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鹿野苑中国庙的住持老和尚德玉，原先是北京法源寺的，曾见过著名诗僧八指头陀寄禅。他偶然还提起法源寺的芍药和崇效寺的牡丹。但他不写诗，只是每晚读佛经，又只读两部经：《法华》和《楞严》，每晚读一“品”，读完这一部，再换那一部，循环不已。

　　他来到“西天”朝拜圣地时，发现没有中国人修的庙，无处落脚，便发愿募化；得到新加坡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力支持，终于修成了庙；而且从缅甸请来了一尊很大的玉佛，端然坐在庙的大殿正中央，早晚庙中僧众在此诵经礼拜。

　　他在国外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这时已接近六十岁，可是没有学会一句外国话，仍然是讲浓重湖南口音的中国话。印度话，他只会说两个字：“阿恰（好）”和“拜提（请坐）”。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去朝拜佛教圣地兼“化缘”，约我一起去。我提议向西北方去，因为东南面的菩提迦耶、王舍城和那烂陀寺遗址我已经去过了。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出发到舍卫国、蓝毗尼、拘尸那揭罗去。这几处比前述几处（除迦耶同时是印度教圣地因而情况稍好外）更荒凉，想来是无从“化缘”乞讨，只能自己花钱的。我只想同他—起“朝圣”作为游览，可以给他当翻译，但不想跟随他“化缘”。

　　这几处地方连地名都改变了，可以说是像王舍城一样连遗迹都没有了，不像迦耶还有棵菩提树和庙，也不像那烂陀寺由考古发掘而出现一些遗址和遗物。蓝毗尼应有阿育王石柱，现在想不起我曾经找到过，仿佛是已经被搬到什么博物馆去了。在舍卫国，只听说有些耆那教天衣派（裸形外道？）的和尚住在那里一所石窟里，还在火车站上见到不少猴子。

　　老和尚旅行并不需要我帮多少忙，反而他比我更熟悉道路。也不用查什么“指南”。看来语言的用处也不是那么大得不得了，缺了就不行，否则哑巴怎么也照样走路？有些人的记忆力在认路方面特别发达。我承认我不行。

　　老和尚指挥我在什么地方下车，什么地方落脚，什么地方只好在车站上休息。我们从不需要找旅馆，也难得找到，找到也难住下。我这时才明白老和尚的神通。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他带着我找到几处华侨商店，竟然都像见到老相识的同乡一样，都化得到多少不等的香火钱，也不用他开口乞讨。

　　到佛灭度处拘尸那揭罗，我弄不清在一个什么小火车站下的车，下车后一片荒凉，怎么走，只有听从老和尚指挥。

　　他像到了熟地方一样，带着我走，我也不懂他第一次是怎么来的。这里有的是很少的人家和很多的大树。他也不问路。原来这里也无法问路。没有佛的著名神圣遗物，居民也不知道有佛教，只是见到黄衣的知道是出家人，见到我这个白衣的知道是俗人，正像中国人从佛教经典中知道“白衣”是居士的别称那样。

　　“这里只能望空拜佛。有个鸟巢禅师住在这里，我们去会他。”

　　我知道唐朝有位“鸟巢禅师”，是住在树上的一个和尚。如果我没有记错，《西游记》小说里好像还提到过他。怎么这里也有？

　　“他是住在树上吗？”我问。

　　“那是当然。”老和尚回答。

　　又在荒野中走上了一段，他说，“就要到了。”我这时才猛然想起玄奘在《西域记》中记山川道里那么清楚，原来和尚到处游方化缘，记人，记路，有特别的本事。

　　突然前面大树下飞跑过来一个人，很快就到了面前，不错，是一个中国和尚。

　　两人异口同声喊：“南无阿弥陀佛！”接着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向这新见人物合掌为礼。

　　这位和尚连“随我来”都不说就一转身大步如飞走了。还是老和尚提醒我说，“跟他走。这就是我说的鸟巢禅师。”

　　走到大树跟前，我才看出这是一棵其大无比的树，足有普通的五层楼那么高。在离地约一丈多的最初大树杈上有些木头垒出一个像间房屋一样的东西。树干上斜倚着一张仿佛当梯子用的两根棍和一格一格的横木。

　　鸟巢禅师头也不回，一抬腿，我还没看清他怎么上的梯子，他已经站在一层“楼”的洞门口，俯身向我们招呼了。他仍不说话，只是打着手势。

　　老和尚跟了上去，手扶、脚蹬；上面的人在他爬到一半时拉了一把；一转眼，两位和尚进洞了。

　　这可难为我了。从小就不曾练过爬树，我又是踏着印度式拖鞋，只靠脚的“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襻子，脱下拿在手里，又不便攀登，因为手里还提着盟洗用品之类。勉强扶着“梯子”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步一步，好容易到了中途。大概鸟巢禅师本来毫不体会我的困难，只拉了老和尚一把就进去了；现在看到我还没有“进洞”，伸出头来一望，连忙探出半身，一伸手臂把我凭空吊上去了。我两步当一步不知怎么已经进了“巢”，连吃惊都没有来得及。

　　原来“巢”中并不小。当然没有什么桌、凳、床之类，只有些大大小小的木头块。有一块比较高而方正的木台上供着一尊佛。仔细看来，好像不是释迦牟尼佛像，而是密宗的“大威德菩萨”，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吧？佛前还有个香炉样的东西，可能是从哪位施主募化来的。奇怪的是他从哪里弄来的香，因为“炉”中似乎有香灰。

　　三人挤在一起，面对面，谈话开始了。鸟巢禅师—口浙江温州口音的话同老和尚一回湖南宝庆一带口音的话，真是差别太大了。幸亏我那时年纪还不大，反应较灵敏，大致听得出谈话的大部分，至少抓得住要点。

　　湖南和尚介绍了我并且说我想知道鸟巢禅师的来历。禅师听明白了大意，很高兴。大概他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和人长篇讲话了，尤其是讲中国话。我想，他也许会同这次路上“化缘”时见到的一位华侨青年一样干脆夹上印度话吧。然而不然，他非常愿意讲自己的家乡话。

　　“我一定要见佛，我一定能见到佛的。”这是他的话的“主题”。“变调”当然多得很，几乎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不过我还是弄清楚了大致情况。

