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汪兆铭的反思 -- 种植园土

“淞沪会战”后一群党国精英，诸如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现在大家都在喊抗日，一个比一个喊的高调，喊打喊杀的，和平反倒没人敢提了，可是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后果是必败无疑，而这样的失败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他们主张和平救国，为了区别高调主战派，他们自称“低调俱乐部”。

“主和派”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比如汪精卫，他因为身份的关系，并不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可他的诸多思想却在“低调俱乐部”赢得了广泛共识，之前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过这么一段话：“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反正你“主战派”也不用亲自上战场，喊口号动员别人上，自己躲在后方唱高调，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更多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殒命沙场，更多的人们流离失所，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如果我们韬光养晦，用部分的让步换取暂时的和平，积蓄力量，以图*，岂不比现在拼完了老本强。

一年的时间，几场惊天动地的大败仗，一半国土沦于敌手，几十万将士血洒疆场，是“战”还是“和”，问题摆在了两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面前，也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时候，*的《论持久战》出来了，这是一篇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却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的分析了中日两国的优劣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坚持到底，耗死日本。《论持久战》让人们看到的是生的希望，对于“主战”派绝对是一个鼓舞，对于“主和”派也是一个很好的争取和瓦解。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但之前没人系统的进行过阐述，当“主战”派大员白崇禧看了《论持久战》后深以为然，并推荐给了蒋介石，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

“七七事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高呼“抗日到底”，可如今一败再败下，越来越多的人对抵抗失去了信心，对蒋介石的强硬立场产生怀疑，汪精卫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死敌，此时都坚定的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险恶环境下，在懦夫们的聒噪下，依然喊着“抗战到底”的口号。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这内外交困下，仍然能够保持坚定立场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败再败下，依然不放弃战胜对手的努力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摊上这么一群铁血兄弟，是蒋介石之幸，在这个时候摊上蒋介石这么一个性格极其刚毅的领袖，是中华民族之幸，只要努力没有停止，希望就永远存在。

为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蒋介石亲自到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抗战爆发以来，已经作战的经历，足以证明在阵地战上我军力量之坚强，将士作战之勇敢无畏。”

从“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本心是以打促和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边打边谈，可随着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他们的停战条件也层层加码，在轻松攻陷南京后，竟然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内蒙的非武装地带成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国民政府好样的，强硬拒绝了敌人。

可汪精卫对于蒋介石的作为并不苟同，你们主战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争取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吗，可这么打下去，中国必败，你们主战派所追求的目的又如何实现呢？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海路交通的断绝，必将使我国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于水火，蒋介石应该重开谈判大门。在无法说服主战派的情况下，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和日本人接触，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方以宽厚的讲和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汪精卫则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与日本签订两国和平协定，实现停战和和平。汪精卫当然知道此一步如果走错，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恐怕日后千百年被钉在耻辱柱上，在思考两天后，汪精卫说：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

他也不想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了你，给了你比蒋介石宽松的多的条件，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就两条，一是日本人打不动了，连续打了一年，驻中国的部队高达24个师团，四十多万人，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和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二是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以战养战。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妓、不纳妾、不奢侈、不张扬、不结党、不营私、不贪功、不恋权，在道德和个人生活层面几乎无可挑剔，以他在国民党内无出其右的资历加上年轻时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本可为后世留下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却出淤泥而不染的完人传说，只可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38年底，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运动”，战争也自然会进入到战略僵持阶段，日本人短期内已无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也许汪精卫不去，日本人照样会扶持其他傀儡，但任何人投敌都不如汪精卫的破坏力大，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之前，虽然“抗战到底”的声音占了绝对主流，但说和做毕竟是两回事，喊口号的人并不一定是真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政策，就算开始是真心的，经过这一年的大溃败，意志动摇的也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屈服，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开始大家还藏着掖着，首鼠两端、骑墙观望，到汪精卫公开和中央政府决裂，且得到了强大的日本人支持的时候，这帮孙子们就纷纷跳出来追随汪先生“拥护和平”去了。

