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十批》是不是好文章？——再论《十批判书》 -- 万年看客

揭示《十批判书》撰著动机的另一个关键是新史学阵营的“鼓励”和“刺激”。鼓励较好理解 , 这是一种良性的促进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间相互讨论、相互促进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和自己的同志进行讨论或辩论 , 比如他与翦伯赞经常就学术问题通过信件往返讨论。*12 这可以说是“鼓励”的例子。

但是 , 新史学著作对郭沫若的“刺激”是什么 , 郭氏虽有提示 , 却未明说 , 当然 , 联系其著作内容和其他文献 , 我们也不难获知其确切所指。从前引《十批判书 ·后记》可知 , 郭沫若所谓的刺激有两点 : 一是新史学家们编写中国通史时采用“西周封建论”, 对他的意见采取“抹杀”的态度 , 使他感到不平 ; 二是他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引发了普遍的非难 , 而遇到同道的非难“甚至遭受敌视”, 让他觉得不安。

抗战时期 , 有不少学者和郭沫若的学术观点不同 , 也和他进行过多次学术论辩 , 甚至提出严厉的批评。侯外庐和郭沫若对于屈原思想有不同看法 , 他曾经在重庆《新华日报》等处 , 多次发文与郭进行激烈的辩论 , 犀利的词锋也曾经让郭沫若不悦。 *13但是这些不同意见和批评都不足以形成一种促使郭沫若写《十批判书》的“刺激”。我们认为可以真正称得上“刺激”的 , 是郭沫若有关墨子的研究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这些批评也引起了郭沫若的反弹 , 直接导致了他的工作重心从历史剧写作转向先秦诸子研究 , 这便是《十批判书》相关论文撰著的由来。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 每一阶段的内容都不相同 : 一是政治部第三厅时期 (1938 年至 1940 年) , 以抗战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 ; 二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前期(1940 年至 1943 年 7 月) , 以编写历史剧为特色 ; 三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后期 , 以历史研究特别是先秦诸子研究为特色 , 从 1943 年 8 月开始到抗战结束前一段时间 , 郭沫若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先秦诸子上。对于第二、第三两个阶段工作重心发生突然转变的原因 , 以往尚无合理的解释 , 如果放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 , 我们就能理解 , 这是因为时局的关系以及对新史学界的批评的回应。

郭沫若的研究工作 , 按照时间自然分为两段 , 第一段从 1943 年 7 月至该年底 , 这阶段的文章除《吕不韦与秦始皇》外后来均编为《青铜时代》。第二段从 1944 年 7 月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开始 , 他陆续写出了《孔墨的批判》以下各篇 , 后来编为《十批判书》。*14

按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后记》中的说法 , 《十批判书》的写作 , 本来不是必然的。*15在重庆 , 郭沫若开始一段时间主要的精力是用在历史剧写作上。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 先后写出了《屈原》、《棠棣之花》等 6 部历史剧 , 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 在打破国民党的文化统治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也进一步奠定了他马克思主义文学家的地位。至于 1943 年所撰《墨子的思想》是应中共党内刊物有关编辑的要求而作 , 其他几篇先秦诸子的研究是因此而来的副产品。郭沫若本打算回到历史剧创作中去 , 可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 他不但没有告别先秦诸子的研究 , 反而进一步开展研究 , 系统地写成了十篇批判。1943 年至 1945 年的研究以 1944 年初为界自然分成了两段。这里最重要的原因 , 郭沫若没有明示的 , 就是 1943 年底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他的墨子研究的批评。其代表就是《群众》第 8 卷第 20、21 期发表的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思想的讨论 —— 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商榷文章。

1943 年 8 月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是整个事件的起点 , 起因是《群众》周刊的编辑于怀(即乔冠华) 约请郭沫若写有关墨子的文章。据舒芜提供的一种解释 , 此事另有背景 , 似与延安整风有关。据他回忆 , 当时整风已经开始。中共西南局 (按 : 原文如此 , 应为南方局) 有几个人一直比较接近 , 主要是陈家康、乔冠华和胡绳三人。陈是周恩来的秘书 , 乔是《群众》杂志主编 , 胡是《新华日报》的。这几个人比较谈得来 , 都会写写文章 , 比较关心文化问题 , 对马列主义教条化有些意见 , 于是常在一起交换看法。据说因此他们被称为“才子集团”。延安整风开始后 , 陈家康等人觉得左翼文化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机会来了。他们在《群众》、《中原》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 从哲学、文化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 , 提出了一大堆批评。而在舒芜看来 , 陈家康等人理解的教条主义和延安整风要整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是一回事。整风所指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指的是王明、博古等人照搬苏联模式 , 不结合中国实际那一套。而陈家康等人理解的是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 , 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 陈家康在《群众》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唯物思想”论》,胡绳有《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等。*16 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系应乔冠华约请而写 , 当与乔、陈等人此时的思想有关 , 于 1943 年 8 月发表在《群众》杂志第 8 卷第 15 期。在此前后一段时间 , 他还曾就墨子问题在文工会上作了讲座。*17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起首就对墨子评价极低 : “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 , 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 ——不科学、不民主、不进化、反人性 , 名虽兼爱而实偏爱 , 名虽非攻而实皈命 ,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 , 一脑袋的鬼神上帝 , 极端专制 , 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 , 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18

