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亨廷顿的宿命论魔咒：领导暴力革命越成功的政党自误将会越深 -- 隐字术

渝督扛的是毛的红旗，这面旗与元首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要想让中国人全面接受元首“以种族主义调和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使侵略具备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宣教的合理性”，很难。毛思想正是以社会主义来抑制民族主义的帝国化，且毛以其特殊的方式给这个民族的基因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至少在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里其影响是很难根除的。

所以有些领域对您还没有开放出来。小胡子首先就被您赋予一种雅尔塔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先天性罪恶。预先设定道德立场并非是理解历史性的因果关联之有效方式。实际上小胡子也并非比英美人更罪恶，罪恶的东西根本意义上也不是小胡子，而是资本主义必然孕育的基本矛盾。至于犹太人问题只是不凑巧成了转移社会矛盾的手段。

至于您所一直反感的“西方话语”，实际上您却不自主地不加反思地接受了许许多多。战争与和平之于人类并不具有绝对意义上道德价值。如果您对古典哲学稍稍多做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那种自由主义鸽派立场（对主权国家的承认）恰恰来自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那种继承。如果您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际上是应当抛弃这种基于主权国家的和平观。“侵略”如果是历史实现自身的手段，那么也是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要求消灭民族国家，那么“侵略”怎么就变成了不道德的事情了呢？把这种基于主权国家的和平理论当作天经地义，恰恰是某些不能把马克思精神一以贯之的伪左派的悖谬之处。

所以您需要仔细思考您论述后面的那些道德和伦理原则本身是否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如果仔细省察恰恰会发现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一些经过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接受的一些伦理和道德原则很大程度上并未接受理论的自我省察。

例如那个可能会被您所极度鄙夷的思想家尼采，实际上其强力意志学说恰恰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人格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杰出的思想家即便是立场有差别，但是往往对事物的思考与观察是同样得入木三分。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同样与尼采对基督教习俗道德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只是依靠着某种特定的成见却不依托思想史本身的纵深去理解思想家们所共享的精神家园，那么看到的只会是互相为敌的思想家们，却看不到思想家们以不同角度所共同观审到的伟大之物。

我们搞西学出身的人也有成见，即对不少马列出身的人的成见。这种成见实际上根源于一种洞见——就是马列出身的人往往没有能力从思想史整体上去理解马列本身。这种能力缺失也与不少马列出身者所依赖的那套中央编译局版《马恩选集》和《马恩全集》有关，至少就我对马列的有限阅读而言，在德语向汉语的转译中，很多重要的东西失落了，甚至包含着错误。举这样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想提醒大家，思想史的工作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的阅读工作，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似是而非。

实际上您不愿意从西方思想的整体性上去理解马列，不去细致推敲其中的细微之处。所以事实上就表现为，您的政治主张和道德立场都是先行于理性审查。可是这样并不适合对政治这类关乎千百万人生命的事务发表意见。

