着慕容宝大摇大摆的撤走，回国即位成了后燕的第二位君主。

慕容垂死的时候，刚过古稀，为七十一岁。关于他死的具体位置，《魏书.帝纪第二》中的记载为上谷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怀来南，《晋书.载记二十三》更加详细了一点，为上谷的沮阳。

这一次的燕国伐魏之战，在战争的角度而言，魏国方面丢了一个陈留王拓拔虔（死后追封为陈留王），一个重镇平城，损失人口军力数万，看起来是大败一场。但是，在燕国方面，却失去了一个灵魂一般的慕容垂。两者相较，恐怕还是魏国的益处要多上很多。因为，就从慕容垂死的这一刻起，两者的战略布局顿时就来了一个倒转，从这时起，原本处于战略防守方面的拓跋魏国跃居为战略层次上的进攻者，而至于后继无人的后燕，则进一步的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在回过来说说魏国，在几乎是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却活活的拖死了对方的主将。拓跋珪真是垂天之幸。估计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第399年的七月，借着魏军收复平城，魏国的右司马许谦请求拓跋珪采用帝号的契机，拓跋珪再次改元。相比上一次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拓跋珪这次的手笔特别是对上了已被拓跋魏国吸收到统治结构上层的汉族知识分子们的胃口。

为了南下争夺天下的便利，再次改元之后的魏国正式定都平城，并根据拓跋族的传说将魏国定为因袭土德，崇尚黄色。关于这次国变，在现今版本的《魏书.志第十》保留了如下的诏书文字“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龚行天罚。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群下劝进，谓宜正位居尊，以副天人之望。珪以天时人谋，不可久替，谨命礼官，择吉日受皇帝玺绶。惟神祗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

―――关于魏国建国时期的五德立运问题，史家尚有其他不同见解。何德章先生在《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就认为，拓跋珪力主称魏，居土德，根本上是为了以拓跋魏接续汉晋之间的曹魏。因此，北魏所居的土德，就是曹魏的土德，承续的是汉朝的火德。但是，我个人以为主张拓跋之魏，即曹魏之魏，仍嫌证据不足。特别是在有早期拓跋一族鼎力协助代魏而起晋朝的大前提下。而拓跋珪之所以选择国名为魏且承土德的原因，恐怕更如田余庆先生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中指出的拓跋珪以魏为国号，因是基于更为切近的现实利害的考虑为上。而这种就在眼前的厉害关系，比如说在黄河以南逐渐养成气候的汉族豪族势力，以及对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了解的极为深刻的汉族知识分子等等等等。

PS：关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盘踞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的五德立运问题，具体请参见罗新先生所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一文。这里就不再多余的叙述了。

在听到了燕国发兵的消息后，拓拔珪问计于群臣，魏国的左长史张衮献计认为后燕军此时挟灭西燕之威，士气正旺，加之慕容宝为壮声势，以后燕太子之身调用的军力亦无不是后燕历年以来百战之精锐。在这样的情况下，若以现在魏国的兵力，强行进行正面作战的话，自是必败无疑，不如采用疲兵之计，先避过后燕军的锋芒，再从长计议。

这个计划马上得到了拓拔珪的首肯。拓拔珪马上让黄河以东的拓拔部大规模的迁徙，以避开后燕的军势。

而与此针锋相对，慕容宝并没有对西迁的拓拔部进行追击，相反，他顺黄河北上，于公元395年七月，挥军攻克魏国的重镇五原（今呼和浩特西北）。不仅受降附属于拓拔部的其他部落人众三万，同时，更是截获拓拔部于公元394年始，于五原屯田所收获的粮草共百余万斛，一并置与黑城(今呼和浩特西北)。慕容宝此举，令后燕的兵锋指魏国的腹地，顿时打乱了魏国的部署，迫使尚未完全完成总动员的拓拔珪被迫于同年八月，亲自率领拓拔部的主力，在黄河五原南岸处安营扎塞。于位于黄河北岸的后燕军遥遥相对。而与此同时，考虑到北上给后方带来的危险性，慕容宝决定在黄河北岸驻军造船，以求南下和拓拔魏国进行一场大的会战。

于是，在公元395年的这个夏天，在地理上位于北方的拓拔魏国却不得不在北向上面对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南方的后燕的部队。这种场面壮阔而又尴尬。（慕容宝此举，在战略上的确是相当的高妙，不但尽收魏国的军心，更是令张衮的釜底抽薪之计无从入手。）

