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张春桥 -- 古城老农

　　那是1936年4月，《夜莺》月刊第三期即将付印，方之中来到上海新钟书局接洽生意。他将书稿放在工作台上。这时，一位他熟悉的报人走了过来，翻看付印稿，想先睹为快。他刚翻开第一页，目光就被紧紧地吸引住了。原来，第一篇文章就是鲁迅抨击狄克的檄文《三月的租界》，笔锋犀利，层层痛斥。

　　“鲁迅先生批评你了！” 见化名狄克的张春桥从外面进来，那位心直口快的报人戏谑地说。

　　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

　　“在《夜莺》第三期上。”

　　当着众人的面，张春桥一阵脸红。他一边看稿件一边不停地擦汗。一阵恐慌之后，他又抖擞起精神，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张春桥是1935年春天由济南来上海的，不久便在上海杂志公司担任校对员。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是各种杂志的汇聚处。校对之余，张春桥也给各报刊杂志投稿。年仅18岁的他，为了生活竟异想天开地去标点《珍本丛书》中的《柳亭诗话》，被当时的《晨报》用《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为题目，以调侃的笔调将内情揭发出来，弄得他在“圈内”抬不起头来。1936年春，张春桥又使用狄克的笔名，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吹捧“国防文学”，攻击田军（即萧军）讲述东北人民的抗战故事、得到鲁迅高度评价，并为其作序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复兴社上海头目崔万秋，此文是张春桥受崔万秋指使，化名狄克，向鲁迅射出的冷箭。而此时，上海文化界正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展开激烈的争论。“狄克”的文章发表后，鲁迅立即有针对性地发表了震动文坛的《三月的租界》，通过狄克这个例子告诫大家，在斗争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应当加强警惕，站稳立场，决不能颠倒敌我关系，混淆阶级阵线。由于《三月的租界》是在《夜莺》上发表的，张春桥从此记住了《夜莺》主编方之中。

　　1968年初，已经坐稳高层政治交椅的张春桥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誓报32年前的“一箭之仇”!“上边”一纸命令，时任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的方之中，便以“叛徒”、“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的罪名，被武装押解到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农村，实行“专政”，受尽折磨。周恩来得知方之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达六七年之久的消息后，设法挽救。方之中幸免遇难。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３〕。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４〕先生的文章为证——“《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５〕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６〕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四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田军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１〕。《大连丸上》，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当时大连是日本的租借地。

　　〔３〕《八月的乡村》田军著的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鲁迅曾为之作序，并将它编入《奴隶丛书》，一九三五年八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４〕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

　　〔５〕高尔基出生于木工家庭，早年曾当过学徒、码头工人等。

　　〔６〕吉须（ＥＥＫｉｓｃｈ，１８８５—１９４８）也译作基希，捷克报告文学家。用德文写作。希特勒统治时期因反对纳粹政权而逃亡国外。

　　“九一八”事变后曾来过我国，著有《秘密的中国》等。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攻击鲁迅。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反击狄克。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1938年1月进入延安。

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中共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红旗党，即伪中共的“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

不久，该组织被上海中共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代表中共党组织明令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蓝衣社外围特务身份，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转正加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党龄。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

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鲁迅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贡献了他的伟大的一生。我们上海人民感到光荣的是，在很长的时期内，鲁迅的光辉的战斗生活，是同上海人民在一起度过的。因此，在今天，我们上海人民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亲切的感情，来纪念我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鲁迅所憎恶的旧社会、旧势力已经溃灭，“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已经“掀掉”；鲁迅所欢呼的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普照祖国大地。假如鲁迅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切，他该是多么高兴呵！

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的胜利，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艰巨任务。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我国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战线，必须在实现这个任务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并把我国人民的文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繁荣的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为我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今天的文化工作者，同鲁迅当时的处境相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公开地、不受干涉地揭露反动势力的罪恶，歌颂革命人民的伟大，批评新社会的落后现象，畅所欲言地说自己要说的话，可以到他们愿意接近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可以自由地为革命斗争、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拾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如同我们的人民一样，正在做我们的先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表现社会主义的新人物，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艺术家遇到的新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正如鲁迅说的：路是人走出来的。鲁迅以战斗的一生，探索过多少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呵。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想成为鲁迅的好学生，最根本的是：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工作中作出最坚决，最勇敢、最热忱的努力，在同革命实际、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出最适当的前进的道路。大家知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安全地带”是没有的。遇到困难就“绕过去”，那只会停滞不前。鲁迅在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面前，从来不畏缩。他为了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写了至今仍然光芒四射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上是深刻的，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综合了中国和外国的经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为我国的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那些年份里，鲁迅仍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写了那些不朽的杂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今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接近人民，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和艺术形式，创作各式各样的作品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像鲁迅那样创造性地工作和生活，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为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

随着人民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广泛地组织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努力，清除各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更好地安排现有的各种力量，继续逐步地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另方面，要加强对新生力量的培养教育，使他们经过刻苦的学习，得到不断的提高。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队伍还有很大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各个有关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作出更好的安排，使上海文化工作者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中作出更出色的贡献。

“忘记我。”这是鲁迅二十年前的嘱咐。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谁也没有忘记鲁迅。鲁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成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鼓舞力量。不断地向鲁迅学习，用新的学习成绩来纪念鲁迅，这就是我们的责任。鲁迅先生永垂不朽！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写，十九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