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王小波的创伤记忆与《黄金时代》的写作 -- 西葫芦

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心理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借助心理学批评，可以作家与作品的各种深层的复杂关系。心理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心理与他所受到的压抑、精神的创伤有着直接的关系，作家内心深处的冲突构成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因和动力。心理批评要求在了解作家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反观作家作品以揭示这些文本中暗藏的意义或深层内容，因为精神分析批评认为作品是作家受到压抑而创作的产物，他记录了作家的隐秘和痛苦。借助以上观点，分析王小波的创作心理，本文认为王小波的创作动因在于其受到的压抑和深层精神创伤；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创伤的间接或直接的表现，是他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一、 精神创伤的艺术再现―创伤记忆与《黄金时代》的内容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包括了《黄金时代》、《三十而立》、《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等五篇小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叙事。王小波虽然以文革为叙事的语境，但是他并没有进行宏大叙述的企图，而是选择了小人物的生命际遇来表现那个时代的荒谬，写出了作家对自己耳闻、目睹过的事情的亲身体验和思考。

　　第一，家庭记忆的创伤使得作家在作品中坚持思考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心理状态和人生遭遇。王小波1952年出生与北京的一个干部家庭，父母都是教育部干部，他的父亲王方名，是一位逻辑学家，1952年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冲击，他的名字“小波”就因此而来。[1]王小波一出生就与社会动荡、家庭的变故联系在了一起。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说，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说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2]他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被押着批斗的事情。他的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遭遇是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大约三十年前吧，整个中国乱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极端体验里。这些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有些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横加在头上的极端体验，就自杀了：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苦难。”[3]他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是专家，但是他们却很难适应那个政治挂帅的社会环境，他们不断地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力图跟上政治的脚步，但是他们始终未能达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我，他们的悲剧因此而来。他的父亲的遭遇使得他在以后的日子里着力思考知识分子问题，他的杂文中有很多篇目来探讨这个问题，体现了他对于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度。而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则以鲜明的、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以《黄金时代》为例，五篇小说就有三篇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尤其是《似水流年》一篇，作者用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我”（王二）的第一人称追忆了在文革中的几个知识分子的遭遇，贺先生、李先生、刘老先生和“我”爸爸等各自性格不同，遭遇各异，但遭遇的原因却发人深思。由于作者选取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我”（王二）第一人称追忆的视角来观察，所以虽然小说表面看来似乎轻松诙谐，但是，背后却隐藏着极其沉痛的情感体验，从而使得小说具有了极大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历史内涵，沧桑感极强。

　　《似水流年》中，贺先生当时被有些人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在他跳楼自杀之前被关在实验楼里，“据我爸爸说，贺先生虽然不显老，却是个前辈，就是在我爸爸的老师面前，也是个前辈。到‘文化大革命’前，他虽还没有退休，却已不管事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辈子的事都已做完，剩下的事就是再活几年。’我爸爸还说，贺先生虽然是前辈，却一点不显老，尤其是他的脑子。偶尔问他点事，说得头头是道，而且说完了就说完了，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据此我爸爸曾预言他能活到很多当时五十岁的人后面。他被捉进去，是因为当过很大的官。然后就从五楼上跳下来了。”[4]原因是被打，贺先生其实是受不了那种污辱，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跳楼自杀。

　　李先生，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碰巧遇上“文革”，开始陷入漫长的噩梦之中。在矿院因为贴大字报和人争执，被别人一脚踢成“龟头血肿”；接着，因为被揭发与香港的一个“托派”通信，也被打成“托派”，被那些“无产阶级战士”捆起来刮光了头然后在上面打出一个个大疙瘩；然后被发派到干校劳动，被工人师傅们继续修理，什么活都干：“挑屎挑尿，开挖土方，泥瓦匠，木匠小工；初春挖河，盛夏看青。晚上守夜，被偷东西的农民揍得不善。”李先生事后想起这事来觉得好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竟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5]刘先生在“文革”来到时，“就想自杀”，因为他见那势头总觉得躲不过去。但他想到在峨嵋酒家还能吃到东坡肘子，又觉得死了太亏。他苟全性命于乱世，装疯卖傻，其实只是因为他想吃，可是在那个大家都忍饥挨饿的年代，他也一样，最后在临死之前想吃一只鸭子，然而没等到鸭子熟就死了。