这样的局面，看上去是拓拔珪尽落下风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拓拔珪多次死战得来的经验再一次的帮助了他。在无论是军力还是地势以及军粮储备都明显不如后燕的情况下，拓拔珪一方面派出了右司马许谦求救与后秦，而另一方面他铤而走险，和后燕的统帅慕容宝进行了一场心理战，以期促成援军到来之后的最佳求战时机。

公元395年九月，慕容宝陈舟于北岸，在正打算进袭的时候突遇大风，被迫中止渡江计划。但其时已有数只战船顺风漂流到了南岸，其上的后燕军士悉数被魏军俘获。面对这些战俘，《魏书.列传第八十三》上的记载或者让人无法将之与不久之后那个血腥的魏军统帅联想到一起，拓拔珪宣布将这为数三百之众的后燕军士完全释放。当然了，拓拔珪如此仁慈的举动自然有他的深意。因为此时的他正在进行另外一个计划，那就是彻底的捣毁后燕军的情报网络。在这样一个在正人君子看来是极度不耻的计划面前，他迫切需要在后燕军的面前树立一个仁慈和公正的假象。

是月，拓拔珪令皇族陈留公拓拔虔五万骑在黄河以东部署，留守的皇族东平公拓拔仪五万骑在黄河以北活动，造成魏军即将北渡的假象，以吸引后燕军的注意。而另外一方面，他抓住了后燕军在获得了五原的粮草而无需从国内调粮的空子，令皇族略阳公拓拔遵带领轻骑七万骑截断了慕容宝和后燕方面的通信网络，将慕容宝和后燕方面的信使完全捕获，这就造成了慕容宝和后燕的通讯在事实上完全被拓拔珪一手操纵的局面（这里顺便反驳一下拓拔魏国其时不太可能调动超过十万以上的兵力进行一场战争的说法，魏国其实在灭刘卫辰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可以一次性动员超过五万以上大军的可能了，更不要说在和后燕进行这场大战的时候，拓拔珪已经是进行全国动员了，考虑到鲜卑拓拔此时尚是游牧民族的特殊性，个人以为在参合陂之战中，魏国的军力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完成了对后燕的情报网络的接受后，拓拔珪让人去给慕容宝带去消息，称“汝父已死，何不遽还”《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这手毒辣至极，直指后燕的精神支柱慕容垂。而在慕容宝方面，其实，在慕容宝出发之前，慕容垂的身体就已经不是很好了，在拓拔珪截断了和国内的通讯之后，迫于魏军有可能北渡进袭的影响，慕容宝也无法分兵出去打通联络要道，只能对着一点一点的蛛丝马迹捕风捉影，如此以来，拓拔珪的谣言给慕容宝等带来的冲击自然是巨大无比。“（慕容）兄弟闻之，忧怖，以为信然。于是士卒骇动，往往间言，皆欲为变。”《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至此，拓拔珪完成了心理战争的第一步。

尽管后燕军的军心已经动摇，但是，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差距，在后燕军有新的举措的情况下，拓拔珪也无法进行再下一步的举动。此时的局面，其实仍然对后燕军有利，但就在这个时候，拓拔珪派往后秦的许谦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其年十月，后秦的姚兴即将派遣手下的大将杨佛嵩率兵救魏。这就给拓拔珪一个提醒，在后秦正在调兵将有动作的时候，他再度送信给慕容宝，宣布后秦将乘后燕国主慕容垂新死，后燕又后方空虚的情况下，攻击后燕。这是拓拔珪心理战的第二手。

这一次，他彻底的打垮了慕容兄弟的心理防线。在无法获知国内的具体情况的前提下，且己方的情报人员又发回了前秦出兵的消息之后（这里也可见出拓拔珪的高妙了，他巧妙的将了慕容宝在前秦的谍报人员所发回的正确的消息为己所用），后燕军中的赵王慕容麟的手下首先按捺不住了，他的部将慕舆嵩在军中作乱，打算奉慕容麟为燕王，这个事件虽然很快的就被平息了下去，也没有波及到但慕容慕容麟，但慕容兄弟之间却就此产生了裂痕，这个时候的局面也已经不是慕容宝单手所能掌控的了。为了避免状况进一步的恶化，慕容宝决定班师回国，以抵御后秦的军队。在撤军的时候，考虑到其时尚是十月，南岸的魏军不可能渡河进袭追击，北岸的拓拔虔在后燕的军势面前难成气候，慕容宝甚至连对后方进行侦察的情报人员都懒得派，尽最大的可能赶往后燕的根本。