河里有很多人对哲学有一定研究，有些网友自觉受过“严格的训练”，具备了一定的阿尔都塞所言的“症候阅读”的能力，能够看出我表述背后存在的思想盲点，比如有人批评我关于“毛与元首的区别”是站在伦理和道德的立场上，以“目的论”的方法来论述这样的区别，例如我关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表述就是以此对毛或希贴上标鉴，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立场在作怪，这种立场我是有的，但我认为这种以立场来决定结论的理论态度并不在我的表述之中，这一点我是很注意的，当然如何非要用症候阅读从我表述的文本中得出你所理解的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成见罢了。实际上，“希特勒用种族主义实现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调和”，“毛用社会主义来遏制民族主义的帝国化倾向”，这些只是概括性的语言，其内涵是与史实高度关联的，这方面的内容其实河里有很多令我佩服的贴子，我就不再赘述。有时，我很惊讶于河里一些大牛思维纵深的程度，一两句话就能力透纸背，比如马前卒关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解，但其过于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导致批判有余，行动受限，仿佛马克思理论只能成为书斋里的批判工具，这一点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遭遇的困境，至今仍然如此，而这涉及到关于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渊源的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如果从惯常的理论态度去看，一种理论如果未建构成为一个体系那就不成为理论，比如，黑格尔复杂无比的理论其也自成体系，但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拒绝建构理论体系，为什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特色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历史唯物辩证法其实只是一种方法，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要求又促使这种方法突破了黑格尔“绝对意志”统辖下的主客体辩证法的循环逻辑，在哲学史上首次对理论对象和现实对象进行了区分，将哲学关注从理论彻底转向实践，这种对过程关注的方法本身是向历史敞开的，并随着历史发展而不停地发展。河里fride兄批评我没有“从西方思想的整体性上去理解马列，不去细致推敲其中的细微之处”，并认为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经典哲学，我们没有认真去体会去理解，没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地去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一起回头去看看fride兄是否也堕入到“政治无意识”之中，其对我的文字进行的症候阅读，却反证了其同样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一点，我不是在批评fride，因为对理论的去意识形态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却应是一个思考者永远的追求，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保证其文字中能够完全去意识形态化。Fride的有个贴子《马克思论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fride称这是他读马克思理论的一点心得，而在我看来这个贴子本身就说明了fride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还很浅显，因为如果将异化理论仍然理解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说明其没有关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史发展，没有关注关于异化劳动及私有财产的理论在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以及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扬弃和认识论上的断裂点发生于何处，仿佛马克思一出生就具备了成形的思想方法，这种认识本身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就是劳动的异化，写作此手稿时的马克思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他掌握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法，此辩证法的特殊性就是对传统形而上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的挑战，高度关注物的“过程性”，这决不是用“他者”的概念就能言说清楚的方法论。这样的辩证法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一、存在转化为思维，这是有限物质转化为观念的运动；二、观念化身为具体物质的过程，绝对理念为了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仅仅迷恋于优美的天国，还必须沉降到世俗社会，使现实的一切都成为绝对的化身；三、辩证矛盾的动力机制，只有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不是静态的以他者显现自身），才能实现这种过渡，最终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辩证法第一次实现了哲学的“原则”，使上帝以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作为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在这里黑格尔预设了一个“绝对精神”的本质性的存在。

青年马克思深受这种辩证法的影响，同时期，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挑战引入了人本主义哲学观，企图以人类“共同体”的“类本质”来置换掉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费尔巴哈之所以对马克思产生较大影响，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发现了黑格尔哲学理论实际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国家按其本质来说应该是理性的，能够体现“绝对意志”，为达到使市民社会和谐的目的，必然会自动进行改革以符合其本质，然而现实的普鲁士却置国家改革于不顾，威廉四世一旦登上王位，就撕下自由主义的伪善面具，滑向了专制主义。马克思发现问题不在于国家与其本质的背离，而在于理性本质与非理性的现实的矛盾。费尔巴哈指出了非理性中存在着理性的异化，这使马克思发现费的异化观使他思考这一矛盾成为可能，因此，青年马克思转向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这里马克思完成了其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转化，就是将人本主义的异化观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出了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四重异化，即劳动产品和工人相异化、劳动本身和工人相异化、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指出这四重异化之后，马克思不是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出发去解决异化的问题，而是采取费尔巴哈的方法论，以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总体逻辑（如同黑格尔对“绝对精神”的悬设）来面对世界，从人出发，以理想化的人作为批判现实的尺度。于是，这便导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成了一种抽象的伦理要求，陷入唯心主义的“理论实践”。此时的马克思实际仍处于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之中，直至《手稿》形成之后的1845年，马克思才完成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开始以新的方法论来面对世界，确定了“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全新概念体系取代了人的本质、主体和异化等人本主义范式，这样的替换实际就主客体同一性而言，将辩证法主客体的辩证运动过程在理论言说上的理论对象进一步现实化（即作出了理论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区分，并将主客体辩证运动从思辩层面不断向现实层面推降）。当然，马克思的这些新概念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又有了更加丰富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歧义，但从马克思思想史演进过程说明了马克思的确是对黑格尔主义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德国哲学传统的一个异类，它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完全彻底性的根除，却为消除这样的意识形态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不懈努力提供了无限可能，将以黑格尔理论体系统摄的封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打开了缺口。

