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大家对《报任安书》怎么看 -- 孟词宗

难道只许人家以不认识来否定前贤？

如果任安的原信是好几年前，任安日子还不错的时候写的，那么最大的疑点是为啥司马迁要在他下狱待死的时候写这封回信。

他在信里说是为了让老朋友死前能知道他的愤懑之情。问题是从他因李陵事件下狱受刑到他写这封信，他有大把时间和任安倾诉冤屈，何必在任安死前才急匆匆得写一封长信？

而这封长信本身并不是为任安叫屈，而是为自己叫屈，并明确告诉任安说他是刑余之人，不能再做推荐贤能的事。

这封信有几千字，在汉代要用好几捆竹简才能写完。所以不存在带信人偷偷把信带进牢房的可能。事实上这封信会被抄出是百分之百。那么司马迁在信里，一再说自己不能做推荐贤能的事其实就是在和任安划清界限了。

任安当初写信给司马迁的目的是啥？如果认为原信是几年前写的。从“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两句来看，是要司马迁谨慎得待人接物，利用其中书令能接触皇帝的机会推荐贤能？但事情真这么简单吗？

任安曾任益州刺史，后来任北军使者，都是高官。而任安极受宠信是武帝心腹。武帝曾说过任安犯过很多过错，我都没杀他。可见其在武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情况下，任安自己就能“推贤进士”，何必假手司马迁。

所以如果原信是几年前写的，想得黑暗一点，任安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拉帮结派，让司马迁为任安自己推荐的人说好话，或者有些人任安不方便直接出面推荐，所以让司马迁推荐。

司马迁在任安入狱后写此信，其实是写给汉武帝看的。他要表明他推荐什么人都是出自公心。而受刑之后就只剩下写书这一个生活目的，根本没有欲望来“推贤进士”，也就是说他不是任安一伙的。

啥叫“腹诽”？嘴上不说，肚子里做文章才叫做腹诽。我举例的这些人都是正大光明得把自己对司马迁的看法说出来，写出来，印出来，怎么能叫做“腹诽”？

一个人的历史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司马迁其人其书在汉代一直不受好评。到汉末王允还说司马迁写了一部谤书呢。汉代以后几千年也很少有人把司马迁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鲁迅才说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为鲁迅在近代的地位，解放后的教科书里司马迁才一片伟光正。

司马迁是不是伟光正？单看他笔削和自己有关的那段历史就知道人无完人。写《报任安书》的时候，司马迁早已了解李陵投降的前因后果，以及李陵在匈奴的表现。但他就是不写汉武帝为啥要杀李陵全家的因果，让读者认为汉武帝滥杀无辜。这恐怕怎么都说不上是伟光正吧。

任安的信是在巫蛊之乱之前不久写的，司马迁收到之后没有立即回信

之后京城大乱，任安下狱，派人找司马迁....然后....被武帝发现了，皇帝就得问了，“啊，你和任安还有来往嘛”

史公只好把之前的来信拿出来，解释一下“好久不联系了，这信还没回呢”

皇帝就发话了，他都下狱快死啦，你总的给回个消息吧，然后史公就当着皇帝的面儿，写了这封回信，越写越来气，也就越写越长，......以下省去N千字

本场景纯属瞎编，如有雷同则属扯淡

此说不妥，仿佛解放后大家都没有思考问题的能力。只会搞个人崇拜似的。鲁迅先生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不是史学家，对于史学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钱穆先生关于史记的的这段评论是正确的：

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恐怕班固自己的三观很成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有仔细的讲解：

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戇”。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

全文近3000字，西汉时纸张应该还不流行，写在竹简上的话，要装好几箱吧？不知道怎么送进牢房里去。

史祝同源,最早没有官史私史之别.史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是世袭的职业.从他记史的独立性而言,象是私史;从他可以利用官方资料,参与官方活动,享受官方供养又象是官史.但当时的史录只能是官方的,不可能有私史.只不过修史还是世职,官方统治者也无心干涉.老子是周的柱下吏,孔子和左丘明只是利用官方史而已.

司马迁是太史令,继承其父职务,所修应该也是官史.只不过由于历史惯性,那时史官还有很大的独立性,尤其是他们记录当代史,那就连政府也无暇追究.所以<史记>保留了浓厚的个人色彩.

官史私史的区别是在司马迁以后才正式出现的.但官方一直打击私史,私自修史是可以杀头的.

为啥非要整竹简呢？

坐牢的，给送件衣服总可以吧，里面前胸写满了写后背呗，反正汉朝衣服老宽松了

以前为啥不能说？书没写好，乱发牢骚被揭发了可就完了。如今书写好了，这任安也下狱了，再不说可就没机会了

这个事情吧，咋说都有理，看看陈经最近说中国经济的那篇吧

考虑各种可能性，别钻牛角尖

汉朝独尊儒术，班固的三观就是当时的主流。

班固本身入狱是因为窦宪之案失势，然后被仇家打击报复。这和他本身的三观没啥关系。

而班氏父子对于司马迁和《史记》的批评，并不仅仅是其意识形态。例如班彪说“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

班固则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也就是说班氏父子认为司马迁写的东西很多是道听途说，只想着“以多闻广载为功”，不管是不是有逻辑问题。甚至抄书都没抄好，很多錯漏。

从本身功业来说，班固不但是儒家思想大家（编撰《白虎通义》），历史学家（《汉书》作者），文学家（写有《两都赋》等等），还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从窦宪出击匈奴，中护军行中郎将事）。所谓上马击胡儿，下马草军书。辅助窦宪击败匈奴，燕然勒石，何等功业！

对比司马迁，班固的功业要远甚。司马迁只是写别人的传奇，班氏父子三人自己就是传奇人物！

墨当时倒是有，现在的衣服不考虑合成纤维的话，基本上都是棉布，你用墨勉强还能写。

麻布不行，窟窿太大不吸墨，你拿墨写完一卷再打开，不定字还剩多少。

帛是可以用来写字，可是太贵了，而且写字的帛得处理过，涂上胶；不然。。。你看看在手纸上写毛笔字是什么结果吧，拿到地方这信也没法看了。

所以说当时才有“刀笔”的说法，在竹简上刻字，用墨写，错了用刀刮掉。竹简一般是奏折，账目，资料，书籍用的，写家信，书信用“木牍”，也就是木片。

当时可能是不禁止犯人通信，直接把木片信搬进去就是了。

你说的是正解。司马迁时的书信主要是写在竹简木牍上。帛不是一般人用得起。

任少卿身陷重罪，太史公回一封这样的信，感觉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