慕容宝的仓惶撤退，不禁让拓拔珪长出了一口冷气。但更让他高兴的事亦接踵而至，在十六国时期乱的一塌糊涂的中国的气候帮了他的大忙。也不知是不是天亡后燕，同年十一月初三，黄河大雪，原来的滚滚河水一夜之间尽成平川，无需舟楫，人马履之如平地。拓拔珪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大喜之下，他从南岸的魏军中选取精锐两万，抛弃辎重，连夜渡过黄河，和北岸的拓拔虔会师，同时知会拓跋遵，追击慕容宝。而这里就显现出鲜卑慕容重骑兵在速度上的劣势了，在同样都是游牧民族出身的情况下，以轻骑为主的拓拔部队很快的追击上了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丰镇北；山西大同东南，近山西阳高）东处蟠羊山南休憩的后燕军，其时间大致是十一月初九。（关于这个极度精确的时间点，可以参照《魏书.帝纪第二》“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

关于这种时候的后燕军队在对待戒备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上的态度，在《晋书.载记第二十三》和《魏书.列传第八十三》的说法，虽有大同，也有小异，《晋书》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支昙猛的和尚就当时突然在后燕军营前出现的怪风作出了如下的建议，“忽有大风黑气，状若堤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军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但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却被慕容宝认为是笑话，其后，虽然在支昙猛的竭力支持下，慕容宝作出了让慕容麟带兵三万作周遭戒备的部署，但这样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命令却在慕容麟处遭到了再一次的抵制，慕容麟一则认为这个和尚就是在说笑，二则他也对慕容宝有了很深的戒备心理，怕这其实是慕容宝架空他的阴谋之举，因此对此完全置之不理，只是纵骑游猎（慕容宝提出这个方案也的确让人看不明白，一下派出已有部队的将近半数以上去作侦察，这个也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慕容麟的担心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魏书》的看法则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支昙猛，而是一个叫做靳安的术士。其实不管叫什么，这个时候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后燕军崩溃的种子已经就此埋下了。

第二天早上，战事终于爆发，在参合陂西处稍作休整的魏军对于一无所知的后燕军发起了全面的冲击。在拓拔珪，命令士卒口衔枚，束马口，暗中前进的部署下，后燕的部队几乎是在魏军的闪亮的刀锋都已经砍到了脖子的情况下才对此作出反应。原本打算东归的后燕军此时几乎就是处身在了一场屠杀之中。在魏军的来回冲击，死伤无数。士卒们纷纷跳入河水中逃命，自相碾压，溺死者数以万计。“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伤者万数。”《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而好不容易渡河得生的后燕军士却又一头撞上了拓拔方面东面部署截获后燕情报网的拓跋遵这样一只生力军，在这样的局面下，尽管这些都是后燕数年纠合的精锐，也亦无法可想。“生擒其陈留王绍、鲁阳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济阴公尹国、北地王世子钟葵、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辎重、军资杂财十余万计。”《魏书.帝纪第二》，

“宝乃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其遗迸去者不过千余人。”《魏书.列传第八十三》，八万大军，走脱的人仅仅不过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麟、慕容德等千余人而已。

而在清点战果的时候，面对着将近四万的后燕降军，拓拔珪有点为难了，如果全部收编的话，一则毕竟大战刚过，魏国也是国力不继，二则这些军士都是后燕的精锐，忠诚度上，实在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可是如果全部放回的话，那又实在是太便宜了后燕了。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拓拔部族中部的一个大人叫王建的提出了一个点子“燕众强盛，今倾国而来，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杀之，则其国空虚，取之为易。且获寇而纵之，无乃不可乎！”《资治通鉴.卷百零八》，如此毒计，拓拔珪却深以为然，于是，除去“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闺、晁崇等与参谋议”《魏书.帝纪第二》等寥寥数人之外，为数四万之众的后燕降兵被全部坑杀。

