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金克木：《天竺旧事》佛涅槃地的现代鸟巢禅师 -- 抱朴仙人

有个朋友是做过电影摄影师的，这天忽然来问我，肯不肯同他一起去看看印度的好莱坞。

我刚看过一部印度电影《银行司库》。这部电影已经在电影院里连续上演了几十个星期还上座不衰，其中的女主角一跃而为大明星。还不大懂印度斯坦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的 我也看明白了情节，并且欣赏了歌舞和演技。因此，我欣然同意去。

一同去的有三个人。搭上电车一直到终点。这是那时加尔各答市区的边缘了?叫做托里根治。这里的电影厂便仿照好莱坞而自称托莱坞。

一到大门口，立刻有几个人迎了上来。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不高而健壮的人，只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咔叽短裤。这就是我的朋友的印度同行朋友，一位摄影师兼打杂的善于交际的人。

“欢迎！欢迎到托莱坞来。”

一阵七嘴八舌的互相介绍和自我介绍。其实，我们的面孔就是介绍信。我们的名字彼此大不相同，中国的太短，印度的太长，谁也记不得谁的。

“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只要记住我是‘猴子’就行了。”这位热心的短小精悍的朋友对我们说，接着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裸露的手臂上和两腿上汗毛一片黑，确实比别人的长而多。我已经知道，在印度，猴子是被尊重和爱护的，到处都有一位大颔猴王的神像，把人叫作猴子并无菲薄之意，便也随着开心地笑起来。

经过在大片场地中一番巡游和接待我们的“猴子”的热心介绍，我才明白了所谓托莱坞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三处摄影棚、一所道具库，还有些化妆室和休息室之类的房子，剩下便是大片空地。这里只是一个供使用的场地，既没有电影厂、电影公司，也没有导演、演员，摄影师等等，除几个办事人和守门人和工人以外，也不见什么经理和什么长，什么主任之类。一切都是凭合同临时搭配，不是永远固定的；主要的事是生产电影。怪不得印度出产电影数量之多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原来除了因为语言种类多以外，还有个出产方便的条件，当然随着来的也有激烈的竞争。印度人爱看电影，爱听歌观舞，也是一个重要条件。那时有些电影一演就是几十星期不断。有个电影院门口总是那一部电影的广告，加上“进入光辉的第若干周”横幅。最长的一个，我记得是不但超出了五十二周，而且似乎到了一百周，就是说在一个电影院里演了两年——如果我记错了，那也是一年多，绝对不会更少。我在它宣传一年之后去看过，上座还不错，影片却并不出奇，没有给我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演不了几星期就告结束的也不少。这使得电影界的人都很紧张，外界却不能体会。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就印度自己语言的电影而言，至于好莱坞制造的等等外国电影，只是在几个大电影院里供懂英语的人看，那是一两周照例换片子的。

“今天你们来得巧，正好有一部新电影开拍。现在时间大概快到了。我领你们去。”“猴子”说。

于是我们到了一处摄影棚前。

“猴子”告诉我们这部新片的主要演员的名字。

“这不是《银行司库》的女主角吗?”我惊问。

“不是她还是谁?”

刚到达叫做摄影棚的大空房子前面，我忽然看到快步走过来一个披散着长发的少女，一眼我就认出她正是那位女主角。

她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被“猴子”叫住了。

“我向你介绍几位中国朋友。”

我也荣幸地夹在众人中同她握了一次手。

“我看过你的《银行司库》了。”

“人人都看过。”她冷冷地回答。

“祝你新片子成功。”

“谢谢。”她仍然毫无表情。

接着她就告辞，说她要马上化妆，拍下第一个镜头。

在这飞一样地跑来跑去和一刹那间的接触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个憔悴的少女而不是一个红得发紫的大明星。她个子不高，又很瘦，面色淡黄，头发乌黑，有点象中国人。一对灵活的大眼，一双嫩弱的小手，走路象跑步，看来她也许只有二十岁，也许还不到。她披在身上的印度女服“纱丽”和裹紧上身的短袖衬衫也不能使她显得年纪大些。这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她一比，除了脸型和神气以外，简直是两个人。可是我一看就认出来，因为在电影里她遭受悲剧性打击时的伤心表演和她此刻开拍新片前的自然流露不知为什么竟有相似之处。