　　他是温州人，到“西天”来朝圣，在这佛“涅槃”的圣地发愿一定要见佛，就住下修行。起先搭房子，当地居民不让他盖。他几次三番试盖都不成，只能在野地上住。当地人也不肯布施他，他只能到远处去化点粮食等等回来。这里靠北边，近雪山脚下，冬天还是相当冷。他急了，就上了树，搭个巢。可是当他远行募化时，居民把巢拆了。他回来又搭。这样几次以后，忽然大家不拆他的巢了，反而有人来对着大树向他膜拜。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往后就好了，他安居了下来。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后来才知道，他们见我一个月不下树，也不吃东西，以为我成佛了，才让我住下来了。我也就不下树了。索性又搭了两层‘楼’，你们看。”说着他就出了巢。我同老和尚伸头出去一望，禅师正在上面呼唤。原来再上去约一丈高的又一个树杈处，他搭了一个比第一层稍小的“巢”。他招手叫我们上去。这可没有梯子，只能爬。老和尚居然胆敢试了几步。禅师拉着他时，他在巢门口望了一望，没有钻进去，又下来了。禅师随着出巢，三步两步像鸟一样又上了一层。从下面望去，这似乎又小了一些。仿佛只能容纳一个人。他一头钻进去，不见了。我看那里离地面足有四丈左右，也许还不止，不过还没有到树顶。巢被枝叶掩住，不是有他的行动，看不出有巢。

　　过一会儿，禅师下来了，他毫不费力，也不用攀援：不但像走，简直像跑，也可以说是飞，进了我们蹲在里面的第一层巢。

　　“我在上两层的佛爷面前都替你们拜过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上“楼”并非为显本事而是为我们祈福。不过这一层的佛像前，我们也没有拜。老和尚没有拜，可能是因为他看那神像不大像他所认识的佛。禅师却替我们拜了一拜，嘴咕噜了几句。我忍不住问：“难道你真有一个月禁食不吃斋吗？”很担心这一问会触犯了他。

　　他毫不在乎，说：“怎么不吃？我白天修行，念经咒，夜深了才下去在荒地上起火，做好几天的饭，拿上来慢慢吃。这里的人不布施我，我就在夜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化点粮食，火种，蔬菜，香烛，还有深夜回来。这里好得很，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春秋。我自己有剃刀，自己剃发。自己提桶到远处提水。什么也不求人，一心念佛。我发愿要在这里亲见佛爷。你们看。”说着，他把下身的黄褐色布裙一掀，露出两膝，满是火烧的伤疤。这使我大吃一惊。难修的苦行。可是，这不是释迦牟尼提倡的呀。

　　他又说：“现在不一样了。常有人来对树拜，不用我远走化缘，吃的、用的都有人送来了。我也不用深夜才下树了。有时这里人望见我就行礼，叫我—声，我也不懂，反正是把我当做菩萨吧。”

　　我估计这两位和尚年纪相差不远，都比我大得多，都应当说是老人了，可是都比我健壮得多。

　　我同老和尚下树走了。鸟巢禅师还送了我们一程才回去。他告诉了我，他的法号是什么，但我忘了。他并不以鸟巢禅师自居，他巢内也没有什么经典，他说诵的经咒都是自幼出家时背诵的。从他的中国话听来，他也未必认得多少中国字。他的外国话也不会比鹿野苑的老和尚更好多少。

　　在车站上等车时，恰巧有个印度人在我身边。他见到我和一位中国和尚一起，便主动向我是否见到住在树上的中国和尚。然后他作了说明：原来这一带被居民相信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圣地，所以不容许外来的“蔑戾车”（边地下贱）在这里停留。尤其是那棵大树，那是朝拜的对象，更不让人上去。“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居民传开了，说是罗摩下凡了。神就是扮成这个样子来度化人的。你们这位中国同乡才在树上住下来了。居民也不知他是什么教，修的什么道，只敬重他的苦行。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是看重苦行的。”我看他仿佛轻轻苦笑了一下。我想，这也是个知识分子。

金克木先生的小册子《天竺旧事》，写他在印度和斯里兰卡（锡兰）学习佛学的经历，从文章到意思都是极好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学习学习那文字的功夫，布局谋篇的本领，更应该领会那种爱憎分明而又外显中平的心情。

不知为什么，网上只找得到《天竺旧事》中的一小篇，先贴上来，其他有趣有益的部分，只好扫描手打了。

自己写不出东西，做个打字员也别有趣味。总也算是在劳动吧，呵呵。

金克木:天竺旧事(2)

--------------------------------------------------------------------------------

中国青年出版社

西藏朝圣者

鹿野苑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煤油，大家晚上早吃饭，早上床。地上一片漆黑，只有稀稀落落的极少的黯淡灯光点缀，远不及天上的星月交辉。不过偶然也有例外。

从锡兰(斯里兰卡)新来了一位青年比丘(和尚)，据说是学问很好，来朝拜圣地后不久就回去。我借此机会请他给我“说法”，讲了一篇短短的巴利语佛经。他只会僧伽罗语、巴利语、梵语，所以只好用梵语讲巴利语，好比用文言解白话。他的讲法仍是传统的注疏式，等于改改拼法和语法变化，翻译一遍词句。经文中也没有多少可供分析的词源和语法，他讲了一遍就停下。我以为还要“说法”，哪知已经算是结束了。有一句稍为深奥些，好像可以有不止一种解说。我便提出问题，希望引起讨论。他又把讲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对我望着，似乎是说：这不是很明白吗?为什么还不懂?当然我的口语能力很差，无法用外国古文说明我的思想，只能用古文范围内的词句；而他也出不了这个圈子。尽管运用自如，说得很流利，他仍跳不出如来的手掌心。于是我满意地起身合掌告别。

另一天傍晚大家散步时，路上看到这位青年比丘陪着一位老年比丘走，走得稍慢些，很快就被我赶上了。

我向他们合掌致敬时，青年比丘向老年比丘用僧伽罗语说了几句。老年比丘便向我点头，用古今相同的印度话说了声“善哉!善哉”!于是我们一同“散步”。

青年比丘向我介绍，这位是新从“楞伽”(斯里兰卡)来的大学者，深通梵文和巴利经典。接着，老法师在路上便宣讲了两句说梵文古诗优美无比的话，随即高声咏诗，唱的调子和印度的大致一样。我一听，原来是迦梨陀娑的名诗。这一节是开头，我也会背，就跟着和起来。我们两人一唱一和，声震空荡荡的原野，青年比丘却没有随声附和。

打断诗声的是迎面来的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这两个人远远一见我们就俯身不断后退而且吐出长长的舌头。两位比丘好像没看见，仍然向前走。对面两人忽然全身倒地，在地面匍匐磕头。我赶忙躲在两比丘身后。他们却若无其事，飞快走了过去。我经过伏着的人身边才发现这是两位西藏同胞。

我有点吃惊，又觉得有点扫兴，仍然跟着两比丘走。不料走不多远，迎面又是几个人，男女老少都有，在路上一排跪下磕头。我仍然躲在两比丘身后，托他们的庇荫走了过去。经过时才看出是熟识的面孔，是那家从缅甸边境来的难民。日本军队占了缅甸，他们从边境逃过来，到这佛教圣地，经常请缅甸庙里的和尚对他们讲经说法；又有时买许多菜来斋僧。这些都是只对待本国和尚的。可是拜佛、拜和尚却不分国籍，一见就拜。和尚们一概不理。中国和尚对我解释：“他们自拜福田，干我何事?”原来拜僧即是拜佛，礼拜是求福；若一还礼，那就“折杀”了，不但无福，反会有灾。因为凡夫俗子怎能“消受得起”?我一想，这倒是东方这几国的共同逻辑，从古传下来的。这是出自严格的身份、等级、报应不爽、因果分明等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