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逆转，降日者的心理压力骤减，这玩意儿不叫投降了，叫投身“和平运动”，不论汪先生还是蒋先生，不都是中国人吗，不都叫国民党吗，开会的时候不都挂着*的照片吗。于是战败投降、不战而降者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中国又创造了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纪录——二战期间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国家。

在中国抗日接连惨败之后，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公开投敌，中华民族才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对汪精卫真是有几分同情的，原因是我坚信他本心是要救国救民的，如果不是一步走错他会名垂千古的。但同情归同情，立场归立场，我坚决反对有些人为汪精卫辩护甚至翻案，政治人物，尤其是掌握大权的政治家，不同于我们普通人，对他们的评价我们更多的要看结果而不是动机。至于有人说，南京国民政府站在日本人一边，代表轴心国参战，重庆国民政府和英美联合，代表同盟国参战，不论谁胜谁负，中国都是战胜国，可以享受战胜国待遇，不用战败赔款，这难道不是好的结果吗？对于持此论调者，我懒的跟你们多说，只送四个大字：臭不要脸。

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的遗嘱

张宏良

（张宏良按：秦桧、李鸿章和汪精卫是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汉奸，分别是古代、近代和现代汉奸的典型，从他们身上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汉奸文化形成的脉络和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汉奸文化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价值观逐渐堕落的过程。这一点，从秦桧、李鸿章和汪精卫的遗嘱中看得十分清楚。

古代秦桧虽然身为汉奸，但是却并不认为汉奸行为是正确的，在价值观上仍然以汉奸为耻，只是认为自己身为人臣不得已而为之。虽然失去了民族大节，但是在忠义这个小节上仍然固守道义，特别是一句“莫须有”（或许有或许没有），表明了秦桧在道义上仍然没有突破伦理底线。可见在古代中国，当汉奸只是在利益驱使和外力逼迫下的无奈选择，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并没有形成汉文化。所以秦桧遗嘱中预见到自己要遭受清算，而且并没有认为自己不该遭受清算，只是感叹自己生错了时代，不该生在这个乱世之中。秦桧代表了中国古代汉奸的特点。

与秦桧的直言不讳相比较，李鸿章遗嘱中则不露痕迹地完全回避了汉奸问题，既没有象秦桧那样否定汉奸行为，也没有象后来汪精卫那样为自己汉奸行为辩护，只是大谈自己主观上如何坚持“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的良好愿望，客观上如何坚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改革路线，而对于当世人们指责李鸿章的两个最大问题——汉奸卖国和巨额腐败，则绝口不提，连一个字都没有。作为历史上同样的大汉奸，李鸿章的卖国并不亚于秦桧，可是却从秦桧的否定汉奸行为退却到回避汉奸行为，可以说是在价值观和道义上的巨大堕落，只是还没有堕落到为汉奸行为辩护的地步，与后来的汪精卫相比，仍然在价值观和道义上没有突破底线。李鸿章的这个特点，是中国近代汉奸的代表。

与古代汉奸秦桧、近代汉奸李鸿章相比较，现代汉奸汪精卫是在道义上最为堕落的一个。秦桧否定汉奸，李鸿章回避汉奸，至少说明他们良知未泯，尚知羞耻，知道做汉奸不对，而汪精卫却堂而皇之地为自己汉奸行为辩护，把自己的汉奸勾当描绘成为英雄行为。汪精卫把自己汉奸行为描绘成为历史功臣的依据，就是以消极抗战的蒋介石为尺度。汪精卫曾经与另一个大汉奸陈公博有一段精彩对话，陈公博说：“现在有人把汪先生称为是秦桧，可是即使秦桧死了，对于挽救南宋也没什么作用。说秦桧和汪先生是卖国，但卖国至少还能换回一点东西，有人一天逃跑100公里（指蒋介石），岂止是卖国，简直就是送国。”汪精卫听罢十分自豪地说：“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卖国是有限度的”。还在他们建立汉奸政权的政治宣言中慷慨激昂地宣称，他们建立汉奸政权的目的，“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只要跟着他们走汉奸道路，“不但可以建设新的现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在此，汪精卫已经不仅是选择了一条充当汉奸的政治道路，更加恶劣的是还在开启一种汉奸文化。汪精卫开启汉奸文化的举措，是中国抗战时期形成一千万汉奸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当时全面抗战的壮烈氛围中，没有形成汉奸文化的历史条件，所以汪精卫开启的汉奸文化才没有形成。