　　在追述了这些人的生死遭遇后，作者说：我说过，在似水流年里，有一些事叫我日夜不安。就是这些事：贺先生死了，死时直挺挺。刘老先生死了，死前想吃一只鸭。我在美国时，我爸爸也死了，死在了书桌上，当时他在写一封信，要和我讨论相对论。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活下去的能量。我真希望他们得到延长生命的机会，继续活下去。我自己也再不想掏出肠子挂到别人脖子上。[6]这些话语表明了作者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我还知道很多更悲惨的故事――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这些悲惨的故事还写得完吗？”[7]自己的父辈知识分子的遭遇给作者留下的精神创伤使他思考悲剧的原因，思考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以及他们存在的价值。

　　第二，“文革”记忆的创伤构成作家创作的时代背景，将人物命运与“文革”结合，揭示时代的本质，反思人的生活状态，将作者对于那个荒谬的时代压抑着的的痛恨艺术地表现出来。

　　“文革”时期，王小波经历了痛苦的插队生活。先去云南兵团，后来去山东插队，又回到北京当工人，这些生活成为他的无法磨灭的记忆。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使得他们陷入了精神的矛盾，可是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一本编辑错了的社会大书，知青的生活在其中，农民的生活在其中，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在其中。他们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开始认识这个狂乱而荒谬的社会。

　　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讨论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父辈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反思，表达了作者对那个荒谬的年代的批判，而这一部分我们就侧重于作家自己的“文革”经历来分析，作家的知青生活与他的作品的关系。

　　《黄金时代》这篇小说与作者在云南兵团劳动生活经历，更准确地说是与他的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主人公陈清扬和“我”（王二），两人生活在无理性的年代，面对的都是无理性的生活。陈清扬“她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把她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放她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把她押上台去斗争，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说她不是破鞋，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这些事有过各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她能听懂。”[8]“我”王二的生活也不轻松，由于队长怀疑“我”用气枪打瞎了他家的母狗的眼睛而受到报复：“农忙时队长不叫我犁田，而是叫我去插秧，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腰上有旧伤，而且我身高一米九以上。如此插了一个月，我的腰痛难忍，不打封闭就不能入睡。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脱落，而且都有倒钩，经常把我腰上的肉钩下来。后来我的腰就像中了霰弹枪，伤痕久久不褪。”[9]除了对非理性的生活的笑谑化处理来表现作者对文革的态度，性也是作家表现自己内心情感的重要方面。在“文革”年代里，性禁忌是众所周知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能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会成为人性的障碍。”[10]《黄金时代》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权力和道德同谋，压抑使得性转入潜意识，由于压抑，人们的行为变得扭曲病态，喜欢暴力、喜欢虐人、自虐。在小说中典型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群众喜欢把像陈清扬那样的漂亮的单身女人叫做“破鞋”，喜欢没事跑到他的诊所去被陈清扬打耳光；但是当陈清扬真的和王二“搞破鞋”时，大家就不再叫他破鞋啦。第二，群众（当然也包括领导）喜欢“斗破鞋”当绳子把陈清扬捆起来，使得陈清扬曲线毕显时，“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第三，领导们要求王二和陈清扬不断地写交代材料，一遍一遍交代他们的男女问题，最喜欢看交代的性爱细节。