我不知道参合陂的这个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排名第几，遍寻我的记忆，除了长平的白起，秦亡的项羽，似乎杀降的人数就以这个为最了。拓拔珪此举，在当时虽是无奈，但也有一定的效果，此战之后，虽然两国疆土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失去了起家的精锐的后燕，在国力和军力上都有了很大的衰退。几乎从当时的最强国被打到了二等国的地位，并逐渐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从这点上来看，排除现在流行的人道主义古代时髦的“仁”道的影响，我们真的很难判断拓拔珪此举是对还是不对。而另外一方面，正如网上有关慕容一族的经典一文《激荡的鲜卑史略●参合陂●慕容垂》所指出的“两国也失去了任何妥协的可能，后来在拓跋珪包围中山的战役中，围城日久，魏军向城内逼降，燕人笑道：‘参合陂尸骨尚在，降也是死，不降也死，我们不如打下去！’于是北魏长期不能有效地占领后燕之地，只好用类似明末清军打击明朝的办法，一次又一次地入侵劫掠，杀伤有生力量，然后退走，直到后燕分崩离析。”一样，鲜卑拓拔和鲜卑慕容从这一天起，走上的遍是一条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道路。

写到这里，顺便再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后燕军会在大好的情况下满盘皆输的情况了，我们知道，其实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慕容宝的部署是相当的不错的，是一个很经典的避实就虚的战例。可他最后却为什么失败呢？我以为主要有三点关系，其一是败在了慕容宝实在是太“经典”了，他的所有的部署都几乎是对着一个棋盘进行的，完全没有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如被魏军截断消息回路之后只是执着于魏军的诱敌部队，只考虑到了月份却没有考虑到异常气候对黄河河面的影响等等，兵道并不仅仅是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更主要的是一个“诡”字，可惜这一点，慕容宝至死都没有明白。而第二就是他以及他的兄弟们的公子作风所使然，比如在受到挫折之后就完全失了方寸，在听到了慕容垂的死讯以及后秦出兵的消息就马上撤军，在驻扎的时候居然连侦察也不派一个…等等等等，这些战机就这样被一个个的浪费掉了，这实在是莫大的可惜了。而最后一个则是慕容兄弟的离心离德，看看拓拔珪所委派出去独当一面的都是哪些人吧，在看看慕容宝和慕容麟的关系吧，诶，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而如果兄弟不齐…

所以，如果要我为这场战争写一个注解的话，我会用鲜血一样的颜色写下如下的字迹“这是一群在经典战场上节节胜利的贵公子哥儿们在局势大好的情况下败给一个在野战中成长的兵痞和冒险家的完全没有意义以及几乎近似于莫名其妙的战争…”

慕容宝其人，若按照《晋书.载记二十四》中的记载，在他年少的时候，品性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端正，“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评价了。但在慕容垂创建后燕王国之后，随着后燕太子地位的确立，他的表现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曲事垂左右小臣”。对这样的转变，《晋书》认为是“以求美誉”的伪善。这样的原因当然是有的，不过，似乎也不能忘记另外一件事情对他的影响，那就是在他还被称为“果无志操，好人佞己”的时候，他以及他的父亲慕容垂其时正是前秦王国的臣子，过的也正是战战兢兢期不敢出的日子，考虑到他哥哥慕容全的死，慕容宝或者也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在里面吧。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成长的慕容宝，他的性格的缺陷也逐渐的显现。那是一种在得势之后愈发脆弱和娇纵的心态，这样说或者有点复杂，不过大家也不需要理解的太深刻，一个自尊心和能力有着鲜明的对比的贵公子，或者就是如此而已吧。

而慕容宝之所以会被慕容垂册封为后燕王国的太子，《晋书》认为其实慕容垂主要是看重了慕容宝的儿子慕容会。这个孙子虽然并不是嫡孙，但出身鲜卑民族的慕容垂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甚至在日后慕容宝出征魏国的时候也专门让这个据说多才艺并且有雄才伟略的孙子代理本来是只有太子才能处理的一些事务，其后亦让慕容会在自己率兵亲征之后镇守后燕王国的重要据点龙城，并亲自给他安置重臣以增加人望。而在慕容垂临死的时候，更是留下了遗言，希望慕容宝册封慕容会为后燕王国的继承人。由此不难看出慕容垂的用心良苦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慕容会，其结局却并不完美，甚至可以用悲凉来形容。既然这点我们在不久之后就会详细的了解，现在还是回来继续说慕容宝。不妨来看看这个虽名为“宝”但却败絮其中的家伙是怎么毁掉了十六国中最有希望的后燕王国。

