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儒家化。
当然了，七大很多人还是反对周总理的，不止针对邓发、王稼祥、张闻天等等等。
张闻天在西安事变前后还是左右横跳。在解放后庐山会议还是横跳。
他和周总理派系有隔阂。
博古与周总理的关系的亲密度高于周与张闻天，所以张闻天经常被收拾。
我的判断是周总理不允许张闻天得到权力，所谓毛主席说张闻天是明公，其实是周总理的想法才是。
后来毛主席提11次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在点周总理。
打平型关还是应该打的，但是方法应该更合理一些，对待鬼子应该考虑更细致一些。
硬拼还行，可以理解，但是损失是错误的对待鬼子导致的，确实十分可惜。
正如百团大战也应该打一样，但是确实不该出百个团，瞎凑热闹，没必要。
暴露实力是肯定的，这点不算问题，暴露了根据地较为具体的地点地域才是要命。
王明的操纵恶果之一就是，项英枪毙高敬亭之前是先报告蒋介石再报告党中央。
新开岭事件之后的1939 年 4 月 18 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过对高敬亭的 3 种处理方案：
“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 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
到6 月 21 日至 23 日，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 3 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即反高斗争大会，张云逸、叶挺、邓子恢都在这个大会上先后发了言。叶挺在会上说：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反高斗争大会上说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要高承认错误。高敬亭不认这些罪名以自杀相威胁。高敬亭说：“红 28 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 4 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当时就如何处置高敬亭是让众人讨论的。众人讨论的意见是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部作了汇报。
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后来回忆说，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 3 天（就是6月23日）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项英转来了白崇禧说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
事后毛主席方知在中央来电让高敬亭去延安学习之前高敬亭就已经被处死了，他就发电报去质问，后面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我实际在说现在的事大多能追溯到1和2 ，等结果落地就是。
今年是邓天尊诞辰120周年、后年是江长者诞辰100周年，听说借此契机有人想让1980、1990年代的敏感资料做到部分公开，对此我不抱希望，毕竟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传》只写到了1974年：
“中国共产党与别的政党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党内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党内矛盾，如果没有这样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写邓小平的思想，就要把他放到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中去写。”
传记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8月22日曾在《光明日报》以《邓小平：高山仰止和返璞归真》为题，披露编撰幕后——“写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不言而喻又是很难的。我们写邓小平传必须迎难而上，因为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的色彩。如果回避党内思想斗争、党内矛盾，怎么可能写出邓小平呢？”
“如果将来要写《邓传》下，从1975年开始，从改革开放的预演、前奏开始再好不过了”。杨胜群说，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后来被看作改革开放的预演、改革开放的前奏。
可见1975--1997年的内容才是有看头的重头戏，毕竟影响至今。🤔
虽然很多行业日子很不好搞，地方政府也过得挺紧巴巴的，很多行业进入了收缩期，很多人失业了。但是离经济搞砸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要想经济活泛起来，不就是放放水，放任放任灰区经济活动嘛。
现在的改革，其实最主要的是新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不明确的。这不能搞那不能搞，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能搞，而且属于可以搞成的。口号震天响没用的，要拿出真是可行的出路，这条路你不愿意让市场模式去各种试错，那就要有高水平的顶层规划。
现在的状态真的有点尴尬，而且蛮危险的。怎么摸路是最核心的，哪怕是下策只要万众一心执行下去也比现在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暧昧不清强。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是提出了一个解决社会主义如何保持本色的方式的回答。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一大帮中共党员们都高度关注如何保持社会主义的颜色。
文革时期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即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提法是一种保持社会主义的方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人民富起来也是一种保持社会主义本色的方式。
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的重要创新。
至于说89年事件 这个有些扯远了，只能说即使邓小平实施了最正确的决策，但是反华势力依旧死心不改煽动学生起来闹事。
89年事件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没有区别，就是学生在外来势力策动下发动的动乱。
三条红线、反垄断或者叫规范资本运行、补贴企业不补贴基层，现在全部逆转，你说大大的政策有没有问题。
至此，前人的心愿已经（几乎）全部达成了，通过什么方式达成的？工业化。
从毛周到习李，他们是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吗？不是，他们是致力于实现工业化，有了工业化，才能快速搭建起来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俱欢颜，才能克服火力不足恐惧症，后勤补给焦虑症，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农业高产医疗条件好人均寿命延长……发展经济是附带的。
中国从一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现在工业化已经大成，如果同台竞技去除贸易壁垒可以击溃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其他的据说很厉害的玩意，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是工业化的颠覆者吗？不是，而是工业化的升级补丁，工业+人工智能，工业+信息化，工业+大数据，这样子。工业化是它们的前提基础，没有工业化它们只是噱头。
如果该网友下去跟毛主席周总理汇报讲现在房子多车子多的不得了物质极大丰富，但是“经济不好”，猜猜看总理会不会拿大耳刮子呼他。
对于某些人来说，楼市股市不大幅上涨，就是经济不行。
同样对某些人来说，债务可以无限上升，永远不用还，所以经济可以一直向上，否则就是经济不行。
诛心？某些人没心，也不知道有心，就知道自己的钱袋子。
本身习上来就是压桌子的，现在只不过压住没翻，还没能压稳。无论是哪一派接习，都会发生压桌子翻桌子之争。这个压翻之争，最少二三十年内不会停，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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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的计委和周公的政务院是平级的，高岗死后计委纳入国务院。
高岗八次批判薄一波，周公请的是陈云和邓公。
码农不会动屎山，只会重起炉灶。
高岗的计委和周公的政务院是平级的，高岗死后计委纳入国务院。