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引发了巨大的争论，特别是在斯大林统治苏联期间，由于“社会主义政权”显现出其刺目的“非社会主义”性质，走向了官僚和专制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遭遇了社会主义实践以来最大的危机，迷惘中的左派理论家本能性地转向对“人本主义”的言说，与斯大林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对抗，新问世的《1844年手稿》提供了这样的理论依据，于是左派理论家便将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区分，而区分的结果是青年时期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更符合当代反极权的基本诉求，卢卡奇等便深入发展了人本主义马克思理论。然而此类人本主义马克思理论正如青年马克思面临的理论困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成了一种抽象的伦理要求，无法有效付诸于行动。

然而，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后实现理论突破，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转化，直至将这种新方法用于《资本论》的写作取得了理论上的巨大成就，但在实践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首先是如何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真正让无产阶级领悟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迟至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仍然面临着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传播的难题。因为面对杜林的挑战，统一的世界观问题已无可避免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解决它的时候，恩格斯确实艰难地处在多重矛盾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射着至今为止马克思理论左派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境：既要描述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又必须将之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体系哲学区别开来；既要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盘踞的自然、社会和思维三个领域入手又要反对将其割裂；既要强调作为认知确定性保障的世界之过程性质又要将其统一到人类实践之一。这是一场哲学史上罕见的“战争”，个人试图突破自身所处时代的普遍意识形态束缚而发起的对现存及古典哲学的全面挑战，其后果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处在各种形式的论战和向工人阶级阐释的困挠之中。正是这些困境和难题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异常地成为一个高深的知识领域。以致于，恩格斯对马克思理论的传播不得不提供一些简单易行的思路，他小心勾勒问题的轮廓，打开了论证，但是从来无法阻止人们以更加简单和教条的方式来裁剪马克思理论。经典的例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对统一世界观的构建。

统一世界观的问题源自黑格尔试图以主客体同一性来弥合康德三大批判之间的裂隙，以“绝对精神”的统率来达成世界观的统一，作为继承并挑战黑格尔体系的马克思理论必然提供一个新的统一的世界观。这就遭遇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自然与社会的适用性问题，于是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唯物史观：一是卢卡奇提出的历史辩证法反对“自然辩证法”，即不适用于自然，提出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又可溯源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卢卡奇等人本主义理论最终都将社会主义的希望诉诸于伦理与道德，在反对斯大林式极权主义的同时，却又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先锋队”性质这一虚幻的道德诉求上；唯心地将共产党定位在历史过渡性角色之上；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自然观的推广和运用，而辩证的自然观恰恰包括着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论的观点，而费尔巴哈只不过是被黑格尔主义训化的伪反叛者。由苏联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直接地表达了对统一世界观的要求，但其实际成果正是建立在这第二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其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国家普遍教化的正是这一种斯大林式的马克思理论。虽然卢卡奇后来试图从反方向以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将共产党与斯大林作出切割，但我们从上述分析其实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斯大林主义训化的共产主义政权其意识形态上的渊源正是黑格尔，这个马克思理论持久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政权出生不久就被黑格尔主义俘获了，最终变身为资本主义卫道士实属必然。

而人本主义马克思理论内部的分歧更是彰现历史唯物主义传播的困境，卢卡奇生前好友梅扎罗斯很清醒地认识到卢卡奇理论上存在的缺陷，引入“中介”观，认为主客体发生作用必然要经过“中介”，主客体同一化本身是错误的，主体对客体发生作用必然要通过某个“中介”，这就将主客体的再次进行了理论上的“分裂”，梅扎罗斯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也必须通过“社会”这个“中介”来实现，这就取消了共产主义者对国家权力和官僚主义组织的依赖性，规避了韦伯的官僚铁律。而这种将希望，实质已将社会视为一个非辩证的静态客体，在资本主义时代，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分化的“社会”其阶级意识在大多时候是被遮蔽的，只是作为了一个潜在的“一”而存在，难以形成整体的革命性力量，这一点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变种走上了理论效果上的雷同，所谓立足社会，疏离于资本主义权力辐射场域而进行的特殊主义的战斗，恰恰导致了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处于永久性的四分五裂之中。因此梅扎罗斯的人本主义保留了劳动异化理论，剔除了伦理和道德的理论残渣，却同样未能摆脱左派行动力问题的困境。而梅扎罗斯指出的共产主义政权企图灭绝资本主义，但其一出生就没有排斥“资本”，企图用官僚主义的泰勒制取代资本主义的泰勒制来完成“资本积累”，这种需要资本却又违背反资本意志的做法必然难以为继，这导致该政权最终必然向资本主义臣服。这样的溯源显然有力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其政权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始发性的反历史唯物主义情愫，其虚假性不可能永久性地遮蔽历史唯物辩证法的审判，但关键是在审判来临时，左派如何面对已被斯大林主义坏了名声的“历史唯物主义”呢？就如同河里很多人对TG伪共性质的愤怒和无奈一样，审判来临时的苏联左派感受到的是理想的破灭，轻率地宣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破产，却无视历史唯物辩证法一刻未停地在这个不幸的国度演绎着。