我们进了摄影棚。空荡荡地，只在一头布置着一间草房和一排篱笆，篱笆中开一扇门，半掩着。有人还在场上增减一点东西。导演和摄影师和管照明、场记等等的人都忙得很，我们便没有过去。可是导演看见了“猴子”带了三个人进来，自然一眼就看出是中国人，便举手打了个招呼。摄影师在机器前一抬头也看见了，也笑着打了个招呼。棚里还有几个参观者坐在那里。“猴子”没有介绍便引我们到那一边去坐下。

女主角来了。并没有多少化妆，只是换了一件朴素的“纱丽”，光着脚，梳起一根长辫子，仿佛是村女打扮。她急步走到篱笆门前，一只手扶着门，伸头对外斜向一边看。大概是导演做了个什么手势。她把头又偏过去一点，问道：

“是这样吗?”她说的是英语，同跟我们谈话时一样，可是她在影片中是说印度斯坦语并且要唱歌跳舞的。

灯光大亮起来，一个人拿着一块牌子赶到摄影机前一晃，随即跑了过去。导演不知怎么发的号令。一霎时灯光又暗下去了。女主角跑了过来，跟导演和摄影师等人讲话。我只瞥见到她当拍摄时的一刹那间，脸上表情突然一变，随即恢复原状。大概那是剧情要求的表演。她能变化得这样快，如果不是我一直注目对她望着，一定不会看出来。

“这只是个开拍仪式。”“猴子”站了起来。

看样子，我们以不打扰拍电影的人为好，于是我们同另几个参观者一同退场。

出了摄影棚，仍然是“猴子”带路，有说有笑；只有他一个人送我们到大门口。

“我没有家，有事无事差不多天天在这里。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只要提‘猴子’，没有不知道的。”说着，他把前襟敞开，露出胸前一撮黑毛。“猴子!记住了。”他的大手和我紧握了一下，我觉得手指也痛了一下。

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托莱坞。我那位电影界朋友也回国了。我和这位热情似火的“猴子”只有一面之缘。

可是那位女主角，我在她的新片子中却看到了。影片平平，没有前一部那样叫座。以后她又演过几部片子，我都没有看。她主演的第一部片子是我看过的少数印度影片中留有印象的之—。《银行司库》、《外乡人》、《命运》是我还记得起来的三部故事片的名字。三个不同的女主角，我只当面见过她一个。另外，大吹大擂的演古典名著的影片我也看了几部，却只留下布景场面的印象。

后来几年我多在乡间，很少看到电影。回到城市后有时偶然想起来翻看一下印度电影广告，却久不见那位女主角的名字。

大概她红了一阵子以后就退出影坛了吧?

过几年我偶然见到一位看印度电影的朋友，忽然想到问他那位女主角后来怎样了。

他对我讲了一句话，所答非所问。我当时没有追问，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我。他说的话是：

“她有犹太血统。”

一九四二年英印谈判失败，甘地、尼赫鲁等人入狱，印度国民大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全印度掀起一场风暴。

我和一位朋友请来教印地语的老师有些天没来，我们以为他也入狱了：却不料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又按照教课的时间到了。

“向你们道歉，误了几次课。原因不必说，你们也知道。现在接着上次课讲吧。”

他若无其事，一点激动也没有，照旧上课；我们也不便问。

临走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交给我们，说：

“希望你们能把这些东西转给中国人民，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进行这场斗争的。为了打仗，我们要政权，英国不给，就是这样。假如你们没有政权和军队，能打日本吗？”

说完，他就走了。

那是一些油印的传单，主要内容是甘地的入狱前最后一次大会讲话。有印地语和英语两种文本，看来是速记记录，未加整理。甘地原来也是先后用这两种语言讲的，词句不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是不许发表的违禁品，我们也无法邮寄国内；寄回去，在战时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地方能发表，只能传阅。