一个念头闪过，往回走时，我经过中国庙门前，便进去看看。果然佛像面前摆上了香烛和一些小灯盏。和尚告诉我，这是从西藏来的朝拜圣地的香客布施的。灯盏里都有酥油和灯芯。

天一黑，我没有上床，出来望望，中国庙里从前后殿映出灯光，香积寺最亮。缅甸庙也有亮光。我住的“法舍”离香积寺最近，走得稍近些就看到门开着，佛像台前一排小灯盏放光。地下伏着两个黑影，显然是那两位西藏朝圣者。回头走时才望见那倒塌得只剩下一大截的古塔上竟也有几盏灯光闪烁。一点风也没有，所以外面的灯可以不熄灭。

这天刚好没有月亮，这时地上的点点灯光仿佛是和天上的灿烂群星遥遥对答。我望了望天河和北极星、北斗星。牛郎、织女仍隔河相望；天鹅星座在银河中展翅飞翔；南极老人星已经显露出来。很久我没有夜观星象了，亏得这两位大同乡来燃灯供佛才引出我来，看这寂寞无声的大地用光和天上通讯。

忽然想起这时东方和西方有不少地方正在轰炸，一定是火光熊熊，绝不会这样岑寂。

第二天下午，我到中国庙去，同和尚们谈起西藏香客供佛的事。他们也认为这样远迢迢奔波前来朝圣，真是心诚。“看样子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不知花了多少工夫才积累了这些钱来点灯供佛。”他们说。

“到十五(旧历月望，中国和印度一样重视朔望)那天，还要来一位香客拜佛。”

“这个香客也是从西藏来，专程到我们庙里来拜后殿那座弥勒佛的。他是一心信大乘的，不像西藏人那样见佛就拜，见庙就点灯。”

我听了有点奇怪，于是旧历十五日下午又去看。果然，后殿那座古铜的弥勒立像前的蒲团上盘腿坐着一个人，低头在默念，原来是个印度人。

我没有惊动他，到旁边老和尚屋里去坐了一会，又出来。我估计得不错，他已经站起来了，仍然对着佛像，沉默不语。看见我，他似乎也有点奇怪。彼此合掌致敬以后，说了几句话。他只会讲印度话和西藏话。他在西藏住了很多年，改信佛了：回印度来，仍然每月望日到中国庙来拜佛念经。他相信中国的佛教。现在住在波罗奈城里，跟一位“古鲁”(师父)学梵文。我问他学什么。他说是先念了《梵经》商羯罗大师注，又念波颠阉利的《瑜伽经》和《大疏》(其实这两部书的作者同名却不一定是一人，前者讲修炼，后者讲文法)。我问他为什么不念佛经。他说在西藏学过藏文的和梵文的，这里没有人讲。南方佛教(小乘)的巴利语经他自己看了一些，不想多学。他的话简短，声音很低，不像是本来说印地语的，也许是在西藏住得太久了。从外表看，他年纪已经不小，大概是退休来圣地隐居修行吧?没问他在西藏做什么，看来多半是个生意人。

这也可以算是一位从西藏来的佛教朝圣者吧，他却是个当时极少有的信佛的印度人。

回想前阵子看过的<寻佛足迹>,里面介绍了佛涅槃地的风土人情.两下相映,读来格外亲切.

多谢!

印象深刻，

不过，最让我难忘的是书的最后，

古塔旁，

金在地上盘腿冥思，

许久才发现

头上兀鹰在盘旋

想要拿他去

作口粮。

在我们沉迷于生死，神游宇外的时候，还有其他的生物在为生存做着现实的努力。

而金氏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上的那一份宁静的心态才是最能打动我的，这样的人物太少了。

金张季三老，佩服的还是金氏。

印象中是小三十二开的，

薄薄的小册子。

出版社忘记了，

老书了。

仙人手打文字，造福吾等，感谢感谢。

以前在《读书》上偶尔看到金克木的文章，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段经历，以前总认为研究文字的是一群在家里穷经皓首的老学究，现在好佩服呀。

在佛教圣地鹿野苑，我见过现代印度“三大士”。

古代印度有“大士”，即佛教的菩萨。传到中国著名的有“三大士”，即文殊、普贤、观世音。加上地藏王，也是菩萨，合称四大菩萨，分住四大名山，即五台、峨眉、普陀、九华。侍立在如来佛两侧的称为“一佛二菩萨”。文殊、普贤是一对，各带着坐骑青狮、白象，分侍佛的两边。观世音和大势至又是一对，随侍坐在中间的阿弥陀佛。地藏独自坐在地狱里，实行他的“地狱不空，我不成佛”的誓言。“现在佛”释迦牟尼的两边有一老一少侍立，这是迦叶和阿难。他们是罗汉，不是菩萨。“大士”，大概是“摩诃萨”的直译，袭用儒家有过的这个冷僻称呼。

这些是过去的事了。后来印度在独立之前的七八百年中几乎完全没有了佛教。只到本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三位和尚，都是在印度以外的斯里兰卡出家的。这就是我见到的现代的“三大士”。

他们的法名是：阿难陀、罗喉罗、迦叶波。阿难(阿难陀)，这是佛的堂弟的名字。他以非凡的记忆力闻名。据说佛经都是他背诵出来的。所有佛经的共同第一句“如是我闻”中的“我”就是他。在塑像中，他是站立在释迦牟尼旁边的那位青年。罗喉罗，这是佛的儿子的名字。他也出家成了罗汉。迦叶(迦叶波)，这是佛的大弟子的名字。在塑像中，他是站在佛的旁边和阿难对面的那位老者。中国传说他来到云南，住在鸡足山。

他们袭用佛教开创初期的罗汉名字大概有立志重新在印度开创佛教之意吧?