　　《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作者写到，“在革命时期有关性爱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有革命的性爱，起源于革命青春战斗友谊；有不革命的性爱，那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阶级敌人的诱惑，干出苟且的事来。假如一种性爱不涉及革命/不革命，那么必定层次很低。”[11]团支书 X海鹰长期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畸形变态的性心理。小的时候，看过了哪些革命电影，革命战士被敌人捆起来严刑拷打，就叫邻居的小孩把自己捆在树上。秘密工作、拷打、虐杀，使它魂梦系之。它认为性总是与暴力、强奸联系在一起的，男女之间充满仇恨才能性交，性总是与敌人的严刑拷打联系在一起。性意识虽然经过话语的遮蔽和扭曲但还是在年轻的 X海鹰身上萌发了。但是在“和平年代的革命时期”X 海鹰性体验中寻找革命和崇高，她梦想着受到鬼子的拷打和强奸：“假如她被逮到了的话，她就会厉声喝道：打罢！强奸罢！杀罢！我决不投降！”[12]这样的病态、畸形的自虐性心理体现了意识形态话语对人性的扭曲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一篇杂文里，王小波谈到自己《黄金时代》的写作：“这本书里有很多地方写到性。这种写法不仅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能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会成为人性的障碍。”[13]这段话可以看出来，王小波的创作是对各种人性压抑的反叛书写。

　　二、情感压抑的释放――“我”的表达欲望现代小说叙述视角变得十分复杂，选择视角十分讲究，韦恩?布斯说：“哪个内心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直接目的，就进入哪个内心。”[14]王小波的小说选择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他的小说从来没有脱离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王小波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第一人称叙述策略，我以为这第一人称“我”的叙述策略能够较好地体现作者强烈的叙述欲望。所以他选择第一人称叙述并非无意所为，而是刻意选择。

　　第一人称“我”与作者的关系比较复杂，由于第一人称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第一人称可以传达作者的真实的情感，也可以反面来传达作者的隐含曲折的情感。本文无法详细分析这个复杂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人称与其他的叙述视角相比，更容易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作者可以借助这个第二“自我”把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表现出来，无论这种认识是真是假，是深刻还是浅薄。

　　第一人称叙述具有强烈的抒情效果，最适合表现那种浓烈的感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征就是多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概括其原因，就在于第一人称便于抒发内心纠结的感情。在回顾性叙述中，所叙之事，通常是对于叙述者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事件，体现着叙述者的心灵历程，饱含叙述者的情感体验。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感、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的情感、价值取向有一致的一面，还因为第一人称与其他人称相比而言，更有利于作者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创作中，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一个主要意图就在于更方便地传达作者的情感体验，这样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就取得了抒情性的艺术效果。王小波十分推崇的法国作家杜拉斯和她的名著《情人》说饱含了“无限的沧桑”，而且自己的创作也追求这样的艺术效果。我们发现杜拉斯的《情人》也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杰出文本。

　　王小波被有些评论者称为“浪漫抒情诗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的文本中在回顾那些令人痛心的往事时，倾注了作者压抑了很长时间的情感。《黄金时代》中写到：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像挨了锤的牛一样。[15]这段话以独白的语气抒发“我”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人生的黄金时代――的追求，但自己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注定除了收获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创伤以外，一无所有。如果换用第三人称恐怕就很难取得这样的抒情效果。

　　《似水流年》这篇小说十分动人。小说中叙述了贺先生、刘老先生、李先生还包括“我”爸爸在内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而荒诞的遭遇，在对悲惨的往事的回忆叙述中，作者将那压抑已久的，对那个荒诞社会的批判含蓄地表达出来。

　　看到外面的星光，想起他脑子前面的烛光也觉得很惨。刘老先生也死了，也很惨。对这些很惨的事，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觉得很惨。和小转铃说起这些事，她哭了，我也想哭。这是因为，在横死面前无动于衷，不是我的本性。[16]贺先生在文革中不愿意自己被屈辱迫害，为了自己的尊严跳楼自杀；刘老先生十分聪明，但为了苟全性命，甘愿装傻，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死前只想吃一只鸭子。叙述者在叙述这些人物的境遇时明显地流露出沉痛的情感。 “我”正是通过回忆往事，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出来。

　　王小波说：“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7]“阳”的世界是与权力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世界在过去一直对大众进行压抑，使得大众变为“沉默的大多数”，成为“阴”的世界，作者以前也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可是他已经洞悉“阳”的世界的操作以及企图，所以，他打破沉默开始讲话，为了被长久压抑的“沉默的大多数”，也为了自己。他的这些作品就是他压抑了很长时间后打破沉默的话语结晶，是被压抑的情感的释放。

　　注释：[1]《王小波年谱简编》，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附录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572页。