由此，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发出的“嘲笑”声就不觉得奇怪了：“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个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这与一百多年后的撒切尔——里根主义道出的“别无选择”，与资产阶级的卫道士、伪共产党人无耻喊出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遥相呼应。马克思所挑战的正是这样的哲学，也正是要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干着黑格尔眼中“愚蠢”的事，并且终身保持着坚强而不屈的姿态，仿佛不知疲倦的普罗米修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为人们打开与资本主义作普罗米修斯式战斗的历史可能性。左派，可怕的不是面临理论困境，可怕的是在困境面前丧失了求索和实践的勇气，进而变身为黑格尔门下走狗。

网友们，当你嘲笑左派时，你考虑过你是否正在成为黑格尔及其维护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合谋者？相对于虚伪却神圣的宙斯，愚蠢的普罗米修斯是不是更加值得敬重呢？如果非要用伦理和道德去评判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话，我的阶级属性本能告诉我，我必须站在马克思一边。

还有您之前说

可是我们又说马克思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是什么？科学是scientia就是知识、就是哲学。

如果一种“不是理论的理论”不能成为科学，不能走上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那就只是意见doxa而已，如果这种doxa还要求人们去信服，那么有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的一句话就够了：“惟其荒谬，我才相信。”这样也就无异于把学说自身的合法性要诉诸权威了，诉诸某种政治的、伦理的而非理论和科学本身的合法性了（这实际就是您根本性的立场）。可是仔细思考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真正意义上信服他们所断言的结论？

所以这样一种把马克思主义非科学化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宗教。这实际上也就是根本性地否定了马克思早年反对老年黑格尔派（将绝对精神完全和上帝等同），以及从青年黑格尔派（把绝对精神视作人的自我异化）脱离出来的努力。（无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都只抓住黑格尔理论的一个层次。进一步说来，绝对精神甚至可以不仅仅是形式的，同样也可以是质料，这种解释同样在黑格尔学说的张力之中。绝对精神异化为质料性的绝对精神，不就是马克思嘛？）

这样一种宗教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实在是对马克思本人极不名誉的抹黑。

您所描述这一大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论争，实际上如果简而言之只是在重演西方思想的宿命而已。一种要求其自身思想合法性的学说必须成为知识，而知识或者科学本质上就要求成为体系，而体系又无法离开一种形而上学存在论（即关于being的学说）来作为自己的奠基，而形而上学面对汹涌的历史流变又会很快腐朽。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个形而上学基础完全基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演化，按照“主体—世界”的方式来进行理论建构，在实际效果上并非所谓的唯物一元论，而实际上在形而上学层面属于“主体—物质资料生产”二元论，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通过辩证法所展开的历史性维度，但在某些层次又夹杂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大杂烩。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坎坷历史不过是西方思想——破坏、重建、再破坏的历史循环而已。这一幕早在西方历史中发生好几遍了，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再发生一次，实不为奇。

再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目的论恰恰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科学理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是一种历史哲学或者科学，那么就必须表现历史（流变）的规律。在马克思的那种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线性时间（历史）观，那么一种按照不同历史分期并对线性时间观的无限远处（这就是终结或者说目的，end、das Ziel）进行规定，从而形成历史的秩序就必然成为这一科学的任务。所以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目的论；而对于非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便承认其不是历史目的论，但是由于其非科学性，我只好从上处理，将之归于宗教了。