在鹿野苑的斯里兰卡(吉祥楞伽)的和尚们过午不食，只饮一碗牛奶；到了傍晚，诵经声一停，使出来“散步”。这大约是佛教经典(律)中往往提到的佛和弟子们的“经行”。不过缅甸的和尚并不天天走，而中国的和尚从不参加。那时住在鹿野苑的侨赏弥老居士也遵守同样的戒律习惯，到傍晚就拿起杖来上大路。我经常陪着他走。那不是中国古人的“行散”，所以本不应当叫作“散步”。那是一言不发飞快地走路，是印度式，不是中国式。

有一天，正当我追随着老居士在路上跑也似地走时，三三两两的披袈裟的斯里兰卡和尚们在前面同样地“奔跑”着，却从远处有一个袈裟影子迎面过来。他显然是早出发的，已经往回走了。这是高个子，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位法师眨眼到了面前，他和老居士都停下了步子，笑着用印地语谈了几句话。和尚和居士互不行礼。这里的出家人只有中国和尚逢人便合掌，好像佛经里说的“常不轻菩萨”。我是俗人，在家人，便向那位法师合掌致敬。他微笑着点点头，照例不还礼。我正不知道是走开好还是留下好，老居士已经昂首阔步继续前进了。

“这是阿难陀大法师。”老居士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感觉到有点失敬。本世纪初，侨赏弥老居士是第一个南下“楞伽”(斯里兰卡)求佛法的。随后便是那“三大士”去出家。我有缘会见这第一位“大士”，竟然“交臂”错过。

过了一天，我去见这位阿难陀“大士”。刚说 了几句话，他表示希望我继续研究巴利语的佛教典籍。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一位斯里兰卡和尚来了，有事和他谈。他对我望了望，我不等他说出话就起身告辞了。

又过了一天，我在路上遇见法光和尚。他告诉我，阿难陀“大士”已经走了，不知到何方去了。他将巴利语的《佛本生经》译成印地语，一大本一大本陆续出版；同口寸进行基本佛典的校刊工作，用印度的现代天城体字母印刷。因为巴利语的佛典有罗马字母的欧洲刊本，有泰文字母的，有缅甸文字母的，有僧伽罗文字母的，却没有印度字母的，所以这种校刊和翻译工作是在印度恢复佛教的打基础的第一步。已经印出了《小部》经，是“三大士”联名主持并写梵文序的。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此事。现在又去继续他的“游方”生活了。他的工

作都是在旅途中作的。

过不多久，第二位“大士”，也是最著名的“大士”，罗喉罗，来鹿野苑了。

他先来看望侨赏弥老居士，恰好我在那问小屋里。他们互相招呼后，老居士立刻向我介绍，“这是大学者罗喉罗。”“大学者”用的是印度字。

这位“大士”却没有穿“法服”，而是普通印度人装束，也就是一身不整齐的西服。原来他曾继老居士之后到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在苏联住了一段时期，不但由和尚变为居士，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依照礼貌不打搅和旁听他们谈话，便合掌告别。本来准备第二天去向这位“大学者”请教的，不料他比阿难陀大法师还要迅速，已经匆匆走了。他也是无定居的。宗教加上政治色彩，行踪更难捉摸，竟不知他那一大堆著作是在哪里写的。有人说他在火车的三等车厢中照样能写作。

他用印地语写的书包括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专门著作和通俗著作，还有去苏联的回忆录，甚至小说。此外，他还校刊了佛教哲学理论古籍，真是个著作家，宣传家。他又精力过人，曾四次去西藏，在寺庙里发现了印度佛教经典的大量写本。他编了一部分目录，摄了照片，带回印度，自己校刊了法称的几本哲学著作，把全部照片交给了一个研究所保存。他尊崇法称的“因明”(逻辑和认识论)著作，显然是受苏联史彻巴茨基的影响。这位苏联科学院院土校刊并译解了法称的《正理一滴》，写成了著名的《佛教逻辑》一书。我国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版了法尊法师由藏译转译的法称的《量释论》及解说。

再往后，我又见到了迦叶波“大士”。

他除了著作以外还从事教育，在波罗奈城的印度教大学里讲佛教。他的志愿是恢复佛教的那烂陀大学，即玄奘住过而久已成为废墟的那烂陀寺。终于在印度独立以后，这所大学建立起来了。他是主持人，最后在那里“圆寂”了。

他不是“游方僧”，经常在印度教大学和鹿野苑。斯里兰卡和尚发起的摩诃菩提会(大觉会)在印度进行恢复佛教宣传，在鹿野苑建成了香积寺和一座僧舍，还办学校和图书馆，并出版书刊。迦叶波法师和他们也有联系。

有一次他来鹿野苑，正好中国的太虚法师的弟子，法尊法师的同学，法舫法师也在。他便邀请去印度教大学他的小小“精舍”，并参观大学和参加当时在大学举行的东方学大会。我也“随缘”去了，还在他的“精舍”(他取的正名是“觉舍”)里领受了一顿“法食”夕是坐在地上用手在鲜芭蕉叶上捡着吃的。

侨赏弥老居士离开时，迦叶波“大士”继承了他的小屋子，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晚间“散步”时才遇见了他。

“我要在这里住些天，你有空请来，就是你常去的那间小屋。”

我去拜访，才知道他是来为斯里兰卡的几位新来的和尚讲印度哲学古典《奥义书》的。我得到他的允许便也准备去旁听。

“迦叶波比丘要在这里讲经了，不过不是佛教的经，是印度教的婆罗门的经，你去听吗?”法光和尚问我。

“我已经得到他同意让我去听了。但不知他用什么话讲。”我说。

“我那些同乡来这圣地小住。他们不懂印度话，更不懂英语，只会僧伽罗语、梵语和巴利语。”

“那大概要用僧伽罗语了，我不懂，听不成了。”我知道迦叶波“大士”是在斯里兰卡出家并学巴利语经典的，便作这样推测。

“不对。迦叶波比丘不能讲僧伽罗语。他在我们那大庙里时是讲梵语和巴利语的。”

我推测大概是要用一种半文半白、梵巴夹杂的语言了。我怀着好奇心，带了一本《奥义书十种》去“法舍”奉陪“末座”。

出我意外，法师讲的是梵语。幸亏有本书，我先读了，还能跟上他讲的地方。不过他讲梵语同讲印地语一样，完全是说话的语气，发音相同，只调子稍异。他并不拉长了音唱。大概因为他是佛教徒，不必用也不愿用正统方式诵印度教的经。这和他们诵佛经不一样。

他讲得很快，主要是讲解词句，不发挥，不讨论内容。讲书常有口头习惯语，不久就熟悉了。“懂了吗?”“应当这样理解(如是应知)”“所以这样说。”“为什么?(何以故?)”等等。讲书也有个框架结构，一段段都大致相仿，不久也听惯了。一对照原书的古注，再查看玄奘等译的经、疏，恍然大悟，悟出了古今中外的一致性，仿佛在黑暗中瞥见了一线光明，感到这些都不能完全脱离口头语言习惯。

法师每天讲一小时，流水般地不停地读和讲，还夹着自问自答。听众极少发问，也许是他们从佛教立场和观点出发，对此不过是得一个“知道了”而已，没有深究的兴趣。我只是旁听者，也可说是旁观者，对讲的内容还没有对讲的形式兴趣大。

法师讲得很快，把几篇主要的《奥义书》的词句分析和译解(从古文译古文)完了，又回大学去了。和尚们朝圣已毕，听讲一完，也回去了。我这时才从一千年以前回来。

迦叶波“大士”和我见面较多，所以较熟，有时也谈一点他的抱负和对当前世界的看法。他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大学的那所“觉舍”和“讲座?也是民族资本家纺织大王比拉捐助的。这位比拉来过一次鹿野苑，我在路上碰见。他一身印度白布装，不过并不是手纺织的土布；除身后跟着一些人外，看不出什么特别。我只当他是个香客，事后才知道那是谁。有人告诉我，他头上戴的“包头”有一粒钻石，价值连城，这便是富人的象征，不过我没有看见。