　　[2]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 王小波《极端体验》，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4] [5] [6] [7][16] 王小波《似水流年》，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7、171、181、171页。

　　[8][9] [15] 王小波《黄金时代》，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第3―4页、第7―8页。

　　[10][13] 王小波《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315―316页。

　　[11][12] 王小波《革命时代的爱情》，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14] 韦恩?布斯著，华明等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页。

　　[17]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作者系华侨大学中文系 福建 泉州 362011）

作者：汪丁丁

我与王小波并不相识，尽管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我真正用心读他的作品是从知道了他的死开始的。一个人的死，尤其是不适时的死，可以让我们想很多事情，所以"蹈海"是可以"唤醒民众"的。王小波，在接近四十五岁生日时，在名世之作《时代三部曲》马上就要出版时，在他的文论，时评，小说，研究报告，电影剧本，以至座谈会上的三言两语，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和数量出现在我周围的报纸，刊物，电视，和朋友们的日常闲谈中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就死了。因此他的死是发人深省的，因此我开始用心读他的作品。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大觉寺讨论王小波作品的时候，我只读完了他的评论集《我的精神家园》（这标题并不合王小波的思路），他的《黄金时代》，他的《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的一部分。

　　要警惕把"人"写的东西归类。这看法，尽管可以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出，还可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赫拉克立特和巴门尼德，却尤其适用于王小波写的东西，由于我们不得不交流，交流的时候不得不"说"，说的时候不得不用语词，语词当中不得不包括"概念"，我们的说就已经隐含了把所说的东西"归类"的危险，已经为了说而付了把"所指"的丰厚内涵表达为干枯的概念代价。问题在于（对任何经济学家这都是一个问题），由谁来承担这个"代价"？如果言说者所指的不是自己，那么付出这一代价的往往是那个所指的人。这就是一切评论家遭人恨的地方，这也是冠冕堂皇的"说教"让人讨厌之处。于是我越来越同意科尔凯郭尔的"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方法，越来越羡慕那些擅长讲故事或写小说的人，越来越觉得在林语堂鼓吹的"幽默"叙事方式中有更加深奥的道理。

　　既然如黑格尔所论，当我看着眼前的这株老榕树说"这是一棵榕树"的时候，我所言说的"这一个"与我所感受到的"这一个"是非常不同的"一个"，那么我们就必须反省：我们每个人每一秒钟的生存体验都是"不可言说"，或者"言不尽意"的。我们反省所得的寓意之一就是：人和人之间只能在具体生活中达到沟通。这好像一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对前来安慰她的警察说："你有孩子吗？你没有孩子，所以你不知道我的心情。"站在哈贝玛斯的立场上，我或许可以反驳说：我没有孩子，但是难道我不会"理解"吗？我不是具有"理性"吗？综合这两方面的立场，我们可以得到"间接沟通"的看法，一段神话，一个寓言，一首诗，乐曲，鸟鸣，沧海，松涛，古碑，荒茔……总之，一个"场景"，勾起我生活经历早被遗忘的某个片断，对着那个特定的时空突然醒来，以一种亲切的方式倾听那个陌生的言说者的声音，把概念展开为生活，这就是间接沟通；把生活简约为概念，这就是直接沟通，我觉得"沟通（communication）"远比所谓"叙事(discourse)"来得广泛，因为"叙事"是用言语的方式展开一个"概念"。而"沟通"则包括言语以外的所有沟通方式。

　　按照现在哲学家们，例如利奥塔或福柯的看法，我愿意把"言说"归为三类：（1）历史叙事，（2）科学叙事，（3）美感叙事。在历史叙事中，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所叙述的情节，而且还关心情节的真实性，也就是权威性或正统性，换句话说，叙事的"合法性"。这种叙事合法性只能建立在一群人所共同享有的生活经历之上。在科学叙事中，我们也要追问这叙事的：合法性"，但是这合法性现在建立在我们共同承认的"公理体系"之上，只要我接受，哪怕是临时性的"接受"，言说者公开指明或隐涵接受的做为叙事出发点的一套公理，包括"三段论式"演绎体系，我就可判断言说者的叙事是否"合法"，是否能与既有的科学传统相容。因此，在历史叙事和科学叙事中我们都必须追问叙事的真实性并且把这种真实性联系到某个"叙事传统"的权威性上去。最后，美感叙事，我应当指出这个名词是我从伽达默尔那里借来的，美感叙事并不要求我们追问么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主体之间追问"真实性"就意味着追问"客观性"或者也叫做"主体间性"，而后者对"美感"而言是不必要的，美感是一种私人感受，对"美感"的叙述只要是私人性的，就已经提供了叙事的"合法性"。当然，我们可以追问这"私人性"的真实性，我们可以对种种"矫揉造作"表示怀疑。但一般而言，美感叙事只要求言说者真实地面对自己（而不是别人）。