这个事情的起因，按照魏国的史书《魏书》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公元391年，在拓拔珪开始对塞北进行艰苦卓绝的统一之战的时候，在和柔然以及刘卫辰交战的当口，慕容垂派人来索要骏马。这当然遭到了一直对后燕不乏戒心的拓拔珪的拒绝。但是，这样的做法却遭到了后燕王国的报复，在求马不得的情况下，后燕扣下了魏国前来敬奉供品的拓拔觚，拓拔珪的亲弟弟―――关于此次的扣留事件，有很多文章认为是出自慕容宝为首的慕容一族的少壮派的手笔，我不知道这种看法的出处是在哪里，反正我在《晋书》和《魏书》中都没有找到相关的字段，或者这个说法是源自《魏书.列传第三》中拓拔觚本传中“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赂”文字，但这点也无足以说明是以慕容宝为首所起。而面对这样的当然侮辱，拓拔珪一时义气用事，宣布和后燕断绝了一切的往来，并和后燕王国的敌人西燕暗地往来，以为后继。

附带说一下，这次的扣留事件，不仅仅造成了两国的断交，也造成了拓拔珪之母献明皇后的早逝。在得知小儿子被后燕扣留且大儿子又断绝了两国的交往导致小儿子归家无望之后，这个一手把拓拔珪兄弟拉扯大的坚强的女子终于病倒了，而在就在魏皇始元年，也就是公元396年，仅仅只有四十六岁的贺兰皇后悄悄的离开了人世。在她临死的时候，所抱着愿望大概有如下两个吧，其一是自己母族贺兰部的复兴（贺兰部已经为拓拔珪所离散。），其二则是自己的儿子，为后燕所扣留的拓拔觚的平安归来。但是，为这个失望的母亲所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儿子最后是回来了，可回来的却不是一个会说会笑的拓拔觚，只是一捧冰冷的尸骨而已。在同年的拓拔珪攻后燕的中山之战中，鉴于拓拔觚有逃跑的先例―――在被后燕扣押为人质之后，拓拔觚曾经杀死过守卫尝试逃走，却最终为慕容宝所追回―――，为了不避免不发生拓拔觚让拓拔觚再度逃走并暴露本军的虚实，后燕的继承人慕容普驎（这又是一笔糊涂帐，慕容普驎之名仅见于《魏书.列传第三》中拓拔觚本传，而在《魏书.帝纪第二》中，此人则为慕容普邻）干脆将拓拔觚送上了长生天。

拓拔珪和西燕的接触，在事情的前几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点主要还是出在而在慕容垂方面。虽然少了一个奉自己为宗主的国家，但是这位此时正全力执着于平定黄河流域的丁零部以及西燕王国的老人却并没有拿拓拔珪，这个业已在遥远的漠北确立了自己的声望的年轻人当一回事情。在这样的心理下，对于这个年轻人和西燕的往来，慕容垂也并没有觉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全当作是小孩子家的任性使气而已（说起来，慕容垂颇有长者之风，但是也许是自己的爱子早逝的关系，他对于年轻人总是有点过分的推爱）。且既然已经被扣押下的拓拔觚也在逃跑无望的情况下表现良好，在有一个重要的人质的情况下，他也就懒得去对远在塞北的魏国产生什么太大的想法。这就给了拓拔珪足够的时间积蓄力量，我们知道，在同年的后半段，拓拔珪彻底的击溃了刘卫辰并统一了塞北。这个进程，虽然在史书上不过寥寥几笔，但已是相当的不易了。而假若此时后燕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在边上给拓拔珪一刀的话…历史中所谓的成功，其实不过是失败者对于机会的浪费而已罢了。

但是，后燕对于拓拔珪的不在意终于在公元393年的时候划上了中止符。同年六月，被慕容垂攻击正急的西燕向拓拔珪的魏国发出了求救的公文。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西燕亡败之后的唇亡齿寒，其时正在北疆巡视的拓拔珪毅然决定出兵协助。并没有作太长的准备，以陈留公拓拔虔、将军庾岳为首的五万魏军东渡黄河，却对上了迁徙中的类拔部（关于这个部落我没有查到太多的资料，但从“部帅刘曜”来看，应该是匈奴一部，而从战后后燕的反映来看，这个部落应该和后燕并无臣属关系）。两相交战之下，虽然拓拔虔很快的就获得了胜利，但是，毕竟没有很快适应中原的作战方式的拓拔虔因为整理战果而失去了救援西燕的最佳时机。

