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弘范与文天祥 -- 京华烟云AMIP

其实任何朝代都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统治阶级上层爽了，下层就得挣扎活命。北宋年间的农民起义就没有断过。靖康耻之后金人军队、蒙元灭金后南征的签军，汉人在数量上比例上可不低。

从赵二一连串的北伐失败到澶渊之盟，苟安的战略就稳定下来了。但凡有谁想“惊醒”一下都要被踩倒在地踏上十万支脚。不顾一切的苟安，不惜拆掉自己的脊梁骨，不惜弃河北几十万义军而不顾，不惜冷落热血南归的河北义士。南宋小朝廷里那些人才辈出的奸相是偶然现象吗？我觉得不是，他们是符合苟安的战略需求而脱颖而出，同时期的战略家战术家并不缺乏。

张某人自己虽然是个万户，他的同乡，部下

是不是还属于第三等的“汉人”呢？

就有以前的满洲贵族，来问载沣，满族人是满洲国人还是中国人

载沣的答复是：我们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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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溥仪走到那一步，当爹的载沣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但是，他们爷俩的关系又特别纠结，从血缘来说是父子，从名分来说，又是君臣

从人情道理来说，载沣这个爹，当得挺憋屈的

不过这样类比好像不对：尼米兹或斯瓦茨科普夫是移民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文化上已经被同化了，张弘范应该类比成奥匈帝国统治下出生，忠于哈布斯堡皇室的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什么的，不过这些民族当时都没有奥匈以外的独立国家，当然没法去“统一”本民族国家了，呵呵

知道大清已经无可挽回，张勋搞复辟的时候他就已经靠边了。

张弘范自打出生就不在汉族政权统治下是事实，楼主说得也很有道理，可毕竟还是有辛弃疾这样的人，另外张弘范崖山一战的主要对手张世杰，涿州范阳人，跟张弘范一样从五代开始就在胡人的统治之下了。张弘范不是汉奸，难道辛弃疾、张世杰就是叛臣吗？

聊得很愉快，因为这两位前一把手很有共同语言——都恨袁大头

就好像很多新加坡高官没有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一样，没有归属感就谈不上什么奸。

溥仪做了皇帝，他是父以子贵做了摄政王。他想拼命保住满人的江山，排挤袁世凯，却又不敢杀他

因为载沣没有投靠日本人而说他有多爱国，似乎也不太可靠。他只是对日本人没有多大用处罢了。如果他对自己儿子有很大正面影响的话，溥仪也不会一心去做傀儡皇帝（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在天津一大家子的时候就和日本人勾勾搭搭）。满洲国以后，载沣在经济上不受溥仪的接济似乎也不可能

清末的亲贵，恭亲王奕讠斤和肃亲王善耆是最开明的。奕讠斤的死，导致保守派势力坐大李鸿章被排挤出中央权力，又间接影响到戊戌变法的失败。

善耆最标榜开明，主张君主立宪，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甚至接济在日本的革命党，他身边的幕僚程家柽也是同盟会的。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后，能够免于死刑，就是善耆的争取。但他也只是要保住满人的江山。因此辛亥后立即投靠日本人，搞复辟。他的子女30多人全部上日本学校，大部分留日，又以士官学校为多。金壁辉（川岛芳子）是他女儿，被他送给川岛浪速

所以说，满族上层的爱国，也是有前提的，这个中国得是他们的。如果丢掉了，就想着回东北老巢，搞满洲国

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心了

溥仪则不同。从回忆录可以看出来，溥仪内心也很讨厌日本人，但是他的复辟梦太强了。上了贼船后才后悔

日本人给溥杰安排婚事，让他娶日本华族女子嵯峨浩，这样生下来的中日混血就是继溥杰之后的第二继承人（溥仪没有生育能力），日满就更加“一体”了。爱新觉罗被日本人当小白鼠搞人种改良了，溥仪心里那个恨啊！又担心嵯峨浩是日本特务，会害他，她给的东西从来不吃

以他是溥仪溥杰父亲的身份，即使没啥实际地位在那里当幌子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他却留在关内的北平一直以平民身份呆到45年抗战结束，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即使日本人不打算拉拢他，那些满族遗老遗少的游说恐怕也不会少的，毕竟晚清灭亡的罪魁祸首里头，他比起奕劻来说还是罪责轻的，而在隆裕太后病死后他就算晚清王爷系里头最有权威的了。

