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给“00后”的唯物主义人类简史 -- 万年看客

我前面讲的这些枯燥内容，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已经相当离经叛道了。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用社会性来定义人类：

马克思在1845年写过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文章的结尾很有名，就是那句著名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篇短文里还有另外一个明确的判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即人类的本质是社会性。

马克思的话倒不是非常针对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者（没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主流看法，即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先天形成的。人要信上帝，要服从统治阶级，要安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否则就算革命了也得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也不会获得任何进步。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背后其实有个潜台词，即人类天生是一张白纸，被社会塑造才拥有了阶级、等级、私有制的概念。既然这些概念是后天形成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新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的平等社会概念，进而搭建一个新社会。

总的来说，马克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能把话说绝对。比如说他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讨论就有问题。费尔巴哈其实也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生物性，在《宗教的本质》这本书中，他指出，上帝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部投射，指出宗教产生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

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话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宗教认为就是有神论的那些观念、即真正信仰上帝的那些观念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就不会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么，这句话倒完全是真的……这种依赖性在动物和动物阶段的野蛮人中，是个不自觉、不自省的依赖性；将它提升到意识中，表象它、思量它、承认它，就是进入宗教。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他谁正确呢？

以19世纪的观点看来，马克思的看法更“理性”一些。但我认为，宗教的形成固然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要是说到底有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本性”支持，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现代科学结论。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男女感情中，男性的忠实程度和催产素浓度有非常高的相关。进一步的生物研究显示，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激素水平有关系。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观点未必就会输给马克思。

催产素影响人的社会行为——中国社科在线:

催产素在人类社交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外链出处

荷科学家发现催产素可促使人类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行为

催产素（英语：Oxytocin，又称缩宫素，简称为OT）是一种哺乳动物激素。可以在大脑下视丘“室旁核”与“视上核（英语：supraoptic nucleus）”神经元所自然分泌，经下视丘脑下垂体路径神经纤维送到后叶分泌。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英语：Ethnocentrism），是一种相信自身种族或族群是极为重要的，并认为其他族群都和自身族群有关联性的倾向。民族自我中心的个人会判定其他族群与自身族群或文化有关连，尤其是语言、行为、习俗与宗教方面。这种民族上的优越感可定义每个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

催产素 解读催产素：迷情费洛蒙

而真正让后叶催产素名声大噪、引起科学家极大兴趣的研究发生在2005年。当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研究人员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中，志愿者们模拟一个游戏，将资金投给一些并不算十分让人放心的理财机构。研究人员发现，吸入催产素的志愿者们比吸入安慰剂的志愿者们更愿意投资给这些机构。

在文章发表前的8年中，催产素对人类社交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孤独的领域；文章发表后，感兴趣的科学家们做了很多重复试验，用来测试催产素对人们各种社交能力的影响。

之后很多研究小组发现催产素可以使人更慷慨，能够更好地读懂别人的表情，在争论中能够建设性地和别人沟通，觉察到别人更可信、更有魅力、更平易近人等。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卡罗林·德克勒克研究发现，催产素只对接触到“对”的人起作用：当他接触到较为熟悉的人，那么催产素将让他更擅长交际；但如果是陌生人，催产素将没有任何效果。另外，瑞典的研究者也发现，催产素只能使使用者与本国同胞拉近距离，而对外国人则效果甚微。

催产素可以让你对熟悉的人更信任，更慷慨，产生道德感，和“自己人”抱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宗教的产生。换句话说，宗教本身可能的确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催产素的表达可能还会依赖于宗教之外的一些文化结构。比如说前面那个材料还提到：

……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起作用，而这种文化就是人们有在悲伤时寻求友谊的习惯。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Heejung Kim 就发现，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中，即使OXTR基因中那个特定位点变成G，催产素也不再有那种积极的功效，或者是收效甚微。

在悲伤时寻求友谊，这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基督教纪念耶稣受难的仪式。而且，在远东文化背景下，催产素对人类情绪的影响比较小，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解释基督教在19世纪之前无法在远东扎根呢？作为一个生化方面的外行，我不是说宗教一定就是某种特定激素的副产品，但如果完全抛弃人的生物性研究，许多人类社会行为是解释不通的。

我前面提到过，上个月去了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博物馆。就在我拍的那几张挂图旁边，是一个科普性的儿童游戏室。有一些机械配合电子投影设备的体感游戏，有模仿原始人摘果子的，有模仿原始人用长矛刺鱼的，有模仿原始人扔石头打动物的。我那天带着我儿子，我在拍横幅的时候，我儿子就在后面的游戏室里跑来跑去。

