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研究文革和毛主席的几个原则，第一，毛主席永远正确，有问题 -- 真离

沉重的浪漫（四）

www.360doc6.net 2023-05-31

——血与火的洗礼

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具有动员能力指望他们的支持？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处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么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

金雁/插画

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已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于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参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

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样。

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的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活剧，想想理想主义的蜕变，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里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流散到民间的武器使武斗级别陡然上升。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贵州看外婆，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

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们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毕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成了“缺席者”。

金雁/插画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结束。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4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8月内战的水平。

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5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

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①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文革”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8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来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经历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遨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

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负责人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②。

我们摸出漆黑的火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那场内战中双方均称对方为“匪”：四二二称联指为“联匪”，而四二二由于支持伍晋南（文革前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的政敌），便被称为“伍匪”。很久以后，广西官方还一直把这场内战称为“剿匪”，表彰了许多“剿匪英雄”，各地都搞了“剿匪烈士墓”。

不久我母亲去融水县出差，看到广西得势的组织下狠手整治四.二二，到处都是被杀的尸体、被砍的人头，惨不忍睹。还曾经写了一首诗：“山头白骨犹纵横，多少人家泪欲吞，谁信刀砧鱼肉事，竟由站队种祸根。”直到80年代“处遗”，“烈士”被取消，墓被平毁，四二二死亡者也不再是“反革命”、“匪”了——双方都被定性为“非正常死亡”）的伟大胜利……”。

《融水见闻》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

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特别效忠于革联，而是我看到对方当时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官方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分配交椅，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老初一”学生进行清点——我们这些直到“毕业”当了三年“新生”的人，由于并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学时代的同学与本派的“战友”，对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认识，素无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级学生在政治斗争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纠缠而蓄意整人。

武斗中的俘虏

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有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请“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当然，“革联”已经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团部”相当于校团委，年级班级设连、排，则团总支、团支部之类也。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入组织”。……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上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考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她。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

我与杨老师

金雁/插画

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了。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当时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单等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年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那个我并未留下学习记忆，却以血与火的洗礼铭刻了我一生的南宁四中，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

【注】

①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广西发布措辞严厉的《布告》，指控某些群众组织（实即“四.二二”）抢劫“援越物资”、中断铁路等，并授权区革筹与军区进行镇压。这是文革中第一次公开发布这种大规模军事镇压告示。以后“七三”成为联指一派掌权十余年间广西特有的政治图腾，各个城市都出现了“七三区”、“七三路”、“七三广场”、“七三百货大楼”、“七三剧院”等等命名。直到“处遗”后才取消。

②当时与如今一直有传说，这次罕见大洪水是镇压者打开上游水库人为造成的，目的是摧毁四二二的地道战。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除了最近刚刚动工的百色水电枢纽外，南宁上游的整个邕江水系并无可供如此肇祸的大型水库。不过，这场洪水对于摧毁四二二的最后抵抗的确起了作用。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华国锋深信“四人帮”早已失去人心，就是在他们经营十年之久的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干部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也早已不满。广大民兵不明真相，一旦“四人帮”真下了“打”的命令，他们未必不会听命。他反复讲，一定要将“四人帮”和广大群众分开。现在部队向上海运动，虽然是早已决定的，但是容易造成误会，不利于做上海民兵的工作。为了说服大家，他用了一个“逼”字，这个字语义深刻，领导者站在主导地位，应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更不是“逼”出民变，再派兵镇压。这个决策十分英明，保证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不动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更没有发生内战，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统一、团结。

当历史平稳度过危机之后，人们常常以为历史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历史的发展，必然里也有很多偶然。

华国锋曾回忆：我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

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已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后，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上午，飞机起飞，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彭冲在省委常委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传达了中央的精神。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到达北京。华国锋不让他们参加政治局打招呼会，由马天水、周纯麟向他们传达“四人帮”已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顿时傻了眼了。但是，他们情绪抵触，提出的问题比马天水还要多、还要荒谬：“这件事可能是青年人搞的。我们前几天在北京时，还没有听说有这些事，为什么突然把他们（指‘四人帮’）一起都抓起来？”