中国解放后，阿难陀“大士”已经老了。罗喉罗“大士”来过，匆匆即走。迦叶波“大士”和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的僧宝和尚同来过。他们两位都是我在鹿野苑认识的，因此也在一次会见时相遇。这时那烂陀大学已经成立，迦叶波大法师已经名副其实，比那时神气得多，而且身体也更为“发福”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在这世间住到八十年代。有个刊物上登的讣文中说是由于“心力衰竭”。

这三位现代“大士”都为在印度复兴佛教而费尽心力，终于现在印度又有了以多少万计的佛教徒了。

本世纪初期，印度有三位“汉学”博士，都不是到中国学习汉文得学位的，而且学习目的也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印度本国，学汉文为的是利用汉泽的佛教资料。他们留学的国家正好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博士论文题目全是有关佛教的。应当说，他们不是“汉学”博士而是印度学博士。

到加尔各答不久，我就由友人介绍到师觉月教授家里去拜访。“师觉月”是他自己取的中国名字，是意译他的姓名三个字。这个姓并不表示他的“种姓”，而是祖上得过的一个称号，正象“泰戈尔”这个姓一样。婆罗门种姓支派的“姓”是不拿出来的，“内部掌握”，不对外人说的。照英国人习惯用的“姓”也象英国人一样是用些祖先称号顶替的。氏族的“百家姓”讲究得最厉害的，无过于中国，可上溯三代以至多少代。印度却不是这样，只有他们自己人才一望而知，心里明白；外人除非熟悉了他们的各地不同习惯，是不容易明白的。这是第一课，是师觉月教授给我上的。后采又见到各种各样的印度人，才慢慢有点开窍，知道光凭书本不行。无论古、今、欧、印，书上总是讲不清，各有自己一套“密码”，局外人难以一下子解译出来。

每当我在加尔各答，总是忘不了去一次师觉月教授的小书房。这位法国留学回来的博士有点传染了法国人的习气，一熟了就谈天说地。他那里，不必事先约会也可以去。他留着小胡子，说话带着学者气，但不是不苟言笑。小小书房也是客厅，墙的一面是书架，从地板直到天花板，架前有个小梯子。不大的书桌靠窗摆着，前面墙上是一幅放大的法国人照片，那是他的导师，著名的东方学家烈维。在烈维的指导下他写出了博士论文《中国的佛教藏经》，核订并发展了日本人南条文雄在马克斯&#8226;穆勒指导下写的汉梵对照《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他能去法国留学，这是由于本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一九O五年由英国政府要分割孟加拉而引起的一次民族运动浪潮，使加尔各答大学也有了变化。尽管孟加拉省的省督仍兼校长即监督，握有否决权、批准权，但是实权已下落了一些到印度人副校长和大学评议会主席手里。后来人们为他树立铜像的阿苏托什&#8226;穆克吉掌握了大学的行政，便提倡派人去法、德等国留学，实际是企图打破英国高等教育的枷锁。诗人泰戈尔兴办国际大学也在这个时期。师觉月博士便是在这个浪潮中去了法国，而且学中文，为的是利用中国资料研究印度历史。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吞并印度时的文化教育控制从一部英文《英属印度史》(詹姆士&#8226;米尔著)开始，印度民族主义的文化反抗也从印度历史研究开始，这不是偶然的。

到德国去学中文的戈克雷教授也是同一时期的同一时代浪潮中的学生。他是西南部的马拉捉人，却到东部的孟加拉来上泰戈尔的国际大学。他不去英国而去德国留学，同时加入了当时西部一些民族主义者倡办的一个教育团体。加入这个团体的条件是留学回国后必须在本团体办的学院中工作二十五年，只拿仅够一家生活的工资，但是子女的教育费，直到留学，都由那个团体负责。这是带有互相台作性质的一种办法。他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了汉文和藏文，研究佛教哲学，写出论文译解《大乘缘生论》，得到博士学位，回国便去教那个二十五年不能脱身的学院。

另一位在这一时期学中文的巴帕特教授的情况完全相同夕不过去留学的地方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的也是佛教，论文是巴利语本《清净道论》和汉译本《解脱道论》的比较研究和考证。他回国后也是在同一个学院教二十五年书。

我到浦那时，经戈克雷教授介绍住在潘达迦东方研究所的“客舍”里。潘达迦是孟买大学第一个印度人梵文教授。以他的藏书为基础成立了这一个纪念他的研究所。当时所里的主要工作是校刊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说起潘达迦当教授的事，也非同寻常。孟买大学的梵文教授位置，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建立孟买大学起，就是聘请欧洲人担任，不是英国人，就是德国人。因为学院的教授多而大学正教授的位置只有这一个，必须一个退休，一个继任；所以潘达迦教授有旧学又有新知，虽然在学术上的地位已经得到本国和西方学者的承认，却还到不了这个位置上。后来好容易那位英国教授退休回欧洲了，大家以为继任的一定是他；不料传出消息，英国的省督兼校长又聘请了一个德国人。这时印度人大哗，群起反对。为什么本国古文要请外国人当教授呢?过去说，本国学者不能用英语教课，不懂西方近代一套所谓科学，现在国际驰名的印度学者潘达迦具备了一切条件为什么不能当这个教授呢?难道印度学者在印度本国都不能当印度文的教授吗?在印度本国教印度古文都非请外国人不可吗?这不是对全民族的极大侮辱吗?这不是对印度文化的极度蔑视吗?实在说不过去的不公平引起这一场激烈的抗议，迫使英国当局不得不承认潘达迦教授的地位。从此印度大学中的印度古文教授就一直由印度本国人充当了。这大约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是侨赏弥老居士对我谈的。我至今还记得老人谈这事时的激动口气。他还说，他学了巴利语佛典回到孟买时，潘达迦教授听说了，立刻要见他。他去时，那位老教授见面就用巴利语问他关于佛教的问

题。他当然也用巴利语引经据典回答。这次“考试”使当时的青年侨赏弥得到不少益处。他说完加了几句：“这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本国语言，失去了佛教，他才那么着急要见我啊!我们失去了本国，连在自己大学里教自己语言的资格也失去了。教本国语言也要用外国话，要请外国人了。”

师觉月教授有次谈话中也流露了一句：“我们现在还是奴隶啊！”

戈克雷教授对我说过：“最可怕的是精神奴役。印度在政治上独立不会再等很久了，可是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奴役往往是不知不觉的，难摆脱啊!”