得知已无法救助西燕之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拓拔珪只好忍痛看着西燕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急着让拓拔虔返回大漠。相反，同年八月，他会同拓拔虔，进攻位于三城（今陕西延安）处的薛干部。官面上理由只有一个，薛干部的族长太悉佛在同年七月视拓拔珪的命令于不顾将魏国的死敌，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送去了后秦。这个理由的确很站得住脚，不过，却也有疑问的地方，既然太悉佛已经将刘勃勃送去了后秦，那么以讨伐故仇为己任的拓拔珪又为什么不进攻后秦而要攻打已经没有了刘勃勃的薛干部呢？这一点，假如考虑到之前的拓拔虔救西燕未果，或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没有黄河以东的根据地的情况下，南下的黄河魏军被迫和其他势力打一场遭遇战，虽然获得了战斗上的胜利，却失去了战略上的目的，这一点，自然为拓拔珪看的相当的明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坐拥三城这样的一个战略要地的薛干部也就自然成为虎视眈眈的魏军的牺牲品了。

进攻薛干部的魏军正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正在魏军进攻的当口，太悉佛却带着部族的主力和其他的势力作战。薛干部的本阵在这个时候几乎成了一个空城，拓拔珪自然是得来不费吹灰之力。在拿下了这样的一个战略要地之后，拓拔珪将薛干部的财物洗劫一空，留下了驻守的兵力，返回了漠北。―――关于这次的战役，在《魏书.帝纪第二》中有如下的记略“帝乘虚屠其城，获太悉佛子珍宝，徙其民而还”，但是考虑到三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后“太悉佛闻之，来赴不及，遂奔姚兴”的记载，我推测拓拔珪的战略意图应该是以三城的获取为主。否则，在“徙其民而还”之后，依然保有薛干部主力的太悉佛完全没有面对着空城而不取竟去过寄人篱下的无望日子的理由。

而在拓拔珪返回了大漠之后，他却发现，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首先是随着西燕王国的覆灭，他和西燕的慕容永的关系逐一的浮上了水面，而这些关系，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慕容垂先前认为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记的程度了。而最要命的是，他在黄河以南的对类拔部，薛干部两部战争的胜利以及重要的战略根据地三城的获取更是让慕容垂觉得应该对这个来自漠北的楞头小子有一个重新评估的必要。首先从战术上来看，这个时候的拓拔部的战力或者也已经让这个百战的胜者有了一种警觉，拓拔虔渡过黄河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黄河最为泛滥的六月，而就是在这样的黄河面前，魏军在渡河之后还能以高昂的战力击溃类拔部，再算上击败薛干部那种对于机会的把握，这样的魏军，已经不是乌合之众所能比拟了。其次从战略上来看，三城的位置无疑是插向后燕柔软的腹地的一把尖刀（事实上，尽管拓拔部和慕容部同为鲜卑民族，但是，和以重骑兵为主的慕容部不同，拓拔部的战力则主要依靠轻骑兵，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合陂之战会发生在黄河以南的原因了，和黄河以北的平原不同，黄河以南是丘陵居多的地候，这样的环境，更比较适合于轻骑兵的发挥），这样的三城却为拓拔珪这样的人所获取，那么以后后燕王国的未来…这个时候的慕容垂终于充分认识到了来自漠北的威胁了。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已经平定了后方的丁零和大敌西燕，国力已经达到了鼎盛的后燕正式将北征魏国提上了议程。而就在选取这个北征的领袖的时候，慕容垂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其实慕容垂是想自己亲征的，而之所以如此，可以从他当初慕容永说的一番话“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看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对慕容垂而言，无外乎两种，其一是对子辈们的能力的不信任，其二是他实在是一个太过于尽责的大家长。

但是，这个时候，毕竟年纪也已经很大了（参合陂之战发生在公元395年，其年慕容垂69岁，已近古稀）体也不是很好了，再加上小子辈们也多有了不甘其下的心理，在经过了一年左右的准备或者说是闹哄哄之后，在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后（考虑到参合陂之战的时候，拓拔珪一下西迁了二十万众，可见在这一年间，他对于黄河以南的经略也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效），慕容垂终于选定了北征的人选，这就是上文提到过的那个纨侉公子慕容宝。