如果单就汪精卫和蒋介石相比，他这“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也是当时那么多中国人跟随汪精卫走上汉奸道路的原因。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并非只有消极抗战的蒋介石，还有舍生忘死北上抗日的的毛泽东。与冒着蒋介石的炮火、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誓死北上的毛泽东领导的抗日将士相比，汪精卫投靠日本鬼子的汉奸行为就显得没有了任何道理，汪精卫炫耀他的汉奸行为则更是十分无耻。但是在此必须指出，我们说汪精卫十分无耻，是相比秦桧和李鸿章而言的，与当今汉奸而言，汪精卫与秦桧和李鸿章一样，也还没有突破伦理底线。

一是汪精卫只是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进行辩护，并没有为汉奸本身进行辩护，而当今汉奸则是公开以汉奸为荣，形成了一种汉奸价值观，把带路党看作是以往革命党那样无上光荣；二是汪精卫虽然身为汉奸，但仍然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个“救”字反映了汪精卫并不认为爱国有罪，并没有把抗日将士骂做“爱国贼”和“余孽”，而当今汉奸则远远超过了汪精卫，视所有爱国者为仇寇，把所有爱国人士统统骂做“爱国贼”和“文革余孽”，并发誓要把这些余孽消灭干净；三是汪精卫与秦桧、李鸿章一样，没有在文化上刨祖坟，这是最为至关重要的，秦桧没有赞美金国文化具有普世价值，李鸿章没有赞美八国联军文化具有普世价值，汪精卫也没有赞美日本文化具有普世价值，他们都没有认为中华文明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文明，中华民族是封建落后的劣等民族，就这一点而言，无论秦桧、李鸿章还是汪精卫，都没有突破作为中国人的伦理底线，而当今汉奸则完全突破了中国人的伦理底线，从根子上在刨中国文化的祖坟，斥责中国文化是封建落后的劣等文化。这是目前无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周边弱小国家，都敢欺负中国的根本原因。

总之，从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的汉奸特点来看，中国的汉奸文化基本上是在当代形成的。古代汉奸是有羞耻心的汉奸，近代汉奸是麻木的汉奸，现代汉奸是为自身辩护的汉奸，只有当今汉奸才是以汉奸为荣的汉奸。以汉奸为荣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标志着汉奸文化的形成，汉奸文化的形成是当今中华民族所有危险中最最危险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呼吁和发起反汉奸运动的根本原因。纵观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决定国家和民族死生存亡的，不是武器，不是科技，更不是经济，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克服“汉奸现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能够打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联军，能够以武力坚拒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苏联侵占中国寸土，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克服了中华民族千年积贫积弱的“汉奸现象”。如今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敢于堵在中国门口挑衅，就在于他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形成的汉奸文化。

在当今中国已经虎狼环伺的危险情况下，如果不铲除汉奸文化反倒任凭汉奸肆意打击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都将危如累卵，这是当今中国最最重要的问题。

下面是秦桧、李鸿章和汪精卫三个遗嘱。2012-4-20）

一，秦桧遗嘱

　秦桧在遗嘱中，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据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

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朝廷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

二，李鸿章遗嘱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咯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授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优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计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张之洞与李鸿章在遗嘱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张之洞与李鸿章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张之洞有一点跟李鸿章截然不同，张之洞为官清廉，李鸿章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之家，李府最盛时居然有田100多万亩，难怪当时有人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许因为心里有鬼吧，李鸿章写给慈禧和光绪的遗嘱只敢说“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

三，汪精卫遗嘱：最后之心情

兆铭来日疗医，已逾八月。连日发热甚剧，六二之龄，或有不测。念铭一生随国父奔走革命，不遑宁处。晚年目睹巨变，自谓操危虑深。今国事演变不可知；东亚局势亦难逆睹，口授此文，并由冰如（汪夫人陈璧君字）誊正，交××妥为保存，于国事适当时，或至铭殁后二十年发表。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月×日　　兆铭（汪精卫）

