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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讨论】大家对《报任安书》怎么看 -- 孟词宗
全文2378字。从出土的汉简看，一般每简十数字到四十几字。考虑到司马迁书法应该比较熟练，可以写小字，那么每简写20字是正常的，只需要百余简。还可以双面写，算上换行，五六十简足够了。加起来半斤多的样子，不会超过一斤。
简牍的重量参考邢义田的论文《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http://www.wxshx.cn/data/articles/a02/116.html
当然，如果情况确实和司马迁说的那样，当日他倒霉的时候亲朋好友包括任安没一个人来救，那么现在写信拒绝也属于孔子“以直报怨”的范畴，并无大问题。但深想一层的话，如果任安真的和司马迁没交情了，他有怎会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推贤进士”？如果是任安的原信是几年前写的，那么说明任安在司马迁受腐刑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仍然是好友。如果任安的原信是求救信，那么任安必然信任司马迁能够救他，也愿意救他才会写这封求救信。
这话不是说了吗，接书欲答，正好碰上 东从上来，又迫贱事。
东从上来，是不可能跨越几年的。
因此就是几个月的事情。
戾太子事在七月，任安出事及写信求救在这之后。
答书中有 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 的话，季冬是十二月，
那么答书写于十二月之前。
两人的书信往来总在八月，九月，十月，和十一月中。
千万不要低估任安求生的欲望，我们并不知道，是否他只给太史公一人
写了求援信，别人是否作答。
任安与太史公有旧没错，但在
这个事实面前，任安有何面目谈信任?
要这样说，每个绝望的溺水者都可以说我好信任稻草呀。
望是怨恨的意思，大概是任安的家人或朋友打听到有关案情谈论时，太史公没有帮忙说好话，所以任安有怨恨。
这话说得明白，太史公有满肚子愤懑要抒发。
这愤懑就是任安兄的怨恨所勾起的——我当日落难，你无一言以救，
现在指望我倒指望得理直气壮了。我受奇耻大辱，若不是身负文化使命早就不想活了，你呢，就想着苟活于世。
太史公随侍武帝左右，参考一下武帝的活动轨迹，大致可以推算出任安的原信写于何时。
太史公收到任安信的时候，正侍奉武帝东巡归来。武帝太始四年到征和二年的活动轨迹如下：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五月回到长安，住于建章宫。
太始四年12月，行幸雍（长安西边），并进一步向西到了安定。
征和元年正月，从西边回到长安，入住建章宫。这一年下半年，武帝在建章宫中看到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此后巫蛊之祸起。
征和二年闰四月，夏天去了甘泉宫避暑。武帝常于五月开始在此避暑，八月回都。但其后戾太子起兵，长安大乱，武帝一直居于甘泉宫。
征和三年春正月，武帝行幸雍。
按武帝的活动轨迹，符合太史公所说的“东从上来”的只有太始四年的5月。雍在长安西边，甘泉宫在汉长安城的北边，建章宫在长安城内。都不符合“东从上来”这一说法。任安给太史公写信距任安入狱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推测太史公的回信可能写于征和二年的11月或12月。汉代一般秋冬行刑，过了12月，进入正月，一般不会处决犯人。任安必死，所以太史公抓紧回了一封信。
胡乱猜一下，太史公受了腐刑之后，一心写书，书成之后，则心灰意冷，从不介入政治纷争。同时，受了腐刑也让他看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外人从不交接。正因如此，才能受武帝重用，出任中书令。
这种情况下，猛不然接到任安的信，再加上太史公内心愤懑，没有立即回信。巫蛊之祸后，任安死罪难免，而且不像太史公原先那样可以赎罪，或者受阉免死。太史公回信，一方面要对任安的批评作一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不满。
写在绢或帛上都可以。例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他写得早，地位不能不高，就跟胡适在学术史的地位一样。
后世史家不学司马是有道理的，总不成大家把历史学成小说，然后发表一番痛快言论了事。这方面可以参看刘知几的大体论述。
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汉人重视名节胜过生命，直到汉末依然如此。李广自杀的理由是：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就是说他不想受辱，以死全名节。很多人自杀都是这个理由。
任安的行为我觉得应该是很让时人看不起的，妄行在先，畏死在后，称不得大丈夫。比之郭解之流差远了。
死牢中向外送书，应该也不是什么大罪。死罪尚可花钱赎呢。
汉朝人以死节为上，贪生怕死的也不少。公孙敖就曾在下狱后诈死逃亡。
1 报书的写作年代史学界一直有太始四年和征和二年两种看法。
单纯从东字来说，自东和向东都是可以成立的。
2 单从文意来判断，我倾向于任安写信时没有下狱。
3 但是，有时间证据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還報命。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这样的话，到太初元年，待罪辇毂下共八年，报书之年若为征和二年恰好为二十一年，若为太始四年只有十九年。
4 我有个错觉，把涉旬月的犯案时间与收信时间混淆了。所以前帖以此出发立论，有误。
5 你这个说法，收信于太始四年，回信于征和二年，应该可以最大限度弥合所有条件。可从，花之。
你举了很多负面的例子，但我也找了很多正面例子：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
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杨雄（前58～公元18），西汉文学家、哲学家。他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韩愈（768～824），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773～819），散文学家。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郑樵（1103～1162），福建人，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杰出的点评家，一个思想敏锐而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他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江苏常熟人。曾任礼部尚书，诗文甚负盛名。他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思想家。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改良主义者、学者。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五、现代、当代
建国前《史记》研究收获颇丰，名人迭出。鲁迅、郭沫若等大家的评论惊世骇俗；建国后《史记》研究高潮迭起，人才济济，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一生酷爱《史记》，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韶山冲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园人，近代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郑振锋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1924～1991），陕西省韩城市苏村人。当代著名作家，原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1905～1998），陕西省韩城市井溢村人。著名翻译家，原任毛泽东俄文翻译、顾问，中央编译局局长。他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十分惊诧，我想，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刘向是汉朝人，怎么能评论一千年后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说什么“史学双璧”？
班固的原话是：
这里班固只是引用刘向、扬雄的评价。并不是说班固就一定同意他们的看法。只不过作为公平的史家，班固要把正反意见都罗列一下罢了。
把引文当作班固的看法，你引用的那篇文章作者的古文水平需要提高。
班固对《史记》的看法其实是这样的：
班固在这里直接说司马迁因为受了腐刑所以写文章报复社会，不是君子所为。
扬雄在《法言》里的那段话其实是这样的。
意思是说《淮南子》可取的地方不如《史记》多。《史记》还有符合圣人之道的可取之处。《淮南子》就鲜有这类可取之处。如果非要说这两者哪里可取的话，也只有涉及儒家的那部分吧。《淮南子》的内容一些符合儒家经典，一些不符合儒家经典，出入很多，自相矛盾。司马相如的文章浮华，但教育意义不大。司马迁的《史记》则贪多嚼不烂，对很多不符合圣人之道的资料不忍割舍。孔子写了很多，他写的多的是圣人之义。司马迁也写了很多，他写的却是稀奇古怪的道听途说。
扬雄在这里其实是批评司马迁的文章和主流三观背道而驰，不符合圣人之道。您文章的那位作者把批评当赞扬，真是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