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圣谕碑足以为张献忠翻案吗 -- 千人斩

首先，国内现存的两块张献忠“圣谕碑”，都是解放前在国统区发现的，当时的文献都有记载，并不是解放后才冒出来的。

其次，所谓“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指出就是上面两块碑中的一块，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市“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

第三，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都还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园当时的陈列说明(见于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说明三点，I 年代，II，来历，III，疑点。疑点部份指出，碑文残缺，无法细辨，但残存的笔画中没有“杀”字的笔画，而有“与”“思”“量”的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这与史料记载中张献忠的“六言圣谕”相符(注，这则六言圣谕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过，而传说中“七杀碑”的碑文与张献忠“圣谕”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没有七个杀字，多了“自思自量”几个字。换句话说，“七杀碑”碑文中有“杀”无“自”，“圣谕”中有“自”无“杀”)，因此，怀疑此碑并非“七杀碑”，而是“六言谕碑”。

可见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而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最后再说一下，广汉那块碑是很晚才由洋人发现的，名气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块“七杀碑”碑文上明明没有“杀”字，为什么长期无人怀疑呢？查一下史料就知道了。这通碑原来一直放在成都的一座官衙的空屋里，严禁外人靠近，据官府的说法，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没有机会靠近，官衙里也没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员从重庆来到成都，住进这个衙门，才打开屋子，让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到成都任职，就把它运到少城公园展览，同时命人写了“陈列说明”。

根据史料和文物，我认为“七杀碑”的传说大致形成如下：

张献忠当年命人将自己的“六言圣谕”刊印刻石，于是有这样的碑刻留下来。

张献忠当年曾经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识字，或者没有机会亲见，或者流传下来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两句话留了下来。

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变就会发现，完全凭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传的，捕风捉影，十倍百倍夸大效果却很明显，正因为张献忠确实曾经有圣御碑留下，当时又有两句碑文流传下来，所以统治者在后面加七个字，将其“补充完整”，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杀碑”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由于碑刻放在官署，一般人接近不了，也就无法查验真伪。而统治者又害怕会有人好奇偷看，所以特意把屋子上锁，并用“谁碰了它会造成火灾”作为禁止旁人靠近的借口。到了后来，甚至就连住在这个官署里的人也不敢靠近它了。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这块碑才重见天日。“少城公园”的陈列，也是“七杀碑”在将近三百年以后第一次与学者和普通民众见面。此前人们虽然早知道有这么一座碑，却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样子。

而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七杀碑”叫法及传说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还被写入了陈列说明中。就连文物名称都只说它是“世传之七杀碑”，而正名用的是“献忠碑”。

如此一来，有关“七杀碑”的疑问基本上都可以合理而且有据地解释.

不了解两块“七杀碑”的前因后果，只是凭臆想断言后人伪造文物，唯一的依据仅仅是解放后有人干过毁坏文物的事---- 因为有人杀过人，所以所有人都是杀人嫌疑犯，这种逻辑显然是站不脚的。而不了解所谓“解放前人尽阶皆知”的那块碑从被曝光那天起就是没有“杀”字而且被学者怀疑不是“七杀碑”的事，却断言碑上没有“杀”字是后人毁坏证据的结果，这就有厚诬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