人家内心其实没有中华民族，所以观念上无所谓出卖，是不是这个理？

让我们还是从厓山海战结束时继续吧。

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

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张弘范与文天祥之间，似乎颇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前者尊重并钦佩后者的选择，而后者似乎也并不把前者当成汉奸——或者说，起码没有表露出类似的蛛丝马迹，并且毫无趁机谋杀这位灭亡自己故国之人的想法。据说，部下曾让张弘范小心文天祥居心叵测，最好不要过分亲近以免出事，张弘范却笑答，对于这样一个忠义至性的男人，“吾保其无他”。

就这样，文天祥被张弘范礼送至当时世界的中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交由世界之王忽必烈发落。这座宏伟的城市是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开始动工的，当时仍处在建设之中。

事实上，张弘范给忽必烈带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让这位皇帝兼可汗左右为难，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文天祥。对忽必烈来说，最理想的结局，无疑是让对方为我所用，姑且不论文天祥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单是此人名震天下的声望，如果他能答应为元朝服务，就已经足以给所有的宋朝遗民造成彻底震撼了。于是，在皇帝的授意下，下面对文开始了试探：

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如果《宋史》这段记载没有问题，那似乎表明文天祥并非彻底拒绝与元朝合作，而是绝不同意当元朝的官，但文同时也表示，如果将来让他“以方外备顾问”，也不是不能考虑的。至于这是文天祥的本意，还是他想设法脱身后再图起事，那就不清楚了，加之《宋史》本来就是元人撰写，这段记载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劝降文天祥的提议者王积翁原本是宋朝的福建提刑兼招捕使，降元后做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鉴于文拒不做官，王打算退一步让他出家当老道，可就在这时候，真正的汉奸留梦炎露面了，一句话就彻底搅黄了局：

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留梦炎在历史上臭名昭著，其家乡浙江甚至有“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之语，显然颇不受世人待见。留当过南宋的宰相，也就是说和文天祥共过事，大概对文颇有了解，他认为，文天祥被释放后肯定会再次起事，到那时候，提议释放他的我们哥儿几个就吃不了兜着走，可要倒大霉啦！

文天祥拒绝了元政府的威逼利诱和多次劝降，忽必烈对他无可奈何，便和宰相们商量，反正这家伙也蹦达不了多高，不如放了他得了，但宰相中却有人与留梦炎的看法一致，认为文被释放后肯定会造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既然不能放，于是元朝宰相博罗便向忽必烈建议干脆宰了他算了——这个疏于文墨的蒙古贵族，曾在审讯的时候被伶牙俐齿的文天祥引经据典，抢白得无话可说，大概很想找机会报复一下。可就在这时候，一道奏章送到了忽必烈面前，从而拯救了文的性命。

上奏者竟然是张弘范。原来灭宋之后不久，张弘范就病倒了，一直在家休养，但当听说朝廷正议论要杀文天祥时，他挣扎着爬起来，“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由于张弘范的力保，加之忽必烈当时还没有下定杀人决心，这位前朝宰相终于有惊无险。

其实，也许包括文天祥自己在内，当时的大多数汉人文士都清楚宋朝不太可能复辟了。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为将来打算，他们对于孔子所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也进行了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

身为忽必烈前期最重要的谋士之一，汉人大儒郝经就一直极力为自己的主公谋求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他呼吁的观点是：“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也就是说，无论统治者是什么民族，只要他能行“中国之道”，那他就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而张弘范正是郝经的弟子，因此这位将军表现出的文化素养，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有意思的是，“汉奸”郝经在出使南宋的时候被扣留，而扣留他的正是后人公认的大奸臣贾似道。面对南宋方面的高压威逼，忽必烈的使者们最后被囚禁得心理变态，他们“殆无生意”，甚至有“斗殴相杀死者”。多数人被迫屈服了，而郝经却以苏武般的坚强意志，始终拒绝南宋的劝降：“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

苏武被匈奴扣了十九年，而郝经也不遑多让，他被南宋关押了十五年之久，只是因为贾似道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没有处死他。直到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伐宋，南宋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这个不屈的囚徒。多年的折磨严重影响了郝经的健康，已经“龙钟皓首”的他，被放出不久便病逝于路上。

郝经的理想是“以夏变夷”，也就是用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忽必烈这样比较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的力量来“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这也代表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汉人知识分子的追求，毕竟，面对着唐末开始的几百年大分裂，以及“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的残酷局面，单纯的“华夷之防”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还不如“以夏变夷”更为实际一些。

另一方面，郝经曾说：“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而这个所谓的“中国之道”，忽必烈“行”的其实也一直是三心二意。