那位朋友说，由他去办，可以设法转到国内，自有关心印度的人看到。至于起什么作用，无法估计，作为一种原始资料总是有用的。

于是印度教员照常来定时上课，每次临走时总是不声不响掏出几张油印传单给我们。他从不问我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中国人，他已经交到中国人手中，就算完成任务了。

两三星期以后，他临走时交出传单，忽然附了几句话：

“下次我不来了。我要去入狱了。有另一位来教你们，他也会带点东西给你们的。再见。”

他笑了笑，走出了房门。

果然，到下次上课时间，敲门进来了一位中年人。矮矮的，头戴小黑帽，服装整齐，一望而知是个帕西人，就是说，拜火教徒，古波斯人的后裔。

他略略迟疑，便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是原先那位老师介绍来教印地语的。

“他不能来了，很抱歉。”他说。

我们客气地招呼他，表示感谢，没有问他的身份和职业，只问那位老师是否被捕了。

“是的，他入狱了，作了‘坚持真理者’(这是印度字)。我们这里只是入狱有自由，可以自愿入狱。此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只有这种不要自由的自由。现在要被捕是很容易的。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一段话，他是用印地语说的，末尾加上一句英语：

“英国人心里也很明白。”

他笑了笑，没有说别的，翻开书就讲课。讲完课，站起来，同样掏出一卷纸交给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合掌行个礼就走了。

“他是个拜火教徒吧?怎么行印度教徒的礼？”我那位“同学”问我。

我说，照我所知道的说，印度人有的非常非常拘谨，有的非常非常开放，有时一个人能同时极新又极旧。外国人研究印度人当然要讲典型，立框子，所以总不免要强调一方面而把另一方面当作例外。来印度还不久，我认识的印度人不多，见到的却不少，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接触过；真是五花八门，色色俱全，不在我们中国人以下。

朋友笑了，说：“我觉得印度人有点神秘。这个印地语也有点奇怪。他们自己说是很容易，外国人也说不难学，我觉得很难。一个人怎么能那样讲话?我只怕是学不会了。”

这样，我们从这位帕西人学了几星期，他又声明不能教了。我们问他是不是也要当“坚持真理者”。他笑着说，“也是，也不是。”见我们有点迷惑，他又用印地语夹杂着英语解释说：

“我要入狱也可以，不过我是帕西人，用英语说是拜火教徒。他们不肯用政治理由逮捕拜火教徒。我当然不能犯政治以外的法去进监狱。”说着他又呵呵笑起来，“难道我这样一个人能够去偷盗、杀人吗？即使我到车站上去演说，公开触犯禁止反战的法律，他们不得不根据预防犯罪条例或印度国防法将我逮捕，也不过拘留一下，最多罚点款，还得释放我。说不定报上当作一条新闻登出来，彼此都不好看。”

我们这时才明白，原来这位老师不是平凡的人，但还是遵守外国礼貌，不打听他的身份。

“不过我下次不能来了，来得次数多了也不好。何必去麻烦C I.D.(刑事犯罪侦缉处，半秘密的特务性质警察机构)呢？恐怕他们派人跟踪也有点不耐烦了。让他们休息休息吧。刚才我在你们门前看见了一个。大概不是等我的。我也不是为了躲避他们。我另外有事。我们那位共同的朋友(他用了英语，这是狄更司的著名小说题目)托我代理一段时间。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以后有机会还会再见的。谢谢你们同情我们印度人，帮了我们的忙，把这些纸传给中国人。”说着，他又掏出了几张纸；接着说：

“我不相信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大概也发不多久了。这一出大戏又演完了一幕。事情总要收场的。英国人仗打完了总要交出政权，不过他们决不会乖乖地交出来。说不定大钉子、小钉子留下一大堆。我们怕的不是英国人，怕的是我们印度人自己。你们会讲印度话以后就会明白的。会讲英语能明白英国人，可是也不容易。我们快成为说英语的民族了(他用英语说这两个词)，可是我们的脑袋里装的还是印度各种各样的语言，我们的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一点不会英语。你们中国不是这样，你们很难明白。”