妄称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就不是虚伪了？能够熟捻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在阶级本性上根本就不可能是劳苦大众，但却还能够言之凿凿地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尽管荒谬，可这就是天天都在河里不断发生的“伪善”。这和彻底的精英意识一样实际上都是大伪。政治是去要求人们去弥合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而非忽悠人们去做殉“道”的普罗米修斯。如果要做死了的普罗米修斯，那就“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您对黑格尔的理解仅仅限于那个“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骂名，可是他的主奴关系着力去阐释的是精神的历史，既不是奴隶的历史也不是主人的历史。一种奴隶的哲学和一种主人的哲学都是任性放纵的表现。留下来的不过是历史而已，历史不会记住作为死人的普罗米修斯和埋葬普罗米修斯的死人。

1、自然科学的“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者所称的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是有区别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要区别于传统哲学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及其封闭性。所以你对我关于马克思理论非科学化指责实际已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先验地套用在了哲学及社会学理论之上了。实际上这个问题恩格斯在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就已指出过其渊源，就是自然科学的大发展一方面使人脱离了对上帝主宰一切的信仰，但同时却强化了人们在理解社会问题时形而上的思维方法。

因此你对我在将马克思理论非科学化进而宗教化的指责，缘于哲学思维本身的缺陷。

2、“绝对精神异化为质料性的绝对精神，不就是马克思嘛？”以及你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与西方理论思想破坏、重建、再破坏进行类比，并且认为马克思理论同样又无法离开一种形而上学存在论（即关于being的学说）来作为自己的奠基。实际你无视了马克思从人本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正是寻求对形而上学的突破。而你说的“绝对精神异化为质料性的绝对精神”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说法，请问何为“质料性的绝对精神”？社会主义乌托邦？不会，因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统摄性的，是主客体辩证法所必须服从的理性本质的“一”，社会主义乌托邦只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追求，它本身并不调和任何现实矛盾。唯物主义？不会，黑格尔理论本身就内含对康德“物自体”理论的修正，根本不用置换。我在文中说的很清楚，从黑格尔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演化，绝不是简单的对“绝对精神”的置换，因为马克思除了在其人本主义时期将“绝对精神”置换成“共同体类本质”之后，很快就抛弃了人本主义的方法论，不再进行人本主义的预设，同时将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颠倒，且在辩证法运用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对象向现实对象沉降，这也是马克思理论发展中至今未歇的追求。

3、“政治是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你这里说的“政治”是什么含义？请问，在现实中，政治真是这样做的么？如果政治真具备这要的功能，那么哲学早该死亡了，黑格尔用来调和主客体矛盾的“绝对精神”完全可以用政治来置换。你这么说不正说明你对哲学的理解无形中正受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吗？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故意忽视就不是忽悠？其实，这世界即使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没有马克思主义，为反抗剥削和压迫而殉道的人同样会大有人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历史还会是奴隶的历史吗？谁最喜欢这样的历史？

历史不会记住作为死人的普罗米修斯和埋葬普罗米修斯的死人，但历史绝不会因为预设了一个虚假的“绝对精神”而能够阻止人们对历史动力和规律的思考和求索，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思考和求索中丧失对社会矛盾的关注。

1、我所指的科学，如果您能避免“阅读症候”，那么应该理解，恰恰是在科学的那种希腊意义（即作为整体性的知识）而非近代自然科学的那种意义上展开的。

2、和1）有关您没有理解形而上学的悲剧性命运，而仅仅听从了基于某些意识形态宣教对它的平板化描述。形而上学长久以来的被妖魔化尤其是在某些马哲教科书的宣传中仅用其某一方面的特点进行概括（僵死的、教条的、刻板的或者非时间性），但是没有能看到形而上学本身所应当包含的理论内容。而这个内容根植在语言，根植在西方思想深处。所以那种宣称“摆脱形而上学”的说法纯粹就是妖孽。语言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化的，一切历史性的东西在语词和书本中都是要趋于死亡的。马列研究者在没有认清“什么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之前，就开始大呼号称“摆脱形而上学”了，可以说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对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做一个简要概述