徐景贤不得不谈了10月8日以来，他们在上海调动民兵，搞战备部署的情况。其目的就是武装叛乱，不过他是用“战备部署”来遮掩。

接着，徐景贤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经请示同意后，徐打电话给上海的冯国柱，说：第一，他和王秀珍已经安全到达北京；第二，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之后，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

而上海那边接到徐景贤的电话后仍然我行我素，准备叛乱。

10日深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背着周纯麟在一起密谈。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的命运。

王秀珍向马天水说：中央负责同志什么时候见我们？

马天水并不清楚中央的安排，推测说：明天要见了吧！

徐景贤说：到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请示的？

马天水说：“四人帮”篡党夺权问题还感材料不足，很难说服人。

徐景贤说：《光明日报》10月4日的文章和姚文元有什么关系？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王秀珍说：王洪文是有一些生活问题，其他还有什么问题要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讲讲。

徐景贤、王秀珍自知武装叛乱罪责难逃，早说可以落个好态度，都说：上海动用民兵要讲一下。

马天水不同意，反问：是不是一定要汇报？

11日早晨，徐景贤到两位秘书房佐庭、张家龙的房间里说：“昨夜没有睡好，晚上做梦，真他妈的，民兵动起来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像巴黎公社一样搞起来了。”又说：“王洪文、江青材料是充分的，张、姚的材料不足。”又说：“他们不识货，姚文元很刻苦，看书学习很用功。”（连载二十八）

文章摘选：李海文《“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四**在上海的亲信对上海人封锁消息，并决定转移到民兵指挥部办公8日晚，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开会商议。朱永嘉说：“要拉出民兵来干！打一个星期也是好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有利，让全世界都知道，大不了像巴黎公社那样！”他们决定立即紧急动员民兵，并成立了两套班子。徐景贤下达了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同时，徐还向上海警备区一师长下手令，要求调两个连，一个听电台指挥，一个“听从市*的指挥”。

　　上海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钟定栋等人接受任务后，制订了两个方案。其一为“捍一”：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机场和市区桥梁、车站、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其二为“方二”：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立三道控制圈的兵力部署。具体内容有：全市准备动用武装民兵3.3万余人、炮85门、机枪78挺、枪支2.7万余支、弹药296余万发；民兵干部彻夜值班；基本指挥所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在中国纺织机械厂，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开设电台15部，组成两个联络网；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圈；派出武装渔轮巡逻，控制黄浦江渡口；规定反空降方案和口号、暗令、标记。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连夜组织1300多人的武装民警，还组织了紧急演习。

　　就在10月8日晚12时，王秀珍还在民兵指挥部召集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等上海老反，宣布：北*右派*变了，修**义上台了！我们要对着干！打三天、四天也好，让全国知道，也教育后代！

……

9日晚，****局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上海有武叛的迹象。当晚8点多钟，召周纯麟到玉泉山5号楼。周刚坐下，李**就详细地询问了上海警备区兵力部署和上海民兵的情况。接着，他严肃地问：周纯麟，你估计一下，“四**”被隔离的消息公布后，他们上海的党羽会出现什么情况？周纯麟思索了一下，说：“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大干，一种是小干，一种是没什么大的问题，比较平静。但是大干的可能性不大。”

13日下午，写作组的王知常没有参加常委会，他忙着打电话给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时下午2时半以前答复。到了2时半，王知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

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总工会，还要找他商量一下。

王知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4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

到了4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知常说：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

黄金海、王知常这些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叛的人员、物资。

1966年夏，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中，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坚持完成自己分管的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军事援外任务，努力保持总参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部队稳定。

为时，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停职和隔离审查，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总参党委和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天佑主持。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李天佑：总参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准成立群众组织；要保持稳定，不能乱。

八九月份，李天佑在总参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贯彻周恩来和老帅们的指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努力保持总参机关稳定和安全。