　　由于诸种叙事方式以上的区别，在我看来，只有美感叙事可以避免落入"宏伟叙事"的光环从而避免对他人的"独断性"。从这一点开始，间接沟通与美感叙事有了密切的联系。王小波的作品大多属于"美感叙事"（请读者始终记着我在文章开头的警告），大多是在讲述他私人的感受，包括他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出自他心灵独自创造的东西。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人生命的长短绝不是用物理时间可以衡量的。生命的长短取决于两件事：（1）肉体所体验过的事件的丰富程度，（2）心灵对肉体体验的敏感程度。刚刚去世的萨根(Carl Sagan)告诉我们，大约二十亿年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以单亲方式繁衍（无性繁殖），大约三十亿年前，地球上第一代生物可以活得足够长久，以致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是"不朽的"。可是我们仍然"乐意"用不朽去换取关于"性"的体验。对人类而言，有意义的"生命"在于生命的"意义"。转瞬即逝的美感人生所带来的意义的满足也许大大超过了"工具理性"的、机器般的生活一百年所带来的满足。

　　如我所说，王小波主要以美感叙事的方式写作。在我的理解里，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内心三个方面的"冲动"。我使用了"冲动"这个词，因为我不能肯定王小波是否有意识地坚持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是否为这三方面的努力找到了如我下面要讲的那些干枯的理论上的根据。冲动，比较贴切地表现生活的欲望，表现对生活和独立思考的执着。我还可以把"冲动"翻译成英文里的"passions（激情）"，然后引述休谟的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让我说完我的"分类"。王小波的写作冲动可分三个方面：（1）启蒙理性，（2）消极自由，（3）沉默地思索。关于后面两条王小波自己有过不少明确的注释，而"启蒙理性"，则是我对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和他的小说叙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的概括。我是直接在十八世纪启蒙传统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语词的。

　　王小波的启蒙理性表现为他在许多文章里根据了"科学"的精神来评时弊和调侃权威。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小说里。这种启蒙理性最清楚地表述在他的几篇短文当中，例如在"知识分子的不幸"里，他问道："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又例如在"花喇子模信使问题"中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喇子模信使有相像处，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喇子模的信使……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他在另一篇短文"文化之争"里这样写："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追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在一篇更短的杂文"椰子树与平等"里他写道："我这篇文章题目在说椰子，实质在谈平等问题……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在一篇相当长的随笔中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能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康德说："启蒙"就是个人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精神确实体现在王小波的许多杂文里。但是王小波的"理性"里面还带着许多日常智慧，也就是所谓"Commonsense（常识）"。这些从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智慧使他的文章很少书生气。关于这一点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的杂文"体验生活"。一个如此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在中国社会（不论是传统社会还是"文化革命"那样的专断时期）里自然会感到"压抑"，感到有些东西要说出来。于是才有了后文革时期的写作高潮。以启蒙理性做为一种"最低纲领"的人，势必要求另外的两样东西：（1）独立思考的自由，也叫做"消极自由"；（2）沉默地思索。我之所以必须沿用"沉默地思索"这个语词，是因为它是王小波自己的语言（"跳出手掌心"）："沉默地思索，是人类生活的另外一面……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通到现在人类想不到的地方……我喜欢看到人们取得各种成就，尤其是喜欢看到现在的中国人取得任何一种成就。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不过我还是把"沉默"的问题留到以后再谈，因为我觉得沉默与美感人生的关系更密切。独立思考的自由，这是一种权利。思想在每一个人脑子里面生长，怎么可能失去独立性呢？哈耶克回答说：试图控制人们思想的人，总是先控制人们的经济权利。你要生存吗？你最好服从我。思想是这样一件脆弱的东西，它离开了基本生活条件就难以生长。不仅如此，对许多思想者来说，舒适安逸的物质生活是思想得以自由驰骋的前提。因此独立思考的自由首先要求思考者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其次要求使思想足以开花结果的物质权利，最后要求保护每一个人独立思考权利的基本政治权利。这叫做"消极自由"。与其相对立的自由观念叫做"积极自由"。后者主张为了一己的精神解放而去拯救全人类。确切的说法是"Free to"，也就是"干任何事情的自由 "。而前者则主张"Free From"，也就是不被强迫去干某些事情的自由。这些话我在其他文章里说过了，这里不多说。不过正像我警告过读者的那样，任何概念都无法穷尽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的品质。王小波的自由观念集中体现在一篇我觉得我最喜欢读的杂文里，"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由于文体上的障碍，我无法引述其中的任何叙事性的片段，只有一段结语可以用来代表王小波对自由的看法："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