在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它与政务院平行，都是直接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着经济内阁之称。因为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主席把政务院的八个工业部也划给中央计划委员会，在此同时还取消了中央政府办事处及周翔宇的书记一职。
“五马进京”之后，西南局邓天尊为副总理，东北局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饶漱石为中组部长，中南局邓子恢为农村工作部部长，西北局习皇考为中宣部长。
当时的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在职权方面平行，因此东北局高的地位和权力均在其他几位之上，所以在一时间内就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此时的政务院总理周翔宇主要是在分管外交事务。
而1952年所成立的国家计委与后面国务院下辖的国家计委，职级与权重皆不一样。
之所以有着“五马进京”，除了分权制衡的原因之外，还有是在当时可以说成是在建设路线上，有着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路线还是进行向社会主义路线改造的路线斗争，从而在后续引起了建国后第一次重大党内斗争，也就是高饶事件，这就是戏称的“双马落马”。
但是上面这种情况在1954年所制订第一部宪法时出现变化，因为1949--1954年是一个特殊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所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实际上指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但这时候的新中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所以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当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原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撤销了。
1954年所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面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可此时的国务院同建国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在性质、组织、职权、作用和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在两者之间，中央人民政府在职权上被降了半格，从原来的最高权力机关被降为执行机关，而政务院则被升了半格，从中央人民政府的最高执行机关被升为中央人民政府本身，并更名为国务院。这一变化含义深刻、影响深远，所以自这时候开始，中国政治制度就出现党政双首长，且在一定程度上，国务院拥有一定的程度独立的特殊性。
所以在1952年“五马进京”所引发的高饶事件之后，从1958--1960年，乃至文革10年中都有过重点表现，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官修历史更是有意隐去不提。所以对于高饶事件，除了了解红白区历史之争和个人恩怨之外，我还会推荐去了解《五四宪法》的产生经过以及召开1956年八大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兼顾、内外交流"在发展公有制前提下，保留私有制经济，以调动一切生产力，进行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阶段后才实现工业化，从而进入社会主义”。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四年伴随着一五计划，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
首先，农村的土地革命，也就是士地改革，虽然解决了农民的生活，争取到了农民对革命运动的支持，但是并未引起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农民个体之间的差别，如农户的人口、畜力等等的不同，农村的贫富差距又开始显现，虽然有互助组等组织形式希望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人、甚至是农村的党员买田、单干、雇工、扩大再生产,还有些说“国家好，组织不好”、“见不得别人过得好”之类的怪话，这就与新民主主义的农业增产，解放生产力以辅助工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冲突。
于是就有了关于农村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讨论，有些认为应当进行合作化，如张闻天就说“应当继续发展劳动合作”，高岗也说“应当将政策和资源向互助组织倾斜”。但有些人认为应当对农村的两极分化等现象不予抑制，如刘修养就说“党员有雇工和参加互助组织的自由，充分的调动积极性以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但是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是看不到农村这种资本主义倾向并不能发展生产力，农民兼并土地和雇工进行在生产，先变成富农，必然再产生出新地主。而一旦再产生出新地主这就不是开放先进了而是保守落后的，发展不了生产力，而且这样的倾向，还会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对土改的否定、是完全的倒退。
而在城市，1949年毛主席提出“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期国民经济恢复。因此，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占据了相当的政治经济地位，“向我们猖狂地进攻了起来”，要“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
为了应对资产阶级大量的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现象，就有了五反运动这样的政治经济运动，一方面打击资产阶级的器张气焰，另一方对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摸排，准备下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国有经济的长足发展，毛主席提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后，已经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因此，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农村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只能用社会主义的强大外力来动摇农村封闭的经济基础，依靠统一经营的形成新生产力的合作社，来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集体农庄，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而在城市，资产阶级的复苏和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有经济占比不断增大，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都要求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需要限制甚至消灭私有制的发展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也是之前我有说胡中宗是想往新民主主义上走，但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原因所在，不过“运去英雄也无力”。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有着复杂独特国情的国家来说，真正能长远走得通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
薄一波能力肯定比高岗差多了。毕竟高岗当的是东北民主联合政府的全面负责人。
但是，计委当时虽然权力大，还是比不了政务院，虽然说政务院分了政府的权力，但是，通过各种机构亲苏派大多负责，比如李富春等等啥的。
这种权力过渡就算到了庐山会议前后基本变化不大。
那不是帮助薄一波，只是维护政务院权力体系。
高岗对薄一波是毛派内部的不满，周总行动则是挑拨毛派内部冲突。
陈云一直就是他的助手，邓当了华东局书记作为过渡，前途光明。
上台之初成立的各种名目“小组”，那也是流畅得巧夺天工。
现在定于一尊，那些小组就近于销声匿迹了。
无非是这些民营资本、利益行业，在他眼里视若鸡狗，随意拿捏罢了。
本大稻要指出，你是在瞎讲。老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老邓可没有讲“以工业化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