当然他们的感慨不是无根据的。研究本国的宗教、哲学、历史：甚至语言，都要去外国留学，才能得博士学位和当教授，这不是愉快的事啊。英国人把印度的哲学贬得那么低，简直是原始人的文化思想；德国人又捧得那么高，简直是和康德、黑格尔同一流派；这是怎么回事?戈克雷博士到德国去研究佛教哲学，师觉月博士到中国北京大学采讲印度哲学(一九四八年)，都不是偶然的吧?他们并不认为印度哲学是虚无缥缈的。

戈克雷教授校梵本《集论》，邀我去他住房门口的只能容一张床的半间屋里合作。由于原写本残卷的照片字太小又太不清楚，我们就从汉译和藏译先还原。他将面前摆着的藏译一句句读成梵文，我照样将玄奘的汉译也一句句读成梵文，然后共同核对照片上的原文，看两个译本根据的本子和这个原本是不是一样，也免得猜谜式的读古文字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结果使我们吃惊的不是汉译和藏译的逐字“死译”的僵化，而是“死译”中还是各有本身语言习惯的特点。三种语言一对照，这部词典式的书的拗口句子竟然也明白如话了，不过需要熟悉他们当时各自的术语和说法的“密码”罢了。找到了钥匙，就越来越快，文字形式不

是难关了。(校本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

“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合作，埋藏在西藏的大量印度古书写本就得见天日，而且不用很久就可以多知道一些印度古代的文化面貌了。”戈克雷教授说。

巴帕特教授当时正忙她女儿的婚事。有一天他忽然找我，邀我去参加婚礼。原来印度的婚礼是由女方办的，男方只管来迎亲。于是我得到一次参加古典式印度宴会的机会。用中国古代传统婚礼眼光看，这种席地而坐在芭蕉叶上用手抓吃实在不免原始，可是那个热闹排场和礼仪却是同中国并无二致。解放后他作为，—个代表团的团长来中国访问时，有次宴会我也参加了。他一高兴讲了几句话，临时拉我当翻译，因为他要引佛经。这次宴会使我想起他家里的那次宴会，他的“呵呵”的笑声和拉住“中国朋友”的神态也是并无二致。

同这三位学过汉文并研究佛教的教授的接触使我增加了不少对印度的知识，也使我对讲印度的现代书的疑问更多了。

有一天，在鹿野苑，我去中国庙时又见到那位C．I．D．(刑事犯罪侦缉处)的人坐在大门口板凳上。

这个穿着不起眼，象农民模样的人原来是警察局的便衣侦探。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庙门口徘徊夕问他有什么事。他坦然回答我说，他是C．I.D.，来这里看看。

我知道那是半公开的特务机关，里面是一些受雇佣的愚蠢而险恶的家伙；一听说，心头不觉有一阵厌恶，便没有再理他，进庙去了。等我出来时，见他还在徘徊，很生气，又问了他一句：“这里有什么好看的?要看就进去坐着好好看吧。”他的回答很爽快，说他是奉命来中国庙门口守着，看有什么人来，有几个人来，只守半天现在完了，只看见你一个中国人，立刻就回去。说完，他果真拔步便走了。他的半天任务半小时还不到便算完成了。我想英国人花钱雇这种人当特务管什么用?只能扰害老百姓。

这天又见到他，不知哪里弄了个凳子坐。看来他有个座位，想来不止坐半个小时了。我走进大门没有理他，装作不认识。他一见我到身边却连忙站起来，欠着身子合掌行礼，说：“先生!我来很久了。见到你，我该走了。”我没有理他，照旧往里走。他忽然把声音放大了说：“先生!这凳子是庙里的，请告诉人拿进去吧。”我回头一看，他果然出庙门大踏步走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两次都是看见我就走呢?难道是专为来监视我的吗?转而一想，是了，他的任务是来看有什么人进庙。看不到人，他无法交差；见到了一个人，又是中国人进中国庙，可以作汇报，算是工作有了成绩，可以领钱去了。这时世界大战正打得热闹，没有什么人来朝圣或则旅行游览，真是冷清得很，难得碰见什么人，所以他见到了我就赶忙回去交差了。至于这个中国庙有什么值得监视和审查的，这就不属于他的事了。派到哪里就是哪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有钱就去，这就是C.I.D.的下层“差人”。当然，要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们也会显出“爪牙”威风来的。

庙里此刻只有一个老和尚在。其他的和尚不知临时出门做什么去了。这是很少有的。这位老和尚法名圆智，不是“住持”，是福建人，在这里“挂单”的，已经六十多岁，不但不会英语和印度话，中国话说得也很难懂。他看见了我，很高兴，对我说：

“德玉老和尚今天出门化缘去了。别人去送他上车了。只我留下看家，要代管些时。你在路上没遇见他们?啊，对了，他们走了不少时辰，恐怕都一直去城里了。”

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别人。原来现在他是代理“方丈”了。

我告诉他，在门口又看到那个便衣侦探的事。他倒毫不在意，说这种人有时半年也不来，有时跑进来东张西望不知找什么，过一会又走了。“这种人真讨嫌。”这是他下的结论。我说门口还有个凳子要拿进来。老和尚说，不必了，没有人来，不会有人偷，等些时拿不迟。说那是那个“差人”自己进来端出去的。“那个人是城里来的，跑这么多路也不容易。”老和尚说这话大概是有感于自己衰老走不了多少路了。

我出来时，过了大殿，望见凳子还在那里，很想替老和尚搬进去。不料大门口忽然出现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印度人，一男一女，年纪相仿，约莫三寸多岁，穿着整齐。男的穿着西装上衣，不打领带，下面裹着干净的白布“拖底”(裹腰腿的一块布，仿佛裙子)，脚穿一双皮鞋。女的披一身很漂亮的花“纱丽”(印度女服，裹在身上)，露着右臂和上身的一半衬衫，踏一双皮拖鞋。一望而知，决不是本处人，是外来的。

女的进门一见到那张凳子就过来坐下歇着。男的不慌不忙迎着我走过来，到了面前，很客气地用英语问：

“早安!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是中国的佛教庙。”

“哦!佛教庙。中国的。我知道了。”他自言自语似地咕叽两句，便转身走几步对那个女的用印度话说了几句，

我一听他说的是孟加拉语，就知道这大概是从孟加拉来的一对夫妇。这时候远道而来做什么? 想着，我继续向前走，到了门边。

那两人互相交换了几句话以后，男的又转身 过来问我：

“请问，这庙里有人吗?我是说，有出家人(他用的是印度字)吗?啊，我是说，有和尚(他用的是英国字)吗?我们刚才在那边看到了一座庙，只有中间一座神像，啊!我想是佛像，没有一个人。”