这只特立独行的猪。"这里有对消极自由的追求，但还有些别的东西，那就是对美感人生的向往。

　　现在可以说说王小波作品里的第三类冲动了。"沉默地思索"，王小波写过"沉默的大多数"，似乎是很明确地反对"话语霸权"的。有了独立思考的自由而不会沉默地思索的人，按照一句英语老话说，叫做"说的太多，没有时间听（Talking too much to listen）"。我住的地方海边有一家咖啡馆，黑板上写着：上帝给了人两只耳朵和一张嘴，所以应当用两倍的时间听。不过沉默所包含的意义远比倾听要丰富。王阳明休养心性的工夫，要旨在于"静以通天下所感"。对"沉默"所包含的这个特性，叔本华也有过论述。他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里这样表述：我们的思维应当像瑞士湖泊那样宁静，从而我们的心灵可洞穿那清流幽深的湖底，只有宁静才能把清澈与幽深结合起来。关于思维的这两种类型，我记得倪梁康写了一篇文章考证得很充分。他那篇文章虽然是讨论海德格尔的，不过他的结论是思维的"清晰性"和"深刻性"难以兼得，我觉得叔本华说的宁静的思维真的可以达到既深刻又清晰的境界。

　　沉默不仅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带进清澈幽深的湖底，而且很可能是诗人灵感的温床。王小波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这一点他的妻子李银河在悼词里格外强调过：王小波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家。"在《黄金时代》里，王二的灵感总是发生在玉米地里做爱的时候，当线条骑在他身上，他仰望星空时，诗的灵感发生了。我可以想象那种奇特的宁静，尽管我不知道这一段描写是否真的发生过。王二的诗没有完整地写出来过，但有三句是这样的："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黄金时代》，"三十而立"第二节），是对小转铃说的。李银河的悼词里也引了这三句诗。仔细玩味，这三句诗还确实是有意境的，尤其是想象中的玉米地里的意境。王小波在为《时代三部曲》写的总序里说过，他自己喜欢"反熵"的现象，喜欢干"反熵"的事情。这让我想起科尔凯廓尔讲的故事：我坐在公园的椅子里无所事事，设想我这一辈子可以干的事，突然我发现我应当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尽力使周围的事情变得困难起来。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是让所有的事情越来越容易，当然，任何了解存在哲学渊源的人都会同时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反熵"心理。这里的"熵"与物理学意义上的"熵"有所不同。王小波的"反熵"是反对把自己融入平庸的众数当中，是反对平均的倾向。物理学意义上的熵，除了有使世界趋于平均的意思之外，还有反对任何"秩序"的意思。而王小波使用的"反熵"并不包含"建立秩序"的倾向。