拍完那些横幅之后，我回去观察了一会小孩子们的行为，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摘果子的游戏前停留比较久的都是女孩，但挥舞着长矛刺鱼、扔石头打动物的几乎都是男孩。其中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也遵循这个规律。这可不是家长刻意引导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我回忆了一下，我小的时候上下学，也喜欢像我儿子一样，折一根很直的树枝挥舞起来，就算没什么目标，手里拿着这么一根棍子也很开心，很安心。但我几乎从没见女孩有过类似行为，就算家里完全当男孩养的假小子也没有类似的举动。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男女天生的差异。即男人天生更倾向于当猎人，喜欢拿着一根长矛瞄准目标，女性则更倾向于采集植物果实。

但是，许多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拒绝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尤其是某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坚信男女差异100%都是社会灌输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联手压制女性无产阶级。认为任何职业和专业上出现性别不平衡，都是必须纠正的结果。结果就是她们极端化的主张得不到普遍认同，甚至不会得到女性自己的支持。这就是忽视人类生物性的结果。

我以前写过一些相关的的内容：

马平：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比如说不管哪个民族，人类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的肉食都比较多。分散开吃零食的时候，吃甜食和坚果比较多。这是因为原始部落没有冰箱，不管打猎打到多大的猎物，都得一次性吃掉。所以全部落习惯在一起聚餐吃肉。甜食在原始社会意味着水果，男人们出去打猎的时候，女人和孩子们就去采集，摘水果，砸坚果。这些甜的东西、脆的东西可以一边摘一边吃，也比较耐放，可以放在山洞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所以不管什么民族，都是聚餐吃肉，零食吃甜的和脆的，没有哪个民族会反过来。

又比如那时候男人们出去打猎，都是全部落一起出动的。一个稳定的部落几十个人，能跑能打的壮年男人也就是十几个左右。所以，全人类的男人都形成了结成十几个左右的队伍去打猎的习惯。到了文明社会，大家不需要打猎也没地方打猎了，但男人的基因里还是埋着结队打猎的本能。所以男人扎堆的地方，基层组织的单位基本都是10多个人，这样合作才最有效率，多了少了都不行。现代步兵班的基本单位就是10个人出头，加一个班长。古代军队的基础往往是十人一队，这都是原始部落给我们留下的基因烙印。

其实这个推论最合适的地方是体育运动。世界第一运动是足球，足球每队上场11人，可以换三个人，平均每场是十二三人上场。橄榄球虽然修改了足球的规则，但上场人数也是11人。这不是个偶然的数字，而是我们从基因里继承的游戏规则。

除了足球和橄榄球，我们还玩其他球，比如说篮球排球冰球。但只要是有激烈身体对抗的球类，上场人次都会努力地接近十二三人这个数字。篮球上场是5个人，冰球6个人，但是随便换人，一场下来往往也是十多个人上场。排球上场人数是6个人，一局比赛允许换6次人，加起来正好12。这些数字都不是偶然的。

从游戏模式来说，球类运动的基本模式，就是这么十来个男人追赶一个快速移动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个圆形，但一般来说肯定是动物皮包裹的有弹性的东西。这些男人要对这个球干什么呢？一般的目标都是赶到网里，然后庆祝胜利。这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像打猎。在球场休息的时候，会有一群女人跑上来跳舞，助威，这也是原始社会留下来的传统。我们现代人找个机会把他发掘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没必要抱怨在球类运动上男女不平等，女人不喜欢足球。对足球的热爱本来就是男人基因决定的潜意识，女人看球本来去看最健壮，最帅的那个男人的，你让女人关心足球技巧，那是和基因对抗，没有好下场。女人最喜欢的运动是采集，过去是拿着篮子钻在灌木丛里翻草莓，现在是拿着包包在街上找自己喜欢的商品，几百万年的基因决定了女人喜欢逛街，这也是任何人拦不住的爱好。