我知道那是锡兰(斯里兰卡)和尚的香积寺，他们的僧舍和神殿分开，庙只是神殿，不像中国的庙附有僧寮。

“有中国和尚，不过此刻只有一位老和尚，在后面。”我回答。

他又译成孟加拉话对女的讲。女的脸上顿时现出光彩，对男的说了一句。男的连忙转身拦住我，十分有礼貌地说：

“对不起，你不是这庙里的吧?你是中国人吧?能不能请你替我们通报一下老和尚，我们打算进去朝拜一下，啊，拜佛像。假如他能为我们做点‘法事’(又用了印度字)，我们将不胜感激。对不起，耽误你的时间了。假如你不介意，请让我再多说几句。我是从孟加拉来的，姓名是某某巴纳吉。这是我的妻子。我们有个儿子，非常美丽可爱的儿子：只有五岁，不幸上月病故了。我的妻子非常伤心，一定要朝拜圣地。她听说这是佛庙，她从来没有拜过佛，一定要礼拜。实在对不起!请体谅我们。我们的孩子实在太可惜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一下。花费你的时间了，真感谢。”

那位夫人大概也懂一点英语，听到说他们的儿子时，脸色又变了，用手指抹了一下眼睛。

看这样子，我无法不答应了。好在我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便请他们先上中间大殿参拜一下那座玉佛像，等我进去通报老和尚。

男的用孟加拉语说了几句，女的立刻起身。他们两人走向大殿。我绕过大殿到后面，见那位圆智老和尚坐在那里，仿佛愁眉不展。

交涉很顺利。老和尚一听说有了香客要做法事，立刻笑逐颜开，站了起来，说“好!好!”忽然脸色一变，“我只一个人，又不懂外国话，怎么办呢?”

我看这样子，逼得我非当临时出家人不可了，只好问他；除翻译以外，还有什么事要做。

“他要做什么法事?”

我告诉他，不过是超度儿子亡魂，保佑他们赶快再生—个更好的儿子。

“那好办。我都亲自动手好了。我来准备。请你去告诉他们等一下。我出去以后，只请你帮我们传话就是。”

我到大殿上时，那一对夫妇早已把鞋子脱在殿门外，光脚站在那里严肃地望那高大的白玉佛坐像。这是从缅甸请来的佛像，慈眉善目，盘膝高坐台上，一手略抚膝下指，一手抬起，作了一个“法印”，是个“说法”像。鹿野苑是佛成道后初次“说法”(讲道)的地方。像前本来放着香炉、烛台，也有香烛。台前地上有一个方木盒子，张开着口，等人布施；不过早已没有人来，里面“空空如也”。

我告诉他们稍等一会。男女都向我合掌为礼。男的还问我拜佛有什么特别规矩。

“你们怎么拜神，就照样拜佛好了。”我说。

圆智老和尚披着赭红袈裟，手执法器，道貌岸然，庄严地，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夫妇二人便肃然起敬，向老和尚跪迎。

圆智法师不还礼，好像没有看见，走到佛像前，放下手中一碗水，又将木鱼和小槌，还有一个铜铃，都放在台上。他点起香烛以后对我说：

“我念起经来，叫他们两人跪下磕头祷告。”老和尚吩咐。

我只好站在旁边襄礼，用英语转告他们。

老和尚站在佛像台前点起香烛，一手敲打木鱼，—手摇动铜铃，口中唱起经来。

男女一同跪下。在跪下之前，男的慌忙又对我说了—句：“我名叫某某巴纳吉，妻子叫……”他还没末得及讲完，那位夫人已经跪了下去，他只好也同时跪倒。我也连忙转告老和尚，知道他记不住那么长的名字，只说是巴纳吉夫妇。

老和尚大声念经，用的是中国化了的印度唱诗调子。我一听，这不是每天他们早祷晚祷时右绕佛像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吗?

老和尚念完了经，转身过来，用福建口音对着跪下的男女两人宣告：

“兹有信士弟子……信士弟子……”他把眼睛望着我，又忘记名字了。我连忙说是“巴纳吉”。

“巴——纳——吉夫妇二人，巴纳吉夫妇二人……”他倒没有忘记是超度儿子亡魂和求子，大致说了几句，仍然是唱诗的调子。这是代表他们说的。以后他转身面向佛像，仿佛祷告。又转过身来，手里已经端起水碗，走向那两夫妇，口中念念有词。一手用指头蘸水向那两人头上洒去，口中不忘记又大声唱了一句“巴—纳—吉”，让他们知道福确实是赐给他们的，没错。

我知道“巴纳吉”是印度的东支婆罗门中的一个高级种姓分支，怎么也来拜这“异端邪说”的佛教?而且老和尚念的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佛法空宗口号。听着，看着，心里不觉有点好笑。

老和尚回到台前，放下碗，对佛像合掌低头，沉默下来；又抬起头对我一望。我明白，“法事”圆满了。于是通知那跪着的两夫妇。

他们又磕头，然后站起来，先向老和尚，后向我，合掌致谢。男的走向台前，从西服口袋里掏出钞票，投在木盒子里，又向佛像合掌顶礼。随后两人缓缓走出殿门。穿鞋子时，男的向我作了个手势，我以为还有什么事，走过去。他轻声问我，这位和尚的法号是什么。我说是“圆智”，又还原译成梵文：“圆满的智慧。圆智大法师。”

“真是有道的出家人。真是‘仙人’一样。想不到佛教这样—伟大(他大概一时想不出什么恰当的字眼)。这的确是一位大法师，一定法力高超。”他又向夫人说了几句孟加拉话。夫人轻轻答了一句。两人又一同向我合掌致谢。

最后是这位巴纳吉先生伸出手来，和我又行了西式的握手礼。这时我看到他的夫人已经面带笑容，他也现出满意的脸色。

“我们现在要回加尔各答了。我的妻子现在愿意回家了。真是出自衷心感谢你。再见! 谢谢!”

夫人居然对我说了一声“南无—”。这是印度至今通行的“敬礼”之意，可是在中国这是对佛的敬礼才用的，我随口也回答了一句“南无—”。

两位难得的香客走了。

我回身去后面房里。圆智老和尚早已从盒中取出钞票，拿在手里，大概数目不少。他说：

“德玉老和尚只留下那么一点钱，又不知哪天才回来。我正在发愁。现在不愁了。真亏你帮忙。你为佛门做了一件大好事。真是功德无量。”

我无言可对。

“向你致敬，先生!你从哪里来的?从中国吗?学梵文吗?我是梵文学生(求学的)，梵行者。祝你好!”

我正走在路上，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少年，开口就用梵文对我说了这几句简单的话。

我好像受到了突然袭击的考试，但看得出这个少年不过十二、三岁，还是个孩子，也许是用我作对象练习梵文，应考的不是我，而是他。我的答复就是对于他说梵文的评语。他说得简单，我答得更简单，两人共同作口头语法练习。

“是的。你好！你在哪里学梵文?”