　　总结一下，王小波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美感的，是基于私人体验的言说。他的叙事中包含三个方面的冲动。其中"启蒙理性"的冲动使他敢于针砭时弊，反抗权势。例如他针对"国学热"所写的几篇杂文，例如他批评海外"新左派"的文章"极端体验"，又例如他的讽刺文章"百姓，洋人，官"，等等。第二方面，王小波叙事中的"消极自由"倾向，导致了他的相当独特的幽默文体。他的小说和杂文有一种强烈的反"说教"气氛，他反对"崇高"的名义控制人们的思想自由，反对"传统"的卫道士权威，反对社会规范对"性"的压抑。但是所有这些"反对"都没有用直截了当的论说方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讽刺和更多地通过自嘲表现出来。《白银时代》的最后一部分叫做"二0一五"，有些未来世界的味道。那里面王二成了他自己的小舅舅……一个街头艺术家，他自己则是职业作家，在某公司"写作部"任职，不过那家公司又只是出现在其他章节里，在写过了小舅舅吃了许多苦头之后，他这样结束这本书："现在我提到了所有的人，就剩下我了。小时候我的志向是要当艺术家，等到看小舅舅的遭遇之后，我就变了主意，开始尝试别的选择，其中包括看守公厕……还有一段时间，我在火车站门前摆摊，修手表，打火机……我终于长大了，在写作部里工作：我舅舅也从碱场出来了，……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它到底是什么呢？"第三方面，王小波的"沉默地思索"导致了他对美感人生的追求，他的叙事也由此发生出诗意来。这在《青铜时代》里表现得极为明显，那也是他的"三部曲"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尽管王小波本人似乎最喜欢《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的主要部分是"万寿寺"。他是这样开头的："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这是一个失忆症患者在医院里的沉默的思索，从这里发生了类似梵高表现的疯人院似的美感。这种美感马上又出现在这个失忆症患者写过的手稿里："……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我依稀记得，自己写到过薛嵩，每次总是从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因为红土丘陵和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这种气氛让我入了迷。"王小波在这部小说里使用了现代手法，时空错乱和从几种不同假设开头的"并行叙事"，这使得他的叙事完全脱离了古典的"真实性"参照系。他的叙事成为心理事件，成为毕加索的"立体"变形，或者达利的"相对论"时空。

　　在以上这些分类和归纳中我故意不提王小波叙事后一个重要的，贯穿插始终的特征--性，对性的描写，也许是王小波叙事方式最广为人知从而也是最为人误解的特征。正是"性"特征使得王小波的幽默一眼看上去就不同于林语堂的幽默，虽然他们的，尤其是王小波的幽默同样能使人想起卓别林幽默里的那种笑过之后的悲苦和辛酸。在中国的小说家里，就我读过的作家而言，也许残雪的《五香街》具有类似的以性为中心的幽默，尽管《五香街》不是残雪作品的主流，关于中西文化在性方面的差异，残雪和王小波一样有尖锐的评论，用王小波那种直率语言来说就是"叫驴与骟马的区别"。用残雪式的语言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性文化"。王小波叙事中"性"的第一种意义就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反抗"。这也明确表述在他的杂文中，在"沉默的大多数"里他写道："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猜测，"性"之所以成为王小波叙事的一个特征，其理由有三：（1）性是对"主义"话语的最有力消解，（2）性在王小波人生体验中或许占据着重要位置，（3）性是个体生命力最本原的凸显，是人类（包括长期性迷失的中国人）的本原生存状态。关于性在王小波叙事中的意义，我就只想说这么多，更详细的解释我写在另一篇文章里了（参见我为《读书》写的文章，"性与美感人生"）。

　　我的评论几乎就要结束了，却没有直接地谈到王小波的私人生活。而我相信没有私人生活的参照，任何人的思与说都是不可理解的。这与"间接沟通"的道理一样。可惜，我并不认识王小波，尽管我在他辞世之后认识了他的妻子。我之有资格来评论他的作品，是因为我被这些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关于说和思，我只想再一次引述巴门尼德的残篇："思与说是同一回事"，以及："人应当同时说和思那存在着的存在。"对此，海德格尔写道："说出来的思只能抓住好些不思的人的头脑。"换句话说，海德格尔（在另一处）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只有两个同时思考着同一件本质的人，他们之间的言说才是有意义的。王小波的言说，至少这言说中包含的思的部分，只能被那些思考过同样的事情的人理解。