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外以解其东方日本之威胁；阴以弱我国本。为苏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然自西安事变以还，日本侵逼，有加无已，一般舆论，对日已成一片战声。渝府焦心积虑，亦唯以不变应万变，以谋国府基础之安全。兆铭之脱渝主和，与虎谋皮，必须截然与渝相反，始能获得日人之稍加考虑。又必须本党之中，各方面皆有一二代表人物，而后日人始信吾人有谋和可能，而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即将来战事敉平，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人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兆铭行险侥幸，或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然当时之念国际演变，已至千钧一发局面，此时不自谋，将来必有更艰险更不忍见内外夹攻之局势发生，驯至虽欲自为之谋而不可得。兆铭既负国事责任，不在妄冀其不可能而轻弃其或有可能之途径。年来昭告国人者曰：“说老实话，负责任”。说老实话：则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破产，仍为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煎熬痛苦，亦频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气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秦桧也是这样说）如尽早能作结束，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矫，日本只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也（认为是战略机遇期的忍辱负重）。负责任：则兆铭自民国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长，十余年来，固未尝不以跳火坑自矢。个人与同志屡遭诬蔑，有壬（唐）、仲鸣（曾）、次高（沈）被戕者数数。今春东来就医，即因民廿四之一弹，个人生死，早已置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铭即死，亦何所憾！

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偏狭而重意气，然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发振兴实业之大助。今日兆铭遥瞻局势，东亚战争，日本必败，其败亦即败于美之海空两权。日本如能及早觉悟及此，以中国为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一旦实现。

今兆铭六年以来，仅能与日人谈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之主张，即因日本军人气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俄顷者也。

兆铭窃有虑者，中国目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军人横决之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势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十年后远东局势，仍大有可虑者也。

兆铭于民主政治夙具热忱，民十九扩大会议之后，曾通过宪法，当时张季鸾先生曾草文论之，言政局失败而宪法成功。余曾告冰如，此为雪中送炭。又忆南华日报在香港创立时，欲对民权主义多作鼓吹，而苦无注册之保证金，赖当时英国阁揆麦唐弩氏远电当局云：“汪先生夙倡民主，可免其报缴费”，心常感之。四年前国府还都，不过苦撑局面，为对日交涉计，万不得已而为之，故仍遥戴林主席。铭尸其位而遍邀南北一时地望与民国以来时局之推移有关系者参与其事，民主之基，庶几有豸。然年来以对日主张，不无遭英美不明实情者之猜忌。东亚战争爆发后两年，日本已遭不利，陷区更痛苦弥深，而国府突对外宣战，岂不贻笑外邦？不知强弱悬殊之国，万无同盟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然悍然行者，实政府在沦陷区内，假以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惟对解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者，率得行之，此实铭引为快慰之事。上海租界自太平军与曾李相持时，已为藏垢纳污之区，八十年来，以条约束缚，政府苦难措手，今日不惟日本，即英法亦宣言交还，大战之后，租界终入国府范围，固不当因日本之成败而变易也。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者，厥有两方面可得而述：其一，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敌人。铭交涉有得，无伤于渝方之规复；交涉无成，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薪”者，实为此意，所以不惜艰危，欲乘其一罅者。其二，民国二十一年淞沪协定时，铭始与对日之役，其后两任行政院，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迫，至华府会议，始解其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九一八初起当时，粤方派陈友仁渡日与币原外相磋商，稍有成果，而宁方同志，寄望于国联，斥为卖国（与秦桧的辩解相同）。及淞沪长城诸役衄败后，累次交涉，见日本政出多门，而军人势力膨胀，海陆之倾轧，议会制度之破产，军阀野心之无已境，其前途如失缰野马，彼国之有识者早引为隐忧。