他以完全的绅士风度向我们握手告别，然后又合了一次掌，抬起腿来要走出门去，忽然转过身来，说：

“我几乎忘了。以后你们的印地语教师可以另外找。那位朋友一时还不会出狱。如果出狱，他会来找你们的。假如你们还有兴趣要那些东西，我告诉你们一个人的地址。不过他不能来，他有工作，日夜都要上班，加上星期日，为了养家糊口。你们得去找他。他会的英语不多，印地语很好。他那地方是晚间开放，要夜里去。在那地方要讲印地语。讲英语也可以，但会引起注意，不大好，不过也不要紧。我们的所谓秘密事都是公开进行的。甘地反对秘密行动，你们大概也知道。”

他留下一个人名，一个地址。地址是个小图书馆，在一条冷僻的小街道上，也没有名字。也许就叫印地语图书馆吧?他作了解释：

“这条街好找，这个图书馆不好找。只有—间屋，门口没有牌子。路灯不亮，也看不清门牌。不过有个办法。你们找到街道，随便问—下‘比拉图书馆’，一定有人会指路，说不定还会带你们去。”

“比拉!”我那位“同学”不由得轻轻叫了一声。我们早已听到这位纺织工业大王、印度民族资本家的名声，而且稍许知道—点这一家族中兄弟的“分工”：宗教、政治、工业。

“是比拉。是他出钱办的这个夜间开放的印地语小图书馆。那位朋友是半尽义务，晚间去工作两小时。他是馆长，也是馆员，也是杂役，是个街道私人图书馆。在那街上一问就知道。”

我那“同学”虽然对资料有兴趣，却不愿去探险；于是我自报奋勇，单独夜间去赴会。

有天晚上，我搭公共汽车到了那条街。真是冷僻的小街，几盏路灯相距很远，如同鬼火，发出一闪一闪的黯淡的光。大概是灯泡太老了，电力又不足。我望了望街口的古老的路名牌，不错。走进街去，没有看见行人，一家一家都关着门，好像也没有晚间开门的小铺子。我想，不来探险也许更好，不过已经来了，就深入—次“虎穴”吧。一个人寂寞地往前走，不多远，忽然看见一家门口有一盏电灯亮着。走上前去一看，门是开着的，里面靠墙是书架、报架，大概不会错，就走了进去 屋里果然是图书馆。中间放着几张条桌和凳子、椅子。书都是开架摆着，自由取阅，一望而知没有英文书。有几个少年儿童坐在那里翻阅画报和什么儿童读物。有两个人站在书架前翻书，我进门前有一个翻书的人回头望了我一眼。可能是因为我只依照印度人习惯方式穿一件大衬衫，更可能是因为光线不强，看不清面貌，他又回过头去专心看书。另一个站着的人和坐着的儿童都头也没抬。

靠里边，有扇对外窗户，窗前摆了一张桌子，桌后坐着一位青年人。他抬起头来望着我。我知道我要找的就是他，连忙过去，低声说了那两位印地语老师的名字，说是他们介绍来的，请问这里是不是“比拉图书馆”，他是不是某某先生。

他见我过去就站起来，听我讲印地语，略显惊异，随即平静下来。我想是因为我讲的印地语是事先准备过的，过于遵守语法规则，发音也过于明确，所以不地道，加上近处看清了黄面孔，所以他开头有点感到意外。

听我背诵完自我介绍词以后，他点点头(实际是略摆一下头)，拉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然后说：

“你是位中国朋友，我听说过了。他们两位我都认识。难得你晚间找到这地方。你要看什么书籍和报纸杂志吗?这里经费有限，书报很少，来看的人也不多。外国人来，你还是头一个。我表示欢迎。”他—句也不提政治，好像把我当作新闻记者前来访问似的。他的语音很低，讲得很慢，大概是怕我听不懂。讲的句子很短，像语法书里的例句，但比我讲的像说话。

