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临阵退缩之北洋水师方伯谦 zt -- 宁子

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

学生，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

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1877年，留学英国格

林威治海军学校，1879年秋毕业，先上英国海军“恩延甫”舰实习，

后又调“士班登”舰。1880年4月，留学三年期满回国。

1884年，方伯谦任“威远”舰管带。时值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

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

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

，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

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

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济

远”舰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

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

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

，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

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

7月初，"济远"等舰返回威海，方伯谦上书于李鸿章条陈五事，其中

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

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

，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

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

。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

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

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

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

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

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7月25日拂晓，“济远”

、“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二舰驶至丰岛海面时，

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不宣而战，发动突然袭击

。“济远”开始还击，奋力抵御。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

，壮烈殉国。双方炮战1小时20分钟，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

转舵向西北方向逃遁，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

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吉野”依然紧追不舍，“济远”水手王国

成等自发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

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济远”得以逃离战场。回威海后，

方伯谦捏报“鏖战四点钟之久”，并“击死倭提督”。

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水师共10

艘军舰参加作战，分为5队：第一队“定远”、“镇远”；第二队“

致远”、“靖远”；第三队“经远”、“来远”；第四队“济远”、

“广甲”；第五队“扬威”、“超勇”。战至下午三时，“致远”沉

没，“济远”则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济远”逃，也随之逃跑

。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中炮沉

没。“济远”于18日凌晨逃到旅顺，而舰队于晨6时方返回。

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

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

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

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

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

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

“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

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

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方伯谦在

旅顺被斩首。

汗牛充栋！林则徐的后裔凌青被推为主任（原福建省政协主席）。凌青说我要是不当的话，大家就说我不是福建人啦。

我们有些同志真是??????

几乎都无出于前几年由方伯谦后人出钱请人纂成出版的为方伯谦方案的一本书，只是相互引用传抄而已

方伯谦案亦非铁案，可疑之处确实很多。主张为方翻案这也不是一件什么丢人的事。方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实出了一本学术讨论集，（不是那本《甲午海将方伯谦》）可惜大多数主张方伯谦罪有应得的学者没有出席那次讨论会。但是学术界为方翻案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初有过一次争论，90年代初又掀起一阵争论。截止1993年，这次争论结束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为方翻案的学者有乡土情节或者拿过方家的钱。

方伯谦案有没有疑问是一回事，方伯谦是不是英雄是另外一回事。在学术上对方伯谦案进行重新评估并没有错。

据我的观察，为方伯谦翻案的学术文章应该不超过50篇，专门歌颂方伯谦的书不会超过10本。

我并非以为方案不可争议，没有疑点，或对方案的争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问题在于，现在市面上出版的，报刊上登载的，网络上流行的，一言毕之就是大众传媒对于方案的关注几乎都是无所创见，反复传抄某些现成的观点根据(基本不出那本书的范畴)，学术极端粗糙，为翻案而翻案而已。

其实这种现象不只在于方伯谦案的争论问题上，而是几乎遍及历史的各个领域----比如李鸿章的历史，当然不是不可争论，而学术界也确实有不少有价值的“异议”被提出和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面向大众的传媒中对李鸿章的“翻案”学术水平都很有限，其主流是《走向共和》一类的通过对历史进行断章取义，甚至肆意歪曲来达到“翻案”目的。而这种风气的盛行基本可以归于三大源头，一是政治需要，二是功利主义，三是哗众取宠，无论其中的那一种都是非学术的动机。而没有以上三大背景，真正以学术动机出发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却往往微乎其微。

话说回来，我对于很多专业学者对大众传媒中的问题所表现出的“不屑与辩”的持怀疑态度，一些人似乎唯恐和外行人争论会低了自己的身价，因此每每采取回避态度，表面看卓然于尘世之外，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像前面提到的方氏后人的做法和提出的一些观点，学术界缺少充分的正面回应，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卓然”----虽然搞研究是需要关起门来做学问，但专业学者也该有自觉地回应大众的意识和责任感。

我个人看讨论历史的文章比较看重的是作者独立的思考和求实的态度，“专业性”和“学术性”高低倒在其次。

不知numzero兄说的是哪本书，如果说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那倒确实是的。今天史学界对方伯谦问题的争论基本没有出这本书的范畴。如我上帖所说的那样，很可惜的是那次讨论会一班史界大佬不愿与会，使得研讨会和《研讨集》基本成一边倒，很令人遗憾。这本书虽然与方家后人有关，但是并非“方家后人出钱请人纂成出版”，你说的是《甲午海将方伯谦》。