就这样，在公元395年5月，后燕的部队终于向魏国所属的五原进发了，主力部队是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所率领的八万后燕精锐，此外尚有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步骑一万八千众为后援。我们不能说这支庞大的队伍是带着旅游观光的心态而前行的，但是，很不凑巧的也是很不幸运的，这样的一只部队，却最终还是踏上了一支无法回头的道路，那就是死亡。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拓拔珪和慕容垂之间的那场战争确实有点不可理喻，充满了赌徒的投机和冲动。从国力而言，新生的魏国远远不及其时如日中天的后燕，更不要说后燕还有慕容垂这样一位杰出的统帅了。同样的情况放在今天，或者马上就有精英们出来扮先知了吧，譬如自寻死路，为了经济建设和国内稳定不如韬光养晦云云。不过很可惜啊，精英们毕竟晚生了千余年，一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历史，那一场大战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非但如此，正如淝水之战是毫无任何理由的让东晋吃到了一个空前巨大的蛋糕一样，这场被冠以参合陂 （今山西阳高）之战之名的大菜，最后的得益者却是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拓拔珪。

在描述那场大战之前，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的势力划分。虽然枯燥了一点，不过，也是一个必须的功课。

先来看拓拔魏国方面。对于这一个部族的兴起，我们应该并不感陌生。特别是在这个新生的魏国上。再一次的浏览一下前文的话，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拓拔珪的率领下的魏国，所经历的一切，委实并不能用太平两字来形容。童年的遭遇，以及建国初期所经历的多个被背离的事件，给拓拔珪的带来的，不仅仅是心智上的成熟，更让他充满了一种对于周边的任何人和事务的不信任。而这种情绪，用于处理和后燕的关系上之后，拓拔珪的意图，其实也不难推测，他主要是利用后燕的军事力量打击塞北的各个其他敌对势力，并为自己的壮大，打下一个又一个的基石。而在同时，他又忌惮后燕的力量过分的强大，特别是后燕的势力对于塞北的渗入，这更是让他所不能忍受的，在这一点上，《魏书.帝纪第一》中所记述的这样一个事件，可以作为明证“（公元386）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这个事情发生在窟咄之战其后不久，这个时候慕容垂还没有公开的建立后燕王国，正是两个部族关系最为接近的时期。虽然有人认为拓拔珪此举是一种虚怀若谷的不计名利，但在我而言，其情况应该不止与此。不接受慕容垂的册封于拓拔珪而言，其政治目的远远要比短期间内所能从慕容垂处得到的实质性的军事和经济帮助要大的很多。一旦承认了后燕的行政任命，那么以后做起事情来就要棘手上许多，这一点，拓拔珪无疑要明白上许多。不接受慕容垂的封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阻止慕容一族的势力进入塞北的一个重要手段。

再来看后燕方面，在淝水之战之战之后，崩溃了的前秦帝国的疆土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下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大洗牌，兵燹和大饥馑，纵横千里，放眼望去，枯骨丛生，而在其上，则又有为人之血肉所滋养丰润的老鸦之类在快意的鸣唱。这种景致怪异而又寻常…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后十六国”时代了。而在如此的血腥和无可奈何下，时间却总还是要运转的，无论那名为历史的齿轮所需要的养分是来自人类还是其它。公元394年，前秦帝国挣扎到最后一任皇帝苻崇，被后秦王国的姚兴所灭，建国四十四年。同年，放弃长安，东进到长子（今山西长子）建都的西燕帝国也被后燕帝国所灭，建国十一年。这还没有完结，三年之后的公元397年，从后凉王国又分裂出两个王国，鲜卑民族的南凉和匈奴民族的北凉。于是截至参合陂大战之前，长江以北，长城以南，被称为中原的广阔的土地上，同时存在着后燕，西秦，南凉，北凉，后秦，后凉这么六个国家。倘若再算上塞北的魏国和长江以南的东晋，以及更北一点的柔然和西边的土谷浑，在今天的中国的疆土上，一共存在着十个毫不安分的政权，这还不算上其他的一些野心家们。史家所言“晋氏崩离，戎羯乘衅，僭伪纷纠，犲狼竞驰。”《魏书.帝纪第二》，所言不虚，其情况确是如此。

在这样的时局下，换了谁做其中任何一国的国王，情况都不会好的太多。对于慕容垂而言，情况亦是如此。自从前秦瓦解以来，分析最大的得益者，则非慕容垂的后燕莫属。在前秦崩溃的时候，尽管在前期和苻丕在邺城苦战数次，但在苻丕率众放弃邺城西归晋阳争夺苻坚死后所谓的大统之后。慕容垂以关东为战略根本，定都中山。在各个势力以国恨家仇等等理由在关西打个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派自己的儿子慕容农，慕容麟，慕容隆经略东北。这样的战略眼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参合陂大战之前，偕灭西燕之威的后燕在国力上几乎是可以和唯一一个没有收到淝水之战的负面影响的东晋相提并论的割据势力，更不要说后燕的兵力之强也是当世难匹的了，从国力和人心走向来看，慕容垂的后燕确实是最有希望平定自晋末以来的大动荡的势力。