兆铭离渝与之言和，固已知其交涉之对象为日本政府无力控制之军人；为沦陷区当地之驻军；为仰军人之鼻息之外交使节；为跋扈日张之校佐特务，而非其国内一二明大体识大势之重臣。然以铭在国府之关系，与乙巳以来追随国父四十年之地位，对方即欲探知政府真意，用以为谋我灭我之资，亦不得不以之为交涉之对象，而尊重其地位，其情形或差胜于南北旧官僚，兆铭即可于此时觇其国而窥其向。况彼政出多门，亦尚有一二老成持重之人，对彼元老重臣，铭固未尝不以东亚大局危机为忧，以国父“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救美国即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之言为戒。即彼跋扈自大，无可理喻者，亦必就我各级机关于尽情交涉中，使得稍戢其凶焰，以待其敝。又日军阀气焰虽盛，进退时见逡巡，海陆军之交诽，时或露真相于我。然其表现上之尊重天皇与服从命令，仍数十年来并无二致。是目无东京而仍有东京；目无中国而仍不能将中国人之地位完全抹煞。彼枢府既以和平及新政策标榜，驻屯军亦不能故违，只能拖延图利。是以国府交涉之对象，非其谋国之臣，而为重利之酋，铭仍不至于一着全输而无以自立。

即我或无法延拖改变其初衷，在沦陷范围，彼既承认我政府为盟邦，为复兴东亚之伙伴，即不能全不顾我民生需要与政府体制，仍可为民生留一线之机，此实国难严重非常时期不得已之手段，此兆铭为国之切谋一己牺牲之绝策，屡为二三同志言之者。盖中国为弱国，无蹙地千里而可以日形强大之理。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沦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沦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即国府过去打倒者如吴××，所斥如安福余孽××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铭盖自毁其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当今中国公知已经公开称赞汪精卫是大英雄，汪应该含笑九泉了)？

是以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而中国局面之收拾，则诚为不易，战后大难，更有甚于战争之破坏，必有待于日军之和平撤退而后政府陆续规复，始得保存元气。民国二十六年庐山会议时，铭已怀此隐忧，时至今日，而此种迹象，盖益显著。苟国人能稍抑其虚憍自满之心，实事求是，日本能憬然于侵略之无所得，战局之逆转，化戾气为祥和，亦为一念，端在局势之最后如何发展耳。

民国三十一年，日本改造社长山本秀实入京，事后语人云：“汪先生无情报”，盖其时日方之败局未显，而战事已见胶着。山本尝周行南洋缅甸各占领区，故作此危语也。然山本此语，余实得闻之。铭离渝六载，在东亚战事爆发以前，期直接交涉之顺利，除公开电报外，未尝与渝方通讯。于日本以外其它国家，虽有互派使节者，未尝以之为交涉对象。盖以日本军人气量狭隘，又多疑忌，国府所居地位为变局，其目的为专办对日本一国之交涉，乃至日驻军之下一地方之交涉，实不必多事捭阖，启彼机心。然铭等之真心主张，及交涉之曲折，殊未隐瞒，各国使领亦有进言于我者。铭虽赤手空拳，在此东南诸省范围内，凡能为国家自主留一线气脉者，亦无不毅然不顾一切之阻碍主张之，竟行之！盖以此为我内政范围，外人不应干涉（已是汉奸政权，还谈内政；已是汉奸之人，还吹气节。）。

今于此亦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训，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乃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同生共死”，为事变前某文中之成句。至于条约交涉各端，更可谓殚心竭虑，实已尽其检讨对策之能事。且战争结束，日军议和撤退，此项条约，终成废纸，固无碍于国家之复兴（还有这种卖国逻辑）。

目前所疚心者，东北与内蒙问题，迄未得合理之解决方策耳。然关于东北内蒙，本月与小矶言，同意有改变之余地。如铭不幸病殁，抱憾以终者，未能生见九一八事件之起因东北之收复耳。然在九一八以前，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悬案，积有百余件，悬而未决，地方中央，互相诿责，大祸终启。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而日本在此时，为事变十三年来惟一有憬悟与诚意收拾时局之一时期。中国如谋振奋自强而又一切求之主动者，理当争取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俾其从容退兵，收其实利，一隙之乘，肇端于此。回忆三年前山本之言，盖亦谓烛见机先，不可以为敌方之新闻界人士而忽视其意也。

华北五省局面，殊形复杂，一年来稍有变动，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前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已于政府及党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此意当由冰如商公博以铭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之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汪伪政权都已建立，还要怎样才算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者之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对于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不失其自信及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有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政府对日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期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识与共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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