10月5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参所属院校的“造反派”涌入北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总参机关。李天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无端地受冲击、被打倒，感到很痛心。他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保护干部。他听说总参二部有位副部长被扣留，还要揪到南京某学院批斗，便立即赶到火车站劝说放人；他还特意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去电话，请他们协助做好“造反派”的工作。总参二部有位大革命时期入党，早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张小报上有人诬陷其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江青、康生得知后批示：这个人为什么还不逮捕？此件送给李天佑看后，他觉得仅凭一张小报，不经调查核实就抓起来，这样对待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未免轻率。经过反复思考，他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当即批示，将这位部长监护起来，由总参调查处理。后经总参专案组外调查证，否定了小报对这位部长的诬陷之词。

1967年年初，一些人冲进防化兵部大院，抢防化兵部印章，实行“夺权”，并在院内、楼内构筑工事，准备武斗。李天佑和王新亭派人去做工作，要他们撤出大院，遭到拒绝。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派部队保护。李天佑遂派作战部副部长率领部队进驻防化兵部大院，维护纪律，进行宣传教育。经过细做工作，终将他们劝出大院。

总参三部担负着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唆使下，却成了总参机关最先乱的单位。该部下属院校的学生和工厂的部分工人纷纷冲击部机关，围攻、揪走部领导，擅自冲击机要区，甚至在机关大院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鉴于三部的特殊地位，中央军委曾专门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指示，要求该部所属单位暂停“四大”，但“造反派”不听。三部5位局领导忧虑不安，相约向李天佑反映情况，讲到激动处都流下了眼泪。李天佑除了及时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外，还约王新亭召集三部处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开会，激励他们坚守工作岗位。1月9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而稳定了这个部的局势。

社会上掀起武斗时，李天佑认为应加强部队武器装备管理，严防流失、被盗。他主持有关部门迅速提出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意见并以总参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

二三月间，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团体用抢来的通信装备私设电台，进行非法联络，指挥武斗，有的还私设广播电台，用明码发报、明语联络，广播国内情况，造成严重泄密事件。时任中央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天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副主任、通信兵部主任江文研究处理办法，利用总参有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呈批电报的条件，采取发报的办法，直接报告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批准照办，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形式发布全国。军内外“造反派”组织非法私设的电台被全部没收，其头头也被依法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李天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他把保护总参二级部的部、局领导干部作为工作重点，力求使他们安全在位，发挥职能，以保持总参机关稳定，确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任务的完成。3月，在总参召开的专案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参加专案组的总参政治部正、副主任要坚持原则，把对一些干部没能搞清楚的问题，通过过细的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以便更好地保护干部和使用干部。与此同时，李天佑反对大搞株连的做法，对被审查干部的子女、亲属想方设法给予关照和保护，指示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他们的吃、住问题，凡能安排到总参直属“五七”干部学校的，都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安置和保护。

李天佑还多次受周恩来派遣，到内蒙古等地制止武斗和解决问题。4月下旬的一天，李天佑参加周恩来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B]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内蒙古军区把当地的“造反派”围在一座楼里，断水断粮，情况十分危急，要求立即派人解救。（这里也很有趣！！！）会上，周恩来决定，由李天佑和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为领导组成“中央赴内蒙古工作组”，迅速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处理，恢复了当地的正常秩序。[/B]

面对众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或靠边，许多工作陷入瘫痪，而在中国周边，侵略越南的美军飞机不断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境，台湾国民党军要进犯大陆的情况，周恩来一再指示总参作战部：要提高警惕，专心致志掌握好境内外情况，加强戒备，一定不能出问题。作为兼任作战部党委书记的李天佑，深知担子的分量。他牢记周恩来的指示，日以继夜地听取各方面的信息，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活动，警惕地分析敌对势力的企图，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和兵力布局进行反复思考。五六月份，他与作战部研究，感到京津地区兵力薄弱，一旦境外敌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乱，用空降部队对京津地区实施突然袭击，将立即危及首都和中央的安全。他组织作战部随即写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外地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卫。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总参党委同意，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李天佑经过深思熟虑，又对全军兵力部署、战略预备队配置和两个大单位接合部兵力设置等问题写出报告。对李天佑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建议，总参党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十分赞成，认为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格局，予以采纳。在他主持交通战备小组工作时，曾多次参与研究开辟和修复与周边国家相邻的铁路和公路问题，改善了中国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为加强战备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使各种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李天佑经常连续几天工作得不到休息。繁重的工作任务，复杂多变的情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肾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医生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总以工作离不开而推辞，即使勉强住进医院，仍是经常在病房找人谈话，商谈工作，处理公务，或是白天出去开会，晚上回到医院，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肾病引发了他的腰痛和浮肿，在无法坐着开会、办公时，他就躺在办公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