《研讨集》我翻过，其中并没有什么独家秘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其中分量最重的人物也就是季平子。现在争论双方掌握的史料都是相同的，对此作不同的解读和使用，这在学术讨论中也是常见的事。因此numzero兄因为方翻案的文章使用《研讨集》中使用过的史料，便嗤之以鼻，弟以为并不妥当。

方伯谦问题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关键在于现在没有过硬的第一手资料来证明方伯谦有罪或无罪，方伯谦就算是无罪，也就是北洋海军一普通将领，和什么英雄甚至民族英雄无关。方伯谦只是一个小人物，案子翻得过来翻不过来，今天来说除了方家后人和少数福建人，大概也没人感兴趣。原来这个案子重新考量，会牵涉到北洋海军的评价和丁汝昌、刘步蟾的评价。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对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功过，已经不是一面倒了，至于刘步蟾，经过大佬戚其章的努力，早在80年代就咸鱼翻身了。就剩下方大人还在逃兵的泥潭里苦苦挣扎。说句公道话，既然方伯谦问题有重大争论，一时无法定论，说方是海战英雄或者民族英雄固然可笑，那在一般的“大众传媒”上依旧以很不堪的笔调描写方伯谦，是否也是很不妥当的呢？

numzero兄质疑大众传媒的学术水准，弟深有同感。只是观感与您有点不同，我认为您说的面向大众传媒所发表的谈论中国近代史翻案文章基本皆狗 屁。除了哗众取宠、误导民众，没有一丝一毫的正面意义。

您对历史学专业学者对这些现象漠然视之很感痛心，我倒是觉得有些时候专家们也很无奈的。这里涉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史学界的学术进展和大众教育的脱节，突出表现在中国近代史方面。

《走向共和》我没有看过，浏览一些介绍和争议文章，觉得也没怎么戏说。对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的一些描写似也没有离谱到哪里去（没看过剧集，此话可能孟浪）。许多东西学术界已经研究得很深入了，关键是对这些专业的东西，普通大众了解多少？13亿人民，除了少数人，一生受过多少历史学的教育，只有初中、高中教科书和大众传媒。课本上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袁世凯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窃国大盗；现在电视里说他们也是忧国忧民之辈，怎么搞的？谁在骗人？

谁都没有骗人，numzero兄知道的，最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变化。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为“凡是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都是进步的”，从革命史变成了近代化史。问题是这种变化有没有反映到对普罗大众的教育上？很遗憾，除了大众传媒混乱不堪的宣传，什么都没有。这不是历史学者的责任！！！

当然，现在翻案风日炽，相当部分确实为翻案而翻案，实在令人齿冷。这种沉沦也是社会转形期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所以我看讨论历史的文章首先看它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学术性本身就包括了求实的态度。至于独立的思考，如果不建立严谨的学风的基础上，恐怕只能陷入胡思乱想。

我感到目前大众舆论对方伯谦案的聚焦范围大多数没有脱离《甲午海将方伯谦》的范畴，相反有意忽略《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中早已提出的史料和观点，所以才不以为然。

个人意见，认为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以偏盖全比凭空编造影响更坏，尤其是近代史，因为史料数量纷繁，鱼龙混杂，如果从观点出发寻找论据而对反面论据视若不见的话，那即使是非常荒谬的观点也可以找到“史实依据”，而又由于这种“依据”本身是存在于史料中的，所以伪装性和误导性远甚于凭空编造或者肆意歪曲。《走向共和》就是这样一部经典。以李鸿章事迹言，诚如兄所说，历史硬伤其实并不多，有些虚构是出于编者观点角度的不同，也无可非议，问题就在于作者对李鸿章生平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采取不假解释地来一笔带过甚至彻底抹煞的态度，而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恰恰是与剧中对李鸿章的定位存在重大矛盾的。如果说，编剧有能力在不篡改历史情况下，对李鸿章的这些作为作出自恰的的诠释，那么我可以承认，这仅仅是对相同事实的不同认知而已。但是，对于这种有意回避重大反面事实的态度，我却只能视为存心对历史断章取义，误导观众。

其实，建国以来史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来就是受政治影响而对一些史料采取“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做法

，也因此而引起民众对主流史学的巨大反弹和不信任。但

《走向共和》一类的所谓“新诠释”，同样采取了有意

回避反面事实的手法，在学术性质上与五六十年代并无本质差别，从程度上看，甚至比80年代中前期的主流史学走得更远。

就专业圈而言，我认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肯于面向大众承认过去的失误的问题。在学术文章中承认过去研究中的片面性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面向大众直面问题却似乎很不够，这应该不单是没有机会。现在的问题恐怕在于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于民，所以大众即使有机会接触到其论点论据，也不愿意去了解和相信，这不能说全都是大众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