形而上学（Metaphysik）意为超物理学或后物理学，起源于安德罗尼科编辑亚里士多德全集时把这样一些内容编在了《物理学》卷后，而这一部分主要内容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 ）。就一般意义上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科学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研究being qua being（即实体ousia,substantia，Sustanz）的学说，即Ontologie（希腊系词为to on）。确定了何谓实体之后依据主词和谓词的诸多连接方式按照种属关系的层级就形成了诸范畴（Kategorie，起源于述谓Praedikat）的体系。其中

1）形式范畴——构成了形式存在论的研究范围（包括逻辑学，神学，数学等）

2）质料性的范畴——构成了区域存在论（各种经验科学的原科学）

3）根据区域存在论继续划分，以致形成诸经验科学

4）以上整体共同构成科学或曰知识

这种西方思想的根本范式就在A ist B这样的判断模式中，即便号称“摆脱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让自己活动于其中，而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Substanz。

真的摆脱了？在我们把形而上学大致的样子摆出来之后，是不是并非您所想像的那个样子？

3、我怎么就无视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呢？实际上我既没把黑格尔当成神，也对马克思本着对所有严肃思想者最深的敬意来看待他的。您对我这方面的误解从某一侧面也表现了您意识形态优先的特点。

关于政治，我目前确实认为政治应当代替哲学，而哲学更多意义上是提供思想批判的资源。但是我对任何一种试图建立新形而上学的尝试仍然保持足够敬意，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的：人类需要形而上学和宗教（或曰意识形态）的安慰，并以此获得生活的希望和信心。

关于“颠倒”

海德格尔论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激进完成——通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来实现：灵魂——肉体；道德——本能，等等不一而足。

马克思的“颠倒”是否就真如所愿逃出了形而上学？尼采也是号称颠覆了形而上学的，不过就其理论学说的实际命运而言，是不是有点启发？

那种被视作缺点的非时间性或者永恒性恰恰就是形而上学能够给人以安慰的基础。

这和所谓的“理想”是一致的。唯心论der Iealismus同样可以译作理想主义。任何语词都是共相（可参见罗素对专名和通名的论述，也可以参见《精神现象学》论感性确定性和知性的章节），都是观念化的结果，这也就是决定了语言的观念性或者形而上学性。因此一种非观念论的哲学是可能的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严格说来一切哲学都是观念论。

又是一处乱用“先验”这个术语的。有关这个术语的严肃学术讨论，请参见

外链出处

你对这个继承自古希腊哲学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根本就缺乏了解，所以对西方思想史的这一基本的理论框架就是完全陌生的。所以您如何具备这种足够的能力声称理解马克思呢？

这也是我对您的哲学能力之根本质疑的因素之一。

我借助思想家来说问题是说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做他们的思想奴隶。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尼采或者海德格尔都是用来为我所用的，所以我引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有关理论框架怎么就在您那里好像感觉我就是完全认同他的《法哲学原理》了？

党派成见阿！我真的不是黑格尔派、也不是康德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尼采派也不是海德格尔派，我是自成一派。我不觉得有些大牛们说过一些问题（如马恩等）就代表他们的理论没有错漏了，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是思想上无能和寄生者的表现。

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困境实在是和搞马列的这帮人的奴性有关阿！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深刻反思自己的理论局限，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继续只知道做阿尔都塞、卢卡奇或者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洋人的学术奴隶，那始终无法脱出这个死结。

如果化解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进攻不深入到西方思想的最深处去，被人家玩死就是活该！

这是永久性的努力，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这种永久性努力的可能，因为它引入了过程，形而上过度关注“共时性”、关注逻辑，而忽视了社会过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予以了关注。

而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个体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却预设了一个考察个体存在的场域——割裂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因而割裂了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外部世界简单内在化的形而上的道路，因此其逻辑呈现出始源性的封闭特点，只会在形而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把历史性纳入哲学产生了辩证法，但是辩证法依赖的仍然是形而上学化的语言。所以实际上辩证法能做的也仅仅是向人们提示出历史的流变和因此种流变所产生的丰富性内容。