郭沫若此文观点的针对性值得注意 , 尽管郭沫若后来在追述《墨子的思想》写作动机时 ,称他反对的是方授楚和杜国庠。*19 他在写《墨子的思想》时参阅过方氏的《墨学源流》是很有可能的 , 但有关言论表明 , 郭主要针对的并非仅此两人。因为他的主旨是驳斥墨子被认为是“工农革命的代表”, 其论辩矛头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某种观点 , 而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主要代表正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通史简编》第 1 编第 6 章“周代文化概况”分别介绍了孔子以下的各思想家。其中对墨子的评价很高 , 认为代表了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 :“墨子创造新学派 , 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 而墨子的重要特色是组织了劳苦人民最早的结社 : “墨子知道压抑最下层的庶人 , 不团结是不能希望解放的 , 因此他组织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 , 这个团体表现出许多特点 : 刻苦生活 ……自我牺牲 ……严格的纪律 ……言行一致 ……分财互助 ……这种组织 , 可说是中国劳苦人民最早的结社。”*20 联系乔冠华找郭沫若的背景 , 根据郭事后声辩自己是反对“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 是“尽客观研讨的能事”, *21可知他这样写当有在中共党内开展批评 , 反对“教条主义”的用意。

出乎郭沫若意料的是 ,《墨子的思想》引来了“同道”的进一步批评。同年 12 月 , 《群众》杂志发表的杨天锡的《“墨子思想”商兑》和筱芷的《关于墨子思想的讨论 — 就正于郭沫若先生》两篇文章 , 针对郭沫若的论点提出商榷。这两篇文章的重点就是讨论墨子思想的性质 , 虽然他们不尽赞同《中国通史简编》中关于墨子是代表了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这一说法 , 但是他们都反对郭沫若对墨子思想的否定评价 , 认为墨子代表了下层人民的意见 , 与孔子的儒学是相对立的。

鉴于《群众》周刊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可以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 这份刊物上同时出现对郭沫若的批评颇不寻常。尽管《群众》配发的编者按指出 , 这些是学术批评 , 但是也不能否定其背后的政治意味。郭沫若所说的让他觉得“不安”的“同道的批评”和“敌视”正在于此。我们可以理解的是 , 让郭沫若觉得“不安”的 , 不仅是他所说的“同道”的学术批评 , 而是这种批评背后的组织的态度。事实上 , 两篇批评文章反映的正是中共党员和进步学者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22

延安方面也确有意见。因为《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墨子的评介正反映了延安的关注点。在延安时期 , 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展开的。在那里 ,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人物 ,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被予以重新审视。这样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 , 另一方面旨在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理论基础。比如毛泽东在给陈伯达《孔子的思想》一文写的审阅意见中就提出 :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 , 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 , 加以更多的批判 , 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 (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 有原则的区别”。*23墨子就是历史人物中得到持续关注的一位 , 作为孔子的对立面 , 总体上得到的是肯定的评价。陈伯达1938 年即写成了《墨子哲学思想》, 肯定墨子是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此文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 1939 年陆续刊登在延安《解放》周刊第 82、102 期和第 109 期上。*24 受毛泽东的指示 ,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对墨子的评价在陈伯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 墨子被认为代表了下层农工奴隶的革命要求。*25 因此 , 延安方面有关墨子的评价 , 不仅仅是纯学术的研究 , 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大体上 , 当时的中共和进步人士中 , 主流的见解是肯定墨子思想的进步性。*26而陈家康、乔冠华等人当时正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从延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南方局 , 点名批评了陈家康等人。批评意见主要有两点 : 一是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的 7 月至 9 月没有站稳立场 , 平时也把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放在头条 , 没有显示出党报和其他报纸的区别。二是因为陈、乔等人在《新华日报》的工作中表现出了自由主义的倾向。中宣部电报指出 , 党在国统区的任务不是进行自我批评。*27根据舒芜的见解 , 这里面的意思是 ,在国统区只要批判国民党顽固派就行了 , 不需要对自己方面做公开的文字批评。陈家康并被调回延安。*28 根据当事人之一夏衍的回忆 , 1943 年 9 月 , 重庆《新华日报》内部确实进行过一次小“整风”。在董老的主持下 , 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四个人受到了批评。其中陈、乔和夏三人的主要错误是在副刊上写的文章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 尤其是对罗斯福的新政作了不正确的看法 , 宣传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夏衍承认 , 他们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 , 夸夸其谈 , 自以为是 , 几乎已经成了习惯 , 所以在国内外斗争严峻的时刻 ,这次整风对他来说是完全必要的。*29 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正是发表在《群众》杂志犯错的那三个月期间 , 其内容也有对其公开进行文字批评的嫌疑 , 因此 , 也属于延安方面批评的“自由主义”现象之一。而且与郭氏关系密切的《中原》杂志也是这次遭到批评的刊物之一。*30 由这些可以推知 , 郭氏不是这次批评的重点对象 , 但是他显然受到了影响 , 感受到了压力。*31 这些可以为郭沫若所称他的《墨子的思想》差不多遭到“同道普遍的非难”和“敌视”的感觉做注脚。