这位世界之王一直在“汉法”和“理财”两种国策间摇摆不定，当财政窘迫时——事实上，尽管元帝国看上去花团锦簇，但其财政却一直处在窘迫之中，后人将其归咎于蒙古皇帝们的大手大脚，造成收支严重失衡——忽必烈就让以色目人为主的理财师们上台，他们以后世臭名昭著的回回人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人卢世荣为代表。

而当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暂时缓解了财政紧张，却又造成民怨沸腾，忽必烈便摆出为民做主的仁主姿态，将他们统统杀掉以向百姓交待，改让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儒臣们上台，这些人中除了汉人儒生外，还包括不少深受儒家熏陶的蒙古或色目人。但很快，随着财政再度吃紧，帝国政坛便又开始了下一轮循环往复......

其实，郝经等汉人儒生想利用忽必烈来实现自己理想的“中国之道”，而忽必烈对他们，以及他们所谓的“中国之道”，又何尝不是利用？而阿合马等人的恶行，难道与忽必烈就真地没有关系吗？

与张弘范、郝经类似经历的还有许多人，比如李恒，他也是蒙元灭宋之战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此人并非“汉奸”而是“夏奸”，因为他本是被蒙古灭亡的西夏皇族。对于李恒，田中芳树在小说《海啸》中写道：

“李恒为西夏国王之后裔，而西夏亦是为蒙古军所灭。从这件事情看来，其亡国之悲哀理应与宋朝是共通的才对，然而李恒对宋却毫无半点同情或是感伤。他似乎极度认同着忽必烈汗建设世界帝国之大义，因此对于任何违抗者都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

“‘点燃亡宋余灰，令天下大乱，破坏和平与统一，陷百姓于苦难之中。文天祥就是这些罪恶之魁首。我们一定要将罪恶消灭殆尽！’李恒如此地训示全军，命令大家毫不留情地歼灭宋军。”

田中芳树继续写道：

“五十岁之时，李恒奉忽必烈汗之命远征安南。地处于越南北半部的这个国家，统治者是以河内为首都之陈王朝。李恒虽然一时占领了河内，但是当时正值夏季，由于酷暑和湿气之故，北方出身的士兵们接二连三地不支倒地。在他迫不得已打算撤兵之际，却惨遭安南军队之凌厉追击而全军溃减。

“李恒因为膝盖被毒箭射中而从马上跌落。兵士们扛着他的身体，满身鲜血泥巴地好不容易才逃回中国本土。可惜毒性已经扩散，李恒的脚肿大有如酒桶一般，经过数日之煎熬终究难逃一死。对于李恒而言，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败北。

“曾经遭到自己毫不留情地追击歼灭的宋军兵将之心情，这时的李恒应该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才对......”

据说射杀李恒的，可能并不是安南人，而竟然是一些汉人。有史料显示，为数不少的汉人在宋朝灭亡后，逃到了东南亚的安南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在后来元帝国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他们积极参加安南抵抗军，并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学识，给试图将越南再次纳入怀抱的中国——如果按照我们官方说法，元政府确能代表那时中国的话——远征军造成了极大麻烦，这些复仇者与丛林和瘴气结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包括李恒在内的数名元军统帅的死亡。

对此，田中芳树写道：“顺道一提，当时的安南军队之中有许多都是原本隶属于宋军之将领子弟。这一点在<十八史略>及<元史 卷二百九 安南传>中都有记载。他们的手腕上都刺有“杀鞑”二字。意思就是要“杀尽蒙古人”。他们对于元军之憎恶程度可想而知。”

对这些选择与元朝政府对抗到底的宋朝遗民，我们究竟该把他们看成汉贼不两立的坚定义士？饱受种族迫害的悲惨难民？坚持夷夏之辨的儒家拥趸？阻碍祖国统一的分裂分子？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海外华侨？还是其他别的什么人呢？

还有，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评判，那么，曾被康熙亲自赞誉为“敢向东南争半壁，方知海外有孤忠”的郑成功、郑经父子，又算不算是台独呢？再假设，如果有一天中国与新加坡发生了战争，那么占新国人口大多数的华人们，又是否无论支持哪一方，都躲不过汉奸之名呢？

历史总给我们留下一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问题，不是吗？

或者，莫非我们可以把“厓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再往前大幅扩展几千年，于是便成了“牧野之后无华夏，山顶洞后无中国”？

【待续】

更确切地说，是《茶馆》里那俩抓常四爷的密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