序幕一过，我就真是先访问起来，请问他那里情况。不料这一把钥匙打开了话匣子，他越说越快，越有些激动，但语音还是很低，很低，不打搅看书的人。看书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听我们说话。

他这篇报告不是事先准备的，但明显是久已蕴藏在心里，也许是说出过多少次的。总之，他的话回荡在我耳边，一直到回来以后还向别人说过，主要是这样几句：

“你是外国人，还来看我们的自己语言的图书馆。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了。你比比英国人办的帝国图书馆看看。我们就是这样对待自己语言的。请你看看那些报纸、杂志和架上的书，跟英文报刊书籍能比吗?当然，有朝一日，我们会办自己语言的大图书馆的，那时欢迎你再来看。” 我仿佛看见他已经坐在比帝国图书馆还要大的，像“维多利亚女皇纪念堂”那样的巍峨的大厅中了。可是面前的他还只是个夜间也要半尽义务工作的小职员。

“你不要看看印地语书刊吗?请自由取阅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什么手续。肯来看书，就欢迎。啊!这几份东西送给你吧。”他从桌抽屉里取出了一叠纸交给我。彼此心照不宣。

我起身告辞，在屋里巡视一周。果然没有多少很像样的书，纸张印刷都不高明。那两位站着翻书的人早已走了。坐着的儿童只剩下两个年纪较大的，还在聚精会神地看什么书，也许是小说，不是儿童图画故事。

我出门时回头向这位朋友打了个招呼。他起身合掌为礼，也没有说一句“欢迎再来”。

我出门走在小街上，觉得路灯更暗了，一个行人也没有；直到走出街口，上了有公共汽车的大街，才忽然眼睛一亮。街上灯火通明，又是另一种夜景。

在佛教圣地鹿野苑，我见过现代印度“三大士”。

古代印度有“大士”，即佛教的菩萨。传到中国著名的有“三大士”，即文殊、普贤、观世音。加上地藏王，也是菩萨，合称四大菩萨，分住四大名山，即五台、峨眉、普陀、九华。侍立在如来佛两侧的称为“一佛二菩萨”。文殊、普贤是一对，各带着坐骑青狮、白象，分侍佛的两边。观世音和大势至又是一对，随侍坐在中间的阿弥陀佛。地藏独自坐在地狱里，实行他的“地狱不空，我不成佛”的誓言。“现在佛”释迦牟尼的两边有一老一少侍立，这是迦叶和阿难。他们是罗汉，不是菩萨。“大士”，大概是“摩诃萨”的直译，袭用儒家有过的这个冷僻称呼。

这些是过去的事了。后来印度在独立之前的七八百年中几乎完全没有了佛教。只到本世纪初期才出现了三位和尚，都是在印度以外的斯里兰卡出家的。这就是我见到的现代的“三大士”。

他们的法名是：阿难陀、罗喉罗、迦叶波。阿难(阿难陀)，这是佛的堂弟的名字。他以非凡的记忆力闻名。据说佛经都是他背诵出来的。所有佛经的共同第一句“如是我闻”中的“我”就是他。在塑像中，他是站立在释迦牟尼旁边的那位青年。罗喉罗，这是佛的儿子的名字。他也出家成了罗汉。迦叶(迦叶波)，这是佛的大弟子的名字。在塑像中，他是站在佛的旁边和阿难对面的那位老者。中国传说他来到云南，住在鸡足山。

他们袭用佛教开创初期的罗汉名字大概有立志重新在印度开创佛教之意吧?

在鹿野苑的斯里兰卡(吉祥楞伽)的和尚们过午不食，只饮一碗牛奶；到了傍晚，诵经声一停，使出来“散步”。这大约是佛教经典(律)中往往提到的佛和弟子们的“经行”。不过缅甸的和尚并不天天走，而中国的和尚从不参加。那时住在鹿野苑的侨赏弥老居士也遵守同样的戒律习惯，到傍晚就拿起杖来上大路。我经常陪着他走。那不是中国古人的“行散”，所以本不应当叫作“散步”。那是一言不发飞快地走路，是印度式，不是中国式。