“在波罗奈城。来鹿野苑见一位‘学者’(潘迪特)的。很高兴见到你。你的发音不错。我说得不好。我要应初级考试。我来找老师的。”

简单的对话以后就分别了。我很奇怪，他怎么会一见面就对我说梵文。他怎么知道的?他要应初级考试。我听说，梵文考试共分三级，初、中、高级。高级考试通过，可以应专科考试，取得“论师”学位，再后，还可考取“大师”学位。分科有文学、哲学、天文学、修辞学等等。别处也有别的名义的学衔考试，但波罗奈城的“论师”学位最著名。这位少年朋友还在应初级考试，路程还远着呢。至于考取之后有什么前途，谁也不知道。以“论师”为称号的老学者是有当教授的，但那是前一代的事了，而且还都会英语，不然无法进大学的学院的门。婆罗门读书世家子弟进私塾从师读古文，上进之路就是应政府主持的这种考试。有了头衔就可以开塾授徒。照老规矩不收学费，到“出师”时才收“谢师礼”。古代老师还要养活门徒，现代养不起了，学生自己去住不要食宿费的“玛特”，即有钱人为捐助穷学生而设立的“香客公舍”。在波罗奈城，因为是最神圣的恒河岸圣地，有这样的地方几十处，但没有招牌，不得门路的进不去。私塾也有几十处，有的挂牌收徒，有的收徒不挂牌。开塾如能得到政府批准登记，可以挂起什么“大学院”(书院)的牌子。这些“论师”、“大师”可以著书立说，当然也可以为土邦的“王者”、官僚和各种财主作诗、立传、叙家谱、编“神话传说”，有了名气还可以坐收“布施”。这些虽然不稳定，但比没头衔的诵经婆罗门只靠给人家办办丧事、喜事、念念经维持生活，比名为“受供养”实是敲竹杠或乞食要好些。这和中国古代读书人(所谓“士”)的生活道路差不多。《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用不也是个“学究”，靠授徒为生吗?不过中国有考试做官的道路，而印度的这种初、中、高级的“秀才”、“举人”、“进士”却只有虚名。除有钱的世家子弟以外，念私塾学古文的少年不过是借当“学生”吃饭罢了。

这位少年和我彼此不通姓名，后来却又遇见了几次，我才发现他的目的之一是要用我练习梵文的双数变格、变位。有了“我俩”就好变词形了。

有一次他明白告诉我：“没有钱，进不了新学校，不会英国语言，只好住‘玛特’，找了一个‘大学院’的‘古鲁’(老师)，背诵梵文，等候初级考试。”

又有一天，我正在“法舍”(招待香客的不收费的—处房子)自己房间里钻研梵文古书，他忽然来了，还带着一个更小些的男孩子。

他又说起梵文，介绍这个孩子，说他是从孟加拉来的，只有十一岁，是学梵文的，有一个“学者”老师(古鲁)，等等。接着他就利用我们三人大作语法练习，因为这些单数、双数、多数和现在、过去、将来，还有阳性、阴性、中性的各种词形变化，都可以利用了。我们人虽都是阳性，但是物和其他人却可以是中性和阴性。例如，当时恰好一位缅甸难民的女孩子从我的窗前走过，他立刻抓住机会，大加利用，变化了好几句出来。

那个孟加拉孩子年纪小，个子也不大，却是长得极好看，一对大眼睛，一脸英俊之气。他站在旁边只说了几句话，发音还好，孟加拉语特有的读音改成波罗奈城发音了，却又没有学上北部方言的特有的读音，说的是正规的读书古音。看来他是来学习从南印度传来的正规音调的。这一点，那个大一两岁的少年就不如他了。不但长得有些俗气，说话也俗，发音有时还有土音。

孟加拉少年望着我，听着他，抿着嘴笑。我想大概是笑他满嘴梵文语法练习句，说了半天，尽是词形变化、句型变化，没有内容，不断重复。

不一会儿，那位学生没有词了，说话停了下来。孟加拉少年也有点不耐烦听了吧，去看我桌上摊着的书。我问他学的是什么。他回答是语法书。问他是否准备考“初级”。他说：“不。”随即笑了，看来对他这位大些的同伴不十分敬重。正好我摊开的书是《瑜伽经》，有一个复合词我正在分析，还不能确定怎样才对。他忽然开口念那几句，我便试着问他那个复合词，他随口就分析出来，好像背诵注解一样，连经句意义都说了。我大吃一惊。他的程度远远超过他那位同伴了。他不考“初级”是因为程度已经超过了。他的梵文是在孟加拉学的吧?那么来这里只是为学音调吗?

这孩子看出我的脸色，自己说了。他把读过的古书向我报了名，都是小时候在家里背诵的。他来波罗奈城是奉父亲之命，来从一些“论师”学正确音调，并且朝拜恒河圣地，了解圣地情况，不久就要回去。

“我还要进新学校。回去就要念英文了。现在只念英语初级教科书。”英语书名是用英语讲的，发音当然是印度孟加拉式，远不及他的梵文。他说的梵文，尽管也是些短句子，但是，口齿清晰，句型多变，很象口语，不是文法练习。

他的那位学兄见这位师弟对答如流而且滔滔不绝，似乎也出乎意外，便宣布要走了。

我已经见过两位旧学者，一位年轻些，给我讲过迦梨陀娑一章诗，一位年长些，给我讲过《小月光疏》(语法)的一章。他们书背得很熟，口讲梵文却都还不如这个孟加拉小孩子自然，急了说不清，就要讲印地语。

过了好一段时光，我又遇见那位“学生”，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招呼之后，我问他“初级”考过了吗?他却用印地语回答：“费尔(失败，由英语来的词)了。”

“还应考吗?”

他不回答，却说了一句梵文：“我去找那位学者。”

“那孟加拉少年呢?”

“回孟加拉去了。”

从此我没有再见到这两位小友。

我在鹿野苑见得多的小朋友是那个锡金小男孩。

他只有十岁，没念过书，很机伶。他父亲是那个小博物馆的看守。大概他们家里说锡金土话，所以他只会讲不合书本语法的口头印地语。他常到中国庙来。实际上他是教我口头印地语的小老师，对我讲的话很多。他那不照语法规则变化却很生动的口头语和加尔各答街头的“市场印地语”是一类。这才是印度通行的口头语。

他先留着头发，还照西式剪过，可是有一天忽然剃了光头。我没有问他，他自己说：“我想到城里去，想到加尔各答去，爸爸不许，骂了我，还打我，把我头发剃光了，说我学坏了。不准再找外国人了。”我一听，很怀疑是说我把他带坏了；便抽空去了一趟博物馆，见那稍稍会点英语的锡金人。他对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我才明白，所谓“外国人”指的不是我。我还够不上在他们这些人眼中和心中当作“洋人”。

有一次这个孩子对我说：“我们穷，老爷们有钱。”他说。

“老爷们怎么有钱呢?”我问他。

“少少写一点，多多的钱就来了。”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作家之类。他说的“写”是写账吧?他从哪儿知道的呢?

有些人相识很浅而印象却深。对于我，这三位异国少年就是这样。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面貌、口语和神气，已经几十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