9月14日，周恩来指示：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李天佑忍着病痛与王新亭和副总参谋长温玉成一起召集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有关领导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师以下部队半导体轻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情况的汇报。11月28日至12月6日，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召开了师以下部队通信装备半导体化轻型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52个厂家、有关研究院所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首先将已研制出的十几种野战通信装备和配套设备逐步投入批量生产，对尚存在问题的几种机器，争取尽快过技术关。在李天佑等关注下，经过各方面一年多的努力，新产品陆续装备部队。

1969年1月，李天佑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月，李天佑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李天佑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李天佑竭尽全力地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的一些良好愿望往往不能实现；迫于形势和压力，也曾违心地说过一些错话。（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个笑话）为此，他时常忧心忡忡，曾写诗表达当时悲愤郁闷的心境。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接到离职休息的命令，但在移交工作过程中，仍坚持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并提出了如何贯彻落实的意见。7月底，他接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请柬，因身体状况较差，医务人员劝他不要出席。他听说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要参加，坚持抱病出席，为这些同志的复出感到欣慰。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4/0120/c85037-24166335-4.html

（党史真是屎啊！！！！！）

李天佑是广西人，随四野大军南下后就留在了广西剿匪，本来中央是希望他发挥本地人这个优势，没想到后来打得特别艰难，引来毛主席多次批评。

当然，这原因有外部和内部的。外部就是广西作为桂系的大本营，李宗仁、白崇禧经营多年，其有着深厚的基础。

并且白崇禧在撤离前，又特意安排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利用复杂的地形给解放军增添了很大的麻烦。

内部则是当时广西的几个负责领导张云逸、李天佑等都是本土人士，有一定的乡土情结，故采取了怀柔政策，比如每个县都只杀一个土匪头子，其余教育后就释放。

可那些土匪已经决定一条路走到黑，根本不会有任何感恩之情，重获自由不久就复叛，令人头疼不已。

由于广西剿匪进展缓慢，1950年8月，毛主席发来电报：广西是全国剿匪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存在严重的缺点！

1950年11月，毛主席又去电三封，直言广西的解放时间在西南之前，但剿匪成果却在西南之后，这不是正常的现象，需要广西负责人检讨并拿出结果来说话。

最后毛主席要求广西一定要在1951年5月1日前肃清全省匪乱。即便主席措辞如此严厉，叶剑英、陶铸前去坐镇，广西仍是在1952年末才彻底完成剿匪工作，时间大大超出。

李天佑自己都无奈叹息：打了一辈子仗，没被毛主席批评过，没想到却在这土匪上摔了跟头。

“文革”開始不久，總參謀部所屬某學院造反派給學院院長、政委戴上“修正主義分子”帽子，多次圍攻李天佑逼他表態，他堅持嚴正立場，同造反派作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始終未退讓一步。在總參謀部黨委會上，他斬釘截鐵地提出：“凡要批判各級領導干部必須經過黨委批准﹔凡沒有分清矛盾性質的，先按內部矛盾處理﹔查清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再按什麼性質處理。”在當時，這樣說是冒風險的，這樣做更是冒風險的。有一位部長曾做地下工作多年，有些人懷疑他歷史有問題，要打倒他，李天佑堅持先調查清楚再說﹔另一位部長家庭出身有些問題，也有人要揪他出來，李天佑堅持要把家庭問題同本人分開。甚至對有些受審查的干部，李天佑也嚴格要求按政策辦事，不准武斗和虐待。於是，有人感嘆：天佑無愧於“虎將”之譽，因為他有“虎膽”。