有一天，正当我追随着老居士在路上跑也似地走时，三三两两的披袈裟的斯里兰卡和尚们在前面同样地“奔跑”着，却从远处有一个袈裟影子迎面过来。他显然是早出发的，已经往回走了。这是高个子，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位法师眨眼到了面前，他和老居士都停下了步子，笑着用印地语谈了几句话。和尚和居士互不行礼。这里的出家人只有中国和尚逢人便合掌，好像佛经里说的“常不轻菩萨”。我是俗人，在家人，便向那位法师合掌致敬。他微笑着点点头，照例不还礼。我正不知道是走开好还是留下好，老居士已经昂首阔步继续前进了。

“这是阿难陀大法师。”老居士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感觉到有点失敬。本世纪初，侨赏弥老居士是第一个南下“楞伽”(斯里兰卡)求佛法的。随后便是那“三大士”去出家。我有缘会见这第一位“大士”，竟然“交臂”错过。

过了一天，我去见这位阿难陀“大士”。刚说 了几句话，他表示希望我继续研究巴利语的佛教典籍。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一位斯里兰卡和尚来了，有事和他谈。他对我望了望，我不等他说出话就起身告辞了。

又过了一天，我在路上遇见法光和尚。他告诉我，阿难陀“大士”已经走了，不知到何方去了。他将巴利语的《佛本生经》译成印地语，一大本一大本陆续出版；同口寸进行基本佛典的校刊工作，用印度的现代天城体字母印刷。因为巴利语的佛典有罗马字母的欧洲刊本，有泰文字母的，有缅甸文字母的，有僧伽罗文字母的，却没有印度字母的，所以这种校刊和翻译工作是在印度恢复佛教的打基础的第一步。已经印出了《小部》经，是“三大士”联名主持并写梵文序的。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此事。现在又去继续他的“游方”生活了。他的工

作都是在旅途中作的。

过不多久，第二位“大士”，也是最著名的“大士”，罗喉罗，来鹿野苑了。

他先来看望侨赏弥老居士，恰好我在那问小屋里。他们互相招呼后，老居士立刻向我介绍，“这是大学者罗喉罗。”“大学者”用的是印度字。

这位“大士”却没有穿“法服”，而是普通印度人装束，也就是一身不整齐的西服。原来他曾继老居士之后到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在苏联住了一段时期，不但由和尚变为居士，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依照礼貌不打搅和旁听他们谈话，便合掌告别。本来准备第二天去向这位“大学者”请教的，不料他比阿难陀大法师还要迅速，已经匆匆走了。他也是无定居的。宗教加上政治色彩，行踪更难捉摸，竟不知他那一大堆著作是在哪里写的。有人说他在火车的三等车厢中照样能写作。

他用印地语写的书包括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专门著作和通俗著作，还有去苏联的回忆录，甚至小说。此外，他还校刊了佛教哲学理论古籍，真是个著作家，宣传家。他又精力过人，曾四次去西藏，在寺庙里发现了印度佛教经典的大量写本。他编了一部分目录，摄了照片，带回印度，自己校刊了法称的几本哲学著作，把全部照片交给了一个研究所保存。他尊崇法称的“因明”(逻辑和认识论)著作，显然是受苏联史彻巴茨基的影响。这位苏联科学院院土校刊并译解了法称的《正理一滴》，写成了著名的《佛教逻辑》一书。我国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版了法尊法师由藏译转译的法称的《量释论》及解说。

再往后，我又见到了迦叶波“大士”。

他除了著作以外还从事教育，在波罗奈城的印度教大学里讲佛教。他的志愿是恢复佛教的那烂陀大学，即玄奘住过而久已成为废墟的那烂陀寺。终于在印度独立以后，这所大学建立起来了。他是主持人，最后在那里“圆寂”了。

他不是“游方僧”，经常在印度教大学和鹿野苑。斯里兰卡和尚发起的摩诃菩提会(大觉会)在印度进行恢复佛教宣传，在鹿野苑建成了香积寺和一座僧舍，还办学校和图书馆，并出版书刊。迦叶波法师和他们也有联系。