但是这样的批评并不能让郭沫若心服 , 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他认为朋友们有关儒家和墨家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 是“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 而他自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相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 “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 而且他也不担心被人认为“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因此他不仅不怕同道的批评 , 而且要进一步对先秦学术进行全盘的研究 , 彻底表明自己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意识之下 , 我在 (1944 年) 7 月 19 日便开始写《孔墨的批判》,写到 8 月 1 日得到初步的完成。”*32这就引发了《十批判书》的撰写。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全盘清算从孔墨开始 , 可以看出 , 在一些小的方面他作了调整和让步 ,比如不再说墨子是反动的 , 但是在总体和根本的评价上 , 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 认为墨子是为统治阶级说话的。而且 , 文章中只用含混的“友人”来指代其论辩对手 , 少数地方指明是引用了朋友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的观点。但是 , 从他反复提到墨子不是布尔什维克、墨子不是民主的情况来看 , 显然他在延续着《墨子的思想》以来的论辩主题。比如郭沫若认为 , “墨子是把财产私有权看得特别神圣的。人民 , 在他的观念中 , 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 , 也就是一种财产。故他的劝人爱人 , 实等于劝人之爱牛马”。墨子的“非攻只是兼爱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因而在本质上 , 非攻也依然是对于所有权的尊重 , 翻译成适当的口语 , 也就是反对侵犯所有权”。他认为墨子“非攻其实就是美攻”, 并认为自己对墨子的判断不是“故为偏恶之辞”, 而是“尽了客观探讨之能事”。*33他还指出 :

“在由奴隶制转移为封建制的过渡时期 , 私有财产权还未十分稳固 , 要建立一种学说体系来使它神圣化 , 倒确实不好轻率地谥为反动 , 在这一部分我可以取消我的这个判断。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 , 是农工革命的先驱 , 是古代的布尔什维克 , 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 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涂成了红脸关羽 , 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 , 而且涂错了脸谱。*34”

“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的 , 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 , 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从这么一点间接的恩惠来说 , 墨子倒可以算在替人民设想了。大家也就抓紧了这一点 , 认为墨子是人民的朋友 ……你以为他真在替人民设想吗 ? 但这 , 我也并不想专怪他 , 因为这限度要打破 , 历史还须得再推进两千多年。但我们如果不认定这个限度而要说墨子是最民主 , 是布尔什维克 , 那却是中饱了两千多年的历史。*35”

“我对于孔子和墨子的见解 , 虽然遭受了相当普遍的非难 , 但我却得到了更加坚定的一层自信。大家都为后来的渲染所眩惑 , 孔、墨的基本立场究竟是怎样 , 不是只凭渲染去看 ,便是只凭自己的想象去描写 ; 有一项重要的资料 , 《墨子》书中的《非儒篇》把孔、墨之所以对立的关系突露得非常明白 , 却一向不为人注意。我抓到了这一项现成的资料 , 进行着阐述了孔、墨的基本立场 , 在公家腐败、私门前进的时代 , 孔子是扶助私门而墨子是袒护公家的。*36”

文章发表在重庆《群众》周刊上。这也进一步说明《十批判书》并不是泛泛的针对所有的新史学著作 , 而是有所侧重。笔者认为 , 郭沫若所说的新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 而他所针对的首先就是类似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关于先秦诸子的意见。这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发表情况可以得到证实 , 因为 1943 年郭沫若重新开始先秦诸子的研究时 , 马克思主义派的中国通史著作只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简明中国通史》已经刊行 , *37 其他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等还在撰写之中。在 1944 年郭沫若开始写《十批判书》各篇论文时 ,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经在《群众》杂志连载。

综上所述 ,《十批判书》的写作与《墨子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十批判书》整个写作过程 , 我们可以推测如下 : 首先 , 郭沫若看到了延安方面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 , 对其中有关先秦诸子的评价不满。这时候《群众》周刊编辑约请他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观点进行批评 ,他就写了《墨子的思想》, 发表了个人的观点 , 与《中国通史简编》等书的评价大相径庭。郭文发表之后 , 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不满 , 延安方面也对此持保留意见 , 随后出现了对郭沫若观点的商榷和批评。这样的批评让郭沫若很不安 , 感觉受到了普遍的非难 , 甚至是遭受敌视 ,但是他很不服气 , 决心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全盘的清算 , 以作为他对同道批评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