　　由於有多年的上下級關系，李天佑和林彪、黃永勝等人不可能沒有交往，且曾經是林彪的“愛將”。但是，盡管這些人飛黃騰達，除工作關系外，李天佑和他們從沒有不必要和不正常的來往。

　　早在1965年夏天，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懷著結幫拉派、篡黨奪權的目的，找時任副總參謀長的李天佑到家裡談話，要他“經常同我通氣！”不知林彪“心有千千結”，對他“冠冕堂皇”的要求，李天佑當然是表示接受。在總參謀部會議上，當羅瑞卿問他：“林總找你有何指示？”他襟懷坦白，把林彪的話當眾和盤托出。本來，這句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但心中有鬼的林彪感到李天佑不聽話，就開始策劃把他“趕出”總參謀部，並指使人千方百計地排斥他。（什么乱八七糟的！！！！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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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刘派势力大，毛是一己之力推动社会变革

1976年陈锡联掌军权，不准叶剑英回广东，叶帅：你怕我捣鬼

陈锡联在1966年后成为东北地区的实际领导者，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在1973年迎来了重要转变，当时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调整，陈锡联与李德生对调岗位，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随后，1975年1月，他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

1976年2月2日，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宣布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指定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一决策背景复杂：周恩来逝世，邓小平面临政治打击，而毛泽东身体亦不佳。在此情形下，毛泽东选择陈锡联，认为其军事和政治经验充足，能胜任军委工作。

叶剑英在1971年后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直到1976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此后，叶剑英的军事职责逐渐减少，他主要参与中央会议，而陈锡联则开始承担更多军委的日常工作。

陈锡联与叶剑英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陈锡联的夫人王璇梅回忆称，当时有传言说陈锡联“夺取了叶剑英的军权”。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关系，陈锡联曾劝阻想要退居广州的叶剑英，担心其离开北京后政治局内的力量分布将受影响。叶剑英对此感到不满，认为陈锡联怀疑他会从事幕后活动。陈锡联后来向夫人解释，他希望叶剑英留在北京，是为了保持政治局的力量平衡，而非出于个人的权力斗争。

毛泽东的决策背后，难道藏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理由吗?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揭示了这背后的政治动态。周恩来去世后，部分人视邓小平和叶剑英为最大的阻碍。邓小平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坚定执行“全面整顿”政策;而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则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因此，部分人在不同场合对他们发起攻击，导致邓小平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转而“专管外事”，叶剑英则被宣称“生病”，从中央军委的工作中撤出。

在此期间，许多人担忧叶剑英的健康，纷纷通过电话或书信向其办公室询问。叶剑英的办公室同事只能暗中透露，叶帅的身体状况如往常一样良好。吴富善，空军副司令员，曾与叶剑英在1927年江西吉安共事，他特意探望叶剑英，直接询问其为何退出政坛。叶剑英坦承，自己愿意继续工作，但被迫退出因为“他们不让我干”。

1976年4月，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建议叶剑英重返政治舞台参与一些中央工作。这标志着叶剑英重回公众视野，也重拾了许多老将军的期望。而曾代替叶剑英掌握军权的陈锡联，在重大军事决策时仍会与叶剑英保持沟通。特别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陈锡联并未支持那部分人，并在为毛泽东守灵时与李先念共商对策。

陈锡联表现出对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支持。他向华国锋提议，希望叶剑英能够继续承担这一重要角色。然而，华国锋认为叶剑英应协助他处理国内事务，而军委的工作仍由自己主持。

1976年后，政治局势有所改变。在此期间，一些资深的同志对陈锡联持有不同看法，此时邓小平出面为他解围，强调陈锡联并无野心，不会造成政治动荡。邓小平的这番言论为陈锡联在政治上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护。

这么看当年毛泽东搞得水利，良种可能比社会主义制度造福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