但是，尽管战略方向的选择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在具体的实施上，慕容垂却让人看不太懂，这并不仅仅在于他错算了拓拔珪一事上。事实上，无论是是经略东北还是后来的征讨魏国，甚至上溯到后燕立国，慕容垂实在是有一点小家子气的地方，他所选择的路线相当的明晰，就是照着前燕的路子走。疆土如此，行政体系也是如此，外交关系上也是如此。在平定北方的大旗下，他扶植起了拓拔珪的魏国，但是，在拓拔珪的势力逐渐强大并成为塞北的唯一势力之后，却又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仅仅满足于宗主国的地位，由得魏国从北疆的一个地方政权成长为了一个可以逐鹿中原的强大力量，这实在是不禁让人掩卷长叹了。

慕容垂的危险的战略部署，于他而言似乎没有任何的不妥，但是，他的手下却多有预见的。比如他的儿子，也是被他委派处理和魏国事务的慕容麟。公元391年，借贺讷和其弟染干内讧的机会，慕容麟征讨贺兰部。在外人看来，贺讷即为后燕的归善王，慕容麟此番必定是为了大力扶植贺讷并打击打算杀贺讷而自立的染干。但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比如在事情一开始就按兵不动作打算坐享其成的拓拔珪。慕容麟在击败了染干于牛都（其地在牛川，放牧聚会谓之都）之后，并没有就此束手，相反，他马上将兵锋对准了贺讷，并在赤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南黄河西岸）大败贺讷。这就让置身于暗处的拓拔珪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了，同年六月，拓拔珪也介入了战事，他派兵援救贺讷，当然了，表面上的文章还是要做足的，比如这种小事我们自己处理就可何必宗主国动劳之类云云。而在慕容麟方面，一则此时他也确实需要保证东北的安定，不愿意和拓拔珪起正面冲突，二则，他借平定贺兰部内乱之机也已经将辽东的大族贺兰部中亲魏国的势力大幅度的削弱了，目的已经达到，也就自然顺水推舟，就此了事。

这一个看似偶发的事件，一方面也确实放缓了拓拔魏国复兴的步伐，但是另外一方面，为慕容麟所始料未及的是，他这一手，却也帮了拓拔珪的大忙。确实，于拓拔一族而言，有很深的血缘关系的贺兰部是不得不倚重的重要力量，但是，和那个乱世的大多数势力一样，贺兰部也有着自己的野心。慕容麟击破贺兰部，看似让拓拔珪吃了一个哑巴亏一样的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后助力量。但是实际上，拓拔珪对于这个母家的部族一直都是怀有戒心的，虽然在前一年他和贺讷达成了同盟的关系，但对于这个盟约到底能维持多久，无论是拓拔珪还是贺讷本人，都没有太大的把握。这也是横在两部之间的一把不见实体的刀子。但是，既然贺兰部已经为慕容麟所击破，那么事情就好商量许多了，拓拔珪在最后阶段出手，看起来是类同马后炮之类的无可奈何之举，但是实际上，他顺水推舟，反而将让贺兰部的残族感恩戴德，并从此甘心听命于拓拔魏国号令不说，更是将塞北拓拔以及拓拔从属部族中唯一一个可以和他一较长短的贺讷彻底打到了政治体系的最底层。从这一点来看，慕容麟也可以算是成人之美了。

在贺兰部被慕容麟击败后，在经历了不长的一段时间的等待，拓拔珪终于好事做到了抵。据《魏书.列传第七十一》记载，之后，拓拔珪“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彻底的将曾经纵横塞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完全的抹去。而对于贺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虽然寿保天年，但毕竟碌碌无为。这一个诸部离散事件，在拓拔魏国的历史上相当的重要，关于这个事件，在以后还会详细的提到，这里暂时做一个书签。

而在这次事件之后，魏国和后燕之间，虽然看上去还是很和谐的宗主国和下属藩国之间的往来，但是，这也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与魏国而言，借后燕的力量壮大自己的战略部署也已经暴露的差不多了。而在后燕而言，拓拔珪也实在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棋子，是不可以再任其发展和壮大的势力了。由是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也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了。而导致这个看上去很美的窗户纸最后被捅穿的，则是慕容麟的兄长，后燕的太子慕容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