但是这仅仅只是勉为其难罢了。

如果把历史性引入了知识，则必然导致知识无法成为知识，因为实际上这种“知识”是无法得到完成的，更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无法得到一种完备的形而上学奠基（这个奠基则是必备的）。一种无法完成的知识也不能称其为知识了。实际上历史哲学这一词汇是成问题的。

其实人类最根本的事务就是在调和这种永恒性和历史性之间的矛盾，从这点出发其实所指向的就是人类有限的生命。如果人类有无限的生命可以活到世界的尽头，形而上学的这种悲剧性也就可以真正意义上得到克服。至于被你们大批特批的绝对精神，实际上面对永恒性（形而上学）和历史性（辩证法）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主动和解，是出于一种“不得不如此”。所以对既往的哲学家们很多时候要报以同情的理解，大家本来面对的问题没有本质性的不同。

但永恒的生命是不可能的，所以作为人类就必须接受形而上学不断重建而又遭到摧毁的历史进程。一种声称能够一次性或者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的理论体系必然是极度可疑的。因此抛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因为相信可以在某个时间一次性解决问题，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形而上学病），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实际上是高度认同的。

因此实际上诉诸“过程性”也就和黑格尔所言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是差不多意思了。因为引入这个过程性，所以就要不断修正理论体系，可是哪里是个头？人类终结的时候，只有这个时候，这种过程性的哲学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哲学只有在人类完蛋的时候才会产生。那么哲学就人类历史时期而言，就是没有用的，因为人类尚未完结的时候还没有哲学能够真正产生。

你把意识形态与宗教进行了简单的混同，宗教是一种绝对的信，不需要理由的信，当宗教被政治意识形态污染时，这样的信带来的就不再仅仅是安慰了，而是一种统治霸权的建立——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宣教获取被统治者与自己合谋来达到统治的目的。

比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能够给人带来安慰，但其实践却完全服从于资本从福特制积累向灵活积累的转变要求，撒切尔—里根干脆否定社会的存在，认为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窒息式改革会引发社会性灾难纯属无稽之谈。在苏联，顶层引入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对外宣教的意识形态即为困难是一时，数年之后将走上足以安慰人的新自由主义康庄大道，而内部却早已准备好瓜分苏联国家财富的准备，并对可能引发的巨大灾难作了详尽的备案，其预估的灾难时间远远超过对民众宣教的长度。

你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安慰的功能很重要，这种功能只是相对于个体而言，人的确需要精神上的寄托，而对于社会来说，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安慰，因为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如果沉湎于意识形态的安慰，其呈现的正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以国家的理性来陈述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被绝对精神统摄下的国家理性遮蔽了，而后果正是主奴辩证法的主人一方开始放纵。正象穆巴扎眼见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遭遇的空前灾难，哀叹道：这里已经没有国家。

意识形态的欺骗永远值得警醒，而人的思维形而上的一面使人易于被之蒙骗，但人的思维同样存在非形而上的一面，因为，人们总是能从实践中获得与对象的融合。请问，你观察别人使用锄头得出的形而上的结论与自己熟练使用一把锄头的过程中头脑中的思维活动之间难道就没有区别？在共时性的形而上的观察后，通过历时性的实践，获取的是要比形而上的观察多得多的对对象的理解。人有时需要意识形态的安慰，但不可能持久沉湎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的断裂不可避免。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安慰是一种永恒的需要的观点，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欺骗的目的是统治，而统治的主人逻辑总会自以为是地陷入放纵，于是惊醒了奴隶一方，绝对精神蒙蔽不来一个“和谐社会”。

我引用人家老海的《尼采》，那部著作是很学术化的思想史研究，结果你就劈头盖脸把人批一顿，而且批得还不得要领。这不是为学之道，懂不？能否谦虚一点？不懂的就不要乱说行不？

你就是一马克思的奴隶，而自己不思想——只有马列毛才牛，其他哲学家都是混蛋。太可笑了！

你不会德语不会希腊语不会拉丁语，怎么搞？

马克思研究其实你都没有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