足球和逛街的例子，说明人类的行为并不神秘，完全可以像研究动物行为那样归纳总结。读人类学，让我们在认识中摆正人类的位置。既不用宗教神秘主义去解释人类的行为，也不会两手一伸，说人类行为完全没有规律，没法预测。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先天属性呢？因为我们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用文化变异代替基因变异的。我们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必须适应这种打猎采集的小团体生活。不适应这种生活的祖先，要么被淘汰，要么去了别的环境。在这几百万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通过基因进化来适应环境的，最终形成了一些深埋基因的“本性”，不受这一万年的文明史影响。甚至共产主义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平等的原始社会里形成的动物性。只要具体参与到管理学和经济工作中，就能体会到类似“本性”的影响。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实际操盘的共产主义者，解释人类本性的时候，就比马克思“修正”了很多。1943年，刘少奇执笔给一个国民军将军续范亭写信，毛泽东把信拿过来做了很多批注。毛泽东的前几条批注开始还是重复了马克思的话：

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

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

但后面就说的比较实在，一方面不否定马克思的话，一方面对漫长原始社会生活塑造基因的事实做了部分承认：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总之，人类有很多先天的基因属性，包括我们最前面提到的善于抽象思维，善于八卦，比其他生物多了艺术感，这些特性的确不依赖于社会塑造而存在。如果共产主义者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要给人类最大的“自由”，正确的思路是承认这些生物性，尽可能让社会结构和生物性相互配合。而不是盲目崇拜生产关系塑造的“社会性”，贸然追求绝对的“发展自由”，以至于和人的生物性作对。因为在人类有资格对自身搞转基因之前，和生物性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修改人类自身的基因，本身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技术能设想的未来，暂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反过来说，如果能顺应这些生物性去塑造新的社会性，就能事半功倍。比如说，原始社会的部落规模是有上限的，平均几十人，最高不超过150人。我们每个人手机电话簿里的有效联系人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数字。在这样一个团体里，人类能彼此认识为熟人，彼此直接交流八卦新闻和信任感，满足人的群居愿望。许多大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焦虑，就是因为缺了这么一个塑造集体感的团体。

我举个可以量化的例子。在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开始农民自发结合的上限就是这种生产队。后来一度盲目提升集体化规模，上升到大队（行政村）乃至公社（乡镇）级，效果都不好。最后逐步下放，回到生产（小）队级才稳定住。1961年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集体财产三级所有，以小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和日常劳动单位。事实证明，这个级别的集体化是很有效的，兼顾了集体劳动的规模效益和内部监督，也同时提高了农村基建水平和技术扩散速度。

小队的人口是多少呢？老幼青壮在一起，全国平均就是100人出头，一般是五六十个成年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正好是扎根于我们基因的“熟人单位”规模。所以这个级别的集体生产单位最稳定，最有效。之前搞大公社带来的效率损失，之后盲目拆分集体经济对环境和教育的破坏，都说明不能和人类的生物本性作对。类似地，中国军队长期把连级作为基本伙食单位，设炊事班为全连服务，也是因为人类本性希望在100多人的群体里生活。在未来，我们考虑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基层社区规划也要参照这个数据。

参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真正作用是什么？ - 马前卒的回答外链出处

当然了，我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分工不显著的情况下的例子。70年代的中国农村，大家都搞农业；80年代前的中国军队以步兵为主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原始人的“分工”层次，所以这个不超过150人单位的规模效应比较显著。再搞新社会建设，必然不会有这么简单的分工，也就不能照抄当年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尊重人的生物性是必然的选择。

在社会学的角度，最重要的生物性是什么呢？是平等。今天我们可能把平等当成一个逻辑概念。或者觉得根本不用讨论。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大多数群居动物是没有什么平等的，就算是灵长类，绝大多数都在自然状态下有非常严酷的社会等级，从猴王到最底层的新猴子，顺序一点不能乱。他们的基因里就埋着不平等的本能，就要在一个不平等的群体里争夺更高的地位。但是就考古学证据和自然观察看，原始人相对大多数猴子，是非常平等的一个团体。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等级。所以才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

人类在类似的条件下度过了上百万年，不适应这个平等社会的基因都被淘汰了。追求团体内部的平等是我们非常本质的一个生物性。人人生来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你也可以像毛主席那样，说这个生物性也是社会塑造的。但不能否认这个本性的存在。作为遗传物质的DNA是1953年才被最后确认，马克思时代没有对基因的概念，毛泽东也很难说去世之前能不能接受这个思想的社会学意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本性”这个东西做一个明确定义。我们懂基因，知道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就该实实在在地把这个唯物主义概念说清。

本节要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各种特征，主要是生产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性，但固化于基因的生物性也不可忽视。为人类规划未来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用新型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型的“社会性”，也要兼顾考虑人类的生物性，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至少要避免对抗。在宣传共产主义的时候，也必须尊重生物性本身的规律，否则也是另一种唯心主义。（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