有一次他来鹿野苑，正好中国的太虚法师的弟子，法尊法师的同学，法舫法师也在。他便邀请去印度教大学他的小小“精舍”，并参观大学和参加当时在大学举行的东方学大会。我也“随缘”去了，还在他的“精舍”(他取的正名是“觉舍”)里领受了一顿“法食”夕是坐在地上用手在鲜芭蕉叶上捡着吃的。

侨赏弥老居士离开时，迦叶波“大士”继承了他的小屋子，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晚间“散步”时才遇见了他。

“我要在这里住些天，你有空请来，就是你常去的那间小屋。”

我去拜访，才知道他是来为斯里兰卡的几位新来的和尚讲印度哲学古典《奥义书》的。我得到他的允许便也准备去旁听。

“迦叶波比丘要在这里讲经了，不过不是佛教的经，是印度教的婆罗门的经，你去听吗?”法光和尚问我。

“我已经得到他同意让我去听了。但不知他用什么话讲。”我说。

“我那些同乡来这圣地小住。他们不懂印度话，更不懂英语，只会僧伽罗语、梵语和巴利语。”

“那大概要用僧伽罗语了，我不懂，听不成了。”我知道迦叶波“大士”是在斯里兰卡出家并学巴利语经典的，便作这样推测。

“不对。迦叶波比丘不能讲僧伽罗语。他在我们那大庙里时是讲梵语和巴利语的。”

我推测大概是要用一种半文半白、梵巴夹杂的语言了。我怀着好奇心，带了一本《奥义书十种》去“法舍”奉陪“末座”。

出我意外，法师讲的是梵语。幸亏有本书，我先读了，还能跟上他讲的地方。不过他讲梵语同讲印地语一样，完全是说话的语气，发音相同，只调子稍异。他并不拉长了音唱。大概因为他是佛教徒，不必用也不愿用正统方式诵印度教的经。这和他们诵佛经不一样。

他讲得很快，主要是讲解词句，不发挥，不讨论内容。讲书常有口头习惯语，不久就熟悉了。“懂了吗?”“应当这样理解(如是应知)”“所以这样说。”“为什么?(何以故?)”等等。讲书也有个框架结构，一段段都大致相仿，不久也听惯了。一对照原书的古注，再查看玄奘等译的经、疏，恍然大悟，悟出了古今中外的一致性，仿佛在黑暗中瞥见了一线光明，感到这些都不能完全脱离口头语言习惯。

法师每天讲一小时，流水般地不停地读和讲，还夹着自问自答。听众极少发问，也许是他们从佛教立场和观点出发，对此不过是得一个“知道了”而已，没有深究的兴趣。我只是旁听者，也可说是旁观者，对讲的内容还没有对讲的形式兴趣大。

法师讲得很快，把几篇主要的《奥义书》的词句分析和译解(从古文译古文)完了，又回大学去了。和尚们朝圣已毕，听讲一完，也回去了。我这时才从一千年以前回来。

迦叶波“大士”和我见面较多，所以较熟，有时也谈一点他的抱负和对当前世界的看法。他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大学的那所“觉舍”和“讲座?也是民族资本家纺织大王比拉捐助的。这位比拉来过一次鹿野苑，我在路上碰见。他一身印度白布装，不过并不是手纺织的土布；除身后跟着一些人外，看不出什么特别。我只当他是个香客，事后才知道那是谁。有人告诉我，他头上戴的“包头”有一粒钻石，价值连城，这便是富人的象征，不过我没有看见。

中国解放后，阿难陀“大士”已经老了。罗喉罗“大士”来过，匆匆即走。迦叶波“大士”和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的僧宝和尚同来过。他们两位都是我在鹿野苑认识的，因此也在一次会见时相遇。这时那烂陀大学已经成立，迦叶波大法师已经名副其实，比那时神气得多，而且身体也更为“发福”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在这世间住到八十年代。有个刊物上登的讣文中说是由于“心力衰竭”。

这三位现代“大士”都为在印度复兴佛教而费尽心力，终于现在印度又有了以多少万计的佛教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